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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日军对重庆的无差别轰炸，作为日本侵华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已得到深入广泛研究。对于日军的空袭，西方各界亲历者在惊叹中国人民反轰炸斗争精神的同时，也以新闻报道、外交文书、私人通信、画报及影像等方式留下最直观的记忆，希冀以此为切入点，从第三方视角探索其记忆下的重庆大轰炸历史。
关键词：历史记忆 西方报道 重庆大轰炸
记忆滋养历史，历史反过来哺育记忆，本文通过西方各界亲历重庆大轰炸者的相关记述，从第三方角度考察战争与个人的关系，同时借助当时的新闻报道、外交文书、私人通信、画报、个人回忆录等相关史料，探索个人记忆与历史事件的内在联系，比较与体会大轰炸带给世人的影响与震撼，以此突出记忆在历史延续上的深刻性与独特性。
当时美国主流报刊《纽约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时代》周报、《洛杉矶时报》及被誉为“报纸中的报纸”的《泰晤士报》，都对重庆大轰炸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跟蹤报道。“五·三”、“五·四”轰炸后，《泰晤士报》连发数篇社论，以《日军轰炸重庆》、《重庆被炸》为主题对轰炸进行跟踪报道[1];《洛杉矶时报》也在重庆遭受大轰炸的几年中相继报道《日军轰炸中国战时首都》、《日军轰炸美国在中国的小型炮舰》、《在重庆有50余人死于空袭》、《重庆忍受长时间轰炸》[2]等报道。除以国家角度对大轰炸进行报道外，1940年11月12日一篇名为《和比尔·亨利一起看电影》的报道则从个人角度讲述比尔·亨利观看日军轰炸重庆电影后的震撼“许多电影试图让我看看一些我见过的东西，却从来没有一部讲述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躲避空袭的电影”。[3]
在1939年“五·三”、“五·四”轰炸后，《纽约时报》单5月有关重庆轰炸的报道就有10篇，并于5月5日以头条《大使馆在重庆的轰炸中被毁》报道有关“五·三”、“五·四”轰炸的后续消息;[4]同时在6日的《日军轰炸后，重庆与大火的搏斗》新闻中，继续追踪报道受灾后的种种惨象：“穿过城市中心的火蛇在相邻街区间蔓延，消防员、士兵和志愿者将大火扑灭后，大片田地间的火苗尚未熄灭。……100个妇孺在城墙避难时，全被烧死。”[5]
除西方主流媒体对大轰炸进行系列追踪报道外，当时旅渝飞行员、传教士、记者笔下记载颇多。一位在渝飞行员在日记中写道：“日方通常会在有利于起飞和投弹的天气进行远距离轰炸。秋冬季不太适合轰炸。我所目睹的轰炸，除了一次在黄昏之际，其余都在正午时分进行。”也有来自加拿大到重庆传教的传教士记录下日军空袭时建筑受损情况“飞机是从荣县方向飞过来的，飞到河边的时候，轰炸中国民房和建筑，摧毁了河畔刚才提到的山谷地和我们房产前后山坡上的很多房屋和建筑。”[6]，除修建的教堂、学校相继被毁外，传教士随时也面临生命危险“第二枚炸弹落在了我们邻居的院子里，掀翻了好大一片砖墙。这次爆炸近在咫尺，离我们的房子只有大约50码的样子，有19扇窗户的玻璃都被爆炸震碎了。”[7]
作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回忆“卖菜油的小贩照常出现了。‘你们今天要多少油？’……我们说一点也不要，他又挑上担子不声不响走开了，既无遗憾，也不惊奇。他大概每天早晨都要失掉一两个主顾的。”[8]对此驻华记者白修德、贾安娜也感同身受“重庆的伤疤仿佛是它荣誉的徽章。炸毁的商铺，烧平的广袤土地，新房子的竹和泥的龌龊，都是战争伤痕的记忆，而访问重庆的来宾，经常被带去看这些东西，作为它英勇的证据。”[9]
来自《伦敦新闻画报》的摄影师A.W法默的快门不仅记录下惨遭轰炸的残破景象，也把视野对准了地下防空洞，“当这条隧道不断延伸挖进时，全城都被彻夜不绝的隆隆爆炸声所惊醒，但是被打扰的人们心里还是有一丝安慰的，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安全即将有了保障。”[10]
同时英国的诗人奥登在中国旅行期间，亲眼目睹日军滥炸造成的惨状后，愤而回国写下《来自中国的十四行诗》，在第15首诗中把活生生的城市比喻为日本飞行员“需要展现技艺的靶子”，强烈谴责“飞行恰是其本应憎恶的思想的产物”，对遭遇滥炸的人民给予非凡的同情。
除上述在战时保留的最直接记忆外，战后亲历者的回忆或影像资料的发掘亦或采用口述史集体记忆等方式，不断深化对重庆大轰炸的记忆。
飞虎将军陈纳德多年后仍清晰记得“看着这些战斗机一架架被日本人击落，听着全城各处的高炮拼命怒吼，却对1.6万英尺高空的日本轰炸机无可奈何（这些高射炮射程只有1.5万英尺），我的胃剧烈地疼痛了起来。[11]时过境迁，对于当时实力悬殊的境遇亲历者仍不能释怀。
同时，由美籍华裔李灵爱资助，美记者雷伊·斯科特协助拍摄的唯一一部反映抗战大后方的纪录片《苦干——中国不可战胜的秘密》，在沉寂半个多世纪后，几经波折于2014年首次在国内公映。[12]片中日军空袭重庆，长江两岸浓烟滚滚、防空警报呼啸刺耳;房屋被撕成碎片或瞬间着火的黑白影像，直观再现日军空袭重庆的画面。
旅美历史学者李丹柯通过多年探访，记录下35位幸存在世的战时亲历女性，“日本人刚开始轰炸重庆时，除了丢炸弹，还丢传单。我记得有一次，我和我哥哥及一群小朋友看见日机丢的传单，白花花的纸满天飞。”[13]“儿子在我的怀里死去，他在轰炸警报中出生，又在另一个警报中死去。他对这个世界有限的三年记忆里，除了警报，就是奔向防空洞。”[14]不同的记忆，确是相同的苦难。
如果上述记忆只是停留在个人阶段，下述则上升到国家层面。
“燃烧弹引起重庆市大量木屋的熊熊火势，成千上万无辜男女老幼被大火烧死时，军队和军事设施却一点也没有伤毁。”[15]这是美驻华大使詹森呈递给美国国务卿的外交文书，詹森大使当年在大轰炸中的所见所闻，今日读来仍觉不寒而栗。随着战事的推进，西方把更多注意力转移到平民所受的遭遇上。“对这种残暴地轰炸平民的行为，即我们竭尽全力地谴责这种行为，不论是在何时何地发生。”[16]1940年6月5日，美驻日大使格鲁致日本外相有田的信件中提到：“美国政府不能接受整个重庆市是空袭的合法目标的说法。”[17]与此同时，西方各国也都通过外交渠道表达对日方轰炸行为的强烈谴责。 重庆大轰炸历时五年半之久，当时身处重庆的各界西方人士：新闻记者、外交家、传教士、军人等留下的“只言片语”，正在影响着重庆大轰炸的记忆书写。正如《拉贝日记》对南京大屠杀惨案研究有重要意义般，西方各界亲历者所留下的报道、书信或影像资料，不论出于何种目的，携带何种感情，毫无疑问，所留记忆皆影响我们对历史的分析与复原。
此外，我们应该看到，不同于中国受害方与日本加害方的彼此立场，西方各界以游离于两者之外，从第三方角度出发，较为公正客观地记录着70多年前所发生的骇人听闻或认知冲击，便是其研究意义的重点所在。不仅如此，有关西方媒体对大轰炸的连续追踪报道，英国诗人的十四行诗及《苦干》在美国上流社会所引起的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全新认识及揭露日军在渝各地实施无差别轰炸的暴行，都对日后与西方结盟，共同抗日等合作做了一系列舆论准备，便是此研究意义的必要所在。
同时，相较于大阪、东京大轰炸有纪念日及陈列馆不同，重庆大轰炸很长一段时间内，却鲜有人了解，长久以来湮没在记忆中。[18]与南京大屠杀研究境遇类似，就当时大环境下，中国战时历史整体从人民的记忆中淡出。简而言之，这段历史早在冷战初期就被抹杀，最近才浮出水面。[19]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家外交与战略关系，也是重庆大轰炸研究沉寂的主因。正如前田哲男先生分析般：其他战争遗留问题与重庆轰炸相较，重庆市民承受伤害的时间更长、程度更残酷，真实情况却甚少人知。时代的更替导致我们对差异、多样化、其他社会更为敏感，因此走出西方、放眼世界也就显得更加重要。[20]
痕迹是过去留下的任何事物，但并不是为了向我们揭示过去而留，仅仅是作为正常生活的一部分自然而然地出现的。21无论是西方报纸、回忆录、往来书信或学术著作、诗歌散文、影像资料等以何种方式为载体，不论是个人记忆亦或集体记忆呈现，都从另一角度为我们理解与认清重庆大轰炸提供了有效渠道与独特角度，明晰其研究的重要性及必要性所在;同时，记忆并作为历史的一部分，正在不断丰富和深化其自身人为记忆的功能，阐明其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张帆.东京审判 请听重庆发言[J].中华读书报，2007，12：1-2.
[2]潘洵.深化侵华日军无差别轰炸研究的方法论思考[J].抗日战争研究，2016，2：35-37.
[3]潘洵.抗争中的嬗变：重庆大轰炸的国际影响[J].史学集刊，2012，3：51-57.
[4]张瑾.探寻海外档案中的战时重庆图像——以哈佛大学白修德档案为例[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52—60.
[5]古琳晖.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中的无差别轰炸及其罪行之探究[J].南京社会科学，2015，10：151-156.
[6][美]王书君.太平洋大战 激流[M].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419-423.
[7][美]陈纳德.我在中国那些年：陈纳德回忆录[M].李平，译.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3.
[8]段月萍.《拉贝日记》的史料价值及历史局限性[J].文史精华，1998，3：35—38.
注 释
[1]“Japanese Bombing Of Chungking，”The Times（London， England）， May 13， 1939; “ BOMBING OF CHUNGKING”， The Times（London， England）， May 16， 1939.
[2]“Bombs Rained on China Capital，” Los Angeles Times， May 5， 1939;”Japan Bombs Narrowly Miss AmericanGunboat in China，” Los Angeles Times， Jun 17， 1940; ”Air Raid Kills 50 in Chinese Capital，” Los Angeles Times， Aug 12， 1940;”Chungking Gets Lengthy Attack，” Los Angeles Times， Aug 12， 1941.
[3]“BY THE WAY With BILL HENRY，” Los Angeles Times， Nov 12， 1940.
[4]“EMBASSIES RUINED IN CHUNGKING RAID，” New York Times， May 5， 1939.
[5]“Chungking Is Fighting Vast Fire， Started by the Japanese Bombings，” New York Times， May 6， 1939.
[6]信件來源：United Church of Canada Archives， United Church of Canada Board of Overseas Mission Fonds， Records Relating to China ， Records Relating to West China，Fonds502/4/1，1983.047C-box7-file157，Gerald S.Bell to Jesse H.Arnup，23 Oct.1939.
[7]信件来源：United Church of Canada Archives， United Church of Canada Board of Overseas Mission Fonds， Records Relating to China ， Records Relating to West China， Fonds 502/4/1，1983.047C-box8-file192，Edward B.Copland to Jesse H.Arnup，6 Oct.1941以上全部节选自《四川1937-1945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抗日战争》，成都：天地出版社，2016.01，所摘的华西文献，现均存于加拿大联合教会档案馆. [8]（美）埃德加·斯诺：《为亚洲而战》，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122页.
[9]（美）白修德·贾安娜：《中国暴风雨》，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76年，第11页.
[10]（英）A.W法默：《5月3—4日对于中国战时首都的可怕轰炸：扔在重庆的烈性炸弹和燃烧弹——对于日本轰炸的目击报道》，沈宏编译：《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民国1926-1949》，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6年，第922-923页.
[11]（美）陈纳德：《战士之路》，曹磊译，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91页.
[12]周勇、刘婧雨：《从影像史学视角考察美国电影纪录片《苦干》》，《西南大學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147-156+192页.
[13]李丹柯：《女性，战争与回忆：35位重庆妇女的抗战讲述》，重庆：重庆出版社，2015年，第74页.
[14]李丹柯：《女性，战争与回忆：35位重庆妇女的抗战讲述》，重庆：重庆出版社，2015年，第99页
[15]《美驻华大使（詹森）呈国务卿》，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日本，1931—1941年（选译）》，张玮瑛，张友云，杜继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87页.
[16]《美国国务院发布的新闻简报》，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日本，1931—1941年（选译）》，张玮瑛，张友云，杜继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01页.
[17]《美驻日大使（格鲁）致日本外相（有田）》，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日本，1931—1941年（选译）》，张玮瑛，张友云，杜继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04页.
[18]潘洵：《视野·理念·史料：关于深化重庆大轰炸研究的思考》，《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4）：167-172+18.
[19]（英）拉纳·米特：《中国，被遗忘的盟友 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蒋永强，陈逾前，陈心心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5年，第17页.
[20]（法）雅克·勒高夫：《历史与记忆》，方仁杰，倪复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页.
[21]（美）阿兰·美吉尔，赵晗：《记忆与历史》，《学术研究》，2005年第8期.
（作者介绍：谢若兰，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国史）
关键词：历史记忆 西方报道 重庆大轰炸
记忆滋养历史，历史反过来哺育记忆，本文通过西方各界亲历重庆大轰炸者的相关记述，从第三方角度考察战争与个人的关系，同时借助当时的新闻报道、外交文书、私人通信、画报、个人回忆录等相关史料，探索个人记忆与历史事件的内在联系，比较与体会大轰炸带给世人的影响与震撼，以此突出记忆在历史延续上的深刻性与独特性。
当时美国主流报刊《纽约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时代》周报、《洛杉矶时报》及被誉为“报纸中的报纸”的《泰晤士报》，都对重庆大轰炸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跟蹤报道。“五·三”、“五·四”轰炸后，《泰晤士报》连发数篇社论，以《日军轰炸重庆》、《重庆被炸》为主题对轰炸进行跟踪报道[1];《洛杉矶时报》也在重庆遭受大轰炸的几年中相继报道《日军轰炸中国战时首都》、《日军轰炸美国在中国的小型炮舰》、《在重庆有50余人死于空袭》、《重庆忍受长时间轰炸》[2]等报道。除以国家角度对大轰炸进行报道外，1940年11月12日一篇名为《和比尔·亨利一起看电影》的报道则从个人角度讲述比尔·亨利观看日军轰炸重庆电影后的震撼“许多电影试图让我看看一些我见过的东西，却从来没有一部讲述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躲避空袭的电影”。[3]
在1939年“五·三”、“五·四”轰炸后，《纽约时报》单5月有关重庆轰炸的报道就有10篇，并于5月5日以头条《大使馆在重庆的轰炸中被毁》报道有关“五·三”、“五·四”轰炸的后续消息;[4]同时在6日的《日军轰炸后，重庆与大火的搏斗》新闻中，继续追踪报道受灾后的种种惨象：“穿过城市中心的火蛇在相邻街区间蔓延，消防员、士兵和志愿者将大火扑灭后，大片田地间的火苗尚未熄灭。……100个妇孺在城墙避难时，全被烧死。”[5]
除西方主流媒体对大轰炸进行系列追踪报道外，当时旅渝飞行员、传教士、记者笔下记载颇多。一位在渝飞行员在日记中写道：“日方通常会在有利于起飞和投弹的天气进行远距离轰炸。秋冬季不太适合轰炸。我所目睹的轰炸，除了一次在黄昏之际，其余都在正午时分进行。”也有来自加拿大到重庆传教的传教士记录下日军空袭时建筑受损情况“飞机是从荣县方向飞过来的，飞到河边的时候，轰炸中国民房和建筑，摧毁了河畔刚才提到的山谷地和我们房产前后山坡上的很多房屋和建筑。”[6]，除修建的教堂、学校相继被毁外，传教士随时也面临生命危险“第二枚炸弹落在了我们邻居的院子里，掀翻了好大一片砖墙。这次爆炸近在咫尺，离我们的房子只有大约50码的样子，有19扇窗户的玻璃都被爆炸震碎了。”[7]
作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回忆“卖菜油的小贩照常出现了。‘你们今天要多少油？’……我们说一点也不要，他又挑上担子不声不响走开了，既无遗憾，也不惊奇。他大概每天早晨都要失掉一两个主顾的。”[8]对此驻华记者白修德、贾安娜也感同身受“重庆的伤疤仿佛是它荣誉的徽章。炸毁的商铺，烧平的广袤土地，新房子的竹和泥的龌龊，都是战争伤痕的记忆，而访问重庆的来宾，经常被带去看这些东西，作为它英勇的证据。”[9]
来自《伦敦新闻画报》的摄影师A.W法默的快门不仅记录下惨遭轰炸的残破景象，也把视野对准了地下防空洞，“当这条隧道不断延伸挖进时，全城都被彻夜不绝的隆隆爆炸声所惊醒，但是被打扰的人们心里还是有一丝安慰的，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安全即将有了保障。”[10]
同时英国的诗人奥登在中国旅行期间，亲眼目睹日军滥炸造成的惨状后，愤而回国写下《来自中国的十四行诗》，在第15首诗中把活生生的城市比喻为日本飞行员“需要展现技艺的靶子”，强烈谴责“飞行恰是其本应憎恶的思想的产物”，对遭遇滥炸的人民给予非凡的同情。
除上述在战时保留的最直接记忆外，战后亲历者的回忆或影像资料的发掘亦或采用口述史集体记忆等方式，不断深化对重庆大轰炸的记忆。
飞虎将军陈纳德多年后仍清晰记得“看着这些战斗机一架架被日本人击落，听着全城各处的高炮拼命怒吼，却对1.6万英尺高空的日本轰炸机无可奈何（这些高射炮射程只有1.5万英尺），我的胃剧烈地疼痛了起来。[11]时过境迁，对于当时实力悬殊的境遇亲历者仍不能释怀。
同时，由美籍华裔李灵爱资助，美记者雷伊·斯科特协助拍摄的唯一一部反映抗战大后方的纪录片《苦干——中国不可战胜的秘密》，在沉寂半个多世纪后，几经波折于2014年首次在国内公映。[12]片中日军空袭重庆，长江两岸浓烟滚滚、防空警报呼啸刺耳;房屋被撕成碎片或瞬间着火的黑白影像，直观再现日军空袭重庆的画面。
旅美历史学者李丹柯通过多年探访，记录下35位幸存在世的战时亲历女性，“日本人刚开始轰炸重庆时，除了丢炸弹，还丢传单。我记得有一次，我和我哥哥及一群小朋友看见日机丢的传单，白花花的纸满天飞。”[13]“儿子在我的怀里死去，他在轰炸警报中出生，又在另一个警报中死去。他对这个世界有限的三年记忆里，除了警报，就是奔向防空洞。”[14]不同的记忆，确是相同的苦难。
如果上述记忆只是停留在个人阶段，下述则上升到国家层面。
“燃烧弹引起重庆市大量木屋的熊熊火势，成千上万无辜男女老幼被大火烧死时，军队和军事设施却一点也没有伤毁。”[15]这是美驻华大使詹森呈递给美国国务卿的外交文书，詹森大使当年在大轰炸中的所见所闻，今日读来仍觉不寒而栗。随着战事的推进，西方把更多注意力转移到平民所受的遭遇上。“对这种残暴地轰炸平民的行为，即我们竭尽全力地谴责这种行为，不论是在何时何地发生。”[16]1940年6月5日，美驻日大使格鲁致日本外相有田的信件中提到：“美国政府不能接受整个重庆市是空袭的合法目标的说法。”[17]与此同时，西方各国也都通过外交渠道表达对日方轰炸行为的强烈谴责。 重庆大轰炸历时五年半之久，当时身处重庆的各界西方人士：新闻记者、外交家、传教士、军人等留下的“只言片语”，正在影响着重庆大轰炸的记忆书写。正如《拉贝日记》对南京大屠杀惨案研究有重要意义般，西方各界亲历者所留下的报道、书信或影像资料，不论出于何种目的，携带何种感情，毫无疑问，所留记忆皆影响我们对历史的分析与复原。
此外，我们应该看到，不同于中国受害方与日本加害方的彼此立场，西方各界以游离于两者之外，从第三方角度出发，较为公正客观地记录着70多年前所发生的骇人听闻或认知冲击，便是其研究意义的重点所在。不仅如此，有关西方媒体对大轰炸的连续追踪报道，英国诗人的十四行诗及《苦干》在美国上流社会所引起的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全新认识及揭露日军在渝各地实施无差别轰炸的暴行，都对日后与西方结盟，共同抗日等合作做了一系列舆论准备，便是此研究意义的必要所在。
同时，相较于大阪、东京大轰炸有纪念日及陈列馆不同，重庆大轰炸很长一段时间内，却鲜有人了解，长久以来湮没在记忆中。[18]与南京大屠杀研究境遇类似，就当时大环境下，中国战时历史整体从人民的记忆中淡出。简而言之，这段历史早在冷战初期就被抹杀，最近才浮出水面。[19]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家外交与战略关系，也是重庆大轰炸研究沉寂的主因。正如前田哲男先生分析般：其他战争遗留问题与重庆轰炸相较，重庆市民承受伤害的时间更长、程度更残酷，真实情况却甚少人知。时代的更替导致我们对差异、多样化、其他社会更为敏感，因此走出西方、放眼世界也就显得更加重要。[20]
痕迹是过去留下的任何事物，但并不是为了向我们揭示过去而留，仅仅是作为正常生活的一部分自然而然地出现的。21无论是西方报纸、回忆录、往来书信或学术著作、诗歌散文、影像资料等以何种方式为载体，不论是个人记忆亦或集体记忆呈现，都从另一角度为我们理解与认清重庆大轰炸提供了有效渠道与独特角度，明晰其研究的重要性及必要性所在;同时，记忆并作为历史的一部分，正在不断丰富和深化其自身人为记忆的功能，阐明其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张帆.东京审判 请听重庆发言[J].中华读书报，2007，12：1-2.
[2]潘洵.深化侵华日军无差别轰炸研究的方法论思考[J].抗日战争研究，2016，2：35-37.
[3]潘洵.抗争中的嬗变：重庆大轰炸的国际影响[J].史学集刊，2012，3：51-57.
[4]张瑾.探寻海外档案中的战时重庆图像——以哈佛大学白修德档案为例[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52—60.
[5]古琳晖.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中的无差别轰炸及其罪行之探究[J].南京社会科学，2015，10：151-156.
[6][美]王书君.太平洋大战 激流[M].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419-423.
[7][美]陈纳德.我在中国那些年：陈纳德回忆录[M].李平，译.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3.
[8]段月萍.《拉贝日记》的史料价值及历史局限性[J].文史精华，1998，3：35—38.
注 释
[1]“Japanese Bombing Of Chungking，”The Times（London， England）， May 13， 1939; “ BOMBING OF CHUNGKING”， The Times（London， England）， May 16， 1939.
[2]“Bombs Rained on China Capital，” Los Angeles Times， May 5， 1939;”Japan Bombs Narrowly Miss AmericanGunboat in China，” Los Angeles Times， Jun 17， 1940; ”Air Raid Kills 50 in Chinese Capital，” Los Angeles Times， Aug 12， 1940;”Chungking Gets Lengthy Attack，” Los Angeles Times， Aug 12， 1941.
[3]“BY THE WAY With BILL HENRY，” Los Angeles Times， Nov 12， 1940.
[4]“EMBASSIES RUINED IN CHUNGKING RAID，” New York Times， May 5， 1939.
[5]“Chungking Is Fighting Vast Fire， Started by the Japanese Bombings，” New York Times， May 6， 1939.
[6]信件來源：United Church of Canada Archives， United Church of Canada Board of Overseas Mission Fonds， Records Relating to China ， Records Relating to West China，Fonds502/4/1，1983.047C-box7-file157，Gerald S.Bell to Jesse H.Arnup，23 Oct.1939.
[7]信件来源：United Church of Canada Archives， United Church of Canada Board of Overseas Mission Fonds， Records Relating to China ， Records Relating to West China， Fonds 502/4/1，1983.047C-box8-file192，Edward B.Copland to Jesse H.Arnup，6 Oct.1941以上全部节选自《四川1937-1945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抗日战争》，成都：天地出版社，2016.01，所摘的华西文献，现均存于加拿大联合教会档案馆. [8]（美）埃德加·斯诺：《为亚洲而战》，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122页.
[9]（美）白修德·贾安娜：《中国暴风雨》，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76年，第11页.
[10]（英）A.W法默：《5月3—4日对于中国战时首都的可怕轰炸：扔在重庆的烈性炸弹和燃烧弹——对于日本轰炸的目击报道》，沈宏编译：《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民国1926-1949》，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6年，第922-923页.
[11]（美）陈纳德：《战士之路》，曹磊译，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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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李丹柯：《女性，战争与回忆：35位重庆妇女的抗战讲述》，重庆：重庆出版社，2015年，第74页.
[14]李丹柯：《女性，战争与回忆：35位重庆妇女的抗战讲述》，重庆：重庆出版社，2015年，第99页
[15]《美驻华大使（詹森）呈国务卿》，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日本，1931—1941年（选译）》，张玮瑛，张友云，杜继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87页.
[16]《美国国务院发布的新闻简报》，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日本，1931—1941年（选译）》，张玮瑛，张友云，杜继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01页.
[17]《美驻日大使（格鲁）致日本外相（有田）》，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日本，1931—1941年（选译）》，张玮瑛，张友云，杜继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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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法）雅克·勒高夫：《历史与记忆》，方仁杰，倪复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页.
[21]（美）阿兰·美吉尔，赵晗：《记忆与历史》，《学术研究》，2005年第8期.
（作者介绍：谢若兰，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