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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的于莺叛逆成性，像个假小子。上课爱说话，下雨不打伞，妈妈是三天一小打，五天一大打。有一次，妈妈抄起塑料鞋抽她。小于莺盯着胳膊上的印子，念道“这次是37码的。”妈妈觉得又好气，又好笑。
高二时，妈妈患乳腺癌在长海医院顺利做完手术。“当时，我拎着保温桶走在医院宽敞明亮的过道里，一种敬畏之情油然而生，连脚步都放慢下来。遇到大夫走过，我恨不得贴着墙壁，尽量让出更多空间，眼神里满是敬仰啊！”
1993年，于莺高考，妈妈让她报考上海财经大学，她觉得“没有比医生更神圣的职业”，报考了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前身）。8年本硕博连读后，进入协和医院工作。工作了12年，因为喜欢临床，不喜欢搞科研，于莺的职称止步于“主治医师”。
去年6月6日，她在微博上宣布“裸辞”，原因是“不愿和科研考核大夫的评判体系玩了，我玩不过。”办离职手续时，面对需要盖20个章的离院通知单，她发微博调侃道，“有木有人跑断了腿都盖不全，然后大喝一声，老娘不辞了！”
今天，40岁的于莺以合伙人的身份出任美中宜和妇儿医院门诊中心CEO。
“终于拿到《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啦，我现在见到谁都想抱着亲一口。”7月14日下午，于莺编完这段文字后，感觉难以概括兴奋之情，又在后面加了20多个大笑的表情，在微博上发了出去。她期待早日把其他所有证拿到，门诊中心争取在今年年底前顺利开业。
“被自愿”搞科研
“会场氛围融洽和谐，互帮互助，你推我让，谦虚客气，尊老爱幼，个别谁都不待见的题目直接给了今天没来开会的同志。坐我边上的帅哥说：真像分赃！我笑了笑：还有栽赃呢，原则是一个都不能少。”
2011年12月3日，在协和医院的一次科研会上，科研负责人提出几十个项目课题计划，大家逐一认领。“急诊室女超人”于莺边开会边发微博。
于莺至今感到很费解：“搞科研怎么还带有强制性？不感兴趣的课题硬要去搞，意义何在？”
直到离开协和，当了6年主治医生的于莺仍没评上副教授。原因只是：没有SCI论文（即论文要刊登在被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索引收录的期刊上）。
“科研应该是评价医生是否合格的标准之一，而不能成为唯一标准。我们的体制是否应把不喜欢搞科研的临床医生一棍子打死？这值得反思。现在有一个怪现象，论文大量生产，但是被引用率很低，能够真正指导临床的研究也偏少。而医生科研服务于临床才有意义。”
“有的时候还出现这种现象，就是医院给医生5万元，去写一篇SCI文章，但是这文章除了帮助作者晋升职称外，没啥用处。”于莺说，“可能自律性好的医院对科研文章的真实性等把关较严，但是一些小型医院为保住医院的等级，不得不去做很多SCI。”
“再说，你让一个临床医生拿出很多精力搞论文，有时难免会有造假的成分。我对论文不感兴趣，也不愿意随便写点没意义的文章凑数。”
在公立医院，医院的等级、医生的职称等都与科研挂钩，只有搞科研才能被学术界认可，才能不断晋升。而公立医院又跟医学会、专业学会等有千丝万缕的关联。
“所以也就有了幕后交易和造假的可能性。”于莺叹道，“我觉得在科研方面有所建树，爬得快正常。但问题是现在只有这一条道。对医院和医生来说很无奈，即便造假也是被体制逼的。”
于莺认为，通过评判的方法来界定医生的层次是无可厚非的。“但这些考核方法中，唯一可量化，也最直观的就是论文的数量和分数。你说医疗水平怎么去量化？如果很多患者说你水平高，但医生觉得你水平挺差的，怎么办？在公立医院，就是靠更直观的、一目了然的论文数量和分数论英雄，你也没辙。你只能被动接受。”
于莺说：“并不是每个人内心都那么强大，在体制内，却不在乎职称评定。敢说，老子就是不写论文，不晋升了，你能怎么着吧？”
“哪儿算是揭黑啊”
“恭喜你啊，开微博1个多月，粉丝就到了23万了。”2011年12月5日，于莺接到一个朋友电话。
“这东西（粉丝）有什么用？能让你不考虑体制，无需写论文就当副教授？还是能一会儿买彩票中奖？还是能说明你每天都有16个粉丝来给你送餐，每餐都是鲍鱼燕窝？”挂掉电话，于莺抓起听诊器，哼着小曲儿，径直向病房走去。
今天，“女超人”的粉丝已达276万。
起初，她写写微博、曝点小料，更多的是出于对互联网新鲜事物的好奇，图好玩，赶时髦而已。因此成名，完全出乎她的意料。
微博是她的虚拟家园，也成了外界更好地了解医疗行业“黑幕”的窗口。
她披露过北京市“120”转运急救病人，连遭大医院急诊科无床困局。她还转发外地同行微信，揭露医保定额黑幕。“医院规定，医保病人定额10500元诊治，有本事不用完，余下的归医院，再奖励到科室，否则照扣。”
有媒体曾推测，“她的辞职与微博揭黑有关。” 但于莺告诉《中国周刊》记者，“这哪儿算是揭黑啊？在这个行业，大家都心知肚明，只是我心直口快，说出来了而已。”
一开始于莺也不知道有很多医生拿回扣，她一直觉得“那是少数害群之马干的事”，后来知道这并非个案后，又觉得，“这怪不得医生，是体制的原因。医生收入太差了，远没有老百姓想象的多。”
协和医院医生的收入水平在医疗圈里是非常不错的。辞职之前，平均下来，于莺一个月整体收入可达2万多。“协和绩效做得比较好，医护发的工资也多。这也是让协和能一直保持一个比较纯粹的医疗环境的一个基础。”
于莺原以为同行们的收入应差不多，但后来，她了解到，“北京别的三甲医院的医生，一般收入也就是五六千元”。
“那么辛苦，收入又不高，如果有机会却不去拿红包啊、回扣啊，那不就是傻子了吗？”于莺说，“更何况法不责众。在心理不平衡的情况下，虽然知道这是违法的，但是大家都这么干，也就习惯了。” 于莺曾在微信群里，看到一些体制内的医生，说体制是好的，不能离开体制。因为在体制内，可以寻求一些能公开且合法的挣钱途径。“我觉得这意思就是，身处体制内，又想在外面捞钱。但我觉得只要不违法，也是可以的。这也算是体制给他最大程度的自由了。”
“我认为体制始终是一个非常好的保护伞，体制内的医生，个别既得利益者心知肚明，大部分医生并不知道。但是从体制内跳出来的医生，一个比一个清楚。如今，教育行业在呼唤去行政化，我觉得医疗行业唯一的出路也是去行政化。”
“外来经验” 难移植
辞职后的于莺，在最初的3个多月里，在北京、上海等地走访，考察了不少民营医院。期间，有很多医疗机构向她抛来橄榄枝，但她觉得还是没找到自己想做的，都一一婉拒了。
去年9月底，于莺到了台湾，在一家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学习、考察。这次为期3个月的台湾行对她触动很大，“感觉热血澎湃”。
于莺看到好多台湾的家庭医生、全科医生在家门口，甚至在自家房子里开了诊所，“楼上是住房，楼下是门诊”。
台湾完善的健保制度、医生的人文关怀和高收入都给于莺留下了深刻印象。“台湾有2000多万人口，医疗补贴政府占了很大比重，个人几乎不用花钱。比如挂号费150台币，自己花50台币，其他医药属于适应症的就不用钱了。有了这个很好的健保制度以后，老百姓稍微有点不舒服，就会去找他的家庭医生。”
有一天，于莺来到一个很破旧的家庭诊所，里面只有一个医生。一个上午，这个医生看了30个病人。“每个病人所花的时间也长不到哪里去，都是他熟悉的邻居，进来以后大夫就直接叫他的名字，说‘哎呀，你的颈椎病又犯了吧。我给你说，不要老是坐在那里，要起来走一走。’患者说，‘是，大夫，你每次都说得很对，可是我就是要坐在那里看书什么什么的。’这种亲人般的沟通氛围让人觉得特别好。”
于莺觉得这种信任的建立是持久的。“这个医生可能会看着一个孩子长大成人，在这样的关系里，医患矛盾是不多的。”
于莺也了解到，在美国，更多人也选择离家近的诊所治疗。“一方面是因为医疗保险，另一方面是美国医生的业务水平均经过标准化打磨，相差不多。”
但是，现在这种个人办诊所的模式在中国内地几乎不可能实现。“一个是政府职能部门没有那么高的管理能力去管理那些个人诊所。二是，存在投资问题。投资小，全科医疗诊所就很难建立起来。再就是，医生管理能力也欠缺。”
“科研方面，在欧美等国，基本都是两条腿走路。你对科研论文感兴趣，可以走副教授、教授这个学术体系。如果想在临床工作，走到主治医师就到头了。即便是副教授、教授在临床工作，他充其量也是个主治医生的岗位。”
外部经验这么多，为什么我们现在却没借鉴呢？《中国周刊》记者问道。“中间这么多寻租空间，你想引进就能引进吗？”于莺回答得倒也干脆。
“高级打杂员”
于莺曾接受过一家电台的采访。
“你最喜欢做什么？”主持人问她。
“我最喜欢的还是当医生。”于莺说。
“那当医生为什么还要从体制里辞职呢？”主持人反问。
“到了我这个年龄后，就觉得在体制里面当医生，已经让我觉得很压抑了。再不跳出来，就来不及了。”于莺说。
跳出体制后，让于莺感触最多的是，“以前在急诊科时，总是抱怨特别忙，特别累，从体制里出来后发现，在外面创业更忙更累。”
“医生辛苦，从医院出来的医生想在医疗界创业更辛苦。当然，自己选的路，没什么抱怨的。”
现在，于莺正在一步步打造她想要的医院的样子。她希望凭借美中宜和的平台，筹建一个提供全科服务的综合门诊中心。
这个门诊中心设在北京亚运村附近，使用面积1600平方米，计划科室七八个，全职医护人员12个，医护比例是1：2（每个医生配2个护士），另外还有一部分后勤服务人员等。
“我们刚拿到《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这只是说可以去做环评了。今后，还有医疗机构登记、工商登记、卫生部门的审查、人员招聘与培训等一大堆事儿。我们希望年底前可以营业，不过还不好说。现在工作量太大了。”
“医生本来是专业人才，但办诊所就不一样了，对个人综合能力考验很大。需要跟不同的部门、不同的人打交道。需要知道运营后，科室特色什么样，盈利模式是什么、定价是多少、成本是多少、耗材怎么进、库存怎么管理、人员怎么去招聘与培训、员工的发展前景是什么等等。因此，我这个所谓的CEO其实就是一个高级门诊中心的打杂员。”
于莺说，从医这么多年，自己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可以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人与人的沟通交流真的很重要。”
“医生并不比患者的情商高多少。患者在网络上抱怨医生不好、医疗不好，医生也同样会在网络上抱怨患者不好、医疗不好。真正聪明的医生，沟通能力会很强，他的医疗矛盾纠纷就会非常少。”
曾有媒体做过民意调查，得出一个很奇怪的结论：同一个医生被打两次的概率是很高的。“这说明这个医生的情商和沟通能力有问题。比如他可能第一次说了‘没钱，你来看什么病呀’等伤害患者的话，挨揍了。没多久，好了伤疤忘了疼了，又说了，又挨揍了。”于莺说。
“患者是易焦虑、易发脾气的群体，所以医生要多帮他们解决问题。假设你看到他去泡面，你主动告诉他开水房在哪儿。一件小事儿，就能让他觉得特开心，觉得挺照顾他。”
“我也希望每一个医生，哪怕他离开体制，离开公立医院，也要经过深思熟虑，对自己的前途要有一定打算。不是说，感觉这个体制不好，我就拍拍屁股走人，这样是很冒险的。”于莺说。
高二时，妈妈患乳腺癌在长海医院顺利做完手术。“当时，我拎着保温桶走在医院宽敞明亮的过道里，一种敬畏之情油然而生，连脚步都放慢下来。遇到大夫走过，我恨不得贴着墙壁，尽量让出更多空间，眼神里满是敬仰啊！”
1993年，于莺高考，妈妈让她报考上海财经大学，她觉得“没有比医生更神圣的职业”，报考了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前身）。8年本硕博连读后，进入协和医院工作。工作了12年，因为喜欢临床，不喜欢搞科研，于莺的职称止步于“主治医师”。
去年6月6日，她在微博上宣布“裸辞”，原因是“不愿和科研考核大夫的评判体系玩了，我玩不过。”办离职手续时，面对需要盖20个章的离院通知单，她发微博调侃道，“有木有人跑断了腿都盖不全，然后大喝一声，老娘不辞了！”
今天，40岁的于莺以合伙人的身份出任美中宜和妇儿医院门诊中心CEO。
“终于拿到《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啦，我现在见到谁都想抱着亲一口。”7月14日下午，于莺编完这段文字后，感觉难以概括兴奋之情，又在后面加了20多个大笑的表情，在微博上发了出去。她期待早日把其他所有证拿到，门诊中心争取在今年年底前顺利开业。
“被自愿”搞科研
“会场氛围融洽和谐，互帮互助，你推我让，谦虚客气，尊老爱幼，个别谁都不待见的题目直接给了今天没来开会的同志。坐我边上的帅哥说：真像分赃！我笑了笑：还有栽赃呢，原则是一个都不能少。”
2011年12月3日，在协和医院的一次科研会上，科研负责人提出几十个项目课题计划，大家逐一认领。“急诊室女超人”于莺边开会边发微博。
于莺至今感到很费解：“搞科研怎么还带有强制性？不感兴趣的课题硬要去搞，意义何在？”
直到离开协和，当了6年主治医生的于莺仍没评上副教授。原因只是：没有SCI论文（即论文要刊登在被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索引收录的期刊上）。
“科研应该是评价医生是否合格的标准之一，而不能成为唯一标准。我们的体制是否应把不喜欢搞科研的临床医生一棍子打死？这值得反思。现在有一个怪现象，论文大量生产，但是被引用率很低，能够真正指导临床的研究也偏少。而医生科研服务于临床才有意义。”
“有的时候还出现这种现象，就是医院给医生5万元，去写一篇SCI文章，但是这文章除了帮助作者晋升职称外，没啥用处。”于莺说，“可能自律性好的医院对科研文章的真实性等把关较严，但是一些小型医院为保住医院的等级，不得不去做很多SCI。”
“再说，你让一个临床医生拿出很多精力搞论文，有时难免会有造假的成分。我对论文不感兴趣，也不愿意随便写点没意义的文章凑数。”
在公立医院，医院的等级、医生的职称等都与科研挂钩，只有搞科研才能被学术界认可，才能不断晋升。而公立医院又跟医学会、专业学会等有千丝万缕的关联。
“所以也就有了幕后交易和造假的可能性。”于莺叹道，“我觉得在科研方面有所建树，爬得快正常。但问题是现在只有这一条道。对医院和医生来说很无奈，即便造假也是被体制逼的。”
于莺认为，通过评判的方法来界定医生的层次是无可厚非的。“但这些考核方法中，唯一可量化，也最直观的就是论文的数量和分数。你说医疗水平怎么去量化？如果很多患者说你水平高，但医生觉得你水平挺差的，怎么办？在公立医院，就是靠更直观的、一目了然的论文数量和分数论英雄，你也没辙。你只能被动接受。”
于莺说：“并不是每个人内心都那么强大，在体制内，却不在乎职称评定。敢说，老子就是不写论文，不晋升了，你能怎么着吧？”
“哪儿算是揭黑啊”
“恭喜你啊，开微博1个多月，粉丝就到了23万了。”2011年12月5日，于莺接到一个朋友电话。
“这东西（粉丝）有什么用？能让你不考虑体制，无需写论文就当副教授？还是能一会儿买彩票中奖？还是能说明你每天都有16个粉丝来给你送餐，每餐都是鲍鱼燕窝？”挂掉电话，于莺抓起听诊器，哼着小曲儿，径直向病房走去。
今天，“女超人”的粉丝已达276万。
起初，她写写微博、曝点小料，更多的是出于对互联网新鲜事物的好奇，图好玩，赶时髦而已。因此成名，完全出乎她的意料。
微博是她的虚拟家园，也成了外界更好地了解医疗行业“黑幕”的窗口。
她披露过北京市“120”转运急救病人，连遭大医院急诊科无床困局。她还转发外地同行微信，揭露医保定额黑幕。“医院规定，医保病人定额10500元诊治，有本事不用完，余下的归医院，再奖励到科室，否则照扣。”
有媒体曾推测，“她的辞职与微博揭黑有关。” 但于莺告诉《中国周刊》记者，“这哪儿算是揭黑啊？在这个行业，大家都心知肚明，只是我心直口快，说出来了而已。”
一开始于莺也不知道有很多医生拿回扣，她一直觉得“那是少数害群之马干的事”，后来知道这并非个案后，又觉得，“这怪不得医生，是体制的原因。医生收入太差了，远没有老百姓想象的多。”
协和医院医生的收入水平在医疗圈里是非常不错的。辞职之前，平均下来，于莺一个月整体收入可达2万多。“协和绩效做得比较好，医护发的工资也多。这也是让协和能一直保持一个比较纯粹的医疗环境的一个基础。”
于莺原以为同行们的收入应差不多，但后来，她了解到，“北京别的三甲医院的医生，一般收入也就是五六千元”。
“那么辛苦，收入又不高，如果有机会却不去拿红包啊、回扣啊，那不就是傻子了吗？”于莺说，“更何况法不责众。在心理不平衡的情况下，虽然知道这是违法的，但是大家都这么干，也就习惯了。” 于莺曾在微信群里，看到一些体制内的医生，说体制是好的，不能离开体制。因为在体制内，可以寻求一些能公开且合法的挣钱途径。“我觉得这意思就是，身处体制内，又想在外面捞钱。但我觉得只要不违法，也是可以的。这也算是体制给他最大程度的自由了。”
“我认为体制始终是一个非常好的保护伞，体制内的医生，个别既得利益者心知肚明，大部分医生并不知道。但是从体制内跳出来的医生，一个比一个清楚。如今，教育行业在呼唤去行政化，我觉得医疗行业唯一的出路也是去行政化。”
“外来经验” 难移植
辞职后的于莺，在最初的3个多月里，在北京、上海等地走访，考察了不少民营医院。期间，有很多医疗机构向她抛来橄榄枝，但她觉得还是没找到自己想做的，都一一婉拒了。
去年9月底，于莺到了台湾，在一家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学习、考察。这次为期3个月的台湾行对她触动很大，“感觉热血澎湃”。
于莺看到好多台湾的家庭医生、全科医生在家门口，甚至在自家房子里开了诊所，“楼上是住房，楼下是门诊”。
台湾完善的健保制度、医生的人文关怀和高收入都给于莺留下了深刻印象。“台湾有2000多万人口，医疗补贴政府占了很大比重，个人几乎不用花钱。比如挂号费150台币，自己花50台币，其他医药属于适应症的就不用钱了。有了这个很好的健保制度以后，老百姓稍微有点不舒服，就会去找他的家庭医生。”
有一天，于莺来到一个很破旧的家庭诊所，里面只有一个医生。一个上午，这个医生看了30个病人。“每个病人所花的时间也长不到哪里去，都是他熟悉的邻居，进来以后大夫就直接叫他的名字，说‘哎呀，你的颈椎病又犯了吧。我给你说，不要老是坐在那里，要起来走一走。’患者说，‘是，大夫，你每次都说得很对，可是我就是要坐在那里看书什么什么的。’这种亲人般的沟通氛围让人觉得特别好。”
于莺觉得这种信任的建立是持久的。“这个医生可能会看着一个孩子长大成人，在这样的关系里，医患矛盾是不多的。”
于莺也了解到，在美国，更多人也选择离家近的诊所治疗。“一方面是因为医疗保险，另一方面是美国医生的业务水平均经过标准化打磨，相差不多。”
但是，现在这种个人办诊所的模式在中国内地几乎不可能实现。“一个是政府职能部门没有那么高的管理能力去管理那些个人诊所。二是，存在投资问题。投资小，全科医疗诊所就很难建立起来。再就是，医生管理能力也欠缺。”
“科研方面，在欧美等国，基本都是两条腿走路。你对科研论文感兴趣，可以走副教授、教授这个学术体系。如果想在临床工作，走到主治医师就到头了。即便是副教授、教授在临床工作，他充其量也是个主治医生的岗位。”
外部经验这么多，为什么我们现在却没借鉴呢？《中国周刊》记者问道。“中间这么多寻租空间，你想引进就能引进吗？”于莺回答得倒也干脆。
“高级打杂员”
于莺曾接受过一家电台的采访。
“你最喜欢做什么？”主持人问她。
“我最喜欢的还是当医生。”于莺说。
“那当医生为什么还要从体制里辞职呢？”主持人反问。
“到了我这个年龄后，就觉得在体制里面当医生，已经让我觉得很压抑了。再不跳出来，就来不及了。”于莺说。
跳出体制后，让于莺感触最多的是，“以前在急诊科时，总是抱怨特别忙，特别累，从体制里出来后发现，在外面创业更忙更累。”
“医生辛苦，从医院出来的医生想在医疗界创业更辛苦。当然，自己选的路，没什么抱怨的。”
现在，于莺正在一步步打造她想要的医院的样子。她希望凭借美中宜和的平台，筹建一个提供全科服务的综合门诊中心。
这个门诊中心设在北京亚运村附近，使用面积1600平方米，计划科室七八个，全职医护人员12个，医护比例是1：2（每个医生配2个护士），另外还有一部分后勤服务人员等。
“我们刚拿到《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这只是说可以去做环评了。今后，还有医疗机构登记、工商登记、卫生部门的审查、人员招聘与培训等一大堆事儿。我们希望年底前可以营业，不过还不好说。现在工作量太大了。”
“医生本来是专业人才，但办诊所就不一样了，对个人综合能力考验很大。需要跟不同的部门、不同的人打交道。需要知道运营后，科室特色什么样，盈利模式是什么、定价是多少、成本是多少、耗材怎么进、库存怎么管理、人员怎么去招聘与培训、员工的发展前景是什么等等。因此，我这个所谓的CEO其实就是一个高级门诊中心的打杂员。”
于莺说，从医这么多年，自己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可以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人与人的沟通交流真的很重要。”
“医生并不比患者的情商高多少。患者在网络上抱怨医生不好、医疗不好，医生也同样会在网络上抱怨患者不好、医疗不好。真正聪明的医生，沟通能力会很强，他的医疗矛盾纠纷就会非常少。”
曾有媒体做过民意调查，得出一个很奇怪的结论：同一个医生被打两次的概率是很高的。“这说明这个医生的情商和沟通能力有问题。比如他可能第一次说了‘没钱，你来看什么病呀’等伤害患者的话，挨揍了。没多久，好了伤疤忘了疼了，又说了，又挨揍了。”于莺说。
“患者是易焦虑、易发脾气的群体，所以医生要多帮他们解决问题。假设你看到他去泡面，你主动告诉他开水房在哪儿。一件小事儿，就能让他觉得特开心，觉得挺照顾他。”
“我也希望每一个医生，哪怕他离开体制，离开公立医院，也要经过深思熟虑，对自己的前途要有一定打算。不是说，感觉这个体制不好，我就拍拍屁股走人，这样是很冒险的。”于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