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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医是一个历练的过程
五十八年后，77岁的医生纪克宁依然清晰记得南开中学的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1956年，她从那里高中毕业，考取河北医学院（今河北医科大学）。
“允公是大公，惟其允公，才能高瞻远瞩，正己教人，发扬集体的爱国思想，消灭自私的本位主义。允能者，是要做到最能，要有现代化的科学才能，同时要具有实际工作能力。而所谓日新月异，不但每个人要能接受新事物，而且要成为新事物的创始者；不但要能赶上新时代，而且要能走在时代的前列。”南开中学的老校长张伯苓先生留下这番校训解读。
在以后的日子里，纪克宁都以此为准则。比如选择学医那一天，她唯一的想法就是“治病救人”。 “我们家基本算是商人家庭，没有人从事与医生相关的工作，只是爷爷和父亲患有肺结核病，父亲又爱读大众医学及相关的科普知识，我便对医生很感兴趣。”作为家里的长女，纪克宁从小就很独立，她明了自己的选择。
“学医跟别的专业不一样，要有一个历练的过程，就算都学了，最后还得通过思考，通过总结，才真正有提高。只看书本是不够的。”她解释为什么学医需要五年时间。
1961年，纪克宁面临分配。那时候，人人争先恐后要去最艰苦的地方锻炼，同学们天南海北。她被分到了河北省张家口阳原县医院，做综合性病房医生。
两年后，纪克宁到北京天坛医院妇产科当起了住院医。二十五六岁的年纪，纪克宁像鱼儿进了大海一般，对工作充满了热爱，尽情吸收着养分。妇产科多被认为又苦又累，但她并不在意。“那时候主要看工作需要，上学时没有学费和书费，就觉得国家培养了医生，一定要再回馈给国家，回馈给人民。”
回忆起天坛医院的时光，让纪克宁印象深刻的是那里的教授、讲师很有经验，能够非常规范地培养出一个医生，教会了她很多。
“那时好些年不兴提升，以至于我离开的时候仍是住院医。那个年代，医生就是累积临床经验，回顾病例。”纪克宁说，“现在学医更注重的是影像、化验、科研，是名气，不像我们那会儿一个病例一个病例地总结。”
在纪克宁看来，一代人跟一代人不一样。她们这一代承上启下做了好多，都是从最基层做起，从什么都没有开始摸索，所有东西都是慢慢地从实践中磨出来的，所以比较有耐性。 “心中无缺叫富，被人需要叫贵”，这是纪克宁的座右铭，也是这么多年来的感悟。
从业53年来，纪克宁积极响应国家各项政策，参加过上山下乡，深入民情，这让她走得也更踏实，不仅积累和更新了专业知识，也注重理论结合临床实践。
“我很感谢这个职业。感谢病人通过自己的病痛，成就了医生治病救人的梦想。每例急救成功，更加坚定了救死扶伤是医生天职的信念。”
在医生这一职业变得如此敏感的今天，纪克宁也从未后悔过踏入这一行。“我觉得每个人的病都是一本书，过程、结果都是不一样的。医生这个职业会让原来感性的自己变得更理性。这样也比较能宽容别人。”
谁是强势？谁是弱势？
从医的人往往对家庭付出很少。纪克宁的先生也是医生，夫妻俩都缺席了儿女的成长。“小时候女儿在北京归奶奶管，儿子在天津归姥姥管，这也是为了学业。”虽然如此，纪克宁并不遗憾，“医生就是没有自己的时间啊。那个年代我也是觉得自己要多进步，多为病人解除病痛。”
从业这么多年，纪克宁深深体会到，医护人员已经成了尚未成功的医改道路上的牺牲品。“医学是有风险的行业，目前国内医护人员多超负荷工作，活多、钱少、高危已成为中国医生的标签。最严重的是执法不公，法律往往将患者视为弱势群体，将举证责任倒置，使得医生成为戴罪之身，作为执业医师深感屈辱。”
1990年代以前，纪克宁从未意识到医患矛盾这一问题。“1990年以后只是个别现象，根本构不成整个社会的大问题。但2000年以后再加上医闹，一下子就出现了‘不打医生打谁，不打护士打谁，打的就是他们’的普遍现象。”这种把对社会的不满、对医院的不满发泄到医生身上，让医生当替罪羊的举动，让纪克宁内心很是不舒服。
“医闹就是流氓，就得严厉打击。像在美国，一般就得收监，还会让他们赔偿很多钱。”纪克宁说得认真。在她看来，虽然现在国家也投入了很多人力保护医院，但却缺少相应制裁的法律。
“到底谁是强势？谁是弱势？哪一行都有风险，但就是医生这一行不允许有失误。每一次发生一些事故或者误诊的时候，很多医生出于职业道德都会有负罪感和不安，但依然有很多人坚守在这一岗位上承担很多。”纪克宁说。
制度缺失与保障无力，让医生成为了面对矛盾时非常具体的一个对象，悲剧也就一次又一次地发生。
“三甲医院人满为患，医生不可能给每位患者提供良好的诊疗、帮助和安慰的服务，这是我们的体制造成的。如果让80%-90%的患者，在门诊服务上能够下到社区，医生们才有精力和时间，建立医患相互信任的这种关系。”原北京市卫生局干部王双琴曾这样提到。
“很多时候不是说医生失误，现在不论是环境污染，还是食品安全等诸多复杂情况，如果没有化验和精密仪器检测，一旦有情况真是百口莫辩，没有证据。”从业多年，纪克宁没有任何医疗事故，但是也曾经历过同科室的一些意外。从中，纪克宁也吸取了很多教训。
“现在好多医生常常会觉得忐忑，跟病人说完话，赶紧就走，不敢多待，确实都有一个防范的意识。”纪克宁谈到几年前同仁医院医生徐文被患者砍数刀的事情，感慨道：“每个医生在学医的时候都以救死扶伤为目的，但现在，他们更注重保护自己。”
“谁都愿意做个好人，不愿意做个死鬼。”纪克宁很直白。在她看来，医生和患者事实上是平等的，治好了病，两人也是共赢。“所以如何分辨强弱势？很多时候还是社会带出了这个问题。”
医生在中国到底是什么？
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曾说，在一个社会中，医生和律师的劳动报酬应该比较高，因为我们把健康委托于医生，而把财产委托于律师。 纪克宁曾多次出国访问，她的观察是，“除中国外，各国都十分尊重医生。有的国家，医生的地位超过官员，甚至超过律师。在中国，医生以前的地位虽然不算高，但会觉得在治病救人中得到快乐，并没觉得受到屈辱。现在，完全就成了替罪羊。”
“中国医生的执业环境太糟了！”一位医生曾向《医学界》杂志痛陈，“医疗环境和医疗工作强度是我现在面临的最大困难，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撑下去，真的是在撑着，硬撑着，工作中没有乐趣。”
“医生在中国到底是什么地位？有没有发挥他们的所长？是不是能真正地人尽其能？”纪克宁觉得这些问题非常需要思考。
“很多现象特别能说明问题，比如SARS发生的时候，医生被称赞为‘白衣天使’。包括汶川地震，医生也是奋不顾身地向前。但是，远离这些危险时，人们就反过来给医生挑错。各行各业都有出错的人，但对医生却是普遍挑错。可以说，医生的地位正在下降，这对中国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与高强度的工作节奏相比，医生们的回报明显偏低。《医学界》此前发起的一项6150名医生参与的调查显示，中国医务人员的工资收入非常不容乐观。“我得说句公道话，现在的付出和薪酬确实不成正比。”纪克宁说。
在中国，医生究竟该不该拿高薪，一直存有争议。《人民日报》刊登的一篇叫做《医生子女为何不学医》的文章中提到，给医生高薪，也是想让他们脑子里只考虑看病，而不要考虑如何赚钱养家。事实上，让医生有尊严地拿到合理合法的高薪，表面上是增加了人力成本，实际上是变“以药养医”为“以技养医”，最终减少不合理的医药费用支出。
在纪克宁的记忆里，35年前随中国援外医疗队在马达加斯加的两年零八个月，是她作为医生幸福感最强、安全感最足的时光。
“马达加斯加是真正的全民医疗，所以就不会有不平衡的心理，医护关系非常好。在那里也真的得到了不一样的待遇，总统和夫人设家宴款待医疗队，卫生部长时不时就会来慰问一下。”
那种工作环境让纪克宁深深地感到患者对医生的信任。此后，每次出国，她发现在那些国家都是医生说了算，患者和家属会非常配合。医生没有杂念，没有烦扰，剩下的只是互相交流和学习。
对于医生当下的敏感处境，纪克宁说：“无论是私底下，还是会议上，大家并不交流这些事。对于医生们而言，明摆着的事，只能装不知道，装看不见，装麻木不仁。”纪克宁说，“事实上，现在很多医生都有一种屈辱感。”她强调。
“我理想中的医生，是面对病人可以只考虑他的病情需要怎么处理，怎么与病人做好沟通，然后全力以赴地救冶病人，而不是首先去想我怎样做才不会被骂，被打，被投诉，惹上官司。”一位医生这样说道。
如今已77岁的纪克宁面对当前的形势，觉得“退休”对自己来说是一场解放。她现在在北京生生医院及北京美兆健检中心坐诊，也经常到全国各地进行以女性不孕不育为主的会诊。
对于中国未来的医疗，纪克宁没有想过，也没有过多的期待。“我不是那种爱纸上谈兵的人，我是那种非常讲求实际的人。且行且珍惜。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我喜欢这样。”末了，她说，“我希望中国能够走自己的道路。”
五十八年后，77岁的医生纪克宁依然清晰记得南开中学的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1956年，她从那里高中毕业，考取河北医学院（今河北医科大学）。
“允公是大公，惟其允公，才能高瞻远瞩，正己教人，发扬集体的爱国思想，消灭自私的本位主义。允能者，是要做到最能，要有现代化的科学才能，同时要具有实际工作能力。而所谓日新月异，不但每个人要能接受新事物，而且要成为新事物的创始者；不但要能赶上新时代，而且要能走在时代的前列。”南开中学的老校长张伯苓先生留下这番校训解读。
在以后的日子里，纪克宁都以此为准则。比如选择学医那一天，她唯一的想法就是“治病救人”。 “我们家基本算是商人家庭，没有人从事与医生相关的工作，只是爷爷和父亲患有肺结核病，父亲又爱读大众医学及相关的科普知识，我便对医生很感兴趣。”作为家里的长女，纪克宁从小就很独立，她明了自己的选择。
“学医跟别的专业不一样，要有一个历练的过程，就算都学了，最后还得通过思考，通过总结，才真正有提高。只看书本是不够的。”她解释为什么学医需要五年时间。
1961年，纪克宁面临分配。那时候，人人争先恐后要去最艰苦的地方锻炼，同学们天南海北。她被分到了河北省张家口阳原县医院，做综合性病房医生。
两年后，纪克宁到北京天坛医院妇产科当起了住院医。二十五六岁的年纪，纪克宁像鱼儿进了大海一般，对工作充满了热爱，尽情吸收着养分。妇产科多被认为又苦又累，但她并不在意。“那时候主要看工作需要，上学时没有学费和书费，就觉得国家培养了医生，一定要再回馈给国家，回馈给人民。”
回忆起天坛医院的时光，让纪克宁印象深刻的是那里的教授、讲师很有经验，能够非常规范地培养出一个医生，教会了她很多。
“那时好些年不兴提升，以至于我离开的时候仍是住院医。那个年代，医生就是累积临床经验，回顾病例。”纪克宁说，“现在学医更注重的是影像、化验、科研，是名气，不像我们那会儿一个病例一个病例地总结。”
在纪克宁看来，一代人跟一代人不一样。她们这一代承上启下做了好多，都是从最基层做起，从什么都没有开始摸索，所有东西都是慢慢地从实践中磨出来的，所以比较有耐性。 “心中无缺叫富，被人需要叫贵”，这是纪克宁的座右铭，也是这么多年来的感悟。
从业53年来，纪克宁积极响应国家各项政策，参加过上山下乡，深入民情，这让她走得也更踏实，不仅积累和更新了专业知识，也注重理论结合临床实践。
“我很感谢这个职业。感谢病人通过自己的病痛，成就了医生治病救人的梦想。每例急救成功，更加坚定了救死扶伤是医生天职的信念。”
在医生这一职业变得如此敏感的今天，纪克宁也从未后悔过踏入这一行。“我觉得每个人的病都是一本书，过程、结果都是不一样的。医生这个职业会让原来感性的自己变得更理性。这样也比较能宽容别人。”
谁是强势？谁是弱势？
从医的人往往对家庭付出很少。纪克宁的先生也是医生，夫妻俩都缺席了儿女的成长。“小时候女儿在北京归奶奶管，儿子在天津归姥姥管，这也是为了学业。”虽然如此，纪克宁并不遗憾，“医生就是没有自己的时间啊。那个年代我也是觉得自己要多进步，多为病人解除病痛。”
从业这么多年，纪克宁深深体会到，医护人员已经成了尚未成功的医改道路上的牺牲品。“医学是有风险的行业，目前国内医护人员多超负荷工作，活多、钱少、高危已成为中国医生的标签。最严重的是执法不公，法律往往将患者视为弱势群体，将举证责任倒置，使得医生成为戴罪之身，作为执业医师深感屈辱。”
1990年代以前，纪克宁从未意识到医患矛盾这一问题。“1990年以后只是个别现象，根本构不成整个社会的大问题。但2000年以后再加上医闹，一下子就出现了‘不打医生打谁，不打护士打谁，打的就是他们’的普遍现象。”这种把对社会的不满、对医院的不满发泄到医生身上，让医生当替罪羊的举动，让纪克宁内心很是不舒服。
“医闹就是流氓，就得严厉打击。像在美国，一般就得收监，还会让他们赔偿很多钱。”纪克宁说得认真。在她看来，虽然现在国家也投入了很多人力保护医院，但却缺少相应制裁的法律。
“到底谁是强势？谁是弱势？哪一行都有风险，但就是医生这一行不允许有失误。每一次发生一些事故或者误诊的时候，很多医生出于职业道德都会有负罪感和不安，但依然有很多人坚守在这一岗位上承担很多。”纪克宁说。
制度缺失与保障无力，让医生成为了面对矛盾时非常具体的一个对象，悲剧也就一次又一次地发生。
“三甲医院人满为患，医生不可能给每位患者提供良好的诊疗、帮助和安慰的服务，这是我们的体制造成的。如果让80%-90%的患者，在门诊服务上能够下到社区，医生们才有精力和时间，建立医患相互信任的这种关系。”原北京市卫生局干部王双琴曾这样提到。
“很多时候不是说医生失误，现在不论是环境污染，还是食品安全等诸多复杂情况，如果没有化验和精密仪器检测，一旦有情况真是百口莫辩，没有证据。”从业多年，纪克宁没有任何医疗事故，但是也曾经历过同科室的一些意外。从中，纪克宁也吸取了很多教训。
“现在好多医生常常会觉得忐忑，跟病人说完话，赶紧就走，不敢多待，确实都有一个防范的意识。”纪克宁谈到几年前同仁医院医生徐文被患者砍数刀的事情，感慨道：“每个医生在学医的时候都以救死扶伤为目的，但现在，他们更注重保护自己。”
“谁都愿意做个好人，不愿意做个死鬼。”纪克宁很直白。在她看来，医生和患者事实上是平等的，治好了病，两人也是共赢。“所以如何分辨强弱势？很多时候还是社会带出了这个问题。”
医生在中国到底是什么？
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曾说，在一个社会中，医生和律师的劳动报酬应该比较高，因为我们把健康委托于医生，而把财产委托于律师。 纪克宁曾多次出国访问，她的观察是，“除中国外，各国都十分尊重医生。有的国家，医生的地位超过官员，甚至超过律师。在中国，医生以前的地位虽然不算高，但会觉得在治病救人中得到快乐，并没觉得受到屈辱。现在，完全就成了替罪羊。”
“中国医生的执业环境太糟了！”一位医生曾向《医学界》杂志痛陈，“医疗环境和医疗工作强度是我现在面临的最大困难，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撑下去，真的是在撑着，硬撑着，工作中没有乐趣。”
“医生在中国到底是什么地位？有没有发挥他们的所长？是不是能真正地人尽其能？”纪克宁觉得这些问题非常需要思考。
“很多现象特别能说明问题，比如SARS发生的时候，医生被称赞为‘白衣天使’。包括汶川地震，医生也是奋不顾身地向前。但是，远离这些危险时，人们就反过来给医生挑错。各行各业都有出错的人，但对医生却是普遍挑错。可以说，医生的地位正在下降，这对中国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与高强度的工作节奏相比，医生们的回报明显偏低。《医学界》此前发起的一项6150名医生参与的调查显示，中国医务人员的工资收入非常不容乐观。“我得说句公道话，现在的付出和薪酬确实不成正比。”纪克宁说。
在中国，医生究竟该不该拿高薪，一直存有争议。《人民日报》刊登的一篇叫做《医生子女为何不学医》的文章中提到，给医生高薪，也是想让他们脑子里只考虑看病，而不要考虑如何赚钱养家。事实上，让医生有尊严地拿到合理合法的高薪，表面上是增加了人力成本，实际上是变“以药养医”为“以技养医”，最终减少不合理的医药费用支出。
在纪克宁的记忆里，35年前随中国援外医疗队在马达加斯加的两年零八个月，是她作为医生幸福感最强、安全感最足的时光。
“马达加斯加是真正的全民医疗，所以就不会有不平衡的心理，医护关系非常好。在那里也真的得到了不一样的待遇，总统和夫人设家宴款待医疗队，卫生部长时不时就会来慰问一下。”
那种工作环境让纪克宁深深地感到患者对医生的信任。此后，每次出国，她发现在那些国家都是医生说了算，患者和家属会非常配合。医生没有杂念，没有烦扰，剩下的只是互相交流和学习。
对于医生当下的敏感处境，纪克宁说：“无论是私底下，还是会议上，大家并不交流这些事。对于医生们而言，明摆着的事，只能装不知道，装看不见，装麻木不仁。”纪克宁说，“事实上，现在很多医生都有一种屈辱感。”她强调。
“我理想中的医生，是面对病人可以只考虑他的病情需要怎么处理，怎么与病人做好沟通，然后全力以赴地救冶病人，而不是首先去想我怎样做才不会被骂，被打，被投诉，惹上官司。”一位医生这样说道。
如今已77岁的纪克宁面对当前的形势，觉得“退休”对自己来说是一场解放。她现在在北京生生医院及北京美兆健检中心坐诊，也经常到全国各地进行以女性不孕不育为主的会诊。
对于中国未来的医疗，纪克宁没有想过，也没有过多的期待。“我不是那种爱纸上谈兵的人，我是那种非常讲求实际的人。且行且珍惜。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我喜欢这样。”末了，她说，“我希望中国能够走自己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