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林敦眼中的中国和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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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人阿林敦(Lewis Charles Arlington)在20岁的时候来到中国,此后一直在中国工作,退休后住在北京从事写作。作为一个在中国工作并且居住数十年的外国人,他是有充分资格评价当时的中国和中国人的。
  关于中国人是否愚昧
  阿林敦在著作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尽管到20世纪30年代,关于中国的书籍已卷是浩繁,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交往也扩大了,但在美国和欧洲普遍流传的关于中国和中国人的说法仍然是含糊且常常是错误的②。他说,中国人被说成是地球人类中“最难以理解的、不可思议的、自相矛盾的、逻辑与非逻辑的种族”,这样的说法,也许可以用来说某些其他的种族。他客观地指出,中国人不是怪物,而是人,具有人类活动的普遍动机。
  阿林敦在真正接触中国人之前,对中国人的印象并不好。他相信传说中的话,认为“中国人从皇帝到最下层的稻田农夫都极其愚昧”。但是,在他亲身接触中国人之后,他的想法改变了不少。阿林敦曾被李鸿章接见,在经过一番交谈后,被李鸿章安排在北洋舰队当教练。阿林敦不止一次在他的著作中用“伟大的总督”这样的定语来定义李鸿章。在阿林敦的文字中,李鸿章具有坚韧不拔的毅力,个子高高的,一幅将帅风度,还有贵族派头(饲养金鱼,要人服侍等),他本性易怒,但能很好地控制自己,拥有极强的记忆力。阿林敦说他是“中国的象征”、“作恶者们的克星”和“中国的巧手”。到了北洋舰队后,阿林敦发现中国水手们中“大多数都是生机勃勃且极其聪明的人”,他认为“这些性格优良的水手”与外国海军水手相比要优秀得多。显然,“中国人都极其愚昧”的传说并不正确。
  关于中国官员的评价
  阿林敦随后被转往南洋海军。他想回到北洋舰队工作,在给李鸿章写信被拒后,他与李鸿章签订的在北洋舰队工作的合同在尚有—年才到期的时候被宣布无效。他无奈之下在南洋海军工作。这一经历被他定义为“中国式的不诚信”。在战争之后,阿林敦由于没有领到合同里规定的报酬,对中国官员产生了极其不好的印象。他说:“我以后的经历也向我证明,几乎所有的中国官员,在有关钱的事情上,都与南京总督一模一样。他们都无所不用其极地捞钱或省钱”。
  对于中国的官员,阿林敦并非一概予以否定。阿林敦非常生动地描写了丁汝昌的性格与为人,并且以同情、赞赏和钦佩的口吻记述了他英勇的故事。在阿林敦的文字里,丁汝昌是一个爱唱德国歌(就一首),挺好炫耀知识的人。阿林敦对丁汝昌性格与为人有这样的评价:“丁,总的来说,是一个非常认真且精神饱满的官员”,“他是个勇敢的官员,一个真正的绅士”。但是,根据阿林敦的回忆,作为副提督,丁汝昌显然被吴提督压制,在指挥方面无法发挥丝毫作用。如今,我们有理由相信阿林敦对丁汝昌的描述与评价是客观的,因为根据阿林敦自己所说,“虽然他(丁汝昌)曾极力主张将我处决,想到他的悲惨结局,我原谅了他。丁,让人回想起,在日本攻取威海卫时,他宁肯自杀而不让舰队向日本投降”。在这样的文字里,我们可以看到阿林敦对丁汝昌的钦佩之情,出于这种感情,阿林敦在他的著作里,还记载了在丁汝昌灵柩旁殉情的丁夫人。
  关于中国人的恶习
  在清朝的海军长期任职使阿林敦有机会长期接触当时官兵。阿林敦对中国官兵的观察不可谓不细致,对中国官兵和中国人的评价不可谓不深刻,尽管有些他的评价可能令我们感到刺痛。阿林敦在他的著作中,指出了不少他所观察到的中国人的陋习或恶习,下面笔者总结出最主要的几个方面。
  (1)阿林敦发现许多中国人喜欢阿谀奉承
  他说“阿谀奉承是中国人武器库中的一种武器”。他指出,中国人常常会当面赞扬一个人而背后贬低同一个人。他指出,有外国人在场时,中国人表现得比较被动,因此难以揣摩他们的真实感受。
  (2)阿林敦认为当时许多中国人迷信而愚昧
  他在回忆1885年2月11日下午与法国舰队的一场海战时讲述了“驭远”号和“澄庆”号在石浦港被鱼雷击中沉没的前后细节。中国舰队官兵在临敌前高举战神关帝塑像并向它烧香祈祷的举动让阿林敦感到离奇且难以理解。尽管阿林敦没有就此进行明确的批评,但中国官兵愚昧、迟钝的形象已经被刻画得淋漓尽致;当时中国舰队管理的混乱状况也展露无遗。“驭远”号和“澄庆”号被击沉后,阿林敦与一些在中国舰队任职外国人登了岸,他们被贫穷的村民包围。阿林敦生动地描写了他们这些外国人如动物和“鬼”一般被当地村民围观的情景。他以大量注释文字对中国人将外国人叫做“鬼”的现象进行了讨论。他甚至断言,“事实上,中国人把任何外国人都看成‘鬼’”。他特别指出,应该注意到,“1842年的英中条约中,对于日常官方交往的礼仪作出了规定,‘夷’字被禁止使用”。
  (3)阿林敦认为巾国人办事拖拉,官与民都自私自利
  阿林敦随舰队在镇海驻扎时,有些村民不顾官方告示出港被法国舰队打死的事情让他印象非常深刻。他由此总结了这样一段话:
  与以往一样(现在也同样),中国官员发布的布告没有人去关注。中国官员发布布告,是在履行他们的指责,如果百姓不照办,那是百姓的事,与官员无关。当官员们得到报告说发生了什么事,或是什么惨事,或是被抢了钱,于是官员就此事发布一布告,禁止这样的事情……等等。据我观察,那时候中国人有时会一阵阵地显得有点歇斯底里的劲头(现在没有到达过那样的程度了),特别拖拖拉拉,事情就这样一拖再拖。
  阿林敦所回忆的事情发生在1885年,出版上面这些文字的时候是1931年,现在是2013年,可是我们不得不遗憾地说,他所写的这段文字依然可以用来评价在当代中国和中国人。当代中国社会频繁发生危机性事件,像食品安全案、校车事故、城市下水系统瘫痪等等。每次类似事件发生的时候,全社会都一股风地口诛笔伐,官方每次都一概表示非常重视,可是此后同样的事件依然会再度发生。阿林敦的观察与评价,敏锐地触及了中国人在思想与行为方式上的弊病,应该说是客观而深刻的,依然值得当代中国人深省。   (4)阿林敦发现许多中国人很势利,习惯以强凌弱
  他说,“中国人性格中必须根除的特有恶习之一是,一个官员的贴身下手们通常会压制官员的其他下属,而其他下属很少会对此提出抗议。究其原因(不管怎么样都涉及到延续至今的官僚体制),即每一个人都在等待自己成为上手的那一天,那时他将以同样的方法打压那些在他之下的人。”
  他在著作中举了一个亲眼看到的例子。在这个例子里,一个士兵在火车上用左轮手枪威胁一个穿便衣的老者让出了座位;那个老者随后换上了军队长官的制服出现在士兵面前,士兵马上跳起来让了座。阿林敦还用中国人的俗语“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泥巴”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他还进一步指出,“在许多中国人身上,‘个人利益的道德观’这—概念极其狭隘。‘天赋人权’在他们看来没有什么,不过是一份自私无益的契约,而实际上,相互关系就是相互蔑视”。我们不能说阿林敦是在污蔑中国人,因为我们至今还会遗感地发现,在21世纪的中国,阿林敦所说的官本位现象和以强凌弱的行为依然充斥着我们的社会生活。如果中国人性格中的这种恶习不能根除,民主、平等、公正在社会生活中恐怕是难以真正普遍实现的。
  (5)阿林敦指出中国人没有好的卫生习惯,在恶劣的环境中得过且过
  阿林敦发现中国人能够在大热天里面朝太阳睡得很香,即便“苍蝇在头顶盘旋”;在中国的一些地方,苦力们可以在污水池和散发着臭气的粪桶旁吃饭,而“吃的东西上总是叮满了苍蝇”,“在很多地方,尿壶放在厨房里也是很普遍的一件事情”。他以讽刺的口吻写道:“世界上的所有民族中,我认为中国下层民众的生活环境就其肮脏方面来说,可以轻易取胜”。阿林敦所描写的现象,在今日中国的许多地区依然可以看到。许多中国人缺乏良好的卫生习惯与卫生意识、环境意识是一个事实。毋庸置疑,阿林敦的指责对今日中国人依然具有警醒意义。阿林敦认为,中国人不该对恶劣的环境状况以适者生存的态度来对待,“在现代文明的阶段里,我们必须学习什么时间我们应该走路、吃饭或睡觉,并考虑我们应该拿多少和怎样拿。”阿林敦强调了人在面对恶劣卫生状况和环境时应该具有努力去改变的主观能动性,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当今中国人要改变不良的卫生习惯,的确要靠主观能动性,而不能再以经济尚不发达为借口了。
  阿林敦也在他的著作中指出了中国人不少与缺点并存的优点,比如不怕死(阿林敦同时认为中国人也是怯懦的)、爱国(阿林敦指出这常常伴随诡计多端和残忍无情的行为)、不易屈服(阿林敦指出这也有消极的一面,那就是常常会假装屈服从而习惯于虚伪)。与阿林敦所指出的中国人的恶习相比,中国人的优点显得真是太少了。
  尽管阿林敦的观察针对的是一个逝去的时代,但当我们在当今中国的社会生活中依然常常看到阿林敦所指出的恶习和弊病之时,我们不得不说,他的观察与批评是深刻的。如果当代中国人无法根除这些恶习,阿林敦关于中国和中国人的评价就依然有在西方流行的事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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