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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谭恩美在《喜福会》中，描写了旧中国父权制社会中的悲剧婚姻和华裔女性美国婚姻中的困境，以及新旧两代华人女性对不幸婚姻的抗争，通过对婚姻的刻画，表现了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母女两代人自身女性意识的觉醒。
【关键词】：《喜福会》；婚姻；女性主义；沉默；反抗
《喜福会》是美国华裔女作家谭恩美的成名作，小说刚一出版就引起广泛好评，成为1989年美国四大畅销书之一，多次获奖并拍成电影。 《喜福会》是一部描写女人的书，谭恩美以女性视角书写了女性丰富的内心世界，构建了一个女性世界，女人们登台做主角，男人们作为配角闪现。小说由十六个故事串联而成，从七位叙述者的个人记忆出发，描写了解放前夕从中国大陆移居美国的四位女性和她们各自在美国出生、成长的四位女儿的生活波折。一方面，小说展现了母女之间的心理隔膜、感情冲撞和精神和解，另一方面，小说也揭示了女性在认识自我、赢回尊严的道路上顽强的抗争和不屈的意志。小说通过七位叙述者各自的讲述，描绘了新旧两代华人女性的婚姻，通过对婚姻的刻画，表现了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母女两代人自身女性意识的觉醒。
一、婚姻关系中沉默的女性
1.1旧式婚姻中沉默的母亲
“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在旧中国传统的男权社会中，女人始终处于男性的主宰之下，处在一种低下的被支配地位，没有自我意识。长期被束缚在家庭这个狭小的圈子里，使得她们认同自己的附属地位，“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构成她们一生的主题。除了拥有在父权制的家庭中“女儿”“妻子”“母亲”等称谓之外，作为独立自主的人的一切权利都被剥夺殆尽。正如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西苏所言：“在父权制社会里，女性在二元对立关系中始终处于被压制的地位，她的一切正常的生理心理能力、她的一切应有的权利都被压抑或剥夺了，她们被迫保持沉默。”
《喜福会》中的母亲们在男权至上的旧中国中就扮演着这样被支配的角色。她们忍让、自我牺牲，没有自已的身份地位，没有自己的声音。
龚琳达两岁时就被许配给洪家作童养媳。面对爱情和婚姻，她没有选择的权利，即便知道了要嫁的男人多么糟糕，她也不能违抗，唯一能做的只有遵从父命，哪怕这会牺牲自己的一生。一场洪水早早结束了琳达在娘家的生活，12岁的琳达开始了像女佣一样的婚姻生活。父权制下，女性不仅是男权文化道德规范的接受者，并且成为其捍卫者。琳达努力成为一个温顺而尽责的妻子、儿媳，她煮饭做菜、绣枕套做针线，毫无怨言的受着丈夫的百般刁难，完全成为了为男性生活服务的工具，甚至告诉自己“天余是上帝，他的意识高于我的生命。”尽管她成为顺从的贤妻，婆婆还是因为她未能给洪家生孙子而将她圈禁在床，面对如此折磨，琳达唯有承受，无法说出自己未孕的原因来为自己辩解。在毫无温情的婆家，毫无感情的婚姻中，除了顺从沉默，别无他路。
儿时的映映听到“月亮娘娘”痛苦地唱着：“女人是阴，她注定只能冷却自己的热情，就像阴影一样，没有光彩。男人是阳，夺目耀眼，女人只有借着男人，才有光彩”，她哭了，绝望又悲恸。年轻美貌的富家女映映，因父母之命，嫁给了一个看年龄足可以当她叔叔的粗俗、好色、没有婚姻道德的十恶不赦的坏男人。映映也曾爱上过这个男人，一度满怀欣喜的为丈夫孕育子嗣，以夫为天。可结婚不久，怀孕的映映就遭到丈夫的冷落和遗弃，心灰意冷的她失魂落魄，在乡下浑浑噩噩的过了十年。映映的婚姻由父母包办，她无权选择自己爱人，甚至连“爱”都是在父母的安排之后发生的。婚后，丈夫寻花问柳，被背叛的映映只能默默承受痛苦，沒有力量发出自己的声音，没有对丈夫的行为说“不”的权利。
在旧中国传统的男权社会中，女性只能做顺从的女儿、无声的的妻子。婚前，女性被父亲所有，人生由父亲掌控，完全丧失自主选择结婚对象的权利。婚后，女性属于丈夫，在婚姻中处于被支配的、无权言说的被动地位，丈夫更是拥有着“一纸休书”的绝对主动权。正如波伏瓦所言：“女人作为奴隶或者仆从被纳入父亲和兄弟支配的家庭群体中，通常由一些男人将她婚配给另一些男人……几乎把她当做物：她属于两个群体彼此同意交换的实物。”
1.2美式婚姻中无声的女儿
《喜福会》中的女儿们生在美国长在美国，受美国式的教育，做着体面的工作，与她们的母亲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环境和思想观念，可一如她们的母亲，她们在婚姻中仍处于被动地位。
许露丝想像自己是一个孱弱的女子，而丈夫是搭救她的勇士，从心灵深处感到和丈夫在一起就得到了保护，得到了依傍。在多年的婚姻生活中，露丝一切都听从丈夫的安排，从没想过要违抗他的决定，只是不停说着“你看着办吧，泰德”，“你决定吧，泰德”。这样无条件的顺从被丈夫认为是毫无责任心，不愿意承担婚姻生活的责任。在这段婚姻中，露丝的丈夫始终起着主导、决策的作用，温柔顺从和完全的依靠，让露丝逐渐习惯了不再发声，慢慢忘记了自己也有想法，忘记了维护独立的自我，成为一个甘愿服从丈夫的附属品，直至当丈夫最后要求与她离婚时，露丝仍旧被牵着鼻子走，只会哭泣，无力反抗。
在职场上，丽娜是一位富有创造力和工作能力的职业女性，婚姻中甘愿为丈夫付出，牺牲实现自己个人价值的可能，默默活在丈夫背后。丽娜帮助丈夫哈罗德发展事业，鼓励哈罗德开办自己的公司，为哈罗德提供创意，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具体工作中都提供者不可或缺的支持，却仅仅成为哈罗德公司的一个小职员。当发现哈罗德采用了自己的创意，丽娜没有开口要求一句感谢；认为自己出色的工作能力值得更丰厚的薪酬和更高的职位，丽娜也没有开口要求得到提拔。丽娜的沉默，都因为哈罗德说要以避任人唯亲的嫌疑。他们过着平摊一切生活费用的、看似公平的生活，实际上，哈罗德挣的钱是妻子丽娜的七倍，妻子却需要支付自己并不吃的冰激凌的一半费用。事实上，在丽娜和哈罗德婚姻的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丽娜认为哈罗德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自己嫁给哈德罗是那样的幸运，甚至是自己不配消受的服气。对哈罗德的仰视，让丽娜的抗议仅仅存在于心里，“不，我从心里发出抗议。我想大声对他说：不要这样……但这些话都给哏在喉头，什么也没说出来。”“可我实在忍不住我的眼泪，因为我发现，我自己也实在不知道，与他争执的要点究竟是什么。”在想说的时候却已经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婚姻中习惯性的沉默和忍让，让丽娜有苦难言，进入了一个无言、无望的境地。 《喜福会》中的女儿们，反抗母亲、选择自己的工作、选择自己的爱人，有了独立于世的能力，在婚姻生活中却仍旧缺乏自主自立的意识，成为没有自己声音的附属品。
二、婚姻中女性沉默的根源
“沉默”不是话语的绝对终结，相反它伴随着话语而来，表达的是一种有意识的自我控制行为，蕴含着说话人一时难以表达或不愿意表达、不方便表达或无法表达的多种思想、情感和复杂的心态。爱说话是女人的天性，女性一旦沉默，可被视为迫不得已的无奈之举。
2.1父权制为主的文化
在许多文化中，男性长期以来居于统治地位，女性只能居于从属地位。女性经常作为被男性所凝视的对象，而不是有权利言说自己独立的个体而存在。传统的性别规则将男性定义为理智、强壮、坚定、主动的、而女性则是情绪化、软弱、被动的，女性被置于次要的位置。女性被教导要顺从、沉默、要去讨好。
在父权社会里，女性被剥夺了发言权，使她们长期处于沉默状态。女性在潜移默化中将父权制文化逐渐内化为自身的价值观。正如波伏瓦所言：“拒绝成为他者，拒绝与男人合谋，对女人来说，就等于放弃了与高等阶层联合给他们带来的一切好处。……这样，将女人确定为他者的男人，会发现女人扮演了同谋的角色。这样，女人并不要求成为主体，因为女人没有成为主体的具体办法，因为女人感受到与男人相连的必要联系，而不再提出相互依存，还因为女人往往乐于担当他者的角色。”这也是为什么旧中国女性自觉遵守“三从四德”，以极强的自我牺牲精神扮演着以家庭为主的贤妻良母角色，比男性更加唾弃违反这些规则的同性。也是为什么生长在美国的女儿们，即便有独立于世的能力，仍旧完全依赖丈夫、仰视丈夫，忘掉自己本身，以丈夫的要求取代自己的要求，以丈夫的判断代替自己的判断，成为丈夫的影子。
例如，龚琳达和映映都听从父母的安排，嫁给并不值得嫁的男人，即便婚姻并非自己所选，婚后仍旧尽力做一个称职的好妻子。安梅的母亲，在丈夫死后，因被陷害不得做了别人的四姨太，从此受尽唾弃与辱骂，甚至当作已死之人，即便割自己的肉给母亲治病也未能得到原谅。露丝和丽娜甘愿由丈夫安排婚姻生活中的一切，从不反对。丽娜不知如何发出自己的声音，将反抗放在心里。露丝主动放弃为自己的婚姻生活做决定的权利，甚至觉得丈夫要求自己来做决定是一种折磨。
2.2被主流文化边缘化
《喜福會》中作为第二代华裔女性的女儿们，虽然主动疏离了自己的母亲和中华文化的背景，竭力成为一个地道的美国人，努力融入主流社会，却并没有完全被美国主流社会接纳。即便露丝强调自己是美国人，仍旧因为“东方人”形象而被歧视，在泰德母亲的眼中，露丝配不上自己的儿子，认为儿子取一个亚裔妻子会影响他的大好前程。
《喜福会》中的女儿在婚姻中沉默的原因，除了受到父权文化的影响，还由于她们作为被美国主流社会边缘化的华裔女性的强烈的自卑心理。自出生便受美国文化影响，疏远中华文化的女儿们，却仍旧处于边缘地位，这种矛盾和迷茫造成了她们自卑与自贬的心态。露丝对母亲说泰德吸引自己的“恰恰是那些与我的哥哥和其他中国男孩子们的不同之处；他的瘦削的轮廓分明的脸庞和颀长的身材，他的壮实的手臂；还有，他的父母是来自纽约泰兰城而不是中国的天津。”丽娜经济独立，事业有成，但就是这样一个出色的女性仍然觉得自己配不上哈罗德，竟然很是不可思议“怎么想哈罗德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人，也会认为我是出众的”。在接受了哈罗德的求婚之后，仍旧把对方看的高于自己，“当我一想到我将搬去去他一起生活时，背心深处更是升起一层担忧：他会不喜欢我的体味吗？我对音乐和电视，有自己的品味和癖好，他会认同吗？……那种担心，那种不踏实感和惧怕，从未离开过我……” 露丝、丽娜以及薇弗莱在于他们的白人伴侣相处中，总是处在贬低自己，仰视对方的状态中，无缘由地将自己放在低下的位置，仿佛永远在被对方抛弃的危险边缘游走。
《喜福会》中的女儿，在自卑与自贬的阴影中无法正视自我，看不到自己在婚姻中的价值，不能以平等的姿态与伴侣交流，只能无奈的沉默。
三、打破沉默：女性的觉醒和反抗
不发声的女性无法声明自己的存在，女性如果保持沉默，她的故事和声音很可能被忽视，那样她只会陷入更深的失语中，承受更重的压迫。因此女性应当打破沉默为自己发声，不应该甘愿被人指挥。波伏瓦在《第二性》中指出：“听天由命只能意味着退让和逃避，对于女人来说，除了谋求自身解放，别无他途。”女人想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拥有和男性同等的权利、地位，不再是男性的附属品，就要“争取”，而不只是“接受”。
3.1母亲的反抗
《喜福会》中，母亲们对于男权主义的反抗具有很浓郁的悲剧色彩，因为父权文化对她们的影响至深，浸在血液中。反抗传统的生活，对她们来说不是改变，而是脱胎换骨般的重塑。
琳达在举行婚礼前夕醒悟，“为什么我的命运要让别人来决定？为什么为了别人的快乐我就得献上自己？……我的内心深处留着对生活的颖悟……我永远不会忘记‘自我’。 ”自我意识越来越强的琳达，决定掌握自己的命运。她聪明地利用黄家的迷信编造了一个梦。通过这个梦，她让迷信的黄家相信婚姻不能继续，琳达用自己的聪明睿智摆脱了这段牢笼般不幸的婚姻，怀着美好的愿望前往美国，期待着新的自己。
另一位母亲顾映映也颠覆了传统男权文化对女性的规范。映映满心欢喜地想为丈夫生一个儿子，却在遭到冷落和遗弃。为了报复，也为了跟那个男人不再有一丝一毫的关系，在婚姻中没有自主权的映映，狠心杀死了“那个可恶的坏蛋”留在她体内的“孽种”，毅然离开夫家，回到娘家。在娘家过了10年无所事事、毫无意义的生活后，映映决定不再受着过去的困扰，要改变自己的人生，成为了一名职业妇女。她又变回了那个骄傲的富家女，不再委曲求全，忍气吞声。
法国女权主义者西苏认为发声意味着自我意识的觉醒，女性不应该被限制在闺房之中，应该打破沉默，应该发声。《喜福会》中的母亲们，用艰难的反抗打破了长久的沉默，为自己建构了新的身份。 3.2女儿的反抗
《喜福会》中的女儿们从小受美国式的教育，不能认同母亲的身份和文化背景，认为无论是母亲的打扮还是想法都是奇怪而不可理解的，她们对母亲持一种否定、拒绝、反抗的态度。但生活在传统的中国家庭中，母亲的言传身教，长期的耳濡目染，中国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她们。遇到问题，她们认可指向多种结果的美国式解决方法，又在潜意识中偏向中国式的方法，她们虽然全盘接受了美国文化，却无法改变自己的中国血统。这种无处不在矛盾造成的认识“自我”的困惑和不知何去何从的身份危机，致使她们在跟伴侣相处时也处在迷茫、无力的状态，处理不好同白人丈夫的关系，陷入婚姻危机。
因此，跟母亲的和解，通过认同母亲的身份来认同自己的身份，就成了女儿们反抗沉默的婚姻关系，走出迷惘的重要一环。母女的和解不但重新联系起了女儿和母亲，而且还赋予了她们认识真实的自己，走出迷茫的能力。“我必须把我的故事告诉她，这是唯一的一个钻进她身子，把她往安全地带拖拽的办法。”母亲们努力把她们的故事讲述给自己的女儿。通过倾听母亲的故事，女儿们从母亲身上获得了审视自己生活的勇气，找到了真实的身份定位，用恰到好处的方式解决自己婚姻中的问题和挫折，不再为了反抗、逃离母亲的价值观而生硬地走向另一个极端。最终，接受力来自母亲的精神力量，用自信的新姿态，打破沉默，走出了婚姻的困境。
女儿们在反思自己的婚姻问题时，不仅重新认识母亲与母亲达成和解，也重新审视了自己曾经排斥的中国传统文化。露丝在接受了心理治疗后对丽娜说：“他说我不应该责备自己的传统文化、自己的民族。”对中国文化的再认识帮助女儿们摆脱了长期存在的身份的困境，筑成了为自己发声的根基。
与母亲的和解和对传统文化的在认识，使女儿们得到了平等地站在伴侣对面的资本与力量。露丝在婚姻结束的最后一刻，终于站在丈夫面前，为自己的生活做出的决定，她拒绝应丈夫要求搬出他们的房子，她立场坚定“你反正不能这样，把我从你生活中拎出去这么随手一丢。”长期隐去自己的真实需要，将反抗藏在心里的丽娜，终于不堪忍受“保护纯洁爱情”的面具下冷漠、有距离的AA制生活，把长期压抑着的不满讲给丈夫听，试图改变和丈夫的相处模式，改变她在婚姻生活中的被动地位。
四、结语
《喜福会》中，坚强的母亲虽然遭受了各种磨难，但觉醒的女性意識指导着她们争取掌握命运的主动权，发出自己的声音以反抗不公和压迫。借助自己母亲的生活经历和教育，女儿们逐渐摆脱身份困境，找回自我，以自信自尊的新面貌面对婚姻关系。
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使《喜福会》中的母女逐渐认识真实的自我，意识到自己不该受命运的摆布，应当主动地进行自我选择，最终打破沉默，发出自己的声音，赢回尊严。
参考文献：
[1] [美]谭恩美.喜福会[M].程乃珊等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2] [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下册[M].郑克鲁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3] 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关键词】：《喜福会》；婚姻；女性主义；沉默；反抗
《喜福会》是美国华裔女作家谭恩美的成名作，小说刚一出版就引起广泛好评，成为1989年美国四大畅销书之一，多次获奖并拍成电影。 《喜福会》是一部描写女人的书，谭恩美以女性视角书写了女性丰富的内心世界，构建了一个女性世界，女人们登台做主角，男人们作为配角闪现。小说由十六个故事串联而成，从七位叙述者的个人记忆出发，描写了解放前夕从中国大陆移居美国的四位女性和她们各自在美国出生、成长的四位女儿的生活波折。一方面，小说展现了母女之间的心理隔膜、感情冲撞和精神和解，另一方面，小说也揭示了女性在认识自我、赢回尊严的道路上顽强的抗争和不屈的意志。小说通过七位叙述者各自的讲述，描绘了新旧两代华人女性的婚姻，通过对婚姻的刻画，表现了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母女两代人自身女性意识的觉醒。
一、婚姻关系中沉默的女性
1.1旧式婚姻中沉默的母亲
“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在旧中国传统的男权社会中，女人始终处于男性的主宰之下，处在一种低下的被支配地位，没有自我意识。长期被束缚在家庭这个狭小的圈子里，使得她们认同自己的附属地位，“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构成她们一生的主题。除了拥有在父权制的家庭中“女儿”“妻子”“母亲”等称谓之外，作为独立自主的人的一切权利都被剥夺殆尽。正如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西苏所言：“在父权制社会里，女性在二元对立关系中始终处于被压制的地位，她的一切正常的生理心理能力、她的一切应有的权利都被压抑或剥夺了，她们被迫保持沉默。”
《喜福会》中的母亲们在男权至上的旧中国中就扮演着这样被支配的角色。她们忍让、自我牺牲，没有自已的身份地位，没有自己的声音。
龚琳达两岁时就被许配给洪家作童养媳。面对爱情和婚姻，她没有选择的权利，即便知道了要嫁的男人多么糟糕，她也不能违抗，唯一能做的只有遵从父命，哪怕这会牺牲自己的一生。一场洪水早早结束了琳达在娘家的生活，12岁的琳达开始了像女佣一样的婚姻生活。父权制下，女性不仅是男权文化道德规范的接受者，并且成为其捍卫者。琳达努力成为一个温顺而尽责的妻子、儿媳，她煮饭做菜、绣枕套做针线，毫无怨言的受着丈夫的百般刁难，完全成为了为男性生活服务的工具，甚至告诉自己“天余是上帝，他的意识高于我的生命。”尽管她成为顺从的贤妻，婆婆还是因为她未能给洪家生孙子而将她圈禁在床，面对如此折磨，琳达唯有承受，无法说出自己未孕的原因来为自己辩解。在毫无温情的婆家，毫无感情的婚姻中，除了顺从沉默，别无他路。
儿时的映映听到“月亮娘娘”痛苦地唱着：“女人是阴，她注定只能冷却自己的热情，就像阴影一样，没有光彩。男人是阳，夺目耀眼，女人只有借着男人，才有光彩”，她哭了，绝望又悲恸。年轻美貌的富家女映映，因父母之命，嫁给了一个看年龄足可以当她叔叔的粗俗、好色、没有婚姻道德的十恶不赦的坏男人。映映也曾爱上过这个男人，一度满怀欣喜的为丈夫孕育子嗣，以夫为天。可结婚不久，怀孕的映映就遭到丈夫的冷落和遗弃，心灰意冷的她失魂落魄，在乡下浑浑噩噩的过了十年。映映的婚姻由父母包办，她无权选择自己爱人，甚至连“爱”都是在父母的安排之后发生的。婚后，丈夫寻花问柳，被背叛的映映只能默默承受痛苦，沒有力量发出自己的声音，没有对丈夫的行为说“不”的权利。
在旧中国传统的男权社会中，女性只能做顺从的女儿、无声的的妻子。婚前，女性被父亲所有，人生由父亲掌控，完全丧失自主选择结婚对象的权利。婚后，女性属于丈夫，在婚姻中处于被支配的、无权言说的被动地位，丈夫更是拥有着“一纸休书”的绝对主动权。正如波伏瓦所言：“女人作为奴隶或者仆从被纳入父亲和兄弟支配的家庭群体中，通常由一些男人将她婚配给另一些男人……几乎把她当做物：她属于两个群体彼此同意交换的实物。”
1.2美式婚姻中无声的女儿
《喜福会》中的女儿们生在美国长在美国，受美国式的教育，做着体面的工作，与她们的母亲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环境和思想观念，可一如她们的母亲，她们在婚姻中仍处于被动地位。
许露丝想像自己是一个孱弱的女子，而丈夫是搭救她的勇士，从心灵深处感到和丈夫在一起就得到了保护，得到了依傍。在多年的婚姻生活中，露丝一切都听从丈夫的安排，从没想过要违抗他的决定，只是不停说着“你看着办吧，泰德”，“你决定吧，泰德”。这样无条件的顺从被丈夫认为是毫无责任心，不愿意承担婚姻生活的责任。在这段婚姻中，露丝的丈夫始终起着主导、决策的作用，温柔顺从和完全的依靠，让露丝逐渐习惯了不再发声，慢慢忘记了自己也有想法，忘记了维护独立的自我，成为一个甘愿服从丈夫的附属品，直至当丈夫最后要求与她离婚时，露丝仍旧被牵着鼻子走，只会哭泣，无力反抗。
在职场上，丽娜是一位富有创造力和工作能力的职业女性，婚姻中甘愿为丈夫付出，牺牲实现自己个人价值的可能，默默活在丈夫背后。丽娜帮助丈夫哈罗德发展事业，鼓励哈罗德开办自己的公司，为哈罗德提供创意，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具体工作中都提供者不可或缺的支持，却仅仅成为哈罗德公司的一个小职员。当发现哈罗德采用了自己的创意，丽娜没有开口要求一句感谢；认为自己出色的工作能力值得更丰厚的薪酬和更高的职位，丽娜也没有开口要求得到提拔。丽娜的沉默，都因为哈罗德说要以避任人唯亲的嫌疑。他们过着平摊一切生活费用的、看似公平的生活，实际上，哈罗德挣的钱是妻子丽娜的七倍，妻子却需要支付自己并不吃的冰激凌的一半费用。事实上，在丽娜和哈罗德婚姻的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丽娜认为哈罗德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自己嫁给哈德罗是那样的幸运，甚至是自己不配消受的服气。对哈罗德的仰视，让丽娜的抗议仅仅存在于心里，“不，我从心里发出抗议。我想大声对他说：不要这样……但这些话都给哏在喉头，什么也没说出来。”“可我实在忍不住我的眼泪，因为我发现，我自己也实在不知道，与他争执的要点究竟是什么。”在想说的时候却已经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婚姻中习惯性的沉默和忍让，让丽娜有苦难言，进入了一个无言、无望的境地。 《喜福会》中的女儿们，反抗母亲、选择自己的工作、选择自己的爱人，有了独立于世的能力，在婚姻生活中却仍旧缺乏自主自立的意识，成为没有自己声音的附属品。
二、婚姻中女性沉默的根源
“沉默”不是话语的绝对终结，相反它伴随着话语而来，表达的是一种有意识的自我控制行为，蕴含着说话人一时难以表达或不愿意表达、不方便表达或无法表达的多种思想、情感和复杂的心态。爱说话是女人的天性，女性一旦沉默，可被视为迫不得已的无奈之举。
2.1父权制为主的文化
在许多文化中，男性长期以来居于统治地位，女性只能居于从属地位。女性经常作为被男性所凝视的对象，而不是有权利言说自己独立的个体而存在。传统的性别规则将男性定义为理智、强壮、坚定、主动的、而女性则是情绪化、软弱、被动的，女性被置于次要的位置。女性被教导要顺从、沉默、要去讨好。
在父权社会里，女性被剥夺了发言权，使她们长期处于沉默状态。女性在潜移默化中将父权制文化逐渐内化为自身的价值观。正如波伏瓦所言：“拒绝成为他者，拒绝与男人合谋，对女人来说，就等于放弃了与高等阶层联合给他们带来的一切好处。……这样，将女人确定为他者的男人，会发现女人扮演了同谋的角色。这样，女人并不要求成为主体，因为女人没有成为主体的具体办法，因为女人感受到与男人相连的必要联系，而不再提出相互依存，还因为女人往往乐于担当他者的角色。”这也是为什么旧中国女性自觉遵守“三从四德”，以极强的自我牺牲精神扮演着以家庭为主的贤妻良母角色，比男性更加唾弃违反这些规则的同性。也是为什么生长在美国的女儿们，即便有独立于世的能力，仍旧完全依赖丈夫、仰视丈夫，忘掉自己本身，以丈夫的要求取代自己的要求，以丈夫的判断代替自己的判断，成为丈夫的影子。
例如，龚琳达和映映都听从父母的安排，嫁给并不值得嫁的男人，即便婚姻并非自己所选，婚后仍旧尽力做一个称职的好妻子。安梅的母亲，在丈夫死后，因被陷害不得做了别人的四姨太，从此受尽唾弃与辱骂，甚至当作已死之人，即便割自己的肉给母亲治病也未能得到原谅。露丝和丽娜甘愿由丈夫安排婚姻生活中的一切，从不反对。丽娜不知如何发出自己的声音，将反抗放在心里。露丝主动放弃为自己的婚姻生活做决定的权利，甚至觉得丈夫要求自己来做决定是一种折磨。
2.2被主流文化边缘化
《喜福會》中作为第二代华裔女性的女儿们，虽然主动疏离了自己的母亲和中华文化的背景，竭力成为一个地道的美国人，努力融入主流社会，却并没有完全被美国主流社会接纳。即便露丝强调自己是美国人，仍旧因为“东方人”形象而被歧视，在泰德母亲的眼中，露丝配不上自己的儿子，认为儿子取一个亚裔妻子会影响他的大好前程。
《喜福会》中的女儿在婚姻中沉默的原因，除了受到父权文化的影响，还由于她们作为被美国主流社会边缘化的华裔女性的强烈的自卑心理。自出生便受美国文化影响，疏远中华文化的女儿们，却仍旧处于边缘地位，这种矛盾和迷茫造成了她们自卑与自贬的心态。露丝对母亲说泰德吸引自己的“恰恰是那些与我的哥哥和其他中国男孩子们的不同之处；他的瘦削的轮廓分明的脸庞和颀长的身材，他的壮实的手臂；还有，他的父母是来自纽约泰兰城而不是中国的天津。”丽娜经济独立，事业有成，但就是这样一个出色的女性仍然觉得自己配不上哈罗德，竟然很是不可思议“怎么想哈罗德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人，也会认为我是出众的”。在接受了哈罗德的求婚之后，仍旧把对方看的高于自己，“当我一想到我将搬去去他一起生活时，背心深处更是升起一层担忧：他会不喜欢我的体味吗？我对音乐和电视，有自己的品味和癖好，他会认同吗？……那种担心，那种不踏实感和惧怕，从未离开过我……” 露丝、丽娜以及薇弗莱在于他们的白人伴侣相处中，总是处在贬低自己，仰视对方的状态中，无缘由地将自己放在低下的位置，仿佛永远在被对方抛弃的危险边缘游走。
《喜福会》中的女儿，在自卑与自贬的阴影中无法正视自我，看不到自己在婚姻中的价值，不能以平等的姿态与伴侣交流，只能无奈的沉默。
三、打破沉默：女性的觉醒和反抗
不发声的女性无法声明自己的存在，女性如果保持沉默，她的故事和声音很可能被忽视，那样她只会陷入更深的失语中，承受更重的压迫。因此女性应当打破沉默为自己发声，不应该甘愿被人指挥。波伏瓦在《第二性》中指出：“听天由命只能意味着退让和逃避，对于女人来说，除了谋求自身解放，别无他途。”女人想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拥有和男性同等的权利、地位，不再是男性的附属品，就要“争取”，而不只是“接受”。
3.1母亲的反抗
《喜福会》中，母亲们对于男权主义的反抗具有很浓郁的悲剧色彩，因为父权文化对她们的影响至深，浸在血液中。反抗传统的生活，对她们来说不是改变，而是脱胎换骨般的重塑。
琳达在举行婚礼前夕醒悟，“为什么我的命运要让别人来决定？为什么为了别人的快乐我就得献上自己？……我的内心深处留着对生活的颖悟……我永远不会忘记‘自我’。 ”自我意识越来越强的琳达，决定掌握自己的命运。她聪明地利用黄家的迷信编造了一个梦。通过这个梦，她让迷信的黄家相信婚姻不能继续，琳达用自己的聪明睿智摆脱了这段牢笼般不幸的婚姻，怀着美好的愿望前往美国，期待着新的自己。
另一位母亲顾映映也颠覆了传统男权文化对女性的规范。映映满心欢喜地想为丈夫生一个儿子，却在遭到冷落和遗弃。为了报复，也为了跟那个男人不再有一丝一毫的关系，在婚姻中没有自主权的映映，狠心杀死了“那个可恶的坏蛋”留在她体内的“孽种”，毅然离开夫家，回到娘家。在娘家过了10年无所事事、毫无意义的生活后，映映决定不再受着过去的困扰，要改变自己的人生，成为了一名职业妇女。她又变回了那个骄傲的富家女，不再委曲求全，忍气吞声。
法国女权主义者西苏认为发声意味着自我意识的觉醒，女性不应该被限制在闺房之中，应该打破沉默，应该发声。《喜福会》中的母亲们，用艰难的反抗打破了长久的沉默，为自己建构了新的身份。 3.2女儿的反抗
《喜福会》中的女儿们从小受美国式的教育，不能认同母亲的身份和文化背景，认为无论是母亲的打扮还是想法都是奇怪而不可理解的，她们对母亲持一种否定、拒绝、反抗的态度。但生活在传统的中国家庭中，母亲的言传身教，长期的耳濡目染，中国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她们。遇到问题，她们认可指向多种结果的美国式解决方法，又在潜意识中偏向中国式的方法，她们虽然全盘接受了美国文化，却无法改变自己的中国血统。这种无处不在矛盾造成的认识“自我”的困惑和不知何去何从的身份危机，致使她们在跟伴侣相处时也处在迷茫、无力的状态，处理不好同白人丈夫的关系，陷入婚姻危机。
因此，跟母亲的和解，通过认同母亲的身份来认同自己的身份，就成了女儿们反抗沉默的婚姻关系，走出迷惘的重要一环。母女的和解不但重新联系起了女儿和母亲，而且还赋予了她们认识真实的自己，走出迷茫的能力。“我必须把我的故事告诉她，这是唯一的一个钻进她身子，把她往安全地带拖拽的办法。”母亲们努力把她们的故事讲述给自己的女儿。通过倾听母亲的故事，女儿们从母亲身上获得了审视自己生活的勇气，找到了真实的身份定位，用恰到好处的方式解决自己婚姻中的问题和挫折，不再为了反抗、逃离母亲的价值观而生硬地走向另一个极端。最终，接受力来自母亲的精神力量，用自信的新姿态，打破沉默，走出了婚姻的困境。
女儿们在反思自己的婚姻问题时，不仅重新认识母亲与母亲达成和解，也重新审视了自己曾经排斥的中国传统文化。露丝在接受了心理治疗后对丽娜说：“他说我不应该责备自己的传统文化、自己的民族。”对中国文化的再认识帮助女儿们摆脱了长期存在的身份的困境，筑成了为自己发声的根基。
与母亲的和解和对传统文化的在认识，使女儿们得到了平等地站在伴侣对面的资本与力量。露丝在婚姻结束的最后一刻，终于站在丈夫面前，为自己的生活做出的决定，她拒绝应丈夫要求搬出他们的房子，她立场坚定“你反正不能这样，把我从你生活中拎出去这么随手一丢。”长期隐去自己的真实需要，将反抗藏在心里的丽娜，终于不堪忍受“保护纯洁爱情”的面具下冷漠、有距离的AA制生活，把长期压抑着的不满讲给丈夫听，试图改变和丈夫的相处模式，改变她在婚姻生活中的被动地位。
四、结语
《喜福会》中，坚强的母亲虽然遭受了各种磨难，但觉醒的女性意識指导着她们争取掌握命运的主动权，发出自己的声音以反抗不公和压迫。借助自己母亲的生活经历和教育，女儿们逐渐摆脱身份困境，找回自我，以自信自尊的新面貌面对婚姻关系。
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使《喜福会》中的母女逐渐认识真实的自我，意识到自己不该受命运的摆布，应当主动地进行自我选择，最终打破沉默，发出自己的声音，赢回尊严。
参考文献：
[1] [美]谭恩美.喜福会[M].程乃珊等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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