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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影响儿童心理成长的关键环节，对其尊严的教育是最为重要也是最易被家长忽视的教育方面。当代女作家毕淑敏的儿童题材小说始终凝注了对尊严教育问题的深深思考，《一厘米》即是以工厂食堂炊事员陶影为主人公，通过“一厘米”风波展示了她对儿子的教育以及在现实中遭遇的阻挠与困境，以精炼的篇幅折射出尊严教育的根本性质、内在特征及现实困境，对以母亲为主体的培养者有着广泛的启迪、借鉴作用。
马斯洛指出“社会上所有的人都有一种获得对自己的稳定的、牢固不变的、通常较高的评价的需要或欲望，即一种对于自尊、自重和来自他人尊重的需要或欲望”，是否获得尊重对个人的心理健康及成长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儿童从三岁开始已经初步显现出这种需求，表现为对父母赞赏的渴望、对生理成熟的追求、对轻视与批评的厌恶等，这一时期是其心理性格建构的关键期，因此，作为儿童最为信任的第一个老师，母亲必然要承担起满足子女尊重需要的责任。而现实生活中，多数培养者对这种心理规律都缺乏透彻的认知，致使其对子女的尊严教育实践陷入困境与误区，《一厘米》便立足于这一儿童教育问题，透过一件小事折射出母亲与尊严教育的特殊关系，进而深刻揭露在现实背景下，城市底层女性尊严教育观念的内在脆弱性与矛盾性。
一、母亲在尊严教育中的特殊地位
尊严教育是一种较为高级的家庭教育形式，它超越了对儿童身体和情绪的关注，深入到儿童健康心理与完美人格的培养上。儿童的家庭教育无疑是以母亲为主导的，这是由先天的血缘联系和后天的相处模式决定的，母亲对自身尊严的渴求与重视会使其在教育认知上形成一个敏感区，建立起一个以自尊培养熏陶为基础的教育模式。这种教育会使儿童最终获得母亲自身所缺失的、未被满足的尊严需求与价值认同，成为真正自尊、自信和拥有完美人格的人，这便是尊严教育的本质特征。
《一厘米》中，主人公陶影便是一个尊严教育的实践者，这是一个集平凡身份与教育理想于一体的母亲形象。她是工厂食堂的一个炊事员，做些白案上烘烤点心的活，属于城市底层的劳动妇女，她的身上有这类女性的共同特征——条件拮据、忙于生计、精打细算。当独自一个人的时候，她会节俭到想尽办法省下一张公共汽车票钱，甚至看司机的眼色，耍些小聪明，生活的压力和物质的拮据使她明白每一分钱的来之不易，勤俭持家成了她这样的劳动妇女固化的习惯与思想。
与此形成明显对比的是，当儿子身高不够却坚持为自己买一张车票时，陶影首先考虑到的是这张车票的内在价值，它象征着对儿子小也独立意识的尊重，这是一个男孩自尊的萌芽。这份尊重需要是强烈又是极其脆弱的，往往会因为母亲无意的忽视和冰冷的反馈迅速萎缩、消沉，甚至成为儿童内心一个不能被触碰的伤口，缓缓地流淌伤心与畏惧。在儿子的教育上，她有着超越一个劳动妇女身份的细腻体察和教育眼光，能敏感地关注到孩子自尊的萌芽，并用心地呵护它，对孩子的教育是渗透其心灵的，即使生活拮据也要坚定地为儿子再买一张票，这是帮助儿童建立尊严的教育方式。
而当看到小也像她一样把西瓜吃到见底，一口一口地啃着瓜皮时，他模仿母亲那由于物质条件匮乏而不得已的节俭行为，是陶影的尊严教育中决不允许的，陶影的愤怒来自于小也身上沾染到的底层贫苦市民气息。美国心理学家库利指出：“自我尊重是人们渴望的更好的自我，不是现在状态下的我，是从生活中创造出来的最好的我。”因此，对子女自尊的教育包含着家长的强烈渴求——使他们成为超越现实环境的更好的人。陶影用一个母亲的全部努力去为孩子创造一个物质和精神都更加优越的成长环境，希望小也从小建立起强大的自尊，使他拥有超越家庭自身物质水平与社会地位的优秀习惯，具有不为物质条件所影响的自信、骄傲的精神气质，成为具有“大家风度”的高层次儿童。
二、尊严教育既是责任也是自身的渴求
母亲的责任意识是本能的，当陶影抚摸着小也头皮上的缝隙，感触到一种生命的跃动：“这是一道生命之门，它半開半合，外面的世界像水样，从这里流进去。”而这生命是自己创造的结晶，他的性格、人生甚至命运都将在自己手中萌芽、成型。母亲的责任不仅仅是缔造生命，更是终其一生对子女的教导与塑造，“对于家庭教育更多的不是表现在父母如何‘教’上，而是表现在父母如何‘做’上，父母如何‘做’的身影，对于思维能力薄弱的幼儿来说远比父母‘教’的声音的影响要大得多”。因此，只有不断塑造自己，学习成为一个优秀、完美的母亲，才能在教育子女的过程中树立正确的榜样形象，这是女性对生命延续内在的责任认知，是其甘愿奉献一生的使命与事业。
教育观念作为女性的一种意识选择，必然是以其主观欲望和内心诉求为基础的，其在这种意识形态倾向性的指导下去确立教育理念，实践教育方法。陶影这种尊严教育观念折射出她自身对尊严的渴望：“她的出身并不高贵，也没读过许多书。她喜欢温文尔雅，竭力要给儿子留下这种印象，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她感觉自身高贵起来。”温文尔雅、涵养卓越这都是陶影渴望拥有的，是真正能使她获得自信、自尊的内在气质，她愿意表现出与其身份地位不相等的知识女性的素养与品质，特别是在儿子面前，这可以让她感觉到自己的尊严与价值在焕发光芒，可以让她感觉自己是高贵的、与周围人不同的、值得尊重的。
面对售票员的阻拦，她不急着解释，不恼羞成怒，她保持着一个高涵养的形象，安静回答，优雅面对，这都表现出陶影作为一个底层的劳动妇女其内心对上层女性的向往与追求，对素养与气质的重视与修炼，这是陶影的尊重需求渴望得到满足的表现。因此，在这种心理倾向下形成的尊严教育理念必然更加重视小也的自尊建立与素质培养。她不让小也拼命地啃西瓜皮；给小也买证明他长高的车票；用可以换两块西瓜的门票来带小也增长见识，她要让小也不被物质环境影响，从小建立起强大的自尊与自信，拥有一切高等素养与气质，这是她尊严教育理念的核心，也是自身尊严需求缺失在小也身上的重建和完善。
三、尊严教育的实践困境
物质水平上，陶影是城市普通的劳动女性，生活条件差，经济压力大；社会地位上，处于城市底层，知识水平低，社会认同度差。这样的现实条件限制了陶影的尊重需求实现程度，生存需要和安全需要已经沉重地压在她的肩上，对生计的奔波劳碌、精打细算几乎占据了她所有的生活空间，因此，她会自觉淡化和忽视对其他精神层次的追求，对待生活的现实性与利益最大化成为最主要的特征，这也是城市底层劳动妇女的本质特征。而尊严教育实现的标志是子女的尊重需要得到充分满足，“尊重需要是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中的第四层次，实现的最佳土壤是小康阶段的物质水平和中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在小也的童年期，其尊重需要得以满足的基础就是家庭物质环境，而陶影的现实条件与在这一时期实践的以心理建设和导向为目的的高层次尊严教育理念本质上存在着显著的矛盾与冲突。 陶影的尊严教育首次出现是在为小也买车票的时候，此时就已经暴露出了与现实的矛盾。两毛钱的车票关系着小也的尊严，但是这两毛钱也是陶影一家三天伙食的花费，陶影最后维护了小男子汉的自尊心，满足了儿子想要长大的愿望，但在这种教育理念下，必然要增加物质上的压力，付出现实的代价。尊严教育实现的前提是让孩子拥有一个不受物质生活压力干扰的精神发展世界，因此，尊严教育属于高层次教育的一种，要求父母对子女成长基本物质需求的绝对实现，与家庭的生活状况、社会阶层紧密相连。在作品中，陶影位于城市底层，承担着养家糊口的生活压力，无法实现小也成长物质基础的绝对保障，尊严教育理念的实践必然会受到现实条件的制约，激化内在矛盾，在小也自尊建设的过程中产生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随着小也年龄的增长，该类教育必然要涵盖更多的方面，所承受的物质压力便会与日俱增，其内部的现实局限性将逐渐显现，无法忽视。
物质条件的局限又直接导致了尊严教育内部的脆弱性。子女对父母的信任是尊严教育得以实现的内在前提，这种信任感的建立依靠父母对其承诺的遵守，对子女期待的满足，因此，陶影虽看重两毛钱的物质效益，却将对儿子的允诺放在首位，放弃一厘米的身高差，满足小男子汉的自尊与期待。然而，信任是一种情感联系，具有不稳定性，受客观条件的影响与制约，建立在情感基础之上的意识理念没有稳定的物质根基，一旦这种信任感降低或消失，整个教育理念及其产生的教育效果将会分崩离析，失去存在的根本。得知了真实身高后的小也内心有震惊，有委屈，有着被母亲欺骗的不知所措与恐惧慌张，一切复杂的情绪在幼小的儿童面前都化作行为上的反抗，这种反抗的背后不仅是孩子单纯的愤怒情绪，更包含着对母亲信任感的降低与教育接受的抗拒，陶影的尊严教育在小也流出眼泪的一刹那便千疮百孔，伤痕累累，尊严教育的脆弱性暴露无遗。毕淑敏曾说：“我想用母亲温馨的心捻成毛线，为儿子织一间温暖的小屋，可惜我不是整個世界。”在毕淑敏的小说中，有太多像陶影一样的母亲，她们内在的教育理想与冷酷的物质现实之间存在矛盾，她们渴望孩子成才，渴望孩子从小就拥有强大的自尊、自信，满足他们所有的尊重需求，可偏偏社会固化的贫富差距与等级秩序就像一道鸿沟横亘在教育理想与现实之间。尊严教育理念的实现在今天的世界要跨越太多客观的、冰冷的阈限与阻碍，母亲的努力与保护是在子女的童年期跨越这段距离、将孩子送到成长制高点的唯一途径，可相对于整个社会的教育背景和现状，这份力量又太过渺小，太过薄弱。人们能看到太多像陶影这样的家庭在不堪重负的生活压力下对尊严教育理念的放逐与儿童尊重需要的漠视，教育观念在物质现实面前的实践困境及其异化、变形对孩子产生的负面作用是整个社会的悲哀，是必须改变的客观问题与教育现状。
四、结语
陶影在拮据的物质条件与沉重的生活压力下始终坚持着对小也的尊严教育，用一个母亲的爱与责任承担起教育实践中所有的荆棘与坎坷。毕淑敏没有用犀利的言辞批判现实的不公，而是透过一厘米风波，透过陶影的遭遇与困惑向这个社会平和而冷静地发问，用细腻温润的文字叩击读者的心灵，使人们开始反思现实，正视黑暗。物质现实制约着尊严教育的外在实践可能和内在信任基础，为城市底层女性教育理想的实现增添了太多的阻碍与挑战，最终构成了这类女性难以挣脱的教育困境。这篇文章更为深远的现实意义就在于对这种教育现状与客观问题的揭示，在于对这个固化的社会结构的质问与警示，只有不断减小物质现实压力之于儿童教育的渗透，不断削弱贫富等级秩序之于教育理念的制约，才能真正为儿童创造一个平等的、自信的、充满阳光与自尊的心理成长世界。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马斯洛指出“社会上所有的人都有一种获得对自己的稳定的、牢固不变的、通常较高的评价的需要或欲望，即一种对于自尊、自重和来自他人尊重的需要或欲望”，是否获得尊重对个人的心理健康及成长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儿童从三岁开始已经初步显现出这种需求，表现为对父母赞赏的渴望、对生理成熟的追求、对轻视与批评的厌恶等，这一时期是其心理性格建构的关键期，因此，作为儿童最为信任的第一个老师，母亲必然要承担起满足子女尊重需要的责任。而现实生活中，多数培养者对这种心理规律都缺乏透彻的认知，致使其对子女的尊严教育实践陷入困境与误区，《一厘米》便立足于这一儿童教育问题，透过一件小事折射出母亲与尊严教育的特殊关系，进而深刻揭露在现实背景下，城市底层女性尊严教育观念的内在脆弱性与矛盾性。
一、母亲在尊严教育中的特殊地位
尊严教育是一种较为高级的家庭教育形式，它超越了对儿童身体和情绪的关注，深入到儿童健康心理与完美人格的培养上。儿童的家庭教育无疑是以母亲为主导的，这是由先天的血缘联系和后天的相处模式决定的，母亲对自身尊严的渴求与重视会使其在教育认知上形成一个敏感区，建立起一个以自尊培养熏陶为基础的教育模式。这种教育会使儿童最终获得母亲自身所缺失的、未被满足的尊严需求与价值认同，成为真正自尊、自信和拥有完美人格的人，这便是尊严教育的本质特征。
《一厘米》中，主人公陶影便是一个尊严教育的实践者，这是一个集平凡身份与教育理想于一体的母亲形象。她是工厂食堂的一个炊事员，做些白案上烘烤点心的活，属于城市底层的劳动妇女，她的身上有这类女性的共同特征——条件拮据、忙于生计、精打细算。当独自一个人的时候，她会节俭到想尽办法省下一张公共汽车票钱，甚至看司机的眼色，耍些小聪明，生活的压力和物质的拮据使她明白每一分钱的来之不易，勤俭持家成了她这样的劳动妇女固化的习惯与思想。
与此形成明显对比的是，当儿子身高不够却坚持为自己买一张车票时，陶影首先考虑到的是这张车票的内在价值，它象征着对儿子小也独立意识的尊重，这是一个男孩自尊的萌芽。这份尊重需要是强烈又是极其脆弱的，往往会因为母亲无意的忽视和冰冷的反馈迅速萎缩、消沉，甚至成为儿童内心一个不能被触碰的伤口，缓缓地流淌伤心与畏惧。在儿子的教育上，她有着超越一个劳动妇女身份的细腻体察和教育眼光，能敏感地关注到孩子自尊的萌芽，并用心地呵护它，对孩子的教育是渗透其心灵的，即使生活拮据也要坚定地为儿子再买一张票，这是帮助儿童建立尊严的教育方式。
而当看到小也像她一样把西瓜吃到见底，一口一口地啃着瓜皮时，他模仿母亲那由于物质条件匮乏而不得已的节俭行为，是陶影的尊严教育中决不允许的，陶影的愤怒来自于小也身上沾染到的底层贫苦市民气息。美国心理学家库利指出：“自我尊重是人们渴望的更好的自我，不是现在状态下的我，是从生活中创造出来的最好的我。”因此，对子女自尊的教育包含着家长的强烈渴求——使他们成为超越现实环境的更好的人。陶影用一个母亲的全部努力去为孩子创造一个物质和精神都更加优越的成长环境，希望小也从小建立起强大的自尊，使他拥有超越家庭自身物质水平与社会地位的优秀习惯，具有不为物质条件所影响的自信、骄傲的精神气质，成为具有“大家风度”的高层次儿童。
二、尊严教育既是责任也是自身的渴求
母亲的责任意识是本能的，当陶影抚摸着小也头皮上的缝隙，感触到一种生命的跃动：“这是一道生命之门，它半開半合，外面的世界像水样，从这里流进去。”而这生命是自己创造的结晶，他的性格、人生甚至命运都将在自己手中萌芽、成型。母亲的责任不仅仅是缔造生命，更是终其一生对子女的教导与塑造，“对于家庭教育更多的不是表现在父母如何‘教’上，而是表现在父母如何‘做’上，父母如何‘做’的身影，对于思维能力薄弱的幼儿来说远比父母‘教’的声音的影响要大得多”。因此，只有不断塑造自己，学习成为一个优秀、完美的母亲，才能在教育子女的过程中树立正确的榜样形象，这是女性对生命延续内在的责任认知，是其甘愿奉献一生的使命与事业。
教育观念作为女性的一种意识选择，必然是以其主观欲望和内心诉求为基础的，其在这种意识形态倾向性的指导下去确立教育理念，实践教育方法。陶影这种尊严教育观念折射出她自身对尊严的渴望：“她的出身并不高贵，也没读过许多书。她喜欢温文尔雅，竭力要给儿子留下这种印象，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她感觉自身高贵起来。”温文尔雅、涵养卓越这都是陶影渴望拥有的，是真正能使她获得自信、自尊的内在气质，她愿意表现出与其身份地位不相等的知识女性的素养与品质，特别是在儿子面前，这可以让她感觉到自己的尊严与价值在焕发光芒，可以让她感觉自己是高贵的、与周围人不同的、值得尊重的。
面对售票员的阻拦，她不急着解释，不恼羞成怒，她保持着一个高涵养的形象，安静回答，优雅面对，这都表现出陶影作为一个底层的劳动妇女其内心对上层女性的向往与追求，对素养与气质的重视与修炼，这是陶影的尊重需求渴望得到满足的表现。因此，在这种心理倾向下形成的尊严教育理念必然更加重视小也的自尊建立与素质培养。她不让小也拼命地啃西瓜皮；给小也买证明他长高的车票；用可以换两块西瓜的门票来带小也增长见识，她要让小也不被物质环境影响，从小建立起强大的自尊与自信，拥有一切高等素养与气质，这是她尊严教育理念的核心，也是自身尊严需求缺失在小也身上的重建和完善。
三、尊严教育的实践困境
物质水平上，陶影是城市普通的劳动女性，生活条件差，经济压力大；社会地位上，处于城市底层，知识水平低，社会认同度差。这样的现实条件限制了陶影的尊重需求实现程度，生存需要和安全需要已经沉重地压在她的肩上，对生计的奔波劳碌、精打细算几乎占据了她所有的生活空间，因此，她会自觉淡化和忽视对其他精神层次的追求，对待生活的现实性与利益最大化成为最主要的特征，这也是城市底层劳动妇女的本质特征。而尊严教育实现的标志是子女的尊重需要得到充分满足，“尊重需要是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中的第四层次，实现的最佳土壤是小康阶段的物质水平和中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在小也的童年期，其尊重需要得以满足的基础就是家庭物质环境，而陶影的现实条件与在这一时期实践的以心理建设和导向为目的的高层次尊严教育理念本质上存在着显著的矛盾与冲突。 陶影的尊严教育首次出现是在为小也买车票的时候，此时就已经暴露出了与现实的矛盾。两毛钱的车票关系着小也的尊严，但是这两毛钱也是陶影一家三天伙食的花费，陶影最后维护了小男子汉的自尊心，满足了儿子想要长大的愿望，但在这种教育理念下，必然要增加物质上的压力，付出现实的代价。尊严教育实现的前提是让孩子拥有一个不受物质生活压力干扰的精神发展世界，因此，尊严教育属于高层次教育的一种，要求父母对子女成长基本物质需求的绝对实现，与家庭的生活状况、社会阶层紧密相连。在作品中，陶影位于城市底层，承担着养家糊口的生活压力，无法实现小也成长物质基础的绝对保障，尊严教育理念的实践必然会受到现实条件的制约，激化内在矛盾，在小也自尊建设的过程中产生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随着小也年龄的增长，该类教育必然要涵盖更多的方面，所承受的物质压力便会与日俱增，其内部的现实局限性将逐渐显现，无法忽视。
物质条件的局限又直接导致了尊严教育内部的脆弱性。子女对父母的信任是尊严教育得以实现的内在前提，这种信任感的建立依靠父母对其承诺的遵守，对子女期待的满足，因此，陶影虽看重两毛钱的物质效益，却将对儿子的允诺放在首位，放弃一厘米的身高差，满足小男子汉的自尊与期待。然而，信任是一种情感联系，具有不稳定性，受客观条件的影响与制约，建立在情感基础之上的意识理念没有稳定的物质根基，一旦这种信任感降低或消失，整个教育理念及其产生的教育效果将会分崩离析，失去存在的根本。得知了真实身高后的小也内心有震惊，有委屈，有着被母亲欺骗的不知所措与恐惧慌张，一切复杂的情绪在幼小的儿童面前都化作行为上的反抗，这种反抗的背后不仅是孩子单纯的愤怒情绪，更包含着对母亲信任感的降低与教育接受的抗拒，陶影的尊严教育在小也流出眼泪的一刹那便千疮百孔，伤痕累累，尊严教育的脆弱性暴露无遗。毕淑敏曾说：“我想用母亲温馨的心捻成毛线，为儿子织一间温暖的小屋，可惜我不是整個世界。”在毕淑敏的小说中，有太多像陶影一样的母亲，她们内在的教育理想与冷酷的物质现实之间存在矛盾，她们渴望孩子成才，渴望孩子从小就拥有强大的自尊、自信，满足他们所有的尊重需求，可偏偏社会固化的贫富差距与等级秩序就像一道鸿沟横亘在教育理想与现实之间。尊严教育理念的实现在今天的世界要跨越太多客观的、冰冷的阈限与阻碍，母亲的努力与保护是在子女的童年期跨越这段距离、将孩子送到成长制高点的唯一途径，可相对于整个社会的教育背景和现状，这份力量又太过渺小，太过薄弱。人们能看到太多像陶影这样的家庭在不堪重负的生活压力下对尊严教育理念的放逐与儿童尊重需要的漠视，教育观念在物质现实面前的实践困境及其异化、变形对孩子产生的负面作用是整个社会的悲哀，是必须改变的客观问题与教育现状。
四、结语
陶影在拮据的物质条件与沉重的生活压力下始终坚持着对小也的尊严教育，用一个母亲的爱与责任承担起教育实践中所有的荆棘与坎坷。毕淑敏没有用犀利的言辞批判现实的不公，而是透过一厘米风波，透过陶影的遭遇与困惑向这个社会平和而冷静地发问，用细腻温润的文字叩击读者的心灵，使人们开始反思现实，正视黑暗。物质现实制约着尊严教育的外在实践可能和内在信任基础，为城市底层女性教育理想的实现增添了太多的阻碍与挑战，最终构成了这类女性难以挣脱的教育困境。这篇文章更为深远的现实意义就在于对这种教育现状与客观问题的揭示，在于对这个固化的社会结构的质问与警示，只有不断减小物质现实压力之于儿童教育的渗透，不断削弱贫富等级秩序之于教育理念的制约，才能真正为儿童创造一个平等的、自信的、充满阳光与自尊的心理成长世界。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