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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世界多极化的政治格局下，中俄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外交活动日益频繁。为了完成两国之间的跨文化交际活动，准确理解彼此的异文化是必要的前提。语言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学习对象国的语言是我们了解异文化的一把金钥匙。本文选取“成语”— 高度浓缩民族文化精华的语言单位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比分析“成语”在两种语言中的概念定义、特点，进而归纳总结两者的共同与差异之处。这将是加深理解两种语言的差异，促进更深层次文化研究的第一步。
关键词：成语概念；汉语；俄语；对比
汉语和俄语都是世界上最富有魅力的语言之一，同时两者均为联合国的官方工作语言之一。汉语隶属于汉藏语系，约15亿使用者，超多世界总人口的20%；俄语隶属于印欧语系，约2.9亿使用者，占世界人口的5.7%左右。
在两种语言中都包括了大量丰富的成语，成语多次被语言学家称为“民族之境”、“语言珍宝”等。成语自形成至今承载着本民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明，体现了一个民族的传统、风俗、思想和观念。因此通过研究成语可以更深层次了解民族文化内涵。而对成语概念的研究是踏入这条道路上的第一步。
有关成語的相关定义也是仁者见仁，不论是汉语还是俄语语言学界都没有给出确定的定义。
一·汉语成语概念的界定
汉语成语不论是在口语还是书面语中的使用频率颇高，但是语言学家对汉语成语并没有统一的界定。汉语语言学界有关这一概念的界定大致可分为狭义派和广义派。
狭义派的代表学者有向光忠、刘洁修等。向光忠认为“成语是长期相习沿用的言简意赅的定性语”。正如《现代汉语词典》中的定义：“成语是人们长期以来习用的、形式简洁而意思精辟的定型的词组或短语”。[1] 也就是说成语有习用性、定型性和简洁性。刘洁修说：“尤其是那些方言俗语（俚语），都不应看作成语”。其中，狭义派成语的定型性体决定了成语形式严格的特点，也就是成语的字数、结构、顺序不可轻易改变。比如：“张冠李戴”不能说成“李冠张戴”；“画饼充饥”不能说成“画个饼充饥”；但是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还是有些成语在形式上发生了改变，比如：“揠苗助长”逐渐演变为“拔苗助长”。这种改变现象并不意味着破坏了成语的定型性，马国维在《成语研究》中指出：“我们一方面承认成语的稳定性，承认定型性是成语的一个重要特征；另一方面，我们还不能忘记，归根结底语言是人类的社会现象”。[2] 社会一直处在变化发展的状态，语言作为社会中的人所使用的交流工具，势必也会跟随社会的潮流发生改变。定型性还表现在成语意义的整体性。比如：“狐朋狗友”，不是指狐狸的朋友和狗的朋友，而是说一些吃喝玩乐、不务正业的朋友。此外，向先生认为成语有来源出处：“一定的成语，有其具体出处；所有的成语有着广泛的来源”。[3]汉语成语有着广泛的来源：神话故事（卫精填海）、诗词歌赋（芒鞋竹杖）、历史故事（完璧归赵）、宗教（涅槃重生）等
广义派对成语的界定包含了狭义成语、谚语、俗语、歇后语、格言警句以及部分术语等固定语言单位。史式认为：“凡是具有特定含义的定性词组，已经约定俗成，被书面语所接受了的，就是成语。不管它原来是熟语谚语、歇后语，还是政治口号，科学术语等等，只要进入书面语作为成语运用的一律总称成语”。我们可以看出，广义派成语同样具有定型性。不论是三字熟语、四字成语、八字谚语还是两句话的歇后语，只要是约定俗成的语言单位，比如：“千紫万红”、“八竿子打不着”、“竹篮打水一场空”、“社会主义接班人”、“叮当响”等，都应该被归入成语的范畴。
二·俄语成语（фразиология）的概念界定
俄语语言学界对成语的研究已经有三百多年了，但是有关成语定义的问题仍没有得有效的解决方案。各家之说相互排斥、相互补充。著名语言学家С.Н.Ожегов 提出了“两个成语”（две фразеологии）的理论[4]，既成语可分为“宽派成语”（фразеология в широком смысле）和“窄派成语”（фразеология в узком смысле）。
“窄派”成语理论的代表人物有В.П.Жуков、А.И.Молотков等。“窄派”学者们认为，具备“转义”（переносное значение）的固定的语言单位才可称之为成语。不能根据表面的词素意义来推敲成语意义。比如：“Кот наплакал”（少，其意义并不是直译的“猫哭了”）；“Играть первую скрипку”（一把手，其意义不是指“第一小提琴手”）；“Пальчики оближешь”（食物好吃，不是表面意思“舔手指”）；而 “Друзья познаются в беде”（患难见真情）则不属于成语的范畴。“窄派”成语也具有定型性，俄语成语的外在形式有严格要求。比如：“Сыт по горло чем”（感到...过多）不能说成“Сыт по шею чем”；“На край света”（很远的地方）不能说成“На край освещения”。
“宽派”成语理论的代表学者有М.И.Михельсон、Н.М.Шанский、О.С.Ахманова等。“宽派”成语理论注重的是再现性（воспроизводимость），即只要在交流使用时，不需要临时创造，现成的语言单位都可称之为成语。宽派理论中的成语的再现性再次表明了语言是文化传承的载体，记载着不同时期形成的民族风俗习惯、思想、观念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成语作为高度浓缩的民族语言精华，凝聚着民族生活经验，指导一代代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只要是人们口口相传的固定词组或短语都可以认为是成语，因此通常意义上所讲的谚语、俗语、熟语、俚语以及公共语都属于成语的范畴。比如：“Мой дом — моя крепость ”（家是港湾）、“Семь раз отмерь，один раз отрежь”（三思而后行）、“Добро пожаловать”（欢迎光临）等。
总结：可以看出，汉语和俄语对成语概念的界定都有“广狭”、“宽窄”理论之说。汉语“广派”成语理论认为只要是约定俗成的语言单位都可称为成语，这一点与俄语“宽派”成语理论的“再现性”（воспроизводимость）有异曲同工之处。
汉语“狭派”成语理论和俄语“窄派”对成语概念的定义具有“约束性”，因此在“狭、窄”成语理论的框架下，能称为“成语”的语言单位数量大大减少。汉语“狭派”成语理论除了注重成语形式的简洁之外，还强调了成语要有来源、出处；俄语“窄派”成语理论指出成语必须具备“转义”性。
汉语成语的“广狭派”和俄语成语的“宽窄派”只是对“成语”这一语言术语的不同定义。不论哪种语言、哪种派别，对成语认知的核心都应该是：作为民族语言精华的成语能够反映民族文化以及影响民族观念的形成。
参考文献
[1]现代汉语词典，1979年，商务印书馆
[2]马国维，成语研究[M]
[3]x[J].Studes About Language，2008.No 13.
作者简介
马丽诗，（1995-）女，汉族，天津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系在读硕士研究生，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现在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进修。罗晓霞（指导教师）：天津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成语概念；汉语；俄语；对比
汉语和俄语都是世界上最富有魅力的语言之一，同时两者均为联合国的官方工作语言之一。汉语隶属于汉藏语系，约15亿使用者，超多世界总人口的20%；俄语隶属于印欧语系，约2.9亿使用者，占世界人口的5.7%左右。
在两种语言中都包括了大量丰富的成语，成语多次被语言学家称为“民族之境”、“语言珍宝”等。成语自形成至今承载着本民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明，体现了一个民族的传统、风俗、思想和观念。因此通过研究成语可以更深层次了解民族文化内涵。而对成语概念的研究是踏入这条道路上的第一步。
有关成語的相关定义也是仁者见仁，不论是汉语还是俄语语言学界都没有给出确定的定义。
一·汉语成语概念的界定
汉语成语不论是在口语还是书面语中的使用频率颇高，但是语言学家对汉语成语并没有统一的界定。汉语语言学界有关这一概念的界定大致可分为狭义派和广义派。
狭义派的代表学者有向光忠、刘洁修等。向光忠认为“成语是长期相习沿用的言简意赅的定性语”。正如《现代汉语词典》中的定义：“成语是人们长期以来习用的、形式简洁而意思精辟的定型的词组或短语”。[1] 也就是说成语有习用性、定型性和简洁性。刘洁修说：“尤其是那些方言俗语（俚语），都不应看作成语”。其中，狭义派成语的定型性体决定了成语形式严格的特点，也就是成语的字数、结构、顺序不可轻易改变。比如：“张冠李戴”不能说成“李冠张戴”；“画饼充饥”不能说成“画个饼充饥”；但是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还是有些成语在形式上发生了改变，比如：“揠苗助长”逐渐演变为“拔苗助长”。这种改变现象并不意味着破坏了成语的定型性，马国维在《成语研究》中指出：“我们一方面承认成语的稳定性，承认定型性是成语的一个重要特征；另一方面，我们还不能忘记，归根结底语言是人类的社会现象”。[2] 社会一直处在变化发展的状态，语言作为社会中的人所使用的交流工具，势必也会跟随社会的潮流发生改变。定型性还表现在成语意义的整体性。比如：“狐朋狗友”，不是指狐狸的朋友和狗的朋友，而是说一些吃喝玩乐、不务正业的朋友。此外，向先生认为成语有来源出处：“一定的成语，有其具体出处；所有的成语有着广泛的来源”。[3]汉语成语有着广泛的来源：神话故事（卫精填海）、诗词歌赋（芒鞋竹杖）、历史故事（完璧归赵）、宗教（涅槃重生）等
广义派对成语的界定包含了狭义成语、谚语、俗语、歇后语、格言警句以及部分术语等固定语言单位。史式认为：“凡是具有特定含义的定性词组，已经约定俗成，被书面语所接受了的，就是成语。不管它原来是熟语谚语、歇后语，还是政治口号，科学术语等等，只要进入书面语作为成语运用的一律总称成语”。我们可以看出，广义派成语同样具有定型性。不论是三字熟语、四字成语、八字谚语还是两句话的歇后语，只要是约定俗成的语言单位，比如：“千紫万红”、“八竿子打不着”、“竹篮打水一场空”、“社会主义接班人”、“叮当响”等，都应该被归入成语的范畴。
二·俄语成语（фразиология）的概念界定
俄语语言学界对成语的研究已经有三百多年了，但是有关成语定义的问题仍没有得有效的解决方案。各家之说相互排斥、相互补充。著名语言学家С.Н.Ожегов 提出了“两个成语”（две фразеологии）的理论[4]，既成语可分为“宽派成语”（фразеология в широком смысле）和“窄派成语”（фразеология в узком смысле）。
“窄派”成语理论的代表人物有В.П.Жуков、А.И.Молотков等。“窄派”学者们认为，具备“转义”（переносное значение）的固定的语言单位才可称之为成语。不能根据表面的词素意义来推敲成语意义。比如：“Кот наплакал”（少，其意义并不是直译的“猫哭了”）；“Играть первую скрипку”（一把手，其意义不是指“第一小提琴手”）；“Пальчики оближешь”（食物好吃，不是表面意思“舔手指”）；而 “Друзья познаются в беде”（患难见真情）则不属于成语的范畴。“窄派”成语也具有定型性，俄语成语的外在形式有严格要求。比如：“Сыт по горло чем”（感到...过多）不能说成“Сыт по шею чем”；“На край света”（很远的地方）不能说成“На край освещения”。
“宽派”成语理论的代表学者有М.И.Михельсон、Н.М.Шанский、О.С.Ахманова等。“宽派”成语理论注重的是再现性（воспроизводимость），即只要在交流使用时，不需要临时创造，现成的语言单位都可称之为成语。宽派理论中的成语的再现性再次表明了语言是文化传承的载体，记载着不同时期形成的民族风俗习惯、思想、观念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成语作为高度浓缩的民族语言精华，凝聚着民族生活经验，指导一代代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只要是人们口口相传的固定词组或短语都可以认为是成语，因此通常意义上所讲的谚语、俗语、熟语、俚语以及公共语都属于成语的范畴。比如：“Мой дом — моя крепость ”（家是港湾）、“Семь раз отмерь，один раз отрежь”（三思而后行）、“Добро пожаловать”（欢迎光临）等。
总结：可以看出，汉语和俄语对成语概念的界定都有“广狭”、“宽窄”理论之说。汉语“广派”成语理论认为只要是约定俗成的语言单位都可称为成语，这一点与俄语“宽派”成语理论的“再现性”（воспроизводимость）有异曲同工之处。
汉语“狭派”成语理论和俄语“窄派”对成语概念的定义具有“约束性”，因此在“狭、窄”成语理论的框架下，能称为“成语”的语言单位数量大大减少。汉语“狭派”成语理论除了注重成语形式的简洁之外，还强调了成语要有来源、出处；俄语“窄派”成语理论指出成语必须具备“转义”性。
汉语成语的“广狭派”和俄语成语的“宽窄派”只是对“成语”这一语言术语的不同定义。不论哪种语言、哪种派别，对成语认知的核心都应该是：作为民族语言精华的成语能够反映民族文化以及影响民族观念的形成。
参考文献
[1]现代汉语词典，1979年，商务印书馆
[2]马国维，成语研究[M]
[3]x[J].Studes About Language，2008.No 13.
作者简介
马丽诗，（1995-）女，汉族，天津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系在读硕士研究生，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现在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进修。罗晓霞（指导教师）：天津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