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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言養气”这一理论出自《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自言：“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一.对“知言”的解释
孟子说：“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
第一种解释为今人杨伯峻在《孟子译注》中将“诐辞、淫辞、邪辞、遁辞”解释为“不全面的言辞我知道它的片面性所在，过分的言辞我知道它失足之所在;不合正道的言辞我知道它与正道分歧之所在;躲闪的言辞我知道它理屈之所在。”并且引南宋理学家饶鲁说：“诐、淫、邪、遁是病症，蔽、陷、离、穷是病源，所蔽，所陷，所离，所源是病源所在。”
第二种解释为朱熹在《孟子集注》中的解释：“诐，偏颇也。淫，放荡也。邪，邪僻也。遁，逃遁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沉溺也。离，叛去也。穷，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则心之失也。”其中“四者相因”认为这四种言辞之间互有关系。有失中正的人，自以为意，而他所固守的是不全面的，谓“蔽”，言辞表现为片面，谓“诐”。固守就会陷入沉溺，沉溺于自己的主张，而听不见其他意见，谓“陷”，言辞上表现为大放厥词，无所忌惮，谓“淫”。由此，离中道越来越远，离经叛道，谓“叛”，言辞上表现为偏僻乖邪，谓“邪”。当善于察觉的人一旦指出其不当之处，便理屈词穷、心有不滿，谓“穷”，而言辞上躲躲闪闪，不敢直面错误，谓“遁”。
第三种解释为赵岐所注：“孟子曰，人有险诐之言引事以褒人，若宾孟言雄鸡自断其尾之事，能知其欲，以誉子朝蔽子猛也;有淫美不信之辞，若骊姬劝晋献公与申生之事，能知其欲，以陷害之也;有邪僻不止之辞，若竖牛观仲任赐环之事，能知其欲，行谮毁以离叔孙也;有隐遁之辞若秦客之廋辞于朝，能知其欲，以穷晋诸大夫也。若此四者之类我闻，能知其所趋也。”用四个历史事件去解释“四言”。第一件为宾孟赞颂子朝，贬低子猛，认为子朝应该继承王位，这种贬低是带有片面性的，掩盖住好的方面只说坏的方面;第二件为骊姬以谗言陷害公子申生的事件，这种言辞表面上听起来令人愉悦，实际上背后暗藏杀机;第三件为逆子竖牛向父亲叔孙豹进谗言，杀害兄弟仲壬的事件，这种言辞背离正常的伦理，使父子相残，兄弟相杀;第四件为秦国的说客到晋国游说，不直言目的，采取迂回之术向交谈者套取话语，将自己的本心所欲隐藏起来。其中皆出现“能知其欲”，也就是能够透过话语，发现言辞背后说话人的欲望。
二.对“浩然之气”的解释
“浩然之气”孟子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又进一步解释浩然之气形成的条件。第一，内省不疚。“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孟子·尽心下》中记载孟子说：“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此一乐也。”孟子提倡人性本善，做事要反问自己内心善的一面，如果违背善就是违背人的内心，这样浩然之气就会衰减。第二，行事符合道义。“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义”的意思是“适宜”的意思。韩愈《原道》说：“行而宜之谓义。”孟子认为寻求“义”的最好方法不在于向外求索，而在于向自己的内心求索。“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而矣。”朱熹对“道义”的解释为“义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第三，逐渐汇聚，不可操之过急。孟子举了宋人揠苗助长的例子来说明“养气”不可急于求成。必须行为办事处处符合“义”，浩然之气才能慢慢形成。“养气”既要时时小心、处处谨慎，又要持之以恒、不断践行。
三.知言、养浩然之气二者的关系
孟子最先提出的概念是“不动心”，先后举了北宫黝的“奋进之勇”和孟施舍的“无惧之勇”。将子夏比作北宫黝，将曾参比作孟施舍。子夏为孔门十哲中“文学科”的佼佼者，以博学见长，曾参以修身、塑造独立人格见长，他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对后世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形成具有深远影响。而浩然之气的形成在于守义，与曾参强调的修身、弘毅、慎独等思想一脉相承。“不动心”也就是《大学》提出的“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也就是说，必须将身心修炼成不因个人私欲而行事，外界的影响也不能使自身改变，行事的唯一标准是符合“道义”。孟子近一步说能够做到“不动心”就能够做到“持其志”，这种“志”近乎于今天所说的意志、意向，具有刚强、雄大、壮硕的特点，只有把握了“志”才能在体内形成“取之左右而逢其原”的长久不息的浩然之气。司马光在《赵朝议文稿序》中指出“在心为志，发口为言。”认为言是志的外在表现。但同时，孟子又批评告子“不得于心，勿求其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赵岐注：“告子为人勇而无虑，不厚其情，人有不善之言加与己，不复取其心之有善，直怒也。”可以说，直接点出了“志、气、言”的关键所在，也就是皆以“义”为核心。正是因为孟子的浩然之气由“义”汇聚而成，对于事物能够产生正确的价值判断，所以孟子才说“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只有自己守住了中道，才能知道其他为什么偏离了中道。孟子的知言、养气关系为省察内心，从心性中获取义，明义则不动心，不动心则持志，持志以恒则浩然之气可成，浩然之气既成，一则可以正己言，二则可辨人言，此谓“知言”。
一.对“知言”的解释
孟子说：“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
第一种解释为今人杨伯峻在《孟子译注》中将“诐辞、淫辞、邪辞、遁辞”解释为“不全面的言辞我知道它的片面性所在，过分的言辞我知道它失足之所在;不合正道的言辞我知道它与正道分歧之所在;躲闪的言辞我知道它理屈之所在。”并且引南宋理学家饶鲁说：“诐、淫、邪、遁是病症，蔽、陷、离、穷是病源，所蔽，所陷，所离，所源是病源所在。”
第二种解释为朱熹在《孟子集注》中的解释：“诐，偏颇也。淫，放荡也。邪，邪僻也。遁，逃遁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沉溺也。离，叛去也。穷，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则心之失也。”其中“四者相因”认为这四种言辞之间互有关系。有失中正的人，自以为意，而他所固守的是不全面的，谓“蔽”，言辞表现为片面，谓“诐”。固守就会陷入沉溺，沉溺于自己的主张，而听不见其他意见，谓“陷”，言辞上表现为大放厥词，无所忌惮，谓“淫”。由此，离中道越来越远，离经叛道，谓“叛”，言辞上表现为偏僻乖邪，谓“邪”。当善于察觉的人一旦指出其不当之处，便理屈词穷、心有不滿，谓“穷”，而言辞上躲躲闪闪，不敢直面错误，谓“遁”。
第三种解释为赵岐所注：“孟子曰，人有险诐之言引事以褒人，若宾孟言雄鸡自断其尾之事，能知其欲，以誉子朝蔽子猛也;有淫美不信之辞，若骊姬劝晋献公与申生之事，能知其欲，以陷害之也;有邪僻不止之辞，若竖牛观仲任赐环之事，能知其欲，行谮毁以离叔孙也;有隐遁之辞若秦客之廋辞于朝，能知其欲，以穷晋诸大夫也。若此四者之类我闻，能知其所趋也。”用四个历史事件去解释“四言”。第一件为宾孟赞颂子朝，贬低子猛，认为子朝应该继承王位，这种贬低是带有片面性的，掩盖住好的方面只说坏的方面;第二件为骊姬以谗言陷害公子申生的事件，这种言辞表面上听起来令人愉悦，实际上背后暗藏杀机;第三件为逆子竖牛向父亲叔孙豹进谗言，杀害兄弟仲壬的事件，这种言辞背离正常的伦理，使父子相残，兄弟相杀;第四件为秦国的说客到晋国游说，不直言目的，采取迂回之术向交谈者套取话语，将自己的本心所欲隐藏起来。其中皆出现“能知其欲”，也就是能够透过话语，发现言辞背后说话人的欲望。
二.对“浩然之气”的解释
“浩然之气”孟子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又进一步解释浩然之气形成的条件。第一，内省不疚。“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孟子·尽心下》中记载孟子说：“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此一乐也。”孟子提倡人性本善，做事要反问自己内心善的一面，如果违背善就是违背人的内心，这样浩然之气就会衰减。第二，行事符合道义。“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义”的意思是“适宜”的意思。韩愈《原道》说：“行而宜之谓义。”孟子认为寻求“义”的最好方法不在于向外求索，而在于向自己的内心求索。“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而矣。”朱熹对“道义”的解释为“义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第三，逐渐汇聚，不可操之过急。孟子举了宋人揠苗助长的例子来说明“养气”不可急于求成。必须行为办事处处符合“义”，浩然之气才能慢慢形成。“养气”既要时时小心、处处谨慎，又要持之以恒、不断践行。
三.知言、养浩然之气二者的关系
孟子最先提出的概念是“不动心”，先后举了北宫黝的“奋进之勇”和孟施舍的“无惧之勇”。将子夏比作北宫黝，将曾参比作孟施舍。子夏为孔门十哲中“文学科”的佼佼者，以博学见长，曾参以修身、塑造独立人格见长，他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对后世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形成具有深远影响。而浩然之气的形成在于守义，与曾参强调的修身、弘毅、慎独等思想一脉相承。“不动心”也就是《大学》提出的“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也就是说，必须将身心修炼成不因个人私欲而行事，外界的影响也不能使自身改变，行事的唯一标准是符合“道义”。孟子近一步说能够做到“不动心”就能够做到“持其志”，这种“志”近乎于今天所说的意志、意向，具有刚强、雄大、壮硕的特点，只有把握了“志”才能在体内形成“取之左右而逢其原”的长久不息的浩然之气。司马光在《赵朝议文稿序》中指出“在心为志，发口为言。”认为言是志的外在表现。但同时，孟子又批评告子“不得于心，勿求其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赵岐注：“告子为人勇而无虑，不厚其情，人有不善之言加与己，不复取其心之有善，直怒也。”可以说，直接点出了“志、气、言”的关键所在，也就是皆以“义”为核心。正是因为孟子的浩然之气由“义”汇聚而成，对于事物能够产生正确的价值判断，所以孟子才说“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只有自己守住了中道，才能知道其他为什么偏离了中道。孟子的知言、养气关系为省察内心，从心性中获取义，明义则不动心，不动心则持志，持志以恒则浩然之气可成，浩然之气既成，一则可以正己言，二则可辨人言，此谓“知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