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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武道文化长期以来都是日本传统文化最具特色的组成部分之一,同时也是日本影响世界的主要文化力量。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历来有着非常密切的武艺交流关系。本文通过对日本武道研究的代表作品《日本兵器武艺》的研读,考察日本传统武道文化的发展及在今天取得的成就,希望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珍视中国传统文化,也为中国传统体育的发展与改良提供借鉴。
［关键词］武道;日本武道文化;剑道;弓道
［中图分类号］K0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27-0125-04
1 引 言
长时期以来,武道文化一直都是日本传统文化最具特色的组成部分之一。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不但使日本武道在国内得到完善的保存与传承,同时也成为日本影响世界的主要文化力量。无论是柔道、空手道,还是剑道、弓道,乃至国技相扑均已成为世界闻名的东方体育形式,甚至成为诠释某些东方文化的主要文化符号,如弓道与禅修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剑道与佛教之间的关系等。
有关以日本武道为主体的东方身体文化相关研究在西方一直受到关注,但受限于语言、文化、种族等多方面的阻隔,尽管成果颇丰,但真正算得上有学术价值的论著却并非多见,而其中可以做到提纲挈领,纵论全局的著述更是少之又少。这其中,由卡梅隆•赫斯特(Ｇ.Cameron Hurst)著,耶鲁大学1998年出版的《日本兵器武艺》(Armed Martial Arts of Japan)一书,无疑称得上是西方日本武道研究的代表作品之一。尽管出版已有些年份,但至今国内仍鮮为人知,故作此札记,与学界关注此域者分享。
2 内容管窥
本书作者赫斯特系研究东亚史的专家,但长时间学习空手道等日本武道,并先后有若干篇相关文章发表,获得学界的认同与重视。为此,哈佛大学出版社特邀赫斯特撰写此书,其定位是要完成一部适合于大多数人的日本武道概述性书籍,也恰恰由于作者本人文武兼修的特殊身份,从而使该书摆脱了众多武文化研究者文不知武、武不知文的片面性特征,历史文化与具体的武艺技能在书中相得益彰,称得上文质彬彬。而大量参考文献与注释的使用,更使此书在获得可读性的同时,确保了相应的学术性。全书主要以日本武道中最为重要的剑道与弓道为切入点,按年代顺序系统论述了日本剑道与弓道由最初的“技”逐渐升华至“道”的发展过程。全书分四部分,共八章。需要说明的是,当下所流行的“道”一词何时在日本武道各个领域确定下来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但是,为了论述的完整,本文尽量统一使用“武道”、“剑道”、“弓道”等词汇,以避免概念上的混乱。
第一部分为绪论部分,仅有一章,主要介绍日本的武道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关系。在这一章中作者概括性的分析了日本武士及其武艺与日本的军事、政治、宗教、生活之间的相互影响与联系。在平安时代(794—1192年)逐渐形成的强大武士阶层在日本的历史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他们在战场上的浴血拼杀、在政治中的升降沉浮,以及在日常生活中的修行与休闲构成了日本独具特色的武道文化的主体。
第二部分包括第二、第三、第四章,详细介绍日本剑道的历史。类似于今天日本刀式样的铁制兵器至迟在8世纪就出现了,成书于这个时期的日本史书《古事记》与《日本书纪》都记载了许多神与刀的故事,其中尤以天照大御神的弟弟须佐之男用父亲所传神剑——十拳剑斩八歧大蛇而得到草薙剑的故事为人所熟知。受到中国影响,早期的日本是刀(单刃)与剑(双刃)并用的,作用并没有什么大的不同。到了平安时代,两者的功用开始出现明显的分别,双刃的剑逐渐成为礼器,而略带弧度的单刃刀则专门用于砍杀。到了日本的南北朝与室町时代(1336—1573年),日本的制刀技术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他们用尸体和囚犯来试刀,据该书称,一口好刀可以连续砍断三人,而最高纪录达到七人。
在武士道里,寒光闪闪的钢刀已经成为武士的灵魂。但是武士一开始并不是以刀为主要武器的。刀法成为一种专门的战斗技术是在日本的战国时期(1477—1576年)。之前的典型日本武士骑马、拿弓、背箭,腰上挎一柄狭长而略弯的钢刀,战场杀人的主要武器是弓箭。例如,日本历史上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武士平将门(？—940年)即因面门中箭而死。但是,有两个主要原因将刀推向了日本战争前线：一是蒙古入侵。1274年,元朝与高丽联军在九州登陆,日本军进行了殊死抵抗。当时,日方的战法是骑在马上的武士一个一个地出战,而元军采用的是集团战法。虽然最后将元军赶回船上,但是日军作战极为艰难,损失很大。在该书的114页,我们可以看到一幅图,描绘了当时手持弓箭的日本骑兵被蒙古步兵用弓箭射杀的场面。这次战役很大程度地影响了日本的战术。事隔七年,再次来到日本博多湾的14万元军所面对的已经是日本的集团军了。于是,便于近身集团作战的刀和长矛在军中得到广泛使用；二是重要原因是火器的使用,1543年,一只由澳门开往宁波的葡萄牙商船,漂流到了日本九州南部的种子岛,火器自此进入日本,并日益受到重视。重装骑兵渐渐为轻装的步兵所取代,加上装填弹药的不便,使士兵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近对手,白刃相接,给刀和矛的发展带来了契机。到了16世纪末期,剑道的训练成为军事训练中的重要项目,专门钻研剑术的人渐渐增多,他们四处挑战,切磋技艺,有时用真刀,有时则用木刀,但也足以致命。一些在决斗中屡屡获胜的人为其他武士所倾慕,拥有了大量的追随者,形成了自己的流派。著名的有神道流、一刀流和阴流。众所周知,中日两国由于地缘关系,自古以来在武艺的流变与交流上,曾产生过非常密切的关系。在这个时期,日本与中国的武艺交流在历史上达到高峰,其中阴流技法便在明末传入中国,对中国的长刀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马明达教授曾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论述。
1600年,取得关原之战的胜利后,德川家康成立幕府,日本迎来了两个半世纪的和平。这也意味着,用于生死的刀法将因为无用武之地而逐渐转为一项体育运动。承接战国与秀吉时代的余绪,德川时代的前期(约1600—1644年),日本的剑道发展依然保持着原来的发展势头,其间又有许多大名鼎鼎的剑客出现,如柳生宗矩(1571—1647年)和宫本武藏(1584—1645年)。前者在其父柳生宗严(生卒不详)的基础上继承并发扬了新阴流,从他本人开始,柳生一族世代成为将军家的剑道示范,从此声名显赫。后者则是由下层武士通过不断的决斗成为剑道大师的典范,创立了二刀流。两人都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剑道著作,即《兵法家传书》和《五轮书》。在两书中,我们除了可以看到具体的刀法之外,还可以体会到贯穿始终的禅意。这也表明,此时的日本剑道正在由战斗技能而向自我完善的精神陶冶功能过渡。不过,尽管宫本武藏早已给予批评,伴随着视为“秘技”的教授过程,剑道传播中的商业气味还是日渐浓厚,加上缺乏实际的应用,到了德川中期(1644—1789年),彻底流于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文与武也在这个时候在武士中间具有了同样的高度,被比喻成一辆车的两个轮子,由此而孕育了独具魅力的日本武道文化。到了德川晚期(1789—1868年),日本经历着被纳入世界市场的考验。1853年,美国军舰叩关,以武力要求日本通商。这一事件严重的刺激了日本的民族自尊心,习武强国的思想蔓延。农民、商人等平民都成为剑道的学习者,早先华而不实的招式被遗弃,人们穿上护具,使用竹剑,用尽全力劈刺。于是,剑道的发展也因此进入新的时期,它既不同于战国时期的血腥砍杀,也不同于德川中期的虚华形式,基本完成了向体育运动项目的转化,形成了现代剑道的前身。
第三部分包含第五、第六章,主要论述日本射箭的发展历程。与世界上许多古老的民族一样,日本的射箭也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箭与刀有着一样的战争功用,却比刀更天然的具有体育的功能。原因很简单,射箭可以在不损伤人的情况下进行。由于日本的神道视流血为禁忌,因此射箭成为最早体育化的日本武艺。在古代日本,除了战争之外,射箭还具有多种社会功能：在《日本书纪》里,天照大御神被描绘成背挂千箭之筒与五百箭之筒,手持宝弓的勇猛形象。日本人相信射箭时弓弦发出的声响是沟通神灵的桥梁,在日常生活中视弓箭为驱魔之物；在宫廷的仪式中,日本人则由于受到中国的影响而将射礼看得极为重要,与中国人一样认为“射以观德”。对此,国内学者有更为完善的研究。同时,射猎也成为介于军事与休闲之间的颇受欢迎的活动。
最早的日本弓长短并用,后来短弓渐渐在日本的历史中消失。到了17世纪,所有的日本弓已经是现代的约长2米的形制了。在平安时代,每年的一月十七号,国家都要在丰乐院举办射礼活动,到了五月十五号则在演武场开展骑射比赛。制作精良的弓受到武将的珍爱,也往往被当做珍贵的礼物进贡或者赏赐。镰仓时代(1192—1334年),射术,特别是骑射,依然受到重视,许多骑射比赛形式在这个时期得到空前流行,典型的有流镝马、笠悬、弓马礼法等。室町与战国时代(1393—1576年),日本的射箭继续发展,出现了专业化的倾向,渐渐出现了垄断某些射箭技术的家族,如勢州的伊勢家族、高梨家族、小笠原家族等,各种流派兴起,号称“九流十枝”。实际上,这一点与中国古代的射箭技术发展非常相似。
但是,由于火枪的使用,及专门应付火枪而加固的城池的出现,使射箭的特点发生了改变,由原来讲究力度而变为追求发射的速度与数量。此时,日本也一度努力寻找更新的技术与方法强化他们的射术。德川幕府曾经派遣专人到中国秘密寻找射师偷渡到日本教演弓箭,但是,长期的和平使射箭具备了清晰的现代体育特征,与剑道相似,在德川时期,射箭由克敌的目的而转变为追逐纪录的体育项目。这个时期内人们最喜欢玩的射箭比赛是在规定的时间里尽量射最多数量的箭。箭手将箭射到一定的距离,并且不能碰到之间的任何障碍,如房顶、墙壁、柱子等,这样才算合格。时间一般分12小时和24小时两种,距离分66间(1间约等于2米)、50间和33间。当时的最高纪录是由和佐大八郎创造,在66间,也就是124米的距离上,他于24小时内共射出13053支箭,其中8133支合式,平均每6.6秒就要射出一箭。而且,据记载,当时参加33间比赛的最小箭手才有4岁。
第四部分主要讲日本剑道与弓道的形成与普及,这个过程中伴随着众多重大历史事件。首先是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西学在日本的兴起,作为日本武士灵魂的刀却渐受冷落,到了1876年,干脆禁止武士佩刀。这种情景,正如我们可以在电影《最后的武士》当中看到的一样。即便这样,还是有不少日本人为了剑道的传承而进行着艰辛的努力,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榊原键吉。他在1872年得到政府批准组织了日本式击剑会,并在当年的5月10日举行了公开表演,吸引了大批观众。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体育表演赛,参加者被分成两队,在特定的场地进行比赛,许多剑士在这次表演之后名声大噪。1877年,日本东京警视厅在平叛的过程中切身体会到刀的作用,开始聘请德川晚期的著名剑道家前往传授刀法。由于传授的需要,众多流派的刀法被汇集、整理、定型,并最终被整合为一个整体,这就是日本剑道的雏形。1895年,日本武德会成立后,一直致力于剑道的发展与传播工作,并取得了成功。1911年,新兴的剑道作为选修课程进入师范学校与中学校,从此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
相比于刀,射箭更直接的被新兴的火器所替代,完全失去实战的意义,因此受到史无前例的冷遇,但是并没有完全消亡。此时,近代弓道史上最为关键的角色出现了,他就是本多利実(1836—1917年),这位京都大学的弓道教师充分开发了射箭中的体育与教育功能,融合了以前各种流派的射法,设计出了一套自己的射箭体系,为弓道的现代转型奠定了基础。其后,在大日本武德会支持下,弓道在1933年前后正式定型,并进入学校。
3 总结与思考
以上就是该书的主要内容。
纵观此书,作者写作本书的理论方法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学习。很明显,作者受到了美国著名体育学者阿伦•古特曼(Allen Guttmann)體育思想的影响,使用了专业性、纪录保持、组织性等古特曼所强调的现代体育标准,来描述日本剑道与弓道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状况,详细分析了日本传统武艺由军事技能向现代体育项目转化的过程,颇给人以豁然开朗之感。田纳西大学的威廉•韦恩•佛里斯(William Wayne Farris)在评论此书时明确指出：此书最大的优点在于通过西方人所熟知的方式,将东方的文化形式介绍给西方,同时打破了在西方社会广泛存在的诸多对日本武道文化的错误认识。而著名日本武道史专家托马斯•昆兰(Thomas Conlan)则认为,此书为未来研究现代格斗型竞技运动与古代战争,乃至民族主义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提供了良好的开端。
尽管如此,在书的最前端,作者仍然开宗明义的指出,在日本学界看来,日本武道是日本的传统文化,它可以是体育但高于体育,因为仅仅依靠体育理论无法准确描述日本武道所诠释和象征的文化内涵。罗彻斯特大学的威廉•B.胡塞尔(William B Hauser)就曾指出,此书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在于指出了日本武道所具有的特殊性：虽然日本武道具有一定宗教属性,但同时却又并非与佛教禅宗或其他宗教真正的结合。所以,赫斯特在文中指出,尽管日本武道与现代西方体育之间存在很多相似性,但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中国的传统武文化不可能用“体育文化”一词而蔽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曾一度为美国占领,其象征着武士道精神的剑道与弓道等受到严格限制,发展一度沉寂。但时至今日,日本武道早已遍布全世界。继1964年东京奥运会柔道正式加入奥运会后,空手道又再一次站到了奥运会大家庭的门前。而日本传统武道的代表性项目剑道与弓道,则取径社会中上层,成为当今媲美高尔夫的高尚运动。
近三十年来,日本弓道不为国际射箭运动竞技模式所冲击,以幽寂的禅意散发着独特的魅力,赢得世界各地传统东方文化爱好者的热烈追捧。特别是自德国哲学家奥根•赫立格尔于1924年远渡重洋到日本,通过学习弓道而体悟东方哲学,并于1948年将自己的学习心得写成《箭术与禅心》(Zen in the Art of Japanese Archery)一书,将弓道介绍到西方。该书在西方所产生的巨大反响,绝不亚于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一书。甚至,该书后来被翻译成日文传回国内,在日本国内也引发了巨大反响。
相比之下,我国的传统体育,武术、中国式射箭、中国摔跤等项目的状态则令人扼腕。扪心自问,中国传统体育的当前状态无论是文化内涵还是形式表达都尚停留在粗糙的初期发展阶段,空有“博大精深”的口号,却见不到真正令人内省的改良。所以,考察日本传统武道文化的发展及在今天取得的成就,无疑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珍视自身的传统文化,也为中国传统体育的发展与改良提供相应的参照与借鉴。
参考文献:
［1］［日］依田熹家.简明日本通史［M］.卞立强,等，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
［2］郑旭旭.民族传统体育发展论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3］马明达.历史上中日两国剑刀武艺的交流［J］.体育科技,1980(3):67-79.
［4］马明达.古代中国射箭对日本的影响［J］.体育文化导刊,2004(9):79-80.
［5］马明达.中国古代的“射师”［J］.体育文化导刊,2005(7):78-79.
［6］Aspects of Dual Symbolic Classification:Right and Left in a Japanese Kyū-Dōjō Aspects of Dual Symbolic Classification［J］.Right and Left in a Japanese Kyū-Dōjō Ursula Lytton Asian Folklore Studies,1989,2(48)：277-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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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G.Cameron Hurst III.Thomas Conlan:Reviewed work(s):Armed Martial Arts of Japan:Swordsmanship and Archery［J］.Monumenta Nipponica,1999,1(54):162-165.
［11］G.Cameron Hurst III.William B.Hauser:Reviewed work(s):Armed Martial Arts of Japan:Swordsmanship and Archery［J］.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999,5(104)：1651.
［12］Yamada Shōji.The Myth of Zen in the Art of Archery［J］.Japanese Journal of Religious Studies,2001(28)：1-2.
［作者簡介］赵东平(1972—),安徽宿州人,暨南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耿之矗(1980—),河南襄城人,广东培正学院教师。
［关键词］武道;日本武道文化;剑道;弓道
［中图分类号］K0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27-0125-04
1 引 言
长时期以来,武道文化一直都是日本传统文化最具特色的组成部分之一。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不但使日本武道在国内得到完善的保存与传承,同时也成为日本影响世界的主要文化力量。无论是柔道、空手道,还是剑道、弓道,乃至国技相扑均已成为世界闻名的东方体育形式,甚至成为诠释某些东方文化的主要文化符号,如弓道与禅修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剑道与佛教之间的关系等。
有关以日本武道为主体的东方身体文化相关研究在西方一直受到关注,但受限于语言、文化、种族等多方面的阻隔,尽管成果颇丰,但真正算得上有学术价值的论著却并非多见,而其中可以做到提纲挈领,纵论全局的著述更是少之又少。这其中,由卡梅隆•赫斯特(Ｇ.Cameron Hurst)著,耶鲁大学1998年出版的《日本兵器武艺》(Armed Martial Arts of Japan)一书,无疑称得上是西方日本武道研究的代表作品之一。尽管出版已有些年份,但至今国内仍鮮为人知,故作此札记,与学界关注此域者分享。
2 内容管窥
本书作者赫斯特系研究东亚史的专家,但长时间学习空手道等日本武道,并先后有若干篇相关文章发表,获得学界的认同与重视。为此,哈佛大学出版社特邀赫斯特撰写此书,其定位是要完成一部适合于大多数人的日本武道概述性书籍,也恰恰由于作者本人文武兼修的特殊身份,从而使该书摆脱了众多武文化研究者文不知武、武不知文的片面性特征,历史文化与具体的武艺技能在书中相得益彰,称得上文质彬彬。而大量参考文献与注释的使用,更使此书在获得可读性的同时,确保了相应的学术性。全书主要以日本武道中最为重要的剑道与弓道为切入点,按年代顺序系统论述了日本剑道与弓道由最初的“技”逐渐升华至“道”的发展过程。全书分四部分,共八章。需要说明的是,当下所流行的“道”一词何时在日本武道各个领域确定下来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但是,为了论述的完整,本文尽量统一使用“武道”、“剑道”、“弓道”等词汇,以避免概念上的混乱。
第一部分为绪论部分,仅有一章,主要介绍日本的武道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关系。在这一章中作者概括性的分析了日本武士及其武艺与日本的军事、政治、宗教、生活之间的相互影响与联系。在平安时代(794—1192年)逐渐形成的强大武士阶层在日本的历史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他们在战场上的浴血拼杀、在政治中的升降沉浮,以及在日常生活中的修行与休闲构成了日本独具特色的武道文化的主体。
第二部分包括第二、第三、第四章,详细介绍日本剑道的历史。类似于今天日本刀式样的铁制兵器至迟在8世纪就出现了,成书于这个时期的日本史书《古事记》与《日本书纪》都记载了许多神与刀的故事,其中尤以天照大御神的弟弟须佐之男用父亲所传神剑——十拳剑斩八歧大蛇而得到草薙剑的故事为人所熟知。受到中国影响,早期的日本是刀(单刃)与剑(双刃)并用的,作用并没有什么大的不同。到了平安时代,两者的功用开始出现明显的分别,双刃的剑逐渐成为礼器,而略带弧度的单刃刀则专门用于砍杀。到了日本的南北朝与室町时代(1336—1573年),日本的制刀技术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他们用尸体和囚犯来试刀,据该书称,一口好刀可以连续砍断三人,而最高纪录达到七人。
在武士道里,寒光闪闪的钢刀已经成为武士的灵魂。但是武士一开始并不是以刀为主要武器的。刀法成为一种专门的战斗技术是在日本的战国时期(1477—1576年)。之前的典型日本武士骑马、拿弓、背箭,腰上挎一柄狭长而略弯的钢刀,战场杀人的主要武器是弓箭。例如,日本历史上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武士平将门(？—940年)即因面门中箭而死。但是,有两个主要原因将刀推向了日本战争前线：一是蒙古入侵。1274年,元朝与高丽联军在九州登陆,日本军进行了殊死抵抗。当时,日方的战法是骑在马上的武士一个一个地出战,而元军采用的是集团战法。虽然最后将元军赶回船上,但是日军作战极为艰难,损失很大。在该书的114页,我们可以看到一幅图,描绘了当时手持弓箭的日本骑兵被蒙古步兵用弓箭射杀的场面。这次战役很大程度地影响了日本的战术。事隔七年,再次来到日本博多湾的14万元军所面对的已经是日本的集团军了。于是,便于近身集团作战的刀和长矛在军中得到广泛使用；二是重要原因是火器的使用,1543年,一只由澳门开往宁波的葡萄牙商船,漂流到了日本九州南部的种子岛,火器自此进入日本,并日益受到重视。重装骑兵渐渐为轻装的步兵所取代,加上装填弹药的不便,使士兵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近对手,白刃相接,给刀和矛的发展带来了契机。到了16世纪末期,剑道的训练成为军事训练中的重要项目,专门钻研剑术的人渐渐增多,他们四处挑战,切磋技艺,有时用真刀,有时则用木刀,但也足以致命。一些在决斗中屡屡获胜的人为其他武士所倾慕,拥有了大量的追随者,形成了自己的流派。著名的有神道流、一刀流和阴流。众所周知,中日两国由于地缘关系,自古以来在武艺的流变与交流上,曾产生过非常密切的关系。在这个时期,日本与中国的武艺交流在历史上达到高峰,其中阴流技法便在明末传入中国,对中国的长刀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马明达教授曾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论述。
1600年,取得关原之战的胜利后,德川家康成立幕府,日本迎来了两个半世纪的和平。这也意味着,用于生死的刀法将因为无用武之地而逐渐转为一项体育运动。承接战国与秀吉时代的余绪,德川时代的前期(约1600—1644年),日本的剑道发展依然保持着原来的发展势头,其间又有许多大名鼎鼎的剑客出现,如柳生宗矩(1571—1647年)和宫本武藏(1584—1645年)。前者在其父柳生宗严(生卒不详)的基础上继承并发扬了新阴流,从他本人开始,柳生一族世代成为将军家的剑道示范,从此声名显赫。后者则是由下层武士通过不断的决斗成为剑道大师的典范,创立了二刀流。两人都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剑道著作,即《兵法家传书》和《五轮书》。在两书中,我们除了可以看到具体的刀法之外,还可以体会到贯穿始终的禅意。这也表明,此时的日本剑道正在由战斗技能而向自我完善的精神陶冶功能过渡。不过,尽管宫本武藏早已给予批评,伴随着视为“秘技”的教授过程,剑道传播中的商业气味还是日渐浓厚,加上缺乏实际的应用,到了德川中期(1644—1789年),彻底流于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文与武也在这个时候在武士中间具有了同样的高度,被比喻成一辆车的两个轮子,由此而孕育了独具魅力的日本武道文化。到了德川晚期(1789—1868年),日本经历着被纳入世界市场的考验。1853年,美国军舰叩关,以武力要求日本通商。这一事件严重的刺激了日本的民族自尊心,习武强国的思想蔓延。农民、商人等平民都成为剑道的学习者,早先华而不实的招式被遗弃,人们穿上护具,使用竹剑,用尽全力劈刺。于是,剑道的发展也因此进入新的时期,它既不同于战国时期的血腥砍杀,也不同于德川中期的虚华形式,基本完成了向体育运动项目的转化,形成了现代剑道的前身。
第三部分包含第五、第六章,主要论述日本射箭的发展历程。与世界上许多古老的民族一样,日本的射箭也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箭与刀有着一样的战争功用,却比刀更天然的具有体育的功能。原因很简单,射箭可以在不损伤人的情况下进行。由于日本的神道视流血为禁忌,因此射箭成为最早体育化的日本武艺。在古代日本,除了战争之外,射箭还具有多种社会功能：在《日本书纪》里,天照大御神被描绘成背挂千箭之筒与五百箭之筒,手持宝弓的勇猛形象。日本人相信射箭时弓弦发出的声响是沟通神灵的桥梁,在日常生活中视弓箭为驱魔之物；在宫廷的仪式中,日本人则由于受到中国的影响而将射礼看得极为重要,与中国人一样认为“射以观德”。对此,国内学者有更为完善的研究。同时,射猎也成为介于军事与休闲之间的颇受欢迎的活动。
最早的日本弓长短并用,后来短弓渐渐在日本的历史中消失。到了17世纪,所有的日本弓已经是现代的约长2米的形制了。在平安时代,每年的一月十七号,国家都要在丰乐院举办射礼活动,到了五月十五号则在演武场开展骑射比赛。制作精良的弓受到武将的珍爱,也往往被当做珍贵的礼物进贡或者赏赐。镰仓时代(1192—1334年),射术,特别是骑射,依然受到重视,许多骑射比赛形式在这个时期得到空前流行,典型的有流镝马、笠悬、弓马礼法等。室町与战国时代(1393—1576年),日本的射箭继续发展,出现了专业化的倾向,渐渐出现了垄断某些射箭技术的家族,如勢州的伊勢家族、高梨家族、小笠原家族等,各种流派兴起,号称“九流十枝”。实际上,这一点与中国古代的射箭技术发展非常相似。
但是,由于火枪的使用,及专门应付火枪而加固的城池的出现,使射箭的特点发生了改变,由原来讲究力度而变为追求发射的速度与数量。此时,日本也一度努力寻找更新的技术与方法强化他们的射术。德川幕府曾经派遣专人到中国秘密寻找射师偷渡到日本教演弓箭,但是,长期的和平使射箭具备了清晰的现代体育特征,与剑道相似,在德川时期,射箭由克敌的目的而转变为追逐纪录的体育项目。这个时期内人们最喜欢玩的射箭比赛是在规定的时间里尽量射最多数量的箭。箭手将箭射到一定的距离,并且不能碰到之间的任何障碍,如房顶、墙壁、柱子等,这样才算合格。时间一般分12小时和24小时两种,距离分66间(1间约等于2米)、50间和33间。当时的最高纪录是由和佐大八郎创造,在66间,也就是124米的距离上,他于24小时内共射出13053支箭,其中8133支合式,平均每6.6秒就要射出一箭。而且,据记载,当时参加33间比赛的最小箭手才有4岁。
第四部分主要讲日本剑道与弓道的形成与普及,这个过程中伴随着众多重大历史事件。首先是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西学在日本的兴起,作为日本武士灵魂的刀却渐受冷落,到了1876年,干脆禁止武士佩刀。这种情景,正如我们可以在电影《最后的武士》当中看到的一样。即便这样,还是有不少日本人为了剑道的传承而进行着艰辛的努力,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榊原键吉。他在1872年得到政府批准组织了日本式击剑会,并在当年的5月10日举行了公开表演,吸引了大批观众。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体育表演赛,参加者被分成两队,在特定的场地进行比赛,许多剑士在这次表演之后名声大噪。1877年,日本东京警视厅在平叛的过程中切身体会到刀的作用,开始聘请德川晚期的著名剑道家前往传授刀法。由于传授的需要,众多流派的刀法被汇集、整理、定型,并最终被整合为一个整体,这就是日本剑道的雏形。1895年,日本武德会成立后,一直致力于剑道的发展与传播工作,并取得了成功。1911年,新兴的剑道作为选修课程进入师范学校与中学校,从此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
相比于刀,射箭更直接的被新兴的火器所替代,完全失去实战的意义,因此受到史无前例的冷遇,但是并没有完全消亡。此时,近代弓道史上最为关键的角色出现了,他就是本多利実(1836—1917年),这位京都大学的弓道教师充分开发了射箭中的体育与教育功能,融合了以前各种流派的射法,设计出了一套自己的射箭体系,为弓道的现代转型奠定了基础。其后,在大日本武德会支持下,弓道在1933年前后正式定型,并进入学校。
3 总结与思考
以上就是该书的主要内容。
纵观此书,作者写作本书的理论方法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学习。很明显,作者受到了美国著名体育学者阿伦•古特曼(Allen Guttmann)體育思想的影响,使用了专业性、纪录保持、组织性等古特曼所强调的现代体育标准,来描述日本剑道与弓道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状况,详细分析了日本传统武艺由军事技能向现代体育项目转化的过程,颇给人以豁然开朗之感。田纳西大学的威廉•韦恩•佛里斯(William Wayne Farris)在评论此书时明确指出：此书最大的优点在于通过西方人所熟知的方式,将东方的文化形式介绍给西方,同时打破了在西方社会广泛存在的诸多对日本武道文化的错误认识。而著名日本武道史专家托马斯•昆兰(Thomas Conlan)则认为,此书为未来研究现代格斗型竞技运动与古代战争,乃至民族主义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提供了良好的开端。
尽管如此,在书的最前端,作者仍然开宗明义的指出,在日本学界看来,日本武道是日本的传统文化,它可以是体育但高于体育,因为仅仅依靠体育理论无法准确描述日本武道所诠释和象征的文化内涵。罗彻斯特大学的威廉•B.胡塞尔(William B Hauser)就曾指出,此书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在于指出了日本武道所具有的特殊性：虽然日本武道具有一定宗教属性,但同时却又并非与佛教禅宗或其他宗教真正的结合。所以,赫斯特在文中指出,尽管日本武道与现代西方体育之间存在很多相似性,但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中国的传统武文化不可能用“体育文化”一词而蔽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曾一度为美国占领,其象征着武士道精神的剑道与弓道等受到严格限制,发展一度沉寂。但时至今日,日本武道早已遍布全世界。继1964年东京奥运会柔道正式加入奥运会后,空手道又再一次站到了奥运会大家庭的门前。而日本传统武道的代表性项目剑道与弓道,则取径社会中上层,成为当今媲美高尔夫的高尚运动。
近三十年来,日本弓道不为国际射箭运动竞技模式所冲击,以幽寂的禅意散发着独特的魅力,赢得世界各地传统东方文化爱好者的热烈追捧。特别是自德国哲学家奥根•赫立格尔于1924年远渡重洋到日本,通过学习弓道而体悟东方哲学,并于1948年将自己的学习心得写成《箭术与禅心》(Zen in the Art of Japanese Archery)一书,将弓道介绍到西方。该书在西方所产生的巨大反响,绝不亚于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一书。甚至,该书后来被翻译成日文传回国内,在日本国内也引发了巨大反响。
相比之下,我国的传统体育,武术、中国式射箭、中国摔跤等项目的状态则令人扼腕。扪心自问,中国传统体育的当前状态无论是文化内涵还是形式表达都尚停留在粗糙的初期发展阶段,空有“博大精深”的口号,却见不到真正令人内省的改良。所以,考察日本传统武道文化的发展及在今天取得的成就,无疑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珍视自身的传统文化,也为中国传统体育的发展与改良提供相应的参照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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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赵东平(1972—),安徽宿州人,暨南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耿之矗(1980—),河南襄城人,广东培正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