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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夜之间，单亲妈妈J．K．罗林因为《哈利·波特》成为英国有史以来最富有的作家。但很少有人知道在成名以前，她的生活可谓穷困潦倒：她既要照顾襁褓中的女儿，又要抽出时间写《哈利·波特》，手头的积蓄全部花在租房、租女儿生活用品上。在她29岁准备攻读硕士学位时，又遇到了未曾想到的困难……
成名前，J．K．罗林十分渴望能当上一名教师。但是，她说，她没料到会遭遇官方歧视。
当时初为单身母亲的我，乐于相信这样一个事实：渴望工作的人至少可以得到国家的鼓励。
1994年我29岁，准备考现代语言教育专业的研究生文凭。当时的我有几分自信，因为，不管怎么说，我是一名语言专业的大学毕业生，还有两三年国外教学的经验。
的确，我也并没指望自己能像18岁时那样轻松上阵，一头扎进学习中去。1983年，办入学手续非常简单：你只需填大学录取新生中央理事会发的表格，拿到学校要求的优等学分，并且在学期之初领到你的助学金支票，然后向老爸老妈编造透支的窘境，再等待下一张支票寄达就行了。
18岁时，我从未想过我可能会失去受教育的机会。实际上，我想当然地以为，我不仅会获得学位，而且还会交到有意思的朋友，认识魅力十足的男人，写部小说，加入女权主义社团，喝酒抽烟，戴大得夸张的耳环。
然而，11个年头过去了，高等教育于我而言已经失去了那些肤浅的吸引力。我陷入了做梦也想不到的困境，我需要的能把我送回教学岗位的学历，似乎成了我摆脱困境的唯一希望。
1993年圣诞节之前，也就是我的婚姻破裂后不久，我一手抱着襁褓中的女儿，一手提着塞满衣服和《哈利·波特》手稿的箱子回到英国。1994年1月，我手头最后一点积蓄已经花在了租房、租儿童床、租高脚椅和儿童推车的押金上。我和女儿杰西卡面对的是每周开销不足70英镑的生活。
我当然希望完成小说的创作，但是，我觉得那还不是放弃白天工作——或者说，至少不是放弃寻找一份白天工作——的时候。因为这么做，就意味着你得为艺术挨饿，同时也得强迫你6个月大的宝宝为你的艺术挨饿。
在我看来，教育学专业的研究生文凭是出路所在：它会带来工作、收入、付清的账单、像样的食宿以及所有我一直认为理所当然该有的东西，所有我们18岁时最不放在心上的东西——那时，暑期工轻而易举就把债务解决了，而穷困只意味着买不起我一心想要的那双麂皮尖头皮靴。
此刻，我带着恋恋不舍的遗憾，回顾自己那么天真、乐观地填写那张师范学院申请表。我当时的现实处境，还有待我慢慢体会。或许，这对我反而有好处，因为假如那时我就了解求职路上的艰难险阻，我可能当场就把表格撕了。我没有那么做，而是奋力向前。我从填写一张小小的表格中享受着些许满足，感觉自己正从事着某种类似于工作的工作。
我准时收到了我选定的师范学院的来信，通知我面试的时间。此时，我分明看到隧道尽头那些微弱光斑渐渐亮成了一道光柱。
可不久以后，一如生活中时常发生的，不知不觉中，有个先前没有发现的问题开始严重困扰我。(至今我都觉得不可思议，我怎么可能对它这样失察。)现在，我只能心平气和地说，当时初为单身母亲的我，乐于相信这样一个事实：渴望工作的人，如果得不到国家的资助，至少可以得到国家的鼓励。
我接二连三得了好几个教训。先谈前面提到的师范学院。我之所以偏爱这间学校，是因为事先我被告知它有一所为学生开办的日托托儿所。可是，在一个不经意的电话中，学校一位秘书随口告诉我，托儿所两年前就关门了。当时，我像是被一件钝器狠狠打了一下。
最初的疼痛感消退以后，我开始约见所有我能想到的、有可能为我指点迷津的人，请他们帮我打探由学生助学金资助的全托服务。这时我的脑子还有些晕乎乎的，我拒绝接受这样的答案，直到拨完所有电话号码，再无电话可打为止。于是，我不得不面对现实：如果我负担不起托儿所的费用，就不能攻读我的研究生课程。
此前，我从未想过(由此大伙可以知道我有多么天真)国家并没打算提供我一年的儿童看护费，以换取再不必向我支付一分一厘救济金的回报。所以，终于，我明白了事实真相：促使我奋力摆脱贫困的动因——我女儿，恰恰就是使我继续穷下去的原因。
如果我不是特别走运的话，这一命运是注定会落在我的头上。一位朋友发现了我电话求助无果后的凄凉处境，主动借钱给我，让我把女儿送进了一家私人托儿所。我们俩谁也没想过我能在两年内还清这笔款项。所以说，这钱更像是一份毫无保留的礼物，友人称之为借，仅仅是为了不伤害我的自尊罢了。
就这样，我去了师范学院，开始了我一生中最艰难的一年，缺乏睡眠，学业繁忙。由于害怕欠下更多债务，一直等到第二学期，在不申请贷款就付不起车费和书费的情况下，我才办理了学生贷款。
学校也提供贫困基金。我向来同情那些需要基金救助的穷人们，直到一位同学直率地指出，我就是这笔基金打算资助的人。我一度对此感到很丢脸，但还是毫无骨气地赶去填了一份表格。
1995年的夏季，我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当年秋季开始教学。结果，我只教了一年书，《哈利·波特》就出版了。
那么，我所做的一切只是在浪费时间吗?不对，纳税人从中获益匪浅，因为我再也不需要领救济金。而且，长远地看，正是我的研究生学业使我有了归还全部救济金的本钱。因为，假如没有免费供人使用的电脑，我就绝不可能将手稿打印出来。(说到这儿，我不免有些羞愧，因为墙上贴的告示说“只能用于学校作业”。)
当然，我的故事有一个几乎可说是不太体面的美满结局。我确实过了三年困窘的日子，但我比许多单身家长幸运，这一点尤其表现在有朋友能助我一臂之力上。不过，即便如此，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彻底绝望的那种感受，它来自我对世事的洞察：不管你多么渴望接受再培训，不管你多么盼望工作，我们的机会总是有限的，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它还会被完全否决。
在全国单亲家庭委员会举行的一次民意调查中，1／4的单身家长表示他们无法参加他们想接受的教育或培训。其中原因可能包括贫困、不愿举债、托儿所费用高昂或实际操作等种种因素，也就是说可能包括我遭遇的所有难题。调查学生面临的经济困难，结果同样显示：身为单身家长的学生最终所欠的债务，几乎等于其他学生的两倍。
这一报告发布后，许多情况已大为改观：针对在校伙食费、书费、设备费的助学金已经建立起来了。
任何学生的学业都不应被经济上的焦虑所损毁。然而，单身家长有着超出其他学生的需要。他们需要自信，需要相信自己既能投身于全天的学习，又能照看好自己的孩子。他们需要摆脱经济方面的恐惧——经济问题和贫困可能毁掉他们的家庭生活。
教育是保证单身家长有能力工作、有能力挣钱养家，而不必依赖救济金的关键。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哪一位单身家长对我不懈追求的目标——供养自己的孩子，让他们尽可能过上舒适的生活——是无动于衷的。事实上，在这个国家，3／5的单亲家庭仍生活在贫困之中。
政府制定的目标是，到2010年，70％的单身家长能踏上工作岗位。但是，要实现这一目标，教育恐怕仍要进一步向大众普及。
(小倩摘自《文汇读书周报》)
成名前，J．K．罗林十分渴望能当上一名教师。但是，她说，她没料到会遭遇官方歧视。
当时初为单身母亲的我，乐于相信这样一个事实：渴望工作的人至少可以得到国家的鼓励。
1994年我29岁，准备考现代语言教育专业的研究生文凭。当时的我有几分自信，因为，不管怎么说，我是一名语言专业的大学毕业生，还有两三年国外教学的经验。
的确，我也并没指望自己能像18岁时那样轻松上阵，一头扎进学习中去。1983年，办入学手续非常简单：你只需填大学录取新生中央理事会发的表格，拿到学校要求的优等学分，并且在学期之初领到你的助学金支票，然后向老爸老妈编造透支的窘境，再等待下一张支票寄达就行了。
18岁时，我从未想过我可能会失去受教育的机会。实际上，我想当然地以为，我不仅会获得学位，而且还会交到有意思的朋友，认识魅力十足的男人，写部小说，加入女权主义社团，喝酒抽烟，戴大得夸张的耳环。
然而，11个年头过去了，高等教育于我而言已经失去了那些肤浅的吸引力。我陷入了做梦也想不到的困境，我需要的能把我送回教学岗位的学历，似乎成了我摆脱困境的唯一希望。
1993年圣诞节之前，也就是我的婚姻破裂后不久，我一手抱着襁褓中的女儿，一手提着塞满衣服和《哈利·波特》手稿的箱子回到英国。1994年1月，我手头最后一点积蓄已经花在了租房、租儿童床、租高脚椅和儿童推车的押金上。我和女儿杰西卡面对的是每周开销不足70英镑的生活。
我当然希望完成小说的创作，但是，我觉得那还不是放弃白天工作——或者说，至少不是放弃寻找一份白天工作——的时候。因为这么做，就意味着你得为艺术挨饿，同时也得强迫你6个月大的宝宝为你的艺术挨饿。
在我看来，教育学专业的研究生文凭是出路所在：它会带来工作、收入、付清的账单、像样的食宿以及所有我一直认为理所当然该有的东西，所有我们18岁时最不放在心上的东西——那时，暑期工轻而易举就把债务解决了，而穷困只意味着买不起我一心想要的那双麂皮尖头皮靴。
此刻，我带着恋恋不舍的遗憾，回顾自己那么天真、乐观地填写那张师范学院申请表。我当时的现实处境，还有待我慢慢体会。或许，这对我反而有好处，因为假如那时我就了解求职路上的艰难险阻，我可能当场就把表格撕了。我没有那么做，而是奋力向前。我从填写一张小小的表格中享受着些许满足，感觉自己正从事着某种类似于工作的工作。
我准时收到了我选定的师范学院的来信，通知我面试的时间。此时，我分明看到隧道尽头那些微弱光斑渐渐亮成了一道光柱。
可不久以后，一如生活中时常发生的，不知不觉中，有个先前没有发现的问题开始严重困扰我。(至今我都觉得不可思议，我怎么可能对它这样失察。)现在，我只能心平气和地说，当时初为单身母亲的我，乐于相信这样一个事实：渴望工作的人，如果得不到国家的资助，至少可以得到国家的鼓励。
我接二连三得了好几个教训。先谈前面提到的师范学院。我之所以偏爱这间学校，是因为事先我被告知它有一所为学生开办的日托托儿所。可是，在一个不经意的电话中，学校一位秘书随口告诉我，托儿所两年前就关门了。当时，我像是被一件钝器狠狠打了一下。
最初的疼痛感消退以后，我开始约见所有我能想到的、有可能为我指点迷津的人，请他们帮我打探由学生助学金资助的全托服务。这时我的脑子还有些晕乎乎的，我拒绝接受这样的答案，直到拨完所有电话号码，再无电话可打为止。于是，我不得不面对现实：如果我负担不起托儿所的费用，就不能攻读我的研究生课程。
此前，我从未想过(由此大伙可以知道我有多么天真)国家并没打算提供我一年的儿童看护费，以换取再不必向我支付一分一厘救济金的回报。所以，终于，我明白了事实真相：促使我奋力摆脱贫困的动因——我女儿，恰恰就是使我继续穷下去的原因。
如果我不是特别走运的话，这一命运是注定会落在我的头上。一位朋友发现了我电话求助无果后的凄凉处境，主动借钱给我，让我把女儿送进了一家私人托儿所。我们俩谁也没想过我能在两年内还清这笔款项。所以说，这钱更像是一份毫无保留的礼物，友人称之为借，仅仅是为了不伤害我的自尊罢了。
就这样，我去了师范学院，开始了我一生中最艰难的一年，缺乏睡眠，学业繁忙。由于害怕欠下更多债务，一直等到第二学期，在不申请贷款就付不起车费和书费的情况下，我才办理了学生贷款。
学校也提供贫困基金。我向来同情那些需要基金救助的穷人们，直到一位同学直率地指出，我就是这笔基金打算资助的人。我一度对此感到很丢脸，但还是毫无骨气地赶去填了一份表格。
1995年的夏季，我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当年秋季开始教学。结果，我只教了一年书，《哈利·波特》就出版了。
那么，我所做的一切只是在浪费时间吗?不对，纳税人从中获益匪浅，因为我再也不需要领救济金。而且，长远地看，正是我的研究生学业使我有了归还全部救济金的本钱。因为，假如没有免费供人使用的电脑，我就绝不可能将手稿打印出来。(说到这儿，我不免有些羞愧，因为墙上贴的告示说“只能用于学校作业”。)
当然，我的故事有一个几乎可说是不太体面的美满结局。我确实过了三年困窘的日子，但我比许多单身家长幸运，这一点尤其表现在有朋友能助我一臂之力上。不过，即便如此，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彻底绝望的那种感受，它来自我对世事的洞察：不管你多么渴望接受再培训，不管你多么盼望工作，我们的机会总是有限的，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它还会被完全否决。
在全国单亲家庭委员会举行的一次民意调查中，1／4的单身家长表示他们无法参加他们想接受的教育或培训。其中原因可能包括贫困、不愿举债、托儿所费用高昂或实际操作等种种因素，也就是说可能包括我遭遇的所有难题。调查学生面临的经济困难，结果同样显示：身为单身家长的学生最终所欠的债务，几乎等于其他学生的两倍。
这一报告发布后，许多情况已大为改观：针对在校伙食费、书费、设备费的助学金已经建立起来了。
任何学生的学业都不应被经济上的焦虑所损毁。然而，单身家长有着超出其他学生的需要。他们需要自信，需要相信自己既能投身于全天的学习，又能照看好自己的孩子。他们需要摆脱经济方面的恐惧——经济问题和贫困可能毁掉他们的家庭生活。
教育是保证单身家长有能力工作、有能力挣钱养家，而不必依赖救济金的关键。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哪一位单身家长对我不懈追求的目标——供养自己的孩子，让他们尽可能过上舒适的生活——是无动于衷的。事实上，在这个国家，3／5的单亲家庭仍生活在贫困之中。
政府制定的目标是，到2010年，70％的单身家长能踏上工作岗位。但是，要实现这一目标，教育恐怕仍要进一步向大众普及。
(小倩摘自《文汇读书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