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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辉煌的棉布业的三大祥，成为老上海们不可抹去的记忆。它们为上海商业发展提供了一个金灿灿的范例，也为社会经济发展留下了一道清澈的痕迹。上文叙述了棉布业同业组织和协大祥、宝大祥、信大祥的由来，本文且看三大祥的营销策略和棉布业的行规、店规。
从足尺加一到足尺加三
协大祥开设的时候，上海的洋布店已经实行以尺论价，但是，使用的尺很少有精确的标准，常用九五、九七、九八的尺来充作“足尺”。孙琢璋首先实行“足尺加一”。协大祥用“足尺加一”做宣传，目的是让远远近近的顾客纷至沓来。足尺，即使用十足的海尺，所谓加一，即一足尺以外还加放一寸。以前的包装非常简单，一根绳子一张纸，剪下的布料折叠以后用纸包上，中间扎一根绳子，协大祥的包布纸上印有“足尺加一”，后来印有“足尺加二”“足尺加三”。
“真不二价”是挂在协大祥店堂的金字招牌。当时，顾客买布往往要讨价还价，买卖双方演绎出“三收三放”的“游戏”。比如：店员说某价，顾客还了一半，初次交易不成，顾客出门。店员招呼顾客回来加些价，顾客进来再议价不成，复离去。店员再招顾客回来，能卖的则卖，不够本，没有利润则让顾客去了。顾客到此地步，知道让无可让，也就讲好价目剪料。做一笔生意非常不容易。协大祥的孙琢璋一反行业的陋习，商品实行明码标价。
协大祥店堂里还高悬着“诸亲好友概不暂记”的牌。原因是同行中允许顾客赊账。当时，赊账对象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公馆帮，付小额零钱有失体面，逢月逢节一次性付清；另一种是工薪阶层，尤其是工厂工人，他们没有现钱买布，须到发工资时还钱，往往托熟人作担保记账。正常情况能按时收回货款。但偶有零星欠款。孙琢璋爽性立下规矩，请顾客谅解。时间久了，顾客也成了习惯。
现在，上了年纪的人还记得棉布店模样，进门是同字型的柜台，宽宽台面的四个角上依次放着当期热销的“料作（沪语：布料）”，中间留出一块空间是营业员操作区域。沿着店堂墙壁四周的搁架上竖着一匹一匹品种、色彩各异的面料，搁架的下端是一个连一个的柜台，每个柜台前营业员恭恭敬敬地“伺候”着顾客。这种陈列方式的优点是有效利用空间，容纳顾客的面积最大，另一个优点是顾客可以进入陈列区域任意选择自己所喜欢的面料，有点像现在的超市。可是，此前的布店却不是这个样，它是封闭式的，把顾客和店员通过柜台隔开，顾客需要什么，店员取出什么，选择性很有限。协大祥开设以后，改变了这种传统的营业方式，顾客觉得非常新奇，这也是吸引顾客的一个因素。
协大祥“薄利多销”的经营思想十分明确。它还有一个绝招，也是最吸引顾客的招术，常年以廉价的洋线布充牺牲品作为号召，招徕顾客。叫做“白货发售跌进成本”。如“十六磅天字号粗布”、“怡和三塔漂布”、“条格厂布”，无论是原匹出售还是零剪，常年亏本出售。协大祥这招是其他小本经营的棉布店不曾想到的，也是不能做到的事。
宝大祥、信大祥与协大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经营思想和经营方法也逐渐为他们所运用。1924年宝大祥开设以后，先以“足尺加一”为号召，随着协、宝之间竞争加剧，宝大祥改作“足尺加二”。1927年协大祥也改作“足尺加二”。1928年，信大祥筹备期间，宝大祥先发制人，改“足尺加三”。信大祥开张时当然只能是“足尺加三”了。1929年协大祥也改为“足尺加三”。这种竞争使小东门的同业如福和、鼎丰、长泰昌、慎泰昌、元昌祥、万成祥等门可罗雀，在短短几年当中全被挤倒。
使用标准的足尺，实实在在地给顾客实惠。消费者心中有杆秤，买货真价实的料子，自然踏进三大祥的门，因为三大祥留给顾客的是“价廉、物美、尺寸足”的好印象。三大祥的经营方式渐渐被市场所接受，成为行业的一致做法和或者说是一种规矩，同时也影响着各地棉布行业的经营方式，带动了整个行业发展。
嫁女要到宝大祥 备嫁妆 送新娘 床上身上都像样
起初，三大祥之间的竞争呈现一种低层次的拉拢顾客、讨好顾客，这是因为竞争的地点在城内，受店铺式经营方式影响以及适应顾客消费习惯。随着竞争地点向西、向北的转移，移向租界，转向不同的消费对象，他们的经营理念也发生着变化，注重提高服务质量，注重增加服务项目，出现一种“价廉物美、服务到位”经营方式。
宝大祥创设之初，某日，一个顾客在协大祥为了两角铅质小银元跟柜上发生口角，协大祥职员把货扣住不放，要顾客掉换铅角子。顾客跑到隔壁宝大祥，诉说协大祥职员横蛮无理。宝大祥经理在店堂闻知此事，即含笑说道:“两角钱是小事，我掉给你，你以后有铅角，尽可到我店来买布，决不留难。”顾客回到协大祥愤愤地把银角掷交，取了布料回去，即向其四邻宣传协大祥如何如何，宝大祥和气，即铅角也肯收用。由于这个宣传，宝大祥生意逐步好起来。其实，铅角也不是废物，可以转卖给银楼充炼银之用，店里收受的结果，每月至多损失几十元，但却起了很大的广告作用。孙琢璋起初不信宝大祥真会收受，故意派人到宝大祥买布，用大量铅角付款，宝大祥职员来问经理怎么办？经理说 “全数照收，譬如出广告费，把协大祥顾客转移到宝大祥来有什么不好。”派来的人回去向孙琢璋报告。孙琢璋不知道铅角可以回炉，误以为宝大祥做傻事。从那以后，顾客有铅角无处可用的都到宝大祥去买布，宝大祥总是和颜悦色的收入。搭用铅角的顾客越众，不搭用铅角的顾客也就越多，宝大祥营业自然日趋旺盛。宝大祥这一招赢得了顾客。
营业地点移向租界后，三大祥之间的竞争从互相倾轧转向为提高服务质量，增加服务项目，用特色服务吸引顾客。他们设立的特色服务部门有：
送货部 替客送货，三大祥在小东门时已经实行。起初往往不能及时送到,顾客啧有烦言。宝大祥开设八仙桥分店后，正式设立送货部，置送货三轮车2辆，配送货员2人。顾客领取对号铜牌，送到时收回。送货不论时间迟早，分南北两路，风雨无阻，准时送到顾客家中。协大祥、信大祥见此特色服务，也设立了送货部。
成衣部 宝大祥首先设立，分别中式、西式，代客量体裁衣，每件有一定工价，准期凭票领货，或送到顾客家中，有余料交还顾客。
电话购货部 顾客如果不能自己来店，只须来一个电话告知详细地址及需要货色，三大祥即派职员带货前往，看中后剪料收款。原顾客的隔邻闻知棉布店送货上门也来购买，往往带去的货销售一空。
星期廉价部 三大祥另选出春秋两季廉价的国货绸布五六种，选择星期日上午发售，借此吸引星期日休假的顾客。
邮售部 宝大祥的减价消息经常委托报纸披露，同时刊登广告，列举各种特廉货物，注明“只限本埠，售完为止”。起初顾虑外埠路远，来信邮购须经较长时期，信到早已售罄，所以不主张邮售。看到外埠顾客有失望情形，三大祥改进服务，将登报的特种廉价货预留几百段。此外，来样照配邮购的也很多，三大祥都尽力满足外埠顾客的要求。
以上各种经营方法三大祥是一致的，彼此的区别存在于运用流动资金及进、销、存货三方面。在进货方面，协大祥则大刀阔斧具有把握，这主要由于它的资金雄厚，门市上销货快。宝大祥则精打细算调度有方，多进热门货而少进冷门货，所以销货旺盛，而且存货中极少滞销品，遇有同业关店，还盘下关店货作牺牲品出售，以弥补薄利之不足。信大祥的特色是，职员各自都有一些固定的主顾，多者上百个，少者10-20个。当时文艺界、医学界的知名人士，如：京剧演员杨宝森、琴师杨宝忠，越剧演员戚雅仙、徐天红，伤科医生魏指薪、顾筱岩，耳鼻科医生李宝实等等，都是信大祥的老主顾。
协大祥抗战前不愿做广告，往往以大减价作为号召，认为付出一笔广告费，不如直接让利给顾客。1943年以后，逐渐利用无线电台及戏院幕布、霓虹灯做广告。宝大祥一直比较注重广告效应，它除了报刊、书籍做广告以外，还在发票、商标、悬匾上围绕“宝”字做文章。八仙桥宝大祥的镜面大悬匾就是一个广告，图案上有5个从大到小的元宝叠成塔状，在宝塔顶端两个孩儿手执彩旗跳跃，旗上有“招财进宝”四个字。信大祥在电台黄金时间包空中书场，每天一挡；还请滑稽名家姚慕双、周柏春广播节目，轰动一时。
1949年前，三大祥的营业额占全市零售棉布行业的25%-35%之间。尤其是协大祥一般占15-18%，信、宝两家一般在5-10%，营业始终亚于协大祥。
人是铁 饭是钢 吃得落 做得动
“人是铁，饭是钢，吃得落，做得动”是上海本地的俗话。“吃得落”是指胃口大，吃得下东西；“做得动”是指干活有力气。协大祥初创时，招聘和录用职工，有特殊要求。学徒进门，先要问饭吃几碗，能吃三碗者方能录用。孙琢璋相信饭量好的管用，这是非常朴素的辩证法。
三大祥职员的待遇要比同行业的其他职员优越，工资和其他酬劳高出一般同行业店的2-3倍。当时棉布零售商店职工工资只有几十元，三大祥的高级职员工资为：（协）30-40元，（宝）29-36元，（信）30元；营业员：（协）20-30元，（宝）18-25元，（信）18-20元；低级营业员：（协）12-20元，（宝）13-17元，（信）12-13元；学徒：（协）2-5元，（宝）1-2元，（信）1-2元。
棉布店的其他酬薪有“公记”和奖励。所谓“公记”是职工工资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来源与进货金额的回扣，如向染织厂、毛纺厂、绸缎庄进货，一般按进货金额扣1-2%；染坊的染费回扣称“花爆”， 一般10%；还有麻袋、铁皮、木箱、竹片、布板、麻绳、机头布等下脚料，通过陆续出售后积累起来的一笔钱。到年终，按工资基数将这笔钱平均分给职工。奖励有“厘金”、“红圈”、“零头”、“彩头”。“厘金”是根据每个营业员的销货金额提出0.2-1%作为奖励。在这项奖励中，另提出20-30%作为经理、协理和不直接参加销货工作人员的酬劳。抗战前，宝大祥职工每人每年的平均营业额约3万元（最高达6万元），以毛利率9%计，可得毛利2700元，0.2%的厘金就是60元，相当于3-4个月的工资。“红圈”是为了推销呆滞或厚利商品而设置，一般每尺奖2-5分；“零头奖”是为了推销不成料的零头布，每售出一段奖励5分；“彩头奖”是每月营业员销货金额积数最多的前几名得奖，宝大祥南号有7个彩头奖，头奖6元，二奖5元，后以5角递减。
收入可观。自然，三大祥职工的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也是同行业独一无二的。
棉布店的营业时间一般都在12-14小时。三大祥在抗战前夏季16个小时，冬季也有14个小时。据宝大祥老职工回忆：早晨开市的时间最早四点三刻，最迟六点半。宝大祥的开市时间之所以要这样早，主要是店址靠近十六铺码头，蔬菜、水果、地货、鲜鱼市场林立。天未亮，宁波轮船到码头，小东门人流涌动，各店都想做这第一批生意。
代表性店规 宝大祥的《号规》
三大祥的店规也是同行业中最严厉的，从最初协大祥的几十条到后来宝大祥的《号规》（旧时称商店为号，号规即店规）12章160条，从晨起晚出、作缀请假、用货、薪酬、账目、防卫、杂禁、疾病、餐憩等，内容涵盖员工能涉及到的各个方面。
《号规》要求：“店员一律七点起身，迟起半点钟，罚洋一角，一点（钟）以内，罚洋二角，二点四角，由此类推。”“店门于晚上十一点落锁，阻止出入，各友须于十点三刻前回号销册。过时不归，记大过一次，满三次者开除。
“职员不得与顾客厉声争执，如违记小过一次。”“办公时间除公务接洽外，不宜会客。倘有不得已时，切不可令来宾坐于营业要地，尤望婉告宾客，谈话不得逾十分钟以外，违者照出外钟点计算。”
对管理人员职责分明，要求更严：“本号营业主任正副二位，分承值早值晚，在各友，学生考勤簿签时刻时加以监视。回府时另请公正人员代表，纯为义务性质，恕不特酬。”“营业主任关系一店至巨，平时无公事请勿外出。其家眷在申者，每月六夜，勿得逾额。”
职员自己买布料优惠也在《号规》明文规定：“职员学生所用之货，照本号进本算。”“按进本用货之零头货，在普通货足尺一丈以内打七折；纯丝纯毛织品在一丈以内者打八折，五尺以内七折。”
因为三大祥员工有相当部分住在店里，因此，文娱活动也有所规定：“过年消遣，以雀牌为限，输赢不得过巨。于封橱窗开始，过元宵为止。每夜不准战至十一点钟，违者严罚之。”“职员除封橱窗开始，过元宵止，可以看电影以及其他戏剧，平时绝对禁止，如违罚洋五十元，以二十元给报告人。”生活作风，《号规》也有条文：“本号职员如有外遇，立即开除。”
在职工医疗上也给予保障：“本号特请国医徐孟君先生为常年医药顾问，严瑞钦先生为外科顾问，凡属同人，凭券诊视，无费。”“本号特请西医盛伯钧先生为常年医药顾问，凡属同人，凭券诊视，挂号费不收，药水费满三个月照算。小数由友谊会代付。”同时提倡员工互相帮助、友爱：“职工学生有病，同人应相互关切，轻则劝其速医，重则令其返家，以保生命，而获健康。”“职工学生卧病在店，至晨、午、晚时有学生传递茶水粥菜。”
还有如理发这样生活细节上的事，《号规》也有所要求：“职员、学生、理货员、栈司头发除修平头及圆头外，一概轧光，别无他式，以节时间。如违罚洋五元，收公记。”
三大祥还鼓励学生学习：“本号附设精励会，定期举行学生星期练习及月考，以资区别进境，如不能造就，令其退学。”当然，三大祥也有“杀手锏”：“本号店徽定一年一次整理，谢年夜照缴，财神晚重发。”如此严格的管理，使三大祥的经营井然有序，生意日益兴隆，营业额日升月恒。
上海沦陷时期，受日伪商业统制的强令，棉布业是“重灾区“，三大祥损失惨重。抗战胜利后，三大祥组织中纺经销处，引出一场风波。1948年信大祥经理丁大富去世,全连安继任经理,丁大富之子言章任副经理。
上海解放后，1949年7月，协大祥盘下南京路新凤祥银楼，开设第三支店。1950年4月，宝大祥盘下南京路北庆云银楼，开设宝大祥第二公司，将小东门第一、第二支店合并迁入，于是在南京路上又形成三大祥鼎立之势。此时，协大祥在小东门、大世界、八仙桥、南京路有4家之多，宝大祥在小东门、八仙桥、南京路有3家,信大祥有小东门、南京路2家。三大祥共开设了9家。三大祥公私合营以后。信大祥响应国家支援西部建设的号召迁往兰州。协大祥、宝大祥凝固在黄浦江畔。
1951年协大祥绸布商店为祝贺上海市工商联成立，特刊登广告
解放初期，协大祥绸布商店经理孙照明先生（右五）在上海市工商联参加会议
公私合营信大祥绸布商店挂牌，站立者为信大祥绸布商店经理全连安先生
公私合营宝大祥绸布商店挂牌，中间仰头者为宝大祥绸布商店经理、市工商联执委丁方镇先生
公私合营后，信大祥绸布商店迁至兰州后继续发扬经营特色，量体裁衣。
从足尺加一到足尺加三
协大祥开设的时候，上海的洋布店已经实行以尺论价，但是，使用的尺很少有精确的标准，常用九五、九七、九八的尺来充作“足尺”。孙琢璋首先实行“足尺加一”。协大祥用“足尺加一”做宣传，目的是让远远近近的顾客纷至沓来。足尺，即使用十足的海尺，所谓加一，即一足尺以外还加放一寸。以前的包装非常简单，一根绳子一张纸，剪下的布料折叠以后用纸包上，中间扎一根绳子，协大祥的包布纸上印有“足尺加一”，后来印有“足尺加二”“足尺加三”。
“真不二价”是挂在协大祥店堂的金字招牌。当时，顾客买布往往要讨价还价，买卖双方演绎出“三收三放”的“游戏”。比如：店员说某价，顾客还了一半，初次交易不成，顾客出门。店员招呼顾客回来加些价，顾客进来再议价不成，复离去。店员再招顾客回来，能卖的则卖，不够本，没有利润则让顾客去了。顾客到此地步，知道让无可让，也就讲好价目剪料。做一笔生意非常不容易。协大祥的孙琢璋一反行业的陋习，商品实行明码标价。
协大祥店堂里还高悬着“诸亲好友概不暂记”的牌。原因是同行中允许顾客赊账。当时，赊账对象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公馆帮，付小额零钱有失体面，逢月逢节一次性付清；另一种是工薪阶层，尤其是工厂工人，他们没有现钱买布，须到发工资时还钱，往往托熟人作担保记账。正常情况能按时收回货款。但偶有零星欠款。孙琢璋爽性立下规矩，请顾客谅解。时间久了，顾客也成了习惯。
现在，上了年纪的人还记得棉布店模样，进门是同字型的柜台，宽宽台面的四个角上依次放着当期热销的“料作（沪语：布料）”，中间留出一块空间是营业员操作区域。沿着店堂墙壁四周的搁架上竖着一匹一匹品种、色彩各异的面料，搁架的下端是一个连一个的柜台，每个柜台前营业员恭恭敬敬地“伺候”着顾客。这种陈列方式的优点是有效利用空间，容纳顾客的面积最大，另一个优点是顾客可以进入陈列区域任意选择自己所喜欢的面料，有点像现在的超市。可是，此前的布店却不是这个样，它是封闭式的，把顾客和店员通过柜台隔开，顾客需要什么，店员取出什么，选择性很有限。协大祥开设以后，改变了这种传统的营业方式，顾客觉得非常新奇，这也是吸引顾客的一个因素。
协大祥“薄利多销”的经营思想十分明确。它还有一个绝招，也是最吸引顾客的招术，常年以廉价的洋线布充牺牲品作为号召，招徕顾客。叫做“白货发售跌进成本”。如“十六磅天字号粗布”、“怡和三塔漂布”、“条格厂布”，无论是原匹出售还是零剪，常年亏本出售。协大祥这招是其他小本经营的棉布店不曾想到的，也是不能做到的事。
宝大祥、信大祥与协大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经营思想和经营方法也逐渐为他们所运用。1924年宝大祥开设以后，先以“足尺加一”为号召，随着协、宝之间竞争加剧，宝大祥改作“足尺加二”。1927年协大祥也改作“足尺加二”。1928年，信大祥筹备期间，宝大祥先发制人，改“足尺加三”。信大祥开张时当然只能是“足尺加三”了。1929年协大祥也改为“足尺加三”。这种竞争使小东门的同业如福和、鼎丰、长泰昌、慎泰昌、元昌祥、万成祥等门可罗雀，在短短几年当中全被挤倒。
使用标准的足尺，实实在在地给顾客实惠。消费者心中有杆秤，买货真价实的料子，自然踏进三大祥的门，因为三大祥留给顾客的是“价廉、物美、尺寸足”的好印象。三大祥的经营方式渐渐被市场所接受，成为行业的一致做法和或者说是一种规矩，同时也影响着各地棉布行业的经营方式，带动了整个行业发展。
嫁女要到宝大祥 备嫁妆 送新娘 床上身上都像样
起初，三大祥之间的竞争呈现一种低层次的拉拢顾客、讨好顾客，这是因为竞争的地点在城内，受店铺式经营方式影响以及适应顾客消费习惯。随着竞争地点向西、向北的转移，移向租界，转向不同的消费对象，他们的经营理念也发生着变化，注重提高服务质量，注重增加服务项目，出现一种“价廉物美、服务到位”经营方式。
宝大祥创设之初，某日，一个顾客在协大祥为了两角铅质小银元跟柜上发生口角，协大祥职员把货扣住不放，要顾客掉换铅角子。顾客跑到隔壁宝大祥，诉说协大祥职员横蛮无理。宝大祥经理在店堂闻知此事，即含笑说道:“两角钱是小事，我掉给你，你以后有铅角，尽可到我店来买布，决不留难。”顾客回到协大祥愤愤地把银角掷交，取了布料回去，即向其四邻宣传协大祥如何如何，宝大祥和气，即铅角也肯收用。由于这个宣传，宝大祥生意逐步好起来。其实，铅角也不是废物，可以转卖给银楼充炼银之用，店里收受的结果，每月至多损失几十元，但却起了很大的广告作用。孙琢璋起初不信宝大祥真会收受，故意派人到宝大祥买布，用大量铅角付款，宝大祥职员来问经理怎么办？经理说 “全数照收，譬如出广告费，把协大祥顾客转移到宝大祥来有什么不好。”派来的人回去向孙琢璋报告。孙琢璋不知道铅角可以回炉，误以为宝大祥做傻事。从那以后，顾客有铅角无处可用的都到宝大祥去买布，宝大祥总是和颜悦色的收入。搭用铅角的顾客越众，不搭用铅角的顾客也就越多，宝大祥营业自然日趋旺盛。宝大祥这一招赢得了顾客。
营业地点移向租界后，三大祥之间的竞争从互相倾轧转向为提高服务质量，增加服务项目，用特色服务吸引顾客。他们设立的特色服务部门有：
送货部 替客送货，三大祥在小东门时已经实行。起初往往不能及时送到,顾客啧有烦言。宝大祥开设八仙桥分店后，正式设立送货部，置送货三轮车2辆，配送货员2人。顾客领取对号铜牌，送到时收回。送货不论时间迟早，分南北两路，风雨无阻，准时送到顾客家中。协大祥、信大祥见此特色服务，也设立了送货部。
成衣部 宝大祥首先设立，分别中式、西式，代客量体裁衣，每件有一定工价，准期凭票领货，或送到顾客家中，有余料交还顾客。
电话购货部 顾客如果不能自己来店，只须来一个电话告知详细地址及需要货色，三大祥即派职员带货前往，看中后剪料收款。原顾客的隔邻闻知棉布店送货上门也来购买，往往带去的货销售一空。
星期廉价部 三大祥另选出春秋两季廉价的国货绸布五六种，选择星期日上午发售，借此吸引星期日休假的顾客。
邮售部 宝大祥的减价消息经常委托报纸披露，同时刊登广告，列举各种特廉货物，注明“只限本埠，售完为止”。起初顾虑外埠路远，来信邮购须经较长时期，信到早已售罄，所以不主张邮售。看到外埠顾客有失望情形，三大祥改进服务，将登报的特种廉价货预留几百段。此外，来样照配邮购的也很多，三大祥都尽力满足外埠顾客的要求。
以上各种经营方法三大祥是一致的，彼此的区别存在于运用流动资金及进、销、存货三方面。在进货方面，协大祥则大刀阔斧具有把握，这主要由于它的资金雄厚，门市上销货快。宝大祥则精打细算调度有方，多进热门货而少进冷门货，所以销货旺盛，而且存货中极少滞销品，遇有同业关店，还盘下关店货作牺牲品出售，以弥补薄利之不足。信大祥的特色是，职员各自都有一些固定的主顾，多者上百个，少者10-20个。当时文艺界、医学界的知名人士，如：京剧演员杨宝森、琴师杨宝忠，越剧演员戚雅仙、徐天红，伤科医生魏指薪、顾筱岩，耳鼻科医生李宝实等等，都是信大祥的老主顾。
协大祥抗战前不愿做广告，往往以大减价作为号召，认为付出一笔广告费，不如直接让利给顾客。1943年以后，逐渐利用无线电台及戏院幕布、霓虹灯做广告。宝大祥一直比较注重广告效应，它除了报刊、书籍做广告以外，还在发票、商标、悬匾上围绕“宝”字做文章。八仙桥宝大祥的镜面大悬匾就是一个广告，图案上有5个从大到小的元宝叠成塔状，在宝塔顶端两个孩儿手执彩旗跳跃，旗上有“招财进宝”四个字。信大祥在电台黄金时间包空中书场，每天一挡；还请滑稽名家姚慕双、周柏春广播节目，轰动一时。
1949年前，三大祥的营业额占全市零售棉布行业的25%-35%之间。尤其是协大祥一般占15-18%，信、宝两家一般在5-10%，营业始终亚于协大祥。
人是铁 饭是钢 吃得落 做得动
“人是铁，饭是钢，吃得落，做得动”是上海本地的俗话。“吃得落”是指胃口大，吃得下东西；“做得动”是指干活有力气。协大祥初创时，招聘和录用职工，有特殊要求。学徒进门，先要问饭吃几碗，能吃三碗者方能录用。孙琢璋相信饭量好的管用，这是非常朴素的辩证法。
三大祥职员的待遇要比同行业的其他职员优越，工资和其他酬劳高出一般同行业店的2-3倍。当时棉布零售商店职工工资只有几十元，三大祥的高级职员工资为：（协）30-40元，（宝）29-36元，（信）30元；营业员：（协）20-30元，（宝）18-25元，（信）18-20元；低级营业员：（协）12-20元，（宝）13-17元，（信）12-13元；学徒：（协）2-5元，（宝）1-2元，（信）1-2元。
棉布店的其他酬薪有“公记”和奖励。所谓“公记”是职工工资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来源与进货金额的回扣，如向染织厂、毛纺厂、绸缎庄进货，一般按进货金额扣1-2%；染坊的染费回扣称“花爆”， 一般10%；还有麻袋、铁皮、木箱、竹片、布板、麻绳、机头布等下脚料，通过陆续出售后积累起来的一笔钱。到年终，按工资基数将这笔钱平均分给职工。奖励有“厘金”、“红圈”、“零头”、“彩头”。“厘金”是根据每个营业员的销货金额提出0.2-1%作为奖励。在这项奖励中，另提出20-30%作为经理、协理和不直接参加销货工作人员的酬劳。抗战前，宝大祥职工每人每年的平均营业额约3万元（最高达6万元），以毛利率9%计，可得毛利2700元，0.2%的厘金就是60元，相当于3-4个月的工资。“红圈”是为了推销呆滞或厚利商品而设置，一般每尺奖2-5分；“零头奖”是为了推销不成料的零头布，每售出一段奖励5分；“彩头奖”是每月营业员销货金额积数最多的前几名得奖，宝大祥南号有7个彩头奖，头奖6元，二奖5元，后以5角递减。
收入可观。自然，三大祥职工的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也是同行业独一无二的。
棉布店的营业时间一般都在12-14小时。三大祥在抗战前夏季16个小时，冬季也有14个小时。据宝大祥老职工回忆：早晨开市的时间最早四点三刻，最迟六点半。宝大祥的开市时间之所以要这样早，主要是店址靠近十六铺码头，蔬菜、水果、地货、鲜鱼市场林立。天未亮，宁波轮船到码头，小东门人流涌动，各店都想做这第一批生意。
代表性店规 宝大祥的《号规》
三大祥的店规也是同行业中最严厉的，从最初协大祥的几十条到后来宝大祥的《号规》（旧时称商店为号，号规即店规）12章160条，从晨起晚出、作缀请假、用货、薪酬、账目、防卫、杂禁、疾病、餐憩等，内容涵盖员工能涉及到的各个方面。
《号规》要求：“店员一律七点起身，迟起半点钟，罚洋一角，一点（钟）以内，罚洋二角，二点四角，由此类推。”“店门于晚上十一点落锁，阻止出入，各友须于十点三刻前回号销册。过时不归，记大过一次，满三次者开除。
“职员不得与顾客厉声争执，如违记小过一次。”“办公时间除公务接洽外，不宜会客。倘有不得已时，切不可令来宾坐于营业要地，尤望婉告宾客，谈话不得逾十分钟以外，违者照出外钟点计算。”
对管理人员职责分明，要求更严：“本号营业主任正副二位，分承值早值晚，在各友，学生考勤簿签时刻时加以监视。回府时另请公正人员代表，纯为义务性质，恕不特酬。”“营业主任关系一店至巨，平时无公事请勿外出。其家眷在申者，每月六夜，勿得逾额。”
职员自己买布料优惠也在《号规》明文规定：“职员学生所用之货，照本号进本算。”“按进本用货之零头货，在普通货足尺一丈以内打七折；纯丝纯毛织品在一丈以内者打八折，五尺以内七折。”
因为三大祥员工有相当部分住在店里，因此，文娱活动也有所规定：“过年消遣，以雀牌为限，输赢不得过巨。于封橱窗开始，过元宵为止。每夜不准战至十一点钟，违者严罚之。”“职员除封橱窗开始，过元宵止，可以看电影以及其他戏剧，平时绝对禁止，如违罚洋五十元，以二十元给报告人。”生活作风，《号规》也有条文：“本号职员如有外遇，立即开除。”
在职工医疗上也给予保障：“本号特请国医徐孟君先生为常年医药顾问，严瑞钦先生为外科顾问，凡属同人，凭券诊视，无费。”“本号特请西医盛伯钧先生为常年医药顾问，凡属同人，凭券诊视，挂号费不收，药水费满三个月照算。小数由友谊会代付。”同时提倡员工互相帮助、友爱：“职工学生有病，同人应相互关切，轻则劝其速医，重则令其返家，以保生命，而获健康。”“职工学生卧病在店，至晨、午、晚时有学生传递茶水粥菜。”
还有如理发这样生活细节上的事，《号规》也有所要求：“职员、学生、理货员、栈司头发除修平头及圆头外，一概轧光，别无他式，以节时间。如违罚洋五元，收公记。”
三大祥还鼓励学生学习：“本号附设精励会，定期举行学生星期练习及月考，以资区别进境，如不能造就，令其退学。”当然，三大祥也有“杀手锏”：“本号店徽定一年一次整理，谢年夜照缴，财神晚重发。”如此严格的管理，使三大祥的经营井然有序，生意日益兴隆，营业额日升月恒。
上海沦陷时期，受日伪商业统制的强令，棉布业是“重灾区“，三大祥损失惨重。抗战胜利后，三大祥组织中纺经销处，引出一场风波。1948年信大祥经理丁大富去世,全连安继任经理,丁大富之子言章任副经理。
上海解放后，1949年7月，协大祥盘下南京路新凤祥银楼，开设第三支店。1950年4月，宝大祥盘下南京路北庆云银楼，开设宝大祥第二公司，将小东门第一、第二支店合并迁入，于是在南京路上又形成三大祥鼎立之势。此时，协大祥在小东门、大世界、八仙桥、南京路有4家之多，宝大祥在小东门、八仙桥、南京路有3家,信大祥有小东门、南京路2家。三大祥共开设了9家。三大祥公私合营以后。信大祥响应国家支援西部建设的号召迁往兰州。协大祥、宝大祥凝固在黄浦江畔。
1951年协大祥绸布商店为祝贺上海市工商联成立，特刊登广告
解放初期，协大祥绸布商店经理孙照明先生（右五）在上海市工商联参加会议
公私合营信大祥绸布商店挂牌，站立者为信大祥绸布商店经理全连安先生
公私合营宝大祥绸布商店挂牌，中间仰头者为宝大祥绸布商店经理、市工商联执委丁方镇先生
公私合营后，信大祥绸布商店迁至兰州后继续发扬经营特色，量体裁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