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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生企业号信，又称号讯，是大生资本集团经营管理中，大生驻沪事务所（先后称上海公所、沪帐房、驻沪事务所、大生总管理处等，以下简称沪所）与大生纱厂、大生分厂、大生三厂、天生港发电厂等单位来往的编号信件。目前南通市档案馆保存大生企业号信400多卷，最早的是1907年大生纱厂致驻沪事务所的号信，最晚是1952年6月驻沪事务所与大生纱厂、副厂的来往号信。南通市档案馆与张謇研究中心合作编辑，分批出版全部馆藏号信，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出版的《百年大生企业号信（清光绪三十三年——三十四年）》（上下2册）系推出的第一辑。大生号信的出版，能够让社会更便捷地研究号信这一独特的中国早期民族企业内部沟通方式，进一步了解大生企业集团的内部管理制度，透过号信还能一窥当时社会经济的情况。《百年大生企业号信（清光绪三十三年——三十四年）》通过原文影印和添加释文的方式，尽可能地以原貌展示给读者，而且通过释文方便读者。本文拟通过对晚清大生企业号信的研究，分析系统性、独特性的档案汇编的特有价值，以及对编研人员带来的挑战。
一、号信的独特性与系统性
档案史料编研，是有效积累、保护和传播档案资源的途径。档案史料浩如烟海，编研工作从何入手，最终成果是否能够传世，最核心的要素就是档案史料的价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于提名列入《世界记忆名录》的文献遗产的甄选标准，对于判断档案史料的价值具有借鉴作用，它是根据下列因素做出评估的：
影响：文献遗产对世界历史产生过的超越民族的重大影响，这些文献不仅具有本民族的意义，而且具有超越民族和地域的世界意义；时间：文献遗产代表性地反映了世界史上的某个重大变革时期，或有助于了解世界某一重大时刻的历史；地点：涉及对世界历史或文化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地区和地点；人物：文献与对世界历史和文化的发展有杰出贡献的个人或民族的生平或著作有密切联系；主题（领域）：以特殊方式记载世界史或文化中的一个重大主题的文献；形式和风格：文献的特殊特征状况，是一种风格或形式的典型范例；社会价值：文献具有超越一个民族文化的显著的社会、文化和精神价值。
除了以上7个标准以外，还要考虑2个辅助性标准，即完整性：如果某文献遗产显示出高度的完整性，那它的重要性会提高；稀缺性：如果某文献遗产是独一无二的或特别稀有的，那它的重要性也会提高。
档案对于其记载的历史来说，都是特定的，但特定的历史记录很多是雷同或类似的，只有那些具有典型性乃至独特性的档案史料，才能赢得更多的关注和重视，因为这些档案史料对于历史的呈现也会是典型和独特的。编研的史料是否具有独特性，也决定了汇编的价值。号信是大生企业特有的内部联系方式，更是一项企业制度。
大生纱厂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先驱张謇（1853—1926）事业的起点。自1895年张謇在家乡南通筹办大生纱厂，以此为起点，很快在南通形成了以棉纺织为主体，包括垦牧、交通、金融等实业和教育、文化、慈善等社会事业在内的大生资本集团。张謇在南通进行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探索，南通因而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城，即南通乃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产物，它不同于租界、商埠或列强占领下发展起来的城市，是中国人基于中国理念，比较自觉地、有一定创造性地，通过较为全面的规划而建设与经营的第一个有代表性的城市。南通一度引风气之先，成为全国瞩目的模范县。
大生资本集团的核心企业是大生纱厂，后来在其基础上设立的大生分厂、大生三厂和天生港电厂等企业，是以资本为纽带而紧密联系起来的。大生集团的生产基地在南通，为了便利采购物资、销售产品、筹集资金、引进人才，大生在上海设立了驻沪事务所。沪所与相关企业之间通过号信来交流情况，号信更是资金往来和物资采购的依据。1899年大生纱厂订立的《工料总帐房章程》规定：“机帐房设遇机器损坏补购，会同物料所查明后，应补何物，由物料所单报工料总帐房核明，备函寄沪添购。俟沪办到，先由物料所照原来号讯过磅点数。相符者，加复核讫戳记，送总帐房；不符者，亦于单上注明，由总帐房函至沪帐房查问。”[1]从这条规定看，机器零件的采购，由工料总帐房通过号信向沪帐房提出，沪帐房根据号信购置并发往南通，南通方面收到后，必须根据留底的号信内容进行复核清点。因此，号信不仅是一种通讯方式，更是大生企业内部管理的手段，是对物资采购、资金往来等行为的规范和约束，也便于事后的监督和考核。这样的企业制度是独特的，是通信时代位于上海的企业中枢与企业生产基地之间的联络方式。由于大生档案一直系统地保存着这样的号信至1952年，因此可以全面地剖析这个制度。
二、号信的历史研究价值
号信的形成主体是“沪所”，大生的相关企业都是以它为联络的中心。大生纱厂筹创之初，为便于招募资金及与上海有关机构联络，于1896年设“大生上海公所”，寓上海福州路广丰洋行内。1897年，公所由广丰洋行迁至新北门外天主堂街，称“沪帐房”。1907年，改称“大生驻沪事务所”。初期的沪所在办理筹资及联络之事外，还担负着采办物料、购运原料及提供来沪人员食宿等任务，此后更增加了置办布机、开盘批售布匹、收款付货等业务。最繁盛时，上海银钱业有百余家钱庄向沪所提供信贷，而大生各企业则凭此信贷全面扩张，当时大生所属大小企业单位达数十个，沪所营业范围扩展到国内外通都大邑。1922年后，大生集团纺织与农垦业经营陷入危机，以至债台高筑，沪所苦苦周旋，勉力支撑。1936年，大生驻沪事务所更名为“大生总管理处”。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接收大生纺织公司，成立“大生纺织公司临时管理委员会”，办理接收大生总管理处。1946年，大生总管理处更名“大生上海联合事务所”。1951年，又更名“大生第一、三纺织公司上海联合事务所”。1953年，该所登报宣布撤销。
从南通市档案馆保存的驻沪事务所档案看，其主体内容就是号信的留底。初步统计，沪所与相关企业之間有400多卷号信的留底，其中仅B401大生驻沪事务所全宗就有371卷，而该全宗的文书档案的总数是1036卷，由此可见号信的收发在大生驻沪事务所工作中所占的分量。由于号信的数量较大，涉及面很广，本文主要就晚清形成的号信进行研究。号信作为一项大生企业内部的制度，规范着企业内部的经济行为。就其反映的内容而言，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大生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和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情况。
首先，号信揭示了大生企业生产经营的微观情况。大生企业是中国早期的民族工业，是张謇在南通进行早期现代化探索的经济支柱。通过大生企业的股东会议记录、帐略、说略等档案，我们已经能够大致还原这些企业的经营活动。但号信能够提供更多的细节，能够精细地揭示企业的运作，特别是在资金调拨方面。纱厂是资金密集型企业，这点在棉花收购季节特别明显，因此資金的筹措对于纱厂的存亡至关重要，而纱厂一旦有资金积累也需要通过沪所去临时放贷，来增加收入。大量号信反映了通沪之间的资金往来情况，如清光绪三十三年大生纱厂正月初七日（1907年2月19日）第元号号信中提到：“除夕厂中收存现洋十八万元，如沪上需用时，或汇或解，俟示照办。”[2]清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廿五日（1908年10月19日）大生纱厂第一百二十五号提及：“近日来花颇涌，纱欵将次用罄，通州兑例期票，近时加厘甚大，颇不合理，务请即兑现洋五万元寄通接济，能于廿七日交大和带来尤好，不及则廿九寄大新亦可。”[3]
其次，号信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变革情况。大生的核心企业多创立于变局中的清末，又历经风云变幻的民国，企业的生产经营脱离不了当时的社会环境，因此号信在交流、沟通经营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描述一些社会动态。如武昌起义爆发，对大生纱厂有相当大的影响，一度生产经营暂停，派往汉阳大维纱厂的员工受困，这在辛亥年八月廿八日（1911年10月19日）大生纱厂致沪所的第一百廿五号号信里有叙述：“乱事愈炽，市面全呆，厂中已停，分庄、门庄数日内欵罄，亦须停秤。本厂及分厂派往湖北大维同事多人俱未回，因无盘费不能动身，故先凑一人之川资，令小工江姓来告急。现在汇划不通，无从寄欵，立翁意请我公邀同谢衡牎往三井，托发电至汉口三井，代买船票，救出险地。所有费用若干，悉由沪帐房拨还。如此则在汉同人可望出险，亦可尽同事相救之义。”[4]再如大生企业的实际负责人张謇，同时又是一位政治活动家，在晚清民初的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在历年的大生号信中，记载了很多张謇的活动，虽然寥寥数语，却弥补了许多空白。
第三，号信也记录了民信局投递信件的情况。中国古代的邮驿组织，是政府专用的通信机构，只传官书，不寄民信。民间通信由个人负责，发展十分缓慢。到了明朝，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带动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交通条件有了较大改善，民间往来和商品流通范围日益扩大，专营通信的民间组织应运而生。同治、光绪年间，民信局进入全盛时期。[5]1896年3月20日，大清邮政正式开办，国家邮政与民信局进入并存时期，直到1930年代初期。从1907年到1911年的号信内容看，大生号信这段时间主要是通过民信局投递的。有意思的是，与此同时大生还通过邮局寄送票洋、票元。清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廿一日（1907年5月3日）大生纱厂致沪所第四十九号号信中提到：“昨寄四十八号讯，另邮寄汇券两张、路股收据三张，谅均达览。……连日邮寄券据之讯，均系双保险，当必不致遗误。”[6]这是大生同时利用邮局和民信局来传递邮件的证明。
三、号信编纂的启迪
大生号信的数量较大，全部出版会是一个长期的历程，但第一册的编纂与出版过程，还是给予参编人员很多的启迪。
首先，档案编研以原文影印加释文的形式，是档案公布的有效方式。以往的档案编研，一般是根据一定的主题，选择原文，然后整理。这样的编研成果的好处在于经过编辑人员的加工后，阅读比较方便，但是对有更高要求的研究人员来说，这样的加工过程也是原始信息减少的过程。如果没有机会看到原文，那就意味着无法感受原文的载体、字迹材料、字体、修改痕迹等，而这些也是档案所特有的信息的组成部分。近年来，编研工作出现了将原文直接影印的方式，除了能让读者产生犹如阅读原件的感觉外，还是保护档案原件、扩大档案文化传播的好办法。但如果原文字体难辨认的话，依然会给读者带来困惑。如大生号信，保存下来的都是其留底或者抄件，字体以草书为主，一般读者阅读有一定困难，因此加上释文，能够最大程度地便利读者。
其次，原文影印加释文的方式对编研人员提出了高要求。释文本身对于编研人员的历史知识、语文能力就有要求，如果原文涉及繁体、书法，难度就会成倍增长。而释文与原文对照，是编研人员的自我加压，因为稍有不慎，错误会自现。在大生号信的释文过程中，最难的莫过于是对草书的辨识。随着书法从日用逐渐成为一种艺术，对书法的掌握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在慢慢弱化。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编研人员有必要掌握。通过类似大生号信这样的档案编研过程，能够培养一个对草书有较强辨别能力的团队，而且随着大生号信的编研进程，这样的能力还会传承下去。
再次，与有实力的机构合作，是档案编研工作打造精品的一个途径。大生号信的编纂，是档案部门与出版、研究机构合作的产物。南通市档案馆与张謇研究中心强强联手，在资源和人才方面取长补短。史料类编研成果能否成功，也有赖于合作的出版社。优秀的出版社，能够在图书策划、版式设计、文字校勘等方面给予全方位的指导和支持。档案部门、出版社和研究机构能够从各自的专业角度，审视编研的主题、选材以及文字处理，能够促进编研作品在保持专业特色的基础上，更好地适应社会的需要。
参考文献
[1]张季直先生事业史编纂处.大生纺织公司年鉴（1895—1947）[M].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41-42.
[2]南通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B401-111-4.
[3]南通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B401-111-8.
[4]南通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B401-111-12.
[5]崔红欣.晚清中国邮政的近代化[D].河北师范大学.
[6]南通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B401-111-4.
一、号信的独特性与系统性
档案史料编研，是有效积累、保护和传播档案资源的途径。档案史料浩如烟海，编研工作从何入手，最终成果是否能够传世，最核心的要素就是档案史料的价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于提名列入《世界记忆名录》的文献遗产的甄选标准，对于判断档案史料的价值具有借鉴作用，它是根据下列因素做出评估的：
影响：文献遗产对世界历史产生过的超越民族的重大影响，这些文献不仅具有本民族的意义，而且具有超越民族和地域的世界意义；时间：文献遗产代表性地反映了世界史上的某个重大变革时期，或有助于了解世界某一重大时刻的历史；地点：涉及对世界历史或文化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地区和地点；人物：文献与对世界历史和文化的发展有杰出贡献的个人或民族的生平或著作有密切联系；主题（领域）：以特殊方式记载世界史或文化中的一个重大主题的文献；形式和风格：文献的特殊特征状况，是一种风格或形式的典型范例；社会价值：文献具有超越一个民族文化的显著的社会、文化和精神价值。
除了以上7个标准以外，还要考虑2个辅助性标准，即完整性：如果某文献遗产显示出高度的完整性，那它的重要性会提高；稀缺性：如果某文献遗产是独一无二的或特别稀有的，那它的重要性也会提高。
档案对于其记载的历史来说，都是特定的，但特定的历史记录很多是雷同或类似的，只有那些具有典型性乃至独特性的档案史料，才能赢得更多的关注和重视，因为这些档案史料对于历史的呈现也会是典型和独特的。编研的史料是否具有独特性，也决定了汇编的价值。号信是大生企业特有的内部联系方式，更是一项企业制度。
大生纱厂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先驱张謇（1853—1926）事业的起点。自1895年张謇在家乡南通筹办大生纱厂，以此为起点，很快在南通形成了以棉纺织为主体，包括垦牧、交通、金融等实业和教育、文化、慈善等社会事业在内的大生资本集团。张謇在南通进行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探索，南通因而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城，即南通乃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产物，它不同于租界、商埠或列强占领下发展起来的城市，是中国人基于中国理念，比较自觉地、有一定创造性地，通过较为全面的规划而建设与经营的第一个有代表性的城市。南通一度引风气之先，成为全国瞩目的模范县。
大生资本集团的核心企业是大生纱厂，后来在其基础上设立的大生分厂、大生三厂和天生港电厂等企业，是以资本为纽带而紧密联系起来的。大生集团的生产基地在南通，为了便利采购物资、销售产品、筹集资金、引进人才，大生在上海设立了驻沪事务所。沪所与相关企业之间通过号信来交流情况，号信更是资金往来和物资采购的依据。1899年大生纱厂订立的《工料总帐房章程》规定：“机帐房设遇机器损坏补购，会同物料所查明后，应补何物，由物料所单报工料总帐房核明，备函寄沪添购。俟沪办到，先由物料所照原来号讯过磅点数。相符者，加复核讫戳记，送总帐房；不符者，亦于单上注明，由总帐房函至沪帐房查问。”[1]从这条规定看，机器零件的采购，由工料总帐房通过号信向沪帐房提出，沪帐房根据号信购置并发往南通，南通方面收到后，必须根据留底的号信内容进行复核清点。因此，号信不仅是一种通讯方式，更是大生企业内部管理的手段，是对物资采购、资金往来等行为的规范和约束，也便于事后的监督和考核。这样的企业制度是独特的，是通信时代位于上海的企业中枢与企业生产基地之间的联络方式。由于大生档案一直系统地保存着这样的号信至1952年，因此可以全面地剖析这个制度。
二、号信的历史研究价值
号信的形成主体是“沪所”，大生的相关企业都是以它为联络的中心。大生纱厂筹创之初，为便于招募资金及与上海有关机构联络，于1896年设“大生上海公所”，寓上海福州路广丰洋行内。1897年，公所由广丰洋行迁至新北门外天主堂街，称“沪帐房”。1907年，改称“大生驻沪事务所”。初期的沪所在办理筹资及联络之事外，还担负着采办物料、购运原料及提供来沪人员食宿等任务，此后更增加了置办布机、开盘批售布匹、收款付货等业务。最繁盛时，上海银钱业有百余家钱庄向沪所提供信贷，而大生各企业则凭此信贷全面扩张，当时大生所属大小企业单位达数十个，沪所营业范围扩展到国内外通都大邑。1922年后，大生集团纺织与农垦业经营陷入危机，以至债台高筑，沪所苦苦周旋，勉力支撑。1936年，大生驻沪事务所更名为“大生总管理处”。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接收大生纺织公司，成立“大生纺织公司临时管理委员会”，办理接收大生总管理处。1946年，大生总管理处更名“大生上海联合事务所”。1951年，又更名“大生第一、三纺织公司上海联合事务所”。1953年，该所登报宣布撤销。
从南通市档案馆保存的驻沪事务所档案看，其主体内容就是号信的留底。初步统计，沪所与相关企业之間有400多卷号信的留底，其中仅B401大生驻沪事务所全宗就有371卷，而该全宗的文书档案的总数是1036卷，由此可见号信的收发在大生驻沪事务所工作中所占的分量。由于号信的数量较大，涉及面很广，本文主要就晚清形成的号信进行研究。号信作为一项大生企业内部的制度，规范着企业内部的经济行为。就其反映的内容而言，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大生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和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情况。
首先，号信揭示了大生企业生产经营的微观情况。大生企业是中国早期的民族工业，是张謇在南通进行早期现代化探索的经济支柱。通过大生企业的股东会议记录、帐略、说略等档案，我们已经能够大致还原这些企业的经营活动。但号信能够提供更多的细节，能够精细地揭示企业的运作，特别是在资金调拨方面。纱厂是资金密集型企业，这点在棉花收购季节特别明显，因此資金的筹措对于纱厂的存亡至关重要，而纱厂一旦有资金积累也需要通过沪所去临时放贷，来增加收入。大量号信反映了通沪之间的资金往来情况，如清光绪三十三年大生纱厂正月初七日（1907年2月19日）第元号号信中提到：“除夕厂中收存现洋十八万元，如沪上需用时，或汇或解，俟示照办。”[2]清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廿五日（1908年10月19日）大生纱厂第一百二十五号提及：“近日来花颇涌，纱欵将次用罄，通州兑例期票，近时加厘甚大，颇不合理，务请即兑现洋五万元寄通接济，能于廿七日交大和带来尤好，不及则廿九寄大新亦可。”[3]
其次，号信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变革情况。大生的核心企业多创立于变局中的清末，又历经风云变幻的民国，企业的生产经营脱离不了当时的社会环境，因此号信在交流、沟通经营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描述一些社会动态。如武昌起义爆发，对大生纱厂有相当大的影响，一度生产经营暂停，派往汉阳大维纱厂的员工受困，这在辛亥年八月廿八日（1911年10月19日）大生纱厂致沪所的第一百廿五号号信里有叙述：“乱事愈炽，市面全呆，厂中已停，分庄、门庄数日内欵罄，亦须停秤。本厂及分厂派往湖北大维同事多人俱未回，因无盘费不能动身，故先凑一人之川资，令小工江姓来告急。现在汇划不通，无从寄欵，立翁意请我公邀同谢衡牎往三井，托发电至汉口三井，代买船票，救出险地。所有费用若干，悉由沪帐房拨还。如此则在汉同人可望出险，亦可尽同事相救之义。”[4]再如大生企业的实际负责人张謇，同时又是一位政治活动家，在晚清民初的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在历年的大生号信中，记载了很多张謇的活动，虽然寥寥数语，却弥补了许多空白。
第三，号信也记录了民信局投递信件的情况。中国古代的邮驿组织，是政府专用的通信机构，只传官书，不寄民信。民间通信由个人负责，发展十分缓慢。到了明朝，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带动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交通条件有了较大改善，民间往来和商品流通范围日益扩大，专营通信的民间组织应运而生。同治、光绪年间，民信局进入全盛时期。[5]1896年3月20日，大清邮政正式开办，国家邮政与民信局进入并存时期，直到1930年代初期。从1907年到1911年的号信内容看，大生号信这段时间主要是通过民信局投递的。有意思的是，与此同时大生还通过邮局寄送票洋、票元。清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廿一日（1907年5月3日）大生纱厂致沪所第四十九号号信中提到：“昨寄四十八号讯，另邮寄汇券两张、路股收据三张，谅均达览。……连日邮寄券据之讯，均系双保险，当必不致遗误。”[6]这是大生同时利用邮局和民信局来传递邮件的证明。
三、号信编纂的启迪
大生号信的数量较大，全部出版会是一个长期的历程，但第一册的编纂与出版过程，还是给予参编人员很多的启迪。
首先，档案编研以原文影印加释文的形式，是档案公布的有效方式。以往的档案编研，一般是根据一定的主题，选择原文，然后整理。这样的编研成果的好处在于经过编辑人员的加工后，阅读比较方便，但是对有更高要求的研究人员来说，这样的加工过程也是原始信息减少的过程。如果没有机会看到原文，那就意味着无法感受原文的载体、字迹材料、字体、修改痕迹等，而这些也是档案所特有的信息的组成部分。近年来，编研工作出现了将原文直接影印的方式，除了能让读者产生犹如阅读原件的感觉外，还是保护档案原件、扩大档案文化传播的好办法。但如果原文字体难辨认的话，依然会给读者带来困惑。如大生号信，保存下来的都是其留底或者抄件，字体以草书为主，一般读者阅读有一定困难，因此加上释文，能够最大程度地便利读者。
其次，原文影印加释文的方式对编研人员提出了高要求。释文本身对于编研人员的历史知识、语文能力就有要求，如果原文涉及繁体、书法，难度就会成倍增长。而释文与原文对照，是编研人员的自我加压，因为稍有不慎，错误会自现。在大生号信的释文过程中，最难的莫过于是对草书的辨识。随着书法从日用逐渐成为一种艺术，对书法的掌握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在慢慢弱化。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编研人员有必要掌握。通过类似大生号信这样的档案编研过程，能够培养一个对草书有较强辨别能力的团队，而且随着大生号信的编研进程，这样的能力还会传承下去。
再次，与有实力的机构合作，是档案编研工作打造精品的一个途径。大生号信的编纂，是档案部门与出版、研究机构合作的产物。南通市档案馆与张謇研究中心强强联手，在资源和人才方面取长补短。史料类编研成果能否成功，也有赖于合作的出版社。优秀的出版社，能够在图书策划、版式设计、文字校勘等方面给予全方位的指导和支持。档案部门、出版社和研究机构能够从各自的专业角度，审视编研的主题、选材以及文字处理，能够促进编研作品在保持专业特色的基础上，更好地适应社会的需要。
参考文献
[1]张季直先生事业史编纂处.大生纺织公司年鉴（1895—1947）[M].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41-42.
[2]南通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B401-111-4.
[3]南通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B401-111-8.
[4]南通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B401-111-12.
[5]崔红欣.晚清中国邮政的近代化[D].河北师范大学.
[6]南通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B401-1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