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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崇文，太平修典。《金陵全书》自2009年开始编纂出版，至2019年已经走过整整十周年的历程。十年来，《金陵全书》数量从无到有，规模从小到大，影响从弱到强，质量精益求精，是南京、江苏乃至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挖掘、整理、弘扬和发展的一项重要文化工程，更是我国历代文献典籍化身百千的一个典型实例。
一、金陵文脉源远流长
南京是我国四大古都之一，素有“六朝古都”“十朝都会”的美誉。虎踞龙盘的南京城，在悠久的历史中，多次拯救中华文明于危亡之中，承前启后、存亡续绝、传薪播火、连绵不断，孕育了丰富多彩、兼容并蓄的“南京文化”，其中以灿烂的六朝文化、绮丽的南唐文化、磅礴的大明文化和缤纷的民国文化尤为令人瞩目。
然而，由于历史上的兵燹战乱和风雨侵蚀，南京历史上的辉煌成就以物质文化形态留存下来的相对较少，以非物质形态传承下来的更是凤毛麟角，更多的是记忆遗产的形式保存在图书典籍之中。这就是珍藏着南京古都文化乃至中华文脉有机组成部分的宝库——南京文献。
以六朝葛洪《抱朴子》、刘义庆《世说新语》、萧统《昭明文选》、刘勰《文心雕龙》、范晔《后汉书》、沈约《宋书》、陶弘景《肘后备急方》、钟嵘《诗品》、萧子显《南齐书》，唐朝许嵩《建康实录》，南唐李璟、李煜《南唐二主词》，宋朝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和马令、陆游《南唐书》，元朝张铉《至正金陵新志》，明朝礼部《洪武京城图志》、明朝官方《寰宇通衢》、陈沂《金陵古今图考》、胡正言《十竹斋书画谱》，清朝吴敬梓《儒林外史》、孔尚任《桃花扇》、陈作霖《金陵琐志九种》，民国王焕镳《首都志》、朱偰《金陵古迹图考》等为代表的南京文献，是世世代代的南京人乃至华夏子孙共同经验、智慧与启示的结晶，也是南京人民、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
南京文献绵延不绝，其数量之巨、卷帙之繁、内容之广、版本之多、价值之大，令海内外专家学者为之惊叹。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保存下来不同版本的南京文献近万种，其数量不仅在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中独领风骚，而且在世界各国古城中也是遥遥领先。
时至今日，流传下来的南京文献典籍分散收藏在全国各地的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甚至流散在民间和国外，除了少数文献经过重新出版之外，大多数文献长期束之高阁，鲜有人问津，而广大读者想要查找阅读这些散见的地方文献，十分不便。这些前人留给我们的文化瑰宝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其资治、存史、教化、育人功能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因此，全面、系统、完整地挖掘、整理、传承、弘扬南京留给全人类的这些不朽作品，显得格外重要。
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也是建设当代中华文明大厦的“奠基石”和创新发展的“阶梯石”。优秀传统文化在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具有重要作用。优秀传统文化主要是以文献典籍为载体。历朝历代，人们自觉地通过各种方式保存和整理文献和典籍，阐释其文化内涵，并从中汲取智慧和养分。习近平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其中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对我们挖掘、整理南京文献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新世纪以来，中央对文献整理出版工作一直高度重視，专门成立了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负责制定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还设立了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基金。全国各地积极响应，纷纷整理出版代表本地历史文化特色和品位的优秀典籍，古籍文献重新整理出版呈现出方兴未艾的态势。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其中第8条“深入阐发文化精髓”中明确指出“加强中华文化典籍整理编纂出版工作”。江苏省也于2017年启动了江苏文脉整理与研究工程。江苏文脉整理与研究工程的成果是《江苏文库》。
在此背景下，对南京历代流传下来的文献典籍进行系统整理出版，不仅可以满足广大读者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同时也可以使南京优秀传统文化化身百千，发扬光大。
二、南京文化传承有序
历史上，南京曾经多次高质量地对传统文化进行过系统整理和出版，其中突出的有四次：
第一次是距今1500年前的梁朝。昭明太子萧统组织编纂了我国历史上的最早诗文总集《昭明文选》，选录了先秦至南朝梁代八九百年间100多位作者撰写的700余篇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
第二次是距今600多年前的明朝永乐年间（1403—1424），明成祖朱棣命令解缙、姚广孝等在南京组织整理出版了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22937卷，11095册，约3.7亿字，汇集了我国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的各种典籍资料达七八千种，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类书。《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称《永乐大典》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可惜的是，该书大多亡于战火，今仅存800余卷，且散落于世界各地。
第三次是民国年间，南京通志馆馆长卢前组织编印了一套《南京文献》。《南京文献》每月一期，从1947年1月至1949年2月共刊行了26期，收入南京地方文献67种，包括元明清到民国各个时期的著作，其中收录的部分民国文献今天已经成为绝版。
第四次是2006年至今。南京出版社和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等单位合作，编辑出版了“南京稀见文献丛刊”，到2018年12月为止已经出版63册97种。“丛刊”选取六朝至民国年间比较稀见的南京文献进行点校，以满足普通读者的需求，目前仍在不断出版中。
上述整理，或属于首创，内容单薄，《昭明文选》是也；或广征博采，内容庞杂，《永乐大典》是也；或兼收并蓄，内容芜杂，民国《南京文献》是也；或囿于地域，内容狭窄，今日之“南京稀见文献丛刊”是也。尽管如此，这些文献整理为当代《金陵全书》的编纂出版提供了有益的镜鉴。 三、共襄盛举打造精品
2009年，中共南京市委、市政府正式启动南京市重点文化工程《金陵全书》的整理出版工作。在市委宣传部的直接领导下，由南京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出版社与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南京市档案局（馆）、南京图书馆，以及国内外的相关图书馆和档案馆通力合作，将南京历代流传下来的作品分为“方志”“文献”“史料”“档案”四个系列，进行全面、系统、完整的整理并影印出版。首次借助最先进印刷技术，部分内容采用双色套印和四色彩印，高度还原文献原貌，最大程度地确保了文献的价值，以使《金陵全书》成为传世经典之作。在此前后，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1.确立标准，摸清家底
《金陵全书》在启动之初就被列为“南京市重点文化产业项目特色品牌”，一开始的目标就是打造“传世精品”，以与南京这座中外闻名的历史文化名城的地位相匹配。为此，我们成立了《金陵全书》编辑出版委员会，聘请了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资深教授蒋赞初、茅家琦，南京博物院原院长梁白泉，担任特聘学术顾问，对《金陵全书》的编纂出版工作进行宏观指导。同时，我们还成立了《金陵全书》专家组，聘请南京大学贺云翱、范金明、程章灿、胡阿祥、夏维中教授，南京师范大学江庆柏教授，南京图书馆徐忆农研究员，南京博物院王明发研究员，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杨永泉等全国知名专家学者，给予具体指导并承担具体工作。在南京出版社内部，我们成立了《金陵全书》编纂工作小组，抽调出版社社内学有专长的编辑作为成员，由史学博士、社长卢海鸣担任组长，具体负责编纂出版工作。
我们首先组织专家们就《金陵全书》的收录范围，进行论证，确定了以下几个标准：
（1）时间上限不限，下限截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个别图书时间可以适当放宽。
（2）空间以现在的南京行政区为主，兼顾历史上南京的辖区。
（3）内容必须积极向上。
（4）题材不限。
（5）版本尽可能选择最早、最好的善本和孤本。
根据上述标准，江庆柏、程章灿、杨永泉、吴小铁、徐忆农等专家不辞辛劳，对现存南京地方文献的种类、数量、保存现状以及收藏地点进行深入细致的调研，编制了一份长约300页的《南京古籍目录》，以及长达88页的《金陵全书·文献编书目》。
2.守正创新，广泛搜罗
南京的文献典籍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广，经史子集无所不包。对于流传下来的南京文献，如何合理地分类？采用点校出版还是影印出版？凡此种种，成为《金陵全书》编纂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就目前国内已经整理出版的文献典籍而言，基本上都是沿袭传统的经史子集的套路，主要集中在方志的整理、史料的编纂。守正有余，创新不足。我们经过调研，认为传统的经史子集分类固然有其独特的优势，但是时代在发展，文献典籍的内涵在扩大，我们既要传承文化，更要发展文化。专家们集思广益，经过反复论证，决定将民国档案纳入《金陵全书》之中，由此在全国范围内开创了民国档案纳入文献典籍整理的先河。最终，确定《金陵全书》分为“方志编”“史料编”“文献编”和“档案编”四大类：
“方志编”，收录南京历代通志、府志、县志、专志；
“史料编”，收录内容以南京为题材的文献典籍；
“文献编”，收录在南京撰写的，或者南京人撰写的，或者在南京首次刻印的非南京题材的文献典籍；
“档案编”，收录1912—1949年间与南京相關的档案。
在四大类中，每一类收录的文献典籍和档案均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同时，确定采用影印出版的形式，尽可能原大呈现，每一页的正反两面为原书的一个筒子页。
在《金陵全书》编写框架和呈现方式确立后，我们所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相关文献典籍和档案分别收藏在全国各地数十家单位和部门，既有专业的图书馆、档案馆、美术馆，又有高校、科研院所、博物馆、纪念馆和书店。仅南京本地的收藏单位和部门就有10家左右，如南京图书馆、南京市档案馆、南京市城建档案馆、江苏省美术馆、中国科学院南京古生物研究所、南京大学、南京博物院、孙中山纪念馆、南京新华书店杨公井古旧书店等；南京之外的收藏单位和部门就更多了，如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清华大学、上海博物馆、宁波天一阁、台湾“中央图书馆”和“国立中央研究院”等。
在专家学者们的指导帮助下，在相关部门的大力配合下，《金陵全书》编纂出版工作小组成员按图索骥，“上穷碧落下黄泉”，先后与相关收藏单位联系，得到了积极回应和鼎力支持，使得《金陵全书》的编纂出版工作顺利推进。值得一提的是，一些长期束之高阁的孤本、珍本和内部印刷本，因《金陵全书》的收录，在尘封千百年后得以一露真容。如，《景定建康志》是南京现存最早的官修志书，其编撰体例为后世广泛沿用，《金陵全书》采用南京图书馆馆藏金陵孙忠愍祠仿宋刻本，首次原大影印出版。《康熙江宁府志》（于成龙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红格精抄本为海内孤本，《金陵全书》首次原大影印出版。《正德江宁县志》，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正德十六年（1521）增修本从未出版过，《金陵全书》首次原大影印出版。《南京吏部志》，《金陵全书》采用的是台北“中央图书馆”藏明天启二年（1622）刊本。《南京大理寺志》明嘉靖孤本，仅存卷六、卷七，珍藏在宁波天一阁，也是首次面世。1948年底至1949年初，为配合解放南京、管理南京、建设南京，中共中央华东局社会部（化名“江南文化研究会”）组织编印的《南京调查资料》22册，第二野战军组织中共南京地下党以“书报简讯社”名义编印的《南京概况（秘密）》（上下册），都是首次通过《金陵全书》得以重见天日……上述版本，因为收入《金陵全书》之中而得以化身千百。这些版本的收录也在无形之中提升了《金陵全书》的品位、价值和内涵。
在编纂《金陵全书》过程中，涉及单位和部门从中央到地方有50多个，参与人员达150多人。编辑人员对每种文献逐页核对，对内页顺序混乱、缺漏的，经过几个版本的比对，全部补足缺页、漏白，使之成为全世界最完整的版本。收入《金陵全书》中的每一种图书，前面均有一篇业内知名专家学者撰写的“提要”，就作者、时代背景、主要内容、价值、版本源流进行解读，以便读者加深对作品的了解。 四、太平盛世铸就辉煌
《金陵全书》编纂困难之大，超过了我们的预期。从搜集资料、遴选版本、购买版权，到书名卷数的核定、作者籍贯之确认、方志文献史料档案之分类，以及专家提要之撰写，每一步都充满艰辛。经过不懈努力，攻坚克难，上下求索，久久为功。截至2018年12月已出版245册，我们完成了总出版规划册数400册的1/2以上。具体如下：
2010年8月出版了第1批9册，2010年12月出版了第2批11册，2011年6月出版了第3批30册，2011年9月出版了第4批4册，2012年4月出版了第5批20册，2012年12月出版了第6批24册，2013年9月出版了第7批22册，2013年12月出版了第8批18册；2014—2018年出版了第9至第13批，共107册。
目前已经出版的《金陵全书》245册，包含甲编方志类、乙编史料类、丙编档案类三大类。三大类形成了十个完整的体系，创造了南京优秀传统文化整理史上的“十个第一”：
一是第一次将南京历代府志系统地搜集整理出版。最早的是南宋周应合编纂的《景定建康志》，最晚的是民国《首都志》，共计9种26册。
二是第一次将南京历代上元、江宁、六合、江浦、溧水、高淳县志系统整理出版。如，明代《万历上元县志》，清代《康熙上元县志》《乾隆上元县志》《道光上元县志》（注：上元县包括今天南京鼓楼区、玄武区、秦淮区、建邺区、栖霞区），明代《正德江宁县志》《万历江宁县志》，清代《康熙江宁县志》《乾隆江宁县新志》《同治上江两县志》等，共39种55册。
三是第一次将南京历代山水、园林、寺庙等专志分门别类汇集整理出版。如，《栖霞小志·摄山志·栖霞新志》《牛首山志·献花岩志·盋山志·石城山志·南汤山志·覆舟山志》《秦淮志·运渎桥道小志·后湖志·金陵后湖事迹·后湖事迹汇录·玄武湖志》《莫愁湖志·莫愁湖志·添修莫愁湖志·莫愁湖志·浦口汤泉小志》《金陵园墅志·瞻园志·明孝陵志·总理陵园小志》《金陵梵刹志》《折疑梵刹志》等，共37种15册。
四是第一次将六朝史料系统汇集整理出版。包括《建康实录·建康实录校記》《六朝事迹编类·六朝故城图考·南朝寺考》《梁代陵墓考·南朝太学考·六朝陵墓报告·建康兰陵六朝图考》9种4册。
五是第一次将南唐的史料系统汇集整理出版。包括《钓矶立谈·江南笔录·江表志·南唐书》《江南野史·南唐书》《江南余载·金陵防守利便·唐余纪传·放生池古迹考》10种3册。
六是第一次将明初建文朝史料系统汇集整理出版。如，《洪武圣政记·渤泥入贡记·东朝记·逊国正气纪·剪胜野闻》《逊国臣传·建文忠节录·建文逊国之际月表·建文帝后纪》等17种7册。
七是第一次将明代职官史料系统汇集整理出版。包括《南京吏部志》《南京刑部志》《南京都察院志》《南枢志》等19种20册。
八是第一次对民国首都南京市政公报进行全面系统的搜集整理出版。《首都市政公报》（398期）全面记录了1927—1949年民国首都南京财政、税收、物价、慈善、教育、卫生、公共交通、市政规划、城市建设、娱乐场所、公园及风景名胜地、社会治安等方面情况。共47册，其中索引2册。将民国档案纳入《金陵全书》堪称是前所未有的一个创举。
九是第一次对南京中共地下党史料进行全面系统的搜集整理出版。如，《南京调查资料》（原书22册）、《南京概况》（上、下）共2种，是中国共产党人在1949年4月解放南京前夕，为保护南京而编写的情报资料，对于研究民国南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外交，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现汇集成7册出版。
十是第一次将中山陵档案系统汇集整理出版。包括《葬事筹备》、《陵墓及纪念工程》、《陵园管理》（上、下）、《陵墓建筑》、《总理奉安实录》、《哀思录》等15册。
2019年，在《金陵全书》编纂出版迎来十周年之际，我们即将启动《金陵全书》的第四大版块——“文献编”的编纂出版工作。“文献编”主要收录非南京主题和内容的作品，它们要么是南京人编写的，要么是在南京编写的，要么是在南京刻印的。总之与“南京”这座城市有关，是南京文化密不可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献编”与“方志编”“史料编”“档案编”环环相扣，相互补充，形成一个完整的有机统一体。
《金陵全书》按照现在每年20册的出版速度，400册全部出齐大约还需要8年时间。届时，我们这套皇皇巨著将成为南京建城2500年（公元前472——公元2028）的献礼之作，以下的一串串数字将永久地刻在南京历史文化的丰碑上：
总册数400册；
总字数3.2亿字；
总页数32万页；
总厚度20米；
总投资额达6000万元；
涉及单位和部门约50个；
参加编纂人员达150人；
编纂时间近20年。
“经典沉深，载籍浩瀚。”（刘勰《文心雕龙》语）
《金陵全书》十周年出版历程，堪称南京和江苏当代文化史乃至我国地方传统文献整理史上的里程碑。它筚路蓝缕，积健为雄，惠及当代，泽被千秋。通过《金陵全书》的编纂出版，我们不仅培养了一批专业作者队伍，锻炼了一批新老编辑，吸引了一批忠实读者，加深了与众多单位和部门的合作，而且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传承、弘扬和发展树立了一个成功的典范。
*本文为“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一、金陵文脉源远流长
南京是我国四大古都之一，素有“六朝古都”“十朝都会”的美誉。虎踞龙盘的南京城，在悠久的历史中，多次拯救中华文明于危亡之中，承前启后、存亡续绝、传薪播火、连绵不断，孕育了丰富多彩、兼容并蓄的“南京文化”，其中以灿烂的六朝文化、绮丽的南唐文化、磅礴的大明文化和缤纷的民国文化尤为令人瞩目。
然而，由于历史上的兵燹战乱和风雨侵蚀，南京历史上的辉煌成就以物质文化形态留存下来的相对较少，以非物质形态传承下来的更是凤毛麟角，更多的是记忆遗产的形式保存在图书典籍之中。这就是珍藏着南京古都文化乃至中华文脉有机组成部分的宝库——南京文献。
以六朝葛洪《抱朴子》、刘义庆《世说新语》、萧统《昭明文选》、刘勰《文心雕龙》、范晔《后汉书》、沈约《宋书》、陶弘景《肘后备急方》、钟嵘《诗品》、萧子显《南齐书》，唐朝许嵩《建康实录》，南唐李璟、李煜《南唐二主词》，宋朝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和马令、陆游《南唐书》，元朝张铉《至正金陵新志》，明朝礼部《洪武京城图志》、明朝官方《寰宇通衢》、陈沂《金陵古今图考》、胡正言《十竹斋书画谱》，清朝吴敬梓《儒林外史》、孔尚任《桃花扇》、陈作霖《金陵琐志九种》，民国王焕镳《首都志》、朱偰《金陵古迹图考》等为代表的南京文献，是世世代代的南京人乃至华夏子孙共同经验、智慧与启示的结晶，也是南京人民、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
南京文献绵延不绝，其数量之巨、卷帙之繁、内容之广、版本之多、价值之大，令海内外专家学者为之惊叹。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保存下来不同版本的南京文献近万种，其数量不仅在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中独领风骚，而且在世界各国古城中也是遥遥领先。
时至今日，流传下来的南京文献典籍分散收藏在全国各地的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甚至流散在民间和国外，除了少数文献经过重新出版之外，大多数文献长期束之高阁，鲜有人问津，而广大读者想要查找阅读这些散见的地方文献，十分不便。这些前人留给我们的文化瑰宝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其资治、存史、教化、育人功能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因此，全面、系统、完整地挖掘、整理、传承、弘扬南京留给全人类的这些不朽作品，显得格外重要。
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也是建设当代中华文明大厦的“奠基石”和创新发展的“阶梯石”。优秀传统文化在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具有重要作用。优秀传统文化主要是以文献典籍为载体。历朝历代，人们自觉地通过各种方式保存和整理文献和典籍，阐释其文化内涵，并从中汲取智慧和养分。习近平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其中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对我们挖掘、整理南京文献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新世纪以来，中央对文献整理出版工作一直高度重視，专门成立了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负责制定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还设立了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基金。全国各地积极响应，纷纷整理出版代表本地历史文化特色和品位的优秀典籍，古籍文献重新整理出版呈现出方兴未艾的态势。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其中第8条“深入阐发文化精髓”中明确指出“加强中华文化典籍整理编纂出版工作”。江苏省也于2017年启动了江苏文脉整理与研究工程。江苏文脉整理与研究工程的成果是《江苏文库》。
在此背景下，对南京历代流传下来的文献典籍进行系统整理出版，不仅可以满足广大读者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同时也可以使南京优秀传统文化化身百千，发扬光大。
二、南京文化传承有序
历史上，南京曾经多次高质量地对传统文化进行过系统整理和出版，其中突出的有四次：
第一次是距今1500年前的梁朝。昭明太子萧统组织编纂了我国历史上的最早诗文总集《昭明文选》，选录了先秦至南朝梁代八九百年间100多位作者撰写的700余篇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
第二次是距今600多年前的明朝永乐年间（1403—1424），明成祖朱棣命令解缙、姚广孝等在南京组织整理出版了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22937卷，11095册，约3.7亿字，汇集了我国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的各种典籍资料达七八千种，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类书。《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称《永乐大典》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可惜的是，该书大多亡于战火，今仅存800余卷，且散落于世界各地。
第三次是民国年间，南京通志馆馆长卢前组织编印了一套《南京文献》。《南京文献》每月一期，从1947年1月至1949年2月共刊行了26期，收入南京地方文献67种，包括元明清到民国各个时期的著作，其中收录的部分民国文献今天已经成为绝版。
第四次是2006年至今。南京出版社和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等单位合作，编辑出版了“南京稀见文献丛刊”，到2018年12月为止已经出版63册97种。“丛刊”选取六朝至民国年间比较稀见的南京文献进行点校，以满足普通读者的需求，目前仍在不断出版中。
上述整理，或属于首创，内容单薄，《昭明文选》是也；或广征博采，内容庞杂，《永乐大典》是也；或兼收并蓄，内容芜杂，民国《南京文献》是也；或囿于地域，内容狭窄，今日之“南京稀见文献丛刊”是也。尽管如此，这些文献整理为当代《金陵全书》的编纂出版提供了有益的镜鉴。 三、共襄盛举打造精品
2009年，中共南京市委、市政府正式启动南京市重点文化工程《金陵全书》的整理出版工作。在市委宣传部的直接领导下，由南京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出版社与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南京市档案局（馆）、南京图书馆，以及国内外的相关图书馆和档案馆通力合作，将南京历代流传下来的作品分为“方志”“文献”“史料”“档案”四个系列，进行全面、系统、完整的整理并影印出版。首次借助最先进印刷技术，部分内容采用双色套印和四色彩印，高度还原文献原貌，最大程度地确保了文献的价值，以使《金陵全书》成为传世经典之作。在此前后，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1.确立标准，摸清家底
《金陵全书》在启动之初就被列为“南京市重点文化产业项目特色品牌”，一开始的目标就是打造“传世精品”，以与南京这座中外闻名的历史文化名城的地位相匹配。为此，我们成立了《金陵全书》编辑出版委员会，聘请了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资深教授蒋赞初、茅家琦，南京博物院原院长梁白泉，担任特聘学术顾问，对《金陵全书》的编纂出版工作进行宏观指导。同时，我们还成立了《金陵全书》专家组，聘请南京大学贺云翱、范金明、程章灿、胡阿祥、夏维中教授，南京师范大学江庆柏教授，南京图书馆徐忆农研究员，南京博物院王明发研究员，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杨永泉等全国知名专家学者，给予具体指导并承担具体工作。在南京出版社内部，我们成立了《金陵全书》编纂工作小组，抽调出版社社内学有专长的编辑作为成员，由史学博士、社长卢海鸣担任组长，具体负责编纂出版工作。
我们首先组织专家们就《金陵全书》的收录范围，进行论证，确定了以下几个标准：
（1）时间上限不限，下限截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个别图书时间可以适当放宽。
（2）空间以现在的南京行政区为主，兼顾历史上南京的辖区。
（3）内容必须积极向上。
（4）题材不限。
（5）版本尽可能选择最早、最好的善本和孤本。
根据上述标准，江庆柏、程章灿、杨永泉、吴小铁、徐忆农等专家不辞辛劳，对现存南京地方文献的种类、数量、保存现状以及收藏地点进行深入细致的调研，编制了一份长约300页的《南京古籍目录》，以及长达88页的《金陵全书·文献编书目》。
2.守正创新，广泛搜罗
南京的文献典籍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广，经史子集无所不包。对于流传下来的南京文献，如何合理地分类？采用点校出版还是影印出版？凡此种种，成为《金陵全书》编纂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就目前国内已经整理出版的文献典籍而言，基本上都是沿袭传统的经史子集的套路，主要集中在方志的整理、史料的编纂。守正有余，创新不足。我们经过调研，认为传统的经史子集分类固然有其独特的优势，但是时代在发展，文献典籍的内涵在扩大，我们既要传承文化，更要发展文化。专家们集思广益，经过反复论证，决定将民国档案纳入《金陵全书》之中，由此在全国范围内开创了民国档案纳入文献典籍整理的先河。最终，确定《金陵全书》分为“方志编”“史料编”“文献编”和“档案编”四大类：
“方志编”，收录南京历代通志、府志、县志、专志；
“史料编”，收录内容以南京为题材的文献典籍；
“文献编”，收录在南京撰写的，或者南京人撰写的，或者在南京首次刻印的非南京题材的文献典籍；
“档案编”，收录1912—1949年间与南京相關的档案。
在四大类中，每一类收录的文献典籍和档案均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同时，确定采用影印出版的形式，尽可能原大呈现，每一页的正反两面为原书的一个筒子页。
在《金陵全书》编写框架和呈现方式确立后，我们所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相关文献典籍和档案分别收藏在全国各地数十家单位和部门，既有专业的图书馆、档案馆、美术馆，又有高校、科研院所、博物馆、纪念馆和书店。仅南京本地的收藏单位和部门就有10家左右，如南京图书馆、南京市档案馆、南京市城建档案馆、江苏省美术馆、中国科学院南京古生物研究所、南京大学、南京博物院、孙中山纪念馆、南京新华书店杨公井古旧书店等；南京之外的收藏单位和部门就更多了，如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清华大学、上海博物馆、宁波天一阁、台湾“中央图书馆”和“国立中央研究院”等。
在专家学者们的指导帮助下，在相关部门的大力配合下，《金陵全书》编纂出版工作小组成员按图索骥，“上穷碧落下黄泉”，先后与相关收藏单位联系，得到了积极回应和鼎力支持，使得《金陵全书》的编纂出版工作顺利推进。值得一提的是，一些长期束之高阁的孤本、珍本和内部印刷本，因《金陵全书》的收录，在尘封千百年后得以一露真容。如，《景定建康志》是南京现存最早的官修志书，其编撰体例为后世广泛沿用，《金陵全书》采用南京图书馆馆藏金陵孙忠愍祠仿宋刻本，首次原大影印出版。《康熙江宁府志》（于成龙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红格精抄本为海内孤本，《金陵全书》首次原大影印出版。《正德江宁县志》，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正德十六年（1521）增修本从未出版过，《金陵全书》首次原大影印出版。《南京吏部志》，《金陵全书》采用的是台北“中央图书馆”藏明天启二年（1622）刊本。《南京大理寺志》明嘉靖孤本，仅存卷六、卷七，珍藏在宁波天一阁，也是首次面世。1948年底至1949年初，为配合解放南京、管理南京、建设南京，中共中央华东局社会部（化名“江南文化研究会”）组织编印的《南京调查资料》22册，第二野战军组织中共南京地下党以“书报简讯社”名义编印的《南京概况（秘密）》（上下册），都是首次通过《金陵全书》得以重见天日……上述版本，因为收入《金陵全书》之中而得以化身千百。这些版本的收录也在无形之中提升了《金陵全书》的品位、价值和内涵。
在编纂《金陵全书》过程中，涉及单位和部门从中央到地方有50多个，参与人员达150多人。编辑人员对每种文献逐页核对，对内页顺序混乱、缺漏的，经过几个版本的比对，全部补足缺页、漏白，使之成为全世界最完整的版本。收入《金陵全书》中的每一种图书，前面均有一篇业内知名专家学者撰写的“提要”，就作者、时代背景、主要内容、价值、版本源流进行解读，以便读者加深对作品的了解。 四、太平盛世铸就辉煌
《金陵全书》编纂困难之大，超过了我们的预期。从搜集资料、遴选版本、购买版权，到书名卷数的核定、作者籍贯之确认、方志文献史料档案之分类，以及专家提要之撰写，每一步都充满艰辛。经过不懈努力，攻坚克难，上下求索，久久为功。截至2018年12月已出版245册，我们完成了总出版规划册数400册的1/2以上。具体如下：
2010年8月出版了第1批9册，2010年12月出版了第2批11册，2011年6月出版了第3批30册，2011年9月出版了第4批4册，2012年4月出版了第5批20册，2012年12月出版了第6批24册，2013年9月出版了第7批22册，2013年12月出版了第8批18册；2014—2018年出版了第9至第13批，共107册。
目前已经出版的《金陵全书》245册，包含甲编方志类、乙编史料类、丙编档案类三大类。三大类形成了十个完整的体系，创造了南京优秀传统文化整理史上的“十个第一”：
一是第一次将南京历代府志系统地搜集整理出版。最早的是南宋周应合编纂的《景定建康志》，最晚的是民国《首都志》，共计9种26册。
二是第一次将南京历代上元、江宁、六合、江浦、溧水、高淳县志系统整理出版。如，明代《万历上元县志》，清代《康熙上元县志》《乾隆上元县志》《道光上元县志》（注：上元县包括今天南京鼓楼区、玄武区、秦淮区、建邺区、栖霞区），明代《正德江宁县志》《万历江宁县志》，清代《康熙江宁县志》《乾隆江宁县新志》《同治上江两县志》等，共39种55册。
三是第一次将南京历代山水、园林、寺庙等专志分门别类汇集整理出版。如，《栖霞小志·摄山志·栖霞新志》《牛首山志·献花岩志·盋山志·石城山志·南汤山志·覆舟山志》《秦淮志·运渎桥道小志·后湖志·金陵后湖事迹·后湖事迹汇录·玄武湖志》《莫愁湖志·莫愁湖志·添修莫愁湖志·莫愁湖志·浦口汤泉小志》《金陵园墅志·瞻园志·明孝陵志·总理陵园小志》《金陵梵刹志》《折疑梵刹志》等，共37种15册。
四是第一次将六朝史料系统汇集整理出版。包括《建康实录·建康实录校記》《六朝事迹编类·六朝故城图考·南朝寺考》《梁代陵墓考·南朝太学考·六朝陵墓报告·建康兰陵六朝图考》9种4册。
五是第一次将南唐的史料系统汇集整理出版。包括《钓矶立谈·江南笔录·江表志·南唐书》《江南野史·南唐书》《江南余载·金陵防守利便·唐余纪传·放生池古迹考》10种3册。
六是第一次将明初建文朝史料系统汇集整理出版。如，《洪武圣政记·渤泥入贡记·东朝记·逊国正气纪·剪胜野闻》《逊国臣传·建文忠节录·建文逊国之际月表·建文帝后纪》等17种7册。
七是第一次将明代职官史料系统汇集整理出版。包括《南京吏部志》《南京刑部志》《南京都察院志》《南枢志》等19种20册。
八是第一次对民国首都南京市政公报进行全面系统的搜集整理出版。《首都市政公报》（398期）全面记录了1927—1949年民国首都南京财政、税收、物价、慈善、教育、卫生、公共交通、市政规划、城市建设、娱乐场所、公园及风景名胜地、社会治安等方面情况。共47册，其中索引2册。将民国档案纳入《金陵全书》堪称是前所未有的一个创举。
九是第一次对南京中共地下党史料进行全面系统的搜集整理出版。如，《南京调查资料》（原书22册）、《南京概况》（上、下）共2种，是中国共产党人在1949年4月解放南京前夕，为保护南京而编写的情报资料，对于研究民国南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外交，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现汇集成7册出版。
十是第一次将中山陵档案系统汇集整理出版。包括《葬事筹备》、《陵墓及纪念工程》、《陵园管理》（上、下）、《陵墓建筑》、《总理奉安实录》、《哀思录》等15册。
2019年，在《金陵全书》编纂出版迎来十周年之际，我们即将启动《金陵全书》的第四大版块——“文献编”的编纂出版工作。“文献编”主要收录非南京主题和内容的作品，它们要么是南京人编写的，要么是在南京编写的，要么是在南京刻印的。总之与“南京”这座城市有关，是南京文化密不可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献编”与“方志编”“史料编”“档案编”环环相扣，相互补充，形成一个完整的有机统一体。
《金陵全书》按照现在每年20册的出版速度，400册全部出齐大约还需要8年时间。届时，我们这套皇皇巨著将成为南京建城2500年（公元前472——公元2028）的献礼之作，以下的一串串数字将永久地刻在南京历史文化的丰碑上：
总册数400册；
总字数3.2亿字；
总页数32万页；
总厚度20米；
总投资额达6000万元；
涉及单位和部门约50个；
参加编纂人员达150人；
编纂时间近20年。
“经典沉深，载籍浩瀚。”（刘勰《文心雕龙》语）
《金陵全书》十周年出版历程，堪称南京和江苏当代文化史乃至我国地方传统文献整理史上的里程碑。它筚路蓝缕，积健为雄，惠及当代，泽被千秋。通过《金陵全书》的编纂出版，我们不仅培养了一批专业作者队伍，锻炼了一批新老编辑，吸引了一批忠实读者，加深了与众多单位和部门的合作，而且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传承、弘扬和发展树立了一个成功的典范。
*本文为“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