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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新时期小小说作家，绝不能忽视聂鑫森的存在——这位出版过文学、文化著作50余部，获得过庄重文文学奖、湖南文学奖和小小说金麻雀奖，被誉为“短篇小说圣手”的老作家。聂鑫森绝不是一个靠数量取胜的作家，但纵论新时期的小小说创作质量，他的作品毫无疑问地属于其中的佼佼者——无论是创作视野的聚焦，还是艺术技巧的探索，或是文化意蕴的建构，甚至是深层哲理的凸显，都具有众多小小说作家难以企及的高度，正如余三定在谈到聂鑫森的小小说集《大师》时认为，“觉得其每一篇都富有内蕴，耐人寻味，可以说每一篇都是精品”①。
一、原乡意识：捡拾回忆、缅怀往昔
离开故土的每一个人，都会情不自禁地忆起故土，忆起历史长河当中故土之上来来往往的子民。这是一种原乡意识、寻根意识。原乡作为一种文学性话语，“有的实指祖居故乡，有的则是虚拟想象中的故乡，也有的泛指母国故土，更有的是融入了异乡因素的‘故乡’”②。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说，它又“属于一种人生哲学，属于一种文化系统——知识者在其中又在其外，有意识同构又有疏离以及对疏离的戒惧”③。海德格尔说过，“诗人的天职是还乡，还乡使故土成为亲近本源之处”④。这样的判断同样适用于聂鑫森。事实上，故乡是聂鑫森生生不息的创作源泉，是其挥洒乡恋、凝炼思想的“生态环境”，这个魂牵梦绕的“原乡”就是他的“古城湘潭”。
聂鑫森在《王谢子弟》开头就交代过自己的怀乡情结，“在晚清的湘军史上，古城湘潭是一个光彩照人的文化符号。为什么呢？因为湘军的许多名帅名将，都是从这里发迹的；打开南京剿灭了‘长毛’，又有大批的老湘军衣锦还乡。祖荫所及，他们的后裔繁衍于斯，又催生出许多故事”⑤。因此在小小说选集《紫绡帘》的第一辑“古城奇人”里，就有《索当》、《仁术》、《生计》等多篇小小说描写了“古城湘潭”；而在《最后的绝招》中，则有更多小小说与“古城湘潭”密切相关，如《王谢子弟》、《断桥》、《一贴灵中药铺》、《最后的辉煌》、《管城笔坊》、《彩墨画屋》、《古井》、《最后的绝招》、《相濡以沫》、《琴证》、《怀念一种声音》、《定金》、《天字罐》、《酒色》等，作品都是将人物活动场景设置在古城。
聂鑫森1948年出生于湖南湘潭，1965年来到株洲，虽然在湘潭的生活时间不足20年，但却在他心里烙下深深印痕。“所谓回忆即是流逝了的生命与现实存在的生命的互融互生”⑥。因此其很多作品里都是对“古城湘潭”的描述，而对后来生活了40多年的现代化工业重镇株洲，却少有文字大幅铺陈。赵园说过：“城只是在其与人紧密的精神联系中才成为文学的对象，文学所寻找的性格；也只有为数不多的城市有幸被作为性格来认识：如北京这样有教养、温文尔雅的，或者如某些欧美城市那样奢华、纷乱、饱涨着热情的。”⑦聂鑫森善于将作品中的地名与现实中的人们形成一种心灵上的对接，从而使作品具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
二、多样题材：透视社会、体察人性
小小说由于形式上的短小精悍，在题材选择上也就具有先天性优势，它可以关注现实社会的方方面面，可以抵达久远历史的每个片段，可以切入个人想象的每个场景。正因为有这样的优点，所以很多作家往往选择自己最喜欢最擅长的一类题材进行落笔，比如许行、孙方友的历史探索，王奎山、伍中正的乡土关注，沈祖连、彭晓玲的地域刻画，莫美、戴希的官场描绘，谢志强、滕刚的魔幻诠释，王琼华、罗治台的伦理爬梳，秦俑、何一飞的日常观照，白旭初、李永康的人性挖掘，袁雅琴、陈毓的女性视野，等等。聂鑫森由于善于关注生活、善于体察历史，加上人生阅历的丰富、知识储备的深厚，使之对小小说的题材把握呈现多元化。
与聂鑫森接触过的人都能感觉到，他是一个非常重情重义的作家，是现代社会难得一见的士大夫，在其小小说中，我们也就可以随地发现朴实友情的传述。如《客栈一夜》中的打猎汉子、草药郎中、算命先生、江湖艺人、卖货商人等，在客栈一夜的围炉夜话中相聚，又在太阳出山时分离，但就是这样一些互不相识的四处漂泊的“江湖人”，却深深地凸显出谦逊与尊重的个人魅力，“老者见我惘然若失，又说：‘他们走时，要我向你道歉，没当面辞行。’”——这样的民风淳朴、这样和谐的人际关系，或许只有在世外桃源才能遇见，而现实中的我们又从哪里找寻呢？这种淳朴如知己的关系，还见之很多篇章。正如在小小说选集《紫绡帘》的第二辑“红尘众生”中一样，聂鑫森在《最后的绝招》里也关注着太多的世态人情，如《暮归》中的“爱情”、《墨竹图》中的“悲悯”、《楚风轩》中的“狡猾”、《狗眼》中的“腐败”、《夜来麻将声》中的“孤独”，可谓一篇篇优秀作品凸显一个个典型形象、见证一场场悲欢离合。
聂鑫森的很多作品还取材于文学、书法、绘画、篆刻、家具、古玩、曲艺、刻瓷、核雕等传统文化行当。如《治印》、《赠印》、《墨竹图》、《紫玉英》、《楚风轩》、《丹青引》、《管城笔坊》、《彩墨画屋》、《票友》、《玩家》、《男旦》、《最后的核雕》、《戏衣》等。这些作品又塑造了一批典型的人物形象，如《逍遥游》里的“贺先生”（教授）、《治印》中的“厉刃”（老篆刻家）、《头上是一片宁静的蓝天》中卖风筝的“瘦老头”（风筝行家）、《弟子》中的“梁林”（古建专家）、《墨竹图》中的“关奇”（老画家）等。可以看出聂鑫森对琴棋书画的高深领悟，其中的一些细节描写，若储备不多、造诣不深，是难以书写出来的，“数年来我出版过多种谓之文化随笔的拙作，谈中国古建筑、老节日、老行当、古董、字画、收藏……力图打破文、史、哲、艺的阻隔，熔知识性、趣味性、文化性于一炉，让国学草根化，能近距离与各方面的读者亲密接触”⑧。
三、底层关注：重心下移、悲悯凡俗
“底层”是近年来社会关注的焦点，关注当代中国“底层”则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这个时候国内已普遍出现“对组织资源（政治权利）、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程度极低的阶层”⑨，此种意义上的底层是“生活处于贫困状态并缺乏就业保障的工人、农民和无业、失业、半失业者”⑨。由于文学是人学，“中国现代文学从一开始，就具有书写底层民众的思想指向和审美趣味”⑩，而新时期小小说，又与底层文学有着某种内质的一致性，即“小小说具有底层文学表达方式的全部特征，底层文学也有着小小说繁荣发展的内在特点；或者说小小说本身就是一种底层文学，底层文学包括了丰富多彩的小小说。” 聂鑫森作为一个有社会良知的老作家，他的小说笔墨关涉大千世界，但将更多的热情放置于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状态，“他并不关注重大题材，刻意表现崇高，而是在凡人琐事、家长里短、苦乐年华中体现出悲悯情怀，体现出对社会的责任感和对人类的终极关怀”{12}。
若我们将聂鑫森小小说里的人物绘制成一个图谱的话，会发现他的笔下人物分布于各行各业，有猎人、算命先生、江湖艺人、郎中、小贩、锻工、女佣、木匠、清洁工、老师傅、老船工、裱画工、护鸟工、勤杂工、搓澡工、游医、农民、下岗工人、保安、厨师、群众演员、家庭主妇、客栈老板、收银员、市领导、公务员、经理、企业家、厂长、秘书、警察、明星、医生、记者、雕工、琴师、书画家、老中医、鉴定家、篆刻家、集邮家、老诗人、教授、小学老师、学生，等等。而这些人物形象，占据最多的还是底层人物，正如《赠印》中聂鑫森借金石家“厉刃”的话说出了自己的底层情怀：“我再高雅，也不会不关心农民兄弟。”——更何况聂鑫森初中毕业后有过13年木材工人的经历，生活阅历和工作经历使他的笔墨重心自然下移，从而勾勒出一幅幅生动的底层人物群像。
《大师》中的八旬著名山水画家黄云山，“待我净了手、焚香，我要好好看看你父亲的大手笔。国有颜回而不知，我深以为耻！”——与其说是对乡村教师“秋溪谷”画作的尊重，不如说是对一个底层画家的敬仰，亦可看出一代大师“黄云山”的谦逊与大气——真正的大师就应该是艺高德厚，而这正是聂先生自己的真实写照。《相濡以沫》里的著名画家蒋天根对老同学章先觉的关照，“这是我的同学章先觉，是个下岗工人，算是弱势群体中的一员，我特地请他来剪彩，因为他们更需要我们的关爱”{13}。“面对庞大而芜杂的外部世界，他用自己的眼光予以冷静的审视，关于人生，关于人性，关于人类精神世界的坍塌与重建，关于真善美与假恶丑的扬弃”{14}。在这些底层人物的身上，恰恰倾注了作家的悲悯情怀和默默祝福，正如作者所说：“我的小说，常以‘江湖’作为一个舞台，来演绎这个特殊群落的人生故事。我用‘江湖’中的场景和人物，来映照现时态的生存境遇，体察潜存于我们民族血液中的顽强不屈的精神。”{15}
四、闲笔技法：营造氛围、凸显文化
小说讲究“情节”集中，小说的故事性应该紧紧围绕主题延伸。作为篇幅短小的小说种类，小小说则更注重情节的紧凑性——在文字上往往追求以一当十——然而在聂鑫森的小小说中，这一传统似乎得以颠覆，他的作品不太注重情节的奇巧和复杂，大都通过信手拈来的“闲笔”点染人物性格、暗示人物命运、勾连故事情节、调节叙事节奏、揭示底蕴、强化实感、增加意趣、展现才学、简省笔墨、寓含讥讽，达到于随意处舒放自如、氤氲独特审美意蕴的效果。
我们先看聂鑫森在《客栈一夜》中对客栈的描写：“檐下挑出一个红灯笼，长圆状，上有细颈，如一古瓶，造型极雅。大门上方，竟置一块漆色斑驳的匾额，暗金色的字依稀可辨，名曰：利贞。门两旁嵌一副对联，是用刀在紫檀木板上雕琢的，联语是：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若是其他作家就绝不会如此花时间来关注这家客栈的外部描摹，最多是告诉读者这是一个名为利贞的客栈，门旁有对联如何如何。这样的闲笔到处皆是。聂鑫森小说中细腻的笔触犹如在谱写一首首绵绵不绝的诗歌，或是一篇淡然的散文，亦可能是一幅水墨画。当然聂先生的小说情调，或许要源自于他多年以前的诗歌创作、散文创作，当然更多的是他发自内心的对世俗人生的拒绝，对传统文化的坚守，正如他自己所言，“我希望我的短篇小说有一种文化品格，不管是对久远历史的钩沉，还是对现实历史的切入，贯穿此中的依然是一种古典主义的人文情怀，所要表现的依然是对文化传统的守望与坚持”{16}。
“闲笔”是叙事文学作品一种重要的艺术表现技法，是对“正笔”的衬托和补充，它不仅能够调整叙述节奏，扩大并延伸叙述时空，而且能够丰富叙事内容，加强叙事的情趣。但是，闲笔设置不当或运用过多，容易造成文本情节的松散、油滑。只有精准地设置闲笔，整个文本活动才能具有良好的效果。聂鑫森的正笔与闲笔把握得特别好，该闲笔时他绝不吝啬笔墨，该正笔时他直接点题。如：“这两个人可以成为好朋友，怪！”（《丹青引》）；“老中医欧阳菊，现在真正地闲下来了。”（《紫玉英》）；“这狗眼倒是挺亮，这样的场景它定是见得多了，可它不知道那信封里装的只是一份稿件！”（《狗眼》）；“在这一刻，贡均希望尽快离开古城，赶快回到北京的母亲身边去！”（《同学》）
王富仁认为，“新时期以来的‘小小说’的发展大概也是中国当代小说发展的特色之一”{17}，说明小小说现在已成为当代文学尤其是新时期文学的一道不可忽视的风景。“聂鑫森矢志不移地坚持其文化小说的创作，以一种固有的姿态，穿梭于历史文化的莽莽丛林中。他始终在思考传统历史文化对于现代文化的影响这样一些大问题，他发现他所思考的这些问题依然在现代社会的进程中，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并自觉不自觉地引导着社会大众的精神生活”{13}。在大众文化日益成为中国文化的最大形态之际，聂鑫森等创作的文化小说不仅具有文学的意义，更具有了某种文化启迪意义。贺绍俊在谈到聂鑫森的文化小说时也特别指出，“他的文化小说不至于因为追求文化意蕴而越来越走入精英化的象牙塔，他能将文化品性与平民精神谐调起来，达到了一种既有典雅性又具平常心的境界”{18}。这就正如聂鑫森通过慕大匠（《荷花池主人》）的感悟说出了过日子、做学问、搞创作的道理，“‘形而下’的‘器’一旦与‘形而上’的‘道’结合起来，就会具有一种永恒的意味。”{19}——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小小说之“器”与大文化之“道”有机结合，将为我们带来更为广阔的文学想象。
注 释
①余三定：《深含文化底蕴 充溢人文情怀——评聂鑫森小小说集〈大师〉》，《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②黄万华：《文化转换中的世界华文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6页。
③杨匡汉：《扬子江与阿里山的对话》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45页。
④[德]海德格尔：《人，诗意的栖居》，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87页。
⑤{13}{16}{19}聂鑫森：《最后的绝招》，吉林出版集团2010年版，第226页、第221页、第265页、第93页。
⑥钱理群：《对话与漫游》，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87页。
⑦赵园：《城与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⑧聂鑫森：《名居与名器·后记》，地震出版社2012年版，第336页。
⑨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7页。
⑩张丽军：《论鲁迅与老舍的“底层叙述”》，《文艺理论与批评》2010年第4期。
{11}张春：《论新时期小小说的底层文学性》，《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12}陈敢:《晴空一鹤排云上——聂鑫森小说创作论》，《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14}冯峰：《人文精神的承诺和坚守——聂鑫森文化小说创作解读》，《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15}聂鑫森：《都市江湖 》，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17}王富仁：《“小小说”与“大小说”——黄荣才〈小小说集〉序》，《小说评论》2006年第1期。
{18}贺绍俊：《与聂鑫森的一次“后对话”》，《理论与创作》2002年第3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资助课题“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综合研究”（项目编号：09BZW064）、湖南省社科联一般课题“中国小小说史研究”（项目编号：1011093B）、湖南省教育厅优秀青年课题“中国小小说史研究”（项目编号：10B02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湖南工业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欧 娟
一、原乡意识：捡拾回忆、缅怀往昔
离开故土的每一个人，都会情不自禁地忆起故土，忆起历史长河当中故土之上来来往往的子民。这是一种原乡意识、寻根意识。原乡作为一种文学性话语，“有的实指祖居故乡，有的则是虚拟想象中的故乡，也有的泛指母国故土，更有的是融入了异乡因素的‘故乡’”②。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说，它又“属于一种人生哲学，属于一种文化系统——知识者在其中又在其外，有意识同构又有疏离以及对疏离的戒惧”③。海德格尔说过，“诗人的天职是还乡，还乡使故土成为亲近本源之处”④。这样的判断同样适用于聂鑫森。事实上，故乡是聂鑫森生生不息的创作源泉，是其挥洒乡恋、凝炼思想的“生态环境”，这个魂牵梦绕的“原乡”就是他的“古城湘潭”。
聂鑫森在《王谢子弟》开头就交代过自己的怀乡情结，“在晚清的湘军史上，古城湘潭是一个光彩照人的文化符号。为什么呢？因为湘军的许多名帅名将，都是从这里发迹的；打开南京剿灭了‘长毛’，又有大批的老湘军衣锦还乡。祖荫所及，他们的后裔繁衍于斯，又催生出许多故事”⑤。因此在小小说选集《紫绡帘》的第一辑“古城奇人”里，就有《索当》、《仁术》、《生计》等多篇小小说描写了“古城湘潭”；而在《最后的绝招》中，则有更多小小说与“古城湘潭”密切相关，如《王谢子弟》、《断桥》、《一贴灵中药铺》、《最后的辉煌》、《管城笔坊》、《彩墨画屋》、《古井》、《最后的绝招》、《相濡以沫》、《琴证》、《怀念一种声音》、《定金》、《天字罐》、《酒色》等，作品都是将人物活动场景设置在古城。
聂鑫森1948年出生于湖南湘潭，1965年来到株洲，虽然在湘潭的生活时间不足20年，但却在他心里烙下深深印痕。“所谓回忆即是流逝了的生命与现实存在的生命的互融互生”⑥。因此其很多作品里都是对“古城湘潭”的描述，而对后来生活了40多年的现代化工业重镇株洲，却少有文字大幅铺陈。赵园说过：“城只是在其与人紧密的精神联系中才成为文学的对象，文学所寻找的性格；也只有为数不多的城市有幸被作为性格来认识：如北京这样有教养、温文尔雅的，或者如某些欧美城市那样奢华、纷乱、饱涨着热情的。”⑦聂鑫森善于将作品中的地名与现实中的人们形成一种心灵上的对接，从而使作品具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
二、多样题材：透视社会、体察人性
小小说由于形式上的短小精悍，在题材选择上也就具有先天性优势，它可以关注现实社会的方方面面，可以抵达久远历史的每个片段，可以切入个人想象的每个场景。正因为有这样的优点，所以很多作家往往选择自己最喜欢最擅长的一类题材进行落笔，比如许行、孙方友的历史探索，王奎山、伍中正的乡土关注，沈祖连、彭晓玲的地域刻画，莫美、戴希的官场描绘，谢志强、滕刚的魔幻诠释，王琼华、罗治台的伦理爬梳，秦俑、何一飞的日常观照，白旭初、李永康的人性挖掘，袁雅琴、陈毓的女性视野，等等。聂鑫森由于善于关注生活、善于体察历史，加上人生阅历的丰富、知识储备的深厚，使之对小小说的题材把握呈现多元化。
与聂鑫森接触过的人都能感觉到，他是一个非常重情重义的作家，是现代社会难得一见的士大夫，在其小小说中，我们也就可以随地发现朴实友情的传述。如《客栈一夜》中的打猎汉子、草药郎中、算命先生、江湖艺人、卖货商人等，在客栈一夜的围炉夜话中相聚，又在太阳出山时分离，但就是这样一些互不相识的四处漂泊的“江湖人”，却深深地凸显出谦逊与尊重的个人魅力，“老者见我惘然若失，又说：‘他们走时，要我向你道歉，没当面辞行。’”——这样的民风淳朴、这样和谐的人际关系，或许只有在世外桃源才能遇见，而现实中的我们又从哪里找寻呢？这种淳朴如知己的关系，还见之很多篇章。正如在小小说选集《紫绡帘》的第二辑“红尘众生”中一样，聂鑫森在《最后的绝招》里也关注着太多的世态人情，如《暮归》中的“爱情”、《墨竹图》中的“悲悯”、《楚风轩》中的“狡猾”、《狗眼》中的“腐败”、《夜来麻将声》中的“孤独”，可谓一篇篇优秀作品凸显一个个典型形象、见证一场场悲欢离合。
聂鑫森的很多作品还取材于文学、书法、绘画、篆刻、家具、古玩、曲艺、刻瓷、核雕等传统文化行当。如《治印》、《赠印》、《墨竹图》、《紫玉英》、《楚风轩》、《丹青引》、《管城笔坊》、《彩墨画屋》、《票友》、《玩家》、《男旦》、《最后的核雕》、《戏衣》等。这些作品又塑造了一批典型的人物形象，如《逍遥游》里的“贺先生”（教授）、《治印》中的“厉刃”（老篆刻家）、《头上是一片宁静的蓝天》中卖风筝的“瘦老头”（风筝行家）、《弟子》中的“梁林”（古建专家）、《墨竹图》中的“关奇”（老画家）等。可以看出聂鑫森对琴棋书画的高深领悟，其中的一些细节描写，若储备不多、造诣不深，是难以书写出来的，“数年来我出版过多种谓之文化随笔的拙作，谈中国古建筑、老节日、老行当、古董、字画、收藏……力图打破文、史、哲、艺的阻隔，熔知识性、趣味性、文化性于一炉，让国学草根化，能近距离与各方面的读者亲密接触”⑧。
三、底层关注：重心下移、悲悯凡俗
“底层”是近年来社会关注的焦点，关注当代中国“底层”则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这个时候国内已普遍出现“对组织资源（政治权利）、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程度极低的阶层”⑨，此种意义上的底层是“生活处于贫困状态并缺乏就业保障的工人、农民和无业、失业、半失业者”⑨。由于文学是人学，“中国现代文学从一开始，就具有书写底层民众的思想指向和审美趣味”⑩，而新时期小小说，又与底层文学有着某种内质的一致性，即“小小说具有底层文学表达方式的全部特征，底层文学也有着小小说繁荣发展的内在特点；或者说小小说本身就是一种底层文学，底层文学包括了丰富多彩的小小说。” 聂鑫森作为一个有社会良知的老作家，他的小说笔墨关涉大千世界，但将更多的热情放置于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状态，“他并不关注重大题材，刻意表现崇高，而是在凡人琐事、家长里短、苦乐年华中体现出悲悯情怀，体现出对社会的责任感和对人类的终极关怀”{12}。
若我们将聂鑫森小小说里的人物绘制成一个图谱的话，会发现他的笔下人物分布于各行各业，有猎人、算命先生、江湖艺人、郎中、小贩、锻工、女佣、木匠、清洁工、老师傅、老船工、裱画工、护鸟工、勤杂工、搓澡工、游医、农民、下岗工人、保安、厨师、群众演员、家庭主妇、客栈老板、收银员、市领导、公务员、经理、企业家、厂长、秘书、警察、明星、医生、记者、雕工、琴师、书画家、老中医、鉴定家、篆刻家、集邮家、老诗人、教授、小学老师、学生，等等。而这些人物形象，占据最多的还是底层人物，正如《赠印》中聂鑫森借金石家“厉刃”的话说出了自己的底层情怀：“我再高雅，也不会不关心农民兄弟。”——更何况聂鑫森初中毕业后有过13年木材工人的经历，生活阅历和工作经历使他的笔墨重心自然下移，从而勾勒出一幅幅生动的底层人物群像。
《大师》中的八旬著名山水画家黄云山，“待我净了手、焚香，我要好好看看你父亲的大手笔。国有颜回而不知，我深以为耻！”——与其说是对乡村教师“秋溪谷”画作的尊重，不如说是对一个底层画家的敬仰，亦可看出一代大师“黄云山”的谦逊与大气——真正的大师就应该是艺高德厚，而这正是聂先生自己的真实写照。《相濡以沫》里的著名画家蒋天根对老同学章先觉的关照，“这是我的同学章先觉，是个下岗工人，算是弱势群体中的一员，我特地请他来剪彩，因为他们更需要我们的关爱”{13}。“面对庞大而芜杂的外部世界，他用自己的眼光予以冷静的审视，关于人生，关于人性，关于人类精神世界的坍塌与重建，关于真善美与假恶丑的扬弃”{14}。在这些底层人物的身上，恰恰倾注了作家的悲悯情怀和默默祝福，正如作者所说：“我的小说，常以‘江湖’作为一个舞台，来演绎这个特殊群落的人生故事。我用‘江湖’中的场景和人物，来映照现时态的生存境遇，体察潜存于我们民族血液中的顽强不屈的精神。”{15}
四、闲笔技法：营造氛围、凸显文化
小说讲究“情节”集中，小说的故事性应该紧紧围绕主题延伸。作为篇幅短小的小说种类，小小说则更注重情节的紧凑性——在文字上往往追求以一当十——然而在聂鑫森的小小说中，这一传统似乎得以颠覆，他的作品不太注重情节的奇巧和复杂，大都通过信手拈来的“闲笔”点染人物性格、暗示人物命运、勾连故事情节、调节叙事节奏、揭示底蕴、强化实感、增加意趣、展现才学、简省笔墨、寓含讥讽，达到于随意处舒放自如、氤氲独特审美意蕴的效果。
我们先看聂鑫森在《客栈一夜》中对客栈的描写：“檐下挑出一个红灯笼，长圆状，上有细颈，如一古瓶，造型极雅。大门上方，竟置一块漆色斑驳的匾额，暗金色的字依稀可辨，名曰：利贞。门两旁嵌一副对联，是用刀在紫檀木板上雕琢的，联语是：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若是其他作家就绝不会如此花时间来关注这家客栈的外部描摹，最多是告诉读者这是一个名为利贞的客栈，门旁有对联如何如何。这样的闲笔到处皆是。聂鑫森小说中细腻的笔触犹如在谱写一首首绵绵不绝的诗歌，或是一篇淡然的散文，亦可能是一幅水墨画。当然聂先生的小说情调，或许要源自于他多年以前的诗歌创作、散文创作，当然更多的是他发自内心的对世俗人生的拒绝，对传统文化的坚守，正如他自己所言，“我希望我的短篇小说有一种文化品格，不管是对久远历史的钩沉，还是对现实历史的切入，贯穿此中的依然是一种古典主义的人文情怀，所要表现的依然是对文化传统的守望与坚持”{16}。
“闲笔”是叙事文学作品一种重要的艺术表现技法，是对“正笔”的衬托和补充，它不仅能够调整叙述节奏，扩大并延伸叙述时空，而且能够丰富叙事内容，加强叙事的情趣。但是，闲笔设置不当或运用过多，容易造成文本情节的松散、油滑。只有精准地设置闲笔，整个文本活动才能具有良好的效果。聂鑫森的正笔与闲笔把握得特别好，该闲笔时他绝不吝啬笔墨，该正笔时他直接点题。如：“这两个人可以成为好朋友，怪！”（《丹青引》）；“老中医欧阳菊，现在真正地闲下来了。”（《紫玉英》）；“这狗眼倒是挺亮，这样的场景它定是见得多了，可它不知道那信封里装的只是一份稿件！”（《狗眼》）；“在这一刻，贡均希望尽快离开古城，赶快回到北京的母亲身边去！”（《同学》）
王富仁认为，“新时期以来的‘小小说’的发展大概也是中国当代小说发展的特色之一”{17}，说明小小说现在已成为当代文学尤其是新时期文学的一道不可忽视的风景。“聂鑫森矢志不移地坚持其文化小说的创作，以一种固有的姿态，穿梭于历史文化的莽莽丛林中。他始终在思考传统历史文化对于现代文化的影响这样一些大问题，他发现他所思考的这些问题依然在现代社会的进程中，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并自觉不自觉地引导着社会大众的精神生活”{13}。在大众文化日益成为中国文化的最大形态之际，聂鑫森等创作的文化小说不仅具有文学的意义，更具有了某种文化启迪意义。贺绍俊在谈到聂鑫森的文化小说时也特别指出，“他的文化小说不至于因为追求文化意蕴而越来越走入精英化的象牙塔，他能将文化品性与平民精神谐调起来，达到了一种既有典雅性又具平常心的境界”{18}。这就正如聂鑫森通过慕大匠（《荷花池主人》）的感悟说出了过日子、做学问、搞创作的道理，“‘形而下’的‘器’一旦与‘形而上’的‘道’结合起来，就会具有一种永恒的意味。”{19}——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小小说之“器”与大文化之“道”有机结合，将为我们带来更为广阔的文学想象。
注 释
①余三定：《深含文化底蕴 充溢人文情怀——评聂鑫森小小说集〈大师〉》，《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②黄万华：《文化转换中的世界华文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6页。
③杨匡汉：《扬子江与阿里山的对话》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45页。
④[德]海德格尔：《人，诗意的栖居》，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87页。
⑤{13}{16}{19}聂鑫森：《最后的绝招》，吉林出版集团2010年版，第226页、第221页、第265页、第93页。
⑥钱理群：《对话与漫游》，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87页。
⑦赵园：《城与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⑧聂鑫森：《名居与名器·后记》，地震出版社2012年版，第336页。
⑨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7页。
⑩张丽军：《论鲁迅与老舍的“底层叙述”》，《文艺理论与批评》2010年第4期。
{11}张春：《论新时期小小说的底层文学性》，《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12}陈敢:《晴空一鹤排云上——聂鑫森小说创作论》，《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14}冯峰：《人文精神的承诺和坚守——聂鑫森文化小说创作解读》，《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15}聂鑫森：《都市江湖 》，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17}王富仁：《“小小说”与“大小说”——黄荣才〈小小说集〉序》，《小说评论》2006年第1期。
{18}贺绍俊：《与聂鑫森的一次“后对话”》，《理论与创作》2002年第3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资助课题“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综合研究”（项目编号：09BZW064）、湖南省社科联一般课题“中国小小说史研究”（项目编号：1011093B）、湖南省教育厅优秀青年课题“中国小小说史研究”（项目编号：10B02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湖南工业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欧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