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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商州、清风街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乡土社会在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中大受裨益，却也饱受冲击。农村与农民在改革中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改革前景看似光明却有万般阻力，道路也不甚明晰，但传统生存秩序已千疮百孔，也没有了走回头路的可能，他们进退维谷。关于中国农村的改革前景，与《浮躁》所流露出的乐观精神不同，在《秦腔》中，贾平凹则表达了更多的未知与疑问。
关键词：贾平凹小说 《浮躁》 《秦腔》 乡土社会 社会转型
在一个叫作棣花街的村镇上生活了十九年的贾平凹从开始文学创作之初便一直关注着新时期的中国西北乡村，他为那个似真似幻的商州写就了大量的故事。小说《浮躁》创作于1986年，是贾平凹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主线情节是乡村青年金狗与小水的爱情故事，副线情节则描写了以金狗为代表的平民青年与当地两大权势家族田家和巩家在农村改革进程中的诸般斗法。正如标题所示，小说反映了这一时期农村地区人心浮动、世事浮躁的时代风貌。
而将近二十年后，发表于2005年的《秦腔》虽延续了贾平凹一贯的对乡土题材的书写，但内涵与取向已发生了极大的转向。贾平凹更大程度地回归乡土中国，描写了一个叫作清风街的地方上数十年的人情变迁。在这部小说中，没有了作者在《浮躁》中试图描绘的以乡村为代表的传统文明与以州城为代表的现代文明之间的沟通与互融，而是更多地表现了乡土中国的生活方式、民俗传统、文化遗产的没落与瓦解。从《浮躁》到《秦腔》，尽管两部作品之间存在诸多相异之处，但相似的是，它们都深刻地反映了乡土社会在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所遭受的阻力与阵痛。
一、农业文明秩序的崩坏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曾在《乡土中国》中，从中国的乡土社会中概括出差序格局、家族长老统治、礼制秩序、血缘和地缘、无为政治等特征，它们构成了数千年来广大中国农民在农业文明和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并被自觉维护的一种生存秩序，很大程度上维系了整个农业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但这种秩序在改革开放后的城市化浪潮中受到了莫大的冲击，其中最大的变化就在于年青一代的农村人日益淡薄的土地观念。
土地是中国这个农耕民族数千年来赖以生存的资源，“土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1}，“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土’是他们的命根”{2}。其实泥土不仅仅是农民的命根，对日常在城市生活的人来说，或许他们有种地以外的谋生手段，但仍需依靠土地和农民在土地上的劳作方能生存。同时，费孝通还提到了离开土地后的农民的下场，“找不到土地的也就在各式各样的命运下被淘汰了”{3}。在农业社会是这样，那么在当代农村呢？
贾平凹在《浮躁》和《秦腔》两部小说中均表达了对这一现象的不满与隐忧。《浮躁》中韩文举得知英英做了营业员，成了“工作人”后，抱怨道：“这田家，老少都不种庄稼了！”从小说中我们可以发现，在金狗、小水、英英这代人中，不再安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已是一种普遍现象，金狗进报社做了记者被所有人艳羡，他从事这种离开土地的职业被认为是“鲤鱼跳了龙门”；雷大空更是如此，他宁愿四处流浪卖假鼠药，或是后来憋着一股气开办皮包公司也不愿再回到仙游川做农民。
到了《秦腔》，夏天义听说君亭要用一块肥沃的土地来建农贸市场时气愤地说：“土农民，土农民，没土算什么农民？”《秦腔》是一部比《浮躁》更注重体现家族代际差别的作品，夏家老一辈四兄弟是天字辈，四人名字最后一个字连起来是承载传统道德价值观的“仁义礼智”，四兄弟中除了夏天智退休前任校长基本不干农活外，其他三人都是地道的农民，就连当了多年村主任的夏天义也不例外。但到了他们的儿子辈，君亭混迹官场；天义的五个儿子中，庆金是单位人，庆玉是教师，庆满做建筑，他们家的责任田都靠父亲帮衬；三伯夏天礼的儿子雷庆是驾驶员；而夏天智的儿子夏风成绩优异，成了省城的知名作家，次子夏雨则后来经商开酒楼。从夏家小一辈所从事的多样化的职业这一点便可足见农村受到城市化观念的影响后，对土地的热爱与依赖程度已锐减。
同时，在如何发展清风街的问题上，淤地与建农贸市场之争更是农业文明与商业文明之间的一次重要博弈。众所周知，最后淤地方案惨淡落败，更折损了秦安这么个老实人。这是一个转折点，象征着从此在清风街，相较于执着于土地这样传统的方式，发展商业、促使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诉求开始占上风。但问题是，这并不是由全体村民自下而上选择的结果，只是领导层权力运作的胜利果实与炫耀政绩的资本，这样的决策缺乏基础，所以日后的衰颓便也在情理之中了。
二、向现代化转型的艰难 无论是《浮躁》还是《秦腔》，都可以让我们感受到现代化、城市化为农村带来的积极影响，例如最基本的进步就是农村人口的温饱已不成问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小说更多反映的还是乡土中国，这个“熟人社会”在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所遭遇的阻力与经历的阵痛。
在贾平凹看来，基层领导干部中普遍存在的官僚主义是农村改革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极大挑战，这点尤其在《浮躁》中有较多的暴露。小说前半部分有一场会议写得很是精彩，极具代表性。河运队重组，选举队长，田中正召集乡政府全体干部与河运队的小组长参加会议。令人觉得意外与荒诞的是这样一个不大的议题，会议却开了整整一天一夜。田中正内心有自己属意的人选但不表露，反而借民主之名让大家讨论。但在熟人社会中，大家彼此相识，抬头不见低头见，为了避免开罪于人，所有与会者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沉默。“田中正讲了半个早晨，让大家发言时，却谁也不说话，皆埋了头，各自抽烟，地上的烟蒂像满天星一样稠密”，消磨掉上午时光直到开饭，大家有说有笑地吃完饭，回到下午的会议上又是一片死一般的沉寂。金狗不动声色地观察着与会者的神色，蔡大安硬着头皮说了两句无关紧要的话之后其他人依旧保持沉默，“咳嗽声又起来，一人开始吐痰，接着三人、四人吐痰，有力大气盛地竟将痰从窗口吐出去”，好不容易有了提名，不符合田中正的心意，他便强势要求重选，直到通过匿名选举的形式选出他满意的结果。然而，这样的匿名选举是虚伪的，民主形式的表层下暗流涌动，存在着各方角力与心照不宣。贾平凹在这里不吝笔墨地写了许多琐碎无聊的细节，砖缝里蚂蚁打架，午饭时候的插科打诨，拆开烟蒂接着抽烟丝等等，极力渲染了基层会议的低效率与官僚主义作风。 还有更多的例证，如田中正只将河运队当作可以加以炫耀与捞取更多利益的政治资本，并不是全心全意地为河运队谋求更长远的发展，他放任蔡大安和田中申的暗斗，只为保证自己在河运队中的绝对权威；纪念碑剪彩活动中寻来的穷苦老汉蒋来子请求组织照顾，田有善顾忌许司令的权威不敢当面违逆，但一转身就言而无信，吩咐小李子找个借口将蒋来子打发走，毫无为弱势群体排忧解难的觉悟；还有巩家势力参与其中的“州深有限公司”也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官商合作、利用行政权力谋取经济利益的社会现状。
除了基层领导力的不足，对农村改革造成更大阻力的还是广大农村人口的无知蒙昧。村人们艳羡夏风这样的知识人，但并不怎么尊重知识，同时长久生活在闭塞落后的农村，也决定了绝大多数人法律观念淡薄，人云亦云。贾平凹在《秦腔》中轻描淡写地提到清风街发生的两次哄抢事件。一次是油罐卡车翻车，司机受伤，但大家都忙着舀油而无人施救司机，最后地上的油被舀光，有人竟然还去拧出油阀，整整一卡车的油就这样被村民抢光；第二次是村里的抢鱼事件，因为对承包人的不满，众人对哄抢行为也是颇为坦然有理，甚至觉得解气，而无视鱼塘被抢造成的是集体财产损失的事实。这样的哄抢事件并不罕见，即便在《秦腔》问世十年后的今天也时有发生。法不责众为群氓提供了盾牌，在不占白不占的“便宜”面前他们无惧无畏，甚至理直气壮。这种根植于中国人心中的群体意识与无知结合，极易将他们变成漠视规则的“乌合之众”。早在《浮躁》中，贾平凹就借考察人之口对当时农村改革所遇到的困难进行总结，他认为现阶段的问题就在于人们日渐觉醒的主体意识与尚落后的文化素质之间的矛盾，它让人们容易“把方向搞错，把路子走歪，这也就是之所以有人为了自己挣钱而不惜任何手段去坑集体，坑国家”。贾平凹这样的判断一针见血。
三、进退维谷的尴尬现状 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下，农村实行现代化改革、走向城市化是毋庸置疑的历史趋势。但实行现代化，尤其在农村推行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俗话说不破不立，故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必须先经过一个痛苦艰难的“破”的过程，某些旧有的生活秩序、道德标准、文化风俗都将面临逐渐破碎甚至是消失的命运，然后在此基础上，方能慢慢形成一个现代化社会。但正如两部小说所反映的，对淳朴单纯的农村社会来说，现代化是一个泥沙俱下的过程。它可以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可以带来先进的生活方式，但也可能招致堕落腐败的因子。
年轻一代的领导人君亭野心勃勃，也想替清风街寻找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所以他模仿城市的经济发展模式，在清风街投入大量人力财力，建成农贸市场，起初风光一时，但这种风光并没有维持多久，因为清风街的经济仍以农业为主，这片土地缺乏培育商业文明的养料，也没有贸易发展所必需的供求关系，所以很快，农贸产品开始滞销，但摊位费、税收却照收不误，村民怨声载道，以君亭为代表的基层领导也曾做出努力，但农贸市场仍是不可避免地日渐破败萧条，最终一片惨淡，终告失败。伴随着农贸市场建起来的还有万宝酒楼，这同样是对城市发展模式的东施效颦。它生意不错，但也引来了妓女这样的商业文明中的负面因素，它破坏了清风街原本的淳朴民风，还对当地的家庭稳定构成了威胁。
我们遗憾地看到传统生活在城市化所裹挟而来的种种霸权下被冲击得支离破碎，相较于仍保留了一定“田园牧歌”式生活的仙游川，这种危机在清风街被更显著地表现出来。万宝酒楼的开业典礼便是一个绝佳的隐喻，象征着本地传统文化的秦腔表演在开业典礼备受冷遇，演员为了调动气氛只得开黄腔，还落得一个“不体面”的指责。可外来客陈星所擅长的流行歌曲在清风街广受欢迎，甚至带动了秦腔剧团的演员们一起演出。在文化领域的这次交手中，本土文化彻底败给了外来的流行文化，这也可看作是清风街整个传统生活方式的式微。
“乡村经验在现代性中是失败的经验，城市是现代性的赢家……（这）是一种话语权……现代性带着坚定的未来指向无限地前进，城市就是现代性无限发展的纪念碑；乡村以它的废墟形式，以它固执的无法更改的贫困落后被抛在历史的过去。”{4}缺乏向现代化演进的自然发展基础，仅仅依靠行政手段强制推行，这让农村变得面目全非，成了一个尴尬的四不像。
面对被撕裂的传统生活，农民们也显得迷茫又无措，寻不到出路。贾平凹在《秦腔》后记中饱含辛酸地如此记录：
这里没有矿藏，没有工业，有限的土地在极度地发挥了它的潜力后，粮食产量不再提高，而化肥、农药、种子以及各种各样的税费迅速上涨，农村又成了一切社会压力的泄洪池。体制对治理发生了松弛，旧的东西稀里哗啦地没了，像泼去的水，新的东西迟迟没再来，来了也抓不住，四面八方的风方向不定地吹，农民是一群鸡，羽毛翻皱，脚步趔趄，无所适从，他们无法再守住土地，他们一步一步从土地上出走，虽然他们是土命，把树和草拔起来又抖净了根须上的土栽在哪儿都是难活。{5}
这正是最让人痛心之处，在半是主动半是被动地抛弃了旧有的一切之后，农村与农民无法迎来所期望的新生。雷大空头脑灵活，率先在州城做起生意发了家，虽走的是旁门左道，但即便是为之付出代价，那也应该经过公正的司法审判，而非被既得利益者陷害枉死狱中。清风街的女孩们向往城市的繁华与发达，纷纷背井离乡进城打工，但缺乏知识，也没有手艺，最终沦落风尘做起皮肉生意。自此，农村与农民在改革中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改革前景看似光明却有万般阻力，道路也不甚清晰，但传统生存秩序已千疮百孔，也没有了走回头路的可能，他们进退维谷。
针对这个现象，贾平凹在两部小说中的态度是有所不同的。早年的《浮躁》中，贾平凹没有回避乡土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为这些问题开了“药方”，那就是“在改革中更要注意到人的改革”，不能仅仅关注经济、政治的改革。但总体而言，对待农村改革、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前景，作者在《浮躁》里表达的是积极乐观的态度。这从小说结局的处理上可见一二。他赋予了小说一个光明的结尾，金狗去州河口市采购机动船，小水抱着福运的遗腹子满心希望地盼望着金狗的归来。关于即将开回来的机动船，小水做了一个愉快的梦，虽然是梦，但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它是可以成为现实的。在这里，机动船显然是先进的机械文明的象征，在州河，它势必会淘汰掉韩文举撑了一辈子的渡船，而且机动船既能做货运又能做客运，也将给州河两岸的人民带来更为富足与先进的生活。
但到了《秦腔》，结局则凄迷很多。夏家老一辈在小说尾声纷纷谢世，秦腔艺术式微，作为先进理念化身的夏风抛弃了旧式家族，长久不归，清风街这个陈旧的农业社群经过一番改革却遗留下千疮百孔，青壮劳力纷纷出走。一生倔强耿直的夏天义临死有这样一段没有说出口的话：“我要死了，清风街会有谁能抬棺呢？”让人读来倍觉辛酸。关于清风街的未来，或许作者也倍感迷茫，所以小说最后一句话是叙事者引发的未知的期盼，“从那以后，我就一直盼着夏风回来”。我们不知道夏风什么时候回来，甚至不知道他还会不会回来，如果回来了，他能运用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带领清风街这座老迈的村庄重焕青春、走向更美好的明天吗？答案也是未知的。贾平凹从自身经历出发，以自己的家乡为原型，为中国无数陷落了的乡土社会哀唱了一曲悲戚的挽歌。
{1}{2}{3}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页，第2页，第3页。
{4} 陈晓明：《本土、文化与阉割美学——评从〈废都〉到〈秦腔〉的贾平凹》，《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3期，第12页。
{5} 贾平凹：《〈秦腔〉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61页。
参考文献：
[1] 贾平凹.浮躁[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2] 贾平凹.秦腔[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3] 刘志荣. 缓慢的流水和惶恐的挽歌——关于贾平凹的《秦腔》[J].文学评论，2006（2）：146-151.
关键词：贾平凹小说 《浮躁》 《秦腔》 乡土社会 社会转型
在一个叫作棣花街的村镇上生活了十九年的贾平凹从开始文学创作之初便一直关注着新时期的中国西北乡村，他为那个似真似幻的商州写就了大量的故事。小说《浮躁》创作于1986年，是贾平凹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主线情节是乡村青年金狗与小水的爱情故事，副线情节则描写了以金狗为代表的平民青年与当地两大权势家族田家和巩家在农村改革进程中的诸般斗法。正如标题所示，小说反映了这一时期农村地区人心浮动、世事浮躁的时代风貌。
而将近二十年后，发表于2005年的《秦腔》虽延续了贾平凹一贯的对乡土题材的书写，但内涵与取向已发生了极大的转向。贾平凹更大程度地回归乡土中国，描写了一个叫作清风街的地方上数十年的人情变迁。在这部小说中，没有了作者在《浮躁》中试图描绘的以乡村为代表的传统文明与以州城为代表的现代文明之间的沟通与互融，而是更多地表现了乡土中国的生活方式、民俗传统、文化遗产的没落与瓦解。从《浮躁》到《秦腔》，尽管两部作品之间存在诸多相异之处，但相似的是，它们都深刻地反映了乡土社会在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所遭受的阻力与阵痛。
一、农业文明秩序的崩坏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曾在《乡土中国》中，从中国的乡土社会中概括出差序格局、家族长老统治、礼制秩序、血缘和地缘、无为政治等特征，它们构成了数千年来广大中国农民在农业文明和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并被自觉维护的一种生存秩序，很大程度上维系了整个农业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但这种秩序在改革开放后的城市化浪潮中受到了莫大的冲击，其中最大的变化就在于年青一代的农村人日益淡薄的土地观念。
土地是中国这个农耕民族数千年来赖以生存的资源，“土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1}，“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土’是他们的命根”{2}。其实泥土不仅仅是农民的命根，对日常在城市生活的人来说，或许他们有种地以外的谋生手段，但仍需依靠土地和农民在土地上的劳作方能生存。同时，费孝通还提到了离开土地后的农民的下场，“找不到土地的也就在各式各样的命运下被淘汰了”{3}。在农业社会是这样，那么在当代农村呢？
贾平凹在《浮躁》和《秦腔》两部小说中均表达了对这一现象的不满与隐忧。《浮躁》中韩文举得知英英做了营业员，成了“工作人”后，抱怨道：“这田家，老少都不种庄稼了！”从小说中我们可以发现，在金狗、小水、英英这代人中，不再安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已是一种普遍现象，金狗进报社做了记者被所有人艳羡，他从事这种离开土地的职业被认为是“鲤鱼跳了龙门”；雷大空更是如此，他宁愿四处流浪卖假鼠药，或是后来憋着一股气开办皮包公司也不愿再回到仙游川做农民。
到了《秦腔》，夏天义听说君亭要用一块肥沃的土地来建农贸市场时气愤地说：“土农民，土农民，没土算什么农民？”《秦腔》是一部比《浮躁》更注重体现家族代际差别的作品，夏家老一辈四兄弟是天字辈，四人名字最后一个字连起来是承载传统道德价值观的“仁义礼智”，四兄弟中除了夏天智退休前任校长基本不干农活外，其他三人都是地道的农民，就连当了多年村主任的夏天义也不例外。但到了他们的儿子辈，君亭混迹官场；天义的五个儿子中，庆金是单位人，庆玉是教师，庆满做建筑，他们家的责任田都靠父亲帮衬；三伯夏天礼的儿子雷庆是驾驶员；而夏天智的儿子夏风成绩优异，成了省城的知名作家，次子夏雨则后来经商开酒楼。从夏家小一辈所从事的多样化的职业这一点便可足见农村受到城市化观念的影响后，对土地的热爱与依赖程度已锐减。
同时，在如何发展清风街的问题上，淤地与建农贸市场之争更是农业文明与商业文明之间的一次重要博弈。众所周知，最后淤地方案惨淡落败，更折损了秦安这么个老实人。这是一个转折点，象征着从此在清风街，相较于执着于土地这样传统的方式，发展商业、促使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诉求开始占上风。但问题是，这并不是由全体村民自下而上选择的结果，只是领导层权力运作的胜利果实与炫耀政绩的资本，这样的决策缺乏基础，所以日后的衰颓便也在情理之中了。
二、向现代化转型的艰难 无论是《浮躁》还是《秦腔》，都可以让我们感受到现代化、城市化为农村带来的积极影响，例如最基本的进步就是农村人口的温饱已不成问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小说更多反映的还是乡土中国，这个“熟人社会”在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所遭遇的阻力与经历的阵痛。
在贾平凹看来，基层领导干部中普遍存在的官僚主义是农村改革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极大挑战，这点尤其在《浮躁》中有较多的暴露。小说前半部分有一场会议写得很是精彩，极具代表性。河运队重组，选举队长，田中正召集乡政府全体干部与河运队的小组长参加会议。令人觉得意外与荒诞的是这样一个不大的议题，会议却开了整整一天一夜。田中正内心有自己属意的人选但不表露，反而借民主之名让大家讨论。但在熟人社会中，大家彼此相识，抬头不见低头见，为了避免开罪于人，所有与会者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沉默。“田中正讲了半个早晨，让大家发言时，却谁也不说话，皆埋了头，各自抽烟，地上的烟蒂像满天星一样稠密”，消磨掉上午时光直到开饭，大家有说有笑地吃完饭，回到下午的会议上又是一片死一般的沉寂。金狗不动声色地观察着与会者的神色，蔡大安硬着头皮说了两句无关紧要的话之后其他人依旧保持沉默，“咳嗽声又起来，一人开始吐痰，接着三人、四人吐痰，有力大气盛地竟将痰从窗口吐出去”，好不容易有了提名，不符合田中正的心意，他便强势要求重选，直到通过匿名选举的形式选出他满意的结果。然而，这样的匿名选举是虚伪的，民主形式的表层下暗流涌动，存在着各方角力与心照不宣。贾平凹在这里不吝笔墨地写了许多琐碎无聊的细节，砖缝里蚂蚁打架，午饭时候的插科打诨，拆开烟蒂接着抽烟丝等等，极力渲染了基层会议的低效率与官僚主义作风。 还有更多的例证，如田中正只将河运队当作可以加以炫耀与捞取更多利益的政治资本，并不是全心全意地为河运队谋求更长远的发展，他放任蔡大安和田中申的暗斗，只为保证自己在河运队中的绝对权威；纪念碑剪彩活动中寻来的穷苦老汉蒋来子请求组织照顾，田有善顾忌许司令的权威不敢当面违逆，但一转身就言而无信，吩咐小李子找个借口将蒋来子打发走，毫无为弱势群体排忧解难的觉悟；还有巩家势力参与其中的“州深有限公司”也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官商合作、利用行政权力谋取经济利益的社会现状。
除了基层领导力的不足，对农村改革造成更大阻力的还是广大农村人口的无知蒙昧。村人们艳羡夏风这样的知识人，但并不怎么尊重知识，同时长久生活在闭塞落后的农村，也决定了绝大多数人法律观念淡薄，人云亦云。贾平凹在《秦腔》中轻描淡写地提到清风街发生的两次哄抢事件。一次是油罐卡车翻车，司机受伤，但大家都忙着舀油而无人施救司机，最后地上的油被舀光，有人竟然还去拧出油阀，整整一卡车的油就这样被村民抢光；第二次是村里的抢鱼事件，因为对承包人的不满，众人对哄抢行为也是颇为坦然有理，甚至觉得解气，而无视鱼塘被抢造成的是集体财产损失的事实。这样的哄抢事件并不罕见，即便在《秦腔》问世十年后的今天也时有发生。法不责众为群氓提供了盾牌，在不占白不占的“便宜”面前他们无惧无畏，甚至理直气壮。这种根植于中国人心中的群体意识与无知结合，极易将他们变成漠视规则的“乌合之众”。早在《浮躁》中，贾平凹就借考察人之口对当时农村改革所遇到的困难进行总结，他认为现阶段的问题就在于人们日渐觉醒的主体意识与尚落后的文化素质之间的矛盾，它让人们容易“把方向搞错，把路子走歪，这也就是之所以有人为了自己挣钱而不惜任何手段去坑集体，坑国家”。贾平凹这样的判断一针见血。
三、进退维谷的尴尬现状 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下，农村实行现代化改革、走向城市化是毋庸置疑的历史趋势。但实行现代化，尤其在农村推行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俗话说不破不立，故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必须先经过一个痛苦艰难的“破”的过程，某些旧有的生活秩序、道德标准、文化风俗都将面临逐渐破碎甚至是消失的命运，然后在此基础上，方能慢慢形成一个现代化社会。但正如两部小说所反映的，对淳朴单纯的农村社会来说，现代化是一个泥沙俱下的过程。它可以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可以带来先进的生活方式，但也可能招致堕落腐败的因子。
年轻一代的领导人君亭野心勃勃，也想替清风街寻找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所以他模仿城市的经济发展模式，在清风街投入大量人力财力，建成农贸市场，起初风光一时，但这种风光并没有维持多久，因为清风街的经济仍以农业为主，这片土地缺乏培育商业文明的养料，也没有贸易发展所必需的供求关系，所以很快，农贸产品开始滞销，但摊位费、税收却照收不误，村民怨声载道，以君亭为代表的基层领导也曾做出努力，但农贸市场仍是不可避免地日渐破败萧条，最终一片惨淡，终告失败。伴随着农贸市场建起来的还有万宝酒楼，这同样是对城市发展模式的东施效颦。它生意不错，但也引来了妓女这样的商业文明中的负面因素，它破坏了清风街原本的淳朴民风，还对当地的家庭稳定构成了威胁。
我们遗憾地看到传统生活在城市化所裹挟而来的种种霸权下被冲击得支离破碎，相较于仍保留了一定“田园牧歌”式生活的仙游川，这种危机在清风街被更显著地表现出来。万宝酒楼的开业典礼便是一个绝佳的隐喻，象征着本地传统文化的秦腔表演在开业典礼备受冷遇，演员为了调动气氛只得开黄腔，还落得一个“不体面”的指责。可外来客陈星所擅长的流行歌曲在清风街广受欢迎，甚至带动了秦腔剧团的演员们一起演出。在文化领域的这次交手中，本土文化彻底败给了外来的流行文化，这也可看作是清风街整个传统生活方式的式微。
“乡村经验在现代性中是失败的经验，城市是现代性的赢家……（这）是一种话语权……现代性带着坚定的未来指向无限地前进，城市就是现代性无限发展的纪念碑；乡村以它的废墟形式，以它固执的无法更改的贫困落后被抛在历史的过去。”{4}缺乏向现代化演进的自然发展基础，仅仅依靠行政手段强制推行，这让农村变得面目全非，成了一个尴尬的四不像。
面对被撕裂的传统生活，农民们也显得迷茫又无措，寻不到出路。贾平凹在《秦腔》后记中饱含辛酸地如此记录：
这里没有矿藏，没有工业，有限的土地在极度地发挥了它的潜力后，粮食产量不再提高，而化肥、农药、种子以及各种各样的税费迅速上涨，农村又成了一切社会压力的泄洪池。体制对治理发生了松弛，旧的东西稀里哗啦地没了，像泼去的水，新的东西迟迟没再来，来了也抓不住，四面八方的风方向不定地吹，农民是一群鸡，羽毛翻皱，脚步趔趄，无所适从，他们无法再守住土地，他们一步一步从土地上出走，虽然他们是土命，把树和草拔起来又抖净了根须上的土栽在哪儿都是难活。{5}
这正是最让人痛心之处，在半是主动半是被动地抛弃了旧有的一切之后，农村与农民无法迎来所期望的新生。雷大空头脑灵活，率先在州城做起生意发了家，虽走的是旁门左道，但即便是为之付出代价，那也应该经过公正的司法审判，而非被既得利益者陷害枉死狱中。清风街的女孩们向往城市的繁华与发达，纷纷背井离乡进城打工，但缺乏知识，也没有手艺，最终沦落风尘做起皮肉生意。自此，农村与农民在改革中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改革前景看似光明却有万般阻力，道路也不甚清晰，但传统生存秩序已千疮百孔，也没有了走回头路的可能，他们进退维谷。
针对这个现象，贾平凹在两部小说中的态度是有所不同的。早年的《浮躁》中，贾平凹没有回避乡土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为这些问题开了“药方”，那就是“在改革中更要注意到人的改革”，不能仅仅关注经济、政治的改革。但总体而言，对待农村改革、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前景，作者在《浮躁》里表达的是积极乐观的态度。这从小说结局的处理上可见一二。他赋予了小说一个光明的结尾，金狗去州河口市采购机动船，小水抱着福运的遗腹子满心希望地盼望着金狗的归来。关于即将开回来的机动船，小水做了一个愉快的梦，虽然是梦，但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它是可以成为现实的。在这里，机动船显然是先进的机械文明的象征，在州河，它势必会淘汰掉韩文举撑了一辈子的渡船，而且机动船既能做货运又能做客运，也将给州河两岸的人民带来更为富足与先进的生活。
但到了《秦腔》，结局则凄迷很多。夏家老一辈在小说尾声纷纷谢世，秦腔艺术式微，作为先进理念化身的夏风抛弃了旧式家族，长久不归，清风街这个陈旧的农业社群经过一番改革却遗留下千疮百孔，青壮劳力纷纷出走。一生倔强耿直的夏天义临死有这样一段没有说出口的话：“我要死了，清风街会有谁能抬棺呢？”让人读来倍觉辛酸。关于清风街的未来，或许作者也倍感迷茫，所以小说最后一句话是叙事者引发的未知的期盼，“从那以后，我就一直盼着夏风回来”。我们不知道夏风什么时候回来，甚至不知道他还会不会回来，如果回来了，他能运用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带领清风街这座老迈的村庄重焕青春、走向更美好的明天吗？答案也是未知的。贾平凹从自身经历出发，以自己的家乡为原型，为中国无数陷落了的乡土社会哀唱了一曲悲戚的挽歌。
{1}{2}{3}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页，第2页，第3页。
{4} 陈晓明：《本土、文化与阉割美学——评从〈废都〉到〈秦腔〉的贾平凹》，《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3期，第12页。
{5} 贾平凹：《〈秦腔〉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61页。
参考文献：
[1] 贾平凹.浮躁[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2] 贾平凹.秦腔[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3] 刘志荣. 缓慢的流水和惶恐的挽歌——关于贾平凹的《秦腔》[J].文学评论，2006（2）：146-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