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郭沫若的文化系统中有着若干世界性的元素。在郭沫若的文学创作中，吸纳融合了西方近现代重要的文艺理论思想，他借助于浪漫主义、泛神论等创作理念，抒写出了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白话新诗，将凤凰涅槃的青春精神传遍了现代中国；在郭沫若的翻译作品中，他凭借对世界文学和文化熟稔，进行了创造性的译介，将浮士德、维特等世界经典文学形象介绍给渴求新知的国人，以此实现文化复兴的愿景；在郭沫若的海外生活中，日本近20年的生活经历，使他容纳新知、博闻强记，创造性地进行文化探究，他人生很多重要的第一次都深深烙刻下了日本的印记，借此他传递给现代中国一幅幅生动的海外生活图景；他多次代表中国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外交活动，他的民间外交足迹涉及日本、埃及、古巴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郭沫若的方方面面与世界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作为中国现代重要的文化名人，郭沫若在世界的影响还没有与其文化价值相匹配。放眼于世界文化传播的现状和格局来看，郭沫若在世界文化范畴的影响并不均衡，就目前来看主要还是集中在日本等为数不多的国家之中。
　　/壹/
　　在近百年的日本郭沫若文化传播与研究中，早在1920年初，郭沫若的《抱儿浴博多湾》和《鹭》两首白话新诗，便已经译成日文，在《日华公论》上刊载，这与国内发表的时间几乎是同步的。此后，从郭沫若的单篇作品的翻译，到系列作品集的译介，从与郭沫若有关的文献资料收集整理，到文学史学等方面的专题研究，日本的郭沫若文化传播和研究已经构成了非常成熟的学术体系，并且由此也出现了很多重要的研究成果。如秋吉久纪夫的论文《郭沫若诗集〈女神〉的形成过程》《郭沫若的浪漫主义性格》等都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学术观点，有些方面甚至超越了国内同时期对郭沫若研究的成果。
　　除了日本以外，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同苏联亲密的外交关系，因此苏联成了除日本以外对郭沫若研究较多的国家。在苏联的郭沫若研究者之中，最重要的便是费德林，他由对历史剧《屈原》翻译开始，直至1990年俄文版《郭沫若集》的出版，他将郭沫若文学创作全面介绍到了苏联，在他的影响下马尔科娃等一批苏联郭沫若研究专家也不断出现。
　　随着近些年英语语言体系国家对郭沫若研究的不断加强，在欧美等国家中也展开了对郭沫若作品的译介和研究的工作。1936年英国学者哈罗德·阿克顿与中国学者陈世骧共同翻译了《中国现代诗选》，内收郭沫若《笔立山头展望》《凤凰涅槃》等三首白话新诗，较早在英语语言体系中译介传播了郭沫若的作品。随后，各种英语版本的郭沫若作品翻译和专题研究的论文也不断出现。其中不乏高利克的《郭沫若的〈女神〉：与泰戈尔、惠特曼、歌德的创造性对抗》；郑怡的《崇高起源的塑造：郭沫若的〈屈原〉》等海外郭沫若研究较为的权威成果。
　　但是，无论是从郭沫若作品译介和研究在世界传播的范围，还是从郭沫若学术研讨会举办的地域范畴来看，都主要集中在日本、欧美等少数几个国家之中，并没有形成全球普遍认知程度；无论是从郭沫若文化在世界传播的内容来看，还是在学术研究和讨论的主题来看，主要还是集中在作品译介和研究方面，还没有提升到民族文化和国别认知的高度，没有形成全面系统的研究格局。这些问题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郭沫若文化在世界的传播还有着广阔的空间。
　　郭沫若文化的世界传播如何突破现有的瓶颈，走向更加广阔的领域，在传播中如何改变目前作品翻译和学术思想研究的单一形式，从整体上把握郭沫若文化体系的内涵，让世界借助于对郭沫若的了解，来认知一个全新的现代中国，这才应是目前郭沫若文化海外传播需要解决的关键所在。
　　2013年9月和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由此形成了“一带一路”的概念和框架，并且得到了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贰/
　　如何让发展的世界了解当代的中国，如何让开放的中国走向多元的世界，是“一带一路”倡议中文化建设的关键环节所在，除了现有的借助于孔子学院等教育机构在海外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外，借助于如鲁迅、郭沫若等现代中国文化名人的海外传播不失为一个重要的途径。这些近现代中国文化名人的文化谱系中既有属于民族性的传统认知，也有属于现代性的世界目光。如果具体到郭沫若来讲，他是如何展现出特有的文化价值，从而成为现代中国文化的重要代表的呢？
　　如果说谁读懂了鲁迅，谁便读懂了近代向现代转型的中国，那么谁读懂了郭沫若，也便读懂了现代向当代转型的中国。中国近现代文化新旧驳杂，中西相容，在这个需要巨人也出现巨人的时代，一位位文化巨匠因时而生，他们以自己特有的文化素养演绎了一段激情澎湃的文化盛宴。郭沫若便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位，他热情如火，时而掀起了一场场文化的论争；他率性而为，常常因言引发误解和争议；他博学多闻，以独到的见解奠定了中国现代史学的根基。总之，了解他越多，对他矛盾性的认知可能也会越来越多，看似悖论的存在，但事实的确如此。但目前我们对这样一个复杂存在的郭沫若的认识，却陷入到了简单“对与错”“是与否”的二元评价方式的漩涡之中，特别是仅仅就他某一件事情的“对错好坏”对其臧否评论，但是却忽略了郭沫若在现代文化人中独有的“标本”价值。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唯一一个从狂飙突进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走到了“科学的春天”的历史人物，他以自己独具审美魅力的《女神》创作登上了“五四”文化历史的舞台，给迷雾重重的中国带来了激情澎湃的青春热情和魅力，他见证了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蜕变艰辛和曲折过程。他每一次人生的抉择也绝不仅仅只是自我个体的方向之辨，更多地代表了现代中国文化人的道路选择和价值判断，显露了绝大多数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的变迁和更迭。
　　郭沫若标本价值最明显的体现便是他的文化选择折射了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共同的人生命运。郭沫若和鲁迅等一大批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选择了基本相同的人生之途。实业、翻译和创作是他们初登近现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文化历史舞台时的三极构成，这三极有效地建构了他们对世界和文化的最初认知，同时也影响了他们一生。忽略了任何一极的存在都很难对他们做出客观公正的历史评价。而郭沫若便是其中最具特色的代表人物，具体到他来讲就是学医、翻译、创作的三位一体。医学的选择说明了他依然还停留在旧式传统的思维之中，依靠实业救国，应该“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是经过了翻译实践后眼界大开，他开始重新认识世界，逐渐修正自己之前的思维，而创作便是他向旧传统思维告别，迎接新思想的最好的武器和表征。但这三个方面又不是单纯的替代和延續关系，而是循环往复，在学医和弃医之间的痛苦抉择表现了他在新旧传统之间的徘徊和犹豫，在翻译和创作之间的交叠同样也表现出了他在中西文化之间的吸收和转变。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三极逐渐隐形统一为他新式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思维方式的支配下，他的创作中总是不自觉重视人物心理阐释而忽视情节建构的样式；他不是单一的作家，除了创作之外还有众多学术研究的论著存世；他的译作中除了文学艺术作品外，也还有多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有关科学译作。因此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一代近现代中国转型期的学人，他们的存在是具有世界多元文化的交融共存的共同体。 　　对于像郭沫若这样独具特色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如果仅仅只是局限于某一方面的评判，某一领域成就的得失，就会失去他本有的历史价值。他的存在应该是中国现代文化转型的标本，可为后人剖析寻找中国历史演进的规律以及中国现代文化发展之途。他的存在也是一个传统民族文化演进的缩影，可为海外民族和国家如何全面认识了解现代中国提供最好的范本和参考。
　　/叁/
　　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中，从哪个方面来传播郭沫若的文化思想，显现他的文化价值呢？“一带一路”文化建设既有外交领域的策略方针，也有文化范畴的运行规律，而这两方面都是作为现代中国文化标本的郭沫若所具有的特质。在对郭沫若的评价和介绍中，我们耳熟能详的便是：郭沫若是中国著名的文学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社会活动家，其学术成就涉及哲学社会科学几乎所有领域和学科，但是在众多“家”的名号和头衔中，不可避免地主观地割裂了他众多成就的关联性和统一性，造成了对他单一性的认知。譬如郭沫若曾但任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主席，多次代表中国出访不同国家，参加世界性的文化会议，被海外誉为“中国的外交形象大使”，既為新中国外交筚路蓝缕，又为世界和平作出过特殊的贡献。但目前为止，有关郭沫若的外交思想和外交艺术都还未被关注，更没有在海外文化传播中引起足够的重视。
　　埃及、印度、巴基斯坦、缅甸、罗马尼亚、肯尼亚等都亚非欧国家都留下了郭沫若外交的足迹，而这些国家更是与今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着高度的吻合。因此“一带一路”文化建设为郭沫若的海外传播搭建了全新的文化平台，在现有郭沫若文化海外传播框架体系内改变以往单一作品译介，以及学术研究的思路和模式，打造全新的传播格局。
　　在郭沫若众多出访国家中，埃及是比较重要的国家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埃及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郭沫若曾两度出访埃及。
　　“诗歌合为事而作”是古人在作诗时重要的创作主张，但诗毕竟要“缘情而绮靡”，这两个看似矛盾的创作原则，在郭沫若外交活动的创作中完美结合在一起。郭沫若曾用诗歌声援埃及人民接管苏伊士运河的正义斗争，也用诗歌赞美埃及的人民与风物，还用诗歌抒发出他在访问埃及时所感受到春风拂面的异域文化，他在完成历史时政使命的同时，也将文学的审美价值发挥得淋漓尽致。
　　“我今天就甘愿作为志愿军的一员，走到尼罗河边，金字塔的下面，和埃及的兄弟们并肩作战。”（《埃及，我向你欢呼》）当郭沫若得知埃及人民在争取苏伊士运河进行斗争时，便挥笔写下了以上的诗句，他用自己所擅长的鼓动性句式，以朴实无华的语言表达了挚诚无间的民族情谊。
　　1957年1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郭沫若的《访埃杂吟十二首》，表达郭沫若在访问埃及期间对异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颂扬与赞叹。
　　双桨掖轻舟，尼罗河上游。晴光弥六合，天气拟初秋。泅水人相继，解衣汗尚流。（郭沫若《弄舟尼罗河上》）
　　这是郭沫若在尼罗河上所抒发的情怀，他借助于中国传统五言诗体的形式临摹了这条埃及母亲河的风韵。特别是“诚甘三度饮，万感足和柔”一句更是表达了他对尼罗河所产生的深厚感情，由此郭沫若被誉为“中国的尼罗诗人”，中国和埃及这两个世界文明古国的文化也在此进行了碰撞和交融。
　　与埃及相似的是，郭沫若在接见“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友人、访问“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或者闻听“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事件时，总是留下诸多的外交诗篇，如“樽俎之间边界定，衣裳相会敦盘多”（《欢迎缅甸“胞波”》）；“唱出你和谐铿锵的心声，让全宇宙充满永恒的春天”（《在普希金铜像下》）等都是其中典型的代表。诗歌的语言是相通的，它可以跨越国界，跨越民族，实现人类的共鸣，郭沫若正是借助于这种超越民族的文化创新，得到了出访国家的认同和信赖，为新中国外交工作的有效开展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也为今天“一带一路”外交建议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和思路。借助于郭沫若的文化名人效应的传播，会更加具有文化交流的认同感和亲和感，必将进一步推进郭沫若文化的海外传播和“一带一路”文化建设的双重目标取得双赢的效果。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