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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特兰·罗素（1872年5月18日-1970年2月2日），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和平主义者。1950年，罗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因为其“西欧思想，言论自由最勇敢的斗士，卓越的活力，勇气，智慧与感受性，代表了诺贝尔奖的原意和精神”。1920年，罗素曾经到中国讲学，对中国知识界影响巨大。在长沙讲演时，青年毛泽东曾经担任记录员。罗素还是英国费边社的会员。费边社是英国工党的思想库。他们以古罗马统帅费边·马克西姆（Fabius Maximus）的名字命名，因费边曾在同汉尼拔的战争中采取回避决战，缓进待机的策略而借用其意。费边社主张一切重大的社会根本改革，必须是民主主义的、合乎道德的、符合宪法的、和平的变革。认为资本主义可以而且正在通过点滴改革逐步向社会主义演进。费边社经常举行聚会，请各方精英人士发表对于各种问题的看法。这篇文章是罗素在费边社的一次演讲，表达了罗素关于科学对信仰、战争、生产、人类的思想和机体所产生影响的思考。虽然时过境迁，他的演讲内容已经过时，但是身处他那个时代，这些卓越的大脑对于一些重大问题的思考，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现译出本文，以供参阅。
摘要：科学在信仰、战争、生产、人类的思想和机体四个方面发生影响。在信仰方面的影响是首当其冲的，它让人们从宗教的狂热中解脱出来，使人类的能量能够无限放大，它还能够在实践中被检验。科学对战争的影响也许是最重要的影响，迄今为止，军事技术在重要事件中一直是至关重要的因素，现代战争更多地依靠科学。纵观历史，几乎所有的知识和道德促进都与商业紧密相连。不但经济组织，任何组织的壮大都与科学技术有关系。科学最重要的影响是直接作用于人类自己的。科学的社会效应应用于人类取决于政府的形式。对价值评估的任何事情在科学范畴之外。科学使政府意识到，他们的欲望越多，政府就越应该民主。
关键词：科学；信仰；战争；生产；人类
B018
科学对社会机构的影响仅仅是个开始。三百年来，科学不仅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且帮助天文学家研究发现地球上生物的延续有十亿年之久。因此，如若将我研究的课题划分比例的话，第一个百万分之一秒，我会用来研究科学迄今为止的影响，而余下的时间花费在科学对未来的影响上。然而，虽然我做出有些不尽公平的划分，但是同样会力求在研究上述两者时分配时间尽可能同样多。
科学的影响可分为如下四点：（1）信仰；（2）战争；（3）生产；（4）人类的思想与机体。
除了科学在一定程度上对战争的影响外，对信仰的影响应该是上述四点之首。早在查理二世时期，科学便开始认清社会的重要性。风流帝王创建英国皇家学会的作为，当时被称作是对“激情”的一种治愈，换而言之即狂热的宗教信仰。世界上不乏大量的教义战争的经历，而查理二世与他的兄弟不同，不准备遭受教义之苦，他认为科学的思维习惯将使人们对自负与乐于遭受殉难会有所减少。整体而言，他是正确的。当时所有不同的教派变得愈加温和，那些笛卡尔的忠实信徒的耶稣会士与早期耶稣会士相比，对迫害的热衷程度大大降低。英国国教归于平淡并且丧失了赞美之狂热。新教徒未能获得霸权，狂热性迅速减少。在查理二世之前，斯威夫特对宗教战争的讽刺完全是不可能的。这种整体性情绪的改变，科学仅仅是一个因素，但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因为任何人都可以阅读佩皮斯。起初，在法国与在英国，科学有着对人们性情的相同影响。但是对简森·笛卡尔的压制失宠于教会圈子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对于牛顿作为新教革新者斜目而视，结果是科学成就了反对教权的最终革命。拿破仑通过发放养老金化解它，在他统治时期，全社会处处流露进步科学的可辨元素。但是，在法兰西革命时期的第三帝国却是一个例外，他们认为学者无用。少数被驯服的学者以修改巨大的天书谋生，然而绝大数德国科学家们流亡。
科学起初对信仰的影响并非与现在的相同。起初它是发现而不是我们所能感之的有声有色的发明，因为他们反驳先前本应该了解的，减少而不是增加人类应该拥有的大量知识。现如今情况却大为不同，科学不但受到尊重，而且被感之具有一种可信赖的魔力，从而使人类的能量能够无限放大。以前科学融入了传统的沉思的知识概念，现在，科学能够使知识得以设想，因为本质上科学在实践中可以得到检验。
科学对战争的影响时至今日，也许是最重要的影响。历史上不喜欢战争的人易于低估军事技术的重要性，尽管无论何时它在重大事件中一直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伊始，具备知识的人总是向统治者毛遂自荐在战争中他们的知识是多么的重要。相信普鲁塔克所言“阿基米德在雪城的围攻”仍历历在目。莱昂纳多，为了能够在米兰公爵麾下效力，花费大量笔墨说明他在筑城方面的技能。伽利略潜心研究火炮，使他制定出一个炮弹落体的运动轨迹。在法国大革命中，所有脑袋仍在肩膀上的科学家们都狂热地迷恋炸药的制造。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法拉第呼吁战争使用毒气。众所周知，现如今即便最信奉和平主义的物理学家或化学家也几乎无可避免要对战争做出某些贡献。
在每个阶段，战争艺术的改变都会有重要的政治反应。火药的发明摧毁了骑士气概与城堡的险要。在17—18世纪，每个士兵需要比现在拥有更多的技能，那是因为小型专业军队时期，招募他们的君主还没有普遍性的需求。随着对每个士兵技能要求的减少，壮大军队成为可能并尤显重要。就此而言，民众的热情是一个推手，法国大革命的胜利很大程度上源于此。现代战争不仅需要庞大的军队，而且对市政工作者的数量要求也颇多。因此，现代战争若想胜利必须有个政府，这是导致许多政府或多或少民主的主要原因。然而有一种新的进步标志，即胜利取决于科学技能而不是人数，胜利偏爱那些能够成功在敌军阵营散播毒气与细菌的政府，这是科技创造力而不是人力。
追溯以往，新式暴君将会像希腊、罗马、巴格达那样，依赖雇佣兵团伙，但是这些雇佣兵是具有科学知识的人。或迟或早，正如这些历史先例，雇佣兵会无条件地服从暴君并为之效犬马之劳。科学寡头政治的结果是令人乐观或是相反，我不敢断言。 现代战争的困难之一是，将领与海军上将们在政治上的保守派，通过对于其他事项上的保守预期，会导致尤其是在战争技术上固步自封。惠灵顿公爵拒绝步枪革新，英国海军继续致力于木头人战争，而不看重蒸汽，这比他们本应该做的要晚半个世纪之久。美国内战时，指挥战争的主要不是专业人士，就这样指挥这些现代型战舰。假如我能操控一场战争，我会坚持所有的士兵是行家并且将领是国内工程师，我应该完全地管制专业士兵和水手到更低的级别 。
在下一个五十年里，空战在政治上将会起决定性作用。由于飞机三维飞行取代两维飞行，造成了易攻难防；而且海洋的重要性被大为削弱，因为在战争时期，海洋交流不可能保持开放。由于这些原因，如果发生战争，将会比过去更具有破坏性。同样也可以假定接下来的交战双方将会摧毁彼此，倘若任何一个重要国家有意识地保持旁观的话，结果是在最大中立国的管辖下全世界衰落。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世界政府有可能诞生，文明有可能幸存。
现代战争更多地依靠科学，而科学改变如此之快，胜利很有可能更依靠科学技术，而不是任何其他的单一因素。即使是在纯粹的技术层面，在纳粹德国的统治氛围下，科学能长期繁荣几乎是不可能的。现如今德国依然受益于过去时期构建的科学技能。但是，最近的二十多年里，与那些或多或少保持信息自由的国家相比，自从希特勒的介入，知识水平降低将会导致军事效率的损失。人们广泛相信，一个极权主义的政权比一个自由主义的政权更有效率，在我看来，这种存在于路易十四绝对君主专制时期的类似信念，完全是一种妄想。
科学对生产的影响是一个如此老生常谈的话题，以至于我都无话可说，然而，在两方面科学仍未充分发挥其影响。第一，在民族主义的影响下，每个国家都希望尽可能多的经济自给，这通过自然产品的替代合成日益变得可行。人造丝绸是众人熟识的，合成橡胶、合成木材、合成羊毛等将按部就班产生。曾经一度，热带国家生产人们所需的糖、茶和咖啡，但是很有可能是，新的饮料会被温带地区生产出来，广告商则会说服我们，它与茶和咖啡同样爽口。国际商业迅速失去重要性，而且很有可能将来的重要性更轻，除非民族主义失去力量。遗憾的是，纵观历史，几乎所有的知识和道德促进都与商业紧密相连，商业自由化的影响既关系到外国的风俗习惯，又是相互促进的基础。希腊人、意大利复兴、荷兰人、英国人无不把进步归功于商业，日本人则认为他们的落后，两个半世纪的禁止对外贸易难辞其咎。
第二，与食品相关的科学技术很少被采用。如果在英国的小部分土壤上生产全英国所需的食物，就现有的知识而言完全是可行的。我的朋友贝尔纳尔先生说，通过阻止露水蒸发的简单方法，撒哈拉也可以变得肥沃。我想在澳大利亚内陆可以做些什么。在遥远的未来，合成食物是有可能的，这会破坏农业的必要性，从而改变政治与社会生活。
马克思已经弄清楚科学与生产之间的关系，即经济组织的壮大。但是不仅经济组织，任何组织的壮大都与科学技术有关系。事实上，有一个明显的例外，自从大战后，国家开始趋向减少规模胜过增加规模，但是这是由于民族主义而非科学的影响。如果科学可以被操纵而 不加以控制，单一世界政权很快将会产生。
现在，我要提及的是将来科学的所有影响中什么是最重要的，换句话说，什么是直接作用于人类自己的。迄今我们承认人类以欲望和能力作为基准，利用科学更深层次的满足他们的欲望，我们开始理解如何去把人类自己当作一个可以被科学无限修改的产品。一个人的性格是由多种因素形成的：先天性格、饮食、教育、社会环境、社会传统。很显然通过饮食与生物化学疗法，一个人的性格是可以完全被改变的。如果伽利略的消化不良被治愈，他的观念会多么的不同。如果路德未遭受便秘之苦，他将不会对撒旦的作品如此痴迷。从精神上去改造人比从生理上改造人更重要。技术虽不完美，但完全可能期待，在几百年后，一个国家的每个公民在各行各业将会拥有政府所希望他们拥有的想法。教育、媒体、电影院、电台都将被用于这个目的。但是他们不会像将来的那样被高效率使用。甚至在最独裁的国家里，仍然有一个自由主义的传统，那里的年长者仍然记得相对自由的日子，他们可以给他们的孩子灌输怀疑的精神。催眠术仍不完善并且在起步阶段未被充分实施。尽管仪式比不上天主教堂那样有声有色，基督教仍可能对异教提出异议。而且经济环境难以给予人们某种程度的幸福感，这种程度的幸福能够确保他们不会成为造反者。然而，所有这些都是暂时的困难。如果独裁政府长期存在，它又很愿意倾听教育家和广告商的建议，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期待，它可以在不同领域实现一定程度的共识，在过去的历史中没有出现类似一致的情况。
人类的先天部分能够被科学操作，就像他们后天被教育塑造的一样。遗传的法则没有充分地确定优生学完全可靠，但毫无疑问，必要的知识不久将会获得。
与优生学相联系，考虑科学社会的稳定性引起的问题就很自然了，在过去的六十年里，教育与工业化导致任何地方出生率的降低都会达到一定的水平。现在即使没有战争，最文明的国家在半个世纪里也会迅速的降低人口，除非采取一些革命措施来抵消这个倾向，这毫无神秘可言。有些人喜欢孩子，但有这要花费男人们的金钱、女人们的时间，大多数男人和女人喜欢学校的票据和怀孕，甚至少数喜欢大家庭的人也会因费用而望而却步。受教育程度越高越赞同无子女，就越强烈认同有孩子会造成对自我利益的冲突。随着科技的进步，加强教育就变得日益重要。
法国如此温和的举措，采取抑制出生率下降的方法被证明丝毫无用。德国政府通过无知和贫穷来提高人口，但这种办法无法补给统治阶级的数量，迟早会被半开化的奴隶们淹没。为了维持一个科学的社会，集教育与能力的人类补给必须跟上。不完全清楚的是，文明社会是不是值得为此做出必要的牺牲，不仅是金钱还有道德理念。否则，我们现如今的科学文化水平在生物学上就是不稳定，而必须预期给一个简单的社会腾地儿。
如果科学社会幸存，我们可以期待已经开始的道德前景的改变，但很有可能继续前进更远。基督教允许个人的某些权利，我们中的大多数仍认为不应该为公众利益做事。比如，绞死凶手的目的是挫伤谋杀，只要凶手被绞死这种影响就会产生，是否引起“我们是否绞死的是真正凶手抑或其他人”的争议无所谓，只要公众相信我们绞死了人即可，这种观点是如此触目惊心。随着我们继承的基督教伦理的衰变，它可能不再被认为是令人惊悚的统治者了。他们将有一种冒称自己是加尔文主义神的倾向，此神并非受公正指引去在恶棍中进行选择。他们甚至可能在神学的密探中找到一个理由，若神被置于人的位置毫无疑问他同样也会犯罪，这样，他的创造者可能有机会行使正义的美德。加尔文主义心理学归因于上帝，认为绝对的权力缺乏仁慈。不幸的是，正是科学操纵机会的心理学，往往产生独裁国家的统治者，这种心理导致一个无情的伦理。 科学的社会效应应用于人类取决于政府的形式。正如我们所见，科学赋予统治者巨大的权力，毫无民主存在的立锥之地，没有理由认为，统治者会仁慈地使用权力。反之，我们同样可以料想在过去，他们使用权力去巩固统治并使他们的利益最大化，这适用于任何一个不民主的国家，如俄国、德国。另一方面，有民主的地方，与人类相关的科学力量很有可能被应用到公众福利上即为了提高健康、智力、产生幸福的教育。科学力量应用的越多，政府应该民主就变得越重要，因为独裁政府若继续独裁必将导致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的分割。上层社会拥有所有的权力、所有的倡议、智力和奖赏。然而下层社会像民主的动物那样过着一种长此以往辛劳的生活，因为这是一种人为的默许。如此社会在政治上是有可能的，并且可能是稳固的。我认为预计它不占上风的主要原因是，它很可能是在军事效率上逊色于一个自由的社会，但是这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是非常真实的和危险的。
思考科学社会的人易于设想统治者是仁慈的，然而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历史告诉我们，主要是当自我保护主义强迫他们如此时他们才会仁慈，而且并非一如既往。无论如何，仁慈是思维中的一个危险区域，因为它意味着客观的优势，仁慈的统治者将会主观上认为他们想要什么而非实际上他们想要什么，尊重他是他们幸福的必要条件之一，这是一种公理。从而科学赋予的权力操纵会陷入到一种心理学险境，这只能通过政府对公众观点的灵敏反应防御，因为科学使生活变得更有组织性，社会更有机会，必定会增加政府干涉个人生活的程度。因此使政府比它曾经的角色更加重要，暴政的回避更加困难。它往往鼓励操纵前景，这是危险的。科学趋向将神的属性转向神圣的世俗的统治者，并且以前归功于神的大量权力通过科学被放置到人类的手中，结果是中毒的权力，这对明智与稳定性是危险的。发现自变为神的人有骑在马背上的乞丐心理，谦逊消失了却不乏慧心。
乔德教授近期说（《新政治家》，1937年10月2日）：科学占主导地位，人们开始相信对原因的理解将使他们改变结果，至少人类目前相关的信念是一个妄想。理解一个人为什么妒忌、坏脾气、虐待狂并不能预防他们妒忌、坏脾气和虐待狂，男人和女人不是因为知道更多被拯救，而是通过变得具有美德被拯救。不幸的是，美德这种产品的配方仍是未知数。
这仅是部分实情。若给美德下定义，或许不只现在的科学家，也许以前的科学家将会给你其他人如何表现美德的配方，他也会同样给你瑕疵的配方。科学家不能做的是对美德与瑕疵下定义，对价值评估的任何事情在科学范畴之外。科学赋予的权力没有一个评估价值的权力，假使科学赋予了这样的权力，如果没有对价值的恰当好处的评估，权力将会被用来产生坏效应。但是什么是一个“恰至好处”的评估价值呢？什么是“坏效应”呢？我可能说一个“恰到好处”的评估是我的评估，“坏效应”的评估是我不喜欢的评估。可以从民主的角度看评估价值，所有的人都被同等计算；或者我们可以采用一个被少数贵族青睐的观点，只有少数人被计算在内。我不知道任何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可以证明民主的路是正确的。但是作为一个政治事情，很显然贵族观点一定包含无限期的纷争，因为没人乐意承认他属于人类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如若贵族的观点是大众化的，它可能导致大多数追随者的消失。除非你确信你不属于大多数，你采用它会是失策，但是此种争执是在科学境界之外的。
结论是相对简单的。科学大大地增加了意识到自己欲望的政府的权力。如果权力在少数人手中，科学能使少数人意识到它的欲望。如果它在大多数人手中，它将会赋予大多数人同样的权力。权力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被用来增加全社会的利益是不可能的，因为所有的经验显示，寡头们除非在忌惮的影响下才趋向忽视他们的主观利益。因此，科学使政府意识到，他们的欲望越多，政府就越应该民主，这变得更至关重要。
另一种情况，科学与社会机构相联系的改变的比率是应该提及的。迄今，自从科学影响日常生活开始，已经不断增加改变的速率，而且有时很有可能无限期的继续。我本人认为并非如此。历史上曾有几个快速进步时期，穿插在长期停滞或倒退时期之中。当农业被发明，早期埃及与巴比伦、古希腊时代、文艺复兴至今，在这些不同时期，人类种族的进步迅速。但是进步是例外，停滞是定律。我怀疑科学能否永久改变这个问题，在我们经历的革命风潮之后，将会实现一些新的稳定性，科学将会停止产生。在恐怖时代的背景下，可以预计由于战争的破坏性越来越强，加速了一个世界政府建立。很有可能更多的关注是稳定性而非其他任何事情，也可以假定，出于军事考虑和加强政府本身的稳固性，工作将在保守估计世界人口的前景上进行。
假使危险的战争不会来临，如果实施经济竞争，将不会有目前的对新发明的相同的实际刺激，世界会在安东尼的罗马时代安居下来。毫无疑问，如此万马齐喑绝不会持续长久，但很容易想象它会持续很长时间。或者，如果没有世界政府，战争会降低文明的水平，以至于人类将不能掌握我们这个时代的科技，像在黑暗时代，他们会无知敬畏的回顾过去。但我不能相信经过十亿年，詹姆斯·吉思斯公爵允许我们将要继续过去几百年来科学改变的比率，迟早人类需要休养生息时期，但我怀疑我们中的任何人能否活到那个时期。
试图预言科学社会未来，我们相遇了。我曾试图列举怀疑稳定性的两个原因。第一是战争，第二是出生率的下降。除非大战被阻止，人类不能有科学幸存下来。同样很显然，战争只有通过单一世界性的政权通过武力垄断阻止。至于出生率的下降，仅能通过财政失去吸引力和道德信念的大量冲击来度量。这些不稳定性的根源能被消除令人怀疑，但是如果他们被 消除，仍有两种可能稳定的科学社会形式，一个是民主的，另一个是寡头政治的，两者都需要国家重要的经济控制，但是政治上却大相径庭。民主形式的，教育是大众化的并享有平等的经济机会。而寡头政治形式，政治与经济权力属于以舒适与安全为目标的统治阶级少数，然而大多数将会在武力、宣传、生物化学（如药物）的综合作用下保持沉默。现阶段，猜测哪种形式的科学社会会胜出是不可能的，或者甚至科学是否证实自我毁坏，被新的野蛮所取代都不得而知。日后，科学毫无疑问将再次出现，或许下次，其受害者将显示出比本世纪的拥有者有更多的智慧。
译者简介：刘山鹰（1969―），湖北人，法学博士。曾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今日说法》策划，加拿大《东方时报》主编，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执行研究员。出版有专著《中国的宪政选择——1945年前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第一版）。
（责任编辑：陈合营）
摘要：科学在信仰、战争、生产、人类的思想和机体四个方面发生影响。在信仰方面的影响是首当其冲的，它让人们从宗教的狂热中解脱出来，使人类的能量能够无限放大，它还能够在实践中被检验。科学对战争的影响也许是最重要的影响，迄今为止，军事技术在重要事件中一直是至关重要的因素，现代战争更多地依靠科学。纵观历史，几乎所有的知识和道德促进都与商业紧密相连。不但经济组织，任何组织的壮大都与科学技术有关系。科学最重要的影响是直接作用于人类自己的。科学的社会效应应用于人类取决于政府的形式。对价值评估的任何事情在科学范畴之外。科学使政府意识到，他们的欲望越多，政府就越应该民主。
关键词：科学；信仰；战争；生产；人类
B018
科学对社会机构的影响仅仅是个开始。三百年来，科学不仅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且帮助天文学家研究发现地球上生物的延续有十亿年之久。因此，如若将我研究的课题划分比例的话，第一个百万分之一秒，我会用来研究科学迄今为止的影响，而余下的时间花费在科学对未来的影响上。然而，虽然我做出有些不尽公平的划分，但是同样会力求在研究上述两者时分配时间尽可能同样多。
科学的影响可分为如下四点：（1）信仰；（2）战争；（3）生产；（4）人类的思想与机体。
除了科学在一定程度上对战争的影响外，对信仰的影响应该是上述四点之首。早在查理二世时期，科学便开始认清社会的重要性。风流帝王创建英国皇家学会的作为，当时被称作是对“激情”的一种治愈，换而言之即狂热的宗教信仰。世界上不乏大量的教义战争的经历，而查理二世与他的兄弟不同，不准备遭受教义之苦，他认为科学的思维习惯将使人们对自负与乐于遭受殉难会有所减少。整体而言，他是正确的。当时所有不同的教派变得愈加温和，那些笛卡尔的忠实信徒的耶稣会士与早期耶稣会士相比，对迫害的热衷程度大大降低。英国国教归于平淡并且丧失了赞美之狂热。新教徒未能获得霸权，狂热性迅速减少。在查理二世之前，斯威夫特对宗教战争的讽刺完全是不可能的。这种整体性情绪的改变，科学仅仅是一个因素，但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因为任何人都可以阅读佩皮斯。起初，在法国与在英国，科学有着对人们性情的相同影响。但是对简森·笛卡尔的压制失宠于教会圈子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对于牛顿作为新教革新者斜目而视，结果是科学成就了反对教权的最终革命。拿破仑通过发放养老金化解它，在他统治时期，全社会处处流露进步科学的可辨元素。但是，在法兰西革命时期的第三帝国却是一个例外，他们认为学者无用。少数被驯服的学者以修改巨大的天书谋生，然而绝大数德国科学家们流亡。
科学起初对信仰的影响并非与现在的相同。起初它是发现而不是我们所能感之的有声有色的发明，因为他们反驳先前本应该了解的，减少而不是增加人类应该拥有的大量知识。现如今情况却大为不同，科学不但受到尊重，而且被感之具有一种可信赖的魔力，从而使人类的能量能够无限放大。以前科学融入了传统的沉思的知识概念，现在，科学能够使知识得以设想，因为本质上科学在实践中可以得到检验。
科学对战争的影响时至今日，也许是最重要的影响。历史上不喜欢战争的人易于低估军事技术的重要性，尽管无论何时它在重大事件中一直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伊始，具备知识的人总是向统治者毛遂自荐在战争中他们的知识是多么的重要。相信普鲁塔克所言“阿基米德在雪城的围攻”仍历历在目。莱昂纳多，为了能够在米兰公爵麾下效力，花费大量笔墨说明他在筑城方面的技能。伽利略潜心研究火炮，使他制定出一个炮弹落体的运动轨迹。在法国大革命中，所有脑袋仍在肩膀上的科学家们都狂热地迷恋炸药的制造。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法拉第呼吁战争使用毒气。众所周知，现如今即便最信奉和平主义的物理学家或化学家也几乎无可避免要对战争做出某些贡献。
在每个阶段，战争艺术的改变都会有重要的政治反应。火药的发明摧毁了骑士气概与城堡的险要。在17—18世纪，每个士兵需要比现在拥有更多的技能，那是因为小型专业军队时期，招募他们的君主还没有普遍性的需求。随着对每个士兵技能要求的减少，壮大军队成为可能并尤显重要。就此而言，民众的热情是一个推手，法国大革命的胜利很大程度上源于此。现代战争不仅需要庞大的军队，而且对市政工作者的数量要求也颇多。因此，现代战争若想胜利必须有个政府，这是导致许多政府或多或少民主的主要原因。然而有一种新的进步标志，即胜利取决于科学技能而不是人数，胜利偏爱那些能够成功在敌军阵营散播毒气与细菌的政府，这是科技创造力而不是人力。
追溯以往，新式暴君将会像希腊、罗马、巴格达那样，依赖雇佣兵团伙，但是这些雇佣兵是具有科学知识的人。或迟或早，正如这些历史先例，雇佣兵会无条件地服从暴君并为之效犬马之劳。科学寡头政治的结果是令人乐观或是相反，我不敢断言。 现代战争的困难之一是，将领与海军上将们在政治上的保守派，通过对于其他事项上的保守预期，会导致尤其是在战争技术上固步自封。惠灵顿公爵拒绝步枪革新，英国海军继续致力于木头人战争，而不看重蒸汽，这比他们本应该做的要晚半个世纪之久。美国内战时，指挥战争的主要不是专业人士，就这样指挥这些现代型战舰。假如我能操控一场战争，我会坚持所有的士兵是行家并且将领是国内工程师，我应该完全地管制专业士兵和水手到更低的级别 。
在下一个五十年里，空战在政治上将会起决定性作用。由于飞机三维飞行取代两维飞行，造成了易攻难防；而且海洋的重要性被大为削弱，因为在战争时期，海洋交流不可能保持开放。由于这些原因，如果发生战争，将会比过去更具有破坏性。同样也可以假定接下来的交战双方将会摧毁彼此，倘若任何一个重要国家有意识地保持旁观的话，结果是在最大中立国的管辖下全世界衰落。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世界政府有可能诞生，文明有可能幸存。
现代战争更多地依靠科学，而科学改变如此之快，胜利很有可能更依靠科学技术，而不是任何其他的单一因素。即使是在纯粹的技术层面，在纳粹德国的统治氛围下，科学能长期繁荣几乎是不可能的。现如今德国依然受益于过去时期构建的科学技能。但是，最近的二十多年里，与那些或多或少保持信息自由的国家相比，自从希特勒的介入，知识水平降低将会导致军事效率的损失。人们广泛相信，一个极权主义的政权比一个自由主义的政权更有效率，在我看来，这种存在于路易十四绝对君主专制时期的类似信念，完全是一种妄想。
科学对生产的影响是一个如此老生常谈的话题，以至于我都无话可说，然而，在两方面科学仍未充分发挥其影响。第一，在民族主义的影响下，每个国家都希望尽可能多的经济自给，这通过自然产品的替代合成日益变得可行。人造丝绸是众人熟识的，合成橡胶、合成木材、合成羊毛等将按部就班产生。曾经一度，热带国家生产人们所需的糖、茶和咖啡，但是很有可能是，新的饮料会被温带地区生产出来，广告商则会说服我们，它与茶和咖啡同样爽口。国际商业迅速失去重要性，而且很有可能将来的重要性更轻，除非民族主义失去力量。遗憾的是，纵观历史，几乎所有的知识和道德促进都与商业紧密相连，商业自由化的影响既关系到外国的风俗习惯，又是相互促进的基础。希腊人、意大利复兴、荷兰人、英国人无不把进步归功于商业，日本人则认为他们的落后，两个半世纪的禁止对外贸易难辞其咎。
第二，与食品相关的科学技术很少被采用。如果在英国的小部分土壤上生产全英国所需的食物，就现有的知识而言完全是可行的。我的朋友贝尔纳尔先生说，通过阻止露水蒸发的简单方法，撒哈拉也可以变得肥沃。我想在澳大利亚内陆可以做些什么。在遥远的未来，合成食物是有可能的，这会破坏农业的必要性，从而改变政治与社会生活。
马克思已经弄清楚科学与生产之间的关系，即经济组织的壮大。但是不仅经济组织，任何组织的壮大都与科学技术有关系。事实上，有一个明显的例外，自从大战后，国家开始趋向减少规模胜过增加规模，但是这是由于民族主义而非科学的影响。如果科学可以被操纵而 不加以控制，单一世界政权很快将会产生。
现在，我要提及的是将来科学的所有影响中什么是最重要的，换句话说，什么是直接作用于人类自己的。迄今我们承认人类以欲望和能力作为基准，利用科学更深层次的满足他们的欲望，我们开始理解如何去把人类自己当作一个可以被科学无限修改的产品。一个人的性格是由多种因素形成的：先天性格、饮食、教育、社会环境、社会传统。很显然通过饮食与生物化学疗法，一个人的性格是可以完全被改变的。如果伽利略的消化不良被治愈，他的观念会多么的不同。如果路德未遭受便秘之苦，他将不会对撒旦的作品如此痴迷。从精神上去改造人比从生理上改造人更重要。技术虽不完美，但完全可能期待，在几百年后，一个国家的每个公民在各行各业将会拥有政府所希望他们拥有的想法。教育、媒体、电影院、电台都将被用于这个目的。但是他们不会像将来的那样被高效率使用。甚至在最独裁的国家里，仍然有一个自由主义的传统，那里的年长者仍然记得相对自由的日子，他们可以给他们的孩子灌输怀疑的精神。催眠术仍不完善并且在起步阶段未被充分实施。尽管仪式比不上天主教堂那样有声有色，基督教仍可能对异教提出异议。而且经济环境难以给予人们某种程度的幸福感，这种程度的幸福能够确保他们不会成为造反者。然而，所有这些都是暂时的困难。如果独裁政府长期存在，它又很愿意倾听教育家和广告商的建议，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期待，它可以在不同领域实现一定程度的共识，在过去的历史中没有出现类似一致的情况。
人类的先天部分能够被科学操作，就像他们后天被教育塑造的一样。遗传的法则没有充分地确定优生学完全可靠，但毫无疑问，必要的知识不久将会获得。
与优生学相联系，考虑科学社会的稳定性引起的问题就很自然了，在过去的六十年里，教育与工业化导致任何地方出生率的降低都会达到一定的水平。现在即使没有战争，最文明的国家在半个世纪里也会迅速的降低人口，除非采取一些革命措施来抵消这个倾向，这毫无神秘可言。有些人喜欢孩子，但有这要花费男人们的金钱、女人们的时间，大多数男人和女人喜欢学校的票据和怀孕，甚至少数喜欢大家庭的人也会因费用而望而却步。受教育程度越高越赞同无子女，就越强烈认同有孩子会造成对自我利益的冲突。随着科技的进步，加强教育就变得日益重要。
法国如此温和的举措，采取抑制出生率下降的方法被证明丝毫无用。德国政府通过无知和贫穷来提高人口，但这种办法无法补给统治阶级的数量，迟早会被半开化的奴隶们淹没。为了维持一个科学的社会，集教育与能力的人类补给必须跟上。不完全清楚的是，文明社会是不是值得为此做出必要的牺牲，不仅是金钱还有道德理念。否则，我们现如今的科学文化水平在生物学上就是不稳定，而必须预期给一个简单的社会腾地儿。
如果科学社会幸存，我们可以期待已经开始的道德前景的改变，但很有可能继续前进更远。基督教允许个人的某些权利，我们中的大多数仍认为不应该为公众利益做事。比如，绞死凶手的目的是挫伤谋杀，只要凶手被绞死这种影响就会产生，是否引起“我们是否绞死的是真正凶手抑或其他人”的争议无所谓，只要公众相信我们绞死了人即可，这种观点是如此触目惊心。随着我们继承的基督教伦理的衰变，它可能不再被认为是令人惊悚的统治者了。他们将有一种冒称自己是加尔文主义神的倾向，此神并非受公正指引去在恶棍中进行选择。他们甚至可能在神学的密探中找到一个理由，若神被置于人的位置毫无疑问他同样也会犯罪，这样，他的创造者可能有机会行使正义的美德。加尔文主义心理学归因于上帝，认为绝对的权力缺乏仁慈。不幸的是，正是科学操纵机会的心理学，往往产生独裁国家的统治者，这种心理导致一个无情的伦理。 科学的社会效应应用于人类取决于政府的形式。正如我们所见，科学赋予统治者巨大的权力，毫无民主存在的立锥之地，没有理由认为，统治者会仁慈地使用权力。反之，我们同样可以料想在过去，他们使用权力去巩固统治并使他们的利益最大化，这适用于任何一个不民主的国家，如俄国、德国。另一方面，有民主的地方，与人类相关的科学力量很有可能被应用到公众福利上即为了提高健康、智力、产生幸福的教育。科学力量应用的越多，政府应该民主就变得越重要，因为独裁政府若继续独裁必将导致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的分割。上层社会拥有所有的权力、所有的倡议、智力和奖赏。然而下层社会像民主的动物那样过着一种长此以往辛劳的生活，因为这是一种人为的默许。如此社会在政治上是有可能的，并且可能是稳固的。我认为预计它不占上风的主要原因是，它很可能是在军事效率上逊色于一个自由的社会，但是这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是非常真实的和危险的。
思考科学社会的人易于设想统治者是仁慈的，然而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历史告诉我们，主要是当自我保护主义强迫他们如此时他们才会仁慈，而且并非一如既往。无论如何，仁慈是思维中的一个危险区域，因为它意味着客观的优势，仁慈的统治者将会主观上认为他们想要什么而非实际上他们想要什么，尊重他是他们幸福的必要条件之一，这是一种公理。从而科学赋予的权力操纵会陷入到一种心理学险境，这只能通过政府对公众观点的灵敏反应防御，因为科学使生活变得更有组织性，社会更有机会，必定会增加政府干涉个人生活的程度。因此使政府比它曾经的角色更加重要，暴政的回避更加困难。它往往鼓励操纵前景，这是危险的。科学趋向将神的属性转向神圣的世俗的统治者，并且以前归功于神的大量权力通过科学被放置到人类的手中，结果是中毒的权力，这对明智与稳定性是危险的。发现自变为神的人有骑在马背上的乞丐心理，谦逊消失了却不乏慧心。
乔德教授近期说（《新政治家》，1937年10月2日）：科学占主导地位，人们开始相信对原因的理解将使他们改变结果，至少人类目前相关的信念是一个妄想。理解一个人为什么妒忌、坏脾气、虐待狂并不能预防他们妒忌、坏脾气和虐待狂，男人和女人不是因为知道更多被拯救，而是通过变得具有美德被拯救。不幸的是，美德这种产品的配方仍是未知数。
这仅是部分实情。若给美德下定义，或许不只现在的科学家，也许以前的科学家将会给你其他人如何表现美德的配方，他也会同样给你瑕疵的配方。科学家不能做的是对美德与瑕疵下定义，对价值评估的任何事情在科学范畴之外。科学赋予的权力没有一个评估价值的权力，假使科学赋予了这样的权力，如果没有对价值的恰当好处的评估，权力将会被用来产生坏效应。但是什么是一个“恰至好处”的评估价值呢？什么是“坏效应”呢？我可能说一个“恰到好处”的评估是我的评估，“坏效应”的评估是我不喜欢的评估。可以从民主的角度看评估价值，所有的人都被同等计算；或者我们可以采用一个被少数贵族青睐的观点，只有少数人被计算在内。我不知道任何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可以证明民主的路是正确的。但是作为一个政治事情，很显然贵族观点一定包含无限期的纷争，因为没人乐意承认他属于人类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如若贵族的观点是大众化的，它可能导致大多数追随者的消失。除非你确信你不属于大多数，你采用它会是失策，但是此种争执是在科学境界之外的。
结论是相对简单的。科学大大地增加了意识到自己欲望的政府的权力。如果权力在少数人手中，科学能使少数人意识到它的欲望。如果它在大多数人手中，它将会赋予大多数人同样的权力。权力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被用来增加全社会的利益是不可能的，因为所有的经验显示，寡头们除非在忌惮的影响下才趋向忽视他们的主观利益。因此，科学使政府意识到，他们的欲望越多，政府就越应该民主，这变得更至关重要。
另一种情况，科学与社会机构相联系的改变的比率是应该提及的。迄今，自从科学影响日常生活开始，已经不断增加改变的速率，而且有时很有可能无限期的继续。我本人认为并非如此。历史上曾有几个快速进步时期，穿插在长期停滞或倒退时期之中。当农业被发明，早期埃及与巴比伦、古希腊时代、文艺复兴至今，在这些不同时期，人类种族的进步迅速。但是进步是例外，停滞是定律。我怀疑科学能否永久改变这个问题，在我们经历的革命风潮之后，将会实现一些新的稳定性，科学将会停止产生。在恐怖时代的背景下，可以预计由于战争的破坏性越来越强，加速了一个世界政府建立。很有可能更多的关注是稳定性而非其他任何事情，也可以假定，出于军事考虑和加强政府本身的稳固性，工作将在保守估计世界人口的前景上进行。
假使危险的战争不会来临，如果实施经济竞争，将不会有目前的对新发明的相同的实际刺激，世界会在安东尼的罗马时代安居下来。毫无疑问，如此万马齐喑绝不会持续长久，但很容易想象它会持续很长时间。或者，如果没有世界政府，战争会降低文明的水平，以至于人类将不能掌握我们这个时代的科技，像在黑暗时代，他们会无知敬畏的回顾过去。但我不能相信经过十亿年，詹姆斯·吉思斯公爵允许我们将要继续过去几百年来科学改变的比率，迟早人类需要休养生息时期，但我怀疑我们中的任何人能否活到那个时期。
试图预言科学社会未来，我们相遇了。我曾试图列举怀疑稳定性的两个原因。第一是战争，第二是出生率的下降。除非大战被阻止，人类不能有科学幸存下来。同样很显然，战争只有通过单一世界性的政权通过武力垄断阻止。至于出生率的下降，仅能通过财政失去吸引力和道德信念的大量冲击来度量。这些不稳定性的根源能被消除令人怀疑，但是如果他们被 消除，仍有两种可能稳定的科学社会形式，一个是民主的，另一个是寡头政治的，两者都需要国家重要的经济控制，但是政治上却大相径庭。民主形式的，教育是大众化的并享有平等的经济机会。而寡头政治形式，政治与经济权力属于以舒适与安全为目标的统治阶级少数，然而大多数将会在武力、宣传、生物化学（如药物）的综合作用下保持沉默。现阶段，猜测哪种形式的科学社会会胜出是不可能的，或者甚至科学是否证实自我毁坏，被新的野蛮所取代都不得而知。日后，科学毫无疑问将再次出现，或许下次，其受害者将显示出比本世纪的拥有者有更多的智慧。
译者简介：刘山鹰（1969―），湖北人，法学博士。曾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今日说法》策划，加拿大《东方时报》主编，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执行研究员。出版有专著《中国的宪政选择——1945年前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第一版）。
（责任编辑：陈合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