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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运用2010年世界74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指标数据，建立民生支出规模的世界一般规律模型，作为评判民生支出规模是否适度的标准。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数据计算中国在现阶段应该提供的民生支出规模，并对中国未来几年的民生支出需求规模进行预测。依此从国际比较的视角判断并建议。应该采取将改善民生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变革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等政策措施来解决民生支出规模不足的问题。
关键词：民生支出；规模适度性；模型；需求预测
中图分类号：F812.45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与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相比，民生领域的改善却相对缓慢，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住房等民生问题凸显。这引起了百姓、政府和学术界的共同关注。保障和改善民生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也成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改革公共财政的重要内容。对于严峻的民生问题，大多数人认为是由于政府在民生领域支出规模不足，而个人承担的改革成本过高造成的。我国民生投入是否不足？投入不足是不是民生领域存在问题的原因？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判断标准，即我国政府民生支出规模应该为多大，确定了这一标准之后，才能判断中国现有的民生支出规模是否合理。
民生支出是公共财政支出的一项重要内容。到目前为止，对中国公共财政支出规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中国公共财政支出规模增长趋势的研究，如赵志耘（1998）根据财政支出增长规律理论，分析中国财政支出规模走势并判断这种变化趋势的不合理性。[1] 二是对中国公共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6）认为中国出现了增长失衡，这种失衡表现为以国富与民生关系失衡为本质特征，而与民生状况直接相关的社会性支出的不足是导致增长失衡的重要原因；[2]吴健雄（2003）则从公共支出规模和结构的角度分别研究了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效应。[3]三是对中国公共财政支出规模不足原因的研究，如王永钦等（2007）和傅勇（2007）从中国财政分权的角度考察了中国公共服务规模不足的内在原因。[4]、[5]四是对中国公共财政支出规模影响因素的研究，例如梅芸（2010）根据财政支出增长理论对我国民生支出规模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6]五是对中国公共财政支出国际比较的研究，如孙晓峰（2001）分析了各国政府财政在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方面支出结构的差异。[7]六是关于公共服务规模标准的研究，例如王伟同（2011）建立公共服务规模绩效评价指标，最终对我国公共服务规模绩效进行评价并分析其影响因素。[8]
通过以上文献，可以发现目前尚没有对政府民生支出规模适度性或合理性进行研究。要客观评价中国的民生支出规模情况，最为紧迫的是建立一个评价标准。在公共支出不断增长的趋势下，众多学者对其增长趋势做出解释。这些理论主要有：瓦格纳（A.Wagner）的政府活动扩张理论、皮科克（Peacock）和魏斯曼（Wiseman）的梯度渐进增长理论、马斯格雷夫（Musgrave）和罗斯托（Rostow）的发展阶段增长理论、鲍莫尔（W.J.Baumol）的非均衡增长理论及尼斯卡宁（W.A.Niskanen）的官僚垄断理论。根据这些理论，尤其是马斯格雷夫和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论”，[9]我们认为民生支出规模应该与一个国家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以及政府的财政能力相适应。本文中，根据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能力确定出世界民生支出规模供给一般规律，在此规律下可以判断出我国理应提供的民生支出规模，即民生支出规模理论值，将其与现实值进行比较，形成我们评价民生保障支出规模适度性的指标——民生支出规模绩效，从而对我国民生支出规模的适度性进行评价。
二、民生支出规模一般规律模型分析
我们采用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WDI）中的相关统计数据作为比较的依据，该数据是最全、最新，且具有可比性的关于全球发展的统计数据。我们选择2010年的74个国家和地区为样本，一方面是该时间和样本的数据较为齐全，另一方面样本涵盖面广泛，既包含高收入、上中等收入和下中等收入、低收入的国家，也包括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转轨国家等所有经济体的国家样本。横截面上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民生支出规模及其影响因素，能够反映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民生支出规模的一般变动规律。
目前学术界关于民生的内涵和外延的认识没有统一，因而关于财政民生支出统计口径和项目也没有明确标准。在本文中，由于数据限制以及为了保证国家间的可比性，民生支出仅包含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两项指标。我们以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支出占GDP的比重（PLE）反映民生支出相对规模，以人均国民收入（GNIP）反映经济发展水平，以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REV）反映政府财政能力。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与民生支出规模之间是非线性关系，因此我们对人均国民收入变量作对数处理。样本数据总的情况见表1。
样本国家或地区2010年的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为9.90%，其中最高的是莱索托达到21.43%，而最低的是斯里兰卡仅为3.38%。经济发展水平（人均国民收入的对数）平均为8.43，最高的是日本达到了10.62，最低的是刚果仅为4.58。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平均为26.01%，最高的是莱索托为65.19%，最低的是利比亚仅为0.37%。样本容量比较大，包括了世界主要国家或地区，并且在民生支出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及政府财政能力方面都既存在差异，又具有一定的数量联系，因此能够为我们寻找民生支出规模一般规律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持。
根据民生支出与经济发展阶段及政府财政能力相适应的思路，我们把回归分析模型设为：
PLE=α+β1 LnGNIP+β2 REV+ε
模型假定影响民生支出的其因素相互独立，并且这些因素在这里并不影响民生支出规模的理论值。为了避免截面数据产生的异方差问题，我们使用加权最小二乘法（WLS）对模型进行估计，结果如下： PLE=-7.8683+1.5850 LnGNIP+0.1561 REV
（-3.5922）（6.6476） （5.4558）
R2 =0.8705 F=49.5624 D.W.=2.1024
从结果可以看出，模型的回归效果很好，两个影响因素的系数估计值皆为正数，符合我们的预期，并且各个变量都在较理想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F统计量相应的概率非常小，说明方程整体上是显著的；拟合优度为0.8705，表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收入能力对民生支出水平有相当高的解释力，这也表明我们选择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能力两个指标作为民生支出规模影响因素是准确的。具体来看，世界各国发展一般特征表明，经济发展（人均国民收入的对数）每提高一个水平，民生支出占GDP的比重相应提高1.5850个百分点；而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则民生支出占GDP的比重相应提升0.1561个百分点。国际民生支出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能力之间的联动关系，可以作为我们评价中国民生支出合理性的标准。
三、中国民生支出规模适度性的判断
得到民生支出规模的世界一般规律模型后，便可带入中国数据，计算中国民生支出规模的理论值，并与中国现实的民生支出规模进行比较，评判中国民生支出规模的适度性。表2给出了中国在1978-2010年间的国民收入和财政收入数据。
从表2中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得到提升。人均国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从1978年的165.05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2416.18美元，提高了近15倍；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由1978年的31.06%，迅速降到了1995年的10.27%，而后随着分税制改革，财政收入快速增长，到2010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达到20.71%。
根据我们的研究思路，将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收入比重数据代入民生支出规模经验模型，则可以得到在当年经济和财政水平下中国民生支出规模的理论值或标准值。将中国民生支出规模的实际值与理论值进行比较就可以对民生支出规模适度性作出判断。表3给出了规模绩效的计算结果。
将民生支出规模的实际值与理论值相减，结果为正值，则说明现实支出规模超过了应该支出的规模，因而为规模有效；相反，当结果为负值，表明现实支出规模少于应该支出的规模，因而是规模无效的。差值越小说明民生支出规模绩效越高。表中的规模绩效ρ是民生支出规模的实际值与理论值之比，可以作为民生支出规模适度性的评价指标，这一指标越大说明我国民生支出规模绩效越高，民生支出规模适度性越好，反之亦然。
从表3的结果看，中国民生支出规模现实值与理论值一直存在差距，民生支出水平低于世界一般水平，且中国民生支出规模适度性一直较差。在1978年之后差值有小幅度下降，但在1994年以前较平稳，1994年之后现实值与理论值之间的差距逐年加大，到2007年达到3.66个百分点，之后差值又有所下降。根据民生支出规模绩效指标来看，1978-2010年中这一指标值没有超过100%，说明在这些年民生支出规模一直没有达到与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水平。民生支出规模绩效在1982年达到93.5%之后，逐年下降直到2008年后开始回升。这一回升现象是近年来中国政府开始关注民生，加大民生财政投入的直接体现。
图1则是以趋势图的形式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民生支出规模的理论要求、现实状况以及规模绩效的变动情况直观地表现出来。从图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中国民生投入一直没有达到应有的规模。1978-1982年间民生支出规模绩效上升，1983-1992年间民生支出规模绩效有所下降，1993-2007年间民生支出规模绩效持续下降，2008年以后民生支出规模绩效则逐步回升。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是不断提高的，但财政能力变化较大。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政府拥有了更多的财力，但从现实支出数据来看，政府并没有尽其能力增加民生支出。2008年之后民生支出大幅增加，规模绩效呈提升态势。尽管近些年来政府加大对民生领域的投入力度，但是与民生发展的需要和财政增长的能力相比，民生投入还远远不够，民生支出规模适度性仍然较低，民生支出规模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四、未来中国民生支出规模需求预测
根据以上分析，民生支出绩效指标所反映的情况与我国的实际情况吻合，说明我们所建立的民生支出规模一般规律模型在中国是适用的。一个国家的民生支出规模要与该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根据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状况，通过这一模型，我们可以对我国2011-2020年政府民生支出规模需求进行预测。
对民生支出规模需求的计算，需要知道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一国的财政收入能力，在这里我们用人均GDP（人均GDP=GDP/人口数[1]）以及财政收入[2]112占GDP的比重来分别表示这两个指标。则2011-2020年政府民生支出规模情况见表4。
观察表4中的数据，我们可以发现，人均GDP、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民生支出占GDP的比重在这几年间同样延续着增长的趋势。表中民生支出规模占GDP的比重不断增长，说明中国在未来这几年中对民生支出的需求不断加强，但根据前面民生支出规模绩效的实证研究结果可知，我国目前实际的民生支出占GDP的比重仅占理论值的60%不到，仍处于民生支出规模不足的情况，而且，我们可以预测，在未来几年间这种规模无效的情况是不会改变的。因此，在中国民生支出目前的水平和未来的趋势下，解决民生支出规模不足的问题是当务之急和长期任务。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中我们根据国际统计数据，建立民生支出规模一般规律模型，以此评析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民生支出规模适度性。我们的研究表明，中国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来民生支出规模绩效水平有先呈现短暂上升然后长期下滑，并在近年来升高的态势。这表明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并没有很好地依据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状况，相应提供合理的民生支出规模，民生支出规模不足。 从国际比较的视角我们看出，中国民生支出规模适度性较差，即民生支出规模与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并不相适应，中国民生支出规模一直存在不足，并且通过预测我们看到随着经济继续发展与财政能力的提升，我国民生支出规模需求也进一步提高。要满足需求的不断提高，我们迫切需要找到解决民生支出规模不足的政策措施，而且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未来几年中，民生支出规模需求持续增长。在这样的期待之下，我们需要找到解决对策，使政府在民生领域的支出规模达到预期的效果。在这里，我们提出三点政策建议：第一，经济发展要以改善民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改善民生为目的和归宿，发展是为了民生，只有这样，最终才能使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第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一方面积极压缩一般性事务支出，将更多资金用于民生领域，提高民生支出的比重；另一方面完善转移支付体系，缩小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差距，并逐步推进民生保障标准的提高。第三，变革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逐步将改善民生纳入政府政绩考核体制。总之，提供与经济发展水平和财力状况匹配的民生支出是我们彻底解决当前民生支出规模不足的关键。
注释：
①表中“人均国民收入（美元）”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网站http：//www.worldbank.org.cn/；“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②表中民生支出的实际值来自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教育和医疗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参考文献：
[1]方建卫.人口预测方法的研究及改进——以中国人口总数及人口结构预测为例[D].成都：成都理工大学，2008.
[2]崔志坤，朱秀变.中国近期及中期财政收入预测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0，（11）.
[3]赵志耘.论财政支出规模的增长趋势[J].财贸经济，1998，（12）.
[4]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增长失衡与政府责任——基于社会性支出角度的分析[J].经济研究，2006，（10）.
[5]吴健雄.公共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D].长沙：湖南大学，2003.
[6]王永钦，张晏，章元等.中国的大国发展道路——论分权式改革的得失[J].经济研究.2007，（l）.
[7]傅勇，张晏.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J].管理世界.2007，（3）.
[8]梅芸.影响财政性民生支出规模的因素分析[J].学术纵横，2010，（1）.
[9]孙晓峰.财政支出结构的国际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J].辽宁财专学报，2001，（15）.
[10]王伟同.公共服务绩效优化与民生改善机制研究——模型构建与经验分析[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
[11]朱柏铭.公共经济学理论与应用[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作者简介：袁国敏（1963-），男，辽宁普兰店人，经济学博士（后），南京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从事劳动与社会保障、经济统计研究。
许可（1991-），女，江苏常州人，南京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张晓琳（1988-），女，山东威海人，南京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中国民生保障评估与对策研究”（项目批准号：11YJA840028）；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
关键词：民生支出；规模适度性；模型；需求预测
中图分类号：F812.45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与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相比，民生领域的改善却相对缓慢，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住房等民生问题凸显。这引起了百姓、政府和学术界的共同关注。保障和改善民生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也成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改革公共财政的重要内容。对于严峻的民生问题，大多数人认为是由于政府在民生领域支出规模不足，而个人承担的改革成本过高造成的。我国民生投入是否不足？投入不足是不是民生领域存在问题的原因？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判断标准，即我国政府民生支出规模应该为多大，确定了这一标准之后，才能判断中国现有的民生支出规模是否合理。
民生支出是公共财政支出的一项重要内容。到目前为止，对中国公共财政支出规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中国公共财政支出规模增长趋势的研究，如赵志耘（1998）根据财政支出增长规律理论，分析中国财政支出规模走势并判断这种变化趋势的不合理性。[1] 二是对中国公共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6）认为中国出现了增长失衡，这种失衡表现为以国富与民生关系失衡为本质特征，而与民生状况直接相关的社会性支出的不足是导致增长失衡的重要原因；[2]吴健雄（2003）则从公共支出规模和结构的角度分别研究了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效应。[3]三是对中国公共财政支出规模不足原因的研究，如王永钦等（2007）和傅勇（2007）从中国财政分权的角度考察了中国公共服务规模不足的内在原因。[4]、[5]四是对中国公共财政支出规模影响因素的研究，例如梅芸（2010）根据财政支出增长理论对我国民生支出规模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6]五是对中国公共财政支出国际比较的研究，如孙晓峰（2001）分析了各国政府财政在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方面支出结构的差异。[7]六是关于公共服务规模标准的研究，例如王伟同（2011）建立公共服务规模绩效评价指标，最终对我国公共服务规模绩效进行评价并分析其影响因素。[8]
通过以上文献，可以发现目前尚没有对政府民生支出规模适度性或合理性进行研究。要客观评价中国的民生支出规模情况，最为紧迫的是建立一个评价标准。在公共支出不断增长的趋势下，众多学者对其增长趋势做出解释。这些理论主要有：瓦格纳（A.Wagner）的政府活动扩张理论、皮科克（Peacock）和魏斯曼（Wiseman）的梯度渐进增长理论、马斯格雷夫（Musgrave）和罗斯托（Rostow）的发展阶段增长理论、鲍莫尔（W.J.Baumol）的非均衡增长理论及尼斯卡宁（W.A.Niskanen）的官僚垄断理论。根据这些理论，尤其是马斯格雷夫和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论”，[9]我们认为民生支出规模应该与一个国家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以及政府的财政能力相适应。本文中，根据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能力确定出世界民生支出规模供给一般规律，在此规律下可以判断出我国理应提供的民生支出规模，即民生支出规模理论值，将其与现实值进行比较，形成我们评价民生保障支出规模适度性的指标——民生支出规模绩效，从而对我国民生支出规模的适度性进行评价。
二、民生支出规模一般规律模型分析
我们采用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WDI）中的相关统计数据作为比较的依据，该数据是最全、最新，且具有可比性的关于全球发展的统计数据。我们选择2010年的74个国家和地区为样本，一方面是该时间和样本的数据较为齐全，另一方面样本涵盖面广泛，既包含高收入、上中等收入和下中等收入、低收入的国家，也包括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转轨国家等所有经济体的国家样本。横截面上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民生支出规模及其影响因素，能够反映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民生支出规模的一般变动规律。
目前学术界关于民生的内涵和外延的认识没有统一，因而关于财政民生支出统计口径和项目也没有明确标准。在本文中，由于数据限制以及为了保证国家间的可比性，民生支出仅包含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两项指标。我们以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支出占GDP的比重（PLE）反映民生支出相对规模，以人均国民收入（GNIP）反映经济发展水平，以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REV）反映政府财政能力。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与民生支出规模之间是非线性关系，因此我们对人均国民收入变量作对数处理。样本数据总的情况见表1。
样本国家或地区2010年的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为9.90%，其中最高的是莱索托达到21.43%，而最低的是斯里兰卡仅为3.38%。经济发展水平（人均国民收入的对数）平均为8.43，最高的是日本达到了10.62，最低的是刚果仅为4.58。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平均为26.01%，最高的是莱索托为65.19%，最低的是利比亚仅为0.37%。样本容量比较大，包括了世界主要国家或地区，并且在民生支出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及政府财政能力方面都既存在差异，又具有一定的数量联系，因此能够为我们寻找民生支出规模一般规律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持。
根据民生支出与经济发展阶段及政府财政能力相适应的思路，我们把回归分析模型设为：
PLE=α+β1 LnGNIP+β2 REV+ε
模型假定影响民生支出的其因素相互独立，并且这些因素在这里并不影响民生支出规模的理论值。为了避免截面数据产生的异方差问题，我们使用加权最小二乘法（WLS）对模型进行估计，结果如下： PLE=-7.8683+1.5850 LnGNIP+0.1561 REV
（-3.5922）（6.6476） （5.4558）
R2 =0.8705 F=49.5624 D.W.=2.1024
从结果可以看出，模型的回归效果很好，两个影响因素的系数估计值皆为正数，符合我们的预期，并且各个变量都在较理想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F统计量相应的概率非常小，说明方程整体上是显著的；拟合优度为0.8705，表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收入能力对民生支出水平有相当高的解释力，这也表明我们选择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能力两个指标作为民生支出规模影响因素是准确的。具体来看，世界各国发展一般特征表明，经济发展（人均国民收入的对数）每提高一个水平，民生支出占GDP的比重相应提高1.5850个百分点；而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则民生支出占GDP的比重相应提升0.1561个百分点。国际民生支出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能力之间的联动关系，可以作为我们评价中国民生支出合理性的标准。
三、中国民生支出规模适度性的判断
得到民生支出规模的世界一般规律模型后，便可带入中国数据，计算中国民生支出规模的理论值，并与中国现实的民生支出规模进行比较，评判中国民生支出规模的适度性。表2给出了中国在1978-2010年间的国民收入和财政收入数据。
从表2中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得到提升。人均国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从1978年的165.05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2416.18美元，提高了近15倍；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由1978年的31.06%，迅速降到了1995年的10.27%，而后随着分税制改革，财政收入快速增长，到2010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达到20.71%。
根据我们的研究思路，将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收入比重数据代入民生支出规模经验模型，则可以得到在当年经济和财政水平下中国民生支出规模的理论值或标准值。将中国民生支出规模的实际值与理论值进行比较就可以对民生支出规模适度性作出判断。表3给出了规模绩效的计算结果。
将民生支出规模的实际值与理论值相减，结果为正值，则说明现实支出规模超过了应该支出的规模，因而为规模有效；相反，当结果为负值，表明现实支出规模少于应该支出的规模，因而是规模无效的。差值越小说明民生支出规模绩效越高。表中的规模绩效ρ是民生支出规模的实际值与理论值之比，可以作为民生支出规模适度性的评价指标，这一指标越大说明我国民生支出规模绩效越高，民生支出规模适度性越好，反之亦然。
从表3的结果看，中国民生支出规模现实值与理论值一直存在差距，民生支出水平低于世界一般水平，且中国民生支出规模适度性一直较差。在1978年之后差值有小幅度下降，但在1994年以前较平稳，1994年之后现实值与理论值之间的差距逐年加大，到2007年达到3.66个百分点，之后差值又有所下降。根据民生支出规模绩效指标来看，1978-2010年中这一指标值没有超过100%，说明在这些年民生支出规模一直没有达到与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水平。民生支出规模绩效在1982年达到93.5%之后，逐年下降直到2008年后开始回升。这一回升现象是近年来中国政府开始关注民生，加大民生财政投入的直接体现。
图1则是以趋势图的形式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民生支出规模的理论要求、现实状况以及规模绩效的变动情况直观地表现出来。从图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中国民生投入一直没有达到应有的规模。1978-1982年间民生支出规模绩效上升，1983-1992年间民生支出规模绩效有所下降，1993-2007年间民生支出规模绩效持续下降，2008年以后民生支出规模绩效则逐步回升。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是不断提高的，但财政能力变化较大。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政府拥有了更多的财力，但从现实支出数据来看，政府并没有尽其能力增加民生支出。2008年之后民生支出大幅增加，规模绩效呈提升态势。尽管近些年来政府加大对民生领域的投入力度，但是与民生发展的需要和财政增长的能力相比，民生投入还远远不够，民生支出规模适度性仍然较低，民生支出规模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四、未来中国民生支出规模需求预测
根据以上分析，民生支出绩效指标所反映的情况与我国的实际情况吻合，说明我们所建立的民生支出规模一般规律模型在中国是适用的。一个国家的民生支出规模要与该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根据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状况，通过这一模型，我们可以对我国2011-2020年政府民生支出规模需求进行预测。
对民生支出规模需求的计算，需要知道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一国的财政收入能力，在这里我们用人均GDP（人均GDP=GDP/人口数[1]）以及财政收入[2]112占GDP的比重来分别表示这两个指标。则2011-2020年政府民生支出规模情况见表4。
观察表4中的数据，我们可以发现，人均GDP、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民生支出占GDP的比重在这几年间同样延续着增长的趋势。表中民生支出规模占GDP的比重不断增长，说明中国在未来这几年中对民生支出的需求不断加强，但根据前面民生支出规模绩效的实证研究结果可知，我国目前实际的民生支出占GDP的比重仅占理论值的60%不到，仍处于民生支出规模不足的情况，而且，我们可以预测，在未来几年间这种规模无效的情况是不会改变的。因此，在中国民生支出目前的水平和未来的趋势下，解决民生支出规模不足的问题是当务之急和长期任务。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中我们根据国际统计数据，建立民生支出规模一般规律模型，以此评析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民生支出规模适度性。我们的研究表明，中国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来民生支出规模绩效水平有先呈现短暂上升然后长期下滑，并在近年来升高的态势。这表明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并没有很好地依据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状况，相应提供合理的民生支出规模，民生支出规模不足。 从国际比较的视角我们看出，中国民生支出规模适度性较差，即民生支出规模与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并不相适应，中国民生支出规模一直存在不足，并且通过预测我们看到随着经济继续发展与财政能力的提升，我国民生支出规模需求也进一步提高。要满足需求的不断提高，我们迫切需要找到解决民生支出规模不足的政策措施，而且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未来几年中，民生支出规模需求持续增长。在这样的期待之下，我们需要找到解决对策，使政府在民生领域的支出规模达到预期的效果。在这里，我们提出三点政策建议：第一，经济发展要以改善民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改善民生为目的和归宿，发展是为了民生，只有这样，最终才能使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第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一方面积极压缩一般性事务支出，将更多资金用于民生领域，提高民生支出的比重；另一方面完善转移支付体系，缩小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差距，并逐步推进民生保障标准的提高。第三，变革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逐步将改善民生纳入政府政绩考核体制。总之，提供与经济发展水平和财力状况匹配的民生支出是我们彻底解决当前民生支出规模不足的关键。
注释：
①表中“人均国民收入（美元）”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网站http：//www.worldbank.org.cn/；“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②表中民生支出的实际值来自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教育和医疗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参考文献：
[1]方建卫.人口预测方法的研究及改进——以中国人口总数及人口结构预测为例[D].成都：成都理工大学，2008.
[2]崔志坤，朱秀变.中国近期及中期财政收入预测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0，（11）.
[3]赵志耘.论财政支出规模的增长趋势[J].财贸经济，1998，（12）.
[4]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增长失衡与政府责任——基于社会性支出角度的分析[J].经济研究，2006，（10）.
[5]吴健雄.公共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D].长沙：湖南大学，2003.
[6]王永钦，张晏，章元等.中国的大国发展道路——论分权式改革的得失[J].经济研究.2007，（l）.
[7]傅勇，张晏.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J].管理世界.2007，（3）.
[8]梅芸.影响财政性民生支出规模的因素分析[J].学术纵横，2010，（1）.
[9]孙晓峰.财政支出结构的国际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J].辽宁财专学报，20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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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袁国敏（1963-），男，辽宁普兰店人，经济学博士（后），南京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从事劳动与社会保障、经济统计研究。
许可（1991-），女，江苏常州人，南京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张晓琳（1988-），女，山东威海人，南京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中国民生保障评估与对策研究”（项目批准号：11YJA840028）；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