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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张金梅教授的《<春秋>笔法与中国文论》是一部颇为厚重的学术著作。作者从该书题目到全书论述都以“中国文论”替代“中国古代文论”这一习惯用法，从而使该书对传统文论的研究具有了强烈的当代意识。著作注重对中国文论“形式”的研究，对中国文论“形式研究”方面所做的探索是这部著作尤其值得称道者。研究“形式”而不止于“形式”是这部著作所展开的研究令人感觉深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这些都是此后“形式”研究者应该借鉴的。
关键词：中国文论；形式；研究；推进
张金梅教授将其著作《<春秋>笔法与中国文论》惠赠与我已有多日，自己一直因忙于杂务而无暇仔细拜读，只能利用零散时间就自己感兴趣的问题选读了若干章节，其余部分则大多只是泛泛而读。因此，本文所谈之感想，只是就自己所读章节有感而发。
不过，就目前我所阅读的章节来看，已然可以深切感受到，张金梅教授的这部著作无疑是一部颇为厚重的学术成果。说其“厚重”，可以从两方面观之。其一从外形上看，此书确实既厚且重，全书洋洋洒洒近45万言，页码达到400有余，拿在手中沉甸甸，从其厚度不难理解到作者为此书付出了多大努力和多少心血。其二从内容上看，此书更能给人一种学术上的厚重感，正如曹顺庆先生为此书所作序言中所说，其“在选题上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在观点上也有一定的创新之处”，“视野开阔，涉及面甚广”，“体现出作者相当厚实的学术功底”。从我自己的阅读感受来说，我想读到这部书的人一定都会和曹先生有同感。从该书中的部分成果分别发表于《文学遗产》、《思想战线》、《社会科学战线》、《社会科学研究》、《江汉论坛》等重要期刊，以及获得第七届湖北省社科优秀成果奖的结果来看，上述评价显然并不为过。
不过，我读这部书时感触最深的却并不是该书的“厚重”特征，而是在“形式”这一关键词上。读《<春秋>笔法与中国文论》一书之所以深受“形式”一词触动，原因有三：
其一是为这部书自身之形式所触动。该书很显然是一部典型的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著作，但作者从该书之题目到全书之论述都以“中国文论”这一概念替代“中国古代文论”这一习惯用法，从而使该书对传统文论的研究具有了强烈的当代意识。此话怎讲？记得十年前胡晓明先生曾发表《中国文论的正名》一文倡导以“中国文论”之名取代“中国古代文论”一名，“中国哲学，中国宗教学，中国音乐，中国绘画，似乎都不须加上‘古代’二字，即可明了其研究对象，为什么独独中国文论要加‘古代’二字，来强调它的传统性呢？”“中国哲学、中国音乐等都没有这个‘古代’二字，十分正常活跃地参与当代中国文化的建构实践，而文论却因为‘古代’二字，反而画地为牢，平添出许多周折。设想如果当初就叫‘中国文论’，还会有人再谈什么‘转换’么？”[1]将“中国古代文论”正名为“中国文论”更多强调的是文论研究的当下性，而非仅将古代文论视为古董来考据与玩味，“中国文论”所替代的显然不仅仅是“中国古代文论”这一名称，它更多追寻的是中国文论主体性在当代的彰显。因此，胡晓明先生将这一趋向称为“去西方中心主义”[1]，这一趋向也正是近二十年以来一批古代文论研究者努力的方向，例如书籍有王运熙主编之《中国文论选》，期刊有张伯伟主编之《中国诗学》，会议有复旦大学的“中国文论”国际研讨会，文章则有陈伯海的《从古代文论到中国文论》等等，而西方学者宇文所安的《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似乎为“正名”运动发出了来自境外的有力声援。这一“正名”运动所隐含的是一批学者在当代文论建设中对中国文论主体性的追求。
张金梅教授的这部著作也充满着“正名”意识，正如作者在该书绪论中所言，这是“一种自觉的学科发展意识”，“是学科发展的必然潮流”。作者在这部书中所表现出的这种自觉意识使该书在研究传统文论的过程中充满着当下意识，从而使其研究具有了开阔的视野及其探索精神。作者在研究过程中并不仅仅停留于对具体对象的分析与阐释，而是非常注重“《春秋》笔法”在中国阐释学、中国文论话语、中国文学批评以及中国文化心理等的特征形成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其对当下文化建设可以发挥的作用。如作者在第六章便专门论述了“《春秋》笔法”对当代文学精神、新闻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建构可发挥的作用。在谈“《春秋》笔法”与新闻精神关系时作者指出：“无论从理论基础和报导策略还是从近代以来的报导理论与实践看，客观报导都与《春秋》笔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已经深深融入了《春秋》笔法而不自觉。因此我们当今的新闻报导应充分利用新闻文体靠客观事实说话而不直接表露作者立场和意见的基本特征，即‘用事实说话’，继续秉承《春秋》笔法的传统，将其发扬光大。”[2]377在谈“《春秋》笔法”与人文精神时作者还指出，《春秋》笔法作为文化话语，“在中国现当代政治斗争、广告策划、日常生活中也产生了深远影响，逐渐演变为中国人的一种攻击方式、话语方式和心理欲求乃至生存艺术”。[2]383所论新颖独特、所析透彻入理。这一研究理路是传统文论研究领域尤其值得大力提倡的，这一正名意识也正是这部著作具有较明显创新性的一个重要基础。
其二是为这部书注重对中国文论“形式”的研究而触动。“形式研究”在中国文论之现代研究百年历程中一直重视不够。长期以来，对传统文论的研究从整体上看较偏重思想、观念、范畴、概念等内容层面的阐释，而较忽略批评文体、批评风格、批评语言、批评方法等形式层面的研究，引用李建中先生的话来说，便是过去研究过于重视“说什么”的研究，而较忽略“怎么说”的研究。[3]因此，“形式研究”恰是当前中国文论研究领域有待进一步推进的重要方向，正如李建中先生所言：“中国文论的‘说什么’（言说内容）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心，这方面的过度研究因其对‘怎么说’（言说方法）的忽略而造成中国文论现代转型的困难。中国文论自身一向有重视‘怎么说’的传统，这一传统的文化根荄是自周秦诸子以来的诗性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中国文论的‘怎么说’具有厚重的历史底蕴和超越时空的生命活力，既可支撑中国文论的现代转换，亦可针砭中国文论的流行病症。”[3]因此，新世纪以来，与“怎么说”相关联的中国文论“形式研究”已逐渐开始为一些学者所重视，如一些学者已然开始关注中国文论诗性言说方式、中国文论批评文体特征、中国文论批评语言特色等问题的研究。张金梅教授的这部著作在中国文论“形式研究”方面所做的探索，我觉得是尤其值得称道者。 在《<春秋>笔法与中国文论》一书中，作者以“春秋笔法”这一言说形式作为研究的主要线索，广泛而深入地探讨了这一言说方式对中国文论话语言说方式、话语解读方式以及意义建构方式的深刻影响，作者认为，“《春秋》笔法”对中国文论形式之特征的形成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作者在第四章便深入探讨了“《春秋》五例”对中国文论话语的影响。在这一章中作者首先指出“《春秋》五例”与“赋比兴”有着密切联系，认为“赋比兴作为中国文论话语的言说方式，虽与《春秋》五例不存在渊源有自的关系，但中国文论对赋比兴的提倡却不同层面、不同程度地与《春秋》五例相融相通”。[2]260作者通过详细论证，指出“赋”之“直铺陈”与《春秋》之“尽而不汙”相融相通，“比兴”与《春秋》之“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的内在一致性。其次还指出“《春秋》五例”之“尚简用晦”的特点影响到中国文论话语崇尚简约含蓄的特征，“《春秋》五例”之“微而显”和“婉而成章”对诗评话语的深刻影响等。所论新颖且富于启发。再如，作者对《春秋》笔法与中国文论批评方法关系的探讨同样令人耳目一新。作者通过大量材料的辨析，指出了“《春秋》笔法”在小说评点中的广泛运用，并深深影响到了传统小说评点内在精神与评价标准，而传统索隐批评同样深受“《春秋》笔法”含隐蕴藉特点的影响。类似这样的“形式研究”，在这部著作中还大量存在。可以说该书从“《春秋》笔法”这一全新视角对中国文论“形式”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无疑为这一领域研究的拓展起到了较好的推动作用。
其三是为该书重视中国文论“形式”研究而不止于“形式”研究所触动。“形式”与“内容”二者从来都不是对立之关系，而是相融相通之关系，所以“形式”问题往往与“内容”问题有着密切关系。在这部书中作者对“《春秋》笔法”对中国文论“形式”之影响的研究就没有止于“形式”，而是透过“形式”深入到了中国文论的诗史特点、阐释方法以及伦理特征等“内在”内容。例如在《春秋》笔法与诗史关系一章，作者首先以孟子所谓“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为切入点，分析论证“《诗》亡然后《春秋》作”不仅是《春秋》笔法文化功能的鲜明写照，也是中国文论诗史精神的重要源泉；接着分别剖析刘知几的“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章学诚的“作史贵知其意”、杜甫的“诗史春秋笔”的内涵，从《春秋》笔法和“微言大义”的话语言说方式和意义建构方式角度考察中国古代“史蕴诗心”和“诗具史笔”的意趣，使史的“诗化”和诗的“史化”都得到了充分展现。又如“《春秋》无达辞”与中国阐释学一章，作者便对“《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的经学阐释法对中国文论阐释方法的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由《春秋》‘微言大义’衍生的‘《诗》无达诂’虽是一种解经的方法，但由于它触及到文学理解和阐释活动的根本规律，所以被后世的文论家和美学家普遍接受并加以改造，从而使‘《诗》无达诂’走向‘诗无达诂’，并最终成为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文学阐释理论和文学阐释方法”。[2]223再如在第四章中谈到“《春秋》笔法”对中国文学伦理化的影响时，论述了“《春秋》五例”之“惩恶而劝善”对中国诗论之“美刺”、“讽谏”，赋论之“劝百而讽一”，戏曲小说的伦理教化功能等都有着深刻影响。研究“形式”而不止于“形式”，这是该书所展开的研究令人感觉深刻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优点是值得此后中国文论“形式”研究者借鉴的。
这部著作尚可称道处绝不仅仅上述若干点，这里只就自己印象最深刻的谈了谈。以此厚重之作观之，相信张金梅教授今后一定能创作出更多学术精品，我们期待着。
参考文献：
[1]胡晓明.中国文论的正名[J].西北大学学报，2005，（5）.
[2]张金梅.<春秋>笔法与中国文论[J].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3]李建中.中国文论：说什么与怎么说[J].长江学术，2006，（1）.
作者简介：高文强（1969—），湖北孝感人，文学博士，武汉大学文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
（责任编辑：李直）
关键词：中国文论；形式；研究；推进
张金梅教授将其著作《<春秋>笔法与中国文论》惠赠与我已有多日，自己一直因忙于杂务而无暇仔细拜读，只能利用零散时间就自己感兴趣的问题选读了若干章节，其余部分则大多只是泛泛而读。因此，本文所谈之感想，只是就自己所读章节有感而发。
不过，就目前我所阅读的章节来看，已然可以深切感受到，张金梅教授的这部著作无疑是一部颇为厚重的学术成果。说其“厚重”，可以从两方面观之。其一从外形上看，此书确实既厚且重，全书洋洋洒洒近45万言，页码达到400有余，拿在手中沉甸甸，从其厚度不难理解到作者为此书付出了多大努力和多少心血。其二从内容上看，此书更能给人一种学术上的厚重感，正如曹顺庆先生为此书所作序言中所说，其“在选题上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在观点上也有一定的创新之处”，“视野开阔，涉及面甚广”，“体现出作者相当厚实的学术功底”。从我自己的阅读感受来说，我想读到这部书的人一定都会和曹先生有同感。从该书中的部分成果分别发表于《文学遗产》、《思想战线》、《社会科学战线》、《社会科学研究》、《江汉论坛》等重要期刊，以及获得第七届湖北省社科优秀成果奖的结果来看，上述评价显然并不为过。
不过，我读这部书时感触最深的却并不是该书的“厚重”特征，而是在“形式”这一关键词上。读《<春秋>笔法与中国文论》一书之所以深受“形式”一词触动，原因有三：
其一是为这部书自身之形式所触动。该书很显然是一部典型的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著作，但作者从该书之题目到全书之论述都以“中国文论”这一概念替代“中国古代文论”这一习惯用法，从而使该书对传统文论的研究具有了强烈的当代意识。此话怎讲？记得十年前胡晓明先生曾发表《中国文论的正名》一文倡导以“中国文论”之名取代“中国古代文论”一名，“中国哲学，中国宗教学，中国音乐，中国绘画，似乎都不须加上‘古代’二字，即可明了其研究对象，为什么独独中国文论要加‘古代’二字，来强调它的传统性呢？”“中国哲学、中国音乐等都没有这个‘古代’二字，十分正常活跃地参与当代中国文化的建构实践，而文论却因为‘古代’二字，反而画地为牢，平添出许多周折。设想如果当初就叫‘中国文论’，还会有人再谈什么‘转换’么？”[1]将“中国古代文论”正名为“中国文论”更多强调的是文论研究的当下性，而非仅将古代文论视为古董来考据与玩味，“中国文论”所替代的显然不仅仅是“中国古代文论”这一名称，它更多追寻的是中国文论主体性在当代的彰显。因此，胡晓明先生将这一趋向称为“去西方中心主义”[1]，这一趋向也正是近二十年以来一批古代文论研究者努力的方向，例如书籍有王运熙主编之《中国文论选》，期刊有张伯伟主编之《中国诗学》，会议有复旦大学的“中国文论”国际研讨会，文章则有陈伯海的《从古代文论到中国文论》等等，而西方学者宇文所安的《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似乎为“正名”运动发出了来自境外的有力声援。这一“正名”运动所隐含的是一批学者在当代文论建设中对中国文论主体性的追求。
张金梅教授的这部著作也充满着“正名”意识，正如作者在该书绪论中所言，这是“一种自觉的学科发展意识”，“是学科发展的必然潮流”。作者在这部书中所表现出的这种自觉意识使该书在研究传统文论的过程中充满着当下意识，从而使其研究具有了开阔的视野及其探索精神。作者在研究过程中并不仅仅停留于对具体对象的分析与阐释，而是非常注重“《春秋》笔法”在中国阐释学、中国文论话语、中国文学批评以及中国文化心理等的特征形成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其对当下文化建设可以发挥的作用。如作者在第六章便专门论述了“《春秋》笔法”对当代文学精神、新闻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建构可发挥的作用。在谈“《春秋》笔法”与新闻精神关系时作者指出：“无论从理论基础和报导策略还是从近代以来的报导理论与实践看，客观报导都与《春秋》笔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已经深深融入了《春秋》笔法而不自觉。因此我们当今的新闻报导应充分利用新闻文体靠客观事实说话而不直接表露作者立场和意见的基本特征，即‘用事实说话’，继续秉承《春秋》笔法的传统，将其发扬光大。”[2]377在谈“《春秋》笔法”与人文精神时作者还指出，《春秋》笔法作为文化话语，“在中国现当代政治斗争、广告策划、日常生活中也产生了深远影响，逐渐演变为中国人的一种攻击方式、话语方式和心理欲求乃至生存艺术”。[2]383所论新颖独特、所析透彻入理。这一研究理路是传统文论研究领域尤其值得大力提倡的，这一正名意识也正是这部著作具有较明显创新性的一个重要基础。
其二是为这部书注重对中国文论“形式”的研究而触动。“形式研究”在中国文论之现代研究百年历程中一直重视不够。长期以来，对传统文论的研究从整体上看较偏重思想、观念、范畴、概念等内容层面的阐释，而较忽略批评文体、批评风格、批评语言、批评方法等形式层面的研究，引用李建中先生的话来说，便是过去研究过于重视“说什么”的研究，而较忽略“怎么说”的研究。[3]因此，“形式研究”恰是当前中国文论研究领域有待进一步推进的重要方向，正如李建中先生所言：“中国文论的‘说什么’（言说内容）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心，这方面的过度研究因其对‘怎么说’（言说方法）的忽略而造成中国文论现代转型的困难。中国文论自身一向有重视‘怎么说’的传统，这一传统的文化根荄是自周秦诸子以来的诗性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中国文论的‘怎么说’具有厚重的历史底蕴和超越时空的生命活力，既可支撑中国文论的现代转换，亦可针砭中国文论的流行病症。”[3]因此，新世纪以来，与“怎么说”相关联的中国文论“形式研究”已逐渐开始为一些学者所重视，如一些学者已然开始关注中国文论诗性言说方式、中国文论批评文体特征、中国文论批评语言特色等问题的研究。张金梅教授的这部著作在中国文论“形式研究”方面所做的探索，我觉得是尤其值得称道者。 在《<春秋>笔法与中国文论》一书中，作者以“春秋笔法”这一言说形式作为研究的主要线索，广泛而深入地探讨了这一言说方式对中国文论话语言说方式、话语解读方式以及意义建构方式的深刻影响，作者认为，“《春秋》笔法”对中国文论形式之特征的形成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作者在第四章便深入探讨了“《春秋》五例”对中国文论话语的影响。在这一章中作者首先指出“《春秋》五例”与“赋比兴”有着密切联系，认为“赋比兴作为中国文论话语的言说方式，虽与《春秋》五例不存在渊源有自的关系，但中国文论对赋比兴的提倡却不同层面、不同程度地与《春秋》五例相融相通”。[2]260作者通过详细论证，指出“赋”之“直铺陈”与《春秋》之“尽而不汙”相融相通，“比兴”与《春秋》之“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的内在一致性。其次还指出“《春秋》五例”之“尚简用晦”的特点影响到中国文论话语崇尚简约含蓄的特征，“《春秋》五例”之“微而显”和“婉而成章”对诗评话语的深刻影响等。所论新颖且富于启发。再如，作者对《春秋》笔法与中国文论批评方法关系的探讨同样令人耳目一新。作者通过大量材料的辨析，指出了“《春秋》笔法”在小说评点中的广泛运用，并深深影响到了传统小说评点内在精神与评价标准，而传统索隐批评同样深受“《春秋》笔法”含隐蕴藉特点的影响。类似这样的“形式研究”，在这部著作中还大量存在。可以说该书从“《春秋》笔法”这一全新视角对中国文论“形式”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无疑为这一领域研究的拓展起到了较好的推动作用。
其三是为该书重视中国文论“形式”研究而不止于“形式”研究所触动。“形式”与“内容”二者从来都不是对立之关系，而是相融相通之关系，所以“形式”问题往往与“内容”问题有着密切关系。在这部书中作者对“《春秋》笔法”对中国文论“形式”之影响的研究就没有止于“形式”，而是透过“形式”深入到了中国文论的诗史特点、阐释方法以及伦理特征等“内在”内容。例如在《春秋》笔法与诗史关系一章，作者首先以孟子所谓“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为切入点，分析论证“《诗》亡然后《春秋》作”不仅是《春秋》笔法文化功能的鲜明写照，也是中国文论诗史精神的重要源泉；接着分别剖析刘知几的“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章学诚的“作史贵知其意”、杜甫的“诗史春秋笔”的内涵，从《春秋》笔法和“微言大义”的话语言说方式和意义建构方式角度考察中国古代“史蕴诗心”和“诗具史笔”的意趣，使史的“诗化”和诗的“史化”都得到了充分展现。又如“《春秋》无达辞”与中国阐释学一章，作者便对“《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的经学阐释法对中国文论阐释方法的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由《春秋》‘微言大义’衍生的‘《诗》无达诂’虽是一种解经的方法，但由于它触及到文学理解和阐释活动的根本规律，所以被后世的文论家和美学家普遍接受并加以改造，从而使‘《诗》无达诂’走向‘诗无达诂’，并最终成为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文学阐释理论和文学阐释方法”。[2]223再如在第四章中谈到“《春秋》笔法”对中国文学伦理化的影响时，论述了“《春秋》五例”之“惩恶而劝善”对中国诗论之“美刺”、“讽谏”，赋论之“劝百而讽一”，戏曲小说的伦理教化功能等都有着深刻影响。研究“形式”而不止于“形式”，这是该书所展开的研究令人感觉深刻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优点是值得此后中国文论“形式”研究者借鉴的。
这部著作尚可称道处绝不仅仅上述若干点，这里只就自己印象最深刻的谈了谈。以此厚重之作观之，相信张金梅教授今后一定能创作出更多学术精品，我们期待着。
参考文献：
[1]胡晓明.中国文论的正名[J].西北大学学报，2005，（5）.
[2]张金梅.<春秋>笔法与中国文论[J].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3]李建中.中国文论：说什么与怎么说[J].长江学术，2006，（1）.
作者简介：高文强（1969—），湖北孝感人，文学博士，武汉大学文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
（责任编辑：李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