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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对邓小平1975年的全面整顿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全面深化改革，这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改革实践的分析比较，从中寻求共通而又具有传承性的宝贵品质，认为这些精神财富为我国继续深化改革开放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使我们对改革开放战略决策的历史地位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关键词：邓小平；整顿；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
D232
1975年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为纠正“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重新引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轨而做的尝试与努力。此次整顿包含了邓小平关于交通运输业、工业、军队、党和科教等多个领域的治理思想，在某种意义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的先期准备，也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直接酝酿。正如邓小平自己所说，“说到改革，其实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1]255如果说1975年的全面整顿只是在改革领域“蜻蜓点水”，那么38年之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就昭示着改革进入了攻坚区与深水区。自十二届三中全会起的历届“三中全会”都更专注于某个方面的局部性改革，而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特别是《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发布，“全面深化改革”的提法让世人的眼睛瞬间一亮。《决定》的全文紧紧围绕“改革”这一中心，强调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与协同性，其内容之广、角度之新、立意之深同以往的会议相比是不可等量齐观的。回顾近40年的改革岁月，中间起承转合无数，改革非但没有过时，反而更加的弥足珍贵。因此，将1975年的全面整顿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比较分析，从精神品质方面探寻二者有关改革实践活动的关联性就变得可行和必要，从中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改革精神的沿袭，也能更深刻的理解改革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
一、以实事求是、为人民谋利益为根本出发点
邓小平曾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1]118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创造物质财富、精神财富，进行社会变革，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主体，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根本力量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重要观点。虽然1975年的全面整顿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所处的年代有先后，改革的具体内容也不尽相同，但是究其遵循的根本原则和根本出发点而言则具有一致性。
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九个年头，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持续下降，经济运转几近停滞；社会秩序混乱，派性活动猖獗，人心动荡不安；极“左”思潮泛滥，形而上学成风，这是当时的基本国情。为了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将国家工作引入正轨，改善人民的生活，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支持下，邓小平复出并主持了1975年的全面整顿。在此次整顿中，邓小平透彻地分析了我国的实际情况，并深切地感受到了广大民众渴望安定富足生活的愿望。他坚持以实事求是、为人民谋利益为改革的根本出发点和根本原则，秉承敢于犯言直诤的精神，以不唯书，不唯上，只唯识的态度，提出了有关交通运输业、工业、军队、党和科教等领域一系列的具体整顿方案，对社会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针对“四人帮”的反动谬论，依照邓小平的意见，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办了《思想路线》的理论刊物，该刊面向全中国，以广大人民为阅读群体，同时注意同工农兵结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真正反映人民的物质生活与精神诉求。作为人民的儿子，邓小平将自己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真正地付诸于行动。德国外交家埃尔维因·魏克德在其回忆录《1976—1980年：我在中国当大使》中就对邓小平实事求是的精神表示过赞赏，“他非常敏锐，不能容忍愚蠢和脱离实际的幻想。他不能容忍那些不能干事或没有多少能力的人。这种人不要占着位子。应该走开。”“我相信，他不是乌托邦式的人物，他认为人们判定方针政策只有根据实际情况，找出前进的方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只有在实践中通过检验才是有价值的。”[2]67
相较于1975年这一特殊的社会历史阶段，2013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处的社会则面临着新的形势。改革开放成果显著，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社会物质财富与日俱增，我国的国际地位显著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但在繁荣景象的背后仍旧存在着一系列突出的矛盾与挑战，前进道路依旧布满荆棘与考验。“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部分群众生活困难，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突出……”，[3]广大民众渴望小康社会的早日建成，希望抑制消极腐败现象的发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了满足民众的愿望，实现共产主义的共同理想，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坚守着实事求是思想这一活的灵魂，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实际，保持着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先锋模范性，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在此次改革中，党就一些重大理论观点进行了更正，这种行为是对实事求是，为人民谋利益精神的完美呈现。例如，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起的“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这是党在十四大提出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后，在经过20多年的实践操作，期间产生了不少问题的前提下，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进行的再次定位。因为在实践过程中，市场的调节受到政府方面的牵制使其作用的发挥出现欠缺，从而导致市场秩序不规范，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遍地开花”等问题的滋生，这些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造成了不小的阻碍，更成为广大人民充分享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诸多便利的绊脚石。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要改革，首当其冲的就是对自己一贯主张的思想路线进行重新审视，对其中仍旧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加以保留，而就不再适应新的实际情况的部分进行更正，同时坚持一切以实事求是为轴心，以人民利益为根本考量。 二、以解放思想，寻求突破为重要着力点
解放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重要内容，是我党在领导中国革命与中国建设过程积累的宝贵财富。寻求突破则始终贯穿于我国的改革开放全过程，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无论是1975年的全面整顿还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强调的全面深化改革都始终如一地坚持着这一点，二者在解放思想与寻求突破方面具有着历史继承性。
邓小平敏锐地意识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形成的诸多问题与观念早已积重难返，决心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为此，邓小平先后提出了有关“大局”的问题，“三项指示为纲”以及正确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先是在1975年3月5日的一次会议讲话中讲到“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4]4提出了发展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提到了现代化建设的四个方面并将其置于“大局”的高度。这种思想为整顿工作冲出“左”的迷雾指明航向，为将人们的视线重新拉回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吹响了号角。而关于“三项指示为纲”的提法，实质是他审时度势依据毛泽东的指示进行的再创造。早在1974年毛泽东就有过有关“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相关表述，虽然这些指示是出于不同的时间、地点、事件而提的，但是邓小平却从中找到了契合点，依托当时特殊的政治背景，大胆地归纳出了“三项指示为纲”并将其作为整顿工作的指导性文件。将“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纳入纲要是不得已而为之，但在实践操作中邓小平更侧重于保持社会和党内部的安定团结，恢复发展国民经济，而故意淡化所谓的“反修防修”。这种灵活的工作策略是对毛泽东思想当中的不当成分进行巧妙的变革，为整顿工作的开展减少阻力，创造条件，增强其可行性。“文革”期间“四人帮”肆意横行，意图篡党夺权，手中拿的武器是已经被教条化、庸俗化的毛泽东思想，他们利用此时毛泽东部分“左”倾言论并将其发扬光大，扭曲反经验主义的实质，歪曲评述《水浒》，散布“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5]60的谣言，阻挠整顿的进行。邓小平为此提出“我总觉得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怎样宣传毛泽东思想。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罗荣桓同志首先表示不同意，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精神实质。”“恐怕在相当多的领域里，都存在怎样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毛泽东思想紧密联系着各个领域的实践，紧密联系着各个方面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我们一定要全面地学习、宣传和实行，不能听风就是雨”。[4]36这些言论击中了文革近十年来“左”倾错误的命门，解放了思想，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桎梏。
改革开放38年以来的今天，我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有了前所未有的提升，究其根本，改革开放功不可没。我党从历史经验与现实需要出发，继续坚持解放思想，寻求新的突破，提出“不走封建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要求全党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以更大的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6]因此，思想解决仍具有决定性意义。“思想不解放，我们就很难看清各种利益固化的症结所在，很难找准突破的方向和着力点，很难拿出创造性的改革举措。因此，一定要有自我革新的勇气和胸怀，跳出条条框框限制，克服部门利益掣肘，以积极主动精神研究和提出改革举措”。[3]认真阅读《决定》的相关内容就不难发现，此次全会在继承了十八大会议精神的基础上又有许多新的提法，其中“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成为了各界关注与研究的焦点。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角度来看，将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中包含了理论与实践、普遍与特殊、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性相统一以及整体与局部相结合的观点。顶层设计强调的是理论，是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普遍规律性的东西，在思想、方向、目标、原则等方面具有一般的指导意义。而摸着石头过河则更注重强调具体的实践活动，在实际操作中，在普遍规律的引导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寻求普遍规律下的特殊情况，从而将其再次生成新的理论，成为顶层设计的新内容。最终在内容更为丰富、完善的顶层设计的引导下开启新的实践活动，将整个事物推向新的发展。就整体与局部的角度而观，顶层设计更强调全局性与宏观上的指导，而摸着石头过河则是局部性、微观范围的实验。正如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一般，先通过局部示范，由农村到城市，由沿海到内地，一步步的将试验的成果推广到整个中国，在这样一种不断积累的过程中总结出适用于全局的理论，推动全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断前进。
三、以勇气与毅力，信念与信心为精神支撑
勇气与毅力是面对大风大浪不可或缺的品质，磨砺弥坚的态度是伟大事业取得成功的强大精神支撑。而信念的笃定，信心的彰显，对于人们创造力的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调动也具有巨大的鼓励作用。这种勇气与毅力，信念与信心，在1975年的全面整顿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同样得到体现与发扬。
1975年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表现出大无畏的勇气与魄力。面对如此复杂的国内政治环境，既要争取毛泽东的支持，防止“四人帮”的非难与挑衅，又要试图扭转整个社会的“左”倾氛围，将整顿措施落到实处，如果没有强大的内心和迎难而上的勇气，没有坚定的信念和充分的自信，整顿工作是不可能开展起来并取得成效的。然而邓小平却不负众望，将其自身拥有的坚毅品格和无畏的胆魄在此次整顿中表现的淋漓尽致。“现在问题当头，要解决，没有一股子劲不行。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这般看来，我讲了多次话，中心是敢字当头。”[4]35这是邓小平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此次会议上，他强调各方面都要整顿，党的整顿成为整个整顿工作的核心。首先，邓小平从反对派性，增强党性入手，多次强调派性活动造成了社会动荡，人心不安，必须着力解决这一具体问题。同时，邓小平看到了组建一支强有力的党的领导班子的重要性，“你要斗派性，没有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就根本不可能；要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要落实政策，没有这样的领导班子也搞不成。”[4]25他注重将党性强、作风好、敢做敢为的干部纳入领导队伍，团结力量，从“四人帮”手中夺取权利，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毛泽东以“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来鼓励他工作的开展，袁宝华也回忆称：“古人云：‘百炼而南金不亏其真，危困而烈士不失其正’。小平同志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精神和运筹帷幄的才能，是我们无法忘怀的。”[7]著名华裔学者戴维·W·张在研究邓小平时指出，“如果说毛泽东是一个富于想象的理想主义者，周恩来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实干家，那么邓小平则是一个富有勇气的改革家、一个坚持斗争并斗争到胜利的对抗主义者。”[2]108此次整顿可谓“刀尖上的战斗”，但是邓小平依然凭借其干练的作风与精明的头脑，带领“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以强大的自信、果敢的作为取得了整顿的阶段性成果，为随后“文化大革命”的终结，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山铺路”。 鼓足勇气，坚定信念，树立信心，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给全党全国的一种强烈的精神鼓舞。会议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3]这就要求广大党员干部改革开放的决策不可动摇，改革开放的旗帜不可放弃，必须牢牢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下定决心，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鼓足勇气，力争上游。下定决心，当然还要有足够的自信，十八届三中全会表现出足够的自信，而且这份自信绝非自大，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们这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放眼现在，改革开放了这么多年，无论是理论成果还是实践经验，都有了充分的积累。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潮流，我国国内在改革开放的引领下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都为我们深化改革，寻求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便利与参考，我们又能有什么理由不满怀信心，迎接新的挑战呢？惟其艰难，才更显勇毅；惟其笃行，才弥足珍贵。我们需要“恢弘志士之气”，切不可妄自菲薄。就像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所说，“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8]1005因此，全会号召全党同志要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锐意进取，攻坚克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3.
[2]丁晓平，方健康.邓小平印象[M].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
[3]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J].学理论，2014，（1）.
[4]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93.
[5]夏杏珍，程中原.邓小平与一九七五年整顿[M].人民出版社，2004.
[6]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3-11-16.
[7]王香平.邓小平的“敢字当头”精神与1975年整顿[J].党的文献，2012，（6）.
[8]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1.
作者简介：孙佳，女，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 硕士。
（责任编辑：杨立民）
关键词：邓小平；整顿；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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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为纠正“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重新引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轨而做的尝试与努力。此次整顿包含了邓小平关于交通运输业、工业、军队、党和科教等多个领域的治理思想，在某种意义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的先期准备，也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直接酝酿。正如邓小平自己所说，“说到改革，其实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1]255如果说1975年的全面整顿只是在改革领域“蜻蜓点水”，那么38年之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就昭示着改革进入了攻坚区与深水区。自十二届三中全会起的历届“三中全会”都更专注于某个方面的局部性改革，而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特别是《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发布，“全面深化改革”的提法让世人的眼睛瞬间一亮。《决定》的全文紧紧围绕“改革”这一中心，强调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与协同性，其内容之广、角度之新、立意之深同以往的会议相比是不可等量齐观的。回顾近40年的改革岁月，中间起承转合无数，改革非但没有过时，反而更加的弥足珍贵。因此，将1975年的全面整顿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比较分析，从精神品质方面探寻二者有关改革实践活动的关联性就变得可行和必要，从中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改革精神的沿袭，也能更深刻的理解改革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
一、以实事求是、为人民谋利益为根本出发点
邓小平曾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1]118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创造物质财富、精神财富，进行社会变革，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主体，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根本力量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重要观点。虽然1975年的全面整顿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所处的年代有先后，改革的具体内容也不尽相同，但是究其遵循的根本原则和根本出发点而言则具有一致性。
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九个年头，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持续下降，经济运转几近停滞；社会秩序混乱，派性活动猖獗，人心动荡不安；极“左”思潮泛滥，形而上学成风，这是当时的基本国情。为了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将国家工作引入正轨，改善人民的生活，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支持下，邓小平复出并主持了1975年的全面整顿。在此次整顿中，邓小平透彻地分析了我国的实际情况，并深切地感受到了广大民众渴望安定富足生活的愿望。他坚持以实事求是、为人民谋利益为改革的根本出发点和根本原则，秉承敢于犯言直诤的精神，以不唯书，不唯上，只唯识的态度，提出了有关交通运输业、工业、军队、党和科教等领域一系列的具体整顿方案，对社会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针对“四人帮”的反动谬论，依照邓小平的意见，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办了《思想路线》的理论刊物，该刊面向全中国，以广大人民为阅读群体，同时注意同工农兵结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真正反映人民的物质生活与精神诉求。作为人民的儿子，邓小平将自己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真正地付诸于行动。德国外交家埃尔维因·魏克德在其回忆录《1976—1980年：我在中国当大使》中就对邓小平实事求是的精神表示过赞赏，“他非常敏锐，不能容忍愚蠢和脱离实际的幻想。他不能容忍那些不能干事或没有多少能力的人。这种人不要占着位子。应该走开。”“我相信，他不是乌托邦式的人物，他认为人们判定方针政策只有根据实际情况，找出前进的方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只有在实践中通过检验才是有价值的。”[2]67
相较于1975年这一特殊的社会历史阶段，2013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处的社会则面临着新的形势。改革开放成果显著，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社会物质财富与日俱增，我国的国际地位显著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但在繁荣景象的背后仍旧存在着一系列突出的矛盾与挑战，前进道路依旧布满荆棘与考验。“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部分群众生活困难，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突出……”，[3]广大民众渴望小康社会的早日建成，希望抑制消极腐败现象的发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了满足民众的愿望，实现共产主义的共同理想，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坚守着实事求是思想这一活的灵魂，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实际，保持着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先锋模范性，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在此次改革中，党就一些重大理论观点进行了更正，这种行为是对实事求是，为人民谋利益精神的完美呈现。例如，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起的“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这是党在十四大提出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后，在经过20多年的实践操作，期间产生了不少问题的前提下，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进行的再次定位。因为在实践过程中，市场的调节受到政府方面的牵制使其作用的发挥出现欠缺，从而导致市场秩序不规范，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遍地开花”等问题的滋生，这些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造成了不小的阻碍，更成为广大人民充分享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诸多便利的绊脚石。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要改革，首当其冲的就是对自己一贯主张的思想路线进行重新审视，对其中仍旧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加以保留，而就不再适应新的实际情况的部分进行更正，同时坚持一切以实事求是为轴心，以人民利益为根本考量。 二、以解放思想，寻求突破为重要着力点
解放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重要内容，是我党在领导中国革命与中国建设过程积累的宝贵财富。寻求突破则始终贯穿于我国的改革开放全过程，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无论是1975年的全面整顿还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强调的全面深化改革都始终如一地坚持着这一点，二者在解放思想与寻求突破方面具有着历史继承性。
邓小平敏锐地意识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形成的诸多问题与观念早已积重难返，决心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为此，邓小平先后提出了有关“大局”的问题，“三项指示为纲”以及正确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先是在1975年3月5日的一次会议讲话中讲到“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4]4提出了发展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提到了现代化建设的四个方面并将其置于“大局”的高度。这种思想为整顿工作冲出“左”的迷雾指明航向，为将人们的视线重新拉回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吹响了号角。而关于“三项指示为纲”的提法，实质是他审时度势依据毛泽东的指示进行的再创造。早在1974年毛泽东就有过有关“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相关表述，虽然这些指示是出于不同的时间、地点、事件而提的，但是邓小平却从中找到了契合点，依托当时特殊的政治背景，大胆地归纳出了“三项指示为纲”并将其作为整顿工作的指导性文件。将“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纳入纲要是不得已而为之，但在实践操作中邓小平更侧重于保持社会和党内部的安定团结，恢复发展国民经济，而故意淡化所谓的“反修防修”。这种灵活的工作策略是对毛泽东思想当中的不当成分进行巧妙的变革，为整顿工作的开展减少阻力，创造条件，增强其可行性。“文革”期间“四人帮”肆意横行，意图篡党夺权，手中拿的武器是已经被教条化、庸俗化的毛泽东思想，他们利用此时毛泽东部分“左”倾言论并将其发扬光大，扭曲反经验主义的实质，歪曲评述《水浒》，散布“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5]60的谣言，阻挠整顿的进行。邓小平为此提出“我总觉得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怎样宣传毛泽东思想。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罗荣桓同志首先表示不同意，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精神实质。”“恐怕在相当多的领域里，都存在怎样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毛泽东思想紧密联系着各个领域的实践，紧密联系着各个方面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我们一定要全面地学习、宣传和实行，不能听风就是雨”。[4]36这些言论击中了文革近十年来“左”倾错误的命门，解放了思想，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桎梏。
改革开放38年以来的今天，我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有了前所未有的提升，究其根本，改革开放功不可没。我党从历史经验与现实需要出发，继续坚持解放思想，寻求新的突破，提出“不走封建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要求全党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以更大的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6]因此，思想解决仍具有决定性意义。“思想不解放，我们就很难看清各种利益固化的症结所在，很难找准突破的方向和着力点，很难拿出创造性的改革举措。因此，一定要有自我革新的勇气和胸怀，跳出条条框框限制，克服部门利益掣肘，以积极主动精神研究和提出改革举措”。[3]认真阅读《决定》的相关内容就不难发现，此次全会在继承了十八大会议精神的基础上又有许多新的提法，其中“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成为了各界关注与研究的焦点。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角度来看，将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中包含了理论与实践、普遍与特殊、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性相统一以及整体与局部相结合的观点。顶层设计强调的是理论，是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普遍规律性的东西，在思想、方向、目标、原则等方面具有一般的指导意义。而摸着石头过河则更注重强调具体的实践活动，在实际操作中，在普遍规律的引导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寻求普遍规律下的特殊情况，从而将其再次生成新的理论，成为顶层设计的新内容。最终在内容更为丰富、完善的顶层设计的引导下开启新的实践活动，将整个事物推向新的发展。就整体与局部的角度而观，顶层设计更强调全局性与宏观上的指导，而摸着石头过河则是局部性、微观范围的实验。正如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一般，先通过局部示范，由农村到城市，由沿海到内地，一步步的将试验的成果推广到整个中国，在这样一种不断积累的过程中总结出适用于全局的理论，推动全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断前进。
三、以勇气与毅力，信念与信心为精神支撑
勇气与毅力是面对大风大浪不可或缺的品质，磨砺弥坚的态度是伟大事业取得成功的强大精神支撑。而信念的笃定，信心的彰显，对于人们创造力的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调动也具有巨大的鼓励作用。这种勇气与毅力，信念与信心，在1975年的全面整顿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同样得到体现与发扬。
1975年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表现出大无畏的勇气与魄力。面对如此复杂的国内政治环境，既要争取毛泽东的支持，防止“四人帮”的非难与挑衅，又要试图扭转整个社会的“左”倾氛围，将整顿措施落到实处，如果没有强大的内心和迎难而上的勇气，没有坚定的信念和充分的自信，整顿工作是不可能开展起来并取得成效的。然而邓小平却不负众望，将其自身拥有的坚毅品格和无畏的胆魄在此次整顿中表现的淋漓尽致。“现在问题当头，要解决，没有一股子劲不行。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这般看来，我讲了多次话，中心是敢字当头。”[4]35这是邓小平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此次会议上，他强调各方面都要整顿，党的整顿成为整个整顿工作的核心。首先，邓小平从反对派性，增强党性入手，多次强调派性活动造成了社会动荡，人心不安，必须着力解决这一具体问题。同时，邓小平看到了组建一支强有力的党的领导班子的重要性，“你要斗派性，没有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就根本不可能；要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要落实政策，没有这样的领导班子也搞不成。”[4]25他注重将党性强、作风好、敢做敢为的干部纳入领导队伍，团结力量，从“四人帮”手中夺取权利，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毛泽东以“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来鼓励他工作的开展，袁宝华也回忆称：“古人云：‘百炼而南金不亏其真，危困而烈士不失其正’。小平同志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精神和运筹帷幄的才能，是我们无法忘怀的。”[7]著名华裔学者戴维·W·张在研究邓小平时指出，“如果说毛泽东是一个富于想象的理想主义者，周恩来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实干家，那么邓小平则是一个富有勇气的改革家、一个坚持斗争并斗争到胜利的对抗主义者。”[2]108此次整顿可谓“刀尖上的战斗”，但是邓小平依然凭借其干练的作风与精明的头脑，带领“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以强大的自信、果敢的作为取得了整顿的阶段性成果，为随后“文化大革命”的终结，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山铺路”。 鼓足勇气，坚定信念，树立信心，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给全党全国的一种强烈的精神鼓舞。会议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3]这就要求广大党员干部改革开放的决策不可动摇，改革开放的旗帜不可放弃，必须牢牢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下定决心，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鼓足勇气，力争上游。下定决心，当然还要有足够的自信，十八届三中全会表现出足够的自信，而且这份自信绝非自大，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们这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放眼现在，改革开放了这么多年，无论是理论成果还是实践经验，都有了充分的积累。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潮流，我国国内在改革开放的引领下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都为我们深化改革，寻求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便利与参考，我们又能有什么理由不满怀信心，迎接新的挑战呢？惟其艰难，才更显勇毅；惟其笃行，才弥足珍贵。我们需要“恢弘志士之气”，切不可妄自菲薄。就像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所说，“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8]1005因此，全会号召全党同志要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锐意进取，攻坚克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3.
[2]丁晓平，方健康.邓小平印象[M].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
[3]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J].学理论，2014，（1）.
[4]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93.
[5]夏杏珍，程中原.邓小平与一九七五年整顿[M].人民出版社，2004.
[6]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3-11-16.
[7]王香平.邓小平的“敢字当头”精神与1975年整顿[J].党的文献，2012，（6）.
[8]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1.
作者简介：孙佳，女，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 硕士。
（责任编辑：杨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