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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近代中国，究其本质，就是从传统走向现代，将纯粹的农业文明变为复合式的“农业+工业+商业”的文明形态。只是由于统治者觉悟太迟，错过了一个又一个和平转型的机会，直至1860年代初期，中国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打击，在平息了太平天国内乱后，方才走上一条比较正确的道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在不改变中国基本政治架构前提下，充分汲取西方近代工业文明成就。应该说，三十多年洋务新政成就巨大。
政治的逻辑：循序渐进，欲速则不达
三十多年洋务新政致力于经济增长，中国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确实获得了巨大进步。但是不幸的是，中国在1894年与日本发生了一场规模并不太大的冲突，中国军队以及中国体制固有问题暴露无遗。在一个以成败论英雄的国度里，过往三十多年的成就、道路，都随着《马关条约》签订随风而逝。中国开始新一轮改革。
洋务新政当然有不足，比如对社会管制太严，没有释放社会自身的动能；国家资本主义太强大，没有给民间资本留有足够的空间；媒体管制太过分，没有办法利用媒体力量让朝野沟通。针对这些问题，1895年之后迅即改革，释放社会、释放媒体、鼓励民间资本，放开外国资本的进入。这些举措驱散了甲午战争带来的阴影，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维新时代”。中国如果沿着这条维新路径坚定不移走下去，再有一个三十年，应该与东洋日本并驾齐驱。日本明治维新从1868年算起，至1894年不到三十年，作为日本曾经的老师——中国，完全有可能用三十年时间走完日本明治维新的路。
两千多年前，孔夫子就谆谆告诫社会进步只能循序渐进，欲速则不达。但是中国人始终记不住这个道理，总是期望几步并作一步，毕其功于一役，彻底解决。因此，当统治者同意维新的时候，知识人却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1897年底，康有为借着胶州湾事件外交危机，要求另一种政治变革：学习西方，构建自己的议会机构，让治权与议权分离。
从现代政治立场说，治权、议权、司法权，当然都应该分立，相互牵制。这应该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但在1898年的中国，实行急剧的政治变革，势必侵害既得者的利益，势必给统治者一种“不太纯洁”的感觉。用恭亲王、刚毅等满洲贵族的看法说，康有为等人政治改革的言论大都属于居心不良，所谓议政与执政分立的建议，不过是“废我军机”、“谋我大清”的诡计。多少年来，我们站在“公天下”立场上，根本没有弄清恭亲王、刚毅等人的真意，总是以守旧、顽固视之。其实，假如我们设身处地替他们想想，满洲人通过拼命、流血从李自成等人手里夺得的天下，为什么一定要“公之于众”？
当然，即便从“家天下”立场看，政治改革对于满洲贵族来说不是不要，而是非常迫切。从1898年往回看不到半个世纪，满洲贵族不是改革，同意向西方学习了吗？在满洲贵族看来，政治改革的根本目标不能将他们对大清帝国的所有权自动取消；相反，在国家强盛的同时，还必须保证大清帝国还是满洲贵族的，还是爱新觉罗家族的。由此，康有为等人1898年的政治改革诉求事实上失去了方向，失去了合法性，即便不发生那一年秋天的“政变”，试图削弱、取消满洲贵族统治权的改革注定不能成功。现实的、实际的政治利益，就是历史的局限性，任何人、任何阶级都不可能超越历史局限。这不仅是帝制时代“家天下”的政治逻辑，即便在“公天下”状态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其实也一直存在着这样的关系。“公天下”的统治者并不是江山社稷所有者，但只要他们盘踞了这个权力，他们就必然“异化”。这既是人性的弱点，也是任何一个体制都面临的困难，只是有的体制防范于未然，建构了比较有效的制度，让统治者没有办法轻易将“公天下”转换为一个特殊阶级或集团所有。
晚清政治改革的目标，不可能从“家天下”一夜之间变为“公天下”，所有的政治改革都不能存心废止或削弱满洲贵族的政治统治，满洲贵族的利益在那个时代就是大清帝国的最高利益。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废止了满洲贵族的权利，削弱了他们的政治影响力，他们为什么会支持这样的改革？
这就是“家天下”政治发展的必然逻辑。
君主立宪：一个合理的选择
梁启超在1901年醒悟过来了。他在那一年明确意识到：世界上的优良政体并不只是废弃君主“家天下”的“民主立宪”，与“民主立宪”相对应的“君主立宪”也是一个极具价值的政治选择。君主立宪改变了“君主专制”体制下的一切布局，既得利益集团不再靠实际的掌控权力去管理社会。社会默认君主及其利益集团是国家、江山、社稷的所有者，君主及其背后的利益集团将国家的“治权”拿出来交给一个更专业的管理团队。
很显然，君主立宪克服了君主专制的弊端，但并没有从根本上侵害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而且实现了秦始皇以来朝思暮想的“万世一系”、“皇统永续”。从历史主义的观点看，秦始皇一世二世以至无穷世的想法并不是世俗意义上的自私，但是怎样才能让一姓之江山真正万岁万岁万万岁，传之无穷？应该说中国人始终没有找到一条能让各方共同接受的路径。所谓改革共识，就是遵循历史前提下的利益调整，任何一方如果心存吃掉另一方的企图，这样的改革注定不可能变成现实。
君主立宪打开了中国人的思路，尤其是西方帝制国家变革成功，特别是日俄两国在那十几年的改革尝试、成就及不足，在事实上教育了中国的统治者及知识精英。因此，中国在经历了适度的思想影响之后，在看到了“不立宪”的“大俄国”不敌立宪的“小日本”之后，中国转身向东，重走日本“君主立宪”道路，不仅与十年前转身向东开始维新相一致，而且由此方能真正实现“东西方各族以平等身份待我”的国家诉求。“君主立宪”在1905-1906年迅即从个别人的超前预言变成一个社会的共识，除了海内外人数并不太多的革命党人，绝大多数中国人相信君主立宪是中国那时的唯一出路。换言之，反对君主立宪的力量是存在的，最不愿意看到朝廷改革，最不希望中国走上君主立宪道路的，就是革命党人。革命党人出于“公天下”的政治考量，一方面不认为“家天下”的君主立宪能够解决中国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回应过去十年种族主义的诉求，以为满洲贵族就是一个自私的颟顸集团，他们不可能将中国引领至一个理想的社会。 1906年清廷宣布实行君主立宪改革，计划用九年时间重构国家制度。在中央政府层面，君主依然是国家威权的象征，是国家权力的体现者、拥有者，负责宣战，负责媾和，负责内外一切关涉国家根本利益的事务。但是，君主已经不再像君主专制体制下的君主，君主立宪架构中的君主不仅拥有一个管理国家具体事务的“专业经理人”队伍，即“责任内阁”，而且拥有一个代表社会各阶层利益、声音的议会机构，先是半选举半钦定的资政院，经过几年过渡进而成为完全意义的中央议会。
在地方，清廷君主立宪规划要求各省尽快通过普遍选举的办法设立咨议局，各省督抚现在或将来的政治架构中可能还是由中央任命，但各省督抚必须接受各省咨议局的咨询、质疑，必须接受咨议局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尤其是财政预算、决算等与地方事务、与当地民众关系最大的事务，必须交给咨议局议决。
清廷对君主立宪目标、路径的“顶层设计”应该说是完整的、认真的，也是可行的。按照清廷公布的改革路线图，从1906年算起，到1915年，也就是后来的“洪宪元年”，或“民国四年”，中国的政治制度就会根本改观，一个全新的君主立宪架构全面运作，其情形应该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英、日、泰、柬式的君主立宪架构。在这样的体制中，最坏的结果是“倒阁”不断，但再也不可能出现君主专制时代“颠覆性”的根本错误，江山易手，改朝换代。
既得利益者适可而止
君主立宪是一个共赢的选择，在这个选择中没有真正的输家，即便是革命党人，在真正的君主立宪架构中同样具有合法性，同样拥有选举、被选举的权利。
对于既得利益集团满洲贵族来说，君主立宪更是一个求之不得的政治选择，统治者长年累月的担心害怕必将被制度化的安排予以消解，“皇统永续”，“万世一系”，江山永远都是爱新觉罗家族的，爱新觉罗家族不论谁出头，都不必再像过去那样提心吊胆，强力维稳。无为的君主换来了永远的江山，对既得利益集团而言，这是最合算的一桩大买卖。
这样一个美妙的政治设计究竟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导致全盘皆输，甚至将大清帝国送进了历史？
过去的研究给出很多解释，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解释是既得利益集团没有适可而止，没有遵守原先的约定。按照1908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君主在理论上享有任命百官的权力，在废止了满汉身份差异后，除了皇室成员，满洲贵族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贵族。这是一个今天看来非常清楚的政治约定，但在当时，满洲贵族确实滥用了人们的信任，在一定程度上违反了《钦定宪法大纲》给出的政治共识。
1911年5月8日，清廷公布极具标志性意义的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这个名单意味着，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君主立宪的实际准备期，责任内阁全面代为行使君主的治权，再经过一段时间准备，等到正式国会召集，一个完全的君主立宪架构也就全部完成。
然而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实在有碍观瞻，十三名内阁成员竟有九人具有皇室或贵族背景。对摄政王的解释仍然沿用《钦定宪法大纲》原则，一是强调君主拥有任命百官的权力，他人不得干预；二是强调改革完成后不再有什么贵族、平民，人人平等，人人都有出任阁员的权利和机会。理论上说，摄政王的解释当然自圆其说，有根有据。但是问题在于，既然人人平等，每一个人都有出任阁员的机会，那么为什么不在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上多选择几个“非军功贵族”出身的呢？
摄政王理论上自圆其说的解释经不起推敲，历史也给了他足够修正错误的时间。但是，满洲贵族统治集团内部似乎太难协调了，经过长达四个月的等待，摄政王没有办法让既得利益集团让步，没有办法改组第一届责任内阁换上几个新人。如果一定要说“国中无人”，非我莫属的话，那么，稍后的“袁世凯内阁”就是“非军功贵族”的“职业经理人团队”。
或许是摄政王缺少慈禧太后、光绪帝那样的政治威权，瞻前顾后，优柔寡断，错过了时机，一拖再拖，不仅给虎视眈眈的革命党人留下了机会，让革命党人借机介入“保路运动”，抽空了满洲人的统治根基。而且，摄政王的拖延战术让原本中立的外国人很不满意，外国人并不在乎中国是君主立宪，还是民主立宪，他们在乎的只是自己的在华利益。
更重要的是，没有经过职业化训练的新军将领觉得自己有话要说，他们认为理想中的君主立宪体制绝对不是这样的皇族内阁、亲贵内阁。大清国的柱石成为颠覆大清的工具，而他们的行动实事求是说并没有受到任何敌对势力的唆使，他们凭着良知、直觉大胆发声。他们甚至觉得朝廷之所以一错再错，就是因为有一股邪恶的势力潜藏在朝廷，他们像帝制时代的忠臣那样希望“清君侧”，原本对外的军事力量转向倒戈，矛头对内。继而，这批军事将领认为，既然真正意义上的君主立宪不可能，那就索性放弃这个选择，不得已走向民主立宪，五族共和。
任何改革都是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任何人、任何集团都不能自以为聪明损人利己垄断一切。退一步海阔天空，适度的让步既是对对手、他人的尊重，也是给自己、给自己所属的阶级、阶层、集团留有机会，是共赢，而不是你死我活，全盘皆输。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导）
责编/徐艳红 美编/李祥峰
政治的逻辑：循序渐进，欲速则不达
三十多年洋务新政致力于经济增长，中国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确实获得了巨大进步。但是不幸的是，中国在1894年与日本发生了一场规模并不太大的冲突，中国军队以及中国体制固有问题暴露无遗。在一个以成败论英雄的国度里，过往三十多年的成就、道路，都随着《马关条约》签订随风而逝。中国开始新一轮改革。
洋务新政当然有不足，比如对社会管制太严，没有释放社会自身的动能；国家资本主义太强大，没有给民间资本留有足够的空间；媒体管制太过分，没有办法利用媒体力量让朝野沟通。针对这些问题，1895年之后迅即改革，释放社会、释放媒体、鼓励民间资本，放开外国资本的进入。这些举措驱散了甲午战争带来的阴影，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维新时代”。中国如果沿着这条维新路径坚定不移走下去，再有一个三十年，应该与东洋日本并驾齐驱。日本明治维新从1868年算起，至1894年不到三十年，作为日本曾经的老师——中国，完全有可能用三十年时间走完日本明治维新的路。
两千多年前，孔夫子就谆谆告诫社会进步只能循序渐进，欲速则不达。但是中国人始终记不住这个道理，总是期望几步并作一步，毕其功于一役，彻底解决。因此，当统治者同意维新的时候，知识人却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1897年底，康有为借着胶州湾事件外交危机，要求另一种政治变革：学习西方，构建自己的议会机构，让治权与议权分离。
从现代政治立场说，治权、议权、司法权，当然都应该分立，相互牵制。这应该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但在1898年的中国，实行急剧的政治变革，势必侵害既得者的利益，势必给统治者一种“不太纯洁”的感觉。用恭亲王、刚毅等满洲贵族的看法说，康有为等人政治改革的言论大都属于居心不良，所谓议政与执政分立的建议，不过是“废我军机”、“谋我大清”的诡计。多少年来，我们站在“公天下”立场上，根本没有弄清恭亲王、刚毅等人的真意，总是以守旧、顽固视之。其实，假如我们设身处地替他们想想，满洲人通过拼命、流血从李自成等人手里夺得的天下，为什么一定要“公之于众”？
当然，即便从“家天下”立场看，政治改革对于满洲贵族来说不是不要，而是非常迫切。从1898年往回看不到半个世纪，满洲贵族不是改革，同意向西方学习了吗？在满洲贵族看来，政治改革的根本目标不能将他们对大清帝国的所有权自动取消；相反，在国家强盛的同时，还必须保证大清帝国还是满洲贵族的，还是爱新觉罗家族的。由此，康有为等人1898年的政治改革诉求事实上失去了方向，失去了合法性，即便不发生那一年秋天的“政变”，试图削弱、取消满洲贵族统治权的改革注定不能成功。现实的、实际的政治利益，就是历史的局限性，任何人、任何阶级都不可能超越历史局限。这不仅是帝制时代“家天下”的政治逻辑，即便在“公天下”状态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其实也一直存在着这样的关系。“公天下”的统治者并不是江山社稷所有者，但只要他们盘踞了这个权力，他们就必然“异化”。这既是人性的弱点，也是任何一个体制都面临的困难，只是有的体制防范于未然，建构了比较有效的制度，让统治者没有办法轻易将“公天下”转换为一个特殊阶级或集团所有。
晚清政治改革的目标，不可能从“家天下”一夜之间变为“公天下”，所有的政治改革都不能存心废止或削弱满洲贵族的政治统治，满洲贵族的利益在那个时代就是大清帝国的最高利益。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废止了满洲贵族的权利，削弱了他们的政治影响力，他们为什么会支持这样的改革？
这就是“家天下”政治发展的必然逻辑。
君主立宪：一个合理的选择
梁启超在1901年醒悟过来了。他在那一年明确意识到：世界上的优良政体并不只是废弃君主“家天下”的“民主立宪”，与“民主立宪”相对应的“君主立宪”也是一个极具价值的政治选择。君主立宪改变了“君主专制”体制下的一切布局，既得利益集团不再靠实际的掌控权力去管理社会。社会默认君主及其利益集团是国家、江山、社稷的所有者，君主及其背后的利益集团将国家的“治权”拿出来交给一个更专业的管理团队。
很显然，君主立宪克服了君主专制的弊端，但并没有从根本上侵害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而且实现了秦始皇以来朝思暮想的“万世一系”、“皇统永续”。从历史主义的观点看，秦始皇一世二世以至无穷世的想法并不是世俗意义上的自私，但是怎样才能让一姓之江山真正万岁万岁万万岁，传之无穷？应该说中国人始终没有找到一条能让各方共同接受的路径。所谓改革共识，就是遵循历史前提下的利益调整，任何一方如果心存吃掉另一方的企图，这样的改革注定不可能变成现实。
君主立宪打开了中国人的思路，尤其是西方帝制国家变革成功，特别是日俄两国在那十几年的改革尝试、成就及不足，在事实上教育了中国的统治者及知识精英。因此，中国在经历了适度的思想影响之后，在看到了“不立宪”的“大俄国”不敌立宪的“小日本”之后，中国转身向东，重走日本“君主立宪”道路，不仅与十年前转身向东开始维新相一致，而且由此方能真正实现“东西方各族以平等身份待我”的国家诉求。“君主立宪”在1905-1906年迅即从个别人的超前预言变成一个社会的共识，除了海内外人数并不太多的革命党人，绝大多数中国人相信君主立宪是中国那时的唯一出路。换言之，反对君主立宪的力量是存在的，最不愿意看到朝廷改革，最不希望中国走上君主立宪道路的，就是革命党人。革命党人出于“公天下”的政治考量，一方面不认为“家天下”的君主立宪能够解决中国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回应过去十年种族主义的诉求，以为满洲贵族就是一个自私的颟顸集团，他们不可能将中国引领至一个理想的社会。 1906年清廷宣布实行君主立宪改革，计划用九年时间重构国家制度。在中央政府层面，君主依然是国家威权的象征，是国家权力的体现者、拥有者，负责宣战，负责媾和，负责内外一切关涉国家根本利益的事务。但是，君主已经不再像君主专制体制下的君主，君主立宪架构中的君主不仅拥有一个管理国家具体事务的“专业经理人”队伍，即“责任内阁”，而且拥有一个代表社会各阶层利益、声音的议会机构，先是半选举半钦定的资政院，经过几年过渡进而成为完全意义的中央议会。
在地方，清廷君主立宪规划要求各省尽快通过普遍选举的办法设立咨议局，各省督抚现在或将来的政治架构中可能还是由中央任命，但各省督抚必须接受各省咨议局的咨询、质疑，必须接受咨议局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尤其是财政预算、决算等与地方事务、与当地民众关系最大的事务，必须交给咨议局议决。
清廷对君主立宪目标、路径的“顶层设计”应该说是完整的、认真的，也是可行的。按照清廷公布的改革路线图，从1906年算起，到1915年，也就是后来的“洪宪元年”，或“民国四年”，中国的政治制度就会根本改观，一个全新的君主立宪架构全面运作，其情形应该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英、日、泰、柬式的君主立宪架构。在这样的体制中，最坏的结果是“倒阁”不断，但再也不可能出现君主专制时代“颠覆性”的根本错误，江山易手，改朝换代。
既得利益者适可而止
君主立宪是一个共赢的选择，在这个选择中没有真正的输家，即便是革命党人，在真正的君主立宪架构中同样具有合法性，同样拥有选举、被选举的权利。
对于既得利益集团满洲贵族来说，君主立宪更是一个求之不得的政治选择，统治者长年累月的担心害怕必将被制度化的安排予以消解，“皇统永续”，“万世一系”，江山永远都是爱新觉罗家族的，爱新觉罗家族不论谁出头，都不必再像过去那样提心吊胆，强力维稳。无为的君主换来了永远的江山，对既得利益集团而言，这是最合算的一桩大买卖。
这样一个美妙的政治设计究竟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导致全盘皆输，甚至将大清帝国送进了历史？
过去的研究给出很多解释，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解释是既得利益集团没有适可而止，没有遵守原先的约定。按照1908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君主在理论上享有任命百官的权力，在废止了满汉身份差异后，除了皇室成员，满洲贵族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贵族。这是一个今天看来非常清楚的政治约定，但在当时，满洲贵族确实滥用了人们的信任，在一定程度上违反了《钦定宪法大纲》给出的政治共识。
1911年5月8日，清廷公布极具标志性意义的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这个名单意味着，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君主立宪的实际准备期，责任内阁全面代为行使君主的治权，再经过一段时间准备，等到正式国会召集，一个完全的君主立宪架构也就全部完成。
然而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实在有碍观瞻，十三名内阁成员竟有九人具有皇室或贵族背景。对摄政王的解释仍然沿用《钦定宪法大纲》原则，一是强调君主拥有任命百官的权力，他人不得干预；二是强调改革完成后不再有什么贵族、平民，人人平等，人人都有出任阁员的权利和机会。理论上说，摄政王的解释当然自圆其说，有根有据。但是问题在于，既然人人平等，每一个人都有出任阁员的机会，那么为什么不在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上多选择几个“非军功贵族”出身的呢？
摄政王理论上自圆其说的解释经不起推敲，历史也给了他足够修正错误的时间。但是，满洲贵族统治集团内部似乎太难协调了，经过长达四个月的等待，摄政王没有办法让既得利益集团让步，没有办法改组第一届责任内阁换上几个新人。如果一定要说“国中无人”，非我莫属的话，那么，稍后的“袁世凯内阁”就是“非军功贵族”的“职业经理人团队”。
或许是摄政王缺少慈禧太后、光绪帝那样的政治威权，瞻前顾后，优柔寡断，错过了时机，一拖再拖，不仅给虎视眈眈的革命党人留下了机会，让革命党人借机介入“保路运动”，抽空了满洲人的统治根基。而且，摄政王的拖延战术让原本中立的外国人很不满意，外国人并不在乎中国是君主立宪，还是民主立宪，他们在乎的只是自己的在华利益。
更重要的是，没有经过职业化训练的新军将领觉得自己有话要说，他们认为理想中的君主立宪体制绝对不是这样的皇族内阁、亲贵内阁。大清国的柱石成为颠覆大清的工具，而他们的行动实事求是说并没有受到任何敌对势力的唆使，他们凭着良知、直觉大胆发声。他们甚至觉得朝廷之所以一错再错，就是因为有一股邪恶的势力潜藏在朝廷，他们像帝制时代的忠臣那样希望“清君侧”，原本对外的军事力量转向倒戈，矛头对内。继而，这批军事将领认为，既然真正意义上的君主立宪不可能，那就索性放弃这个选择，不得已走向民主立宪，五族共和。
任何改革都是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任何人、任何集团都不能自以为聪明损人利己垄断一切。退一步海阔天空，适度的让步既是对对手、他人的尊重，也是给自己、给自己所属的阶级、阶层、集团留有机会，是共赢，而不是你死我活，全盘皆输。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导）
责编/徐艳红 美编/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