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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行监合一”权力结构和等级授职制用人体制，是苏联模式的两大核心标志，也是苏共亡党、苏联“改变颜色”的两大根本性原因。从“以俄为师”，到“以苏为鉴”，既是中共摆脱“老路”，不走“邪路”的过程，更是积极探索并努力寻找“新路”的过程。
畸形权力结构和用人体制催生各种既得利益群体
在“议行监合一”权力结构和等级授职制用人体制的巨大惯性下，苏共不断形成和固化各种既得利益群体，为苏共亡党、苏联解体作了制度上、能力上和队伍上的铺垫。到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之时，苏共已到了“极度萧条衰退时期”，出现了全面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危机，党和国家开始显露出“苏联之灾厄”。
斯大林是苏共既得利益群体的肇始者，打造了以各级领导干部为主体的既得利益阶层。斯大林创造并固化的苏共两大根本性核心标志——过分集中的权力结构和过分集权的用人体制，既有利于夺取卫国战争的胜利，也有利于使权力倾向于腐败。苏共领导干部的核心利益之一，就是从斯大林时期就开始的各种公开和隐蔽的特权。随着执政时间的延续，特别是依仗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革命红利和民心指数，斯大林借助“议行监合一”权力结构的“高效”，一方面进行残酷的大清洗，排除党内军内不同政见者，清除杂音，“纯洁”队伍；另一方面建立高度等级化、稳定化、优厚化的特权制，拉拢和集聚现有体制的“守夜人”和崇拜者，收编和固化官僚特权阶层，从上至下形成“苏维埃国家内部的一种圣剑骑士团”。
勃列日涅夫是苏共既得利益群体的集成者，固化了党政、军警、国防、军工、意识形态等各领域的既得利益群体，成为苏共走向衰亡的起点和执政红利盈亏的临界点。勃列日涅夫作为等级授职制复制的“武大郎式”干部的杰出代表，“权力是作为命运的礼物落到身上的”。为了消除“他将被更有才华、更有能力的新领导人代替，或被权力体系更庞大的领导人所代替”的担忧，他果断停止了赫鲁晓夫推行的改革，从多方面恢复、延续斯大林模式，从而形成了以勃列日涅夫为核心的“第聂伯罗帮”，以各级“一把手”为核心的老年政治官僚群体，以编造苏联及其领导人历史、粉饰苏联社会主义现实和鼓吹个人崇拜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群体，以军事扩张和霸权为重任的军工、国防群体，以控制、打击和镇压不同政见者为使命的军警群体等各种利益集团，进而有效地稳固了勃列日涅夫第一书记的地位及其为核心的“超稳定”格局。
戈尔巴乔夫是苏共既得利益群体的改革者，又是新既得利益群体的肇始者。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着手进行以加速战略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但立马遭到了既得利益群体的强烈反对。1986年1月苏共中央全会上，他作了《关于改革党的干部政策》的报告，表示“如果不改变现行干部政策，我将辞职”。他转而进行以公开性、民主性、多元化为“新思维”的政治体制改革，企图改革特权制度和权力结构，然而难以形成共识，仍遭到了旧体制旧模式的强大阻碍。
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先后受挫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终于明白了：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与其等死，不如九死中觅得一生。于是，他在二难悖理中选择了改革。但是，维稳抑变长达18年的勃列日涅夫，既未给他提供经改特区，也未给他留下政改特区，更要命的是迫在眉睫的改革，既没有可资借鉴的试点空间，更没有起码的回旋时间！党的领导制度改革阻力重重，戈尔巴乔夫便转向国家的领导制度改革。将国家最高权力中心由苏共党内转向苏维埃，再转向总统，实行总统领导下的内阁制，自己由苏共中央总书记兼任首届总统，形成以其为核心的新的既得利益群体——总统委员会和联邦委员会，成为拥有无限权力且不受监督制约的超级总统。但是，由于没有通过党内改革，没有先把党建设好；又没有通过党内的民主推动人民民主的发展，领导苏联改革事业的核心力量日益衰竭，很快被苏联的保守派、改革派和广大群众所抛弃。
既得利益群体是旧体制的最多受益者和最大守成者，是旧模式的最大改革阻碍和最先背叛者
在“议行监合一”权力结构和等级授职制用人体制的巨大惯性之下，苏共总是“老树培养病树，病树培养歪脖子树”。老年治国、病夫主政、职务终身制，加剧了苏联的全面危机。
既得利益群体是旧体制的最多受益者和最大守成者。按“议行监合一”权力结构和等级授职制用人体制的制度安排和运行规则，既得利益群体按官职大小享受制度化的特殊住房、医疗、供应、安保、车辆、开支、钱袋等利益，高级干部享有食品特供、公车私用、保健医疗、专门服装加工部和剧院预留座位等“内部待遇”，“一切都取决于官级高低”。
据此，庞大的既得利益群体成为旧体制旧模式最坚定的支持力量和守夜人。在“议行监合一”权力结构模式和等级授职制用人体制下，既得利益群体与斯大林、勃列日涅夫等主政者为了维持各自的地位、权力和利益，达成默契和共识：保持“稳定”，停止改革，阻碍改革，禁止改革。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保守、僵化与停止改革趋势日益明显，后来取消了改革，甚至禁止使用“改革”一词。权力结构的先天之伤，用人体制的后天之忧，制约了苏联的改革和发展，为苏联解体埋下了巨大隐患。
既得利益群体是旧模式的最大改革阻碍和最先背叛者。既得利益群体为了维护各自的既得利益，谋取制度化和非制度化的特权，形成一种默契或约定：重新斯大林化，共同坚守原有的用人体制和权力结构模式，共建共享“议行监合一”和等级授职制的成果。他们害怕因根本性的权力结构改革而失去搞特权的领导制度条件，害怕因全局性的用人体制改革而失去他们所赖以生存的组织制度基础，害怕因实质性的党和国家制度改革而失去各种权力下的既得利益。因而，他们的主要使命是抵制各种实质性的改革，维持现状，使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更加“成熟”。由此，根深蒂固、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群体，成为改革的重要阻力，成为权力结构和用人体制改革和转换的障碍机制。
戈尔巴乔夫上台之时，不仅苏联重要的经济支柱——石油价格暴跌，国民收入和经济实力迅速下滑，而且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吞噬了苏联几乎80%的智力、思想、政治和物质资源，国际局势日益紧张，国内民生日益恶化；同时还面临着改革发展的“阻碍机制”，即“在斯大林体制模式下长期成长起来的、在各个领域让人感觉到的、实实在在存在的种种阻力，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十分顽固的、一时难以克服的机制。” 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他们不以享有的特殊利益为满足，不以人民的反对而收敛或放弃，反而以各种方式继续侵吞国家财产，谋取新的利益和特权，并联合起来反对任何有损自己利益的改革。苏联间或的经济增长、社会发展成果，大都被特权集团享用和吞食。叶利钦敏锐地看到了苏联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严重弊端，于是选择苏共的“特权”作为突破口，凭借反特权、反专制、反腐败的大旗，迅速形成挑战以戈尔巴乔夫为核心的苏共领导地位和合法性的反对派，并获得那些没有特权且经常受到特权妨害的普通民众的政治支持，帮助他树立起了与“官僚集团”作斗争的“反特权”旗手形象，最终利用“8·19事件”，导致戈尔巴乔夫不战而降，改革破产，亡党亡国。
但可悲的是，既得利益群体成为旧模式的最先背叛者，其部分成员在改革破产、苏联解体后成为新体制的主要成员。因而，有学者指出，苏联“共产党是唯一一个在他们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党”。
对中国的镜鉴与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告诫全党：“我们国家无论是在体制、制度上，还是在所走的道路和今天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境遇，都与前苏联有着相似或者相近乃至相同的地方。弄好了，能走出一片艳阳天；弄不好，苏共的昨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苏共的亡党给世界各国执政党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更为我党推进权力结构改革、建设廉洁政治提供了重要镜鉴。
一是要把苏共亡党作为全党学习研究的教科书。我党是在苏共的帮助下建党建国建政的，因而现行权力结构带有明显的“苏联模式”特征。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党虽然在经济体制上大体告别了“苏联模式”，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但是在政治体制上特别是以权力结构为核心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上，仍基本沿用“苏联模式”。打破对“苏联模式”特别是其权力结构和用人体制的路径依赖和思维惯性促进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廉洁，打好廉洁性工程第一仗。
二是要加快推进权力结构改革。“权力过分集中”的结构是形成既得利益群体的“总病根”，也是苏共亡党的“总病根”。以苏共亡党为历史镜鉴，着眼于“权力过分集中”的“总病根”，着眼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制度根源，挖掘、总结和转化中国历史上权力结构和监察制度建设经验，切实加快推进以权力结构为核心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三是全面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等级授职制的组织制度是“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加速器，导致苏共执政能力层层矮化以至无能力替天下负责。列宁建党之初就敏锐地认知到，党的执政队伍“宁可数量少些，但要质量高些”。因此，建议建立严格的执政队伍“准入标准”，改革党员纳新制度和干部人事制度，彻底摈弃苏共层层矮化、代代弱化的武大郎式“准入”标准，提防执政队伍掉入苏共平庸化、帮派化和腐败化的陷阱。同时，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人事制度，首先改革“一把手”主导的初始提名权，实行“三三制”提名改革，候选人1/3由党组织提名，1/3由党员群众提名，1/3由民主党派提名；并在县乡进行直选和差额选举试点，从帮派制、世袭制、指定制、控制性选举制走向竞选制、差额选举制、直接选举制，进而过渡到普选制，“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
四是切实保障人民和党员的国家主人和党内主体地位。苏共执政过程中，权力来源的变异性和畸形化，造成只对上负责难向下负责，只对个人利益负责难对天下和民生负责。为此，建议建立群众参政议政、推行民主政治和反腐败的机制和平台，落实党员、群众在党和国家建设上的主体地位，发挥群众的深厚伟力，切实改变党政机关孤军作战的局面。只有人人起来监督，党委政府才不会松懈；只有人人起来反腐败，党委政府才能真正反腐败。
五是改革监督体制、人员结构和方式方法。苏共亡党的深重教训告诫我们，同体监督机关既无法对“拥有无限的权力”的执行机关，特别是“一把手”进行监督制衡，更无法组织打赢反腐败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面对“腐败问题越演越烈”的“大量事实”，特别是面对消极腐败“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的危险，建议我党加快改革监督体制和反腐败体制，建立具有独立性、权威性、先进性的专门监督机关，尽快完成由“同体监督”转向“异体监督”，加强对权力主要是执行权力的监督制衡。对现有反腐机构进行力量重组和流程再造，由惩治为主转向预防为主、监督为主、制度建设为主。规范反腐机关的权力、手段、措施、机制，逐步取消纪检监察机关的“两规”、“两指”权，引导纪检监察机关由办案机关向监督机关转变；建立监督者必须接受监督的机制，把反腐机关建设成为党委、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良心机关”。
（作者单位：中国纪检监察学院）
责编/徐艳红 美编/李祥峰
畸形权力结构和用人体制催生各种既得利益群体
在“议行监合一”权力结构和等级授职制用人体制的巨大惯性下，苏共不断形成和固化各种既得利益群体，为苏共亡党、苏联解体作了制度上、能力上和队伍上的铺垫。到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之时，苏共已到了“极度萧条衰退时期”，出现了全面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危机，党和国家开始显露出“苏联之灾厄”。
斯大林是苏共既得利益群体的肇始者，打造了以各级领导干部为主体的既得利益阶层。斯大林创造并固化的苏共两大根本性核心标志——过分集中的权力结构和过分集权的用人体制，既有利于夺取卫国战争的胜利，也有利于使权力倾向于腐败。苏共领导干部的核心利益之一，就是从斯大林时期就开始的各种公开和隐蔽的特权。随着执政时间的延续，特别是依仗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革命红利和民心指数，斯大林借助“议行监合一”权力结构的“高效”，一方面进行残酷的大清洗，排除党内军内不同政见者，清除杂音，“纯洁”队伍；另一方面建立高度等级化、稳定化、优厚化的特权制，拉拢和集聚现有体制的“守夜人”和崇拜者，收编和固化官僚特权阶层，从上至下形成“苏维埃国家内部的一种圣剑骑士团”。
勃列日涅夫是苏共既得利益群体的集成者，固化了党政、军警、国防、军工、意识形态等各领域的既得利益群体，成为苏共走向衰亡的起点和执政红利盈亏的临界点。勃列日涅夫作为等级授职制复制的“武大郎式”干部的杰出代表，“权力是作为命运的礼物落到身上的”。为了消除“他将被更有才华、更有能力的新领导人代替，或被权力体系更庞大的领导人所代替”的担忧，他果断停止了赫鲁晓夫推行的改革，从多方面恢复、延续斯大林模式，从而形成了以勃列日涅夫为核心的“第聂伯罗帮”，以各级“一把手”为核心的老年政治官僚群体，以编造苏联及其领导人历史、粉饰苏联社会主义现实和鼓吹个人崇拜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群体，以军事扩张和霸权为重任的军工、国防群体，以控制、打击和镇压不同政见者为使命的军警群体等各种利益集团，进而有效地稳固了勃列日涅夫第一书记的地位及其为核心的“超稳定”格局。
戈尔巴乔夫是苏共既得利益群体的改革者，又是新既得利益群体的肇始者。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着手进行以加速战略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但立马遭到了既得利益群体的强烈反对。1986年1月苏共中央全会上，他作了《关于改革党的干部政策》的报告，表示“如果不改变现行干部政策，我将辞职”。他转而进行以公开性、民主性、多元化为“新思维”的政治体制改革，企图改革特权制度和权力结构，然而难以形成共识，仍遭到了旧体制旧模式的强大阻碍。
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先后受挫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终于明白了：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与其等死，不如九死中觅得一生。于是，他在二难悖理中选择了改革。但是，维稳抑变长达18年的勃列日涅夫，既未给他提供经改特区，也未给他留下政改特区，更要命的是迫在眉睫的改革，既没有可资借鉴的试点空间，更没有起码的回旋时间！党的领导制度改革阻力重重，戈尔巴乔夫便转向国家的领导制度改革。将国家最高权力中心由苏共党内转向苏维埃，再转向总统，实行总统领导下的内阁制，自己由苏共中央总书记兼任首届总统，形成以其为核心的新的既得利益群体——总统委员会和联邦委员会，成为拥有无限权力且不受监督制约的超级总统。但是，由于没有通过党内改革，没有先把党建设好；又没有通过党内的民主推动人民民主的发展，领导苏联改革事业的核心力量日益衰竭，很快被苏联的保守派、改革派和广大群众所抛弃。
既得利益群体是旧体制的最多受益者和最大守成者，是旧模式的最大改革阻碍和最先背叛者
在“议行监合一”权力结构和等级授职制用人体制的巨大惯性之下，苏共总是“老树培养病树，病树培养歪脖子树”。老年治国、病夫主政、职务终身制，加剧了苏联的全面危机。
既得利益群体是旧体制的最多受益者和最大守成者。按“议行监合一”权力结构和等级授职制用人体制的制度安排和运行规则，既得利益群体按官职大小享受制度化的特殊住房、医疗、供应、安保、车辆、开支、钱袋等利益，高级干部享有食品特供、公车私用、保健医疗、专门服装加工部和剧院预留座位等“内部待遇”，“一切都取决于官级高低”。
据此，庞大的既得利益群体成为旧体制旧模式最坚定的支持力量和守夜人。在“议行监合一”权力结构模式和等级授职制用人体制下，既得利益群体与斯大林、勃列日涅夫等主政者为了维持各自的地位、权力和利益，达成默契和共识：保持“稳定”，停止改革，阻碍改革，禁止改革。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保守、僵化与停止改革趋势日益明显，后来取消了改革，甚至禁止使用“改革”一词。权力结构的先天之伤，用人体制的后天之忧，制约了苏联的改革和发展，为苏联解体埋下了巨大隐患。
既得利益群体是旧模式的最大改革阻碍和最先背叛者。既得利益群体为了维护各自的既得利益，谋取制度化和非制度化的特权，形成一种默契或约定：重新斯大林化，共同坚守原有的用人体制和权力结构模式，共建共享“议行监合一”和等级授职制的成果。他们害怕因根本性的权力结构改革而失去搞特权的领导制度条件，害怕因全局性的用人体制改革而失去他们所赖以生存的组织制度基础，害怕因实质性的党和国家制度改革而失去各种权力下的既得利益。因而，他们的主要使命是抵制各种实质性的改革，维持现状，使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更加“成熟”。由此，根深蒂固、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群体，成为改革的重要阻力，成为权力结构和用人体制改革和转换的障碍机制。
戈尔巴乔夫上台之时，不仅苏联重要的经济支柱——石油价格暴跌，国民收入和经济实力迅速下滑，而且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吞噬了苏联几乎80%的智力、思想、政治和物质资源，国际局势日益紧张，国内民生日益恶化；同时还面临着改革发展的“阻碍机制”，即“在斯大林体制模式下长期成长起来的、在各个领域让人感觉到的、实实在在存在的种种阻力，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十分顽固的、一时难以克服的机制。” 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他们不以享有的特殊利益为满足，不以人民的反对而收敛或放弃，反而以各种方式继续侵吞国家财产，谋取新的利益和特权，并联合起来反对任何有损自己利益的改革。苏联间或的经济增长、社会发展成果，大都被特权集团享用和吞食。叶利钦敏锐地看到了苏联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严重弊端，于是选择苏共的“特权”作为突破口，凭借反特权、反专制、反腐败的大旗，迅速形成挑战以戈尔巴乔夫为核心的苏共领导地位和合法性的反对派，并获得那些没有特权且经常受到特权妨害的普通民众的政治支持，帮助他树立起了与“官僚集团”作斗争的“反特权”旗手形象，最终利用“8·19事件”，导致戈尔巴乔夫不战而降，改革破产，亡党亡国。
但可悲的是，既得利益群体成为旧模式的最先背叛者，其部分成员在改革破产、苏联解体后成为新体制的主要成员。因而，有学者指出，苏联“共产党是唯一一个在他们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党”。
对中国的镜鉴与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告诫全党：“我们国家无论是在体制、制度上，还是在所走的道路和今天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境遇，都与前苏联有着相似或者相近乃至相同的地方。弄好了，能走出一片艳阳天；弄不好，苏共的昨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苏共的亡党给世界各国执政党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更为我党推进权力结构改革、建设廉洁政治提供了重要镜鉴。
一是要把苏共亡党作为全党学习研究的教科书。我党是在苏共的帮助下建党建国建政的，因而现行权力结构带有明显的“苏联模式”特征。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党虽然在经济体制上大体告别了“苏联模式”，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但是在政治体制上特别是以权力结构为核心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上，仍基本沿用“苏联模式”。打破对“苏联模式”特别是其权力结构和用人体制的路径依赖和思维惯性促进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廉洁，打好廉洁性工程第一仗。
二是要加快推进权力结构改革。“权力过分集中”的结构是形成既得利益群体的“总病根”，也是苏共亡党的“总病根”。以苏共亡党为历史镜鉴，着眼于“权力过分集中”的“总病根”，着眼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制度根源，挖掘、总结和转化中国历史上权力结构和监察制度建设经验，切实加快推进以权力结构为核心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三是全面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等级授职制的组织制度是“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加速器，导致苏共执政能力层层矮化以至无能力替天下负责。列宁建党之初就敏锐地认知到，党的执政队伍“宁可数量少些，但要质量高些”。因此，建议建立严格的执政队伍“准入标准”，改革党员纳新制度和干部人事制度，彻底摈弃苏共层层矮化、代代弱化的武大郎式“准入”标准，提防执政队伍掉入苏共平庸化、帮派化和腐败化的陷阱。同时，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人事制度，首先改革“一把手”主导的初始提名权，实行“三三制”提名改革，候选人1/3由党组织提名，1/3由党员群众提名，1/3由民主党派提名；并在县乡进行直选和差额选举试点，从帮派制、世袭制、指定制、控制性选举制走向竞选制、差额选举制、直接选举制，进而过渡到普选制，“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
四是切实保障人民和党员的国家主人和党内主体地位。苏共执政过程中，权力来源的变异性和畸形化，造成只对上负责难向下负责，只对个人利益负责难对天下和民生负责。为此，建议建立群众参政议政、推行民主政治和反腐败的机制和平台，落实党员、群众在党和国家建设上的主体地位，发挥群众的深厚伟力，切实改变党政机关孤军作战的局面。只有人人起来监督，党委政府才不会松懈；只有人人起来反腐败，党委政府才能真正反腐败。
五是改革监督体制、人员结构和方式方法。苏共亡党的深重教训告诫我们，同体监督机关既无法对“拥有无限的权力”的执行机关，特别是“一把手”进行监督制衡，更无法组织打赢反腐败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面对“腐败问题越演越烈”的“大量事实”，特别是面对消极腐败“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的危险，建议我党加快改革监督体制和反腐败体制，建立具有独立性、权威性、先进性的专门监督机关，尽快完成由“同体监督”转向“异体监督”，加强对权力主要是执行权力的监督制衡。对现有反腐机构进行力量重组和流程再造，由惩治为主转向预防为主、监督为主、制度建设为主。规范反腐机关的权力、手段、措施、机制，逐步取消纪检监察机关的“两规”、“两指”权，引导纪检监察机关由办案机关向监督机关转变；建立监督者必须接受监督的机制，把反腐机关建设成为党委、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良心机关”。
（作者单位：中国纪检监察学院）
责编/徐艳红 美编/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