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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年一次的见面旅行中，我和周瞳很少谈论文学，更多是生命里漫长的琐事。私底下，生存与死亡，爱情与自由，他者与自我，是我们一贯的主题。
我们相识的四年里，世事如烟，但历历在目。他居住的那栋老龄楼，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个老人死去，我也曾住过这种老龄楼，经历着相似的温润或苦涩。也许得益于我们见面的次数甚少，时间也短暂，周瞳更像一个精神象征，时时悬在我写作和生活头顶上三尺之处，没有真正的降临，也无确切的别离。当然，某个夏天，周瞳消失过一段时间，电话、邮件、微信和微博都没有回音。我甚至在一个认识他的作家的微博里发私信，寻求他的踪迹，但终究没有结果。原本约定去上海书展看奈保尔的计划只能告吹，现在奈保尔也已魂归幽暗的国度。后来我们重新联系上时，他告诉我，他去了疗养院，不允许使用电子通讯工具。我想，那一定是舒尔茨笔下用沙漏做招牌的疗养院吧。如果回到那时候，我会跟他说：“古老的飞鸽传书也不错。”
“残雪和苏童差别那么大，你为什么会同时喜欢他们？”
这是周瞳跟我说的第一句话，估计他早就不记得。现在想来，这个问题有点蠢，属于没话找话。那时，我离写作的群体很遥远，未曾发表什么作品，在某社交平台的资料里写下这两位作家的名字，只有命运的偶然才能解释为何他会看到。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点在广州的林和西路。那时候林和西路的唐宁书店还没有搬迁，我们在那儿看了一会儿书，在旁边的餐馆点了一份酸菜鱼，并聊起他曾经采访过的作家。具体聊了什么？我只记得话题里有苏童。我们第二次见面的机缘，是去见《西湖》编辑李璐。晚饭后，三人在西湖边走着。周瞳和李璐聊得很多，从文学一直聊到南京的风物。我在旁边慢慢听着。最后三人走到断桥尽头，看着夜色下水波粼粼。
周瞳的记忆力差到难以想象。我在此回忆的事件，对他来说大部分无异于虚构，“我全部不记得了。”他是不是总在努力消除既定的往事，清空内存，单纯留下模糊而风格化的印象呢？我正在写的长篇小说里，写了这样一种“清空体内记忆，以便重新获取回忆”的矛盾行为。也可能，我和他的共同经历根本是虚幻一场，跟文学创造一样。正如他“失踪”的夏天，我一度怀疑根本没有这个人，还特意去图书馆找到他在《上海文学》刊登的一篇叫作《蓝色旗袍》、讲述他外婆和阮玲玉往事的文章后，才在虚实相生的文字中找回信心：嗯，他的确是个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我的幻觉，或者一个迷路的鬼魂……
周瞳现在写得很少，即使写了，也不轻易拿出来。作家是个自我毁灭的职业，他则毁灭得无声无息，缓慢如冰山消融。跟他相反，我当年的表达欲过于强烈，比今天还甚。今天我触到灵河之底时，才忽然意识到，也许他同样曾在写作中几乎耗尽自己。每完成一篇小说，我都会给他看，还记得发给他的第一篇小说被他批评得体无完肤。我总笑他是“实力但不著名评论家”，抛开他对其他作家的作品批评不谈，就我个人的作品而言，他俨然是那块能够将我这束暗室光线在墙上投射成七种光色，并看穿其中结构的三棱镜。
那天，周瞳从手机里截了个图发给我，“看，你发给我的小说，我都有存着。”他存着我的小说，也许只是因为忘了删掉吧。当然我不确定现在是不是被他清空了。如果对别人而言，彼此的纪念品是具象的，比如一件衣服或一件玩偶，那对我们来说，是一篇接一篇以字节为单位的电子文档，日夜堆积起来的交流，以及抽象的文学形象。
我说，想读读萨特的《恶心》。他跟我说：“那你还不如去读博尔赫斯。”当时博尔赫斯的小说集绝版很久，我只能在网上买了一本影印版的，那是我第一次读博尔赫斯。我们讨论电影时，他叫我去看阿尔莫多瓦的《对她说》，里面的插曲《鸽子歌》我至今还在听。周瞳还把他手中多年前的残雪小说集全部寄给我，模样跟封面上出土的泥陶人一样古老，但保存得很好。我们都喜欢周嘉宁的《基本美》，还用里面的小说题目编了一通对话，最后他若无其事地总结一句：“残酷又悲伤，却始终是一个人的事，这就是人生的基本美啦。”
周瞳个性偏执、分裂、神经质，和他在现实里相处其实并不容易，从平和到焦躁的转变往往在一瞬间。特别是出去游玩时，遇到一些不愉快的小事情，比如不友好的陌生人、不如意的酒店服务，甚至别人说话声音太小，他都会比平常人更怒不可遏。我知道，这不是因为他没有气度，而是因为极其敏感和脆弱。当他指责某些事物时，习惯沉默的我站在一旁，往往会变得更沉默，采取跟他相反的处事态度来对待自己的致命伤。
关于这一点，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发生在我们去乌镇期间。我们去一个酒吧喝酒，驻唱歌手唱得极其难听，而且音响声音极大，让人根本无法听清别人讲话，也让人没有心情讲话。我跟周瞳沉默地坐着，一心想着什么时候能离开这家破店，但酒已下单，只好继续坐着。周瞳问我：“你在想什么呀？”我回了一句：“没什么。”离开酒吧后，他气冲冲地走在我前头，过了好久才说：“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很让人讨厌！”我一时语塞，不知道说什么好，只因为当时酒吧里音乐太大声才没有说话，就如默尔索因为明晃晃的太阳照得他全身发绷才扣下扳机杀了人一样。就这样，我们默默无言地在乌镇的深夜游荡，一条巷子接一条巷子地走下去。第二天，我们在酒店吃自助早餐，我问他：“你想吃什么？”他还是那么神经兮兮地说：“你喜欢吃什么自己去点，不用管我！”他不需要别人关心，也害怕被关心，把所有来自他人的关心残忍地拒之身外。晚上，他在河边抽烟，我在他身边坐下来。他递给我一根烟，“要抽吗？”我笑着说不抽，终于轮到我残忍地拒绝了他一回。
后来的两年里，我们去绍兴逛百草园，在雨巷吃茴香豆，去南京码头坐渡轮，在南京大牌档吃芋苗，去鸡鸣寺上香，在中山陵吃黄瓜。我们的行旅都发生在江南，像俞心樵的那首诗写的：“南方和莎士比亚一样都是说不尽的/南方甜蜜、柔软、细腻……”在南方，我们的心就像蜂窝一样生动，紧紧握着它，小心翼翼地避免在生命的沉重中破碎。
我信任周瞳，但不相信他，不相信他对人世的判断，正如我不相信自己对身外之物的判断一样；很多时候，我们像在彼此证明自己的存在；我和他都是一个影子，只有影子才知道另一个影子的世界。他对生活过的地方有某种善意的怀念，广州的骑楼和肠粉店，南京的先锋书店和南师大旁边的街道，以及他在上海的祖上老宅。只有当他回忆起这一切时，我才发觉他的生命立体感在悄然而短暂地建立，随后便化作人世微波。
我有几篇小说的人物以他为精神原型，与他有关的小说人物总在追寻超越人世的境界，在某个远离人世的疗养院接受精神改造，却往往徒劳而返，关乎理想的挣扎，灵魂的神化，以及向死而生。周瞳的瞳孔里，阳光和阴影同样地深重。但写作表达的终究只是作者本人对世界的偏见，这样的精神原型又何尝不是我本人的投射？若他对自己的记忆没有把握，我就是那个替他保存回忆，并自以为是地在作品中还原他这四年精神活动的人。
周瞳说，假若某天快死了，他会找一个连我都不知道的地方，让死亡悄然进行。我们尊重彼此，即使在死亡这件事上。里尔克说：“人拥有死亡，它给人以特殊的尊严和静默的骄傲。”但这份赐予我们的尊严和骄傲，我们努力将其加冕仪式往后推迟。如果我们两人的生命是一座桥的两侧，那么，一侧消亡坍塌，另一侧自然成为断桥。到那时候，我肯定会回想起三人在断桥上沉思默想的夏季夜晚吧……
周瞳的家乡有一座明清时期的古桥，名叫虹桥，现已拆毁。
胡兰成在鹊桥俯视人间情事。而周瞳常常认为自己是連凡人都不如的孤魂。天上没有鹊桥，他只能站在早已消失的虹桥上，像童年时每天走过它那样，于虚渺中，俯视人世微波一道。
（责任编辑：丁小宁）
我们相识的四年里，世事如烟，但历历在目。他居住的那栋老龄楼，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个老人死去，我也曾住过这种老龄楼，经历着相似的温润或苦涩。也许得益于我们见面的次数甚少，时间也短暂，周瞳更像一个精神象征，时时悬在我写作和生活头顶上三尺之处，没有真正的降临，也无确切的别离。当然，某个夏天，周瞳消失过一段时间，电话、邮件、微信和微博都没有回音。我甚至在一个认识他的作家的微博里发私信，寻求他的踪迹，但终究没有结果。原本约定去上海书展看奈保尔的计划只能告吹，现在奈保尔也已魂归幽暗的国度。后来我们重新联系上时，他告诉我，他去了疗养院，不允许使用电子通讯工具。我想，那一定是舒尔茨笔下用沙漏做招牌的疗养院吧。如果回到那时候，我会跟他说：“古老的飞鸽传书也不错。”
“残雪和苏童差别那么大，你为什么会同时喜欢他们？”
这是周瞳跟我说的第一句话，估计他早就不记得。现在想来，这个问题有点蠢，属于没话找话。那时，我离写作的群体很遥远，未曾发表什么作品，在某社交平台的资料里写下这两位作家的名字，只有命运的偶然才能解释为何他会看到。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点在广州的林和西路。那时候林和西路的唐宁书店还没有搬迁，我们在那儿看了一会儿书，在旁边的餐馆点了一份酸菜鱼，并聊起他曾经采访过的作家。具体聊了什么？我只记得话题里有苏童。我们第二次见面的机缘，是去见《西湖》编辑李璐。晚饭后，三人在西湖边走着。周瞳和李璐聊得很多，从文学一直聊到南京的风物。我在旁边慢慢听着。最后三人走到断桥尽头，看着夜色下水波粼粼。
周瞳的记忆力差到难以想象。我在此回忆的事件，对他来说大部分无异于虚构，“我全部不记得了。”他是不是总在努力消除既定的往事，清空内存，单纯留下模糊而风格化的印象呢？我正在写的长篇小说里，写了这样一种“清空体内记忆，以便重新获取回忆”的矛盾行为。也可能，我和他的共同经历根本是虚幻一场，跟文学创造一样。正如他“失踪”的夏天，我一度怀疑根本没有这个人，还特意去图书馆找到他在《上海文学》刊登的一篇叫作《蓝色旗袍》、讲述他外婆和阮玲玉往事的文章后，才在虚实相生的文字中找回信心：嗯，他的确是个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我的幻觉，或者一个迷路的鬼魂……
周瞳现在写得很少，即使写了，也不轻易拿出来。作家是个自我毁灭的职业，他则毁灭得无声无息，缓慢如冰山消融。跟他相反，我当年的表达欲过于强烈，比今天还甚。今天我触到灵河之底时，才忽然意识到，也许他同样曾在写作中几乎耗尽自己。每完成一篇小说，我都会给他看，还记得发给他的第一篇小说被他批评得体无完肤。我总笑他是“实力但不著名评论家”，抛开他对其他作家的作品批评不谈，就我个人的作品而言，他俨然是那块能够将我这束暗室光线在墙上投射成七种光色，并看穿其中结构的三棱镜。
那天，周瞳从手机里截了个图发给我，“看，你发给我的小说，我都有存着。”他存着我的小说，也许只是因为忘了删掉吧。当然我不确定现在是不是被他清空了。如果对别人而言，彼此的纪念品是具象的，比如一件衣服或一件玩偶，那对我们来说，是一篇接一篇以字节为单位的电子文档，日夜堆积起来的交流，以及抽象的文学形象。
我说，想读读萨特的《恶心》。他跟我说：“那你还不如去读博尔赫斯。”当时博尔赫斯的小说集绝版很久，我只能在网上买了一本影印版的，那是我第一次读博尔赫斯。我们讨论电影时，他叫我去看阿尔莫多瓦的《对她说》，里面的插曲《鸽子歌》我至今还在听。周瞳还把他手中多年前的残雪小说集全部寄给我，模样跟封面上出土的泥陶人一样古老，但保存得很好。我们都喜欢周嘉宁的《基本美》，还用里面的小说题目编了一通对话，最后他若无其事地总结一句：“残酷又悲伤，却始终是一个人的事，这就是人生的基本美啦。”
周瞳个性偏执、分裂、神经质，和他在现实里相处其实并不容易，从平和到焦躁的转变往往在一瞬间。特别是出去游玩时，遇到一些不愉快的小事情，比如不友好的陌生人、不如意的酒店服务，甚至别人说话声音太小，他都会比平常人更怒不可遏。我知道，这不是因为他没有气度，而是因为极其敏感和脆弱。当他指责某些事物时，习惯沉默的我站在一旁，往往会变得更沉默，采取跟他相反的处事态度来对待自己的致命伤。
关于这一点，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发生在我们去乌镇期间。我们去一个酒吧喝酒，驻唱歌手唱得极其难听，而且音响声音极大，让人根本无法听清别人讲话，也让人没有心情讲话。我跟周瞳沉默地坐着，一心想着什么时候能离开这家破店，但酒已下单，只好继续坐着。周瞳问我：“你在想什么呀？”我回了一句：“没什么。”离开酒吧后，他气冲冲地走在我前头，过了好久才说：“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很让人讨厌！”我一时语塞，不知道说什么好，只因为当时酒吧里音乐太大声才没有说话，就如默尔索因为明晃晃的太阳照得他全身发绷才扣下扳机杀了人一样。就这样，我们默默无言地在乌镇的深夜游荡，一条巷子接一条巷子地走下去。第二天，我们在酒店吃自助早餐，我问他：“你想吃什么？”他还是那么神经兮兮地说：“你喜欢吃什么自己去点，不用管我！”他不需要别人关心，也害怕被关心，把所有来自他人的关心残忍地拒之身外。晚上，他在河边抽烟，我在他身边坐下来。他递给我一根烟，“要抽吗？”我笑着说不抽，终于轮到我残忍地拒绝了他一回。
后来的两年里，我们去绍兴逛百草园，在雨巷吃茴香豆，去南京码头坐渡轮，在南京大牌档吃芋苗，去鸡鸣寺上香，在中山陵吃黄瓜。我们的行旅都发生在江南，像俞心樵的那首诗写的：“南方和莎士比亚一样都是说不尽的/南方甜蜜、柔软、细腻……”在南方，我们的心就像蜂窝一样生动，紧紧握着它，小心翼翼地避免在生命的沉重中破碎。
我信任周瞳，但不相信他，不相信他对人世的判断，正如我不相信自己对身外之物的判断一样；很多时候，我们像在彼此证明自己的存在；我和他都是一个影子，只有影子才知道另一个影子的世界。他对生活过的地方有某种善意的怀念，广州的骑楼和肠粉店，南京的先锋书店和南师大旁边的街道，以及他在上海的祖上老宅。只有当他回忆起这一切时，我才发觉他的生命立体感在悄然而短暂地建立，随后便化作人世微波。
我有几篇小说的人物以他为精神原型，与他有关的小说人物总在追寻超越人世的境界，在某个远离人世的疗养院接受精神改造，却往往徒劳而返，关乎理想的挣扎，灵魂的神化，以及向死而生。周瞳的瞳孔里，阳光和阴影同样地深重。但写作表达的终究只是作者本人对世界的偏见，这样的精神原型又何尝不是我本人的投射？若他对自己的记忆没有把握，我就是那个替他保存回忆，并自以为是地在作品中还原他这四年精神活动的人。
周瞳说，假若某天快死了，他会找一个连我都不知道的地方，让死亡悄然进行。我们尊重彼此，即使在死亡这件事上。里尔克说：“人拥有死亡，它给人以特殊的尊严和静默的骄傲。”但这份赐予我们的尊严和骄傲，我们努力将其加冕仪式往后推迟。如果我们两人的生命是一座桥的两侧，那么，一侧消亡坍塌，另一侧自然成为断桥。到那时候，我肯定会回想起三人在断桥上沉思默想的夏季夜晚吧……
周瞳的家乡有一座明清时期的古桥，名叫虹桥，现已拆毁。
胡兰成在鹊桥俯视人间情事。而周瞳常常认为自己是連凡人都不如的孤魂。天上没有鹊桥，他只能站在早已消失的虹桥上，像童年时每天走过它那样，于虚渺中，俯视人世微波一道。
（责任编辑：丁小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