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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了5年，并未得到有效遏制，反而愈演愈烈。在此影响下，未来10年全球经济都无法走出泥潭，将长期陷入低迷。这一轮金融危机之后，全球政治和经济环境都将发生较大变化，因此，需要重新梳理未来10年全球政治、经济的发展趋势，从而明确中国未来10到20年的发展战略。
全球经济未来10年将持续低迷
占全球经济比重高达60%的主要发达经济体目前陷入高赤字、高债务、高失业的三高困境，制约了发达经济体的复苏。2011年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欧元区是7.1%，法国是6%，意大利是7.7%，日本是9.9%，美国是10%左右。2011年美国公共债务达到73%，欧洲平均超过90%，其中，意大利是122%，法国是77%，希腊是158%，葡萄牙超过100%，西班牙超过70%。2011年底，欧盟国家平均失业率为10.4%，失业率较高的国家基本都是欧洲南部国家，其中最为严重的是西班牙和希腊，失业率在20%左右。
美国金融形势非常严峻。据美国货币监督署近期发布的报告称，截至去年底，摩根大通、摩根斯坦利、富国银行、花旗银行、美银五大投资银行持有233万亿美元金融衍生品，但所对应的资本金却不成比例。摩根大通持有70万亿美元金融衍生品，但对应的风险资本只有1360亿美元，相当于516倍的杠杆。摩根斯坦利持有40万亿美元金融衍生品，对应的风险资本是190亿美元，杠杆比例高达2250倍。当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时，破产的长期资本投资公司只有30倍杠杆；而现在五大投行的杠杆倍数远高于30倍，金融风险远未结束。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摩根大通亏了20亿美元，美国国会还在开听证会。美国大投行持有的很大部分金融资本都是次级资产，禁不得半点风吹草动。以摩根大通为例，只要亏0.1%，整个资本就会崩溃。所以，形势迫使美欧要花很长时间应付这些金融烂账，美国和欧洲的经济仍未见底，真正修复资产负债表，恐怕10年时间未必够，至少日本20年没有从衰退的阴影中走出来。
再工业化也无法将美国经济从危机中拯救。究其原因在于，世界是美元体系，美国一直通过向全世界输出美元获得利益，再工业化，则是通过向全世界输出产品获得利益，如果有一天美国以产品为主，全是贸易顺差的时候，美元将无法输出，而制造业的利润远低于通过输出美元所得。通过奥巴马这几年特别是2008年的表现，可以判断奥巴马不可能将美国带回到制造业，美国的再工业化不太可能实现。这场危机使美国的经济一落千丈，至今经济仍未见底，尽管美国政府通过压低工人工资促使制造业回流使就业有所增加，但美国的失业率仍高达8.2%，还将有更大的危机在后面等待着美国政府。
欧洲也元气大伤，欧元虽然不会崩溃，但这场危机会促使欧元成为一个有财政统一支持的货币，欧元区各国在政治方面也将面临整合。整合是以德国模式为中心的财政平衡模式为核心的整合，这种整合要求欧洲财政紧缩，整合过程本身就是逼着欧洲各国不断地在经济低迷中挣扎；即便真正整合成功了，也一定是以德国为首的模式。所以，欧洲经济没有见底，未来10年欧洲没有力量同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去竞争，欧洲需要解决自己的内部问题。
事实上，欧美国家已经没有更好地吸纳投资的领域。随着危机的蔓延，未来所有国家都将进入一个非常漫长的调整过程，不排除一些国家因为调整不成功而死掉。欧洲普遍存在产业空心化现象、国家也没有能力进行大规模投资以及危机导致的国家间“离心”等因素或将促使欧洲未来退化出一批发展中国家。
全球主要经济体进入战略收缩期
未来10年，世界大趋势的一条主线是，以美、欧、日为代表的主要发达经济体将进入战略收缩期。金融危机严重损耗了发达经济体的力量，迫使其不得不进行收缩。收缩将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不仅包括各经济体尊严的丧失，还有居民各种福利的丧失。
发达经济体最主要的问题是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严重脱节，实体经济无法托住虚拟经济，因此，需要调整以达到两者的匹配，涨实体和收虚拟两者要平衡，这个过程恐怕需要10年。美国《华尔街日报》对总部设在纽约的美国大公司进行调查后发现，三分之一的企业打算或者已经把设在中国的公司转移回美国。日本经济用了15年时间，直到2005年才基本达到平衡，但紧接着又遭遇2008年次贷危机的冲击。未来，日本走出危机至少还需要15年时间，现在过了5年，未来可能还有10年时间。这10年中，日本内部的力量不断在消耗，日本必须调动所有力量去解决这场金融危机。欧洲必须应对财政统一问题，所以无暇向外看，对欧洲而言这同样是一个10年的战略收缩期。这10年的战略收缩期就是欧、美、日在中东、非洲、南美的控制力都减弱的过程。
此外，发达国家的战略收缩还具体表现在其他方面。伊拉克战争后，强国用军事干预解决本地区的能力在减弱；屈从于某个国际货币的力量也在减弱，如美欧在IMF组织中分额逐渐降低，新兴经济体的分额将提高；发达国家会提出很多邀约与发展中国家合作。
金砖国家也将进入收缩期。印度有可能成为金砖国家中第一个被踢出去的垃圾债券的国家。2011-2012财年，截止到今年3月份的财年，印度贸易赤字高达1860亿美元，出口也每况愈下，印度难以支撑很久。由于石油价格下跌，俄罗斯财政部长称2012年俄罗斯将面临财政崩溃。据有关方面测算，石油价格只有达到117美元/桶，俄罗斯财政预算才能实现平衡。巴西的经济也不好，出口不振，资本外流严重。
全球政治格局发生结构性变化
全球政治格局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这种变化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发生较大变化，全球战略中心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另一个是传统安全重新成为世界主要矛盾，未来世界体系中的权力博弈将围绕传统安全展开。
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正在发生较大变化，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大西洋同盟的解体和太平洋轴心的显现。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有很多，总体来看，是美国力量调整和态势收缩、欧元区对美国的排斥、东亚一体化进程这三股力量的共同作用，导致了全球力量中心向太平洋地区转移。 在过去100年时间里，世界是围绕大西洋构建的，一战之前主要是围绕欧洲，一战之后是美欧共同主导的世界。前面是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后面是雅尔塔体系，都是以大西洋为中心。欧盟成立、欧元流通后，欧洲逐渐把美国排挤出去。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欧虽然在很多方面协调，但毕竟渐行渐远，已经出现了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或者是欧元区的欧洲的情况，美国被挤出了欧洲。被挤出欧洲后，美国并没有回到美洲，而是重新回到太平洋开始经营太平洋地区。现在出现了两个中心，一个是以欧洲为主的环地中海地区的中心，另一个是以美国、中国为主要国家的太平洋地区。这就是地缘格局比较大的变化。在此背景下，全球各主要力量向太平洋集中，世界经济重心向太平洋转移，包括美国战略东移，俄罗斯战略东移，拉美四国的太平洋时代，澳大利亚的太平洋时代等，都向太平洋移动，实际上都是被中国吸引过来的。
每年，欧亚集团都预测发表世界十大风险。2012年的十大风险之首是“恐怖终结”。“恐怖终结”意味着什么呢？或许意味着作为世界主要矛盾“非传统安全”的重要性开始下降，而相应的“传统安全”的影响力重新上升，即成为世界主要矛盾。而决定“传统安全”的最关键因素是国与国之间的力量博弈与较量，而不是“非国家主体”之间的力量较量。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传统的非传统的威胁同时存在，并会持续相当长时间，但决定性威胁来自于传统安全，这一点已经有所体现。
独立主权国家，特别是强国——“国家主体”围绕经济、军事、金融、制造、服务业等各种实力较量重新展开，竞争的地缘空间集中于太平洋，形成了大陆国家集中进入太平洋，在太平洋展开权力角逐。如果出现这样一个局势，简单的结盟说，就过于理想，不一定现实。因为这个过程是复杂而且不断变化的，是依据各种力量角逐、博弈的结果才能决定亚太地区安全结构。因此，无法事先预想，应该与谁“结盟”，而必须是在合作中竞争，在竞争中寻找合作的机会。这是一个力量动态变化的均衡过程，政策和战略也必须是动态变化的，并且应该是适应变化的，至少应该是OPEN的。
短期看，今年9月俄罗斯将主持远东APEC，普京政权也摆出了东进太平洋的战略姿态，同美国重返亚太形成天然对立。普京不参加奥巴马主持的戴维营G8峰会，奥巴马也不来APEC，两巨头互不捧场，预示着两大力量在亚太尚未找到合作的理由和方式，至少，竞争大于合作。在叙利亚、伊朗问题上，美俄较量更直接，围绕东欧导弹防御体系，美俄更是正面对立。
位居中亚南向出海口的印度，一方面关切中东、伊朗和中亚的石油；另一方面又欲“东向”日本和美国的技术与市场结合，同时不甘居于中国之下，直取东盟，介入泛亚太合作区。日本核电危机后，油气多元化意识增强，对世界油路倍加关注，积极调整战略，力争俄罗斯、中亚的油气资源，同时，不放弃争取美国的未来廉价天然气权利。但单独行动，风险巨大，欲通过合作，左右逢源，做长期打算。一是立足于海外权益，合作开发多国间陆路、海路双重管道，主导地缘油气网；二是展开包括澳大利亚、印度、东盟、中韩的广泛自由贸易区，主导地区产业分工体系和市场；三是立足于地区金融货币合作，单独主导“非美元的地缘金融货币秩序”。日本欲成为欧亚大陆和印度次大陆之“门户”（Gate Way)，直接与美国联系，主导世界体系的“三极体制”。
摆在中国面前的选择，一是直取亚太，正面与美国展开竞争与合作关系，确保世界体系大空间。二是展开双边能源合作，不搞多边合作；在贸易、投资和货币合作上，与一切可能的国家展开广泛合作，不偏不倚，确保中国资金、中国市场和中国货币的“独立位置”，在全球市场间竞争上，力求奠定“纽、伦、港”大格局基础，不营造小区域，不放弃对现行货币体制和现行关键货币的利用。现行货币体制，可作为未来人民币发展的有用资源，积极利用。三是取众家之长，构建中国版的环保技术标准和环保市场准入标准。“环境、绿色、循环”是下个时代的基础技术主题，将决定产业发展的基本方向。中国市场具备决定世界标准的可能条件。中国应用好市场，挖掘潜力，立足长远，借用各家之长，构建中国标准和中国规则，这是未来世界体系中的权力博弈的条件。
中国是唯一可能保持高速增长的经济体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也是唯一有能力保持未来20年高增长的经济体。中国可以利用全球各主要经济体的10年战略收缩期，解决好目前面临的困惑，释放出中国经济高增长的潜能，否则，中国经济也会和全球主要经济体一样陷入长期低迷。
2003～2007年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两方面变化，从国内看，新世纪以来出现了住房和汽车两大消费品的爆发性需求，引导消费需求结构升级，使国内供给结构发生相应改变，能源、原材料和机械、电子产业由此获得巨大增长。从国际看，新全球化出现新浪潮，引导中国出口结构升级，使出口成为这一时期增长最快的需求动力，但是，次贷危机的爆发中断了新经济全球化的推进过程，也使中国经济退出了原有增长轨道。世界经济失衡和再平衡将使中国外贸出口面临巨大挑战，以往“大进大出”的贸易模式很难持续。包括高投资、高出口和“人口红利”在内的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传统动力的衰减趋势不可避免，原有增长动力正在消失。全球化修复需要较长时间，如果中国经济想继续保持较高增长率，就必须寻找新的增长动力。
经济结构不合理时，结构本身是压抑需求的，通过硬刺激所释放出来的需求在一段时间后就会消失，中国经济结构亟须调整。调整的核心就是启动城市化，调整的对象是内外失衡问题、投资消费问题和产能过剩问题，这些问题都与城市化息息相关。
现代国家的经济现代化是依托工业化和城市化完成的。工业化的过程也是城市化的过程，两者不可分割，因为工业化所创造的现代消费品是面向城市人口，而工业化所带来的社会分工要求，也只有在城市体系中才能得以顺利实现。工业化要以城市化为基础，城市化要靠工业化来推动，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创造需求。
城市化创造需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城市化引发大规模投资需求。一方面引发生产性投资，为转入城市的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引发建设城市所需要的基础设施投资，以满足城市人口的居住需求和企业的发展需求。粗略地计算，中国从2003-2008年，每增加一个城市人口大约会引出50万元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第二，城市化会引发更多消费需求。因为城市人口收入高于农村，能消费更多的商品，而且现代大工业所生产的消费品，都是以城市基础设施配套为使用条件的，城市人口比重的提升会带来消费总量的扩张。
第三，服务产业的发展与城市规模的扩张密不可分。依托于城市的大工业体系发展，必须有与之配套的生产性服务体系，如流通与通讯服务体系、金融与法律服务体系、劳动力市场与交易体系等，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保障与生活质量的提高，同样离不开商业服务与医疗、娱乐等服务产业的发展。农村受到人口聚集程度和收入水平的限制，服务产业发展空间较小。
如果未来10年中国城市人口比重上升到2/3，年均20万亿元以上的投资规模可以维持20年，年均社会消费额可以从目前的10万亿元增加到20万亿元。2008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10万亿元，出口总额按人民币计算是9万亿元，仅国内消费就可以增加10万亿元，无论国际环境怎样恶劣，中国经济也可岿然不动，并且由此走向由内需所主导的长期高速增长新轨道。
中国对外贸易10年内将出现逆差
如果中国经济还能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未来10年中国会出现对外贸易逆差。如果国家对出口加以重视，预计到2020年会出现贸易逆差，否则，2015年就会出现。贸易逆差来源于今后中国大规模进口如石油等大宗能耗产品。也就是说未来制造业行业还是顺差，资源品将是越来越大的逆差，总体反映到国际收支上就是赤字。逆差在未来10年将消耗掉3万亿外汇储备。
中国一旦转入城市化为主导的方向，以内需为主，把农村人均消费水平提高，就需要进口大量资源。中国的国情是虽然拥有960万平方公里面积，但是能够建城市、发展工业的地方非常狭窄。还需要解决13亿人口的粮食问题，所以不能多占土地，只有提高城市容积率，而提高城市容积率、容纳更多的城市人口，一定是消耗更多的钢材。去年中国初级产品进口占进口总额的34%，日本这方面比重高的时候超过80%，低的时候为78%。所以，未来10年中国初级产品资源在进口当中的比重一定高，即使不到70%、80%，也肯定过50%。这将带来中国贸易结构的变化和资本输出结构的变化。
从出口环境看，未来10年中国出口形势非常严峻，中国出口的两大主要市场是欧洲和美国，欧洲经济长期低迷导致对欧出口大幅下滑，对美出口将面临较大的贸易壁垒。欧美制造业回流，比如美国再工业化，也会冲击中国的贸易结构。在资源方面，美国油页岩技术发达，可以用很便宜的石油生产乙烯，成为乙烯生产大国，乙烯生产成本在北美是1600-1700美元一吨，亚洲的日本、中国生产一吨乙烯的成本在2500美元以上，美国具有比较优势，美国对中国的进口需求将减小，因此，未来中国对发达国家是趋于贸易平衡。非洲和拉美由于市场规模较小，出口潜力有限，而且未来10年中国出口的都是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到非洲和拉美面临购买力问题，同时还存在贸易壁垒问题。
中国亟待确定以资源为目标的内外战略
未来中国的发展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战略都将围绕一个核心问题展开——解决15亿人口资源的问题。
这个问题已经非常急迫，所有其他外交、军事战略等都应以这个问题为核心。手段可以多元化，包括生产体系外移，资本输出，用资本收益获取资源等。未来10年中国国际化的模式也将发生改变，与前30年生产的产品、输出的产品不一样，未来中国可能会有大规模的过剩生产能力转移到非洲、拉美等地，生产的本地化获得资本增值收益，借助资本输出收益购买当地的实物资源。这种国际化模式的变化也使中国海外资产从单一美元的证券变成生产资本，未来5到10年，花在美国债券上大约1.5万亿的钱，就可以逐渐稀释、转移，在其他方面得到有效利用。
未来中国一方面可以利用欧美目前这种相对来说自顾不暇的困难形势，积极向非洲、拉美，特别是非洲国家转移过剩的工业生产能力，如从相对低端的纺织、制鞋开始，产业链逐步提高，一直到高端的几大战略产业等。5到10年后，在非洲将开拓出一个比较深、比较广的消费市场。另一方面，现在很多进口的大宗商品，特别是初级原材料，比如粗钢，可以在非洲国家就近进行比较粗的加工和冶炼，国内的水、空气等环境压力会大大减轻，同时也有利于提高当地的就业率。当地对于中国项目大量使用中国劳工非常有意见，从一定程度上讲，也可以减轻这种批评的压力。在转移生产能力的同时，应该试图实现与当地经济一体化。
增加在中国国土上的固定资产投入，改善整个中国资源或者经济布局为目标的对内战略。这种战略主要是以城市化为路径，当然还包括产业结构的变化。回顾世界几百年发达国家崛起的过程，都有一个规律性特征，腾飞的基础都是七通一平式固定资产的投入。意大利建城市，不光是修建城楼，还有码头、交易中心；荷兰是运河、水运体系、防灾体系；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加大固定资产投入；美国进行大规模铁路建设、高速公路建设。因为这种投入导致土地价值升值，能从单位土地中间产生更高的价值。实际上中国要做的就是对中国经济地理进行一次再造，再造核心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基础投入。如调水，虽然短期内见不到效果，但是隋炀帝一条大运河，就决定了从隋到清时期经济地理的变化，导致了东南沿海漕运体制的建立。现在也是如此，包括像高铁、重载铁路，整个国内管道化的基础建设，吸纳的资源需要这种财富的体现，不能成为制成品再流出去。中国应该加强这种强度的固定资产投入，当然，这种强度的投入必须可承受、必须有经济性、必须提前规划好。300亿、500亿的规模属于杯水车薪，中国需要的是万亿级别规模的投入，如城市化是300万亿规模，是要能够拉动二三十年增长的投入。
全球经济未来10年将持续低迷
占全球经济比重高达60%的主要发达经济体目前陷入高赤字、高债务、高失业的三高困境，制约了发达经济体的复苏。2011年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欧元区是7.1%，法国是6%，意大利是7.7%，日本是9.9%，美国是10%左右。2011年美国公共债务达到73%，欧洲平均超过90%，其中，意大利是122%，法国是77%，希腊是158%，葡萄牙超过100%，西班牙超过70%。2011年底，欧盟国家平均失业率为10.4%，失业率较高的国家基本都是欧洲南部国家，其中最为严重的是西班牙和希腊，失业率在20%左右。
美国金融形势非常严峻。据美国货币监督署近期发布的报告称，截至去年底，摩根大通、摩根斯坦利、富国银行、花旗银行、美银五大投资银行持有233万亿美元金融衍生品，但所对应的资本金却不成比例。摩根大通持有70万亿美元金融衍生品，但对应的风险资本只有1360亿美元，相当于516倍的杠杆。摩根斯坦利持有40万亿美元金融衍生品，对应的风险资本是190亿美元，杠杆比例高达2250倍。当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时，破产的长期资本投资公司只有30倍杠杆；而现在五大投行的杠杆倍数远高于30倍，金融风险远未结束。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摩根大通亏了20亿美元，美国国会还在开听证会。美国大投行持有的很大部分金融资本都是次级资产，禁不得半点风吹草动。以摩根大通为例，只要亏0.1%，整个资本就会崩溃。所以，形势迫使美欧要花很长时间应付这些金融烂账，美国和欧洲的经济仍未见底，真正修复资产负债表，恐怕10年时间未必够，至少日本20年没有从衰退的阴影中走出来。
再工业化也无法将美国经济从危机中拯救。究其原因在于，世界是美元体系，美国一直通过向全世界输出美元获得利益，再工业化，则是通过向全世界输出产品获得利益，如果有一天美国以产品为主，全是贸易顺差的时候，美元将无法输出，而制造业的利润远低于通过输出美元所得。通过奥巴马这几年特别是2008年的表现，可以判断奥巴马不可能将美国带回到制造业，美国的再工业化不太可能实现。这场危机使美国的经济一落千丈，至今经济仍未见底，尽管美国政府通过压低工人工资促使制造业回流使就业有所增加，但美国的失业率仍高达8.2%，还将有更大的危机在后面等待着美国政府。
欧洲也元气大伤，欧元虽然不会崩溃，但这场危机会促使欧元成为一个有财政统一支持的货币，欧元区各国在政治方面也将面临整合。整合是以德国模式为中心的财政平衡模式为核心的整合，这种整合要求欧洲财政紧缩，整合过程本身就是逼着欧洲各国不断地在经济低迷中挣扎；即便真正整合成功了，也一定是以德国为首的模式。所以，欧洲经济没有见底，未来10年欧洲没有力量同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去竞争，欧洲需要解决自己的内部问题。
事实上，欧美国家已经没有更好地吸纳投资的领域。随着危机的蔓延，未来所有国家都将进入一个非常漫长的调整过程，不排除一些国家因为调整不成功而死掉。欧洲普遍存在产业空心化现象、国家也没有能力进行大规模投资以及危机导致的国家间“离心”等因素或将促使欧洲未来退化出一批发展中国家。
全球主要经济体进入战略收缩期
未来10年，世界大趋势的一条主线是，以美、欧、日为代表的主要发达经济体将进入战略收缩期。金融危机严重损耗了发达经济体的力量，迫使其不得不进行收缩。收缩将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不仅包括各经济体尊严的丧失，还有居民各种福利的丧失。
发达经济体最主要的问题是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严重脱节，实体经济无法托住虚拟经济，因此，需要调整以达到两者的匹配，涨实体和收虚拟两者要平衡，这个过程恐怕需要10年。美国《华尔街日报》对总部设在纽约的美国大公司进行调查后发现，三分之一的企业打算或者已经把设在中国的公司转移回美国。日本经济用了15年时间，直到2005年才基本达到平衡，但紧接着又遭遇2008年次贷危机的冲击。未来，日本走出危机至少还需要15年时间，现在过了5年，未来可能还有10年时间。这10年中，日本内部的力量不断在消耗，日本必须调动所有力量去解决这场金融危机。欧洲必须应对财政统一问题，所以无暇向外看，对欧洲而言这同样是一个10年的战略收缩期。这10年的战略收缩期就是欧、美、日在中东、非洲、南美的控制力都减弱的过程。
此外，发达国家的战略收缩还具体表现在其他方面。伊拉克战争后，强国用军事干预解决本地区的能力在减弱；屈从于某个国际货币的力量也在减弱，如美欧在IMF组织中分额逐渐降低，新兴经济体的分额将提高；发达国家会提出很多邀约与发展中国家合作。
金砖国家也将进入收缩期。印度有可能成为金砖国家中第一个被踢出去的垃圾债券的国家。2011-2012财年，截止到今年3月份的财年，印度贸易赤字高达1860亿美元，出口也每况愈下，印度难以支撑很久。由于石油价格下跌，俄罗斯财政部长称2012年俄罗斯将面临财政崩溃。据有关方面测算，石油价格只有达到117美元/桶，俄罗斯财政预算才能实现平衡。巴西的经济也不好，出口不振，资本外流严重。
全球政治格局发生结构性变化
全球政治格局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这种变化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发生较大变化，全球战略中心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另一个是传统安全重新成为世界主要矛盾，未来世界体系中的权力博弈将围绕传统安全展开。
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正在发生较大变化，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大西洋同盟的解体和太平洋轴心的显现。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有很多，总体来看，是美国力量调整和态势收缩、欧元区对美国的排斥、东亚一体化进程这三股力量的共同作用，导致了全球力量中心向太平洋地区转移。 在过去100年时间里，世界是围绕大西洋构建的，一战之前主要是围绕欧洲，一战之后是美欧共同主导的世界。前面是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后面是雅尔塔体系，都是以大西洋为中心。欧盟成立、欧元流通后，欧洲逐渐把美国排挤出去。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欧虽然在很多方面协调，但毕竟渐行渐远，已经出现了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或者是欧元区的欧洲的情况，美国被挤出了欧洲。被挤出欧洲后，美国并没有回到美洲，而是重新回到太平洋开始经营太平洋地区。现在出现了两个中心，一个是以欧洲为主的环地中海地区的中心，另一个是以美国、中国为主要国家的太平洋地区。这就是地缘格局比较大的变化。在此背景下，全球各主要力量向太平洋集中，世界经济重心向太平洋转移，包括美国战略东移，俄罗斯战略东移，拉美四国的太平洋时代，澳大利亚的太平洋时代等，都向太平洋移动，实际上都是被中国吸引过来的。
每年，欧亚集团都预测发表世界十大风险。2012年的十大风险之首是“恐怖终结”。“恐怖终结”意味着什么呢？或许意味着作为世界主要矛盾“非传统安全”的重要性开始下降，而相应的“传统安全”的影响力重新上升，即成为世界主要矛盾。而决定“传统安全”的最关键因素是国与国之间的力量博弈与较量，而不是“非国家主体”之间的力量较量。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传统的非传统的威胁同时存在，并会持续相当长时间，但决定性威胁来自于传统安全，这一点已经有所体现。
独立主权国家，特别是强国——“国家主体”围绕经济、军事、金融、制造、服务业等各种实力较量重新展开，竞争的地缘空间集中于太平洋，形成了大陆国家集中进入太平洋，在太平洋展开权力角逐。如果出现这样一个局势，简单的结盟说，就过于理想，不一定现实。因为这个过程是复杂而且不断变化的，是依据各种力量角逐、博弈的结果才能决定亚太地区安全结构。因此，无法事先预想，应该与谁“结盟”，而必须是在合作中竞争，在竞争中寻找合作的机会。这是一个力量动态变化的均衡过程，政策和战略也必须是动态变化的，并且应该是适应变化的，至少应该是OPEN的。
短期看，今年9月俄罗斯将主持远东APEC，普京政权也摆出了东进太平洋的战略姿态，同美国重返亚太形成天然对立。普京不参加奥巴马主持的戴维营G8峰会，奥巴马也不来APEC，两巨头互不捧场，预示着两大力量在亚太尚未找到合作的理由和方式，至少，竞争大于合作。在叙利亚、伊朗问题上，美俄较量更直接，围绕东欧导弹防御体系，美俄更是正面对立。
位居中亚南向出海口的印度，一方面关切中东、伊朗和中亚的石油；另一方面又欲“东向”日本和美国的技术与市场结合，同时不甘居于中国之下，直取东盟，介入泛亚太合作区。日本核电危机后，油气多元化意识增强，对世界油路倍加关注，积极调整战略，力争俄罗斯、中亚的油气资源，同时，不放弃争取美国的未来廉价天然气权利。但单独行动，风险巨大，欲通过合作，左右逢源，做长期打算。一是立足于海外权益，合作开发多国间陆路、海路双重管道，主导地缘油气网；二是展开包括澳大利亚、印度、东盟、中韩的广泛自由贸易区，主导地区产业分工体系和市场；三是立足于地区金融货币合作，单独主导“非美元的地缘金融货币秩序”。日本欲成为欧亚大陆和印度次大陆之“门户”（Gate Way)，直接与美国联系，主导世界体系的“三极体制”。
摆在中国面前的选择，一是直取亚太，正面与美国展开竞争与合作关系，确保世界体系大空间。二是展开双边能源合作，不搞多边合作；在贸易、投资和货币合作上，与一切可能的国家展开广泛合作，不偏不倚，确保中国资金、中国市场和中国货币的“独立位置”，在全球市场间竞争上，力求奠定“纽、伦、港”大格局基础，不营造小区域，不放弃对现行货币体制和现行关键货币的利用。现行货币体制，可作为未来人民币发展的有用资源，积极利用。三是取众家之长，构建中国版的环保技术标准和环保市场准入标准。“环境、绿色、循环”是下个时代的基础技术主题，将决定产业发展的基本方向。中国市场具备决定世界标准的可能条件。中国应用好市场，挖掘潜力，立足长远，借用各家之长，构建中国标准和中国规则，这是未来世界体系中的权力博弈的条件。
中国是唯一可能保持高速增长的经济体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也是唯一有能力保持未来20年高增长的经济体。中国可以利用全球各主要经济体的10年战略收缩期，解决好目前面临的困惑，释放出中国经济高增长的潜能，否则，中国经济也会和全球主要经济体一样陷入长期低迷。
2003～2007年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两方面变化，从国内看，新世纪以来出现了住房和汽车两大消费品的爆发性需求，引导消费需求结构升级，使国内供给结构发生相应改变，能源、原材料和机械、电子产业由此获得巨大增长。从国际看，新全球化出现新浪潮，引导中国出口结构升级，使出口成为这一时期增长最快的需求动力，但是，次贷危机的爆发中断了新经济全球化的推进过程，也使中国经济退出了原有增长轨道。世界经济失衡和再平衡将使中国外贸出口面临巨大挑战，以往“大进大出”的贸易模式很难持续。包括高投资、高出口和“人口红利”在内的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传统动力的衰减趋势不可避免，原有增长动力正在消失。全球化修复需要较长时间，如果中国经济想继续保持较高增长率，就必须寻找新的增长动力。
经济结构不合理时，结构本身是压抑需求的，通过硬刺激所释放出来的需求在一段时间后就会消失，中国经济结构亟须调整。调整的核心就是启动城市化，调整的对象是内外失衡问题、投资消费问题和产能过剩问题，这些问题都与城市化息息相关。
现代国家的经济现代化是依托工业化和城市化完成的。工业化的过程也是城市化的过程，两者不可分割，因为工业化所创造的现代消费品是面向城市人口，而工业化所带来的社会分工要求，也只有在城市体系中才能得以顺利实现。工业化要以城市化为基础，城市化要靠工业化来推动，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创造需求。
城市化创造需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城市化引发大规模投资需求。一方面引发生产性投资，为转入城市的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引发建设城市所需要的基础设施投资，以满足城市人口的居住需求和企业的发展需求。粗略地计算，中国从2003-2008年，每增加一个城市人口大约会引出50万元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第二，城市化会引发更多消费需求。因为城市人口收入高于农村，能消费更多的商品，而且现代大工业所生产的消费品，都是以城市基础设施配套为使用条件的，城市人口比重的提升会带来消费总量的扩张。
第三，服务产业的发展与城市规模的扩张密不可分。依托于城市的大工业体系发展，必须有与之配套的生产性服务体系，如流通与通讯服务体系、金融与法律服务体系、劳动力市场与交易体系等，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保障与生活质量的提高，同样离不开商业服务与医疗、娱乐等服务产业的发展。农村受到人口聚集程度和收入水平的限制，服务产业发展空间较小。
如果未来10年中国城市人口比重上升到2/3，年均20万亿元以上的投资规模可以维持20年，年均社会消费额可以从目前的10万亿元增加到20万亿元。2008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10万亿元，出口总额按人民币计算是9万亿元，仅国内消费就可以增加10万亿元，无论国际环境怎样恶劣，中国经济也可岿然不动，并且由此走向由内需所主导的长期高速增长新轨道。
中国对外贸易10年内将出现逆差
如果中国经济还能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未来10年中国会出现对外贸易逆差。如果国家对出口加以重视，预计到2020年会出现贸易逆差，否则，2015年就会出现。贸易逆差来源于今后中国大规模进口如石油等大宗能耗产品。也就是说未来制造业行业还是顺差，资源品将是越来越大的逆差，总体反映到国际收支上就是赤字。逆差在未来10年将消耗掉3万亿外汇储备。
中国一旦转入城市化为主导的方向，以内需为主，把农村人均消费水平提高，就需要进口大量资源。中国的国情是虽然拥有960万平方公里面积，但是能够建城市、发展工业的地方非常狭窄。还需要解决13亿人口的粮食问题，所以不能多占土地，只有提高城市容积率，而提高城市容积率、容纳更多的城市人口，一定是消耗更多的钢材。去年中国初级产品进口占进口总额的34%，日本这方面比重高的时候超过80%，低的时候为78%。所以，未来10年中国初级产品资源在进口当中的比重一定高，即使不到70%、80%，也肯定过50%。这将带来中国贸易结构的变化和资本输出结构的变化。
从出口环境看，未来10年中国出口形势非常严峻，中国出口的两大主要市场是欧洲和美国，欧洲经济长期低迷导致对欧出口大幅下滑，对美出口将面临较大的贸易壁垒。欧美制造业回流，比如美国再工业化，也会冲击中国的贸易结构。在资源方面，美国油页岩技术发达，可以用很便宜的石油生产乙烯，成为乙烯生产大国，乙烯生产成本在北美是1600-1700美元一吨，亚洲的日本、中国生产一吨乙烯的成本在2500美元以上，美国具有比较优势，美国对中国的进口需求将减小，因此，未来中国对发达国家是趋于贸易平衡。非洲和拉美由于市场规模较小，出口潜力有限，而且未来10年中国出口的都是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到非洲和拉美面临购买力问题，同时还存在贸易壁垒问题。
中国亟待确定以资源为目标的内外战略
未来中国的发展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战略都将围绕一个核心问题展开——解决15亿人口资源的问题。
这个问题已经非常急迫，所有其他外交、军事战略等都应以这个问题为核心。手段可以多元化，包括生产体系外移，资本输出，用资本收益获取资源等。未来10年中国国际化的模式也将发生改变，与前30年生产的产品、输出的产品不一样，未来中国可能会有大规模的过剩生产能力转移到非洲、拉美等地，生产的本地化获得资本增值收益，借助资本输出收益购买当地的实物资源。这种国际化模式的变化也使中国海外资产从单一美元的证券变成生产资本，未来5到10年，花在美国债券上大约1.5万亿的钱，就可以逐渐稀释、转移，在其他方面得到有效利用。
未来中国一方面可以利用欧美目前这种相对来说自顾不暇的困难形势，积极向非洲、拉美，特别是非洲国家转移过剩的工业生产能力，如从相对低端的纺织、制鞋开始，产业链逐步提高，一直到高端的几大战略产业等。5到10年后，在非洲将开拓出一个比较深、比较广的消费市场。另一方面，现在很多进口的大宗商品，特别是初级原材料，比如粗钢，可以在非洲国家就近进行比较粗的加工和冶炼，国内的水、空气等环境压力会大大减轻，同时也有利于提高当地的就业率。当地对于中国项目大量使用中国劳工非常有意见，从一定程度上讲，也可以减轻这种批评的压力。在转移生产能力的同时，应该试图实现与当地经济一体化。
增加在中国国土上的固定资产投入，改善整个中国资源或者经济布局为目标的对内战略。这种战略主要是以城市化为路径，当然还包括产业结构的变化。回顾世界几百年发达国家崛起的过程，都有一个规律性特征，腾飞的基础都是七通一平式固定资产的投入。意大利建城市，不光是修建城楼，还有码头、交易中心；荷兰是运河、水运体系、防灾体系；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加大固定资产投入；美国进行大规模铁路建设、高速公路建设。因为这种投入导致土地价值升值，能从单位土地中间产生更高的价值。实际上中国要做的就是对中国经济地理进行一次再造，再造核心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基础投入。如调水，虽然短期内见不到效果，但是隋炀帝一条大运河，就决定了从隋到清时期经济地理的变化，导致了东南沿海漕运体制的建立。现在也是如此，包括像高铁、重载铁路，整个国内管道化的基础建设，吸纳的资源需要这种财富的体现，不能成为制成品再流出去。中国应该加强这种强度的固定资产投入，当然，这种强度的投入必须可承受、必须有经济性、必须提前规划好。300亿、500亿的规模属于杯水车薪，中国需要的是万亿级别规模的投入，如城市化是300万亿规模，是要能够拉动二三十年增长的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