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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來，澳門以海納百川的胸怀，吸引了來自五湖四海的人才，當中不少更成為服務和貢獻澳門的社會精英，以他們的專業和前沿思想引領著澳門社會發展。澳門大學社會學系郝志東教授就是當中的一位，今期本刊記者將與廣大讀者一起走近這位令人可敬的長輩和師長。
於澳門大學橫琴校區的社會科學學院大樓內，記者如約見到這位平易近人的學者。初次見面的郝教授給人一種平淡，甘於平淡的特質。借用郝教授的話語來說，只有甘於平淡的人，才能心無旁騖地做學問做研究。
要做到“善治”，
首先要提高競爭力
當記者談到第四屇行政長官候選人參選政綱提出“善治”的路向，郝教授這樣直接回應，在現行體制下，善治比較困難。所謂的善治，是建立在公務員，尤其是高級行政首長，都能恪盡職守、兢兢業業工作基礎上的。但是綜觀特區的政治、社會、經濟體制，競爭意識是非常缺乏的，於是工作做不好也沒有下台之虞。以特首選舉來說，若有對手參選的話，就會形成“你的理念好，我比你的更好”的競選氛圍，這樣對整個社會而言是有利的。“另外，特區政府管治團隊自何厚鏵退任，到崔世安上任，那些司長局長基本沒換人。老實講，在同一個‘位子’上坐十年十五年，他們都累了！為什麼不讓他人來做呢？難道是特區沒有人才嗎？就算沒有，也要培養嘛？！要做到‘善治’，首先要從提高競爭力開始，對官員要有要求，做不好的就請下台！”郝教授如是說。
“至於如何提高競爭力，我的觀點是，在經濟制度上，要適度開放外僱，讓澳門人有一點競爭壓力。”郝教授還以的士和巴士服務備受社會批評舉例來說，現在恰好欠缺的就是競爭力。若市場有競爭力的話，一部分態度不好的司機可能會改善服務態度。其實不只是的士與巴士行業，其他行業也都如是……政府官員總在說，要怎麼樣培養人才，人才的素質怎麼樣提高。但不能只停留在說的層面。人才的發展，不能光說說，而不去做，更要有具體行動。有些做法是會得罪人的，但是政府要有擔當，拿得起，放得下。但是有擔當的領導人通常是經過競爭產生的。
身為資深政治社會學研究者，郝教授也關切澳門政治體制的改革，他認為，2012年澳門錯過了一個政治體制發展的好機遇，其實那時是完全有機會邁出更大的步伐的。“特首在施政報告中主動提出政制改革，這是值得讚許的。但可惜的是，結果無論是直選間選‘加2加2’，還是特首選舉委員會‘加100’， 這些數目上的輕微變化，雖說是邁出了微小的一步，但實際上和原來是沒什麼分別的。至於下一個五年的特區政府會不會主動改革政治體制，郝教授表示懷疑，因為這要看中央的取態，除非中央要求，否則，澳門自己不太可能改。”
負責任博彩，
關鍵是政府想不想做
博彩業自從賭權開放，經過十多年的高速發展，豐厚的賭稅令澳門全球矚目，但同時帶來的社會問題亦屢屢把特區抛上輿論的旋渦，政府為此飽受社會輿論的質疑。就此，記者也問到這位研究博彩問題的社會學者，請他談談澳門博彩業的問題。
“我曾經參與過有關負責任博彩方面的調查。我們在報告中，也提出來一些具體的負責任博彩方案。若政府真有決心去做的話，就只是一個如何一步一步地執行問題，但關鍵要看政府想不想做，這是硬碰硬的問題。現在政府是有給出有關的指引，但是光有指引是沒有效應的。比如，賭場禁煙問題，其實全面禁煙是完全可行的。再說，以澳門每年博彩稅收雙位數的增長率，澳門賭場全面禁煙又不是禁不起，也不太可能出現像美國某些賭場一禁煙馬上收入下降的問題。澳門在負責任博彩方面完全可引領世界潮流。”
郝教授認為，博企應該問自己賺錢的目的是什麼。如果自己賺錢的結果是損害了他人的身體健康，那麼這個做法是需要修改的。如果賭場不能為在地的老百姓服務、採取各種措施保護員工與賭客的利益、保護社會的利益，那麼這樣的賭場就是不負責任的。“賭場允許賭客吸煙危害著前線員工的身體健康，政府不可能不知道。局部禁煙的危害是更大的。但為什麼不去全面禁煙呢？不就是個擔心博彩稅收下降的問題？那麼究竟要賺多才錢才叫足够呢？”他質疑地說。
辦好大學，不是光依靠有錢
提到澳門發展高等教育事業的優勢時，郝教授滔滔不絕。“澳門政府有錢，但是光有錢並不能保證就能辦好大學，因為辦好大學不是依靠大樓而是大師，這就要求大學要有學術自由、政治自由、對各種問題進行探討與辯論的氛圍……”郝教授接著說，“最近的仇國平、蘇鼎德二位被解聘的事件，對其個人來說，是很痛苦的遭遇，對大學而言，也是挺頭疼的事情。事件引起社會上的不同看法，另一方面也是對本澳學術自由問題的警示。”
郝教授進而強調指出：學術自由的定義是什麼？美國的學術自由是怎麼發展和實踐的？美國的大學並不是在百分百的情況下都有學術自由，教授們也都感受到了大學商業化、公司化對學術自由的威脅。即便如此，美國大學的教授治校、學術自由仍然是世界一流，而我們大陸與澳門和美國相比，在教授治校和學術自由方面的差距約有一百年。美國在上世紀初就開始討論學術自由問題，並界定了學術自由的範疇。而我們還沒有開始討論。我們應該思考：大學到底應是為誰而辦？大學必須是公益性的、非營利的，完全是為了社會的健康發展而存在的。這就要求大學教授有學術自由。我們的大學學術自由的程度到底有多高，如何衡量，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問題。但是似乎當下誰也沒有觸碰這個問題。其實教授治校、學術自由是有指標的，比如教授在招聘和解僱老師及任命系主任、院長與校長過程中的主導作用，以及在課程設置中的主導作用等等。
在郝教授看來，澳門發展大學的優勢，其一是有錢，其二是有著一定的、但並沒有被充份利用的言論自由度。“以澳門几所高校來講，澳門大學相對比較正規，科技大學在向正規化走，理工學院已具備了升格大學的條件，而且有一批人在競競業業地辦學，這點是值得認同的。高教辦作為一個指導與監督機構，肩負著推動本地高教事業發展的重任，就要為大學提供發展的條件。就理工而言，該讓她升大學的就要給他升；對私立的科大而言，需要考慮如何繼續提升自己吸收各種人才的能力；澳門大學搬去橫琴發展，也要加強其對澳門的聯繫，除了為澳門培養實用型人才，也要為澳門培養研究型人才。一直以來澳門人讀研究生的比例已經很少，博士生就更少了，是不是可以說明澳門本地人沒有這些能力呢？我知道有澳門人對此是很有看法的……但是所有的大學，都還需要在學術自由、教授治校方面努力。在這方面，我們的發展空間還是蠻大的。”郝教授如是說。
於澳門大學橫琴校區的社會科學學院大樓內，記者如約見到這位平易近人的學者。初次見面的郝教授給人一種平淡，甘於平淡的特質。借用郝教授的話語來說，只有甘於平淡的人，才能心無旁騖地做學問做研究。
要做到“善治”，
首先要提高競爭力
當記者談到第四屇行政長官候選人參選政綱提出“善治”的路向，郝教授這樣直接回應，在現行體制下，善治比較困難。所謂的善治，是建立在公務員，尤其是高級行政首長，都能恪盡職守、兢兢業業工作基礎上的。但是綜觀特區的政治、社會、經濟體制，競爭意識是非常缺乏的，於是工作做不好也沒有下台之虞。以特首選舉來說，若有對手參選的話，就會形成“你的理念好，我比你的更好”的競選氛圍，這樣對整個社會而言是有利的。“另外，特區政府管治團隊自何厚鏵退任，到崔世安上任，那些司長局長基本沒換人。老實講，在同一個‘位子’上坐十年十五年，他們都累了！為什麼不讓他人來做呢？難道是特區沒有人才嗎？就算沒有，也要培養嘛？！要做到‘善治’，首先要從提高競爭力開始，對官員要有要求，做不好的就請下台！”郝教授如是說。
“至於如何提高競爭力，我的觀點是，在經濟制度上，要適度開放外僱，讓澳門人有一點競爭壓力。”郝教授還以的士和巴士服務備受社會批評舉例來說，現在恰好欠缺的就是競爭力。若市場有競爭力的話，一部分態度不好的司機可能會改善服務態度。其實不只是的士與巴士行業，其他行業也都如是……政府官員總在說，要怎麼樣培養人才，人才的素質怎麼樣提高。但不能只停留在說的層面。人才的發展，不能光說說，而不去做，更要有具體行動。有些做法是會得罪人的，但是政府要有擔當，拿得起，放得下。但是有擔當的領導人通常是經過競爭產生的。
身為資深政治社會學研究者，郝教授也關切澳門政治體制的改革，他認為，2012年澳門錯過了一個政治體制發展的好機遇，其實那時是完全有機會邁出更大的步伐的。“特首在施政報告中主動提出政制改革，這是值得讚許的。但可惜的是，結果無論是直選間選‘加2加2’，還是特首選舉委員會‘加100’， 這些數目上的輕微變化，雖說是邁出了微小的一步，但實際上和原來是沒什麼分別的。至於下一個五年的特區政府會不會主動改革政治體制，郝教授表示懷疑，因為這要看中央的取態，除非中央要求，否則，澳門自己不太可能改。”
負責任博彩，
關鍵是政府想不想做
博彩業自從賭權開放，經過十多年的高速發展，豐厚的賭稅令澳門全球矚目，但同時帶來的社會問題亦屢屢把特區抛上輿論的旋渦，政府為此飽受社會輿論的質疑。就此，記者也問到這位研究博彩問題的社會學者，請他談談澳門博彩業的問題。
“我曾經參與過有關負責任博彩方面的調查。我們在報告中，也提出來一些具體的負責任博彩方案。若政府真有決心去做的話，就只是一個如何一步一步地執行問題，但關鍵要看政府想不想做，這是硬碰硬的問題。現在政府是有給出有關的指引，但是光有指引是沒有效應的。比如，賭場禁煙問題，其實全面禁煙是完全可行的。再說，以澳門每年博彩稅收雙位數的增長率，澳門賭場全面禁煙又不是禁不起，也不太可能出現像美國某些賭場一禁煙馬上收入下降的問題。澳門在負責任博彩方面完全可引領世界潮流。”
郝教授認為，博企應該問自己賺錢的目的是什麼。如果自己賺錢的結果是損害了他人的身體健康，那麼這個做法是需要修改的。如果賭場不能為在地的老百姓服務、採取各種措施保護員工與賭客的利益、保護社會的利益，那麼這樣的賭場就是不負責任的。“賭場允許賭客吸煙危害著前線員工的身體健康，政府不可能不知道。局部禁煙的危害是更大的。但為什麼不去全面禁煙呢？不就是個擔心博彩稅收下降的問題？那麼究竟要賺多才錢才叫足够呢？”他質疑地說。
辦好大學，不是光依靠有錢
提到澳門發展高等教育事業的優勢時，郝教授滔滔不絕。“澳門政府有錢，但是光有錢並不能保證就能辦好大學，因為辦好大學不是依靠大樓而是大師，這就要求大學要有學術自由、政治自由、對各種問題進行探討與辯論的氛圍……”郝教授接著說，“最近的仇國平、蘇鼎德二位被解聘的事件，對其個人來說，是很痛苦的遭遇，對大學而言，也是挺頭疼的事情。事件引起社會上的不同看法，另一方面也是對本澳學術自由問題的警示。”
郝教授進而強調指出：學術自由的定義是什麼？美國的學術自由是怎麼發展和實踐的？美國的大學並不是在百分百的情況下都有學術自由，教授們也都感受到了大學商業化、公司化對學術自由的威脅。即便如此，美國大學的教授治校、學術自由仍然是世界一流，而我們大陸與澳門和美國相比，在教授治校和學術自由方面的差距約有一百年。美國在上世紀初就開始討論學術自由問題，並界定了學術自由的範疇。而我們還沒有開始討論。我們應該思考：大學到底應是為誰而辦？大學必須是公益性的、非營利的，完全是為了社會的健康發展而存在的。這就要求大學教授有學術自由。我們的大學學術自由的程度到底有多高，如何衡量，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問題。但是似乎當下誰也沒有觸碰這個問題。其實教授治校、學術自由是有指標的，比如教授在招聘和解僱老師及任命系主任、院長與校長過程中的主導作用，以及在課程設置中的主導作用等等。
在郝教授看來，澳門發展大學的優勢，其一是有錢，其二是有著一定的、但並沒有被充份利用的言論自由度。“以澳門几所高校來講，澳門大學相對比較正規，科技大學在向正規化走，理工學院已具備了升格大學的條件，而且有一批人在競競業業地辦學，這點是值得認同的。高教辦作為一個指導與監督機構，肩負著推動本地高教事業發展的重任，就要為大學提供發展的條件。就理工而言，該讓她升大學的就要給他升；對私立的科大而言，需要考慮如何繼續提升自己吸收各種人才的能力；澳門大學搬去橫琴發展，也要加強其對澳門的聯繫，除了為澳門培養實用型人才，也要為澳門培養研究型人才。一直以來澳門人讀研究生的比例已經很少，博士生就更少了，是不是可以說明澳門本地人沒有這些能力呢？我知道有澳門人對此是很有看法的……但是所有的大學，都還需要在學術自由、教授治校方面努力。在這方面，我們的發展空間還是蠻大的。”郝教授如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