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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的经济体制和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最为明显的是计划经济让位于市场经济得到了体制上的确认，由此中国从一个注重政治意识形态的泛政治化社会逐渐过渡到一个以经济形态为主潮的商业化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改变了社会公众的消费观念和价值取向，追求物质利益的世俗欲望和大众消费的精神愉悦弥漫了整个社会，精英文化的神圣性和崇高性日渐萎顿，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状貌“呈现出一种多元的走向，形成精英文学、大众文学和主流意识形态文学既分化又共存、既对立又互渗的局面”[1]。
在这种多元的文化背景和时代潮流中，人的价值立场与个性选择具有了无限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文学的功能和创作也变得多元和复杂，不再是单向度的泛道德教化或个人经验的抒写，先锋与新写实、新历史与后现代等等，各种创作类型大展身手，竞相斗艳，蔚为壮观。这既是社会转型期中国文学的发展现状，也是湖北文坛的整体面貌。从1990年到2010年，湖北文学在新旧世纪交替与转型的二十年中，创作队伍、创作观念、作品数量和质量及影响力等都发生了诸多变化。如何梳理与界定近二十年来湖北文学的发展成就，探究其存在问题，指明未来方向，已成为湖北文学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此项研究对于学术界而言，需要敢为人先的勇气和魄力，而此时刘川鄂先生带领他的团队于2011年6月正式推出《世纪转型期湖北文学研究丛书》（以下简称《丛书》），恰逢其时。该丛书分为《世纪转型期的湖北诗歌研究》（刘川鄂著）、《世纪转型期的湖北小说研究》（阳燕著）、《世纪转型期的湖北散文研究》（梁艳萍著）、《世纪转型期的湖北文学理论批评研究》（周新民著）共四册（以下简称《诗歌研究》《小说研究》《散文研究》和《理论批评研究》）。对近二十年湖北文学的发展现状、前沿动态、创作成绩和存在问题，丛书做了认真梳理、精细分析、客观评价与准确把脉，是对湖北文坛二十年近况的最新洞察和系统研究，学术眼光独到，开创意义明显，可以说是一部“关注当下”“直击现场”和“探讨前沿”的区域文学研究力作。
具体说来，其价值和意义有如下几点。
第一，《丛书》以断代史的形式，首创湖北文学的“文体研究范式”，立体化地呈现了湖北文学近二十年的发展面貌，填补了系统研究转型期湖北文学的学术空白，其客观理性的批评立场值得珍视和尊敬。
首先，以往的湖北文学史研究，要么侧重于湖北知名作家的解读，要么采用“通史”体例，要么注重创作过程的流变，往往是在一本专著里面对湖北文学的发展历程做粗线条地宽泛梳理，所观照的时空跨度大，杂糅了对湖北文学各文体的点评，一般是“点到为止”，论述不透彻，精细化不够，立体感不强。1995年由王齐洲和王泽龙合著的《湖北文学史》出版，这是当时第一部湖北文学史专著，也是第一部区域文学通史。该著作系统分析了湖北文学在上古、中古、近古、近代和现代五个时期的表现，侧重于从文化的角度研究作品风格和湖北文学精神的内在传承性，对湖北文学发展历史的研究具有开创意义，但没有论及当代湖北文学，这种缺位实乃遗憾。1999年湖北省文联编著的《湖北文艺50年》，虽关注当代湖北文学，但从著作内容上看，主要是一種记忆性的历程回顾和作品回放，对当代湖北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与精神气质，以及整体性特征的论述还有待加深。而《新时期湖北文学流变》一书侧重于湖北文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末这个特殊时间段的流变，比较清晰地描绘了湖北文学发展的阶段性脉络，虽也有各文体流变的简要梳理，但主要是一种印象式的评价，没有展开论述，不够深入和精细，无法让读者对新时期湖北各文体的发展状况、创作队伍、作品质量等产生一种立体式的全景感受。以上三部著作都没有涉及到新世纪以来的十年湖北文学的发展状况，尤其对转型期这个特殊时段湖北文学的其复杂性与多维性，此三部著作几乎都在尽量回避。
这种研究空白恰恰由刘川鄂先生领衔的团队来填补了。《世纪转型期湖北文学研究丛书》锁定“1990——2010”新旧世纪交替的二十年，对湖北文学的创作实绩和存在问题，从诗歌、小说、散文和理论批评四个方面展开分析，对每一文体的论述独立成著、自成体系，而且《诗歌研究》《小说研究》《散文研究》和《理论批评研究》又相互呼应，其研究思路与方法、语言表达与评价立场等整体风格统一，构成了一个立体化的大系统，呈现出了湖北文学近二十年的发展面貌。
其次，《丛书》立足于对湖北文学各文体的精细研读，既整体观照每一文体在转型期的发展特点，又着重论述单个作家在不同文体上的创作成就，点面结合，脉络清晰，评价客观中肯有见地。在《诗歌研究》中，刘川鄂先生认为“转型期湖北诗歌更多呈现的是一种多元并存、交叉上升的立体结构”，在诗歌的表达内容和表达方式上则“突破了以往的宏大叙事，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以及个人的情感和心灵逐渐成为诗歌描述的对象”，而且转型期湖北的诗歌创作主要在“政治抒情”“乡土怀旧”和“先锋唯美”三个方面。这种评价和分类一语见地，符合转型期湖北诗歌的发展现状。在《小说研究》中，阳燕女士指出“新时期初期，湖北文学与同时代的京、津、沪等地域性文学的生动热闹相比，无疑沉闷而落寞”，但在转型期“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和拓新是湖北小说的主导性特征”，而中篇小说“最能显示湖北文学的成就和特点”，这种理解是很客观很到位的，对湖北小说有所阅读，对湖北文学有所了解的人应持相同见解。另外，在对单个作家的评价上，《丛书》的观点不偏不倚，客观理性。如在《散文研究》中，最为明显的是对单个散文家的“一语点评”，非常精妙，像“从青春的歌吟到书斋的沉思——徐鲁散文论”、“在宗教爱中学会爱的抒写——华姿散文论”、“精神喧嚣的疏离与批判——刘继明散文论”、“城市蜗居者的诗意虚拟——张执浩散文论”等等，对每个散文家的创作特点都用一句非常富有诗意性的语言进行概括，感性参悟中渗透着理性分析，既入理又服人。这种对转型期湖北文学的客观理性评价，在《丛书》中随处可见，其独到见解、批评立场和批评精神弥足可贵。 第二，《丛书》梳理了湖北文坛近二十年来的诗人、小说家、散文家、批评家，以及数百部的相关作品，采用文学史的体例和写法，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与文献意义。
首先，《丛书》虽然重点在写转型期的湖北文学现状，但转型期的创作队伍却是老中青结合，有上世纪三四年代出生的“文坛老将”，也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文坛中坚”，还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的“后起之秀”;同时既有“专业作家”，又有“民间写手”和“基层作者”，这是一个庞大又复杂的队伍。《丛书》以一种开放性的心态和眼光深入到创作队伍的每一个“支部”，无论是驰骋沙场多年的“老将”，还是刚刚出道的“新兵”，只要他们的作品质量够“档次”，具有丰富的人性含量和审美含量，都在考察和关注的视野当中。如在《小说研究》中，就以“代际”划分，列出了一份齐整的湖北作家名单，从老一辈的“杨书案、陈立德、胡发云”，到中青年作家“熊召政、方方、池莉、邓一光、刘醒龙、陈应松、刘继明、张执浩、田禾”，再到更年轻的“李修文、苏瓷瓷、胡坚”等，共计列出了43位作家，并对每一“代际”的首要特征进行了精准概述，如“历史感、责任感和使命感是40、50年代出生的湖北作家的首要特征”，而“个人性和人文性则是60年代出生的湖北作家在精神立场上体现出的特质”。这种学术梳理是非常有意义的。《诗歌研究》也同样如此，从建国前就闻名诗坛的“胡风、曾卓、绿原”一直写到了80后的“苏瓷瓷”等100多位诗人。
可以说，对湖北文坛创作队伍的全面关注是《丛书》的一大亮点，它不仅注意到了“老中青”结合这种创作上“史”的延续性，而且还别有心裁地把他们区分为“诗人”、“小说家”、“散文家”、“评论家”，借以重点梳理和探析他们在个人擅长领域的特殊贡献，使我们对湖北文坛创作队伍的了解，既有清晰的轮廓，又有近距离的面孔，了然于心，印象深刻。
其次，《丛书》立足于“以作品论作家”，对转型期湖北文学的探究侧重于诗歌鉴赏、小说分析、散文品读、文学理论再批评。因此，在《丛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对湖北文坛近二十年所有经典作品的解读。据笔者初步统计，在《小说研究》中提到了43位小说家的200多部小说，其中长篇小说78部，中篇小说151部，论著对这些作品进行了分类，梳理了他们的发表时间和发表刊物，并做了深入探究和解读;在《诗歌研究》里，有名有姓的诗人就有128人，涉及到他们近1000首诗作（不含著中提到的《诗集》），论著有的放矢，按创作类型分阶段对它们做了精妙点评;在《散文研究》中，对闪耀在湖北文坛的39位知名散文家，以他们的300多篇散文作品为基础（不含著中提到的《散文集》），分别做了“个人专论”，还在专论后面对每个散文家都写有“作家简介”，介绍这些散文家的出生、职业和代表作;在《理论批评研究》中，列出了近二十年出版的湖北文艺理论著作共计349本，并对其中有代表性的著作都做了细致分析，指出了这些论著的学术创新点和学术贡献，当然也对某些著作的“疏漏”给予了点评。
不难发现，《丛书》占有的材料相当翔实和丰富，它将转型期湖北文坛上的所有精品“一网打尽”。并且，整套《丛书》具有文学史的体例和写法，结构缜密，主次分明，观点深刻，文风清新。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丛书》为当代湖北文学研究理清了方向和思路，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具有不同寻常的史料意义与文献价值。
第三，《丛书》深刻分析了转型期湖北文学的精神流脉与地域特征，既具有开放的学术视野，又具有独到的地域眼光，拓宽了对当代湖北文学研究的视域和学术深度。
转型期的湖北文学在是在荆楚大地这个特定的地域成长和发展的，绝大部分作家就是土生土长的“湖北人”，他们从小在自己的家乡接受教育，湖北的山山水水、传统的人文故事、风俗习惯无形之中会浸染到作家的骨子里，对他们的精神气质、价值理念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丛书》在考察转型期湖北作家的整体特征与个人写作气质时，就牢牢抓住了“传统人文精神”和“地域文化气候”这两大关键词，同时又把转型期的湖北作家放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大格局、大潮流中审视。
首先，从“传统人文精神”看，《丛书》主编刘川鄂先生在《诗歌研究》中指出“现当代许多湖北诗人就把屈原作为自己的精神导师”，另外，现代文坛上注重政治抒情的“七月派”其主要成员都是湖北人，荆楚传统的人文精神“其务实、进取、开放的气质和特点往往着眼于湖北文学的整体性、全局性”。的确，湖北作家的政治情结重，关注现实、责任感强，这与荆楚文化中的忠君爱国和忧患意识不无关系。正如刘先生在2012年某次接受中國社会科学网的记者采访时所谈到：“湖北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省，传统农耕文明的实用理性鲜明地表现在湖北文学中，所以整体上湖北文学就是现实主义独尊，现代主义比较微弱”[2]，这种观点精辟深刻，一语见地。在《小说研究》中，阳燕女士以学者樊星的观点“当代湖北文学继承了得天独厚的文化遗产，展示了楚魂的热烈、楚风的浪漫”，很好地证明了楚地传统人文精神对湖北小说家创作的潜在影响，同时在对湖北的写实小说、乡土小说的考证中紧扣传统人文精神来展开论述。整套《丛书》在很多章节的导论部分都有这样相关的论述，自觉联系“楚文化传统”来分析湖北作家在精神流脉上的传承性，让我们真实了解到了当代湖北作家的心灵栖息地，看到了湖北文学的精神渊薮。
其次，从地域文化角度看，《丛书》对转型期湖北文坛的研究本身就是在解剖地域文学，而且它很自觉地联系到地域文化因素来挖掘当下湖北文学的深层次内涵。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产品，地域文化对作家的文学创造提供了潜在的资源养分。严家炎先生曾说过：“地域对文学的影响，实际上是通过地域文化这个中间环节而起作用。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来说，区域文化产生有时隐蔽有时显著，而总体上却有非常深刻的影响，不仅影响了作家的性格气质、审美情趣、艺术思维方式和作品的人生内容、艺术风格、表现手法，而且还孕育出了一些特定的文学流派和作家群体。”[3] 正因如此，《丛书》在整体考察和个案解剖湖北作家时，就十分注意“地域元素”的潜在影响。《小说研究》根据湖北不同局部的文化特征，把整体上的荆楚地域文化分解为若干小区域文化，如“武汉的市井文化”、“鄂东的神秘文化”、“鄂西的巴楚文化”，同时把转型期湖北作家分为“武汉作家”、“鄂东作家”、“鄂西作家”等。这种研究思路可以较好地深入到作家的文本内部，有利于更细致地甄别湖北作家之间的异同。《散文研究》在导论中明确指出，“地域文化是民族文化的底色，在讨论转型期湖北散文的命题时，就强调了地域文化在文学发展中的作用”。 但是，作为文学研究讲求的是客观、公允和全面，如果过分地强调文学的“地域性”也会落入形式主义的桎梏中，形成无中生有的偏颇和固执。对于这一点，《丛书》主编刘川鄂先生看得很清楚，他在《诗歌研究》中谈到，地域性因素只是文学性中的一个因素，不是唯一的因素，它是双面的;小说要故事支撑，故事要时空背景，因此作家就会选取自己熟悉的土地为题材，地方习俗也会得到彰显;但是他进一步指出“中国各区域的文学共性大于个性，地方性只是作为某些特色元素而存在……相较而言，湖北诗歌的地域性要弱于湖北小说”。这种认识是非常深刻的，他指出了湖北文学作为地域性存在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关系，是“个性”寓于“共性”之中。
正因此，《丛书》在综合分析转型期湖北文学的时候始终与中国当代文学各阶段的特征紧密相联，把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格局与潮流作为转型期湖北文学研究的一个背景。在这种大背景下，《丛书》致力于转型期湖北文学的“个性”与“共性”探究，既具有开放的学术视野，又具有独到的地域眼光，拓宽了对湖北当代文学研究的视域和学术深度。
第四，《丛书》既肯定了文坛老将的贡献，又善于发掘文学新人和新作品的价值，对湖北文学的发展建言献策，具有高瞻远瞩的智性眼光。
转型期的湖北文学在多元的文化背景下呈现出复杂多变的形态，这种丰富多样的文学形态恰恰源于湖北作家在价值观念、表现手法、题材内容等诸多方面的相异性和多元性，源于湖北文坛“老中青”结合所得来的相得益彰之妙。《丛书》并没有忽略这一点，对文坛“老将”和中坚“干将”在文学事业上的开拓，给予了充分肯定，着墨很多。如《诗歌研究》对湖北政治抒情诗的老将谢克强、熊召正、葉文福、白桦等给予充分的篇幅，指出他们是湖北诗坛主旋律的引领者;对湖北先锋诗坛的干将张执浩等以专论解读，阐明张代表了湖北先锋诗歌的水准和未来方向;《小说研究》把转型期的湖北小说分为“乡土”、“城市”、“历史”、“写实”、“类先锋”、“准女性”等多样类型之后，依然从文坛“老将”、“干将”到“新兵”对他们的作品一一解读，细致入微。
与此同时，《丛书》并不只赞“老者”，也力挺“新人”。对文坛新秀的发掘、肯定和鼓励是难得可贵的，因为这涉及到湖北文学的后继大事，湖北文坛只有“江山代有才人出”才会越走越远。《诗歌研究》对80后的苏瓷瓷给予了特别关注，苏瓷瓷17岁时卫校毕业去了一家精神病院，工作五年后辞职，从此她对抗虚无世界的平台和手段就是在网上写诗。“苏瓷瓷的诗歌源于一种天才而神经质的写作，她的诗歌有着一种非常纯粹的质地和极端的力量，闪露出剃刀一般的冷光。同时她又有异常出色的直觉表达和意象运用能力，并显出一种与其年龄不相称的洞察力，一种对于情感和人世报以冷峻和怀疑的洞察力，总喜欢把人生撕破，逼到冰冷的死角。” 《诗歌研究》对苏瓷瓷的诗做了精细分析和高度评价，这种肯定对苏瓷瓷而言无疑是振奋和鼓舞的。此外，《散文研究》对像叶倾城这样1995年才开始发表散文作品的后起之秀，还有2002年才开始文学创作的朱朝敏等都给予了高度关注，开辟专栏予以分析。《理论批评研究》对湖北新崛起的年轻批评家也给予了热情点评，“年轻的批评家李遇春、叶立文、周新民快速成长，形成了特色鲜明、队伍齐整的批评家队伍”，凡此等等。既不埋没文坛老功臣的贡献，也不忽略文坛新秀的绵绵之力，这是《丛书》一种坦荡的学术胸襟，可敬可佩。
此外，最不应该忽视的是《丛书》对湖北文学发展建言献策方面所做的学术贡献。《丛书》对转型期湖北文学的整体表现和个案情况都做了“症候式”的精细分析，主编刘川鄂先生在论著中深刻指出，“湖北文学的总体特色是现实主义强，现代主义偏弱”、湖北诗歌缺少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湖北作家“政治化的屈原情结重、个人化的李白情结弱”。转型期后的湖北文学若要想走得更远，怎么办？对此，刘川鄂先生在《丛书》中给出了“良方”——“湖北文坛应该多一点屈原式的诡异和李白式的狂野，不能老是婆婆妈妈、亦步亦趋的‘现实主义’，不能老是没有思辨力和判断力的伪浪漫主义。”不难看出，这是一剂观点新锐的“良方”，审慎而富有智性，直击当下湖北文坛的现实问题。
总之，《丛书》立足地域性、放眼全国，以坦荡开阔的学术胸襟，以智性的学术眼光和理性的学术思维，既不“逢迎”，也不“唱和”，既“栽花”也“挑刺”，对转型期湖北文坛的“症候”扎扎实实“把脉”，为转型期湖北文学的研究培育了新的学术增长点，也代表了湖北当代文学研究的最新水准。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文学院）
注释：
[1] 吴秀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 刘川鄂：《从湖北文学角度看中国文学建设》，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2a916701014112.html.
[3] 严家炎：《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总序》，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在这种多元的文化背景和时代潮流中，人的价值立场与个性选择具有了无限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文学的功能和创作也变得多元和复杂，不再是单向度的泛道德教化或个人经验的抒写，先锋与新写实、新历史与后现代等等，各种创作类型大展身手，竞相斗艳，蔚为壮观。这既是社会转型期中国文学的发展现状，也是湖北文坛的整体面貌。从1990年到2010年，湖北文学在新旧世纪交替与转型的二十年中，创作队伍、创作观念、作品数量和质量及影响力等都发生了诸多变化。如何梳理与界定近二十年来湖北文学的发展成就，探究其存在问题，指明未来方向，已成为湖北文学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此项研究对于学术界而言，需要敢为人先的勇气和魄力，而此时刘川鄂先生带领他的团队于2011年6月正式推出《世纪转型期湖北文学研究丛书》（以下简称《丛书》），恰逢其时。该丛书分为《世纪转型期的湖北诗歌研究》（刘川鄂著）、《世纪转型期的湖北小说研究》（阳燕著）、《世纪转型期的湖北散文研究》（梁艳萍著）、《世纪转型期的湖北文学理论批评研究》（周新民著）共四册（以下简称《诗歌研究》《小说研究》《散文研究》和《理论批评研究》）。对近二十年湖北文学的发展现状、前沿动态、创作成绩和存在问题，丛书做了认真梳理、精细分析、客观评价与准确把脉，是对湖北文坛二十年近况的最新洞察和系统研究，学术眼光独到，开创意义明显，可以说是一部“关注当下”“直击现场”和“探讨前沿”的区域文学研究力作。
具体说来，其价值和意义有如下几点。
第一，《丛书》以断代史的形式，首创湖北文学的“文体研究范式”，立体化地呈现了湖北文学近二十年的发展面貌，填补了系统研究转型期湖北文学的学术空白，其客观理性的批评立场值得珍视和尊敬。
首先，以往的湖北文学史研究，要么侧重于湖北知名作家的解读，要么采用“通史”体例，要么注重创作过程的流变，往往是在一本专著里面对湖北文学的发展历程做粗线条地宽泛梳理，所观照的时空跨度大，杂糅了对湖北文学各文体的点评，一般是“点到为止”，论述不透彻，精细化不够，立体感不强。1995年由王齐洲和王泽龙合著的《湖北文学史》出版，这是当时第一部湖北文学史专著，也是第一部区域文学通史。该著作系统分析了湖北文学在上古、中古、近古、近代和现代五个时期的表现，侧重于从文化的角度研究作品风格和湖北文学精神的内在传承性，对湖北文学发展历史的研究具有开创意义，但没有论及当代湖北文学，这种缺位实乃遗憾。1999年湖北省文联编著的《湖北文艺50年》，虽关注当代湖北文学，但从著作内容上看，主要是一種记忆性的历程回顾和作品回放，对当代湖北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与精神气质，以及整体性特征的论述还有待加深。而《新时期湖北文学流变》一书侧重于湖北文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末这个特殊时间段的流变，比较清晰地描绘了湖北文学发展的阶段性脉络，虽也有各文体流变的简要梳理，但主要是一种印象式的评价，没有展开论述，不够深入和精细，无法让读者对新时期湖北各文体的发展状况、创作队伍、作品质量等产生一种立体式的全景感受。以上三部著作都没有涉及到新世纪以来的十年湖北文学的发展状况，尤其对转型期这个特殊时段湖北文学的其复杂性与多维性，此三部著作几乎都在尽量回避。
这种研究空白恰恰由刘川鄂先生领衔的团队来填补了。《世纪转型期湖北文学研究丛书》锁定“1990——2010”新旧世纪交替的二十年，对湖北文学的创作实绩和存在问题，从诗歌、小说、散文和理论批评四个方面展开分析，对每一文体的论述独立成著、自成体系，而且《诗歌研究》《小说研究》《散文研究》和《理论批评研究》又相互呼应，其研究思路与方法、语言表达与评价立场等整体风格统一，构成了一个立体化的大系统，呈现出了湖北文学近二十年的发展面貌。
其次，《丛书》立足于对湖北文学各文体的精细研读，既整体观照每一文体在转型期的发展特点，又着重论述单个作家在不同文体上的创作成就，点面结合，脉络清晰，评价客观中肯有见地。在《诗歌研究》中，刘川鄂先生认为“转型期湖北诗歌更多呈现的是一种多元并存、交叉上升的立体结构”，在诗歌的表达内容和表达方式上则“突破了以往的宏大叙事，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以及个人的情感和心灵逐渐成为诗歌描述的对象”，而且转型期湖北的诗歌创作主要在“政治抒情”“乡土怀旧”和“先锋唯美”三个方面。这种评价和分类一语见地，符合转型期湖北诗歌的发展现状。在《小说研究》中，阳燕女士指出“新时期初期，湖北文学与同时代的京、津、沪等地域性文学的生动热闹相比，无疑沉闷而落寞”，但在转型期“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和拓新是湖北小说的主导性特征”，而中篇小说“最能显示湖北文学的成就和特点”，这种理解是很客观很到位的，对湖北小说有所阅读，对湖北文学有所了解的人应持相同见解。另外，在对单个作家的评价上，《丛书》的观点不偏不倚，客观理性。如在《散文研究》中，最为明显的是对单个散文家的“一语点评”，非常精妙，像“从青春的歌吟到书斋的沉思——徐鲁散文论”、“在宗教爱中学会爱的抒写——华姿散文论”、“精神喧嚣的疏离与批判——刘继明散文论”、“城市蜗居者的诗意虚拟——张执浩散文论”等等，对每个散文家的创作特点都用一句非常富有诗意性的语言进行概括，感性参悟中渗透着理性分析，既入理又服人。这种对转型期湖北文学的客观理性评价，在《丛书》中随处可见，其独到见解、批评立场和批评精神弥足可贵。 第二，《丛书》梳理了湖北文坛近二十年来的诗人、小说家、散文家、批评家，以及数百部的相关作品，采用文学史的体例和写法，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与文献意义。
首先，《丛书》虽然重点在写转型期的湖北文学现状，但转型期的创作队伍却是老中青结合，有上世纪三四年代出生的“文坛老将”，也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文坛中坚”，还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的“后起之秀”;同时既有“专业作家”，又有“民间写手”和“基层作者”，这是一个庞大又复杂的队伍。《丛书》以一种开放性的心态和眼光深入到创作队伍的每一个“支部”，无论是驰骋沙场多年的“老将”，还是刚刚出道的“新兵”，只要他们的作品质量够“档次”，具有丰富的人性含量和审美含量，都在考察和关注的视野当中。如在《小说研究》中，就以“代际”划分，列出了一份齐整的湖北作家名单，从老一辈的“杨书案、陈立德、胡发云”，到中青年作家“熊召政、方方、池莉、邓一光、刘醒龙、陈应松、刘继明、张执浩、田禾”，再到更年轻的“李修文、苏瓷瓷、胡坚”等，共计列出了43位作家，并对每一“代际”的首要特征进行了精准概述，如“历史感、责任感和使命感是40、50年代出生的湖北作家的首要特征”，而“个人性和人文性则是60年代出生的湖北作家在精神立场上体现出的特质”。这种学术梳理是非常有意义的。《诗歌研究》也同样如此，从建国前就闻名诗坛的“胡风、曾卓、绿原”一直写到了80后的“苏瓷瓷”等100多位诗人。
可以说，对湖北文坛创作队伍的全面关注是《丛书》的一大亮点，它不仅注意到了“老中青”结合这种创作上“史”的延续性，而且还别有心裁地把他们区分为“诗人”、“小说家”、“散文家”、“评论家”，借以重点梳理和探析他们在个人擅长领域的特殊贡献，使我们对湖北文坛创作队伍的了解，既有清晰的轮廓，又有近距离的面孔，了然于心，印象深刻。
其次，《丛书》立足于“以作品论作家”，对转型期湖北文学的探究侧重于诗歌鉴赏、小说分析、散文品读、文学理论再批评。因此，在《丛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对湖北文坛近二十年所有经典作品的解读。据笔者初步统计，在《小说研究》中提到了43位小说家的200多部小说，其中长篇小说78部，中篇小说151部，论著对这些作品进行了分类，梳理了他们的发表时间和发表刊物，并做了深入探究和解读;在《诗歌研究》里，有名有姓的诗人就有128人，涉及到他们近1000首诗作（不含著中提到的《诗集》），论著有的放矢，按创作类型分阶段对它们做了精妙点评;在《散文研究》中，对闪耀在湖北文坛的39位知名散文家，以他们的300多篇散文作品为基础（不含著中提到的《散文集》），分别做了“个人专论”，还在专论后面对每个散文家都写有“作家简介”，介绍这些散文家的出生、职业和代表作;在《理论批评研究》中，列出了近二十年出版的湖北文艺理论著作共计349本，并对其中有代表性的著作都做了细致分析，指出了这些论著的学术创新点和学术贡献，当然也对某些著作的“疏漏”给予了点评。
不难发现，《丛书》占有的材料相当翔实和丰富，它将转型期湖北文坛上的所有精品“一网打尽”。并且，整套《丛书》具有文学史的体例和写法，结构缜密，主次分明，观点深刻，文风清新。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丛书》为当代湖北文学研究理清了方向和思路，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具有不同寻常的史料意义与文献价值。
第三，《丛书》深刻分析了转型期湖北文学的精神流脉与地域特征，既具有开放的学术视野，又具有独到的地域眼光，拓宽了对当代湖北文学研究的视域和学术深度。
转型期的湖北文学在是在荆楚大地这个特定的地域成长和发展的，绝大部分作家就是土生土长的“湖北人”，他们从小在自己的家乡接受教育，湖北的山山水水、传统的人文故事、风俗习惯无形之中会浸染到作家的骨子里，对他们的精神气质、价值理念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丛书》在考察转型期湖北作家的整体特征与个人写作气质时，就牢牢抓住了“传统人文精神”和“地域文化气候”这两大关键词，同时又把转型期的湖北作家放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大格局、大潮流中审视。
首先，从“传统人文精神”看，《丛书》主编刘川鄂先生在《诗歌研究》中指出“现当代许多湖北诗人就把屈原作为自己的精神导师”，另外，现代文坛上注重政治抒情的“七月派”其主要成员都是湖北人，荆楚传统的人文精神“其务实、进取、开放的气质和特点往往着眼于湖北文学的整体性、全局性”。的确，湖北作家的政治情结重，关注现实、责任感强，这与荆楚文化中的忠君爱国和忧患意识不无关系。正如刘先生在2012年某次接受中國社会科学网的记者采访时所谈到：“湖北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省，传统农耕文明的实用理性鲜明地表现在湖北文学中，所以整体上湖北文学就是现实主义独尊，现代主义比较微弱”[2]，这种观点精辟深刻，一语见地。在《小说研究》中，阳燕女士以学者樊星的观点“当代湖北文学继承了得天独厚的文化遗产，展示了楚魂的热烈、楚风的浪漫”，很好地证明了楚地传统人文精神对湖北小说家创作的潜在影响，同时在对湖北的写实小说、乡土小说的考证中紧扣传统人文精神来展开论述。整套《丛书》在很多章节的导论部分都有这样相关的论述，自觉联系“楚文化传统”来分析湖北作家在精神流脉上的传承性，让我们真实了解到了当代湖北作家的心灵栖息地，看到了湖北文学的精神渊薮。
其次，从地域文化角度看，《丛书》对转型期湖北文坛的研究本身就是在解剖地域文学，而且它很自觉地联系到地域文化因素来挖掘当下湖北文学的深层次内涵。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产品，地域文化对作家的文学创造提供了潜在的资源养分。严家炎先生曾说过：“地域对文学的影响，实际上是通过地域文化这个中间环节而起作用。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来说，区域文化产生有时隐蔽有时显著，而总体上却有非常深刻的影响，不仅影响了作家的性格气质、审美情趣、艺术思维方式和作品的人生内容、艺术风格、表现手法，而且还孕育出了一些特定的文学流派和作家群体。”[3] 正因如此，《丛书》在整体考察和个案解剖湖北作家时，就十分注意“地域元素”的潜在影响。《小说研究》根据湖北不同局部的文化特征，把整体上的荆楚地域文化分解为若干小区域文化，如“武汉的市井文化”、“鄂东的神秘文化”、“鄂西的巴楚文化”，同时把转型期湖北作家分为“武汉作家”、“鄂东作家”、“鄂西作家”等。这种研究思路可以较好地深入到作家的文本内部，有利于更细致地甄别湖北作家之间的异同。《散文研究》在导论中明确指出，“地域文化是民族文化的底色，在讨论转型期湖北散文的命题时，就强调了地域文化在文学发展中的作用”。 但是，作为文学研究讲求的是客观、公允和全面，如果过分地强调文学的“地域性”也会落入形式主义的桎梏中，形成无中生有的偏颇和固执。对于这一点，《丛书》主编刘川鄂先生看得很清楚，他在《诗歌研究》中谈到，地域性因素只是文学性中的一个因素，不是唯一的因素，它是双面的;小说要故事支撑，故事要时空背景，因此作家就会选取自己熟悉的土地为题材，地方习俗也会得到彰显;但是他进一步指出“中国各区域的文学共性大于个性，地方性只是作为某些特色元素而存在……相较而言，湖北诗歌的地域性要弱于湖北小说”。这种认识是非常深刻的，他指出了湖北文学作为地域性存在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关系，是“个性”寓于“共性”之中。
正因此，《丛书》在综合分析转型期湖北文学的时候始终与中国当代文学各阶段的特征紧密相联，把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格局与潮流作为转型期湖北文学研究的一个背景。在这种大背景下，《丛书》致力于转型期湖北文学的“个性”与“共性”探究，既具有开放的学术视野，又具有独到的地域眼光，拓宽了对湖北当代文学研究的视域和学术深度。
第四，《丛书》既肯定了文坛老将的贡献，又善于发掘文学新人和新作品的价值，对湖北文学的发展建言献策，具有高瞻远瞩的智性眼光。
转型期的湖北文学在多元的文化背景下呈现出复杂多变的形态，这种丰富多样的文学形态恰恰源于湖北作家在价值观念、表现手法、题材内容等诸多方面的相异性和多元性，源于湖北文坛“老中青”结合所得来的相得益彰之妙。《丛书》并没有忽略这一点，对文坛“老将”和中坚“干将”在文学事业上的开拓，给予了充分肯定，着墨很多。如《诗歌研究》对湖北政治抒情诗的老将谢克强、熊召正、葉文福、白桦等给予充分的篇幅，指出他们是湖北诗坛主旋律的引领者;对湖北先锋诗坛的干将张执浩等以专论解读，阐明张代表了湖北先锋诗歌的水准和未来方向;《小说研究》把转型期的湖北小说分为“乡土”、“城市”、“历史”、“写实”、“类先锋”、“准女性”等多样类型之后，依然从文坛“老将”、“干将”到“新兵”对他们的作品一一解读，细致入微。
与此同时，《丛书》并不只赞“老者”，也力挺“新人”。对文坛新秀的发掘、肯定和鼓励是难得可贵的，因为这涉及到湖北文学的后继大事，湖北文坛只有“江山代有才人出”才会越走越远。《诗歌研究》对80后的苏瓷瓷给予了特别关注，苏瓷瓷17岁时卫校毕业去了一家精神病院，工作五年后辞职，从此她对抗虚无世界的平台和手段就是在网上写诗。“苏瓷瓷的诗歌源于一种天才而神经质的写作，她的诗歌有着一种非常纯粹的质地和极端的力量，闪露出剃刀一般的冷光。同时她又有异常出色的直觉表达和意象运用能力，并显出一种与其年龄不相称的洞察力，一种对于情感和人世报以冷峻和怀疑的洞察力，总喜欢把人生撕破，逼到冰冷的死角。” 《诗歌研究》对苏瓷瓷的诗做了精细分析和高度评价，这种肯定对苏瓷瓷而言无疑是振奋和鼓舞的。此外，《散文研究》对像叶倾城这样1995年才开始发表散文作品的后起之秀，还有2002年才开始文学创作的朱朝敏等都给予了高度关注，开辟专栏予以分析。《理论批评研究》对湖北新崛起的年轻批评家也给予了热情点评，“年轻的批评家李遇春、叶立文、周新民快速成长，形成了特色鲜明、队伍齐整的批评家队伍”，凡此等等。既不埋没文坛老功臣的贡献，也不忽略文坛新秀的绵绵之力，这是《丛书》一种坦荡的学术胸襟，可敬可佩。
此外，最不应该忽视的是《丛书》对湖北文学发展建言献策方面所做的学术贡献。《丛书》对转型期湖北文学的整体表现和个案情况都做了“症候式”的精细分析，主编刘川鄂先生在论著中深刻指出，“湖北文学的总体特色是现实主义强，现代主义偏弱”、湖北诗歌缺少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湖北作家“政治化的屈原情结重、个人化的李白情结弱”。转型期后的湖北文学若要想走得更远，怎么办？对此，刘川鄂先生在《丛书》中给出了“良方”——“湖北文坛应该多一点屈原式的诡异和李白式的狂野，不能老是婆婆妈妈、亦步亦趋的‘现实主义’，不能老是没有思辨力和判断力的伪浪漫主义。”不难看出，这是一剂观点新锐的“良方”，审慎而富有智性，直击当下湖北文坛的现实问题。
总之，《丛书》立足地域性、放眼全国，以坦荡开阔的学术胸襟，以智性的学术眼光和理性的学术思维，既不“逢迎”，也不“唱和”，既“栽花”也“挑刺”，对转型期湖北文坛的“症候”扎扎实实“把脉”，为转型期湖北文学的研究培育了新的学术增长点，也代表了湖北当代文学研究的最新水准。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文学院）
注释：
[1] 吴秀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 刘川鄂：《从湖北文学角度看中国文学建设》，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2a916701014112.html.
[3] 严家炎：《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总序》，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