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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水浒传》和《林巨正》是各自代表中韩两国的历史长篇小说。虽然两部小说的创作年代相隔500多年的时光，但《林巨正》与《水浒传》不论是在小说创作的背景、还是主人公形象，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本文通过两部作品的创作背景和主人公形象的比较，试图揭示作者的内心。
关键词：《水浒传》;《林巨正》;宋江;林巨正;施耐庵;洪命熹
众所周知《水浒传》是中国明代四大奇书之一，是歌颂农民起义的长篇章回小说，它描写了以宋江为首的108名梁山好汉起义的故事。通过一系列英雄反抗斗争故事，揭露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反应官逼反民的残酷现实。《林巨正》是碧初洪命熹（1888～1968）写的大河历史小说，也是洪命熹的唯一一部作品。小说以16世纪朝鲜明宗时期的历史事件“林巨正乱”为题材，描绘了从燕山君时期到明宗时期的风风雨雨。故事通过一系列的反抗和斗争，揭露和批判朝鲜社会的种种弊端，再现了16世纪前后期农民起义的历史现实和社会改革的理想。虽然两部小说的创作年代相隔500多年的时光，但《林巨正》与《水浒傳》不论是在小说创作的背景还是主人公形象，两部作品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一、类似的创作背景
两部作品都是在被异民族侵略时期创作的以农民起义为主的历史小说。两部作品都属于平民文学的正脉，具有反抗朝廷的精神。
《水浒传》创作年代正处于思想解放，个性觉醒的时期，施耐庵借写伏身草莽的英雄好汉用以表达对异民族统治的不满。元代是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交织的特殊时期。元朝统治者横施残酷的剥削和不平等的民族歧视政策。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希望有草泽英雄出来抗击异族。早在泰定二年，河南息州赵丑厮、郭菩萨的起义，揭开了元末农民起义的序幕。后续紧接着又爆发韩山童等人为首导的红巾军大起义。与红巾军起义同时起义的有秦州张士诚起义。施耐庵也参与其中，但张士诚最终投降于元，后张士诚逐渐变得奢侈、骄纵、贪图享乐、不纳忠言，施耐庵等人纷纷归乡。从此隐居写《水浒传》。他身为元末明初之人，他亲身体会一个国家的腐败、统治者的无能所引起的惨痛悲剧。他用自身的体会形象地描绘了农民起义的发生、发展、以及失败的全过程。深刻揭示了起义的社会根源，揭示了起义失败的内在历史原因，歌颂了起义军的反抗斗争和社会理想。
《林巨正》创作于20世纪初，洪命熹如同施耐庵生活在一个社会动荡的过渡期。19世纪末，朝鲜社会动荡不安，外族入侵频繁，但朝鲜政府无能，没能处理好外交关系，签约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对外的赔偿金越来越多。因此国家财政奇绌，搜刮民财，农民的日子一天比一天艰苦。农民对腐败无能的政府抱有不满。此时，洪命熹还在日本东京大成中学读书。1910年，日本帝国主义强占吞并朝鲜半岛，洪命熹的父亲洪范植，不愿做亡国奴自杀身亡。父亲身亡后回到朝鲜的洪命熹开始意识到民族问题，关注民族的兴亡盛衰。1919年，“3.1运动”后，民众逐渐开始觉醒，参与反日帝的工人、农民越来越多。1927年为了鼓舞更多的民族运动、以及运动的胜利，洪命熹等27人创立了新干会。洪命熹在新干会的活动和《林巨正》的创作具有密切关系。新干会成立的第二年，洪命熹开始创写《林巨正》，从此新干会的活动和小说创作齐驱并进。洪命熹通过小说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朽，批判了现实社会身份等级制度，揭示了造成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
虽说文学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文学作品。但是在特殊情况下，特别是在“官逼民反”性质下的历史背景下，施耐庵和洪命熹虽然相隔500多年的时光，但他们所创造出来的作品及其相似。生活在这种乱世中的他们对国家安宁，民族解放抱有强烈的欲望。在他们的作品中必然会有英雄主义情节和侠义情长。
二、历史背景下的宋江与林巨正
两部作品的主人公都是以真实的历史人物为依据，描绘他们的形象。虽然有很多情节上它是虚构的，但两部作品的故事并非全出于虚构，部分内容确实存在于我们的历史当中。
关于宋江，《宋史·徽宗本纪》、《宋史·张叔夜传》、《宋史·蒲宗孟传》、《宋史·江几传》、《宋史·侯蒙传》等很多史书，文人笔记里头都记载了相关内容。从这类记载确实能够证明宋江队伍的存在和他们的声势。后在民间广为流传宋江起义的故事，又通过老百姓夸大与施耐庵小说的流传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
林巨正起义故事也可在韩国正史上找得到。《明宗实录》详细的记载了林巨正乱。但在《明宗实录》里林巨正团伙被描述为经常杀人放火，扰乱民间的十恶不赦的大盗劫。但也有很多民众称颂他们是为民除害，劫富济贫的义贼。直到洪命熹撰写《林巨正》，人们重新认识林巨正为人，让这传奇般的人物重新浮出水面。洪命熹把存在于历史的真实人物，演绎成自己所理解的、理想中的人物。
三、“好汉”形象
塑造“好汉”形象是两部作品的最大特点。两部作品中的主要人物都具有“好汉”形象的艺术魅力，特别是起义领袖宋江和林巨以正足够具备“好汉”形象。
宋江，梁山起义军的领袖。提起宋江一名，在我们的脑海中出现“忠义”二字。在《水浒传》中也用了相当多的笔墨来描写宋江的“忠义”。他平生能结识很多江湖好汉，也正是因为他重情重义的性格使然。兄弟有难，打抱不平，竭尽全力，拔刀相助。他与每个江湖好汉相识过程当中都体现了“义“的性格特点。可以说“义”的思想是宋江这一人物性格的核心。后接受朝廷的招安，舍身为国，尽忠报国。当他还只是一个衙门的吏员的时候，他暗中结识了很多江湖好汉，又在明处帮助了很多穷人。宋江之所以会有“及时雨”的封号，都是从宋江的行侠仗义、扶危济困的性格使然。但朝庭腐败不堪，残暴不仁，他们不得不走上反国之路。他们的反是改良，由奸臣当道改到忠臣包公执政时期的清平世界，但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由匪变为官后，却是官微言轻，无力改良。
总而言之，施耐庵塑造的宋江是一个多种性格的人物，他的疏财仗义、济弱扶贫、笑亲敬友是他温柔敦厚的一面，他聚众反国、题诗言志是他思想进步的一面，他明处为大家办事、暗处结交江湖大盗是他深思谋略的一面，他效忠皇帝、讲义气是他有传统思想的一面。 林巨正，青石谷山起义军领袖，从小力大无比，浓眉大眼，苍髯如戟，有着大丈夫气概。他虽然出身贫贱，但他从小身边就有神通广大的老师（杨朱八）和威武不屈的两为兄弟。说起他的义气，也能手屈一指。他从小为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挺身而出，两肋插刀。后因平阳奉物事情林巨正被逼上青石谷。虽然在史书记载中林巨正为杀人放火，十恶不赦的大恶人，但他也有着一颗爱民、怜民、护民之心。他坐上青谷山第一宝座之后，只抢为高官奉承的礼品和贿赂品，不抢农民、行人的财物，只收商人的过路费，不取贫困疗饥人的物品。后朝庭腐败不堪，政治制度不合理，使百姓打心里抱不平，逼得他们不得不造反。
洪命熹塑造林巨正形象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他就是一个代表特殊民众的普通人，他是积极地批判不合理的社会身份制度的普通人。他从小被人看不起，就因他是白丁出身，种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让林巨正憎恨两班贵族，以及带着两班的人格面具，炫耀自己身份地位和学识的两班。他的恨不仅是他一个人的恨，是代表广大民众的恨。所以他的造反是农民为了脱离苦海自救形态的行为，而不是为了给农民社会提出纲领或制度的“叛逆”。因此他仅仅是单纯的行动者，并不是能给社会组织或政府机构带来崭新制度的英雄，更不是革命者。
宋江和林巨正的重情重义，深情厚谊是作为一个组织的领袖该有的基本资质，他们的疏财仗义、济弱扶贫是作为一个领导者该有的本质，这些并不为奇。他们的“反动”其实归根究底是对自身的身份地位的不满，他们有强烈的享乐欲望，满足口腹的欲望，但以他们的身份地位是得不到的。宋江虽是个衙门的吏员，但是吏员与真正的官员还是有区别的，受到很多限制。林巨正也是一个出生于贱民家庭的白丁，从小饱受两班地主的欺凌。他们有着对美满生活的期盼，所以他们需要以某种方式，提高自己的身份，试图解决这些问题。因此他们用造反的方式试图改变自己的身份地位，揭示现实社会中不合理的身份等级制度。当然这些都是由政府的无能、腐败引起的。所以他们的反抗从对贪官污吏和腐败官吏开始，他们认为在当下真正的“盗劫”是那些道貌岸然的官吏。无论是宋江还是林巨正他们都是站在民众立场的“义贼”。
所以，与其说他们是“英雄”还不如说是“好汉”。“英雄”具有鲜明的贵族气质，如为国家建设付出汗马功劳的国家重臣，尽忠报国的大将军等等。在民间所称颂的“民间英雄”即“好汉”都只是一些低级的武官、民间秀才、山林“强盗”等下层民众。宋江只是一个小小的衙门胥吏，林巨正也是卑贱的白丁出身。“好汉”与“英雄”的区别在于他们的行为规范。“英雄”不可以做一些违背伦理道德的事情，如坑蒙拐骗、滥杀无辜、贪图美色等，但“好汉”则不一样。如宋江则亲手杀死阎婆惜，又如林巨正三妻四妾。这么一来会觉得他们不为人道，但他们也是被生活所迫，迫于无奈。“好汉”最大的特点在于量词“条”，这是与“英雄”大不同的地方。“英雄”的量词为“位”泛指人的量词。“条”通常做为指物状的量词，所以在“好汉”形象中通常会不把自己当人看，这理念正符合好汉的个性，因而会出现人吃人的情景。但“条”这一量词，也可以强调生命的盖指，生命的本指，如“一条命”。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好汉”就是“一条命”，生命是“好汉”的唯一，除了生命他们一无所有。没有地位，也没有权利。所以他们会拼命的去“完成任务”。因此会出现对自己的生命不在乎，然而这种对生命的不重视来自于对社会的绝望，而这种社会的绝望又来自于封建社会的腐败。但这种绝望又往往表现为“义”，从开篇的惩治恶霸的小打小闹到后来屡败官军的大开大阖，都充满了正义的力量。《水浒传》的108条好汉的风云际会，《林巨正》的8条硬汉的高朋满座，正是正义力量的最高体现。四海之内皆兄弟，兄弟之情高于天，这种兄弟之情以“义”为准绳，唯正义是从，要让这阳刚正大的“义”扫尽人间一切阴霾。这些人的聚会，是寄托在作者的最高理想当中。
四、结语
总而言之，《水浒传》和《林巨正》在中韩两国文坛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两部作品都写到社会最底层的精英，为了生存，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而奋斗挣扎的故事。综上所述施耐庵参加过张士诚的农民起义，洪命熹也参加过反日本帝国的活动当中，但他们身为一个文人，在实战上他们可能未能发挥出自己的能力。作者塑造的这类“好汉”形象，完全相反于自己的形象，他们并不是拔山盖世的勇士，也不是神机妙算的谋士。但在他们心中一定有自己的理想或与起义领袖不同的另类想法，于是借用宋江和林巨正之想与做曲笔抒发自己的内心感受。主人公的言行举止是作者的心声，甚至是民众的心理意图或价值追求。他们似乎化身为这类“好汉”，來抗击异族，解放自身，试图解决整个民族问题。归根究底，作者借助写这类历史故事反应当下社会的黑暗，批判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性，揭露封建社会的总总弊端。通过这类作品作者反应了广大民众的文化心态和价值追求，作者把自己的、民众的社会理想投射到作品当中。
《林巨正》与《水浒传》从小说创作的背景到情节设定、主人公形象，两部作品之所以会有相似之处，其原因在于洪命熹从幼年时期饱读诗书，从5岁开始学习汉文，8岁开始会写汉诗，11岁已熟读中国明代的四大名著。在选题和创作《林巨正》小说的时候，深受以反朝廷农民起义为主题的《水浒传》的影响。洪命熹的长篇小说《林巨正》在朝鲜-韩国文学史上的意义可以跟中国的《水浒传》相媲美。
参考文献：
[1]薛文秀，《水浒传》之宋江人物形象研究，赤峰学院学报，2015年3月.
[2]王学泰，《水浒传》思想本质新论-评“农民起义说”起，文史哲，2004年4月.
[3]王处辉、胡翼鹏，从《水浒传》看传统中国下层民众的社会理想，南开学报，2007年，第一期.
[4]蔡瑜璟，洪命熹文学的民俗化去向与特征，中央民族大学硕士论文，3013年5月16日.
[5]韩继镐，《林巨正》与清代章回小说关联研究，延边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6月1日.
[6]巩春亭，洪命熹《林巨正》的民族文化意义研究，语文学刊·外语教育教学，2014年10月.
作者简介：崔裕振（1990-），女，朝鲜族，延边大学朝鲜韩国学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水浒传》;《林巨正》;宋江;林巨正;施耐庵;洪命熹
众所周知《水浒传》是中国明代四大奇书之一，是歌颂农民起义的长篇章回小说，它描写了以宋江为首的108名梁山好汉起义的故事。通过一系列英雄反抗斗争故事，揭露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反应官逼反民的残酷现实。《林巨正》是碧初洪命熹（1888～1968）写的大河历史小说，也是洪命熹的唯一一部作品。小说以16世纪朝鲜明宗时期的历史事件“林巨正乱”为题材，描绘了从燕山君时期到明宗时期的风风雨雨。故事通过一系列的反抗和斗争，揭露和批判朝鲜社会的种种弊端，再现了16世纪前后期农民起义的历史现实和社会改革的理想。虽然两部小说的创作年代相隔500多年的时光，但《林巨正》与《水浒傳》不论是在小说创作的背景还是主人公形象，两部作品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一、类似的创作背景
两部作品都是在被异民族侵略时期创作的以农民起义为主的历史小说。两部作品都属于平民文学的正脉，具有反抗朝廷的精神。
《水浒传》创作年代正处于思想解放，个性觉醒的时期，施耐庵借写伏身草莽的英雄好汉用以表达对异民族统治的不满。元代是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交织的特殊时期。元朝统治者横施残酷的剥削和不平等的民族歧视政策。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希望有草泽英雄出来抗击异族。早在泰定二年，河南息州赵丑厮、郭菩萨的起义，揭开了元末农民起义的序幕。后续紧接着又爆发韩山童等人为首导的红巾军大起义。与红巾军起义同时起义的有秦州张士诚起义。施耐庵也参与其中，但张士诚最终投降于元，后张士诚逐渐变得奢侈、骄纵、贪图享乐、不纳忠言，施耐庵等人纷纷归乡。从此隐居写《水浒传》。他身为元末明初之人，他亲身体会一个国家的腐败、统治者的无能所引起的惨痛悲剧。他用自身的体会形象地描绘了农民起义的发生、发展、以及失败的全过程。深刻揭示了起义的社会根源，揭示了起义失败的内在历史原因，歌颂了起义军的反抗斗争和社会理想。
《林巨正》创作于20世纪初，洪命熹如同施耐庵生活在一个社会动荡的过渡期。19世纪末，朝鲜社会动荡不安，外族入侵频繁，但朝鲜政府无能，没能处理好外交关系，签约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对外的赔偿金越来越多。因此国家财政奇绌，搜刮民财，农民的日子一天比一天艰苦。农民对腐败无能的政府抱有不满。此时，洪命熹还在日本东京大成中学读书。1910年，日本帝国主义强占吞并朝鲜半岛，洪命熹的父亲洪范植，不愿做亡国奴自杀身亡。父亲身亡后回到朝鲜的洪命熹开始意识到民族问题，关注民族的兴亡盛衰。1919年，“3.1运动”后，民众逐渐开始觉醒，参与反日帝的工人、农民越来越多。1927年为了鼓舞更多的民族运动、以及运动的胜利，洪命熹等27人创立了新干会。洪命熹在新干会的活动和《林巨正》的创作具有密切关系。新干会成立的第二年，洪命熹开始创写《林巨正》，从此新干会的活动和小说创作齐驱并进。洪命熹通过小说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朽，批判了现实社会身份等级制度，揭示了造成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
虽说文学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文学作品。但是在特殊情况下，特别是在“官逼民反”性质下的历史背景下，施耐庵和洪命熹虽然相隔500多年的时光，但他们所创造出来的作品及其相似。生活在这种乱世中的他们对国家安宁，民族解放抱有强烈的欲望。在他们的作品中必然会有英雄主义情节和侠义情长。
二、历史背景下的宋江与林巨正
两部作品的主人公都是以真实的历史人物为依据，描绘他们的形象。虽然有很多情节上它是虚构的，但两部作品的故事并非全出于虚构，部分内容确实存在于我们的历史当中。
关于宋江，《宋史·徽宗本纪》、《宋史·张叔夜传》、《宋史·蒲宗孟传》、《宋史·江几传》、《宋史·侯蒙传》等很多史书，文人笔记里头都记载了相关内容。从这类记载确实能够证明宋江队伍的存在和他们的声势。后在民间广为流传宋江起义的故事，又通过老百姓夸大与施耐庵小说的流传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
林巨正起义故事也可在韩国正史上找得到。《明宗实录》详细的记载了林巨正乱。但在《明宗实录》里林巨正团伙被描述为经常杀人放火，扰乱民间的十恶不赦的大盗劫。但也有很多民众称颂他们是为民除害，劫富济贫的义贼。直到洪命熹撰写《林巨正》，人们重新认识林巨正为人，让这传奇般的人物重新浮出水面。洪命熹把存在于历史的真实人物，演绎成自己所理解的、理想中的人物。
三、“好汉”形象
塑造“好汉”形象是两部作品的最大特点。两部作品中的主要人物都具有“好汉”形象的艺术魅力，特别是起义领袖宋江和林巨以正足够具备“好汉”形象。
宋江，梁山起义军的领袖。提起宋江一名，在我们的脑海中出现“忠义”二字。在《水浒传》中也用了相当多的笔墨来描写宋江的“忠义”。他平生能结识很多江湖好汉，也正是因为他重情重义的性格使然。兄弟有难，打抱不平，竭尽全力，拔刀相助。他与每个江湖好汉相识过程当中都体现了“义“的性格特点。可以说“义”的思想是宋江这一人物性格的核心。后接受朝廷的招安，舍身为国，尽忠报国。当他还只是一个衙门的吏员的时候，他暗中结识了很多江湖好汉，又在明处帮助了很多穷人。宋江之所以会有“及时雨”的封号，都是从宋江的行侠仗义、扶危济困的性格使然。但朝庭腐败不堪，残暴不仁，他们不得不走上反国之路。他们的反是改良，由奸臣当道改到忠臣包公执政时期的清平世界，但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由匪变为官后，却是官微言轻，无力改良。
总而言之，施耐庵塑造的宋江是一个多种性格的人物，他的疏财仗义、济弱扶贫、笑亲敬友是他温柔敦厚的一面，他聚众反国、题诗言志是他思想进步的一面，他明处为大家办事、暗处结交江湖大盗是他深思谋略的一面，他效忠皇帝、讲义气是他有传统思想的一面。 林巨正，青石谷山起义军领袖，从小力大无比，浓眉大眼，苍髯如戟，有着大丈夫气概。他虽然出身贫贱，但他从小身边就有神通广大的老师（杨朱八）和威武不屈的两为兄弟。说起他的义气，也能手屈一指。他从小为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挺身而出，两肋插刀。后因平阳奉物事情林巨正被逼上青石谷。虽然在史书记载中林巨正为杀人放火，十恶不赦的大恶人，但他也有着一颗爱民、怜民、护民之心。他坐上青谷山第一宝座之后，只抢为高官奉承的礼品和贿赂品，不抢农民、行人的财物，只收商人的过路费，不取贫困疗饥人的物品。后朝庭腐败不堪，政治制度不合理，使百姓打心里抱不平，逼得他们不得不造反。
洪命熹塑造林巨正形象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他就是一个代表特殊民众的普通人，他是积极地批判不合理的社会身份制度的普通人。他从小被人看不起，就因他是白丁出身，种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让林巨正憎恨两班贵族，以及带着两班的人格面具，炫耀自己身份地位和学识的两班。他的恨不仅是他一个人的恨，是代表广大民众的恨。所以他的造反是农民为了脱离苦海自救形态的行为，而不是为了给农民社会提出纲领或制度的“叛逆”。因此他仅仅是单纯的行动者，并不是能给社会组织或政府机构带来崭新制度的英雄，更不是革命者。
宋江和林巨正的重情重义，深情厚谊是作为一个组织的领袖该有的基本资质，他们的疏财仗义、济弱扶贫是作为一个领导者该有的本质，这些并不为奇。他们的“反动”其实归根究底是对自身的身份地位的不满，他们有强烈的享乐欲望，满足口腹的欲望，但以他们的身份地位是得不到的。宋江虽是个衙门的吏员，但是吏员与真正的官员还是有区别的，受到很多限制。林巨正也是一个出生于贱民家庭的白丁，从小饱受两班地主的欺凌。他们有着对美满生活的期盼，所以他们需要以某种方式，提高自己的身份，试图解决这些问题。因此他们用造反的方式试图改变自己的身份地位，揭示现实社会中不合理的身份等级制度。当然这些都是由政府的无能、腐败引起的。所以他们的反抗从对贪官污吏和腐败官吏开始，他们认为在当下真正的“盗劫”是那些道貌岸然的官吏。无论是宋江还是林巨正他们都是站在民众立场的“义贼”。
所以，与其说他们是“英雄”还不如说是“好汉”。“英雄”具有鲜明的贵族气质，如为国家建设付出汗马功劳的国家重臣，尽忠报国的大将军等等。在民间所称颂的“民间英雄”即“好汉”都只是一些低级的武官、民间秀才、山林“强盗”等下层民众。宋江只是一个小小的衙门胥吏，林巨正也是卑贱的白丁出身。“好汉”与“英雄”的区别在于他们的行为规范。“英雄”不可以做一些违背伦理道德的事情，如坑蒙拐骗、滥杀无辜、贪图美色等，但“好汉”则不一样。如宋江则亲手杀死阎婆惜，又如林巨正三妻四妾。这么一来会觉得他们不为人道，但他们也是被生活所迫，迫于无奈。“好汉”最大的特点在于量词“条”，这是与“英雄”大不同的地方。“英雄”的量词为“位”泛指人的量词。“条”通常做为指物状的量词，所以在“好汉”形象中通常会不把自己当人看，这理念正符合好汉的个性，因而会出现人吃人的情景。但“条”这一量词，也可以强调生命的盖指，生命的本指，如“一条命”。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好汉”就是“一条命”，生命是“好汉”的唯一，除了生命他们一无所有。没有地位，也没有权利。所以他们会拼命的去“完成任务”。因此会出现对自己的生命不在乎，然而这种对生命的不重视来自于对社会的绝望，而这种社会的绝望又来自于封建社会的腐败。但这种绝望又往往表现为“义”，从开篇的惩治恶霸的小打小闹到后来屡败官军的大开大阖，都充满了正义的力量。《水浒传》的108条好汉的风云际会，《林巨正》的8条硬汉的高朋满座，正是正义力量的最高体现。四海之内皆兄弟，兄弟之情高于天，这种兄弟之情以“义”为准绳，唯正义是从，要让这阳刚正大的“义”扫尽人间一切阴霾。这些人的聚会，是寄托在作者的最高理想当中。
四、结语
总而言之，《水浒传》和《林巨正》在中韩两国文坛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两部作品都写到社会最底层的精英，为了生存，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而奋斗挣扎的故事。综上所述施耐庵参加过张士诚的农民起义，洪命熹也参加过反日本帝国的活动当中，但他们身为一个文人，在实战上他们可能未能发挥出自己的能力。作者塑造的这类“好汉”形象，完全相反于自己的形象，他们并不是拔山盖世的勇士，也不是神机妙算的谋士。但在他们心中一定有自己的理想或与起义领袖不同的另类想法，于是借用宋江和林巨正之想与做曲笔抒发自己的内心感受。主人公的言行举止是作者的心声，甚至是民众的心理意图或价值追求。他们似乎化身为这类“好汉”，來抗击异族，解放自身，试图解决整个民族问题。归根究底，作者借助写这类历史故事反应当下社会的黑暗，批判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性，揭露封建社会的总总弊端。通过这类作品作者反应了广大民众的文化心态和价值追求，作者把自己的、民众的社会理想投射到作品当中。
《林巨正》与《水浒传》从小说创作的背景到情节设定、主人公形象，两部作品之所以会有相似之处，其原因在于洪命熹从幼年时期饱读诗书，从5岁开始学习汉文，8岁开始会写汉诗，11岁已熟读中国明代的四大名著。在选题和创作《林巨正》小说的时候，深受以反朝廷农民起义为主题的《水浒传》的影响。洪命熹的长篇小说《林巨正》在朝鲜-韩国文学史上的意义可以跟中国的《水浒传》相媲美。
参考文献：
[1]薛文秀，《水浒传》之宋江人物形象研究，赤峰学院学报，2015年3月.
[2]王学泰，《水浒传》思想本质新论-评“农民起义说”起，文史哲，2004年4月.
[3]王处辉、胡翼鹏，从《水浒传》看传统中国下层民众的社会理想，南开学报，2007年，第一期.
[4]蔡瑜璟，洪命熹文学的民俗化去向与特征，中央民族大学硕士论文，3013年5月16日.
[5]韩继镐，《林巨正》与清代章回小说关联研究，延边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6月1日.
[6]巩春亭，洪命熹《林巨正》的民族文化意义研究，语文学刊·外语教育教学，2014年10月.
作者简介：崔裕振（1990-），女，朝鲜族，延边大学朝鲜韩国学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