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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去年5月30日，福建漳州发生一起交通事故，肇事者书某驾驶一部摩托车与陈某（后载吴某）发生碰刮，导致吴重伤、陈轻伤的后果。该案由交警交管中队的尉某承办，并最后认定书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并由尉某填写了处罚呈批表，建议对书某罚款1050元、吊销其驾驶证、并建议对其治安拘留15日。案后，书某却拒不到案接受处理。
6月15日凌晨1时许，时值当班的尉某与苏某（重伤者吴某的女婿）一起到派出所，要求值班民警配合传唤书某。值班警以没有正式法律手续为由不同意配合。但在尉的再三要求下，并经请示后所里派一名保安带路。之后三人一起到了书某的家，尉叫开门后，便进入书家的客厅，并说：“我今天要来抓你儿子。”然后就直接走入书父的卧室，之后尉又要进入另一间卧室，书母阻拦说其女儿在睡觉，但尉某还是强行打开房门查看了一下。
2时许，尉某等三人又来到书某某的家（书某的叔叔），尉在没有出示相关证件的情况下，就进入书某某的卧室找人，后又打开书某某妻子及女儿睡觉的房间，并查看了一下，最后又到阳台查找。临走时尉某对书某某讲：我是交警，书某的案件是我承办的，你们要让他赶快到交警队接受处理。
分歧：
对于本案尉某是否涉嫌非法搜查，是否应当立案侦查，存在两种不同意见。
非法搜查罪，是指非法对他人的身体或者住宅进行搜查的行为。搜查的非法性是本罪的本质特征。主要表体为两种情况：一是无搜查权的人，对他人的人身或者住宅进行非法搜查；二是有搜查权的人不经合法批准，滥用权力，擅自进行非法搜查。而本案的尉某即系后者有搜查权（包括侦查权）的人。
从主体方面看，因本罪所要求的是一般主体，所以两种意见对主体并无多大争议。
从客体方面讲，确实存在了公民的住宅被他人非合法程序而窜入的事实。对此两种意见也无多大分歧。
而本案所争议的焦点则在于窜入者的主观方面和客观行为。
第一种意见认为：尉某主观上具有非法搜查的故意，认为其做为一名工作多年的警察，应当知道搜查他人住宅必须履行一定的法律手续和审批制度，况且在派出所民警提醒他搜查必须有正式的法律文书时，他却置若罔闻，一意狐行，因而主观上具有非法搜查的故意。
而在客观行为方面，根据《刑诉法》第111条的规定：进行搜查，必须向搜查人出示搜查证。在执行逮捕、拘留的时候，遇有紧急情况，不另用搜查证也可以进行搜查。显然案中的尉某并无办理搜查证，也未遇到法律上所谓的紧急情况，而且的执行搜查的前后过程中也并未向领导请示汇服，因而其独自进行搜查的非法发生性显而易见，已实质性地违反了《刑诉法》关于“搜查”的规定，与非法搜查罪所体现的非法性是一致的。另外从非法搜查的法条看，该罪所要求是一种行为犯，没有规定必须达到情节严重或一定的后果出现才可追究刑事责任，情节轻重只是量刑方面的考虑，更何况尉某一夜非法连窜两住宅，进入多间卧室探看，已具有一定的情节。而该条还特别规定：司法人员滥用职权，应从重处罚。所以应立案侦查。
第二种意见认为：认为尉某的主观目的是为了处理交通肇事案件，让当事人书某能到案接受处理，而且是在其值班时行使的，其执行职务行为时未严格依法定程序办理相关手续，只是工作上的一时疏忽，所以不应认为其主观上具有非法搜查的恶意。
客观行为方面，尉某为公务进入被传唤者家中，房主也都知道他就是办理书某案件的民警，而且当时他身着警服，即已明示自己在行使公权。进入书家后，也并未对除书某以外的人或物进行检查和搜寻，而且时间较短。所以其行为不属于滥用职权的范畴，也不似非法搜查的特征，所以尚不能认定尉某涉嫌犯罪，因而不应立案侦查。
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即该案不应立案。虽然尉某的行为虽似《刑法》第二百四十五条非法搜查罪的特征，但在本案中尚需考虑其他与犯罪有关的因素。
一、考察其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
社会危害性是所有犯罪所必须具备的前题。尉某身为人民警，在本案中，其行为目的是为了执行公务，除欲带走被传唤人之外，不会对书家的其他成员有任何危害。他是在房主没多加阻挠的情况下进入屋内看了一下，实际上主人已有一种默许他进入屋内的许可，而且尉某呆的时间也不长。书家的人也很清楚尉某的行为目的，除担心书某被抓，否则他们不会存在其他的心理压力或恐惧，更不会造成任何物质损失。
二、尉某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搜查的故意。
非法搜查罪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必须具有非法搜查的故意，从尉某的的主观上看，其行为目的是为公务而传唤当事人，并未有非法搜查书家的故意，他的行为应被理解为一种非法定程序的窜入行为。如果该肇事案不是尉某经办的，如果没有治安处罚审批表，那么尉某的行为就另当别论。从另一方面讲，尉某未能出示搜查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他当时是凌晨值班，知情人苏某来报称被传唤人的去处，但此时领导难以联系得上，管理法律文书的人员也不在，开具搜查证具有客观上的困难。二是知情人深夜报告当事人的去处，可以理解为《刑诉法》所规定的“遇有紧急情况，不另用搜查证也可以进行搜查”。
从实际情况看，尉某的目的是为了使多次传唤不到案的书某及时到案，尽快办结案件，才做出了上述行为，因而其非法搜查的故意不明显。
三、情节是否显著轻微，不认为是犯罪。
从尉某的行为后果看，他只是根据知情人的报告而进入书家，其行为主要是看一下，问一下，而且时间很短，没有过激的行为或超出其职责范围的不法行为。虽其非按法定程序进入他人住宅，有一定的违法性，但考虑到该案的实际情况以及参考其他非法搜查的判例，可以认定尉某的行为符合《刑诉法》第十五条的规定，不认为是犯罪 。
（作者通讯地址：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检察院，福建 漳州 363000）
6月15日凌晨1时许，时值当班的尉某与苏某（重伤者吴某的女婿）一起到派出所，要求值班民警配合传唤书某。值班警以没有正式法律手续为由不同意配合。但在尉的再三要求下，并经请示后所里派一名保安带路。之后三人一起到了书某的家，尉叫开门后，便进入书家的客厅，并说：“我今天要来抓你儿子。”然后就直接走入书父的卧室，之后尉又要进入另一间卧室，书母阻拦说其女儿在睡觉，但尉某还是强行打开房门查看了一下。
2时许，尉某等三人又来到书某某的家（书某的叔叔），尉在没有出示相关证件的情况下，就进入书某某的卧室找人，后又打开书某某妻子及女儿睡觉的房间，并查看了一下，最后又到阳台查找。临走时尉某对书某某讲：我是交警，书某的案件是我承办的，你们要让他赶快到交警队接受处理。
分歧：
对于本案尉某是否涉嫌非法搜查，是否应当立案侦查，存在两种不同意见。
非法搜查罪，是指非法对他人的身体或者住宅进行搜查的行为。搜查的非法性是本罪的本质特征。主要表体为两种情况：一是无搜查权的人，对他人的人身或者住宅进行非法搜查；二是有搜查权的人不经合法批准，滥用权力，擅自进行非法搜查。而本案的尉某即系后者有搜查权（包括侦查权）的人。
从主体方面看，因本罪所要求的是一般主体，所以两种意见对主体并无多大争议。
从客体方面讲，确实存在了公民的住宅被他人非合法程序而窜入的事实。对此两种意见也无多大分歧。
而本案所争议的焦点则在于窜入者的主观方面和客观行为。
第一种意见认为：尉某主观上具有非法搜查的故意，认为其做为一名工作多年的警察，应当知道搜查他人住宅必须履行一定的法律手续和审批制度，况且在派出所民警提醒他搜查必须有正式的法律文书时，他却置若罔闻，一意狐行，因而主观上具有非法搜查的故意。
而在客观行为方面，根据《刑诉法》第111条的规定：进行搜查，必须向搜查人出示搜查证。在执行逮捕、拘留的时候，遇有紧急情况，不另用搜查证也可以进行搜查。显然案中的尉某并无办理搜查证，也未遇到法律上所谓的紧急情况，而且的执行搜查的前后过程中也并未向领导请示汇服，因而其独自进行搜查的非法发生性显而易见，已实质性地违反了《刑诉法》关于“搜查”的规定，与非法搜查罪所体现的非法性是一致的。另外从非法搜查的法条看，该罪所要求是一种行为犯，没有规定必须达到情节严重或一定的后果出现才可追究刑事责任，情节轻重只是量刑方面的考虑，更何况尉某一夜非法连窜两住宅，进入多间卧室探看，已具有一定的情节。而该条还特别规定：司法人员滥用职权，应从重处罚。所以应立案侦查。
第二种意见认为：认为尉某的主观目的是为了处理交通肇事案件，让当事人书某能到案接受处理，而且是在其值班时行使的，其执行职务行为时未严格依法定程序办理相关手续，只是工作上的一时疏忽，所以不应认为其主观上具有非法搜查的恶意。
客观行为方面，尉某为公务进入被传唤者家中，房主也都知道他就是办理书某案件的民警，而且当时他身着警服，即已明示自己在行使公权。进入书家后，也并未对除书某以外的人或物进行检查和搜寻，而且时间较短。所以其行为不属于滥用职权的范畴，也不似非法搜查的特征，所以尚不能认定尉某涉嫌犯罪，因而不应立案侦查。
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即该案不应立案。虽然尉某的行为虽似《刑法》第二百四十五条非法搜查罪的特征，但在本案中尚需考虑其他与犯罪有关的因素。
一、考察其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
社会危害性是所有犯罪所必须具备的前题。尉某身为人民警，在本案中，其行为目的是为了执行公务，除欲带走被传唤人之外，不会对书家的其他成员有任何危害。他是在房主没多加阻挠的情况下进入屋内看了一下，实际上主人已有一种默许他进入屋内的许可，而且尉某呆的时间也不长。书家的人也很清楚尉某的行为目的，除担心书某被抓，否则他们不会存在其他的心理压力或恐惧，更不会造成任何物质损失。
二、尉某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搜查的故意。
非法搜查罪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必须具有非法搜查的故意，从尉某的的主观上看，其行为目的是为公务而传唤当事人，并未有非法搜查书家的故意，他的行为应被理解为一种非法定程序的窜入行为。如果该肇事案不是尉某经办的，如果没有治安处罚审批表，那么尉某的行为就另当别论。从另一方面讲，尉某未能出示搜查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他当时是凌晨值班，知情人苏某来报称被传唤人的去处，但此时领导难以联系得上，管理法律文书的人员也不在，开具搜查证具有客观上的困难。二是知情人深夜报告当事人的去处，可以理解为《刑诉法》所规定的“遇有紧急情况，不另用搜查证也可以进行搜查”。
从实际情况看，尉某的目的是为了使多次传唤不到案的书某及时到案，尽快办结案件，才做出了上述行为，因而其非法搜查的故意不明显。
三、情节是否显著轻微，不认为是犯罪。
从尉某的行为后果看，他只是根据知情人的报告而进入书家，其行为主要是看一下，问一下，而且时间很短，没有过激的行为或超出其职责范围的不法行为。虽其非按法定程序进入他人住宅，有一定的违法性，但考虑到该案的实际情况以及参考其他非法搜查的判例，可以认定尉某的行为符合《刑诉法》第十五条的规定，不认为是犯罪 。
（作者通讯地址：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检察院，福建 漳州 36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