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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失陷之后，徽州地区的古镇屯溪一度繁荣，有“小上海”之称，成为祁红外销的另一个主要窗口。祁红得地利之便，成就了一种乱世中独特的繁荣景象。
春风十里尧渡街
我们都知道，“祁红”的发源地，并非徽州的祁门，而是东至的尧渡街。
尧渡老街的街名，来源于远古时的尧舜二帝由此过渡，现在是东至县人民政府驻地。老街的路是长条形光洁的石板排列成的，恰似摆在书架上的线装书，每块石板都被岁月磨得裂痕斑斑，滑滑溜溜。老街的屋宇清一色的粉墙黛瓦，屋连屋，一对一地排列着，上面点缀着碧绿的青苔。
清末民初，尧渡街发展成为上至河路村下至击壤桥，分上中下街，长约1.5公里，开有300多家店铺，建有1000多幢房屋，且大多是马头墙、鱼悬梁，前开店后住房，一进几深带天井的徽派建筑。其中有钱庄、茶号、商行、布匠店、杂货店、中药店、糕饼店、豆腐店、裁缝店、铁匠店、木匠店、纸扎店、饭店、旅馆等，著名的有林、张、朱、汪、陈、胡、钱、黄“八大家”老字号店铺。旧城南半里，有绣花楼24间，丹阳、寻阳、鄱阳等地商贾经常来此置办酒会，故有“江南茶饭，建德先知”的谚语广为流传。其时市面繁荣，人流较多，成了至德全境的茶叶药材山货的集散中心。
1875年的春天，一位身着传统长袍马甲的英俊中年人，带着仆从，挑着行李，来到了至德县（今东至）的尧渡街。他在靠近击壤桥边的下街头，租了一幢两进三开间的老派民居，开起了茶庄。他，就是黟县立川村人余干臣。
此时的余干臣刚刚丢官回乡，沮丧苦闷，闭门不出。忽一天，他在翻阅宋代诗人梅尧臣的诗文时，偶然看到了一篇《南有嘉茗赋》的佳文。他诵读再三，惊叹不已。他想：至德真是个人杰地灵的好地方。我现在还年富力强，何不去至德发展茶叶事业呢？
余干臣说干就干，到了至德尧渡街，一边做生意，一边了解至德县的茶叶生产历史。他先是收购洪方、官港的红毛茶进行加工，后又收购湿坯，进行生产。余干臣先按照传统方法进行操作，后来又吸收了福建小种红茶制造中的“熏焙”做法，将原来的“晒干”改为“烘干”。这个改革是革命性的，使东至红茶，从此跻身世界高香茶之列。他制作出来的新红茶，品质优良，色泽乌润，条索紧细，锋梢秀丽，汤色叶底红亮，香气清鲜持久，滋味醇和浑厚。
余干臣仿照“闽红”，制作功夫红茶成功的消息，一时传遍尧渡街的大街小巷，传遍了至德全县，各路茶商纷至沓来，一时间，尧渡街茶商云集，热闹异常。
在至德试制红茶成功后，余干臣决定到祁门去发展。他到祁门后，落脚历口。由于历口土质好，空气湿润，云雾笼罩，山花多，花叶上熏染了一种天然的苹果、兰花香，制作出来的功夫红茶，被人称为“祁门香”。为了统一口径，后来余干臣将他各个茶庄所制的功夫红茶（含尧渡街红茶庄），统一命名为“祁门红功夫茶”，简称“祁红”。
六年后，余干臣又在祁门闪里等地开设了红茶分庄，产地不断扩大，产量不断提高，在市场所占份额也越来越大。
1951年4月，历史悠久的尧渡街茶号国营化改造为中国茶业公司贵池茶厂尧渡街加工厂。为进一步保护祁红圣地，弘扬祁红文化，2010年4月，国润茶业在中国茶业公司贵池茶厂同春加工厂原址，扩建“东至县同春茶号有限公司”。同春茶号也是余干臣留下的祁红老字号，日本侵略时期毁了一大半，但茶号遗址尚存。
从汉口到上海到屯溪
历史上红茶运输先由祁门阊江经景德镇至饶州，再改用大船以小汽轮拖驶，渡鄱阳湖到九江，再至当时中国最热闹的红茶交易市场—汉口。
在老辈人的描述里，祁紅离开徽州故里，启程转运时可谓盛况空前。“头批满堆，即择吉日良辰，鸣炮奏乐，大宴茶师及工人，匀堆成箱后，即抽茶样一箱，派水客送样至汉口。汉口茶栈大开中门迎水客，并设宴款待，仪式非常隆重。”其中“中门接客”是徽州人接待规格中最高的礼遇，祁红便享有这样的待遇，可见其尊贵。于是，在徽州的民间，就有“一品官，二品茶”这样的叫法。
在祁红风光红火的那些年里，北洋政府农商部曾经在祁门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茶叶科研机构—祁门茶叶改良场。这个改良场的建立，再次把祁红提高到了中国顶尖级好茶的高度上。
汉口作为中国“茶叶港”的历史可追溯至17世纪中期。山西商人在汉口经营茶叶生意，销往俄国，世界因为茶叶而认识了汉口。至19世纪中期，俄国人不再依托晋商来获取茶叶，他们来到早已熟悉的中国内陆城市汉口，自己做起了茶叶生意。自此，开启了汉口作为“茶叶港”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黄金时代”。由两湖、江西、安徽等地汇集到此的茶叶，经汉口加工、包装之后运往俄国以及欧洲各国。这一时期是汉口对外贸易最旺盛的一段，中国除上海外，其他开埠城市望尘莫及。直至上个世纪20年代，世界局势骤变，这条由汉口往外的茶叶之路才逐渐萧条下来，至此，汉口作为“国际茶港”的时代才告一段落。
在汉口的旧俄租界里，那些因茶叶而兴的建筑仍默默伫立。巴公房子、李维诺夫别墅、东正教堂、新泰洋行、阜昌路（今南京路）……从这些地名和这些老房子仍然可以寻觅到当年老汉口繁华的踪迹，追寻当年汉口茶港的辉煌年代。
那时的汉口，既是中国茶产区最大的内地商埠，又是中国茶叶出口的最大口岸。它将湘鄂皖赣四省红茶汇集至此，经水路、陆路、铁路等方式向外输出。据资料记载：“十九世纪后期，中国茶叶占据世界茶叶市场的86%，1868年茶叶出口占全国出口商品的一半以上，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商品。而汉口茶叶出口量则长期位于全国茶叶出口总量的60%，最高时达85%。”每年一到茶季，汉口的茶叶大市场云集各地茶商，旅馆客栈，茶客满堂。汉口的工厂里聚集着周边各地赶来做工的人。汉口长江沿岸茶码头茶叶装箱转运，码头上下昼夜不停，从老照片里便可见到那时江面运茶的船只络绎不绝，繁忙非常。
然而，两年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惊扰了汉口港的繁忙，也惊扰了徽州一带平静的茶山。战争期间，茶叶贸易受到极大的干扰，祁红外销降低了80%，对于深山里的茶农来说，这可以算得上致命的打击。此时，苏联成立，俄国商业收归国有，俄商停业。而英国商人拒绝在汉口交易，在这样的情况下，祁红的主要交易市场不得不东移至上海。 此时，那些以茶为生的徽商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那时的祁门到上海，只有阊江水路。相比走熟多年的汉口水道，这一路曲折多山，环节众多，耗资巨大。另外是政府的茶税激增，自1916年起，安徽省财政厅就以便利征税为名，在祁门县城吴桥头（仁济桥之下）和西乡闪里各增设厘金卡一处。而此前，祁门南路倒湖早已有厘金卡一处。这种重复设卡，已经严重增加了茶农的负担，茶农忍无可忍，抗争之事时有发生。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内忧外患之下，面对陌生而漫长的旅途，徽商们依然义无反顾地出发了。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后，祁红的外销情况又有了新的变化。为了筹措资金，积累外汇，支持抗战，国民党政府对全国的茶叶实行统购统销的政策，规定各产茶省成立茶叶经管机构，统一收购茶叶，先是交由刚刚在上海组建的中国茶叶公司销售，后改为集中运往香港，交驻港的富华贸易公司统一对外销售。官方的介入使祁红的销售环节减少，市场秩序得到改善，差价上升，茶农积极性提高。上海失陷之后，徽州地区的古镇屯溪一度繁荣，有“小上海”之称，成为祁红外销的另一个主要窗口。祁红得地利之便，成就了一种乱世中独特的繁荣景象。
据史料记载，祁红产量最高的年份是1939年，有近7万箱，按照每箱50斤计算，也有3.5万担，约占当时全国产量的三分之一。而当时一担红茶最高可以卖到360两白银，也创下了红茶的最高售价。那时，仅祁门一县，经营祁红的茶号最多时就有440余家。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国际贸易中，外商因为长期购买和习惯饮用中国祁红，印象极为深刻，许多老顾客一提起祁红，就赞不绝口。在交易时，一般客户都不需要寄茶样，即能按照我国标准茶号订购，有的要求和我国签订购买祁红的长期合同。特别是英国荷兰等国家最喜欢祁红，他们专门设计了各种祁红小包装，供本国和转口其他国家市场销售的需要。
茶号—祁门红茶经营的起点
说到祁红的经营，我们不能不提到那些根植于古徽州集镇之上的茶号。据说，祁门县的每一个村落，都有自己的茶号。
茶号是徽州人在当地的机构业茶，通常集收购加工运销于一体，是一种季节性很强的制茶场所。茶号的经营场地，既有专门的处所，也有借助其他地方的。
经营茶号，一般是对半成品的毛茶进行深加工，按照业内人的说法，叫“精制”。茶号收购毛茶的渠道一般有两种：山客向茶农零星收购，转而贩卖给茶号；另一种是茶号自己到茶农家里收购，或者茶号在产区设立专门的收购点，像这样的茶号，主号叫门庄，收购点叫子庄。而那些经营茶号的业主，基本都是当地有声望的乡绅。
茶号内部分工很细致，具体地说有掌号、账房、掌烘、看样、掌堂秤、管厂、箱司、鉛司、拣丝（发拣收拣收发竹筹）、水客、厨司等。从某种程度说，茶号是徽州茶业的发源地。
茶号的经营场地，既有专门的处所，也有借助其他地方的。专门的场所建筑比较讲究，通常是选址干燥、空间开阔，窗户小而多，目的是既通风又防止香气走散。借助的场所多是祠堂。祁门历溪村的合一堂祠堂就是这样一处典型的场所。20世纪30年代时，村里有一位叫王文涛的茶商，在这里开了一座“和昌号”茶号，大门的右边用作拣场，享堂楼上用作揉捻场地，楼下有一边门，直通外面的文会老房。
设置在祠堂的拣场都特别讲究，为方便采光和防雨，天井上部都安装了可以收进推出的活动玻璃瓦，地板装得也高，人站在拣板上可以摸着大梁，所以至今祠堂的大梁上还留有五个当年茶工嬉戏时印的“和昌号”茶印。
一般来说，这些茶号有一定的延续性，也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例如祁门清溪村就有这样一个茶号，20世纪30年代，村里有兄弟四人合办了一座“同声福”的茶号，开办时生意很好，后来因为其中有一个人在外惹是生非，其父只好用“同声福”抵债，造成四位股东不欢而散，以致村里产生民谣“茶号同声福，蚀本蚀到哭”。再后来，村里另一人重新接手茶号，改名为“永昌盛”。
茶号支付制茶工人的工资以包工制居多，通常是与包工头一次性谈成。普通制茶200~250箱，需要工人20人左右，300箱需24人，即茶工数根据茶箱数来定。
茶号资金的来源，一般有三种：贷款、附本、自有资金。贷款是茶号经营的主要资金来源，全靠上海的茶栈放贷。那些茶栈每到一二月份就开始派人到茶区来考察，办理手续。要贷款的茶号先要找一位茶栈信得过的人做担保，担保人一般是地方威望较高的乡绅。
茶号制作了徽州千姿百态的茶叶，从而也打造出以徽州茶叶为营生的茶叶产业，茶行、茶栈、茶庄，以及围绕着以茶叶为产业而派生出的各种组织机构，都是茶号的基础上演绎发生的，同时又与茶号有着唇齿相依的关系。
春风十里尧渡街
我们都知道，“祁红”的发源地，并非徽州的祁门，而是东至的尧渡街。
尧渡老街的街名，来源于远古时的尧舜二帝由此过渡，现在是东至县人民政府驻地。老街的路是长条形光洁的石板排列成的，恰似摆在书架上的线装书，每块石板都被岁月磨得裂痕斑斑，滑滑溜溜。老街的屋宇清一色的粉墙黛瓦，屋连屋，一对一地排列着，上面点缀着碧绿的青苔。
清末民初，尧渡街发展成为上至河路村下至击壤桥，分上中下街，长约1.5公里，开有300多家店铺，建有1000多幢房屋，且大多是马头墙、鱼悬梁，前开店后住房，一进几深带天井的徽派建筑。其中有钱庄、茶号、商行、布匠店、杂货店、中药店、糕饼店、豆腐店、裁缝店、铁匠店、木匠店、纸扎店、饭店、旅馆等，著名的有林、张、朱、汪、陈、胡、钱、黄“八大家”老字号店铺。旧城南半里，有绣花楼24间，丹阳、寻阳、鄱阳等地商贾经常来此置办酒会，故有“江南茶饭，建德先知”的谚语广为流传。其时市面繁荣，人流较多，成了至德全境的茶叶药材山货的集散中心。
1875年的春天，一位身着传统长袍马甲的英俊中年人，带着仆从，挑着行李，来到了至德县（今东至）的尧渡街。他在靠近击壤桥边的下街头，租了一幢两进三开间的老派民居，开起了茶庄。他，就是黟县立川村人余干臣。
此时的余干臣刚刚丢官回乡，沮丧苦闷，闭门不出。忽一天，他在翻阅宋代诗人梅尧臣的诗文时，偶然看到了一篇《南有嘉茗赋》的佳文。他诵读再三，惊叹不已。他想：至德真是个人杰地灵的好地方。我现在还年富力强，何不去至德发展茶叶事业呢？
余干臣说干就干，到了至德尧渡街，一边做生意，一边了解至德县的茶叶生产历史。他先是收购洪方、官港的红毛茶进行加工，后又收购湿坯，进行生产。余干臣先按照传统方法进行操作，后来又吸收了福建小种红茶制造中的“熏焙”做法，将原来的“晒干”改为“烘干”。这个改革是革命性的，使东至红茶，从此跻身世界高香茶之列。他制作出来的新红茶，品质优良，色泽乌润，条索紧细，锋梢秀丽，汤色叶底红亮，香气清鲜持久，滋味醇和浑厚。
余干臣仿照“闽红”，制作功夫红茶成功的消息，一时传遍尧渡街的大街小巷，传遍了至德全县，各路茶商纷至沓来，一时间，尧渡街茶商云集，热闹异常。
在至德试制红茶成功后，余干臣决定到祁门去发展。他到祁门后，落脚历口。由于历口土质好，空气湿润，云雾笼罩，山花多，花叶上熏染了一种天然的苹果、兰花香，制作出来的功夫红茶，被人称为“祁门香”。为了统一口径，后来余干臣将他各个茶庄所制的功夫红茶（含尧渡街红茶庄），统一命名为“祁门红功夫茶”，简称“祁红”。
六年后，余干臣又在祁门闪里等地开设了红茶分庄，产地不断扩大，产量不断提高，在市场所占份额也越来越大。
1951年4月，历史悠久的尧渡街茶号国营化改造为中国茶业公司贵池茶厂尧渡街加工厂。为进一步保护祁红圣地，弘扬祁红文化，2010年4月，国润茶业在中国茶业公司贵池茶厂同春加工厂原址，扩建“东至县同春茶号有限公司”。同春茶号也是余干臣留下的祁红老字号，日本侵略时期毁了一大半，但茶号遗址尚存。
从汉口到上海到屯溪
历史上红茶运输先由祁门阊江经景德镇至饶州，再改用大船以小汽轮拖驶，渡鄱阳湖到九江，再至当时中国最热闹的红茶交易市场—汉口。
在老辈人的描述里，祁紅离开徽州故里，启程转运时可谓盛况空前。“头批满堆，即择吉日良辰，鸣炮奏乐，大宴茶师及工人，匀堆成箱后，即抽茶样一箱，派水客送样至汉口。汉口茶栈大开中门迎水客，并设宴款待，仪式非常隆重。”其中“中门接客”是徽州人接待规格中最高的礼遇，祁红便享有这样的待遇，可见其尊贵。于是，在徽州的民间，就有“一品官，二品茶”这样的叫法。
在祁红风光红火的那些年里，北洋政府农商部曾经在祁门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茶叶科研机构—祁门茶叶改良场。这个改良场的建立，再次把祁红提高到了中国顶尖级好茶的高度上。
汉口作为中国“茶叶港”的历史可追溯至17世纪中期。山西商人在汉口经营茶叶生意，销往俄国，世界因为茶叶而认识了汉口。至19世纪中期，俄国人不再依托晋商来获取茶叶，他们来到早已熟悉的中国内陆城市汉口，自己做起了茶叶生意。自此，开启了汉口作为“茶叶港”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黄金时代”。由两湖、江西、安徽等地汇集到此的茶叶，经汉口加工、包装之后运往俄国以及欧洲各国。这一时期是汉口对外贸易最旺盛的一段，中国除上海外，其他开埠城市望尘莫及。直至上个世纪20年代，世界局势骤变，这条由汉口往外的茶叶之路才逐渐萧条下来，至此，汉口作为“国际茶港”的时代才告一段落。
在汉口的旧俄租界里，那些因茶叶而兴的建筑仍默默伫立。巴公房子、李维诺夫别墅、东正教堂、新泰洋行、阜昌路（今南京路）……从这些地名和这些老房子仍然可以寻觅到当年老汉口繁华的踪迹，追寻当年汉口茶港的辉煌年代。
那时的汉口，既是中国茶产区最大的内地商埠，又是中国茶叶出口的最大口岸。它将湘鄂皖赣四省红茶汇集至此，经水路、陆路、铁路等方式向外输出。据资料记载：“十九世纪后期，中国茶叶占据世界茶叶市场的86%，1868年茶叶出口占全国出口商品的一半以上，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商品。而汉口茶叶出口量则长期位于全国茶叶出口总量的60%，最高时达85%。”每年一到茶季，汉口的茶叶大市场云集各地茶商，旅馆客栈，茶客满堂。汉口的工厂里聚集着周边各地赶来做工的人。汉口长江沿岸茶码头茶叶装箱转运，码头上下昼夜不停，从老照片里便可见到那时江面运茶的船只络绎不绝，繁忙非常。
然而，两年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惊扰了汉口港的繁忙，也惊扰了徽州一带平静的茶山。战争期间，茶叶贸易受到极大的干扰，祁红外销降低了80%，对于深山里的茶农来说，这可以算得上致命的打击。此时，苏联成立，俄国商业收归国有，俄商停业。而英国商人拒绝在汉口交易，在这样的情况下，祁红的主要交易市场不得不东移至上海。 此时，那些以茶为生的徽商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那时的祁门到上海，只有阊江水路。相比走熟多年的汉口水道，这一路曲折多山，环节众多，耗资巨大。另外是政府的茶税激增，自1916年起，安徽省财政厅就以便利征税为名，在祁门县城吴桥头（仁济桥之下）和西乡闪里各增设厘金卡一处。而此前，祁门南路倒湖早已有厘金卡一处。这种重复设卡，已经严重增加了茶农的负担，茶农忍无可忍，抗争之事时有发生。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内忧外患之下，面对陌生而漫长的旅途，徽商们依然义无反顾地出发了。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后，祁红的外销情况又有了新的变化。为了筹措资金，积累外汇，支持抗战，国民党政府对全国的茶叶实行统购统销的政策，规定各产茶省成立茶叶经管机构，统一收购茶叶，先是交由刚刚在上海组建的中国茶叶公司销售，后改为集中运往香港，交驻港的富华贸易公司统一对外销售。官方的介入使祁红的销售环节减少，市场秩序得到改善，差价上升，茶农积极性提高。上海失陷之后，徽州地区的古镇屯溪一度繁荣，有“小上海”之称，成为祁红外销的另一个主要窗口。祁红得地利之便，成就了一种乱世中独特的繁荣景象。
据史料记载，祁红产量最高的年份是1939年，有近7万箱，按照每箱50斤计算，也有3.5万担，约占当时全国产量的三分之一。而当时一担红茶最高可以卖到360两白银，也创下了红茶的最高售价。那时，仅祁门一县，经营祁红的茶号最多时就有440余家。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国际贸易中，外商因为长期购买和习惯饮用中国祁红，印象极为深刻，许多老顾客一提起祁红，就赞不绝口。在交易时，一般客户都不需要寄茶样，即能按照我国标准茶号订购，有的要求和我国签订购买祁红的长期合同。特别是英国荷兰等国家最喜欢祁红，他们专门设计了各种祁红小包装，供本国和转口其他国家市场销售的需要。
茶号—祁门红茶经营的起点
说到祁红的经营，我们不能不提到那些根植于古徽州集镇之上的茶号。据说，祁门县的每一个村落，都有自己的茶号。
茶号是徽州人在当地的机构业茶，通常集收购加工运销于一体，是一种季节性很强的制茶场所。茶号的经营场地，既有专门的处所，也有借助其他地方的。
经营茶号，一般是对半成品的毛茶进行深加工，按照业内人的说法，叫“精制”。茶号收购毛茶的渠道一般有两种：山客向茶农零星收购，转而贩卖给茶号；另一种是茶号自己到茶农家里收购，或者茶号在产区设立专门的收购点，像这样的茶号，主号叫门庄，收购点叫子庄。而那些经营茶号的业主，基本都是当地有声望的乡绅。
茶号内部分工很细致，具体地说有掌号、账房、掌烘、看样、掌堂秤、管厂、箱司、鉛司、拣丝（发拣收拣收发竹筹）、水客、厨司等。从某种程度说，茶号是徽州茶业的发源地。
茶号的经营场地，既有专门的处所，也有借助其他地方的。专门的场所建筑比较讲究，通常是选址干燥、空间开阔，窗户小而多，目的是既通风又防止香气走散。借助的场所多是祠堂。祁门历溪村的合一堂祠堂就是这样一处典型的场所。20世纪30年代时，村里有一位叫王文涛的茶商，在这里开了一座“和昌号”茶号，大门的右边用作拣场，享堂楼上用作揉捻场地，楼下有一边门，直通外面的文会老房。
设置在祠堂的拣场都特别讲究，为方便采光和防雨，天井上部都安装了可以收进推出的活动玻璃瓦，地板装得也高，人站在拣板上可以摸着大梁，所以至今祠堂的大梁上还留有五个当年茶工嬉戏时印的“和昌号”茶印。
一般来说，这些茶号有一定的延续性，也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例如祁门清溪村就有这样一个茶号，20世纪30年代，村里有兄弟四人合办了一座“同声福”的茶号，开办时生意很好，后来因为其中有一个人在外惹是生非，其父只好用“同声福”抵债，造成四位股东不欢而散，以致村里产生民谣“茶号同声福，蚀本蚀到哭”。再后来，村里另一人重新接手茶号，改名为“永昌盛”。
茶号支付制茶工人的工资以包工制居多，通常是与包工头一次性谈成。普通制茶200~250箱，需要工人20人左右，300箱需24人，即茶工数根据茶箱数来定。
茶号资金的来源，一般有三种：贷款、附本、自有资金。贷款是茶号经营的主要资金来源，全靠上海的茶栈放贷。那些茶栈每到一二月份就开始派人到茶区来考察，办理手续。要贷款的茶号先要找一位茶栈信得过的人做担保，担保人一般是地方威望较高的乡绅。
茶号制作了徽州千姿百态的茶叶，从而也打造出以徽州茶叶为营生的茶叶产业，茶行、茶栈、茶庄，以及围绕着以茶叶为产业而派生出的各种组织机构，都是茶号的基础上演绎发生的，同时又与茶号有着唇齿相依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