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兴起使全球读者都被那块神奇的大陆吸引。在胡安·鲁尔福笔下，活人与死人能无阻碍地交流说话，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更是充满无数光怪陆离的现象，譬如阿卡迪奥用两块磁铁能挖掘出一副十五世纪的盔甲，奥雷良诺上校一遍遍制作的小金鱼能够化掉，雷薇卡死后能当众升天，空气中满是飞蚁，一场雨可以连续下四年十一个月零二天……像是要给马尔克斯提供证据，聂鲁达也在他的自传中说阿劳卡尼亚地区的“雨水整月整年地下个不停”。聂鲁达的运笔不给读者魔幻之感，马尔克斯将下雨的天数固定，数字就令我们在阅读时感到不可思议。马尔克斯后来明确说，他写的并没有评论家们以为的“魔幻”色彩，出现在他笔下的都是非常现实的。他写的就是完全的现实。
　　很多时候，作者的分辩等于什么也没说。评论家和读者的共同感受打造了标签，作者就不得不在标签下进入文学史安排的位置。在“魔幻现实主义”的旗帜下面，马尔克斯是用小说将“魔幻”表现得最突出的一个。说他魔幻，是无数难以置信的事件被他用一句句清晰的语言表达。马尔克斯自己似乎不大稀罕这一标签，他偏爱的还是去掉魔幻修饰的现实主义。在很多场合，他都公开说《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是他平生得意之作。这个中篇很难看见魔幻。如果说该小说背景是在欧洲而无法运用魔幻手法的话，那他另外一个短篇《礼拜二午睡时刻》则货真价实地发生在拉美，发生在《百年孤独》的诞生之地，发生在他精心塑造的马贡多小镇。
　　像他在《百年孤独》前创作的所有中短篇小说一样，小说里又一次提到从未出场的《百年孤独》的主角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上校，还出场了《百年孤独》中的雷薇卡寡妇，即使那个神父没有名字，也能断定是《百年孤独》中的安赫尔神父。

二

　　《礼拜二午睡时刻》的情节并不复杂。开篇是一对母女坐火车前来小镇。随着人物的到达和故事的展开，我们看见的是一出完全的现实情景。一个小偷企图到雷薇卡寡妇家中偷盗，撬门时被雷薇卡寡妇一枪毙命。小镇上无人认识这个小偷。他被葬在公墓。现在，小偷的母亲带着女儿来了。时间在礼拜二中午，小镇人的午睡时刻。小偷的母亲走到神父之家，询问儿子的墓地所在。她签名取过公墓钥匙后，神父忍不住责备那位母亲没将儿子带入正道。母亲的回答听起来十分平静：“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她简单地叙述了自己曾给儿子的告诫，叙述了儿子的乖巧和当拳击手时的伤痛遭遇。这时听闻消息的小镇人聚集在神父大門之外。小偷母亲的来临使他们取消了午睡。马尔克斯没告诉我们，小镇人想对那个母亲干些什么。小偷母亲拒绝了神父要她们傍晚再去墓地的建议。母亲觉得“我们这样很好”，就带着女儿出去了。
　　小说到这里戛然而止，对马尔克斯这样的小说巨匠来说，他太知道一篇小说的张力该在什么地方体现，小说该在什么地方结束。作品的前因后果十分明晰，就是刻画一位母亲在得知自己儿子死讯后的行为。我们不需要知道她是如何得知儿子死讯的，不需要知道她前往公墓后，面对儿子的墓地会有什么样的举动，不需要知道她后来又是如何离开马贡多的。马尔克斯的小说历来惜墨如金，哪怕带来盛誉的《百年孤独》，七代人的生活也被他浓缩在不到三十万字的篇幅内。倘若一个古典作家来描写七代人生活的话，动用的篇幅恐怕得超过一百万字。能做到这点，既有马尔克斯独创的表现手法，也有他从胡安·鲁尔福那里学来的简洁和浓缩，乃至《百年孤独》的每一章几乎都像梗概一样，没有任何多余的字句。每句话都指向他所确认的现实。就我个人体会，读马尔克斯的小说越多，就越不觉得他使用了什么“魔幻”手法，不管他字里行间有多少层出不穷的神秘事件，也不过是那块大陆本身就浸透这些神秘的因素。

三

　　我特别喜爱《礼拜二午睡时刻》，是因为马尔克斯在这个短篇中同样体现了巨匠风范。首先，他的运笔从头至尾都遵循现实，其结构给人一种古典之感，语言上又充满强烈的现代气息。除了雷薇卡寡妇和死去的小偷，小说再没有哪个人还有名字和外在特征描写，马尔克斯的笔力紧扣人物出场后的性格，一两句话就交代得清清楚楚；其次，小说的重心落在母亲对儿子的情感之上，即使儿子已经死了，没办法出场，母亲简单的一句“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就令读者感到震动。我们从中能够体会到，不论儿子做了什么事，哪怕为人不齿，在母亲眼里，儿子永远是儿子。谁也不会觉得自己的儿子是真的恶人。毕竟，母亲看着儿子成长，在母亲眼里，儿子又永远是长不大的孩子。她永远都记得儿子孩童时代的天真，永远记得儿子受到的伤痛，永远记得儿子最细微的表现。当一个儿子离开母亲，母亲也永远记得儿子在她面前露出过的笑脸和曾经表现出的孝顺。即使母亲不再能进入儿子的世界后，她永远会觉得儿子在异地他乡会遭遇她无法去遮挡的风风雨雨，永远为儿子担忧和祈祷也就成为所有母亲不自觉的共同职责。
　　一个小偷被打死了，对小镇的法理法规来说，偷窃者理所当然属于死有余辜。打死他的雷薇卡寡妇不见得会因此忏悔，神父也不见得会指责雷薇卡寡妇。生活常理会将所有人自觉置身于一个自以为的正义位置上。不论在哪个时代和在哪块大陆，人都被教导要富于正义感，被教导要痛斥恶行。在多数人那里，好与坏泾渭分明。小偷一定是坏人，打死小偷的一定是好人。所以，雷薇卡寡妇打死小偷不是触犯法律，小镇人也觉得雷薇卡寡妇伸张了正义。所有人一致忘记的，是世上的任何一个恶徒与坏人都有一个母亲。所有的证人和证据，在法律面前有效，在一个母亲面前却不一定有效。母亲会为儿子找出无数理由来辩护，这是人性的根基。没有这一根基，人性就将丧失。
　　马尔克斯对人性的了解在这篇小说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艺术感染也在这里发挥得淋漓尽致。母亲形象贯穿全篇，说的话却只有十几句，每一句都短得无法再短，这是非大师不能的手笔。母亲、女儿、神父、神父妹妹的说话听起来都平淡无奇，展开的却是尖锐无比的情感冲突。神父被这一冲突震惊得无法在瞬间反应过来。作为读者，我们也像是突然体会，母亲对儿子的情感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深度。说母爱伟大的人又往往容易忽略母爱。哪怕世上最了不起的抒情诗人，他讴歌的对象，也永远是恋人多过于母亲——是不是母亲伟大得进入了平凡，以致鲜有艺术家全神贯注地关注？马尔克斯的小说表面平凡，内在却撬动起最深入人心的情感。 　　素以起句就吸引读者的马尔克斯在这篇小说中展现了他的结句功力。最后一句话是“她挽着小姑娘的手朝大街走去”。这句话就像整篇小说的每句话一样，朴实无华，却又如刀锋样刺痛读者的感受。母亲是在所有不怀善意的围观下离开神父家的。外面会有什么？那些小镇人将如何对待自己和女儿？都是母亲没有考虑的事。她只是知道，她要尽快看见儿子的墓，也就是看见儿子。在这篇小说中，马尔克斯没有借用小说的任何一句表现自己的立场，也没有运用所谓的“魔幻”手法，或许也就像他一直强调的那样，拉美大陆没什么魔幻，有的只是现实。他通过小说，一篇篇为我们呈现出现实。有些感受神秘，是因为来源陌生；有些感受强烈，是因为那是人类的共同情感。
　　马尔克斯从来没忘记什么是人类共通的感受。

《悲惨世界》的开场疑点

　　在世界小说史上，《悲惨世界》名气太大，即使一个不关心文学的人也知道这部小说的名字。奇怪的是，这部耗费雨果数十年心血的作品却有几个我至今找不到答案的疑点。
　　就人物而言，《悲惨世界》着力刻画了冉阿让、芳汀、珂赛特、沙威、马吕斯等人物。作为刑满释放的苦役犯，冉阿让接受芳汀的临终委托，找到其女珂赛特并抚养她长大。沙威作为法律的代表，穷其一生都在追捕冉阿让。法国十九世纪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生活画面在他们跌宕起伏的情节中展现出来。作为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雨果对如何调动读者的紧张心理早已驾轻就熟，长逾百万字的小说始终能吸引住读者注意力，并让读者因跟着冉阿让如何遇险，又如何脱险的经历难以掩卷，非一口气读完不可。
　　不论情节如何生动，我始终不解的是，沙威为什么要追捕冉阿让？
　　诚然，小说的创作目的清晰。雨果希望揭露使人走上犯罪道路的社会现实，并严厉谴责司法制度的不公。有了这一构思，冉阿让和沙威就必然处于对立的状态。问题是，任何一部小说的情节设置都需要有令人信服的因果关系。雨果提供了两人对立的身份，却没有提供他们走上对立的原始起因。
　　就小说故事性而言，《悲惨世界》是从第二卷《沉沦》开始的。第一卷全部是对米里哀主教的精神刻画，他的精神影响了第二卷出场的主人公冉阿让。冉阿让出场后的疑问总是那么显凸，雨果运笔上的做作痕迹甚至掩盖不了。
　　为了让冉阿让走到米里哀主教的门前，雨果安排了冉阿让受到种种冷遇。它增加了情节的曲折，显示了作者的构思能力，只是造成这些冷遇的说服力相当不够。
　　雨果写得清楚，冉阿让出场时，是一个刚刚从监狱释放的苦役犯人。他走了整整一天才走到米里哀主教所在的狄涅小城。书中明确交代，从监狱所在的格拉斯到狄涅的距离为十二法里，即四十八公里。冉阿让走得精疲力竭，于是他去投宿，结果被拒绝了。
　　冉阿让為什么会被拒绝？
　　没错，冉阿让是一个曾被法律判为罪犯的人，他出场时却已是被释放的自由人了。他的证件是黄护照，说明他只能待在社会最底层，他还是可以“加入工作”，尽管难免遭到克扣工资的待遇。作为一个自由人，他能够自食其力地活下去。
　　一个刑满释放的自由人就没有投宿的权利吗？我没研究过十九世纪的法国法律，似乎不太可能。就算姑且有这么一条，我遇到的真正疑问是：那个店老板又怎么知道进来的是一个刚被释放的苦役犯？
　　冉阿让已经被释放，不可能遭到通缉，也不可能有他的画像到处张贴，他现在所到的地方和他原来的监狱所在地有数十公里之遥。出狱的犯人每天都有，那个店主从未见过冉阿让，他凭什么一看见冉阿让进来，“心里就有些疑惑”？他的疑惑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更离奇的是，他怎么知道“您叫冉阿让”呢？要知道，冉阿让在坐牢之前，也只是一个普通穷人，没干过惊天动地的大事，没做过煊赫一时的高官。当他关进监狱，也不过是成千上万的犯人中的一个，怎么连一个小小的旅舍老板也知道他的名字？
　　雨果将事情过程写得详细。冉阿让一进门，旅舍老板就“从衣袋里抽出一支铅笔，又从丢在窗台旁边小桌子上的那张旧报纸上扯下一只角……写了一两行字……交给一个跑腿的小厮……小伙计便朝着市政厅的方向跑去了”。事后来看，店老板无非是要确认投宿的人是不是冉阿让，但他凭什么认为进来的人就是他怀疑的人——他若不怀疑就不会做这件事了。进来的冉阿让不是犯人，没有囚服，也不是光头，那个老板做出的事和他拒绝冉阿让吃饭、投宿，都没办法找到理由。他不可能知道对方是一个刑满释放的人，市政厅给他的答复难道是要他拒绝一个自由人吃饭和住宿吗？而且，市政厅凭什么确定投宿的就是“冉阿让”呢？难道冉阿让刑满释放了还会被整天跟踪？这些答复雨果没写，他也不可能写。如果那个答复是指令旅舍老板将冉阿让赶出去的话，那么在当时的法国，每一个出狱的犯人都只会剩下饿死一条路了，即使他们出狱时都带着在监狱干活时挣到的钱。
　　作为一部世界名著，在主人公的登场阶段就出现这样令人不解之处，我不知道这个错误究竟是怎么来的。有误笔的名著不是一部两部，《悲惨世界》出现的这个疑问实在没办法从任何地方找到答案，作为整体构思的重要一环，也难说是雨果的误笔。我没见过哪个评论家对此提出疑问，是他们视而不见，还是他们不认为这是个疑问？
　　紧接着，冉阿让和沙威的对立再次令人诧异。冉阿让化名马德兰成为蒙特勒市的市长之后，沙威始终怀疑市长就是冉阿让。他甚至直截了当地告诉市长，他要追捕冉阿让的原因是后者出狱后犯了抢劫罪，一是偷窃了狄涅小城米里哀主教家里的银烛台，二是抢劫了小瑞尔威价值四十个苏的银币。这就是沙威要抓捕冉阿让的最初动因。
　　但我以为这是不可能的事！
　　且不说狄涅小城与沙威所在的蒙特勒市相距千里，几件微不足道的事情难以在信息闭塞的时代得以传播，我们只需要看到雨果写下的事实——冉阿让偷了主教的银烛台之后很快被警察抓获，当他们再次到主教之家后，主教立刻在警察面前为冉阿让进行了开脱，声称银烛台是自己送给冉阿让的，狄涅小城的警察当即释放了冉阿让。如果狄涅小城的警察为此做有笔录的话，沙威得知的一定是冉阿让没有抢劫米里哀主教，而是主教赠送给冉阿让银烛台。即便狄涅小城的警察没做笔录，沙威得到的讯息又怎么可能是冉阿让抢劫了银烛台而不是主教赠送了银烛台？至于小瑞尔威，冉阿让的确无意“抢劫”了，雨果同样说得清楚，当时冉阿让和小瑞尔威是在“一处绝对没有人的地方”，没有证人，更没有证据，小瑞尔威根本不认识冉阿让。沙威又到哪里知道冉阿让和小瑞尔威之间发生的事？
　　费解的是，沙威要追捕冉阿让的最初缘由恰恰就是这两件他不可能知道——即使知道也是无法肯定的事。从雨果对沙威的刻画来看，沙威是“正义的坚持者”，他不可能不找到证据就去诬陷冉阿让，何况那时冉阿让还拥有市长官衔。为某种空穴来风和自己顶头上司过不去，实在是很勉强之事。
　　仅就小说故事而言，这些疑点一开始就出现，总令人读起来感觉最初的根基不牢。雨果素来讲究小说结构，结构的一开始就出现问题，是不是瑕不掩瑜中的那个“瑕”字也太大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