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沈从文的湘西文学世界是美轮美奂的,但其中隐伏着无边的悲痛,混合着淡淡的悲愁。这种文本特征的形成正是沈从文矛盾的创作心理的表现——二十年的乡间生活沉积出他最初复杂的生命底色,走进城市后的遭遇激发起他对记忆中乡村的回望和眷恋,希望从故乡中提取出美丽来反照都市的病态,然而理性而真实的他在对故乡的理想化过程中,却又无法抹去蕴藏于其中的丑陋,故而只得无奈地将真实的湘西呈现出来,从而表现出他那理想之幻与现实之真相统一的矛盾创作心理。
关键词:湘西 优美和谐 忧伤悲凉 理想 真实 创作心理 矛盾统一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一前言
人们常认为沈从文在文学上最大的贡献就是在对城市病态文明的批判外,为我们创造了一个田园牧歌式的湘西世界,为我们勾画了一种原始、淳朴的湘西文化。然而,当我们细心体会并从整体上来把握的话,我们就不难发现:湘西世界不仅有田园牧歌式的和谐,而且隐伏着无边的悲痛。正如汪曾祺先生所说:“他的小说就混和着美丽与悲凉”,而朱栋霖先生也写到:“(沈从文)在歌唱这些牧歌的同时,他又渗进了一丝沉郁,一缕隐痛,致使其温柔平和的牧歌中又混合着一层淡淡的悲愁。”但在解读这种格调的成因时,却是众说纷纭。其实,只要多读几篇沈从文的小说,再结合他的人生经历,就不难发现,形成这种文本特征的根本原因就是沈从文先生矛盾、复杂的创作心理——虚幻的理想与真实的现状的纠缠,情感的渴求与无奈的痛苦的彼此糅合。
二田园牧歌——情感的寄托,心灵的归宿,理想的家园
就如沈从文先生自己所说:
“这世界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楼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在他所描绘的湘西世界中,山美,水美,风俗美,人情美,人性更美。不管是《龙朱》、《神巫之爱》、《三三》还是《月下小景》,都是这样的作品。而作为理想的社会和人生形式的极致,则要算《长河》和《边城》了,尤其是《边城》,着力抒写了湘西的自然之美、民俗之美、人性之美、人情之美。不仅有“世外桃源”的意蕴,有“牧歌式”的优美情调,更有着“健康、优美、自然”的人性:至真至纯、勤劳善良、本分敦厚、正直仗义、粗犷豪放、爽直豁达、轻利重义。《边城》就是一座供奉着人性的希腊小庙,鲜明地表达了沈从文对湘西的热爱与眷恋,集中体现了沈从文所追求的理想社会与人生形式。我们有理由相信,沈从文之所以将湘西美化成希腊小庙,其原因就是为了寻找情感的寄托、心灵的慰籍和精神的支点。而这种创作心理是与他的遭遇分不开的,是其遭遇或人生的反映和体现。
首先是他早期的乡村生活沉淀出人生深厚复杂的底色,酝酿出其浓厚的故乡情结。
沈从文在湘西生活了二十年,浓重的“湘西情结”几乎涵盖了沈从文的所有作品。金介甫说“在沈从文的作品中,湘西是一个想象的王国”。在离开湘西将近十年之后,沈从文回忆说“现在还有许多人生活在那个城市里,我却常常生活在那个小城过去给我的印象里”。他曾充满感情地写道:
“笔下涉及社会面虽比较广阔,最亲切熟悉的,或许还是我的家乡和一条延长千里的沅水,及各个支流县份乡村人事。这地方的人民爱恶哀乐、生活样式,都各有鲜明特征。我的生命是在这个环境中长成,因之和这一切分不开。”
的确,于1902年出生于湖南凤凰小镇的沈从文,虽是军人世家,却经历了家道中落,从少爷沦落为下人的过程,早早地品尝到了丰富而又艰难的人生滋味。小学毕业后,沈从文随本乡土著部队辗转于绵延千里的沅水之上,六年的军旅生活,使他谙熟了那块土地上人民爱恨悲喜的生活样式、生存状态和乡风民俗,无论是小贩的吆喝、普通人的谈笑,还是赌博行话、镇里方言;无论是农人、士兵、店伙、商贩,还是漂泊的水手船工、吊脚楼的娼妓等,都构成沈从文早期的生活记忆,深深地印在他的心底,凝结成生命的底色,扭结成深厚复杂的故乡情结。
其次是城市的生活遭遇激发起他对乡村的回望和眷恋,深化出“乡下人”的心理情结。
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始于1923年由湘入京之后,在此以后几十年的都市生涯中,沈从文总是喋喋不休地宣称自己是“乡下人”。在《〈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中,他说到:“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再自贬,……”。而这种心理情结形成的原因,除了早期生活的积淀外,就要归结于他的都市遭遇了:1923年,带着对乡村的愚蠢与残忍的厌恶,对新文化背景下的都市美妙的憧憬,沈从文离湘入京。沈从文原本是来向都市投降的,然而都市却无情地排拒了他——先是在燕京等大学受挫,读书无望;继而欲以写作为生,但却屡投不中,还遭到羞辱;欲求职又无门,只好住在一间窄小的屋子里,挨饿受冻。在湘西、在队伍里,沈从文觉得自己很有文化,可是在北京这座到处都充满了文化意味的古都里,他感到自己在知识上是贫如乞丐。此外,都市的浮泛、喧嚣、腐朽、肮脏,城里人的庸俗小气、自私市侩,所有这些既使他感到孤独与自卑,也使他产生反感与失落,形成了他深深的边缘感、失落感、孤独感甚至自卑感。这些可从他早期的一些都市小说,如《篁君日记》、《焕乎先生》、《生存》、《老实人》、《绅士的太太》、《八骏图》、《大小阮》等作品中鲜明地感受到。正是这样的城市体验和认知,使得沈从文必须寻找到情感的寄托和心灵的安慰,寻求到心理的平衡。在这样情形下,沉积在心底中的早期生活记忆就勾起了他对原乡的回望。原乡中的原始自然、率真淳朴等优美的品性就从其心底泛起,结聚在心头,从而凝结成一个无法化解的乡村情结——“乡下人”。在这样一种情结的支配之下,沈从文有了巨大的情感动力,从而开始了他理想的人生形式及人性的抒写,最终构建起他那经过了心灵净化和美化的乌托邦式的湘西文学世界。
三“隐伏着无边的悲痛”——理性和现实的原则下的无奈及批判精神
但是,在这个理想化和情绪化的文学世界里,我们不仅看到了田园牧歌,还感受到了忧愁悲凉,在优美和谐的表层之下,却包罗着诸如愚昧、落后、杀戮、迷信、野蛮以及现代文明冲击下的金钱观、等级观的痕迹。譬如《月下小景》中古老的陋习所引发的爱情悲剧:女子只能同第一个男子恋爱而不能与之结婚。因此,虽主人公向往永久结合,而现实却逼迫他们永远分离,爱情只能走向死亡。在《贵生》中的贵生一生都想娶金凤为妻,而金凤对他也有意,但就在他置办了一大堆礼物准备向金凤求亲时,却冒出个东家要纳金凤为妾,而原因只是爱打麻将的五爷,要找个“原汤汁”来冲一冲运气。又譬如在《石子船》中,完全靠出卖体力的船工,为了吃一顿肉,可以盼望几天又怀念几天,如此反复。船一靠岸,几个船工就把树荫下的大青石板当作战场,下注骂娘、输光、扳本,这样日复一日浪费自己的生命。在《丈夫》里,为了生存,丈夫把年轻的妻子送到小河的妓船上去做“生意”,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妻子陪别人睡觉,却只能躲进后舱里。而在《上城里来的人》中,被强奸的妇女却认为军队士兵强奸妇女是常事,不必害怕。即使是在被誉为“人性的希腊神庙”的《边城》中,一样蕴涵着绵长的悲凉:翠翠的父母——一对真心相爱的人因陋习双双殉情;天保求爱无果溺水而亡;老船夫风雨之夜溘然长逝;而翠翠的爱情却是要无尽的等待,等等。
为什么沈从文笔下优美、健康的湘西世界会蕴含着这许多伤痛和悲剧呢?我认为这是沈从文矛盾的创作心理的另一面:对生活的忠实,对生命的尊重——现实主义之下的创作。
首先,严格地说,沈从文算得上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作家。纵观沈从文的一生和他的文学创作,求真是他的本质追求。不说他的都市题材的作品是如何对现实进行了深刻地揭示和批判,单就他的湘西作品而言,美化湘西仅仅是为了反照都市的丑陋,寄托个人的理想而已,其实质还是指向现实,更不要说其中还写出了湘西的过去和现实的世相之真。沈从文在《长河》的题记这样写到:
“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但仔细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的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葆有的那点正直朴素的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的人生观。”
由此可见,湘西文学世界的创造是在理性之下的感性表达,是其理想之幻与现实之真的无奈呈现。
其次,在沈从文的人生积淀中,早期乡村生活中有着太多的诸如贫穷落后、愚昧无知、狭隘自私、愚蠢残忍的记忆;生存环境更是充塞着诸如环境的闭塞、经济的窘困、文化的贫乏、小农意识的深重等社会问题。在《辛亥革命的一课》中就记述了他亲眼所见的屠杀苗民惊心动魄的情景:
“每天捉来的人既有一百两百,既不能全部开释,也不能全部杀头,因此选择的手段,便委托了本地人民所敬仰的天王。把犯人牵到大王庙大殿前院坪里,在神前掷竹筊,开释,双覆的阴筊,杀头。生死取决于一掷,应死的自己向左走去,该活的自己向右走去。”
这种肆意滥杀无辜的惨景给沈从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汪曾祺在《沈从文的寂寞》一文中说到:
“湘西地方偏僻,被一种更为愚昧的势力以更为野蛮的方式统治着。那里的生活是‘怕人’的,所出的事情简直是离奇的。一个从这种生活环境中过来的青年人,跑到大城市里,接受了‘五四’以来的民主思想,转过头来再看看那里的生活,不能不感到痛苦。”
很明显,当沈从文回望故乡时,已痛苦地感觉到了其中所蕴涵的无穷的劣质,因而,作为清醒的现实的他,是无法将之抹去的,只能是极力地淡化、弱化。
正因为以上两点,沈从文才在他的作品中剔除了湘西世界中的政治性、阶级性、时代性,在极力美化乡村的淳朴优美、人性之善、人生之美的同时,却又无奈地还原了湘西原始的社会风貌和人生形态,使他的世界“混和着美丽与悲凉”。
总之,沈从文在构建他的湘西文学世界时,内心是矛盾复杂的:城市的拒绝与隔膜使他回望乡村,以理想化的乡村来反照都市,寄托心灵。然而,作为自幼就与乡村生活有着血肉联系的他,却最终无法回避湘西的过去与现实中的丑陋。正是在现实原则的推动下,使他只得痛苦面对。就这样,在理想与现实、理性与情感、幻与真之间,沈从文将湘西的善与恶、真与假、美与丑混合在一起,抒写出了一曲“隐伏着无边的悲痛”、“混合着淡淡的忧愁的牧歌”。
参考文献:
[1] 汪曾祺:《沈从文的寂寞》,《汪曾祺文集•文论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2] 朱栋霖:《中国现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3] 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沈从文选集》(第5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4] 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沈从文文集》(第1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5] 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对作为文学家的沈从文的研究》,三联书店,1985年版。
[6] 沈从文:《烛虚》,《沈从文文集》(第1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
[7] 沈从文:《湘行散记》,《沈从文散文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8] 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沈从文文集》(1-12卷),花城出版社,1982-1984年版。
[9] 罗春兰、袁萍:《湘楚文化对沈从文创作的影响》,《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10] 沈从文:《沈从文作品经典》(第5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1996年版。
[11] 沈从文:《边城 湘西散记》,人民文学社出版,2003年版。
作者简介:
梁造禄,男,1965—,江西南康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及作品的研究,工作单位:赣南教育学院。
卢慧玲,女,1975—,江西于都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文艺学和外国文学的研究,工作单位:赣南教育学院。
关键词:湘西 优美和谐 忧伤悲凉 理想 真实 创作心理 矛盾统一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一前言
人们常认为沈从文在文学上最大的贡献就是在对城市病态文明的批判外,为我们创造了一个田园牧歌式的湘西世界,为我们勾画了一种原始、淳朴的湘西文化。然而,当我们细心体会并从整体上来把握的话,我们就不难发现:湘西世界不仅有田园牧歌式的和谐,而且隐伏着无边的悲痛。正如汪曾祺先生所说:“他的小说就混和着美丽与悲凉”,而朱栋霖先生也写到:“(沈从文)在歌唱这些牧歌的同时,他又渗进了一丝沉郁,一缕隐痛,致使其温柔平和的牧歌中又混合着一层淡淡的悲愁。”但在解读这种格调的成因时,却是众说纷纭。其实,只要多读几篇沈从文的小说,再结合他的人生经历,就不难发现,形成这种文本特征的根本原因就是沈从文先生矛盾、复杂的创作心理——虚幻的理想与真实的现状的纠缠,情感的渴求与无奈的痛苦的彼此糅合。
二田园牧歌——情感的寄托,心灵的归宿,理想的家园
就如沈从文先生自己所说:
“这世界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楼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在他所描绘的湘西世界中,山美,水美,风俗美,人情美,人性更美。不管是《龙朱》、《神巫之爱》、《三三》还是《月下小景》,都是这样的作品。而作为理想的社会和人生形式的极致,则要算《长河》和《边城》了,尤其是《边城》,着力抒写了湘西的自然之美、民俗之美、人性之美、人情之美。不仅有“世外桃源”的意蕴,有“牧歌式”的优美情调,更有着“健康、优美、自然”的人性:至真至纯、勤劳善良、本分敦厚、正直仗义、粗犷豪放、爽直豁达、轻利重义。《边城》就是一座供奉着人性的希腊小庙,鲜明地表达了沈从文对湘西的热爱与眷恋,集中体现了沈从文所追求的理想社会与人生形式。我们有理由相信,沈从文之所以将湘西美化成希腊小庙,其原因就是为了寻找情感的寄托、心灵的慰籍和精神的支点。而这种创作心理是与他的遭遇分不开的,是其遭遇或人生的反映和体现。
首先是他早期的乡村生活沉淀出人生深厚复杂的底色,酝酿出其浓厚的故乡情结。
沈从文在湘西生活了二十年,浓重的“湘西情结”几乎涵盖了沈从文的所有作品。金介甫说“在沈从文的作品中,湘西是一个想象的王国”。在离开湘西将近十年之后,沈从文回忆说“现在还有许多人生活在那个城市里,我却常常生活在那个小城过去给我的印象里”。他曾充满感情地写道:
“笔下涉及社会面虽比较广阔,最亲切熟悉的,或许还是我的家乡和一条延长千里的沅水,及各个支流县份乡村人事。这地方的人民爱恶哀乐、生活样式,都各有鲜明特征。我的生命是在这个环境中长成,因之和这一切分不开。”
的确,于1902年出生于湖南凤凰小镇的沈从文,虽是军人世家,却经历了家道中落,从少爷沦落为下人的过程,早早地品尝到了丰富而又艰难的人生滋味。小学毕业后,沈从文随本乡土著部队辗转于绵延千里的沅水之上,六年的军旅生活,使他谙熟了那块土地上人民爱恨悲喜的生活样式、生存状态和乡风民俗,无论是小贩的吆喝、普通人的谈笑,还是赌博行话、镇里方言;无论是农人、士兵、店伙、商贩,还是漂泊的水手船工、吊脚楼的娼妓等,都构成沈从文早期的生活记忆,深深地印在他的心底,凝结成生命的底色,扭结成深厚复杂的故乡情结。
其次是城市的生活遭遇激发起他对乡村的回望和眷恋,深化出“乡下人”的心理情结。
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始于1923年由湘入京之后,在此以后几十年的都市生涯中,沈从文总是喋喋不休地宣称自己是“乡下人”。在《〈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中,他说到:“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再自贬,……”。而这种心理情结形成的原因,除了早期生活的积淀外,就要归结于他的都市遭遇了:1923年,带着对乡村的愚蠢与残忍的厌恶,对新文化背景下的都市美妙的憧憬,沈从文离湘入京。沈从文原本是来向都市投降的,然而都市却无情地排拒了他——先是在燕京等大学受挫,读书无望;继而欲以写作为生,但却屡投不中,还遭到羞辱;欲求职又无门,只好住在一间窄小的屋子里,挨饿受冻。在湘西、在队伍里,沈从文觉得自己很有文化,可是在北京这座到处都充满了文化意味的古都里,他感到自己在知识上是贫如乞丐。此外,都市的浮泛、喧嚣、腐朽、肮脏,城里人的庸俗小气、自私市侩,所有这些既使他感到孤独与自卑,也使他产生反感与失落,形成了他深深的边缘感、失落感、孤独感甚至自卑感。这些可从他早期的一些都市小说,如《篁君日记》、《焕乎先生》、《生存》、《老实人》、《绅士的太太》、《八骏图》、《大小阮》等作品中鲜明地感受到。正是这样的城市体验和认知,使得沈从文必须寻找到情感的寄托和心灵的安慰,寻求到心理的平衡。在这样情形下,沉积在心底中的早期生活记忆就勾起了他对原乡的回望。原乡中的原始自然、率真淳朴等优美的品性就从其心底泛起,结聚在心头,从而凝结成一个无法化解的乡村情结——“乡下人”。在这样一种情结的支配之下,沈从文有了巨大的情感动力,从而开始了他理想的人生形式及人性的抒写,最终构建起他那经过了心灵净化和美化的乌托邦式的湘西文学世界。
三“隐伏着无边的悲痛”——理性和现实的原则下的无奈及批判精神
但是,在这个理想化和情绪化的文学世界里,我们不仅看到了田园牧歌,还感受到了忧愁悲凉,在优美和谐的表层之下,却包罗着诸如愚昧、落后、杀戮、迷信、野蛮以及现代文明冲击下的金钱观、等级观的痕迹。譬如《月下小景》中古老的陋习所引发的爱情悲剧:女子只能同第一个男子恋爱而不能与之结婚。因此,虽主人公向往永久结合,而现实却逼迫他们永远分离,爱情只能走向死亡。在《贵生》中的贵生一生都想娶金凤为妻,而金凤对他也有意,但就在他置办了一大堆礼物准备向金凤求亲时,却冒出个东家要纳金凤为妾,而原因只是爱打麻将的五爷,要找个“原汤汁”来冲一冲运气。又譬如在《石子船》中,完全靠出卖体力的船工,为了吃一顿肉,可以盼望几天又怀念几天,如此反复。船一靠岸,几个船工就把树荫下的大青石板当作战场,下注骂娘、输光、扳本,这样日复一日浪费自己的生命。在《丈夫》里,为了生存,丈夫把年轻的妻子送到小河的妓船上去做“生意”,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妻子陪别人睡觉,却只能躲进后舱里。而在《上城里来的人》中,被强奸的妇女却认为军队士兵强奸妇女是常事,不必害怕。即使是在被誉为“人性的希腊神庙”的《边城》中,一样蕴涵着绵长的悲凉:翠翠的父母——一对真心相爱的人因陋习双双殉情;天保求爱无果溺水而亡;老船夫风雨之夜溘然长逝;而翠翠的爱情却是要无尽的等待,等等。
为什么沈从文笔下优美、健康的湘西世界会蕴含着这许多伤痛和悲剧呢?我认为这是沈从文矛盾的创作心理的另一面:对生活的忠实,对生命的尊重——现实主义之下的创作。
首先,严格地说,沈从文算得上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作家。纵观沈从文的一生和他的文学创作,求真是他的本质追求。不说他的都市题材的作品是如何对现实进行了深刻地揭示和批判,单就他的湘西作品而言,美化湘西仅仅是为了反照都市的丑陋,寄托个人的理想而已,其实质还是指向现实,更不要说其中还写出了湘西的过去和现实的世相之真。沈从文在《长河》的题记这样写到:
“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但仔细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的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葆有的那点正直朴素的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的人生观。”
由此可见,湘西文学世界的创造是在理性之下的感性表达,是其理想之幻与现实之真的无奈呈现。
其次,在沈从文的人生积淀中,早期乡村生活中有着太多的诸如贫穷落后、愚昧无知、狭隘自私、愚蠢残忍的记忆;生存环境更是充塞着诸如环境的闭塞、经济的窘困、文化的贫乏、小农意识的深重等社会问题。在《辛亥革命的一课》中就记述了他亲眼所见的屠杀苗民惊心动魄的情景:
“每天捉来的人既有一百两百,既不能全部开释,也不能全部杀头,因此选择的手段,便委托了本地人民所敬仰的天王。把犯人牵到大王庙大殿前院坪里,在神前掷竹筊,开释,双覆的阴筊,杀头。生死取决于一掷,应死的自己向左走去,该活的自己向右走去。”
这种肆意滥杀无辜的惨景给沈从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汪曾祺在《沈从文的寂寞》一文中说到:
“湘西地方偏僻,被一种更为愚昧的势力以更为野蛮的方式统治着。那里的生活是‘怕人’的,所出的事情简直是离奇的。一个从这种生活环境中过来的青年人,跑到大城市里,接受了‘五四’以来的民主思想,转过头来再看看那里的生活,不能不感到痛苦。”
很明显,当沈从文回望故乡时,已痛苦地感觉到了其中所蕴涵的无穷的劣质,因而,作为清醒的现实的他,是无法将之抹去的,只能是极力地淡化、弱化。
正因为以上两点,沈从文才在他的作品中剔除了湘西世界中的政治性、阶级性、时代性,在极力美化乡村的淳朴优美、人性之善、人生之美的同时,却又无奈地还原了湘西原始的社会风貌和人生形态,使他的世界“混和着美丽与悲凉”。
总之,沈从文在构建他的湘西文学世界时,内心是矛盾复杂的:城市的拒绝与隔膜使他回望乡村,以理想化的乡村来反照都市,寄托心灵。然而,作为自幼就与乡村生活有着血肉联系的他,却最终无法回避湘西的过去与现实中的丑陋。正是在现实原则的推动下,使他只得痛苦面对。就这样,在理想与现实、理性与情感、幻与真之间,沈从文将湘西的善与恶、真与假、美与丑混合在一起,抒写出了一曲“隐伏着无边的悲痛”、“混合着淡淡的忧愁的牧歌”。
参考文献:
[1] 汪曾祺:《沈从文的寂寞》,《汪曾祺文集•文论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2] 朱栋霖:《中国现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3] 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沈从文选集》(第5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4] 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沈从文文集》(第1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5] 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对作为文学家的沈从文的研究》,三联书店,1985年版。
[6] 沈从文:《烛虚》,《沈从文文集》(第1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
[7] 沈从文:《湘行散记》,《沈从文散文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8] 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沈从文文集》(1-12卷),花城出版社,1982-1984年版。
[9] 罗春兰、袁萍:《湘楚文化对沈从文创作的影响》,《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10] 沈从文:《沈从文作品经典》(第5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1996年版。
[11] 沈从文:《边城 湘西散记》,人民文学社出版,2003年版。
作者简介:
梁造禄,男,1965—,江西南康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及作品的研究,工作单位:赣南教育学院。
卢慧玲,女,1975—,江西于都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文艺学和外国文学的研究,工作单位:赣南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