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重要批评方法。“知人论世”着重通过外部研究理解诗歌的内在含义，由论世知人到解读诗书，是人本的方法。“以意逆志”着重透过表面言辞深入领会作者的意图，是以本文为基础的。对话式的文学批评方法是以两者为辅助，通过作者与读者间的沟通实现多维的文学阐释。本文以李白的乐府诗《将进酒》为例验证此种方法的合理性。
[关键词]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对话式；李白；《将进酒》
[中图分类号]I222.7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36121（2017）01006805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批评方法具有开放性和多元性，其解决方式应根据作家和作品的特征采取相应的方法，将各种批评方法加以综合运用，从而更为灵动地解读文本。“古今中外的许多学者，对作家在文学创作活动中作用的研究，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知人论世说，这是以作者生活的社会历史背景与作品内容之间相互联系的外部影响研究。二是以意逆志说，这是从作者内在深层的情感心理在作品中的艺术表现的内部动因研究。”[1]20这两种主流的批评方法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和适用性，可以互相补充，彼此平衡，与其他批评方法共同构成文学批评的基石。
一、“知人论世”的人本前提
“知人论世”是以人本为前提的文学批评方法。《孟子·万章下》云：“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土，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2]312焦循《孟子正义》：“按古人各生一时，则其言各有所当。惟论其世，乃不执泥其言，亦不鄙弃其言，斯为能上友古人。”[2]312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强调：“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之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身之所处，固有荣辱显隐、屈伸忧乐之不齐，而言之有所为而言者，虽有子不知夫子之所谓，况生千古以后乎！”[3]278279书中所提“尚友”观念涉及士的修养和品格的养成，强调当代之士应与古代有道德之士为友，而能够跨越时空障碍进行沟通的媒介就是诗书。然仅解读诗书亦是不够，由此就涉及到“知人论世”之法。由“论世”到“知人”到“解读诗书”的渐进，最终实现与古人交友的目标。诵读古人诗书即是与古人交友，其目的是为提高自身修养和智慧，“知人论世”的目标和方法都是以“人”为根本。朱自清先生曾在《诗言志辩》中指出：“至于‘知人论世’并不是说诗的方法，而是修身的方法。”[4]24“知人論世”从修身之法经过后人的不断充实和实践，成为中国古典文学阅读和批评中的重要方法。在文学批评的实践中，如果“世”“人”和“文”之间保持着一致性和真实性，“知人论世”法则可以通过考察作者生平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增强对文本内涵的体认，并作出具有时代性的解读。“知人论世”是文学研究的前提。知人需要观察作者生平，厘清其生命历程与创作的关系；论世需要考察时代风貌，把握世风、士风和文风的关系，而人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
诗书创作是创作者的学养，个性和主张的外化，作者的意图渗透于字里行间。太白和东坡均以潇洒和浪漫的性情著称于世，然二人的创作却有着典型的唐型文化和宋型文化的特征，植根于其生活的时代。李白的乐府和歌行体现了神采飞扬和飘逸浪漫的特色，是盛唐气象的代表。诗仙的天真性情与进取的世风相融合，展现在其诗歌的风神之中。苏轼的诗词文俱臻于化境，虽然放浪形骸之外，但作品内蕴却是兼具理性与感性，与宋代理智的世风、诗人渊深的学养和旷达的性情密切相关。以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研读，可以帮助读者走入历史，走近作者，拓展文学研究的视野。
“知人论世”方法也存在一定的缺陷。首先，“知人论世”的前提是假設“世”和“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一旦掌握的文献和史实出现错误，就会对作品产生一定程度的误读。“由于作者及其所生活的时代已成为过去，只是在文献中留下了印记，这就意味着要‘知人论世’，必须阅读文献。如果‘文献不足征’，也就无从稽考作者的身世。”[5]55其次，单一批评方法的使用存在僵化和局限的问题。从文学四要素的角度看，知人论世主要强调作品和作者、作品和世界两个关系，但在实际应用中往往过分关注作者和世界，而忽略了作品本身，也割断了三者间天然的联系，导致对作者生平和时代精神还原得越多，对文本本身的理解偏差越大。同时，简单粗暴的作者生平分析也冲击了作品文本的还原与个性气质的表现。因此，“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要把握分寸感，实事求是地从作品出发，真正提升文学研究的品质。以李白的乐府诗《将进酒》为例，来探讨“人本”的“知人”和“论世”手段。
《将进酒》又名《惜空酒樽》，是乐府诗中富有影响力的篇目，以饮酒放歌作为诗歌中心。《李太白全集》中《将进酒》的解题曾云：“《宋书》：‘汉鼓吹铙歌十八曲，有《将进酒》曲。’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将进酒》古词云：将进酒，乘大白。大略以饮酒放歌为言。’宋何承天《将进酒篇》曰：‘将进酒，庆三朝。备繁礼，荐嘉肴。则言朝会进酒，且以濡首荒志为戒。若梁昭明太子云，洛阳轻薄子，但叙游乐饮酒而已。’”[6]179既不同于南朝何诗中朝会的宴饮，亦不同于轻薄子弟的纵情享乐。诗人余光中在《寻李白》一诗中赞叹：“酒放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李白斗酒百篇，援笔立成，其中有“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的孤芳自赏，有“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的清醒超脱，亦有“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的失意彷徨，唯《将进酒》是诗中之歌，在纵酒高歌中宣泄胸中的万古情愁。
从“知人”角度看，《将进酒》的创作背景十分必要。关于这篇歌行体诗歌的写作时间说法众多。据晚清学者黄锡珪《李太白编年诗集目录》考证，该诗作于天宝十一年，即公元752年。此时的李白经历了长安伴驾的“得意”和赐金还乡的“失落”，正处于创作巅峰状态。已过知天命之年的诗人在其漫游生涯中，应“朝饮颍川清流，暮还嵩岑之紫烟”的道友元丹丘邀请，到嵩山的颍阳山居作客，于此间创作了《将进酒》。李白曾在嵩山颍阳山居跟随元丹丘隐居修道，创作了众多与游仙访道相关的诗作。他在《题元丹丘颍阳山居》的小序中曾指出过颍阳山居的位置：“丹丘家于颍阳，新卜别业，其地北倚马岭，连峰嵩丘，南瞻鹿台，极目汝海，云岩映郁，有佳致焉。”[6]1147李白以颍阳山居作为立足点，北眺黄河，遂能以黄河起兴，淋漓尽致地抒发其情绪，产生了“黄河之水天上来”的视觉体验和心灵感受。另有晋人张华《博物志》记载旧说云天河与海相通，“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奇想或源起此说。《李太白诗醇》亦云：“一起奇想，亦自天外来。”[7]577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浪漫表达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都是独属于李白的盛唐强音。他的诗“不只是一般的青春、边塞、江山、美景，而是笑傲王侯，蔑视世俗，不满现实，指斥人生，饮酒赋诗，纵情欢乐。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以及国舅磨墨、力士脱靴的传说故事，都更深刻地反映着那整个一代初露头角的知识分子的情感、要求和向往：他们要求突破各种传统约束羁勒；他们渴望建功立业，猎取功名富贵，进入社会上层；他们抱负满怀，纵情欢乐，傲岸不驯，恣意反抗。而所有这些，又恰恰只有当他们这个阶级在走上坡路，整个社会处于欣欣向荣并无束缚的历史时期中才可能存在。”[8]133134知人论世的分析能更好地把握李白诗歌的想象，他的诗歌与他的经历和文化背景密切相关。 二、“以意逆志”的本文基础
“以意逆志”是以本文为基础的一种重要的文学批评方法。孟子与弟子咸丘蒙在论及《诗经·小雅·北山》一诗时，提出了“以意逆志”的观点。《孟子·万章上》云：“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9]215朱自清先生在《诗言志辨·比兴》中将“以意逆志”解释为“以己之意迎受诗人之志而加以钩考”[4]24。解读诗歌不能拘于文字和词句，用自己的感受和体悟迎合诗人的情志意图就是有所得。王运熙认为：“文是文采，辞是言辞，志是作诗者的思想。孟子要求作诗者不要拘泥于个别字句的表面意义，而应当根据全篇去分析作品的内容，去体会作者的意图，这样才能得到诗歌的本义。”[10]25敏泽先生认为，“评论作品的人既不能从个别字句出发，曲解作品的中心意旨，也不能從辞句的表面意义去解释作品，从而曲解其思想；只有从作品的全局着眼，去探索作者的意图，从而探求分析作品的内容，才是正确的批评方法。”[11]37以意逆志是以儒家的人性论学说作为哲学基础。它作为解《诗》之法，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影响深远，并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以意逆志”强调读者和作者的心灵沟通，坚信文学的灵魂不灭，精神不散。立言之人有不得己者而发之于言，如此可以思接千载，从而实现生命的延伸和精神的圆满。在“以意逆志”方法的运用中，作者之意的分寸把握非常重要，不应过多掺入私人感受。
“知人论世”是客观的外在批评，“以意逆志”则是更为主观的自律性批评，前者是后者的基础。清人顾镇认为，“正惟有世可论，有人可求，故吾之意有所措，而彼之志有所通。……不论其世，欲知其人不得也。不知其人，欲逆其志，亦不可得也。”[12]377古典诗歌的文本解读是一个主客观融合的开放过程，读者要“‘具眼’，要真正有眼光，能够把他诗中的深浅、优劣一眼就看出来，这就是我们读诗、讲诗所要逐渐培养的一种能力。”[13]267读者在对古人的文学表达进行解读时，若将其与自身感受和情志融合，往往会“断章取义”或“唯我独尊”。《将进酒》的解读过程中，以意逆志的方法十分关键，尤其针对开篇的“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两句。“以意逆志”正是主张不拘泥于言辞，重视情志的融会贯通。开篇的两个“君不见”领起两组比兴之句，天风海雨的气势和朝生夕灭的感慨扑面而来。“君不见”以反问的形式引起读者注意，而两次反复的强化也取得了先声夺人的艺术效果。“黄河之水天上来”句中，诗人选取最为壮美的空间流水意象，表现逝水长东的哀伤。“高堂明镜悲白发”句，则以青丝变雪呈现人生苦短的悲哀。诗人以将壮浪的黄河逝水表现得义无反顾，将短暂的生命表现得瞬息即逝，在反向的夸张中形成了巨大的艺术张力；在物我、远近、张弛的对比之间将个体的生命体验融入诗歌，使读者对李白的“人生得意须尽欢”和“古来圣贤皆寂寞”两种情感有了更为深刻的体认。如《唐诗选脉会通评林》中周珽所云：“首以‘黄河’起兴，见人之年貌倏改，有如河流莫返。一篇主意全在‘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两句。”[7]577
三、对话式的互动性解读
解读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不同于西方的诠释学和哲学范畴。中国人感受文学的方法不是“认识”，而是“体认”，是寻找文字背后有温度的，娓娓道来的叙述者，相与悠游，默然会心，虽时隔千年而恍惚眼前。文学批评的方式包括了人本的“知人论世”和以本文为基础的“以意逆志”，还可以运用对话式的批评方式，获得超越性的体验和结果。
对话式的文学使得读者直接与作者进行对话交流与思想碰撞。采用此法解读《将进酒》能够更深切感受诗人的情怀和个性化的艺术表达。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某些诗歌采用描述式、自述式的方式表达，另一些诗歌则以对话方式抒情言志，读者可以凭借对话者的身份介入文本，与作者进行心神沟通。此种文学批评方法将作品中的主人公从个体层面上升到了对话层面，超越了平面的文本，构成了生动鲜活的对话空间，显示出饱满的主客观融合的情感体验的新维度，从表层的“知人论世”到深层的“以意逆志”，进而完成超越的“心灵对话”。李白詩歌既有直寻式的表达，亦有对话式的抒发。他的直寻式表达往往以第一人称方式直抒胸臆，这些诗歌是诗人歌哭悲喜人生的外化，是他天真不羁性情的展示，肆口而成，天然生动。正如李泽厚所说：“盛唐艺术在这里奏出了最强音，痛快淋漓，天才极致，似乎没有任何约束，似乎毫无规范可循，一切都是冲口而出，随意创造，却都是这样的美妙奇异、层出不穷和不可思议。这是不可预计的情感抒发，不可模仿的节奏。”[8]135
从读者与作者间的对话式认识《将进酒》，其中的“圣贤寂寞”主题得以更好凸显和深化。对李白来说，他的理想是“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然而，现实却是他的处境进则为御用文人，笔墨弄臣；退则只合青崖白鹿，终老林间，进退失据，看似洒脱，实则无奈。如他在《行路难》中的慨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人生有限，世路无穷，他在无穷世路间饱尝失落与苦涩，却又能在困顿中获得审美的愉悦。面对时光易逝，诗人表现出的不是老骥伏枥的奋发，而是看似消极的及时行乐。他感叹“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况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会桃李之芳园，序天伦之乐事。”浮生若梦，超越之道，只在诗酒中。诗酒自古不离焦孟，其原因大概在于将醉未醉，恍兮惚兮间，可以突破理性的桎梏，敏锐感受心绪最细微的变化，一喜一悲放到极致，正与华兹华斯所说浪漫主义的诗境相同。此时的作者与读者间仿佛正在进行心灵对话，“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醉态初萌之时，诗人豪情顿生，大开大合，只觉天地宽广，洒脱处，一扫前句冷静深沉之悲怆。知己良朋的欢宴，得意于美酒尽欢的洒脱自由。然而，深层的情感则是理想无由实现，进退失据的失意人生。“金樽对月”“只酒问天”是典型的属于李白的姿态，生动而诗意。诗中“莫”和“空”双重否定的修辞以强烈的语气和情感将其个性袒露。“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是诗人的自我安慰和非凡自信。而言外之意却是，“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落拓处境，体现出诗人渴望得遇明主，一展抱负的期许。金钱“还复来”是诗人潇洒的人生态度的体现。可以说，对金钱的态度也是对李白潇洒形象的有益补充。“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句则需细致解读。其中，“烹羊宰牛”引了曹植《箜篌引》诗“中厨办丰膳，烹羊宰肥牛”的句意。曹植是李白神交已久的诗人，考究同样表现酒徒人生的诗作，二人作品的情调和态度有相通处。此处引曹植诗意很好地契合了“古来圣贤皆寂寞”的诗歌主题。“一饮三百杯”句则用了郑玄的典故：“袁绍辟玄，及去，饯之城东。欲玄必醉，会者三百余人，皆离席捧觞，自旦及暮，度玄饮三百余杯，而温克之容，终日无怠。”此则材料展现了大贤郑康成的温厚豁达的性情，暗合其寂寞圣贤的题旨。作为劝酒歌，《将进酒》此时渐入佳境，诗人兴酣之际狂态毕露，胸中块垒一吐为快，在与友人的对话和劝进中完成了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塑造。如《李太白诗集》中严羽的评价：“一结豪情，使人不能句字赏摘。盖他人作诗用笔想，太白但用胸口一喷即是，此其所长。”[7]577“岑夫了，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钟鼓馔玉”代指富贵奢华的生活；“长醉不醒”则映射生活的艰辛和愤慨；“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的现实让诗人试图在醉酒中寻求解脱，杨升庵曰：“太白狂歌，实中玄理，非故为狂语者。”[7]577“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这既是诗歌的中心，也是诗人的自勉和自嘲的根源。《此木轩论诗汇编》云：“‘惟有饮者留其名’，乱道故妙，一学便俗。”[7]577其核心就是“怀才不遇”。从曹植、郑玄到李白，他们都是豪迈的酒徒、寂寞的圣贤。这句承上启下，申明士不遇和劝酒歌的双重中心，及至钟鼓馔玉四联已纯乎是醉语。上至古之圣贤，中至陈王曹丕，下至东道主人，尽染诗人的恣肆和寂寥。而唯有饮者留其名一句，看似有悖寻常，却正是醉客的真实心境和自我安慰。此四联诗情由乐复转悲，醉至深处，思维由宴饮之乐回转到自身喜怒哀乐，前尘旧事齐涌心头。最深处的情感向来说不出口，这正是诗之妙处。 “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用曹植《名都篇》“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之句意。“陈王”曹植早年意气飞扬，后在政治博弈中落败而备受打压。李白诗歌的精神气质深受建安诗坛曹植诗歌的影响，“陈思王”位卑而才高的境遇令李白心有戚戚焉。因此，陈王典故中饱含着李白的愤懑和不甘。“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正如《唐诗选胜直解》所云：“此诗妙在自解又以劝人。“主人”是谁？“对君”是谁？骂尽窃高位、守钱虏辈，妙，妙！”[7]577此句上承“千金散尽”之意，又以震荡的姿态引出更潇洒的举动。“五花马”是宝马的称谓。“千金裘”是据《史记·孟尝君传》：“孟尝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无双。”“呼儿”“与尔”中将名士的任诞情态和脱略行迹表现得淋漓尽致，既见酒后狂态，又见真情流露。《而庵说唐诗》云：“太白此歌，最为豪放，才气千古无双。”[7]577结句“与尔同销万古愁”将诗情升华，不再是一己的哀愁，而是历史性的超越。但李白是如何“销”愁呢？“但愿长醉不复團”，由这“白云从空，随风变灭”的结尾窥见诗人奔涌跌宕的感情激流。
乐府诗歌《将进酒》的层次是丰富跌宕的，第一层为觥筹交错时慨叹时光如流水，青丝转白发，是清醒之语；第二层为初露醉态时的豪言壮语，直抒胸臆；第三层则是醉至深处，情感越发浓烈，唯向醉中寻解脱。这三个层次逐步递进，因因相循，一个酒中诗仙的形象从文字中跳脱出来。李白的《将进酒》体现了盛唐气象，“它玲珑透彻而仍然浑厚，千愁万绪而仍然开朗。”[14]42“它鲜明、开朗、深入浅出，那形象的飞动，想象的丰富，情绪的饱满，使得思想性与艺术性在这里统一为丰富无尽的言说。这才是传统上誉为“浑厚”的盛唐气象的风格。”[14]43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一云：“吾听风雨，吾览江山，常觉风雨江山外有万不得已者在。此万不得已者，即词心也。而能以吾言写吾心，即吾詞也。此万不得已者，由吾心酝酿而出，即吾词之真也。非可强为，亦勿庸强求，视吾心之酝酿何如耳。”[15]7所有的读诗法不过是前人基于自身方法的总结，虽可资借鉴，却不能照搬照抄，一味模仿。只有把前人的思想内化于自身，于实践中不断冥思总结，才能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审美体验。
[参考文献]
[1]陈道谆.文学解读引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刘兆伟.孟子译评[M].北京：中华书局，2011.
[3]章学诚，叶瑛.文史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5.
[4]朱自清.诗言志辨[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5]周裕楷.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6]王琦.李太白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7.
[7]陈伯海.唐诗汇评[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
[8]李泽厚.美的历程[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9]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0.
[10]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11]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2]焦循.孟子正义[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
[13]叶嘉莹.汉魏六朝诗讲录[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14]林庚.唐诗纵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15]况周颐，孙克强.蕙风词话·广蕙风词话[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李献英
The Multidimensional Study of the Literary Criticism for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Take Libai’s Invitation to Wine as an example
AI Yuheng1，HUANG Yuxin2
（1.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China；2. School of Arts Heilongjiang University，Heilongjiang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The principle of knowing both the author and his time” and “the theory of understanding by heart” are two importan critical methods of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The principle of knowing both the author and his time” is a humanistic way to understanding the internal meaning of a poetry through external research. “The theory of understanding by heart” is based on the text， which helps the readers grasp the author’s intention through the surface meaning of the words. The conversational style of literary criticism is based on the former two methods and interprets the literary works multidimensionally by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authors and the readers. This paper will prove the rationality of the theory by analysing Libai’s Invitation to Wine.
Key words：“The principle of knowing both the author and his time”；“the theory of understanding by heart”；conversation；Libai；Invitation to Wine
[关键词]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对话式；李白；《将进酒》
[中图分类号]I222.7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36121（2017）01006805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批评方法具有开放性和多元性，其解决方式应根据作家和作品的特征采取相应的方法，将各种批评方法加以综合运用，从而更为灵动地解读文本。“古今中外的许多学者，对作家在文学创作活动中作用的研究，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知人论世说，这是以作者生活的社会历史背景与作品内容之间相互联系的外部影响研究。二是以意逆志说，这是从作者内在深层的情感心理在作品中的艺术表现的内部动因研究。”[1]20这两种主流的批评方法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和适用性，可以互相补充，彼此平衡，与其他批评方法共同构成文学批评的基石。
一、“知人论世”的人本前提
“知人论世”是以人本为前提的文学批评方法。《孟子·万章下》云：“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土，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2]312焦循《孟子正义》：“按古人各生一时，则其言各有所当。惟论其世，乃不执泥其言，亦不鄙弃其言，斯为能上友古人。”[2]312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强调：“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之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身之所处，固有荣辱显隐、屈伸忧乐之不齐，而言之有所为而言者，虽有子不知夫子之所谓，况生千古以后乎！”[3]278279书中所提“尚友”观念涉及士的修养和品格的养成，强调当代之士应与古代有道德之士为友，而能够跨越时空障碍进行沟通的媒介就是诗书。然仅解读诗书亦是不够，由此就涉及到“知人论世”之法。由“论世”到“知人”到“解读诗书”的渐进，最终实现与古人交友的目标。诵读古人诗书即是与古人交友，其目的是为提高自身修养和智慧，“知人论世”的目标和方法都是以“人”为根本。朱自清先生曾在《诗言志辩》中指出：“至于‘知人论世’并不是说诗的方法，而是修身的方法。”[4]24“知人論世”从修身之法经过后人的不断充实和实践，成为中国古典文学阅读和批评中的重要方法。在文学批评的实践中，如果“世”“人”和“文”之间保持着一致性和真实性，“知人论世”法则可以通过考察作者生平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增强对文本内涵的体认，并作出具有时代性的解读。“知人论世”是文学研究的前提。知人需要观察作者生平，厘清其生命历程与创作的关系；论世需要考察时代风貌，把握世风、士风和文风的关系，而人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
诗书创作是创作者的学养，个性和主张的外化，作者的意图渗透于字里行间。太白和东坡均以潇洒和浪漫的性情著称于世，然二人的创作却有着典型的唐型文化和宋型文化的特征，植根于其生活的时代。李白的乐府和歌行体现了神采飞扬和飘逸浪漫的特色，是盛唐气象的代表。诗仙的天真性情与进取的世风相融合，展现在其诗歌的风神之中。苏轼的诗词文俱臻于化境，虽然放浪形骸之外，但作品内蕴却是兼具理性与感性，与宋代理智的世风、诗人渊深的学养和旷达的性情密切相关。以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研读，可以帮助读者走入历史，走近作者，拓展文学研究的视野。
“知人论世”方法也存在一定的缺陷。首先，“知人论世”的前提是假設“世”和“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一旦掌握的文献和史实出现错误，就会对作品产生一定程度的误读。“由于作者及其所生活的时代已成为过去，只是在文献中留下了印记，这就意味着要‘知人论世’，必须阅读文献。如果‘文献不足征’，也就无从稽考作者的身世。”[5]55其次，单一批评方法的使用存在僵化和局限的问题。从文学四要素的角度看，知人论世主要强调作品和作者、作品和世界两个关系，但在实际应用中往往过分关注作者和世界，而忽略了作品本身，也割断了三者间天然的联系，导致对作者生平和时代精神还原得越多，对文本本身的理解偏差越大。同时，简单粗暴的作者生平分析也冲击了作品文本的还原与个性气质的表现。因此，“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要把握分寸感，实事求是地从作品出发，真正提升文学研究的品质。以李白的乐府诗《将进酒》为例，来探讨“人本”的“知人”和“论世”手段。
《将进酒》又名《惜空酒樽》，是乐府诗中富有影响力的篇目，以饮酒放歌作为诗歌中心。《李太白全集》中《将进酒》的解题曾云：“《宋书》：‘汉鼓吹铙歌十八曲，有《将进酒》曲。’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将进酒》古词云：将进酒，乘大白。大略以饮酒放歌为言。’宋何承天《将进酒篇》曰：‘将进酒，庆三朝。备繁礼，荐嘉肴。则言朝会进酒，且以濡首荒志为戒。若梁昭明太子云，洛阳轻薄子，但叙游乐饮酒而已。’”[6]179既不同于南朝何诗中朝会的宴饮，亦不同于轻薄子弟的纵情享乐。诗人余光中在《寻李白》一诗中赞叹：“酒放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李白斗酒百篇，援笔立成，其中有“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的孤芳自赏，有“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的清醒超脱，亦有“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的失意彷徨，唯《将进酒》是诗中之歌，在纵酒高歌中宣泄胸中的万古情愁。
从“知人”角度看，《将进酒》的创作背景十分必要。关于这篇歌行体诗歌的写作时间说法众多。据晚清学者黄锡珪《李太白编年诗集目录》考证，该诗作于天宝十一年，即公元752年。此时的李白经历了长安伴驾的“得意”和赐金还乡的“失落”，正处于创作巅峰状态。已过知天命之年的诗人在其漫游生涯中，应“朝饮颍川清流，暮还嵩岑之紫烟”的道友元丹丘邀请，到嵩山的颍阳山居作客，于此间创作了《将进酒》。李白曾在嵩山颍阳山居跟随元丹丘隐居修道，创作了众多与游仙访道相关的诗作。他在《题元丹丘颍阳山居》的小序中曾指出过颍阳山居的位置：“丹丘家于颍阳，新卜别业，其地北倚马岭，连峰嵩丘，南瞻鹿台，极目汝海，云岩映郁，有佳致焉。”[6]1147李白以颍阳山居作为立足点，北眺黄河，遂能以黄河起兴，淋漓尽致地抒发其情绪，产生了“黄河之水天上来”的视觉体验和心灵感受。另有晋人张华《博物志》记载旧说云天河与海相通，“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奇想或源起此说。《李太白诗醇》亦云：“一起奇想，亦自天外来。”[7]577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浪漫表达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都是独属于李白的盛唐强音。他的诗“不只是一般的青春、边塞、江山、美景，而是笑傲王侯，蔑视世俗，不满现实，指斥人生，饮酒赋诗，纵情欢乐。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以及国舅磨墨、力士脱靴的传说故事，都更深刻地反映着那整个一代初露头角的知识分子的情感、要求和向往：他们要求突破各种传统约束羁勒；他们渴望建功立业，猎取功名富贵，进入社会上层；他们抱负满怀，纵情欢乐，傲岸不驯，恣意反抗。而所有这些，又恰恰只有当他们这个阶级在走上坡路，整个社会处于欣欣向荣并无束缚的历史时期中才可能存在。”[8]133134知人论世的分析能更好地把握李白诗歌的想象，他的诗歌与他的经历和文化背景密切相关。 二、“以意逆志”的本文基础
“以意逆志”是以本文为基础的一种重要的文学批评方法。孟子与弟子咸丘蒙在论及《诗经·小雅·北山》一诗时，提出了“以意逆志”的观点。《孟子·万章上》云：“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9]215朱自清先生在《诗言志辨·比兴》中将“以意逆志”解释为“以己之意迎受诗人之志而加以钩考”[4]24。解读诗歌不能拘于文字和词句，用自己的感受和体悟迎合诗人的情志意图就是有所得。王运熙认为：“文是文采，辞是言辞，志是作诗者的思想。孟子要求作诗者不要拘泥于个别字句的表面意义，而应当根据全篇去分析作品的内容，去体会作者的意图，这样才能得到诗歌的本义。”[10]25敏泽先生认为，“评论作品的人既不能从个别字句出发，曲解作品的中心意旨，也不能從辞句的表面意义去解释作品，从而曲解其思想；只有从作品的全局着眼，去探索作者的意图，从而探求分析作品的内容，才是正确的批评方法。”[11]37以意逆志是以儒家的人性论学说作为哲学基础。它作为解《诗》之法，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影响深远，并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以意逆志”强调读者和作者的心灵沟通，坚信文学的灵魂不灭，精神不散。立言之人有不得己者而发之于言，如此可以思接千载，从而实现生命的延伸和精神的圆满。在“以意逆志”方法的运用中，作者之意的分寸把握非常重要，不应过多掺入私人感受。
“知人论世”是客观的外在批评，“以意逆志”则是更为主观的自律性批评，前者是后者的基础。清人顾镇认为，“正惟有世可论，有人可求，故吾之意有所措，而彼之志有所通。……不论其世，欲知其人不得也。不知其人，欲逆其志，亦不可得也。”[12]377古典诗歌的文本解读是一个主客观融合的开放过程，读者要“‘具眼’，要真正有眼光，能够把他诗中的深浅、优劣一眼就看出来，这就是我们读诗、讲诗所要逐渐培养的一种能力。”[13]267读者在对古人的文学表达进行解读时，若将其与自身感受和情志融合，往往会“断章取义”或“唯我独尊”。《将进酒》的解读过程中，以意逆志的方法十分关键，尤其针对开篇的“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两句。“以意逆志”正是主张不拘泥于言辞，重视情志的融会贯通。开篇的两个“君不见”领起两组比兴之句，天风海雨的气势和朝生夕灭的感慨扑面而来。“君不见”以反问的形式引起读者注意，而两次反复的强化也取得了先声夺人的艺术效果。“黄河之水天上来”句中，诗人选取最为壮美的空间流水意象，表现逝水长东的哀伤。“高堂明镜悲白发”句，则以青丝变雪呈现人生苦短的悲哀。诗人以将壮浪的黄河逝水表现得义无反顾，将短暂的生命表现得瞬息即逝，在反向的夸张中形成了巨大的艺术张力；在物我、远近、张弛的对比之间将个体的生命体验融入诗歌，使读者对李白的“人生得意须尽欢”和“古来圣贤皆寂寞”两种情感有了更为深刻的体认。如《唐诗选脉会通评林》中周珽所云：“首以‘黄河’起兴，见人之年貌倏改，有如河流莫返。一篇主意全在‘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两句。”[7]577
三、对话式的互动性解读
解读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不同于西方的诠释学和哲学范畴。中国人感受文学的方法不是“认识”，而是“体认”，是寻找文字背后有温度的，娓娓道来的叙述者，相与悠游，默然会心，虽时隔千年而恍惚眼前。文学批评的方式包括了人本的“知人论世”和以本文为基础的“以意逆志”，还可以运用对话式的批评方式，获得超越性的体验和结果。
对话式的文学使得读者直接与作者进行对话交流与思想碰撞。采用此法解读《将进酒》能够更深切感受诗人的情怀和个性化的艺术表达。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某些诗歌采用描述式、自述式的方式表达，另一些诗歌则以对话方式抒情言志，读者可以凭借对话者的身份介入文本，与作者进行心神沟通。此种文学批评方法将作品中的主人公从个体层面上升到了对话层面，超越了平面的文本，构成了生动鲜活的对话空间，显示出饱满的主客观融合的情感体验的新维度，从表层的“知人论世”到深层的“以意逆志”，进而完成超越的“心灵对话”。李白詩歌既有直寻式的表达，亦有对话式的抒发。他的直寻式表达往往以第一人称方式直抒胸臆，这些诗歌是诗人歌哭悲喜人生的外化，是他天真不羁性情的展示，肆口而成，天然生动。正如李泽厚所说：“盛唐艺术在这里奏出了最强音，痛快淋漓，天才极致，似乎没有任何约束，似乎毫无规范可循，一切都是冲口而出，随意创造，却都是这样的美妙奇异、层出不穷和不可思议。这是不可预计的情感抒发，不可模仿的节奏。”[8]135
从读者与作者间的对话式认识《将进酒》，其中的“圣贤寂寞”主题得以更好凸显和深化。对李白来说，他的理想是“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然而，现实却是他的处境进则为御用文人，笔墨弄臣；退则只合青崖白鹿，终老林间，进退失据，看似洒脱，实则无奈。如他在《行路难》中的慨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人生有限，世路无穷，他在无穷世路间饱尝失落与苦涩，却又能在困顿中获得审美的愉悦。面对时光易逝，诗人表现出的不是老骥伏枥的奋发，而是看似消极的及时行乐。他感叹“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况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会桃李之芳园，序天伦之乐事。”浮生若梦，超越之道，只在诗酒中。诗酒自古不离焦孟，其原因大概在于将醉未醉，恍兮惚兮间，可以突破理性的桎梏，敏锐感受心绪最细微的变化，一喜一悲放到极致，正与华兹华斯所说浪漫主义的诗境相同。此时的作者与读者间仿佛正在进行心灵对话，“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醉态初萌之时，诗人豪情顿生，大开大合，只觉天地宽广，洒脱处，一扫前句冷静深沉之悲怆。知己良朋的欢宴，得意于美酒尽欢的洒脱自由。然而，深层的情感则是理想无由实现，进退失据的失意人生。“金樽对月”“只酒问天”是典型的属于李白的姿态，生动而诗意。诗中“莫”和“空”双重否定的修辞以强烈的语气和情感将其个性袒露。“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是诗人的自我安慰和非凡自信。而言外之意却是，“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落拓处境，体现出诗人渴望得遇明主，一展抱负的期许。金钱“还复来”是诗人潇洒的人生态度的体现。可以说，对金钱的态度也是对李白潇洒形象的有益补充。“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句则需细致解读。其中，“烹羊宰牛”引了曹植《箜篌引》诗“中厨办丰膳，烹羊宰肥牛”的句意。曹植是李白神交已久的诗人，考究同样表现酒徒人生的诗作，二人作品的情调和态度有相通处。此处引曹植诗意很好地契合了“古来圣贤皆寂寞”的诗歌主题。“一饮三百杯”句则用了郑玄的典故：“袁绍辟玄，及去，饯之城东。欲玄必醉，会者三百余人，皆离席捧觞，自旦及暮，度玄饮三百余杯，而温克之容，终日无怠。”此则材料展现了大贤郑康成的温厚豁达的性情，暗合其寂寞圣贤的题旨。作为劝酒歌，《将进酒》此时渐入佳境，诗人兴酣之际狂态毕露，胸中块垒一吐为快，在与友人的对话和劝进中完成了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塑造。如《李太白诗集》中严羽的评价：“一结豪情，使人不能句字赏摘。盖他人作诗用笔想，太白但用胸口一喷即是，此其所长。”[7]577“岑夫了，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钟鼓馔玉”代指富贵奢华的生活；“长醉不醒”则映射生活的艰辛和愤慨；“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的现实让诗人试图在醉酒中寻求解脱，杨升庵曰：“太白狂歌，实中玄理，非故为狂语者。”[7]577“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这既是诗歌的中心，也是诗人的自勉和自嘲的根源。《此木轩论诗汇编》云：“‘惟有饮者留其名’，乱道故妙，一学便俗。”[7]577其核心就是“怀才不遇”。从曹植、郑玄到李白，他们都是豪迈的酒徒、寂寞的圣贤。这句承上启下，申明士不遇和劝酒歌的双重中心，及至钟鼓馔玉四联已纯乎是醉语。上至古之圣贤，中至陈王曹丕，下至东道主人，尽染诗人的恣肆和寂寥。而唯有饮者留其名一句，看似有悖寻常，却正是醉客的真实心境和自我安慰。此四联诗情由乐复转悲，醉至深处，思维由宴饮之乐回转到自身喜怒哀乐，前尘旧事齐涌心头。最深处的情感向来说不出口，这正是诗之妙处。 “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用曹植《名都篇》“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之句意。“陈王”曹植早年意气飞扬，后在政治博弈中落败而备受打压。李白诗歌的精神气质深受建安诗坛曹植诗歌的影响，“陈思王”位卑而才高的境遇令李白心有戚戚焉。因此，陈王典故中饱含着李白的愤懑和不甘。“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正如《唐诗选胜直解》所云：“此诗妙在自解又以劝人。“主人”是谁？“对君”是谁？骂尽窃高位、守钱虏辈，妙，妙！”[7]577此句上承“千金散尽”之意，又以震荡的姿态引出更潇洒的举动。“五花马”是宝马的称谓。“千金裘”是据《史记·孟尝君传》：“孟尝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无双。”“呼儿”“与尔”中将名士的任诞情态和脱略行迹表现得淋漓尽致，既见酒后狂态，又见真情流露。《而庵说唐诗》云：“太白此歌，最为豪放，才气千古无双。”[7]577结句“与尔同销万古愁”将诗情升华，不再是一己的哀愁，而是历史性的超越。但李白是如何“销”愁呢？“但愿长醉不复團”，由这“白云从空，随风变灭”的结尾窥见诗人奔涌跌宕的感情激流。
乐府诗歌《将进酒》的层次是丰富跌宕的，第一层为觥筹交错时慨叹时光如流水，青丝转白发，是清醒之语；第二层为初露醉态时的豪言壮语，直抒胸臆；第三层则是醉至深处，情感越发浓烈，唯向醉中寻解脱。这三个层次逐步递进，因因相循，一个酒中诗仙的形象从文字中跳脱出来。李白的《将进酒》体现了盛唐气象，“它玲珑透彻而仍然浑厚，千愁万绪而仍然开朗。”[14]42“它鲜明、开朗、深入浅出，那形象的飞动，想象的丰富，情绪的饱满，使得思想性与艺术性在这里统一为丰富无尽的言说。这才是传统上誉为“浑厚”的盛唐气象的风格。”[14]43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一云：“吾听风雨，吾览江山，常觉风雨江山外有万不得已者在。此万不得已者，即词心也。而能以吾言写吾心，即吾詞也。此万不得已者，由吾心酝酿而出，即吾词之真也。非可强为，亦勿庸强求，视吾心之酝酿何如耳。”[15]7所有的读诗法不过是前人基于自身方法的总结，虽可资借鉴，却不能照搬照抄，一味模仿。只有把前人的思想内化于自身，于实践中不断冥思总结，才能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审美体验。
[参考文献]
[1]陈道谆.文学解读引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刘兆伟.孟子译评[M].北京：中华书局，2011.
[3]章学诚，叶瑛.文史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5.
[4]朱自清.诗言志辨[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5]周裕楷.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6]王琦.李太白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7.
[7]陈伯海.唐诗汇评[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
[8]李泽厚.美的历程[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9]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0.
[10]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11]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2]焦循.孟子正义[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
[13]叶嘉莹.汉魏六朝诗讲录[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14]林庚.唐诗纵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15]况周颐，孙克强.蕙风词话·广蕙风词话[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李献英
The Multidimensional Study of the Literary Criticism for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Take Libai’s Invitation to Wine as an example
AI Yuheng1，HUANG Yuxin2
（1.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China；2. School of Arts Heilongjiang University，Heilongjiang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The principle of knowing both the author and his time” and “the theory of understanding by heart” are two importan critical methods of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The principle of knowing both the author and his time” is a humanistic way to understanding the internal meaning of a poetry through external research. “The theory of understanding by heart” is based on the text， which helps the readers grasp the author’s intention through the surface meaning of the words. The conversational style of literary criticism is based on the former two methods and interprets the literary works multidimensionally by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authors and the readers. This paper will prove the rationality of the theory by analysing Libai’s Invitation to Wine.
Key words：“The principle of knowing both the author and his time”；“the theory of understanding by heart”；conversation；Libai；Invitation to W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