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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霍米·巴巴的文化翻译理论超越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文本中的文化翻译，认为文化翻译的过程就是构建文化身份的过程，是少数族文化存活策略，这为人们从翻译视角研究华裔美国作家的跨文化书写提供了理论依据。汤亭亭通过文化翻译式的跨文化书写，成功跻身美国主流社会，为美籍华裔赢得话语权。《女勇士》中，汤亭亭对碎片化的“中国”记忆进行改写和重塑，通过与她身处的美国文化的杂合，构建起中美文化间的“第三空间”，消解了西方文化主体地位，也表达了美国华裔的文化身份诉求。
[关键词]《女勇士》；文化翻译；第三空间；杂合
[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36121（2017）01011904
一、跨文化书写的文化翻译属性
（一）霍米·巴巴的文化翻译理论
霍米·巴巴认为：“文化翻译远远超越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文本中的文化翻译，不一定要涉及不同语言文化背景下两个不同的具体的文字文本”。[1]173 他认为，文化间的交流类似于隐喻意义上的“翻译”，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原初文化，所有的文化都在与其它文化不断地杂合，文化差异在文化交流中是不可避免的，文化翻译的过程就是构建文化身份的过程，是少数族文化存活策略。“背靠文化差异的概念，我试图把自己放在界线性的立场，放在作为差异的文化建构的生产性空间之中，放在差异或他者性的精神之中。”[2]209这一“生产性空间”不同于文化多元性，文化差异是“不可度量的”，是在触动引发认同一种异质阐释的“第三空间”。
巴巴认为，两种文化在交流时产生一个中间地带，即“第三空间”，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虚拟空间，文化差异只有在第三空间才能得以恰当阐释。两种文化并非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在交流中相互接触碰撞，在“第三空间”对话协商后产生两种文化的杂合体。文学作品中的杂合为主流文化注入新鲜血液，其目的在于解构并削弱权威力量。霍米·巴巴的文化翻译策略是从内部消解殖民话语，以此来颠覆殖民话语，同时构建少数族裔文化身份。巴巴的文化翻译理论不仅是某一具体文本的语言或文化转换，更是一种后殖民文学现象：翻译式书写。这为学界研究美国华裔作家的跨文化书写提供了全新的视野，使得我们从翻译视角研究华裔作品有理可依。
（二）跨文化书写的文化翻译属性
美国华裔作家的跨文书写究其本质是翻译式书写，他们的跨文化身份决定了他们书写的文化翻译属性。汤亭亭等华美作家出生在美国，从小受美国文化的熏陶，他们认同白人文化，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但同时他们又有着无法改变的华裔外在特征，这种特殊的经历使他们处于中美文化的“中间地带”，他们想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却是被白人看不起的少数族裔。霍米·巴巴与他们有着相似的经历，他是印度成长起来的波斯人后裔，其文化身份十分尴尬，他既非印度人，却成长在被英国殖民统治长达190年的印度，同时又是被一般印度人看不起的波斯人，并得以跻身于中产阶级之列，进入西方主流中心，现任教于哈佛大学。他的这种特殊的文化身份使他对少数族裔文学和文化身份有着切身体会，因此在族裔文学方面很有发言权。[3]39巴巴强调，将翻译作为文本策略的一种话语叙述方式，使其参与民族认同的构建活动。汤亭亭等美国华裔作家通过父辈的讲述和阅读翻译成英语的中国典籍来了解中国文化，从而获得对中国文化碎片化的记忆，他们所了解的中国故事是经过“翻译”的二手中国文化，而且在创作之前他们也没有回到母国来切身体会中国的风土人情，可见其并不关心能否真实地反映中国文化，而是要构建自己特殊的族裔文化身份。汤亭亭本人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她是美国人，《女勇士》不是写自身经历的传记，而是美国小说，其中的中国故事是经过她心灵的重述和润色而诞生的，是美籍华人的故事。因此她对中國故事的书写其实是巴巴所说的“翻译式书写”。在她的英文书写中，通过“翻译”完成自己文化身份的构建，并将中国的文化传统介绍到美国主流社会，因此汤亭亭的跨文化书写应属于翻译研究的范畴，这种书写涉及到两种语言和社会文化，不同的是其原文本并非具体的语言文本，而是抽象的社会文化。
二、文化翻译中的杂合
巴巴认为“文化杂合过程中产生新的、不同的、陌生的东西，产生意义协商的新领域”[4]211美国华裔文学作品体现出语言和文化上的高度杂合，他们的作品对于美国读者和中国读者来讲都是带有异域色彩的“他者”。
（一）语言层面
1.音译
有些标准的汉语拼音，如“yang”和“yin”[4]31，有些是夹杂了方言发音的汉语拼音，如“Kuei”[4]88， “mong” [4]92等。这些词多数出现在第一代华裔对话用语中，他们以此来斥责第二代华裔過分迎合美国文化，这种杂合了英汉两种语言的书写在破坏英语纯正性的同时保留了中国元素，突显华裔在美国社会中独特的“中国性”。
2. 直译
对于一些有独特中国文化内涵的表达，包括人名和称呼语，作者采用逐字对应的翻译方法，比如“Brave Orchid”[4]48，“Big wife”，“Little wife”[4]130等，以此来保留中国文化的特殊意象（“Orchid”对应“兰”）和独特的社会文化。
3.洋泾浜英语的使用
第一代华裔由于受到母语表达习惯的影响，说出的英语词法、句法都不准确，与地道地英语语言习惯不相符，带有汉语味。比如：“No read Japanese. Japanese words. Me Chinese”[4]52和“That's the year you turned old. Look at you， hair gone gray， and you haven't even fattened up yet……”[4]101第一代华裔英语表达的显著特征是不连贯的短句，这显然不符合英语语言表达习惯，因为英语注重形合，要求句子形式和结构完整，注重以形显义[5]48，而汉语注重意合，强调功能、意义[5]53，句子结构灵活，短小精悍，言简意赅。这种杂合式的英语保留汉语表达习惯，突显华裔异质文化身份。在后殖民语境中，中西方力量的较量也体现在不平等的语言地位上[6]137，小说中第一代美国华裔通过杂合了汉语的英语来时刻提醒自己在美国文化边缘地带的生存状况，突显出他们独特的文化立场和自我身份认同。汤亭亭在跨语际实践中加入了令人费解的汉语拼音和中式英语，使英语语言系统不再纯洁流畅，以此来抵制强势的美国文化，这种陌生化的手段使得读者不得不费力思考才能理解，使中国文化从内部慢慢渗透到美国主流文化中，从内部消解英语的霸权话语，同时为华裔美国人争取话语权。 （二）文化层面
《女勇士》中，汤亭亭对花木兰形象的成功改写，学界已经有深入探讨，这里不再赘述。其实在“白虎山学道”这一章节对花木兰故事的改写中，除了对人物赋予新的形象外，汤亭亭还通过很多细节来体现中西方文化的杂合。比如花木兰在报完国仇家恨回到家乡，“Wearing my black embroidered wedding coats， I knelt at my parentsinlaw’s feet……”[4]45，中国传统婚礼上新娘会穿刺绣礼服，但一定是红色的，代表喜庆、吉祥， “黑色”在中国文化中代表悲哀、压抑、肃穆、恐怖、邪恶等，不适合婚礼的气氛；西方的新娘一般穿白色的婚纱，新郎可以穿黑色的礼服，那么花木兰为什么会穿上黑色的婚礼服呢？汤亭亭笔下的花木兰武艺高强，英勇善战，表现出对强权和社会不平等的抗争精神，是不折不扣的女性主义者，汤亭亭还有意在木兰出征之前安排了岳母在岳飞身上刻字的情节，目的是使女性形象更具男性力量，黑色的婚礼服更突显其男性气质。“刺绣”代表中国元素，“黑色”又赋予其西方的男性气质，因此汤亭亭笔下的花木兰婚礼礼服也成了中西方文化的杂合体。
在《女勇士》中，作为文化译者的汤亭亭在其他許多细节之处对中国文化也做了改写。在“乡村医生”一章中，“母亲”在德功医专求学时，同寝室的女生讲述自己家里闹鬼的故事，驱鬼时她去世的曾祖父传来信，“we needed to put bigger helpings and a Fort in front of his plaque……”[4]65，要求他们在牌位前多放些供品和一辆福特车，中国民间的迷信传说其实都是源自生活，“母亲”的这段经历发生在抗日战争之前，当时的中国普通民众对福特车还不是那么耳熟能详，但经过汤亭亭这位文化译者的改写，美国的福特车出现在当时中国的鬼故事中；“母亲”从德功医专学成归来，回到广东省新社村行医，“母亲”医术高明，总是能把健康带给自己的每一个病人，村民们说“She must be a Jesus convert” [4]83，说她是耶稣的化身，中国的村民最多会说是“神的化身”或“神医”，不会说“耶稣的化身”，这显然是在中国故事中杂合了西方人的宗教信仰。这些细节进一步说明汤亭亭讲述的是美籍华裔而非中国人的事。
三、通过杂合实现华裔文化身份诉求
有学者认为，汤亭亭对中国故事的改写迎合了西方对东方的刻板印象和偏见，因此也被冠以自我殖民的标签，对此笔者不敢苟同。汤亭亭等美国华裔作家所做的文化翻译式书写是一种霍米·巴巴式的杂合批评策略，是少数族裔存活的策略，他们在文化夹缝中努力构建着自己的文化身份，由于身份是自我认同和他人认可的统一，他人对自我身份认同的认可对于自我身份的构建是十分重要的[7]89，在自我身份的构建过程中，必须与他人交流。因此，汤亭亭在书中写到中国故事时关心的并不是能否真实再现中国的文化，而是改写中国文化元素，翻译成英语读者能够读懂的英文，以此来达到交流的目的，但同时也在抵制西方主流话语。尼南贾纳认为，翻译不仅是殖民者实现殖民统治的帮凶，也是消解宗主国民族中心主义的力量[8]63，是解殖民的工具。汤亭亭在文化翻译式的跨文化书写中，加入了大量的异质文化元素，使中国文化介入到主流话语，以杂合的翻译策略使白人话语变得混杂，使中国文化从内部慢慢渗透到美国主流文化中，从内部消解英语的霸权话语和美国文化的主体地位，体现出华裔作家独特的语言创造力，成功地在中美文化的夹缝中寻求第三空间，宣布了自己美国华裔的身份诉求。
《女勇士》的开篇，母亲告诫叙述者不能把她讲的事情告诉别人，叙述者违背母亲的告诫，展开自己的叙述，以此汤亭亭开始寻求自我身份的构建，第二章重新塑造花木兰的形象，赋予其强烈的女性意识和族裔意识，刻画出果敢又有当担的华裔女性形象，使其摆脱弱势地位，以此汤亭亭努力重塑华裔族群形象，《女勇士》的结尾，“我”宣布要将蔡琰的故事和《胡笳十八拍》做出自己的解释，“The beginning is hers， the ending， mine”。 [4]206蔡琰是汉末三国时期才女，她擅长文学、音乐、书法，后值匈奴入侵，蔡琰被匈奴左贤王虐走，嫁给匈奴人，她饱尝了异族异乡异俗生活的痛苦，后来曹操统一北方后，用重金赎回了蔡琰。经过汤亭亭的改写，蔡琰完全适应了异域生活。“Her words seemed to be Chinese， but the barbarians understood their sadness and anger.” [4]209至此，兩种文化开始相互理解和沟通，蔡琰积极地适应异域生活环境，她还将两种文化结合，创作出流传至今的《胡笳十八拍》，歌词似乎是汉语的，蛮人用自己的乐器伴奏，这也是一种具有杂合性的新文化。汤亭亭用蔡琰的经历类比华裔的生活处境，暗示自己也可以像蔡琰那样在中美文化的边缘地带寻求生存之地，甚至可以通过改编和挪用中国故事来实现自身身份诉求，汤亭亭的这种努力事实证明也是成功的，她的作品在西方大受追捧，使她成功跻身美国主流文化中心，为美国华裔赢得话语权。
四、结语
霍米·巴巴的文化翻译理论远远超越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文本中的文化翻译，认为文化间的交流类似于隐喻意义上的“翻译”，文化翻译的过程就是构建文化身份的过程，是少数族文化存活策略。汤亭亭通过文化翻译完成自己的跨文化书写，与众多的华裔美国作家的作品一样，汤亭亭在《女勇士》中改写、挪用中国民间故事、神话传说、英雄人物等文化元素来重塑不完整的“中国”记忆，用掺杂中国方言、汉语拼音、汉语句式等语言元素的独树一格的英语来创作，体现出独特的语言创造力，使混杂的文化和语言元素介入到英语文本中，以破坏英语语言和文化的纯洁性来抵制强势美国文化的同化，从内部消解英语的霸权话语和美国文化的主体地位，表现出华裔美国人的创造力，以此来瓦解美国白人对华人的刻板印象，构建起中美文化夹缝中的第三文化身份，即华裔美国文化身份。汤亭亭等华裔美国作家不懈地追寻和构建自己的文化身份，为少数族裔争取话语权，这在全球化语境下对不同文化间的平等交流与对话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Homi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94.
[2]Homi Bhabha. Nation and Narration[M].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3]王宁.霍米巴巴和他的后殖民批评理论[J].南方文坛， 2002（6）： 3941.
[4]Maxine Hong Kingston. The Woman Warrior： Memoirs of a Girlhood Among Ghost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9.
[5]连淑能.英汉对比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3.
[6]Lawrence Venuti. ed. Rethinking Translation： Discourse，Subjectivity，Ideology[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1992.
[7]覃明興.移民的身份建构研究[J].浙江社会科学，2005（1）： 8894.
[8] Tejaswini Niranjana. Sitting Translation： History， Poststructuralism and the Colonial Context[M]. Berkeley &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9]于美娜.論“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公共外交发展策略[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159164.
[10]李一如.语言资源与国家安全战略[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152158.
[责任编辑]王立国
Cultural Hybridity in the Third Space：A study
of Cultural Translation in Maxine Hong Kingston′s The Woman Warrior
HUANG Weilong
（Neijiang Normal University， Neijiang Sichuan 641100， China）
Abstract：Cultural translation theory of Homi Bhabha， quite different from cultural translation of literary texts in the traditional sense， holds that cultural translation process is the one of building a cultural identity and it is the surviving policy of ethnic minority， which provides us a theoretical basis to investigate the ChineseAmerican authors’ intercultural wri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Maxine Hong Kingston successfully ascended to the mainstream of American society and won discursive power for ChineseAmericans through her intercultural writing. The same as many other ChineseAmerican writers， Kingston rewrote and reshaped incomplete Chinese memories in The Woman Warrior and constructed the third space between Chinese and American cultures through cultural hybridity， which weakened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Western culture and announced a ChineseAmerican cultural identity aspirations.
Keywords：The Woman Warrior； cultural translation； the third space； hybridity
[关键词]《女勇士》；文化翻译；第三空间；杂合
[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36121（2017）01011904
一、跨文化书写的文化翻译属性
（一）霍米·巴巴的文化翻译理论
霍米·巴巴认为：“文化翻译远远超越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文本中的文化翻译，不一定要涉及不同语言文化背景下两个不同的具体的文字文本”。[1]173 他认为，文化间的交流类似于隐喻意义上的“翻译”，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原初文化，所有的文化都在与其它文化不断地杂合，文化差异在文化交流中是不可避免的，文化翻译的过程就是构建文化身份的过程，是少数族文化存活策略。“背靠文化差异的概念，我试图把自己放在界线性的立场，放在作为差异的文化建构的生产性空间之中，放在差异或他者性的精神之中。”[2]209这一“生产性空间”不同于文化多元性，文化差异是“不可度量的”，是在触动引发认同一种异质阐释的“第三空间”。
巴巴认为，两种文化在交流时产生一个中间地带，即“第三空间”，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虚拟空间，文化差异只有在第三空间才能得以恰当阐释。两种文化并非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在交流中相互接触碰撞，在“第三空间”对话协商后产生两种文化的杂合体。文学作品中的杂合为主流文化注入新鲜血液，其目的在于解构并削弱权威力量。霍米·巴巴的文化翻译策略是从内部消解殖民话语，以此来颠覆殖民话语，同时构建少数族裔文化身份。巴巴的文化翻译理论不仅是某一具体文本的语言或文化转换，更是一种后殖民文学现象：翻译式书写。这为学界研究美国华裔作家的跨文化书写提供了全新的视野，使得我们从翻译视角研究华裔作品有理可依。
（二）跨文化书写的文化翻译属性
美国华裔作家的跨文书写究其本质是翻译式书写，他们的跨文化身份决定了他们书写的文化翻译属性。汤亭亭等华美作家出生在美国，从小受美国文化的熏陶，他们认同白人文化，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但同时他们又有着无法改变的华裔外在特征，这种特殊的经历使他们处于中美文化的“中间地带”，他们想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却是被白人看不起的少数族裔。霍米·巴巴与他们有着相似的经历，他是印度成长起来的波斯人后裔，其文化身份十分尴尬，他既非印度人，却成长在被英国殖民统治长达190年的印度，同时又是被一般印度人看不起的波斯人，并得以跻身于中产阶级之列，进入西方主流中心，现任教于哈佛大学。他的这种特殊的文化身份使他对少数族裔文学和文化身份有着切身体会，因此在族裔文学方面很有发言权。[3]39巴巴强调，将翻译作为文本策略的一种话语叙述方式，使其参与民族认同的构建活动。汤亭亭等美国华裔作家通过父辈的讲述和阅读翻译成英语的中国典籍来了解中国文化，从而获得对中国文化碎片化的记忆，他们所了解的中国故事是经过“翻译”的二手中国文化，而且在创作之前他们也没有回到母国来切身体会中国的风土人情，可见其并不关心能否真实地反映中国文化，而是要构建自己特殊的族裔文化身份。汤亭亭本人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她是美国人，《女勇士》不是写自身经历的传记，而是美国小说，其中的中国故事是经过她心灵的重述和润色而诞生的，是美籍华人的故事。因此她对中國故事的书写其实是巴巴所说的“翻译式书写”。在她的英文书写中，通过“翻译”完成自己文化身份的构建，并将中国的文化传统介绍到美国主流社会，因此汤亭亭的跨文化书写应属于翻译研究的范畴，这种书写涉及到两种语言和社会文化，不同的是其原文本并非具体的语言文本，而是抽象的社会文化。
二、文化翻译中的杂合
巴巴认为“文化杂合过程中产生新的、不同的、陌生的东西，产生意义协商的新领域”[4]211美国华裔文学作品体现出语言和文化上的高度杂合，他们的作品对于美国读者和中国读者来讲都是带有异域色彩的“他者”。
（一）语言层面
1.音译
有些标准的汉语拼音，如“yang”和“yin”[4]31，有些是夹杂了方言发音的汉语拼音，如“Kuei”[4]88， “mong” [4]92等。这些词多数出现在第一代华裔对话用语中，他们以此来斥责第二代华裔過分迎合美国文化，这种杂合了英汉两种语言的书写在破坏英语纯正性的同时保留了中国元素，突显华裔在美国社会中独特的“中国性”。
2. 直译
对于一些有独特中国文化内涵的表达，包括人名和称呼语，作者采用逐字对应的翻译方法，比如“Brave Orchid”[4]48，“Big wife”，“Little wife”[4]130等，以此来保留中国文化的特殊意象（“Orchid”对应“兰”）和独特的社会文化。
3.洋泾浜英语的使用
第一代华裔由于受到母语表达习惯的影响，说出的英语词法、句法都不准确，与地道地英语语言习惯不相符，带有汉语味。比如：“No read Japanese. Japanese words. Me Chinese”[4]52和“That's the year you turned old. Look at you， hair gone gray， and you haven't even fattened up yet……”[4]101第一代华裔英语表达的显著特征是不连贯的短句，这显然不符合英语语言表达习惯，因为英语注重形合，要求句子形式和结构完整，注重以形显义[5]48，而汉语注重意合，强调功能、意义[5]53，句子结构灵活，短小精悍，言简意赅。这种杂合式的英语保留汉语表达习惯，突显华裔异质文化身份。在后殖民语境中，中西方力量的较量也体现在不平等的语言地位上[6]137，小说中第一代美国华裔通过杂合了汉语的英语来时刻提醒自己在美国文化边缘地带的生存状况，突显出他们独特的文化立场和自我身份认同。汤亭亭在跨语际实践中加入了令人费解的汉语拼音和中式英语，使英语语言系统不再纯洁流畅，以此来抵制强势的美国文化，这种陌生化的手段使得读者不得不费力思考才能理解，使中国文化从内部慢慢渗透到美国主流文化中，从内部消解英语的霸权话语，同时为华裔美国人争取话语权。 （二）文化层面
《女勇士》中，汤亭亭对花木兰形象的成功改写，学界已经有深入探讨，这里不再赘述。其实在“白虎山学道”这一章节对花木兰故事的改写中，除了对人物赋予新的形象外，汤亭亭还通过很多细节来体现中西方文化的杂合。比如花木兰在报完国仇家恨回到家乡，“Wearing my black embroidered wedding coats， I knelt at my parentsinlaw’s feet……”[4]45，中国传统婚礼上新娘会穿刺绣礼服，但一定是红色的，代表喜庆、吉祥， “黑色”在中国文化中代表悲哀、压抑、肃穆、恐怖、邪恶等，不适合婚礼的气氛；西方的新娘一般穿白色的婚纱，新郎可以穿黑色的礼服，那么花木兰为什么会穿上黑色的婚礼服呢？汤亭亭笔下的花木兰武艺高强，英勇善战，表现出对强权和社会不平等的抗争精神，是不折不扣的女性主义者，汤亭亭还有意在木兰出征之前安排了岳母在岳飞身上刻字的情节，目的是使女性形象更具男性力量，黑色的婚礼服更突显其男性气质。“刺绣”代表中国元素，“黑色”又赋予其西方的男性气质，因此汤亭亭笔下的花木兰婚礼礼服也成了中西方文化的杂合体。
在《女勇士》中，作为文化译者的汤亭亭在其他許多细节之处对中国文化也做了改写。在“乡村医生”一章中，“母亲”在德功医专求学时，同寝室的女生讲述自己家里闹鬼的故事，驱鬼时她去世的曾祖父传来信，“we needed to put bigger helpings and a Fort in front of his plaque……”[4]65，要求他们在牌位前多放些供品和一辆福特车，中国民间的迷信传说其实都是源自生活，“母亲”的这段经历发生在抗日战争之前，当时的中国普通民众对福特车还不是那么耳熟能详，但经过汤亭亭这位文化译者的改写，美国的福特车出现在当时中国的鬼故事中；“母亲”从德功医专学成归来，回到广东省新社村行医，“母亲”医术高明，总是能把健康带给自己的每一个病人，村民们说“She must be a Jesus convert” [4]83，说她是耶稣的化身，中国的村民最多会说是“神的化身”或“神医”，不会说“耶稣的化身”，这显然是在中国故事中杂合了西方人的宗教信仰。这些细节进一步说明汤亭亭讲述的是美籍华裔而非中国人的事。
三、通过杂合实现华裔文化身份诉求
有学者认为，汤亭亭对中国故事的改写迎合了西方对东方的刻板印象和偏见，因此也被冠以自我殖民的标签，对此笔者不敢苟同。汤亭亭等美国华裔作家所做的文化翻译式书写是一种霍米·巴巴式的杂合批评策略，是少数族裔存活的策略，他们在文化夹缝中努力构建着自己的文化身份，由于身份是自我认同和他人认可的统一，他人对自我身份认同的认可对于自我身份的构建是十分重要的[7]89，在自我身份的构建过程中，必须与他人交流。因此，汤亭亭在书中写到中国故事时关心的并不是能否真实再现中国的文化，而是改写中国文化元素，翻译成英语读者能够读懂的英文，以此来达到交流的目的，但同时也在抵制西方主流话语。尼南贾纳认为，翻译不仅是殖民者实现殖民统治的帮凶，也是消解宗主国民族中心主义的力量[8]63，是解殖民的工具。汤亭亭在文化翻译式的跨文化书写中，加入了大量的异质文化元素，使中国文化介入到主流话语，以杂合的翻译策略使白人话语变得混杂，使中国文化从内部慢慢渗透到美国主流文化中，从内部消解英语的霸权话语和美国文化的主体地位，体现出华裔作家独特的语言创造力，成功地在中美文化的夹缝中寻求第三空间，宣布了自己美国华裔的身份诉求。
《女勇士》的开篇，母亲告诫叙述者不能把她讲的事情告诉别人，叙述者违背母亲的告诫，展开自己的叙述，以此汤亭亭开始寻求自我身份的构建，第二章重新塑造花木兰的形象，赋予其强烈的女性意识和族裔意识，刻画出果敢又有当担的华裔女性形象，使其摆脱弱势地位，以此汤亭亭努力重塑华裔族群形象，《女勇士》的结尾，“我”宣布要将蔡琰的故事和《胡笳十八拍》做出自己的解释，“The beginning is hers， the ending， mine”。 [4]206蔡琰是汉末三国时期才女，她擅长文学、音乐、书法，后值匈奴入侵，蔡琰被匈奴左贤王虐走，嫁给匈奴人，她饱尝了异族异乡异俗生活的痛苦，后来曹操统一北方后，用重金赎回了蔡琰。经过汤亭亭的改写，蔡琰完全适应了异域生活。“Her words seemed to be Chinese， but the barbarians understood their sadness and anger.” [4]209至此，兩种文化开始相互理解和沟通，蔡琰积极地适应异域生活环境，她还将两种文化结合，创作出流传至今的《胡笳十八拍》，歌词似乎是汉语的，蛮人用自己的乐器伴奏，这也是一种具有杂合性的新文化。汤亭亭用蔡琰的经历类比华裔的生活处境，暗示自己也可以像蔡琰那样在中美文化的边缘地带寻求生存之地，甚至可以通过改编和挪用中国故事来实现自身身份诉求，汤亭亭的这种努力事实证明也是成功的，她的作品在西方大受追捧，使她成功跻身美国主流文化中心，为美国华裔赢得话语权。
四、结语
霍米·巴巴的文化翻译理论远远超越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文本中的文化翻译，认为文化间的交流类似于隐喻意义上的“翻译”，文化翻译的过程就是构建文化身份的过程，是少数族文化存活策略。汤亭亭通过文化翻译完成自己的跨文化书写，与众多的华裔美国作家的作品一样，汤亭亭在《女勇士》中改写、挪用中国民间故事、神话传说、英雄人物等文化元素来重塑不完整的“中国”记忆，用掺杂中国方言、汉语拼音、汉语句式等语言元素的独树一格的英语来创作，体现出独特的语言创造力，使混杂的文化和语言元素介入到英语文本中，以破坏英语语言和文化的纯洁性来抵制强势美国文化的同化，从内部消解英语的霸权话语和美国文化的主体地位，表现出华裔美国人的创造力，以此来瓦解美国白人对华人的刻板印象，构建起中美文化夹缝中的第三文化身份，即华裔美国文化身份。汤亭亭等华裔美国作家不懈地追寻和构建自己的文化身份，为少数族裔争取话语权，这在全球化语境下对不同文化间的平等交流与对话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Homi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94.
[2]Homi Bhabha. Nation and Narration[M].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3]王宁.霍米巴巴和他的后殖民批评理论[J].南方文坛， 2002（6）： 3941.
[4]Maxine Hong Kingston. The Woman Warrior： Memoirs of a Girlhood Among Ghost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9.
[5]连淑能.英汉对比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3.
[6]Lawrence Venuti. ed. Rethinking Translation： Discourse，Subjectivity，Ideology[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1992.
[7]覃明興.移民的身份建构研究[J].浙江社会科学，2005（1）： 8894.
[8] Tejaswini Niranjana. Sitting Translation： History， Poststructuralism and the Colonial Context[M]. Berkeley &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9]于美娜.論“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公共外交发展策略[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159164.
[10]李一如.语言资源与国家安全战略[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152158.
[责任编辑]王立国
Cultural Hybridity in the Third Space：A study
of Cultural Translation in Maxine Hong Kingston′s The Woman Warrior
HUANG Weilong
（Neijiang Normal University， Neijiang Sichuan 641100， China）
Abstract：Cultural translation theory of Homi Bhabha， quite different from cultural translation of literary texts in the traditional sense， holds that cultural translation process is the one of building a cultural identity and it is the surviving policy of ethnic minority， which provides us a theoretical basis to investigate the ChineseAmerican authors’ intercultural wri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Maxine Hong Kingston successfully ascended to the mainstream of American society and won discursive power for ChineseAmericans through her intercultural writing. The same as many other ChineseAmerican writers， Kingston rewrote and reshaped incomplete Chinese memories in The Woman Warrior and constructed the third space between Chinese and American cultures through cultural hybridity， which weakened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Western culture and announced a ChineseAmerican cultural identity aspirations.
Keywords：The Woman Warrior； cultural translation； the third space； hybrid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