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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砂“云汉壶”（见图1）是顾景舟先生制作于1936年至1942年之间，底款为“武陵逸人”的作品，壶的选料考究、工艺精湛、方圆结合、圆润而挺拔，线条流畅优美，有如云之卷舒，手法高超、浑然天成，气质非凡超然。壶底钤“武陵逸人”方章一枚，盖内钤“景洲”铁线篆方章一枚，“景记”章一枚。壶体经岁月打磨，因而把款印章磨蚀难以辨识。
“云汉”造型初创于清代，本壶为顾景舟1936至1942年间的仿古时期之作。“云汉”壶名出自曹操《观沧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意境。细赏本壶，上好紫泥制作的壶体通体呈巧克力色，包浆玉润，触手若凝脂之肤。壶体方圆有致，壶身中心直径较宽，上窄下圆。壶流、壶把棱角分明，线条挺拔而流畅，器形严谨、古朴典雅、气度不凡。壶嘴至把手长约19 cm，高约9.5 cm，壶身直径约12.5 cm。于掌中摩挲赏玩之余，令人不禁感叹其工艺之精妙绝伦，对顾老壶艺之精绝生绵绵高山仰止之心。
业界对一代壶宗——顾景舟的研究一直以来缺乏系统性的论证，很多文章对顾氏晚期研究比较全面，而对他早期的、尤其是他上海时期作品的师承、仿古以及个人风格形成的研究很少，这也与顾景舟本人在世时很少提及这个时期有很大关系。顾老本人认为这虽是一段不光彩的历史，但是也有制作者的创造，或许正是因为有这种“不光彩”的因素，顾老本人讳言之。
据鲍建南的《漫谈顾景舟大师的艺名与壶上用印》文章介绍：在1970年底至1980年初，鲍建南与朱可心、李壮大、华阴棠等人在文物普查时拜访顾景舟，顾景舟说他是在1936年应上海“郞氏艺苑”之邀仿古作陶一年后始至1942年期间使用“武陵逸人”印章的。1942年他磨掉这枚“武陵逸人”印章，开始使用“自怡轩”印章，此时顾景舟在制壶时已经开始展现出个人的思想和情趣。顾景舟“武陵逸人”款识是顾景舟上海仿古时期的典型用印，用他自己的来话说就是“表露自己潇洒飘逸的个人风格，也表达自己奋发向上的远大理想和追求灵秀风格的奋斗目标”。
顾老没有详细阐释为何用“武陵逸人”来喻意自己的追求和抱负，我试着从字面意思来理解“武陵逸人”或者就是：在武陵的一个潇洒飘逸的世外之人（世外高人）。“武陵”一词最早出现于春秋时期楚国汉中郡武陵县（今湖北竹山一带），据历史学家石泉先生考证，湖南常德一带的武陵郡是从湖北竹山复制过去的，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的武陵就是指的此处。陶渊明虚构了一个令世人无限神往的乐土：“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自此，在世人心中“武陵”也就成了“桃花源”的代名词。1936-1942年正值抗日战争时期，这样美满的生活、这样美好的乐土也让战火间如浮萍般漂泊的顾景舟心神向往，愿为“武陵逸人”。
顾景舟这一上海时期的以古为师、潜心摹古的生活，让他掌握了非凡的紫砂制作技艺，并培养了高超的艺术审美眼光，使他的壶艺作品脱离了匠气，灵秀而古雅，一骑绝尘，后无来者。顾景舟擅制“光货”，他的创作手法师古而出新，造型合度严谨，线条如行云流水，壶身素净无饰，追求从轮廓、线条、体积以及比例，从细节到整体的完美极致。如此精湛无双的壶艺，让他成为了紫砂界的“壶艺泰斗”、“一代宗师”。
此把“云汉壶”便是顾景舟在此期间寄托个人追求和对于自由隐逸生活的美好向往的师古之作。据说该壶当时顾景舟只用“武陵逸人”款做了两把，后都流落到日本，后来该壶型一生都没有做过。
顾景舟在七十年代将“云汉壶”型改造后取名“汉云壶”（见图2），“汉云壶”壶型周正严谨，较“云汉壶”扁，壶体中心直径最宽，下半部分向下以45度弧线收窄，壶嘴、壶把皆随着壶体向下收窄，线条愈发显得挺秀流畅。远观壶身如一叶扁舟之舟身，壶嘴、壶把则如上翘的舟首和舟尾。桃花深处，一叶轻舟，缘溪而行，这似乎呼应了顾景舟早年“武陵逸人”印章中所传达的隐逸情怀。
纵观已经在国内外拍卖场上拍的各种顾景舟制紫砂壶，除在造型上略有些变化之外，作为紫砂壶鉴定重要依据之一的印章都是顾景舟常用的那几个印章，如顾景舟制、景舟制、荆南山樵、荆山樵隐……等，而钤有顾景舟早年制壶用印“武陵逸人”的紫砂壺却未见现身。
这件“武陵逸人”款“云汉壶”于2018年被北京华辰拍卖公司自日本征集而来，安排在春季拍卖的封底，起拍定价为五百万，足见重视程度非同一般。只可惜图录介绍因考据不足出现严重谬误，将此壶当做顾景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作品。遍查所有现存顾先生资料，1942年之后没有他做过“云汉”壶型的记录。拍卖图录将“云汉”与顾景舟七十年代根据“云汉”改良的壶型“汉云壶”混为一谈，可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着实可惜。
这是一件研究顾景舟上海仿古时期壶艺风格的上佳样品，也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孤品。对于研究顾景舟大师传承古代壶艺，继往开来、开拓创新的创作发展历程有着重要的意义，这是大家认知的历史空白点。借助对作品的研究我们得以还原历史的踪迹，考据大师的人生成长轨迹。观赏此作，用心品读顾景舟大师在战乱颠沛的年代中，为生计而不得不作伪，只能以“武陵逸人”寄托情怀的复杂心境，感怀之余，不由我们得更加珍惜当代所拥有的和平幸福的生活。
“云汉”造型初创于清代，本壶为顾景舟1936至1942年间的仿古时期之作。“云汉”壶名出自曹操《观沧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意境。细赏本壶，上好紫泥制作的壶体通体呈巧克力色，包浆玉润，触手若凝脂之肤。壶体方圆有致，壶身中心直径较宽，上窄下圆。壶流、壶把棱角分明，线条挺拔而流畅，器形严谨、古朴典雅、气度不凡。壶嘴至把手长约19 cm，高约9.5 cm，壶身直径约12.5 cm。于掌中摩挲赏玩之余，令人不禁感叹其工艺之精妙绝伦，对顾老壶艺之精绝生绵绵高山仰止之心。
业界对一代壶宗——顾景舟的研究一直以来缺乏系统性的论证，很多文章对顾氏晚期研究比较全面，而对他早期的、尤其是他上海时期作品的师承、仿古以及个人风格形成的研究很少，这也与顾景舟本人在世时很少提及这个时期有很大关系。顾老本人认为这虽是一段不光彩的历史，但是也有制作者的创造，或许正是因为有这种“不光彩”的因素，顾老本人讳言之。
据鲍建南的《漫谈顾景舟大师的艺名与壶上用印》文章介绍：在1970年底至1980年初，鲍建南与朱可心、李壮大、华阴棠等人在文物普查时拜访顾景舟，顾景舟说他是在1936年应上海“郞氏艺苑”之邀仿古作陶一年后始至1942年期间使用“武陵逸人”印章的。1942年他磨掉这枚“武陵逸人”印章，开始使用“自怡轩”印章，此时顾景舟在制壶时已经开始展现出个人的思想和情趣。顾景舟“武陵逸人”款识是顾景舟上海仿古时期的典型用印，用他自己的来话说就是“表露自己潇洒飘逸的个人风格，也表达自己奋发向上的远大理想和追求灵秀风格的奋斗目标”。
顾老没有详细阐释为何用“武陵逸人”来喻意自己的追求和抱负，我试着从字面意思来理解“武陵逸人”或者就是：在武陵的一个潇洒飘逸的世外之人（世外高人）。“武陵”一词最早出现于春秋时期楚国汉中郡武陵县（今湖北竹山一带），据历史学家石泉先生考证，湖南常德一带的武陵郡是从湖北竹山复制过去的，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的武陵就是指的此处。陶渊明虚构了一个令世人无限神往的乐土：“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自此，在世人心中“武陵”也就成了“桃花源”的代名词。1936-1942年正值抗日战争时期，这样美满的生活、这样美好的乐土也让战火间如浮萍般漂泊的顾景舟心神向往，愿为“武陵逸人”。
顾景舟这一上海时期的以古为师、潜心摹古的生活，让他掌握了非凡的紫砂制作技艺，并培养了高超的艺术审美眼光，使他的壶艺作品脱离了匠气，灵秀而古雅，一骑绝尘，后无来者。顾景舟擅制“光货”，他的创作手法师古而出新，造型合度严谨，线条如行云流水，壶身素净无饰，追求从轮廓、线条、体积以及比例，从细节到整体的完美极致。如此精湛无双的壶艺，让他成为了紫砂界的“壶艺泰斗”、“一代宗师”。
此把“云汉壶”便是顾景舟在此期间寄托个人追求和对于自由隐逸生活的美好向往的师古之作。据说该壶当时顾景舟只用“武陵逸人”款做了两把，后都流落到日本，后来该壶型一生都没有做过。
顾景舟在七十年代将“云汉壶”型改造后取名“汉云壶”（见图2），“汉云壶”壶型周正严谨，较“云汉壶”扁，壶体中心直径最宽，下半部分向下以45度弧线收窄，壶嘴、壶把皆随着壶体向下收窄，线条愈发显得挺秀流畅。远观壶身如一叶扁舟之舟身，壶嘴、壶把则如上翘的舟首和舟尾。桃花深处，一叶轻舟，缘溪而行，这似乎呼应了顾景舟早年“武陵逸人”印章中所传达的隐逸情怀。
纵观已经在国内外拍卖场上拍的各种顾景舟制紫砂壶，除在造型上略有些变化之外，作为紫砂壶鉴定重要依据之一的印章都是顾景舟常用的那几个印章，如顾景舟制、景舟制、荆南山樵、荆山樵隐……等，而钤有顾景舟早年制壶用印“武陵逸人”的紫砂壺却未见现身。
这件“武陵逸人”款“云汉壶”于2018年被北京华辰拍卖公司自日本征集而来，安排在春季拍卖的封底，起拍定价为五百万，足见重视程度非同一般。只可惜图录介绍因考据不足出现严重谬误，将此壶当做顾景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作品。遍查所有现存顾先生资料，1942年之后没有他做过“云汉”壶型的记录。拍卖图录将“云汉”与顾景舟七十年代根据“云汉”改良的壶型“汉云壶”混为一谈，可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着实可惜。
这是一件研究顾景舟上海仿古时期壶艺风格的上佳样品，也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孤品。对于研究顾景舟大师传承古代壶艺，继往开来、开拓创新的创作发展历程有着重要的意义，这是大家认知的历史空白点。借助对作品的研究我们得以还原历史的踪迹，考据大师的人生成长轨迹。观赏此作，用心品读顾景舟大师在战乱颠沛的年代中，为生计而不得不作伪，只能以“武陵逸人”寄托情怀的复杂心境，感怀之余，不由我们得更加珍惜当代所拥有的和平幸福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