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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愁，对于我们这一代人，似乎比较陌生。虽然我们经历过上山下乡，但随着时间的磨砺，也渐渐地把那种似乎可以称之为乡愁的感觉淡漠了。
我虽还未退休，可年龄相当的女同学、女荒友们都已经退休一段时间了，自然聚会越来越频繁。话题除了日常的琐碎客套之外，更多的还是对于儿时（少年、青年）的追忆。慢慢地，就像打开了一本尘封的诗集，润物细无声。而乡愁，就像书中文字的墨香，也浸染上自己的胸口心头。
乡愁是什么？乡愁是从记忆源头驶来的那条船上的一叶陈帆，渗透着故乡的气息；乡愁是夹在儿时课本中的一片枫叶，虽然色彩渐褪，可清晰的叶脉却溶解着多彩的无猜童真；乡愁虽然不是甜咸苦辣的味觉极端，可它好比几滴香醋，使你本来紧绷的生活增添了些许亲和、几缕温馨。而乡愁对于我，可能不像林海音、龙应台那么细腻缜密、柔情万种，我对于乡愁的界定，就是我儿时的东板桥，以及对我有异样感受的那个特别普通的粮店。
东板桥一条街，从东板桥北口数起，西边这溜儿：菜站（中转级批发站）、饭馆、酒铺、羊肉铺，然后是副食合作社，那时叫13店。然后是菜铺，接着就是北京卫戍区司令罗舜初家。东边这溜儿：剃头棚龚家、粮店、回民小吃白家、车马店，又是一个小杂货铺。再过了织染局胡同口，又一个剃头摊老杨家，然后就是北京的肉食品加工厂。这么密集的商业设施，在50年代就这么个规模，可见东板桥的人气。
我要说的粮店就设在东板桥这条小街的东北角。一个居民区，总有一个粮店。在上个世纪，粮店是和副食店、菜店、烟酒店分开的，这很正常。可为什么偏要说起粮店呢？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打我记事起，或者说我能够打酱油的时候起，买副食、买粮食的事情就由我——这个家里的小男子汉担当了。从每次买5斤分量的单一的棒子面、标准粉，到品种的增加，分量的加重。每次将近半月吃食的购买，都是我来操办。
其实，这对于当时那个年龄的孩子来说，是很正常的一件事。但正常中蕴含着特殊，因为买一次粮食总得花掉几块钱，可谓一大笔支出。所以有时候，管家的母亲总会留出毛八七的余份，作为母爱的恩赐。而这些钱，对我就是“大钱”了。所以，每月我总惦记着，又该买粮食了。
另一个更本质的原因，我的父亲也在粮店工作，但一直是在北京的远郊。原来在石景山，“文革”期间调到丰台。据母亲讲，因为早间家里靠父亲的工资买吃食，所以我的大姐每每哭的时候，母亲就哄她：MEN，火车来了，爸爸回来了。所以，我大姐的小名就叫MEN。在我有记忆的日子里，父亲从来没有完整地休息过法定假日，而每周的星期一晚上，他才赶回家来，休息到星期二下午，就又走了。每到星期一时，母亲总会留下一些钱，让我到东板桥的小酒铺打上二两酒，买一些酒菜来。因为时间总是错开，平时我很难和父亲呆上一整天，所以当时对于父亲只是一种理性大于感情的概念。
因为父亲也是在粮店工作，我为了了解父亲，对我所接触的这个粮店格外注意了起来。后来，学校组织作文比赛——“我的（母亲，父亲）”，我就开始认真观察起父亲来。
可以说，父亲没有什么爱好，平常也不多说话，只有我哥哥偶尔和他谈起篮球的时候，眉飞色舞。说到杨伯镛、钱澄海，如数家珍，三步上篮，联防盯人，绝对是行家老手。后来我才知道，父亲是国家级的二级篮球裁判（业余的不评一级裁判）。平时他到家，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事，只是在不停地抄写一些东西。我曾经偷偷地看过，原来是各种粮食品种，各种粮食分量购买时的不同组合。当时，商业提倡学习张秉贵“一把抓”（不是后来谣传的“一团火”），而粮食系统就搞“一口清”。父亲异常地认真，到家后不是抄写，就是默诵，好像他回家除了到烟袋斜街鑫园浴池洗个澡，就剩下这么一件事了。我当时看着觉着很好笑，给我唯一的感觉就是，父亲的钢笔字比我们学校教书法的老师写得还要好很多。现在想起来，无非父亲还真是把这种能够写得出留得住的字，作为一种硬笔书法修身养性了呢。
当我把这件事写到我的作文里的时候，在学校里得了第一名，但是事后老师跟我说：“你说的一口清，描写你父亲‘爱岗敬业’很生动，但是东板桥的粮店怎么就没有这种事呢？”为此我不服，我特意到东板桥的粮店去观察，这里的确和郊区粮店不太一样。售货员更宽泛一些，买什么用算盘一扒拉，也慢不了半分钟，差不了半分钱。所以，我就对父亲的这种行为感到了诧异。
因为如此，再加上我每月总去买粮食，所以对于当时粮食的一些事情了解得比较清楚。有时，为了和父亲搭话，便开始问各种各样跟粮食有关的话题——什么叫好米？什么叫籼米？什么叫碎米？什么时候我的粮食标准该长了？为什么北京没有半两粮票……只有这样的话题，父亲才可能给我说出几句完整的话来。通过观察父亲和我见到的粮店售货员，当时的我暗暗发誓：这辈子绝不当又脏又累、和家人没有感情交流的“卖粮食的”。
后来，长大上山下乡，与粮食最直接相关的就是全国粮票。当时，按每个人一个月的定量换全国粮票，在报上临时户口的原则之下，转化成当地粮票的同时，还可以含有半斤油票。那个时候，北大荒只有麦子（白面），所以有时候从家里带来几斤好米，几个同学晚上偷偷地围坐在火炕上，几乎不就任何蔬菜，只细品大米的清香。除了怀念家人，更体味到了家乡带来的大米饱含着的深情厚意。
等我返乡回城，父亲退休了。又过了一段时间，他老人家乘鹤西去。在整理旧物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份写得工工整整的检查材料。（这份检查，我至今珍藏着。）看过之后，原来母亲和我聊起的一些关于父亲的零散事情，一下串联了起来。而对于母亲说父亲是一个老实人，一个“绝不给家里惹事”的人，我才有了真正的理解。
我的爷爷是商震的一个军官，抗战之后退役赋闲。父亲是长房老大，备受宠爱，后来考取的是辅仁大学财会专业。解放后，作为留用人员进入了粮店系统。因为出身的关系，只能是最低级的普通营业员。毕竟学历在身，所以在那个小粮店里，工资是最高的。这必然引发各种问题，但父亲知道自己出身的症结，所以直到临退休的时候才涨了一次工资。粮店的工作无非两种，一是收款开票，一是柜台售粮。父亲可以称得上专业知识分子了，但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别人开票总有差漏，而父亲收款一清二楚。一来二去，父亲就基本是干收款开票了（非体力劳动）。虽然还是有人不时地找茬闹事，但父亲从来都不争，服从安排，放眼常宜，有容乃大。据我推想，当时的父亲为了维持家庭，忍辱负重，用自己的忍耐换得一家的平安无事。说起来简单容易，可人要是大半辈子都是这样走过来的，换作我肯定受不了。而正是因为父亲对于家庭的大爱，使得我家在“文革”的时候没有让人抓到把柄。面对这一沓材料，我流泪了——这才是真正的父亲，这才是真正的爱。
近几年，我总去拍胡同，也经常去东板桥，除了到东吉祥胡同我家的旧址去看一看之外，必定要走到东板桥的街口，总想看看那个粮店还在不在。其实，粮店是最早拆没的，但是我每每站在雪泥鸿爪犹存的废墟砖石之前时，晃动着的不仅是那个记忆犹存的粮店，更仿佛又见到了我的父亲——他那平和包容的伟岸心胸，他那知足常乐的只言片语。每当这个时候，我总要从心底说，男人，我的父亲！
编辑/麻 雯 mawen214@163.com
我虽还未退休，可年龄相当的女同学、女荒友们都已经退休一段时间了，自然聚会越来越频繁。话题除了日常的琐碎客套之外，更多的还是对于儿时（少年、青年）的追忆。慢慢地，就像打开了一本尘封的诗集，润物细无声。而乡愁，就像书中文字的墨香，也浸染上自己的胸口心头。
乡愁是什么？乡愁是从记忆源头驶来的那条船上的一叶陈帆，渗透着故乡的气息；乡愁是夹在儿时课本中的一片枫叶，虽然色彩渐褪，可清晰的叶脉却溶解着多彩的无猜童真；乡愁虽然不是甜咸苦辣的味觉极端，可它好比几滴香醋，使你本来紧绷的生活增添了些许亲和、几缕温馨。而乡愁对于我，可能不像林海音、龙应台那么细腻缜密、柔情万种，我对于乡愁的界定，就是我儿时的东板桥，以及对我有异样感受的那个特别普通的粮店。
东板桥一条街，从东板桥北口数起，西边这溜儿：菜站（中转级批发站）、饭馆、酒铺、羊肉铺，然后是副食合作社，那时叫13店。然后是菜铺，接着就是北京卫戍区司令罗舜初家。东边这溜儿：剃头棚龚家、粮店、回民小吃白家、车马店，又是一个小杂货铺。再过了织染局胡同口，又一个剃头摊老杨家，然后就是北京的肉食品加工厂。这么密集的商业设施，在50年代就这么个规模，可见东板桥的人气。
我要说的粮店就设在东板桥这条小街的东北角。一个居民区，总有一个粮店。在上个世纪，粮店是和副食店、菜店、烟酒店分开的，这很正常。可为什么偏要说起粮店呢？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打我记事起，或者说我能够打酱油的时候起，买副食、买粮食的事情就由我——这个家里的小男子汉担当了。从每次买5斤分量的单一的棒子面、标准粉，到品种的增加，分量的加重。每次将近半月吃食的购买，都是我来操办。
其实，这对于当时那个年龄的孩子来说，是很正常的一件事。但正常中蕴含着特殊，因为买一次粮食总得花掉几块钱，可谓一大笔支出。所以有时候，管家的母亲总会留出毛八七的余份，作为母爱的恩赐。而这些钱，对我就是“大钱”了。所以，每月我总惦记着，又该买粮食了。
另一个更本质的原因，我的父亲也在粮店工作，但一直是在北京的远郊。原来在石景山，“文革”期间调到丰台。据母亲讲，因为早间家里靠父亲的工资买吃食，所以我的大姐每每哭的时候，母亲就哄她：MEN，火车来了，爸爸回来了。所以，我大姐的小名就叫MEN。在我有记忆的日子里，父亲从来没有完整地休息过法定假日，而每周的星期一晚上，他才赶回家来，休息到星期二下午，就又走了。每到星期一时，母亲总会留下一些钱，让我到东板桥的小酒铺打上二两酒，买一些酒菜来。因为时间总是错开，平时我很难和父亲呆上一整天，所以当时对于父亲只是一种理性大于感情的概念。
因为父亲也是在粮店工作，我为了了解父亲，对我所接触的这个粮店格外注意了起来。后来，学校组织作文比赛——“我的（母亲，父亲）”，我就开始认真观察起父亲来。
可以说，父亲没有什么爱好，平常也不多说话，只有我哥哥偶尔和他谈起篮球的时候，眉飞色舞。说到杨伯镛、钱澄海，如数家珍，三步上篮，联防盯人，绝对是行家老手。后来我才知道，父亲是国家级的二级篮球裁判（业余的不评一级裁判）。平时他到家，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事，只是在不停地抄写一些东西。我曾经偷偷地看过，原来是各种粮食品种，各种粮食分量购买时的不同组合。当时，商业提倡学习张秉贵“一把抓”（不是后来谣传的“一团火”），而粮食系统就搞“一口清”。父亲异常地认真，到家后不是抄写，就是默诵，好像他回家除了到烟袋斜街鑫园浴池洗个澡，就剩下这么一件事了。我当时看着觉着很好笑，给我唯一的感觉就是，父亲的钢笔字比我们学校教书法的老师写得还要好很多。现在想起来，无非父亲还真是把这种能够写得出留得住的字，作为一种硬笔书法修身养性了呢。
当我把这件事写到我的作文里的时候，在学校里得了第一名，但是事后老师跟我说：“你说的一口清，描写你父亲‘爱岗敬业’很生动，但是东板桥的粮店怎么就没有这种事呢？”为此我不服，我特意到东板桥的粮店去观察，这里的确和郊区粮店不太一样。售货员更宽泛一些，买什么用算盘一扒拉，也慢不了半分钟，差不了半分钱。所以，我就对父亲的这种行为感到了诧异。
因为如此，再加上我每月总去买粮食，所以对于当时粮食的一些事情了解得比较清楚。有时，为了和父亲搭话，便开始问各种各样跟粮食有关的话题——什么叫好米？什么叫籼米？什么叫碎米？什么时候我的粮食标准该长了？为什么北京没有半两粮票……只有这样的话题，父亲才可能给我说出几句完整的话来。通过观察父亲和我见到的粮店售货员，当时的我暗暗发誓：这辈子绝不当又脏又累、和家人没有感情交流的“卖粮食的”。
后来，长大上山下乡，与粮食最直接相关的就是全国粮票。当时，按每个人一个月的定量换全国粮票，在报上临时户口的原则之下，转化成当地粮票的同时，还可以含有半斤油票。那个时候，北大荒只有麦子（白面），所以有时候从家里带来几斤好米，几个同学晚上偷偷地围坐在火炕上，几乎不就任何蔬菜，只细品大米的清香。除了怀念家人，更体味到了家乡带来的大米饱含着的深情厚意。
等我返乡回城，父亲退休了。又过了一段时间，他老人家乘鹤西去。在整理旧物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份写得工工整整的检查材料。（这份检查，我至今珍藏着。）看过之后，原来母亲和我聊起的一些关于父亲的零散事情，一下串联了起来。而对于母亲说父亲是一个老实人，一个“绝不给家里惹事”的人，我才有了真正的理解。
我的爷爷是商震的一个军官，抗战之后退役赋闲。父亲是长房老大，备受宠爱，后来考取的是辅仁大学财会专业。解放后，作为留用人员进入了粮店系统。因为出身的关系，只能是最低级的普通营业员。毕竟学历在身，所以在那个小粮店里，工资是最高的。这必然引发各种问题，但父亲知道自己出身的症结，所以直到临退休的时候才涨了一次工资。粮店的工作无非两种，一是收款开票，一是柜台售粮。父亲可以称得上专业知识分子了，但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别人开票总有差漏，而父亲收款一清二楚。一来二去，父亲就基本是干收款开票了（非体力劳动）。虽然还是有人不时地找茬闹事，但父亲从来都不争，服从安排，放眼常宜，有容乃大。据我推想，当时的父亲为了维持家庭，忍辱负重，用自己的忍耐换得一家的平安无事。说起来简单容易，可人要是大半辈子都是这样走过来的，换作我肯定受不了。而正是因为父亲对于家庭的大爱，使得我家在“文革”的时候没有让人抓到把柄。面对这一沓材料，我流泪了——这才是真正的父亲，这才是真正的爱。
近几年，我总去拍胡同，也经常去东板桥，除了到东吉祥胡同我家的旧址去看一看之外，必定要走到东板桥的街口，总想看看那个粮店还在不在。其实，粮店是最早拆没的，但是我每每站在雪泥鸿爪犹存的废墟砖石之前时，晃动着的不仅是那个记忆犹存的粮店，更仿佛又见到了我的父亲——他那平和包容的伟岸心胸，他那知足常乐的只言片语。每当这个时候，我总要从心底说，男人，我的父亲！
编辑/麻 雯 mawen214@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