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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中国与俄罗斯经济的复苏，国际关系的学者认为美国的权力正在逐步降低。权力衰弱论在一定程度上对美国的国际地位造成了冲击。本文通过研究美国的权力的发展现状，发现美国的绝对权力依然保持优势，总结美国要维持超级大国地位，权力必须转型。即软实力将在21世纪的安全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
【关键词】：美国政治 权力转型 软实力
一、美国权力的现状概述
美国竞争力委员会提供的数据表明美国的权力正在逐渐下降。权力的获得需要资源，使资源成为政治实力。进入21世纪，不仅传统的资源可以转化为权力，而且科技将成为权力转化的核心要素。地理位置退居次要地位，全球网络把世界联系在一起，因此，对新信息的快速灵活反应变得日益重要。在信息技术中，当知识取代材料成为必要的经济资源时，权力将得到提升。在均势中，相对权力是一个零和游戏，一方所得必是一方的减少。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权力优势是异常的，其他国家复苏后，美国的权力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会有所下降。美国可能因为其他国家权力的上升而失去在结构中的有利地位。
约瑟夫·奈把国家的衰落分为绝对衰弱和相对衰弱。绝对衰弱，意味着失去主要权力资源或有效使用自身资源的能力;而相对衰弱，意味着其他国家权力资源增长更快或更有效地使用。但是，绝对衰弱在通常情况下不可能出现，绝对衰弱没有相对衰弱那么普遍。在国际政治中，权力是相对的，美国的地位取决于其调整者的权力状况。基于意识形态的不同，美国难免会受到共产主义国家的冲击，此外，伴随全球经济的增长，国家的技术在全球传播，美国的盟友也开始挑战美国的权力。
俄罗斯的经济与军事实力是不协调的，其经济没有充分地调整以适应全球经济（如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危险来临是，俄国的经济是否能给予军事足够的支持，将是难以预料的。但是，基于俄国的基本资源和军事实力，俄罗期作为将以大国的身份参与国际政治。俄罗斯不可能继续如冷战时期那样，成为美国的绝对挑战者。
庞大的人口数量和辽阔的地域规模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战后，中国的经济、军事和科技突飞猛进地发展。中国开始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力量活跃在国际政治舞台。大量的学者预测，中国的崛起将威胁美国的权力地位。但是，中国的人口素质相对于不高，中国政府也在逐渐推进教育改革。虽然经济GNP名列前茅，但是人均收入偏低。中国能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成为美国的挑战者取决于其经济与政治的凝聚力。
根据霸权转移理论和帝国扩张理论，霸权国家将被以前的盟友所取代。二战后，美国可以凭借地区优势扮演曾经大英帝国“离岸平衡手”的角色，建立相对霸权。世界上没有国家能建立绝对霸权，拿破仑和希特勒都做过建立世界霸权的美梦，但最终都破灭了。美国的意识形态使美国走向了建立霸权的反方向。美国为了援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盟友在经济上推出了马歇尔计划，还在军事上防止苏联对西欧的入侵，对西欧国家提供核保护。也就是说，美国根本没有建立霸权，更谈不上霸权转移。此外，欧洲的经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恢复，但是在政治上一体化的进程缓慢。如果欧洲同盟难以建立，它们就没有足够的实力挑战美国。
如今，美国有很强大的科技基础、根深蒂固的企业化传统以及发达的资本市场。美国对资本的吸引力仍旧很强，这是因为美国市场安全且利润丰厚。而且与传统观点不同，美国的工作价值观比其他工业化民主国家都强大。总之，战后美国从来也没有享受过普遍性的霸权优势，所以未来美国也不会失去世界领导者的身份。其他国家不断发展，相对衰弱也是必然的。衰弱之忧可能对美国的权力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权力转型方向
美国的权力是实现或追求目标的能力。如今的权力资源与以往的权力资源相比，引入了更多的变化。约瑟夫·奈认为至少五个因素导致了权力的不断变化：经济的相互依赖、跨国行为体、弱国的民族主义、技术的扩散传播和不断变化的政治问题。这些因素相互作用于美国的政治，导致美国的权力相对衰弱。
权力转化是一种将以资源来衡量的潜在权力转化为以改变他人的行为来衡量实际权力的能力。美国权力资源的多样性和规模可以确保美国参与更多的政治游戏，因此美国比其他国家拥有更多的能够在不同问题中进行转换的资本。由于美国的孤立主义文化内涵，美国国内普遍呼吁从国际事务撤出一定程度的力量，缓解国内的经济困境。例如，美国民众希望降低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经费和削减军事开支。但是，信息技术的进步已经把各国紧密联系在一起，信息经济要求信息的广泛共享以尽可能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同时，从国际政治事务中撤退，将在国际均势的较量中，降低美国的政治影响力。
美国的权力转型需要以确保美国的竞争力为基础。所谓的竞争力是一个国家实现国内经济增长时，满足自由国际市场测试的一种能力。它是一种能够长期平衡出口和进口，且不受美元持续贬值，国内收入减少的影响的普遍能力。也就是说，美国需要兼顾国内经济与国际社会。日本的经济持续增长，但是在国防上的投入仅占GNP的3%，并不是所有的权力资源都能被成功的调动，民众的政治意愿很重要。
美国要想在均势中立于不败之地，就需要有能力为国际安全投入经费。没有这种的能力，美国想在潜在实力转化为政治权力的能力也就失去了。美国国内反建制的情绪高涨，2016年特朗普的成功当选把反建制推向高潮。美国民众对国家的治理能力满意度持续低迷。美国的权力转型必须首先立足于国内改革，国内的稳定度越高，美国参与国际政治的热情越高。
三、对美国权力的重新审视
美国的权力转型不仅需要对硬实力进行更新，软实力的重要性也与日俱增。如果一个国家对有一套高效的治理制度，那么其他国家为了不在权力格局中处于被动地位，会学习并效仿其政治体系。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论述了美国的政治制度的优越性，从而为法国的治理提供经验。权力的这个特性，被称为同化性权力，同化性权力依赖与思想的魅力或政治制度的优越性。与硬实力的强制行为相反，这种权力方式需要国家自主的选择要不要追随。主动的服从被被动的接受效率更高。塑造偏好的能力倾向于与无形资源如文化、意识形态和政治机制紧密相关。这个维度的权力就是软实力，与有形资源相关的硬实力形成鲜明地对比。由于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片面地追求硬实力的研发将加重国内社会的经济负担。与传统的常规武器不同，核武器的经济成本过高;核优势不再取决于拥有核弹头的数量，而是主要取决于承受核打击的能力。一国军事能力提升，其他国家为了国家生存也争相提高军事实力，导致了军事竞赛愈演愈烈，战争可能一触即发。
从下表中，可以看出权力资源增添了新的属性，软实力与硬实力一样重要。如果一个国家使它的权力比其他权力更具有合法性，那么它就会在国际社会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同。冷战时期，美国的自由主义思想倡导的民主与自由，就成功地吸引了西欧国家。意识形态的较量，往往也是关于政治合法性的较量。如果美国能建立同它的社会一致的国际制度，那么追随美国的国家就不太可能挑战这样的国际制度。换句话说，软实力的成本没有硬实力那么高昂。一个国家文化的普世性以及设置一系列有利于自身且能够主导国际活动领域的规则和制度的能力是当今权力的重要来源。
结论： 美国的政治文化和其他文明的文化不同，它注重美国例外主义、道德内涵和孤立主义。因为华盛顿的告别演说使美国在世纪一直远离世界政治中的均势。随着时代的发展，孤立主义逐渐遭到现实主义的挑战，陆续从美国的政治生活中撤退。米尔斯海默认为美国的成功与独特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正是这种特殊的环境条件，使美国得以在均势中能继承大英帝国的“离岸平衡手”的角色，居于超级大国的地位，中国和俄罗斯则被称为大国。例外主义的思想让美国人觉得对全球治理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了维护国际和平，美国需要适时优化权力资源的配置，平衡各方的实力。美国的道德内涵自由和人權使美国对其他国家更具有吸引力，西方国家一直借鉴美国的政治制度，它们所带来的价值比硬实力带来的权力更有效。一句话，21世纪国家之间的政治较量，软实力将转化为实际的影响力。
【关键词】：美国政治 权力转型 软实力
一、美国权力的现状概述
美国竞争力委员会提供的数据表明美国的权力正在逐渐下降。权力的获得需要资源，使资源成为政治实力。进入21世纪，不仅传统的资源可以转化为权力，而且科技将成为权力转化的核心要素。地理位置退居次要地位，全球网络把世界联系在一起，因此，对新信息的快速灵活反应变得日益重要。在信息技术中，当知识取代材料成为必要的经济资源时，权力将得到提升。在均势中，相对权力是一个零和游戏，一方所得必是一方的减少。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权力优势是异常的，其他国家复苏后，美国的权力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会有所下降。美国可能因为其他国家权力的上升而失去在结构中的有利地位。
约瑟夫·奈把国家的衰落分为绝对衰弱和相对衰弱。绝对衰弱，意味着失去主要权力资源或有效使用自身资源的能力;而相对衰弱，意味着其他国家权力资源增长更快或更有效地使用。但是，绝对衰弱在通常情况下不可能出现，绝对衰弱没有相对衰弱那么普遍。在国际政治中，权力是相对的，美国的地位取决于其调整者的权力状况。基于意识形态的不同，美国难免会受到共产主义国家的冲击，此外，伴随全球经济的增长，国家的技术在全球传播，美国的盟友也开始挑战美国的权力。
俄罗斯的经济与军事实力是不协调的，其经济没有充分地调整以适应全球经济（如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危险来临是，俄国的经济是否能给予军事足够的支持，将是难以预料的。但是，基于俄国的基本资源和军事实力，俄罗期作为将以大国的身份参与国际政治。俄罗斯不可能继续如冷战时期那样，成为美国的绝对挑战者。
庞大的人口数量和辽阔的地域规模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战后，中国的经济、军事和科技突飞猛进地发展。中国开始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力量活跃在国际政治舞台。大量的学者预测，中国的崛起将威胁美国的权力地位。但是，中国的人口素质相对于不高，中国政府也在逐渐推进教育改革。虽然经济GNP名列前茅，但是人均收入偏低。中国能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成为美国的挑战者取决于其经济与政治的凝聚力。
根据霸权转移理论和帝国扩张理论，霸权国家将被以前的盟友所取代。二战后，美国可以凭借地区优势扮演曾经大英帝国“离岸平衡手”的角色，建立相对霸权。世界上没有国家能建立绝对霸权，拿破仑和希特勒都做过建立世界霸权的美梦，但最终都破灭了。美国的意识形态使美国走向了建立霸权的反方向。美国为了援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盟友在经济上推出了马歇尔计划，还在军事上防止苏联对西欧的入侵，对西欧国家提供核保护。也就是说，美国根本没有建立霸权，更谈不上霸权转移。此外，欧洲的经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恢复，但是在政治上一体化的进程缓慢。如果欧洲同盟难以建立，它们就没有足够的实力挑战美国。
如今，美国有很强大的科技基础、根深蒂固的企业化传统以及发达的资本市场。美国对资本的吸引力仍旧很强，这是因为美国市场安全且利润丰厚。而且与传统观点不同，美国的工作价值观比其他工业化民主国家都强大。总之，战后美国从来也没有享受过普遍性的霸权优势，所以未来美国也不会失去世界领导者的身份。其他国家不断发展，相对衰弱也是必然的。衰弱之忧可能对美国的权力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权力转型方向
美国的权力是实现或追求目标的能力。如今的权力资源与以往的权力资源相比，引入了更多的变化。约瑟夫·奈认为至少五个因素导致了权力的不断变化：经济的相互依赖、跨国行为体、弱国的民族主义、技术的扩散传播和不断变化的政治问题。这些因素相互作用于美国的政治，导致美国的权力相对衰弱。
权力转化是一种将以资源来衡量的潜在权力转化为以改变他人的行为来衡量实际权力的能力。美国权力资源的多样性和规模可以确保美国参与更多的政治游戏，因此美国比其他国家拥有更多的能够在不同问题中进行转换的资本。由于美国的孤立主义文化内涵，美国国内普遍呼吁从国际事务撤出一定程度的力量，缓解国内的经济困境。例如，美国民众希望降低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经费和削减军事开支。但是，信息技术的进步已经把各国紧密联系在一起，信息经济要求信息的广泛共享以尽可能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同时，从国际政治事务中撤退，将在国际均势的较量中，降低美国的政治影响力。
美国的权力转型需要以确保美国的竞争力为基础。所谓的竞争力是一个国家实现国内经济增长时，满足自由国际市场测试的一种能力。它是一种能够长期平衡出口和进口，且不受美元持续贬值，国内收入减少的影响的普遍能力。也就是说，美国需要兼顾国内经济与国际社会。日本的经济持续增长，但是在国防上的投入仅占GNP的3%，并不是所有的权力资源都能被成功的调动，民众的政治意愿很重要。
美国要想在均势中立于不败之地，就需要有能力为国际安全投入经费。没有这种的能力，美国想在潜在实力转化为政治权力的能力也就失去了。美国国内反建制的情绪高涨，2016年特朗普的成功当选把反建制推向高潮。美国民众对国家的治理能力满意度持续低迷。美国的权力转型必须首先立足于国内改革，国内的稳定度越高，美国参与国际政治的热情越高。
三、对美国权力的重新审视
美国的权力转型不仅需要对硬实力进行更新，软实力的重要性也与日俱增。如果一个国家对有一套高效的治理制度，那么其他国家为了不在权力格局中处于被动地位，会学习并效仿其政治体系。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论述了美国的政治制度的优越性，从而为法国的治理提供经验。权力的这个特性，被称为同化性权力，同化性权力依赖与思想的魅力或政治制度的优越性。与硬实力的强制行为相反，这种权力方式需要国家自主的选择要不要追随。主动的服从被被动的接受效率更高。塑造偏好的能力倾向于与无形资源如文化、意识形态和政治机制紧密相关。这个维度的权力就是软实力，与有形资源相关的硬实力形成鲜明地对比。由于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片面地追求硬实力的研发将加重国内社会的经济负担。与传统的常规武器不同，核武器的经济成本过高;核优势不再取决于拥有核弹头的数量，而是主要取决于承受核打击的能力。一国军事能力提升，其他国家为了国家生存也争相提高军事实力，导致了军事竞赛愈演愈烈，战争可能一触即发。
从下表中，可以看出权力资源增添了新的属性，软实力与硬实力一样重要。如果一个国家使它的权力比其他权力更具有合法性，那么它就会在国际社会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同。冷战时期，美国的自由主义思想倡导的民主与自由，就成功地吸引了西欧国家。意识形态的较量，往往也是关于政治合法性的较量。如果美国能建立同它的社会一致的国际制度，那么追随美国的国家就不太可能挑战这样的国际制度。换句话说，软实力的成本没有硬实力那么高昂。一个国家文化的普世性以及设置一系列有利于自身且能够主导国际活动领域的规则和制度的能力是当今权力的重要来源。
结论： 美国的政治文化和其他文明的文化不同，它注重美国例外主义、道德内涵和孤立主义。因为华盛顿的告别演说使美国在世纪一直远离世界政治中的均势。随着时代的发展，孤立主义逐渐遭到现实主义的挑战，陆续从美国的政治生活中撤退。米尔斯海默认为美国的成功与独特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正是这种特殊的环境条件，使美国得以在均势中能继承大英帝国的“离岸平衡手”的角色，居于超级大国的地位，中国和俄罗斯则被称为大国。例外主义的思想让美国人觉得对全球治理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了维护国际和平，美国需要适时优化权力资源的配置，平衡各方的实力。美国的道德内涵自由和人權使美国对其他国家更具有吸引力，西方国家一直借鉴美国的政治制度，它们所带来的价值比硬实力带来的权力更有效。一句话，21世纪国家之间的政治较量，软实力将转化为实际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