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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400位最高纳税者的收入，是来自不动产和股票等各种资产的增值，以及出售家庭生意带来的投资收益和资本利得。这是都是为合理避税留下了便利。如巴菲特喜欢谈到的那样，因自己的大多数收入来自分红，其所得税税率会比打扫办公室的清洁工的税率更低。
成为亿万富翁的好处之一就是可以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在福布斯富豪榜上，资产值为24亿美元的小朱利安·H·罗伯逊(Julian H. Robertson,Jr.,)，老虎基金的创立人，数十年来，就过着这样的生活。
罗伯逊的一个典型的工作周就是一个四处走动的过程，司机把他从家里接走，送到纽约市中心办公，下班后到长岛的高尔夫俱乐部，再到他的公司总部。度假时期的他更是全球游走，或是在新西兰的别墅游泳，或是到爱尔兰打高尔夫。但是，再有钱的富人也有身不由己的时候，也就是当他需要面对城市税的时候。
纽约城市税只针对纽约客—居住在纽约市的人。只要你不住在纽约市，哪怕你在此地工作或者拥有此地房产，就不需要纳城市税。所以，对于罗伯逊而言，再有钱，为了省下城市税，他也必须上演一场美国版的“逃离北上广”—在纽约市停留的时间不能超过半年，即183天。
为了精确计算出自己的纽约时间，罗伯逊专门雇了一个助理来计划他的纽约时间表。表上只有两栏内容：城内VS城外。周五是社交夜，对于罗伯逊来说，更是冒险夜。最为紧张的就是罗伯逊的司机，他必须确保在午夜正点将罗伯逊载离纽约城，这样一来就赚了一天的城市税。只要午夜12点过1分，罗伯逊未离开纽约城，他就必须多交一整天的城市税。尽管如此谨慎小心地躲避城市税，罗伯逊还是有过失手的记录。在2000年，罗伯逊需要补交的城市税为26,702,341美元，算上利息总共是73,200,000美元。
当富翁要面对的是离开国界而不是城市的时候，用汽车避税显然力有不逮。英国的一位富翁出动的是喷气式飞机。根据英国的税法规定，在英国居住超过183天就需要按年度应税，或者连续4年每年来英国居住超过91天也要按年度应税。为了减少在英国境内停留的时间，他只好乘坐私人飞机，离开英国空域，在飞机上睡一夜，后半夜飞回来，这样便能赚得一天少纳税。在2010年以前，进入或离开英国的当天不计入停留时间，因而那名富翁每飞一晚可以“节省”两天。英国税务当局随后修改规定，如果当天入境，待到午夜，算作一天。与需要缴纳的税费相比，显然在喷气式飞机上过夜的费用要低，难怪他会号称：“你可以每周在私人喷气机上睡3晚，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整个世界都是你的”。
不做美国人
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有人为了成为美国人，愿用10年的税款给自己铺出一条后路，如今却正有人因为税款，从这后路上义无返顾地撤出来。绿卡不只是一份移民文件：它使绿卡获得者成为美国居民，从而使其受制于美国税法，无论每年在美国居住多少天，绿卡持有者都必须向美国申报个人在世界各地的收入情况。持有美国国籍的超级富豪，会动用一切资源来合理避税，而还有那么些人，干脆就放弃美国国籍。
根据BBC报道，著名社交网站“脸书”（Facebook）创办人之一的沙佛林已经在这家公司上市前夕放弃美国国籍，他为此避税6亿美元。沙佛林现在是新加坡国籍。遭媒体披露避税意图的沙佛林，其后发表声明表示，他放弃美国国籍的决定，主要是基于他个人在新加坡的工作和生活兴趣。“自2009年开始我就一直常住在新加坡。我有义务并也将会向美国政府交纳数百万美元的税款。我已经缴纳了作为美国公民时所得任何收入的税款，而且我还将继续纳税。”尽管美国政府也会向沙佛林追讨 “离境税”，但不会高于沙佛林已经省下来的6亿美元。
沙佛林只是如今众多放弃美国国籍的美国人中的一员。据统计，2011年，约有1780名常居海外的美国人放弃了自己的美国公民身份，而据联邦公报统计，这一数字在2008年尚为235人。
在瑞士首都伯尔尼，美国使馆需要特别雇用员工来应对诸多公民放弃国籍造成的巨大工作量。美国公民放弃自己国籍的仪式是在一个带有防弹玻璃窗户的小隔间里举行的，使馆官员会问，他们是否自愿，是否明白这个行为带来的影响等。整个仪式历时10分钟，为了放弃国籍，那些申请人还需缴纳450美元的费用，如果他们的资产超过200万美元，或者在过去5年里他们每年的纳税账单超过15.1万美元，那他们还可能得为尚未实现的资本利益缴纳数目不等的“出门税”。比如沙佛林，就需要付出3.65亿美元的“出门税”。此后3个月内他们将收到一份证书，告诉他们不再是美国公民，不再享有美国政府的服务和保护。
美国国务院女发言人伊莉萨白·菲南曾透露说，平均每年约有1100人放弃美国国籍。无论是居住在哪儿，每个海外美国公民纳税起征点都是9.51万美元，即便是用于支付养老金的那部分开支也无法免税。“你省下的每一块钱，最后都给了美国税务员。这是人们放弃国籍的一个原因。”苏黎世的安娜福德集团的美国税务律师马修·莱德维娜哀叹。
见招拆招，步步为营
即便你放弃了美国国籍，只要你在美国境内拥有房产或者在美国一年内居住时间超过182天，你就必须缴纳联邦税。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今年年初，被称为创下纽约市公寓房的历史最高售价的房地产交易，是以信托基金的名义完成的，而非个人。
这栋位于中央公园西大道15号的四居室公寓套房的成交价是8200万美元，卖家是华尔街金融巨头、花旗集团前董事长桑迪·威尔，买家则是俄罗斯亿万富翁德米特里·雷波诺列夫。《华尔街日报》称，这笔交易为纽约市和纽约州带来250万美元税收。而帮助双方完成这笔交易的房产经纪人获得了高达350万美元的创纪录佣金。信托基金的受益人是德米特里的大女儿叶卡捷琳娜，直到成交后，叶卡捷琳娜都没有见过自己的豪宅。她父亲购买的目的只是为了方便女儿今年9月在纽约攻读艺术学位。
以信托基金或者公司名义购买房产，是富人们常用的避税手段。最为诟病的做法往往也最常见的是，通过给运作不积极的慈善机构捐钱。2010年，巴菲特的年度调整后收入总额（Adjusted Gross Income）为62.855.038美元，他只需为此缴纳11%的税，因其大部分收入为资本利得和流向慈善机构，他实际只需为收入的一半纳税，即39.814.784美元。相比较之下，他手下的雇员，因为收入属于劳动所得而非资本利得，则需要缴纳30%的个人所得税。 为此，巴菲特公开表示，美国过于溺爱超级富豪了，政府应该多对富人征税。共和党人闻讯后马上调侃道，何必那么复杂，你巴菲特直接给政府开支票不就可以了吗？巴菲特的回应则更加挑衅，“我的确有考虑过这么做，不过我想得更多更长远。既然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共和党参议院领袖）提倡自愿捐款，那我自然也不甘落后。我愿意同每一位共和党人竞赛捐资，而且我还提高额度，共和党人每捐出一美元，我就捐三美元。”
虽然巴菲特一再对外宣称，参与行动、承诺捐赠的亿万富翁们没有一个是出于避税考虑，但经济学家们并不买账。其中一名经济学家阿瑟·拉弗（Arthur Laffer）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指名道姓批评巴菲特是“伪善、伪君子”，巴菲特拥有的大部分资产是“未实现的资本利得—0%税赋，另外一部分捐给慈善机构，税赋优惠”。“我的确拥有很多未实现的资本利得，”巴菲特回应，“如果拉弗有对于征收这部分收入的税收计划，我愿闻其详。共和党人一定对此很感兴趣。”
欧美媒体更是高调地回应美国国内的质疑声。英国《卫报》称，这样的慈善捐款无形中让国家流失了大量税收。美国财政部每年由此而造成的税收损失高达400亿美元。国家税收是用之于全民，而这些富豪们的行为仅帮助了少部分穷人，却让多数人丧失了提升生活水平的机会。德国《经理人》杂志的文章标题干脆以“美国式捐赠—不是德国的榜样”为题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文章援引美国皮尤调查机构的报告指出，目前2/3的美国人在缩减开支，中产阶级在缩小，美国社会正变得更加迷惘，美国的远景并不是很乐观。
今年4月，美国参议院否决了奥巴马总统提出的“公平纳税法”（Fair Share Tax），又被称为“巴菲特规则”，源起巴菲特那句著名的“我纳的税比我办公室雇员还要低”。根据该规则，调整后净收入高于200万美元的个人，纳税税率最低为30%。这看起来是很好的税法，而根据民调显示，超过六成的美国民众支持该税法的通过。然而，《纽约时报》评论到，这是好的政治，却是坏的政策，并强调如果通过实施，会进一步复杂税收制度并加剧社会不公。的确如此，在奥巴马提议改革税法后，不少超级富豪已经摩拳擦掌开始思考新的避税方案。美国国会下属的无党派组织税收联合委员会（Joint Committee on Taxation）的最新估计表明，纳税人将可能努力回避“巴菲特规则”带来的影响。
首先，超高收入者会通过减少卖出股票及其它能产生资本利得的交易。资本利得收入的税率较低，远低于“巴菲特规则”设定的30%的最低税率。所以如果一个家庭的资本利得收入在总收入中占比较高，其被征收30%的最低税率的可能性也就较大。另一方面，有钱人也可能加快资产出售的速度，以便赶在“巴菲特规则”生效前完成交易。税收联合委员会的分析表明，此举将令美国政府2014年的预期税收减少约60亿美元。
成为亿万富翁的好处之一就是可以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在福布斯富豪榜上，资产值为24亿美元的小朱利安·H·罗伯逊(Julian H. Robertson,Jr.,)，老虎基金的创立人，数十年来，就过着这样的生活。
罗伯逊的一个典型的工作周就是一个四处走动的过程，司机把他从家里接走，送到纽约市中心办公，下班后到长岛的高尔夫俱乐部，再到他的公司总部。度假时期的他更是全球游走，或是在新西兰的别墅游泳，或是到爱尔兰打高尔夫。但是，再有钱的富人也有身不由己的时候，也就是当他需要面对城市税的时候。
纽约城市税只针对纽约客—居住在纽约市的人。只要你不住在纽约市，哪怕你在此地工作或者拥有此地房产，就不需要纳城市税。所以，对于罗伯逊而言，再有钱，为了省下城市税，他也必须上演一场美国版的“逃离北上广”—在纽约市停留的时间不能超过半年，即183天。
为了精确计算出自己的纽约时间，罗伯逊专门雇了一个助理来计划他的纽约时间表。表上只有两栏内容：城内VS城外。周五是社交夜，对于罗伯逊来说，更是冒险夜。最为紧张的就是罗伯逊的司机，他必须确保在午夜正点将罗伯逊载离纽约城，这样一来就赚了一天的城市税。只要午夜12点过1分，罗伯逊未离开纽约城，他就必须多交一整天的城市税。尽管如此谨慎小心地躲避城市税，罗伯逊还是有过失手的记录。在2000年，罗伯逊需要补交的城市税为26,702,341美元，算上利息总共是73,200,000美元。
当富翁要面对的是离开国界而不是城市的时候，用汽车避税显然力有不逮。英国的一位富翁出动的是喷气式飞机。根据英国的税法规定，在英国居住超过183天就需要按年度应税，或者连续4年每年来英国居住超过91天也要按年度应税。为了减少在英国境内停留的时间，他只好乘坐私人飞机，离开英国空域，在飞机上睡一夜，后半夜飞回来，这样便能赚得一天少纳税。在2010年以前，进入或离开英国的当天不计入停留时间，因而那名富翁每飞一晚可以“节省”两天。英国税务当局随后修改规定，如果当天入境，待到午夜，算作一天。与需要缴纳的税费相比，显然在喷气式飞机上过夜的费用要低，难怪他会号称：“你可以每周在私人喷气机上睡3晚，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整个世界都是你的”。
不做美国人
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有人为了成为美国人，愿用10年的税款给自己铺出一条后路，如今却正有人因为税款，从这后路上义无返顾地撤出来。绿卡不只是一份移民文件：它使绿卡获得者成为美国居民，从而使其受制于美国税法，无论每年在美国居住多少天，绿卡持有者都必须向美国申报个人在世界各地的收入情况。持有美国国籍的超级富豪，会动用一切资源来合理避税，而还有那么些人，干脆就放弃美国国籍。
根据BBC报道，著名社交网站“脸书”（Facebook）创办人之一的沙佛林已经在这家公司上市前夕放弃美国国籍，他为此避税6亿美元。沙佛林现在是新加坡国籍。遭媒体披露避税意图的沙佛林，其后发表声明表示，他放弃美国国籍的决定，主要是基于他个人在新加坡的工作和生活兴趣。“自2009年开始我就一直常住在新加坡。我有义务并也将会向美国政府交纳数百万美元的税款。我已经缴纳了作为美国公民时所得任何收入的税款，而且我还将继续纳税。”尽管美国政府也会向沙佛林追讨 “离境税”，但不会高于沙佛林已经省下来的6亿美元。
沙佛林只是如今众多放弃美国国籍的美国人中的一员。据统计，2011年，约有1780名常居海外的美国人放弃了自己的美国公民身份，而据联邦公报统计，这一数字在2008年尚为235人。
在瑞士首都伯尔尼，美国使馆需要特别雇用员工来应对诸多公民放弃国籍造成的巨大工作量。美国公民放弃自己国籍的仪式是在一个带有防弹玻璃窗户的小隔间里举行的，使馆官员会问，他们是否自愿，是否明白这个行为带来的影响等。整个仪式历时10分钟，为了放弃国籍，那些申请人还需缴纳450美元的费用，如果他们的资产超过200万美元，或者在过去5年里他们每年的纳税账单超过15.1万美元，那他们还可能得为尚未实现的资本利益缴纳数目不等的“出门税”。比如沙佛林，就需要付出3.65亿美元的“出门税”。此后3个月内他们将收到一份证书，告诉他们不再是美国公民，不再享有美国政府的服务和保护。
美国国务院女发言人伊莉萨白·菲南曾透露说，平均每年约有1100人放弃美国国籍。无论是居住在哪儿，每个海外美国公民纳税起征点都是9.51万美元，即便是用于支付养老金的那部分开支也无法免税。“你省下的每一块钱，最后都给了美国税务员。这是人们放弃国籍的一个原因。”苏黎世的安娜福德集团的美国税务律师马修·莱德维娜哀叹。
见招拆招，步步为营
即便你放弃了美国国籍，只要你在美国境内拥有房产或者在美国一年内居住时间超过182天，你就必须缴纳联邦税。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今年年初，被称为创下纽约市公寓房的历史最高售价的房地产交易，是以信托基金的名义完成的，而非个人。
这栋位于中央公园西大道15号的四居室公寓套房的成交价是8200万美元，卖家是华尔街金融巨头、花旗集团前董事长桑迪·威尔，买家则是俄罗斯亿万富翁德米特里·雷波诺列夫。《华尔街日报》称，这笔交易为纽约市和纽约州带来250万美元税收。而帮助双方完成这笔交易的房产经纪人获得了高达350万美元的创纪录佣金。信托基金的受益人是德米特里的大女儿叶卡捷琳娜，直到成交后，叶卡捷琳娜都没有见过自己的豪宅。她父亲购买的目的只是为了方便女儿今年9月在纽约攻读艺术学位。
以信托基金或者公司名义购买房产，是富人们常用的避税手段。最为诟病的做法往往也最常见的是，通过给运作不积极的慈善机构捐钱。2010年，巴菲特的年度调整后收入总额（Adjusted Gross Income）为62.855.038美元，他只需为此缴纳11%的税，因其大部分收入为资本利得和流向慈善机构，他实际只需为收入的一半纳税，即39.814.784美元。相比较之下，他手下的雇员，因为收入属于劳动所得而非资本利得，则需要缴纳30%的个人所得税。 为此，巴菲特公开表示，美国过于溺爱超级富豪了，政府应该多对富人征税。共和党人闻讯后马上调侃道，何必那么复杂，你巴菲特直接给政府开支票不就可以了吗？巴菲特的回应则更加挑衅，“我的确有考虑过这么做，不过我想得更多更长远。既然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共和党参议院领袖）提倡自愿捐款，那我自然也不甘落后。我愿意同每一位共和党人竞赛捐资，而且我还提高额度，共和党人每捐出一美元，我就捐三美元。”
虽然巴菲特一再对外宣称，参与行动、承诺捐赠的亿万富翁们没有一个是出于避税考虑，但经济学家们并不买账。其中一名经济学家阿瑟·拉弗（Arthur Laffer）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指名道姓批评巴菲特是“伪善、伪君子”，巴菲特拥有的大部分资产是“未实现的资本利得—0%税赋，另外一部分捐给慈善机构，税赋优惠”。“我的确拥有很多未实现的资本利得，”巴菲特回应，“如果拉弗有对于征收这部分收入的税收计划，我愿闻其详。共和党人一定对此很感兴趣。”
欧美媒体更是高调地回应美国国内的质疑声。英国《卫报》称，这样的慈善捐款无形中让国家流失了大量税收。美国财政部每年由此而造成的税收损失高达400亿美元。国家税收是用之于全民，而这些富豪们的行为仅帮助了少部分穷人，却让多数人丧失了提升生活水平的机会。德国《经理人》杂志的文章标题干脆以“美国式捐赠—不是德国的榜样”为题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文章援引美国皮尤调查机构的报告指出，目前2/3的美国人在缩减开支，中产阶级在缩小，美国社会正变得更加迷惘，美国的远景并不是很乐观。
今年4月，美国参议院否决了奥巴马总统提出的“公平纳税法”（Fair Share Tax），又被称为“巴菲特规则”，源起巴菲特那句著名的“我纳的税比我办公室雇员还要低”。根据该规则，调整后净收入高于200万美元的个人，纳税税率最低为30%。这看起来是很好的税法，而根据民调显示，超过六成的美国民众支持该税法的通过。然而，《纽约时报》评论到，这是好的政治，却是坏的政策，并强调如果通过实施，会进一步复杂税收制度并加剧社会不公。的确如此，在奥巴马提议改革税法后，不少超级富豪已经摩拳擦掌开始思考新的避税方案。美国国会下属的无党派组织税收联合委员会（Joint Committee on Taxation）的最新估计表明，纳税人将可能努力回避“巴菲特规则”带来的影响。
首先，超高收入者会通过减少卖出股票及其它能产生资本利得的交易。资本利得收入的税率较低，远低于“巴菲特规则”设定的30%的最低税率。所以如果一个家庭的资本利得收入在总收入中占比较高，其被征收30%的最低税率的可能性也就较大。另一方面，有钱人也可能加快资产出售的速度，以便赶在“巴菲特规则”生效前完成交易。税收联合委员会的分析表明，此举将令美国政府2014年的预期税收减少约60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