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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昉对金磊说：哥们儿，悠着点，千万别拼倒了！
金磊对杜昉说：好好休个假，赶紧当爸爸！
杜昉和金磊同为杭州人，但他们的生活工作圈子，一个在杭州，一个在上海。原本的两条“平行线”，在2012年开始有了交集，交点就是《中国好声音》。
“真实是这个节目最主要的生命力。”杜昉说。
“我们不是要创造什么，而是要回归。”金磊说。
《中国好声音》给人们带来太多惊喜和回味。顶级的音乐配置让听歌的观众感受到被尊重，而扶摇直上的收视率就是观众给节目最好的评分。对电视业界而言，从制作水准、制作理念，到商业合作机制、文化产业开发，《中国好声音》所带来的触动和反思，有着标杆和引领性作用。
“所谓标杆，应该放在某一个时间段内去衡量。”对外界给《中国好声音》的评价，总策划、浙江卫视副总监杜昉，与总导演、星空传媒副总裁金磊的观念一致。
一个星期以前，为了商讨《中国好声音》第二季事宜，金磊和杜昉相约于上海小酌了几杯，然后就各自忙碌。每周一次电话，偶尔聚首——他们用“心照不宣、惺惺相惜”来形容彼此间的情谊。
来时路
2012年，《中国好声音》强大的“势能”把两个低调、实干的幕后精英推至前台。
杜昉是地道的文艺青年，被浙江卫视总监夏陈安定为“A类人才”，呵护有加，而他只把自己当作埋头干活的“手艺人”。
2004年之前，杜昉做纪录片、电视散文，获奖无数。即便是2008年转向综艺节目的制作，也自称从未降低格调。从《我爱记歌词》《麦霸英雄汇》《非同凡响》到《中国好声音》，杜昉带着浙江卫视的团队走上了执着于音乐节目的道路。
如果金磊没有离开东方卫视，他和杜昉免不了要成为“对手”。金磊曾担任东方卫视四季《中国达人秀》的总导演和SMG新娱乐频道副总监。2011年下半年，他加盟星空传媒，成为该公司旗下灿星制作的“金字招牌”。
时势将他们的轮廓勾勒得如此清晰。在当下传媒环境激荡不宁的三岔口，他们都对电视存着一份坚守，但在职业轨迹上，做出了不同的个人选择。
杜昉暂时还没有走向体制外的打算，“其实是一样的。现在体制也很不错了，《中国好声音》的成功也是因为体制允许这种合作的存在。”
而金磊则希望拥抱市场，并在市场中体现他的价值。“能够让我的能量和价值第一时间得到认可。没有星空，就没有The Voice的第一季。”
杜昉眼中的金磊，是个很正的人，“没有这么‘正’的人，做不出这么‘正’的节目，我们的追求是一样的。”
金磊眼中的杜昉，是个很实干的人，“专业、资深、视野开阔，他对全球电视模式的接触和研究比我还要早。”
对电视，他们一样专业，又各有所长。
合作上，他们很有默契，对于节目、模式的认识非常一致，几乎没有争执过。杜昉更多负责大框架的策划，被称为“细节帝”的金磊则负责更具体的团队操作。
“《中国好声音》对我们两个来说都是全新的节目。”杜昉第一次见到金磊时，金磊还是留着长发的Beatles（披头士乐队）青年。但《中国好声音》誓师大会那天，一头清爽短发的金磊却重装出场。杜昉戏称，金磊是削发明志。
“其实没那么严重，就是面对一个全新的、挑战比较大的事情，想下个狠心，给自己一个激励。那是一种很难说明白的感觉，重新焕发精神的一种感觉。”削发之后的金磊比之从前更显沉稳。
金磊非常欣赏和信任杜昉团队的专业眼光，“他对好模式的判断力很强，也非常有经验。”杜昉曾为金磊推荐过一张歌单，“那些歌都是杜昉做音乐节目时，收视比较好的歌曲。浙江卫视作为音乐节目的平台非常有潜力。他们在音乐类节目领域走得早，而且执着，在中国电视界首屈一指。”
不辜负
虽然都看好《中国好声音》，也都投入最大的心力，但开播之前，两人的心态却不一样。
“到底会怎样？第一期播出来之前，大家心里都没底，就是因为投入很大。当时频道内部反对的声音也很大，只有夏总和我坚持要上。”即便是第一期播出获得了轰动效应，“也没有放下心过，直到9月30日最后一晚结束。整个状态就像李安做《少年派》的后期，每一次剪辑他都觉得要失败了。”杜昉说。
在正式录播前一晚，他们进行了一次试录，当时金磊就觉得这个节目“成了”。他的信心来自于团队对原版模式一丝不苟的态度与敬重。节目开播前两个月里，导师、音响师、舞美、灯光，甚至曲目，每一个细节敲定，成功的百分比就在他心中增加一成。“所谓成功，就是的确没有辜负这个模式，但后来这么大的影响力是被我们低估的。”
《中国好声音》的“标杆性”已经成为业界共识，杜昉总结了四点：节目本身必然是高收视、好口碑，思想性、观赏性、艺术性三性统一的；对行业发展，能够引领一种动向或趋势，“今年，‘综艺大片’会盛行”；浙江卫视与灿星制作的商业合作模式打破制播双方合作的天花板，也成为业界的一个典范。
同时为浙江节目中心主任的杜昉，还看到《中国好声音》项目引起了业界内外对制作团队的关注和重视。“做出这样不亚于国外水准的节目，让制作团队在业界的地位得到很大提升，大家越来越重视团队的培养，也吸引了更多的年轻人投入到电视制作业。”
金磊作为《中国好声音》的总导演，对节目传递的价值观更为敏感。“回归对音乐的尊重，对人的尊重，我们做了先锋。”
《中国好声音》是在中国音乐类节目走过太多弯路后，第一次把音乐放到最大，把普通人与殿堂级的导师放到一个平面，并以转椅作为表达这种主张的一个鲜明的符号。而在制作水准上，金磊表示，《中国好声音》是有史以来最考究、最有品质的，“不但提高了电视录制标准，对大众的音乐审美也会有一定引导作用。”
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2013年，猝不及防的“大片时代”，似乎已经开始。环顾四周，已是强敌环伺。二人一方面，喜见店多兴市——国际模式的引入，标准化的执行体系，以及更严谨的制作态度，有利于国内电视制作水平的提高，也给老百姓提供了更丰富的选择。但另一方面，金磊也有点担心前端的过度开发，会导致后续难继，“目前，全球最好的几档模式都在中国落地了，但是国外后端产业非常成熟，容量足够大，每个节目都有专业的制作团队。但现在国内的后端产业生态还没有那么成熟。”
临摹之后，回归原创，这是杜昉和金磊的一个共识。在杜昉看来，不引进模式，就没有原创模式。“模式是电视产业化的方向，国际模式市场已经非常成熟。”而中国的创意产业由于长期得不到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而无法成形。“新闻出版署和广电总局的机构合并，对电视知识产权的发展也许是一件好事。”
而金磊从今年开始已经着手原创模式的研究。“未来三到五年之内，中国电视应该要走到原创阶段，但首先要学习好。”
被遗忘的梦想
“你自己的梦想是什么？”这个问题把杜昉和金磊都给难住了。他们所做的节目被各种梦想填满，但他们自己的梦想却被遗忘在内心的某个角落。
从1994年毕业至今，工作了将近19年的杜昉，只在今年春节请了4天假，陪父母去了一次美国洛杉矶。“父母年纪大了，再不陪他们走一走，怕以后机会更少了。”但“不巧”的是，《美国好声音》正在好莱坞录制，他又顺道去看录制了。
对杜昉而言，他在工作和家庭之间是无法平衡了，而他安慰自己的理由是，“这是社会各个领域的常态。”
金磊则诗意得多，“只要心中充满爱，就能协调。”当然，他对家人也有歉意，“希望带着爱人去旅行。”每天深夜，金磊都会留给自己一两个小时，“经常在深夜里过自己的日子。”
“其实，梦想这个问题具体到每个人时，都不太会有深入的思考。更多的人，是一种近期的愿望。”在杜昉看来，真正的梦想一般都很远，“有时候会够不着。”
金磊对这个问题，完全有点不知所措。“说大了很奇怪。梦想太多了，是什么方面的梦想？”
于是，他们两人的梦想就成了两个小小的愿望，而这两个愿望竟然极其相似——电影梦。杜昉希望在有生之年拍一部电影，自己当导演。“什么电影没想过，票房、类型都无所谓。”相比之下，金磊的电影梦更靠谱点，他连名字都想好了，“十年之后，拍部电影，名字叫《后羿》。”
金磊对杜昉说：好好休个假，赶紧当爸爸！
杜昉和金磊同为杭州人，但他们的生活工作圈子，一个在杭州，一个在上海。原本的两条“平行线”，在2012年开始有了交集，交点就是《中国好声音》。
“真实是这个节目最主要的生命力。”杜昉说。
“我们不是要创造什么，而是要回归。”金磊说。
《中国好声音》给人们带来太多惊喜和回味。顶级的音乐配置让听歌的观众感受到被尊重，而扶摇直上的收视率就是观众给节目最好的评分。对电视业界而言，从制作水准、制作理念，到商业合作机制、文化产业开发，《中国好声音》所带来的触动和反思，有着标杆和引领性作用。
“所谓标杆，应该放在某一个时间段内去衡量。”对外界给《中国好声音》的评价，总策划、浙江卫视副总监杜昉，与总导演、星空传媒副总裁金磊的观念一致。
一个星期以前，为了商讨《中国好声音》第二季事宜，金磊和杜昉相约于上海小酌了几杯，然后就各自忙碌。每周一次电话，偶尔聚首——他们用“心照不宣、惺惺相惜”来形容彼此间的情谊。
来时路
2012年，《中国好声音》强大的“势能”把两个低调、实干的幕后精英推至前台。
杜昉是地道的文艺青年，被浙江卫视总监夏陈安定为“A类人才”，呵护有加，而他只把自己当作埋头干活的“手艺人”。
2004年之前，杜昉做纪录片、电视散文，获奖无数。即便是2008年转向综艺节目的制作，也自称从未降低格调。从《我爱记歌词》《麦霸英雄汇》《非同凡响》到《中国好声音》，杜昉带着浙江卫视的团队走上了执着于音乐节目的道路。
如果金磊没有离开东方卫视，他和杜昉免不了要成为“对手”。金磊曾担任东方卫视四季《中国达人秀》的总导演和SMG新娱乐频道副总监。2011年下半年，他加盟星空传媒，成为该公司旗下灿星制作的“金字招牌”。
时势将他们的轮廓勾勒得如此清晰。在当下传媒环境激荡不宁的三岔口，他们都对电视存着一份坚守，但在职业轨迹上，做出了不同的个人选择。
杜昉暂时还没有走向体制外的打算，“其实是一样的。现在体制也很不错了，《中国好声音》的成功也是因为体制允许这种合作的存在。”
而金磊则希望拥抱市场，并在市场中体现他的价值。“能够让我的能量和价值第一时间得到认可。没有星空，就没有The Voice的第一季。”
杜昉眼中的金磊，是个很正的人，“没有这么‘正’的人，做不出这么‘正’的节目，我们的追求是一样的。”
金磊眼中的杜昉，是个很实干的人，“专业、资深、视野开阔，他对全球电视模式的接触和研究比我还要早。”
对电视，他们一样专业，又各有所长。
合作上，他们很有默契，对于节目、模式的认识非常一致，几乎没有争执过。杜昉更多负责大框架的策划，被称为“细节帝”的金磊则负责更具体的团队操作。
“《中国好声音》对我们两个来说都是全新的节目。”杜昉第一次见到金磊时，金磊还是留着长发的Beatles（披头士乐队）青年。但《中国好声音》誓师大会那天，一头清爽短发的金磊却重装出场。杜昉戏称，金磊是削发明志。
“其实没那么严重，就是面对一个全新的、挑战比较大的事情，想下个狠心，给自己一个激励。那是一种很难说明白的感觉，重新焕发精神的一种感觉。”削发之后的金磊比之从前更显沉稳。
金磊非常欣赏和信任杜昉团队的专业眼光，“他对好模式的判断力很强，也非常有经验。”杜昉曾为金磊推荐过一张歌单，“那些歌都是杜昉做音乐节目时，收视比较好的歌曲。浙江卫视作为音乐节目的平台非常有潜力。他们在音乐类节目领域走得早，而且执着，在中国电视界首屈一指。”
不辜负
虽然都看好《中国好声音》，也都投入最大的心力，但开播之前，两人的心态却不一样。
“到底会怎样？第一期播出来之前，大家心里都没底，就是因为投入很大。当时频道内部反对的声音也很大，只有夏总和我坚持要上。”即便是第一期播出获得了轰动效应，“也没有放下心过，直到9月30日最后一晚结束。整个状态就像李安做《少年派》的后期，每一次剪辑他都觉得要失败了。”杜昉说。
在正式录播前一晚，他们进行了一次试录，当时金磊就觉得这个节目“成了”。他的信心来自于团队对原版模式一丝不苟的态度与敬重。节目开播前两个月里，导师、音响师、舞美、灯光，甚至曲目，每一个细节敲定，成功的百分比就在他心中增加一成。“所谓成功，就是的确没有辜负这个模式，但后来这么大的影响力是被我们低估的。”
《中国好声音》的“标杆性”已经成为业界共识，杜昉总结了四点：节目本身必然是高收视、好口碑，思想性、观赏性、艺术性三性统一的；对行业发展，能够引领一种动向或趋势，“今年，‘综艺大片’会盛行”；浙江卫视与灿星制作的商业合作模式打破制播双方合作的天花板，也成为业界的一个典范。
同时为浙江节目中心主任的杜昉，还看到《中国好声音》项目引起了业界内外对制作团队的关注和重视。“做出这样不亚于国外水准的节目，让制作团队在业界的地位得到很大提升，大家越来越重视团队的培养，也吸引了更多的年轻人投入到电视制作业。”
金磊作为《中国好声音》的总导演，对节目传递的价值观更为敏感。“回归对音乐的尊重，对人的尊重，我们做了先锋。”
《中国好声音》是在中国音乐类节目走过太多弯路后，第一次把音乐放到最大，把普通人与殿堂级的导师放到一个平面，并以转椅作为表达这种主张的一个鲜明的符号。而在制作水准上，金磊表示，《中国好声音》是有史以来最考究、最有品质的，“不但提高了电视录制标准，对大众的音乐审美也会有一定引导作用。”
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2013年，猝不及防的“大片时代”，似乎已经开始。环顾四周，已是强敌环伺。二人一方面，喜见店多兴市——国际模式的引入，标准化的执行体系，以及更严谨的制作态度，有利于国内电视制作水平的提高，也给老百姓提供了更丰富的选择。但另一方面，金磊也有点担心前端的过度开发，会导致后续难继，“目前，全球最好的几档模式都在中国落地了，但是国外后端产业非常成熟，容量足够大，每个节目都有专业的制作团队。但现在国内的后端产业生态还没有那么成熟。”
临摹之后，回归原创，这是杜昉和金磊的一个共识。在杜昉看来，不引进模式，就没有原创模式。“模式是电视产业化的方向，国际模式市场已经非常成熟。”而中国的创意产业由于长期得不到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而无法成形。“新闻出版署和广电总局的机构合并，对电视知识产权的发展也许是一件好事。”
而金磊从今年开始已经着手原创模式的研究。“未来三到五年之内，中国电视应该要走到原创阶段，但首先要学习好。”
被遗忘的梦想
“你自己的梦想是什么？”这个问题把杜昉和金磊都给难住了。他们所做的节目被各种梦想填满，但他们自己的梦想却被遗忘在内心的某个角落。
从1994年毕业至今，工作了将近19年的杜昉，只在今年春节请了4天假，陪父母去了一次美国洛杉矶。“父母年纪大了，再不陪他们走一走，怕以后机会更少了。”但“不巧”的是，《美国好声音》正在好莱坞录制，他又顺道去看录制了。
对杜昉而言，他在工作和家庭之间是无法平衡了，而他安慰自己的理由是，“这是社会各个领域的常态。”
金磊则诗意得多，“只要心中充满爱，就能协调。”当然，他对家人也有歉意，“希望带着爱人去旅行。”每天深夜，金磊都会留给自己一两个小时，“经常在深夜里过自己的日子。”
“其实，梦想这个问题具体到每个人时，都不太会有深入的思考。更多的人，是一种近期的愿望。”在杜昉看来，真正的梦想一般都很远，“有时候会够不着。”
金磊对这个问题，完全有点不知所措。“说大了很奇怪。梦想太多了，是什么方面的梦想？”
于是，他们两人的梦想就成了两个小小的愿望，而这两个愿望竟然极其相似——电影梦。杜昉希望在有生之年拍一部电影，自己当导演。“什么电影没想过，票房、类型都无所谓。”相比之下，金磊的电影梦更靠谱点，他连名字都想好了，“十年之后，拍部电影，名字叫《后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