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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红包”存在于我们习俗生活中，但是“微信红包”的出现却对“红包”交换的时间、空间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微信红包常被当做一种成功的营销案例来理解，却鲜有人站在人类学的角度来理解“微信红包”交换这一行为，莫斯的名著《礼物》讨论了礼物在生活中在的作用和形式，当“微信红包”作为一种“礼物”出现在交换领域时它对传统“红包”的改变，它作为一种情感交流的工具，能为我们的社交活动带来什么样的改变，还有它在虚拟空间所表现出的“娱乐”性质，而这种娱乐性质又带给“微信红包”什么样的影响，这些则是我们在这里所想要讨论的。
【关键词】：微信红包；时空；互惠原则；情感交流；娱乐
多年以企鹅形象著名的腾讯公司，当年凭借着QQ这一聊天工具，基本改变了国人工作交流的方式，面对着各种推陈出新的聊天工具的围剿，例如易信，飞信等等，腾讯也没有坐以待毙，而是在2011年推出了微信，这一出现，又改变了我们的交友方式，我们可以与陌生人在不同空间的同一时间使用“摇一摇”的功能成为朋友，拍照发朋友圈成为时尚，当一群“果粉”还在思考没有蓝牙的苹果机如何传输图片和文件时，微信早已帮我们解决了这一问题。面对着我们繁重如山的工作学习，别人却在晒旅游；当我们终于可以休息了，别人又发朋友圈新取得的证书和职称；那些当年土的掉渣的女同桌，何时一眨眼成了微信朋友圈中的“白富美”。当我们被这些微信功能轰炸的无暇放下手机时，在2014年它又推出了“微支付”的功能，成为能与“支付宝”分庭抗礼的另一网络客户端支付方式，方便，快捷，更重要的是它还有发送与领取红包的功能。在前辈们的研究中，关于红包主要考察它在民俗中的使用，婚庆红包，压岁红包，酬金红包等等；而关于微信红包的研究则主要则主要侧重于它在2015年春晚时所使用的营销手段，但是也正是通过这一行动，微信红包迈入千千万万的手机，随手一点，发个红包；还有另外一批前辈们研究的是红包与法律与规则的关系，集中体现在医患之间的红包关系，以人类学眼光来考察红包被交换时，所附着的经济行为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行为，这一点，却常常被我们忽视，在《礼物》中，莫斯首次考察了礼物在交换过程与经济，与人际的关系。
一、红包与微信红包的产生
如果在孩提时代曾参加过别人的婚礼，作为小孩的我们都曾收到过或多或少的婚庆红包，里面的五毛一块足以买几包零食或者冰棍儿，这样可以使我们高兴一天。但是我们在长大之后却时常感慨冰棍儿和零食几乎不再能够让我们开心愉悦，但是，却几乎很少思考那时的“红包”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红包”的前身是压岁钱，或叫压惊钱，随着印刷术的兴起，人们将压岁钱放入一封红纸中，这就成了红包，红色在人们眼里代表着富足、喜庆、吉祥之意，而红包则带着送红包人的美好祝愿，去到收红包人的手上，我们也在各种适时宜的场合，将红包送给自己的亲戚朋友。红包的英文翻译并不是“red ；money”而是“lucky ；money”，从侧面也可以看出人们对于红包的理解，它代表着幸运与祝福。而微信的产生，让红包交换的时空均发生了变化，而且也改变了它在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和交换行为。
二、红包交换的时空转变
1、从红包派送的空间来看
红包作为一种礼仪，常常出现在特定的场域内，岁时跪在爷爷奶奶面前的儿子儿媳，孙子孙媳，婚庆看亲的她大舅她二姑；抱着满月婴儿的哇哇叫声；但不论是发生在什么场域之下的红包，都是在面对面，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而微信红包的出现直接改变了这一发生空间，我们不需要再面对面的坐在一起，也不需要在什么特定的环境之下，只需要在微钱包里面轻轻一点，关联在微信上的银行卡就会自动划钱塞进红包当中，并且还可以使用微信摇一摇的功能，将两个完全不在一个空间内的人（人对人，人对企业）联系起来，从而完成红包的派送与接收的过程。改变了的红包交换空间，使得红包交换不再具有特定的空间神圣性，我们不需要行跪礼接红包，不需要正襟危坐着受礼，它的出现改变了红包交换的发生空间。
2、从红包派送的时间来看
岁时有压岁红包，过节有节庆红包，红包的交换常常遵循一定的时间，生日红包就得当天给，外公外婆的红包得在年初二回门的时候给，父母亲的红包得在年三十置于小孩枕头底下，大年初一的时候才能送给小孩，而微信红包的产生使得红包交换的过程不仅仅只是局限于这些时节，像教师节，劳动节，三八妇女节，中秋节，冬至，甚至圣诞节，愚人节等等，我们都可以包一封微信红包给自己的亲戚好友，甚至不需要节庆作为理由，只需自己随便找一个由头甚至不需要由头，我们都可以包红包给自己的亲戚朋友。也是因为微信红包的出现，特殊的节庆和仪礼中的红包交换，时间性变得松散，而这种时间性的松散看似弱化了红包交换的特定时间，却在实质上强化了节庆的特殊性，因为红包的交換使得每一个参与的人受到节日气氛的感染，使节日的气氛变得浓烈起来。消散了红包交换的时间性，却更加强调了节庆的情感互动。
三、作为礼物的微信红包的交换原则与形式
1、互惠原则
莫斯对这一原则有着八字解释“送取相宜，一切如意”[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马塞尔·莫斯（法）.及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94页]，正是微信红包作为礼物中，最重要的交换原则，普里查德在《礼物》一书中的英译本中说道：“如果一个人属于大家，而不属于他自己，那么他就会使个人抱负服从于共同的志趣”，人是会在集体中消失自我，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在礼物的交换过程中，人们常常会自觉遵守互惠的原则，莫斯在《礼物》中，以波利尼西亚为例讲述的“曼纳”之力，曼纳是波利尼西亚人所认为的一种非人格超自然的神秘力量，而关于这种神秘力量在微信红包的交换中是如何体现的，现代人赋予这种力量一种名称——“人品”，而人品的好坏则关系着一个人的运气，而运气又关系着人的财富，地位，境遇。而这种人品与成为红包交换制度中能够保持“互惠原则”的最重要德尔因素，而在《礼物》一书中莫斯考察了萨摩亚人的赠礼制度中包含的最重要的两大基本要素：一是财富和荣誉所赋予的“曼纳”，二是不回礼将导致的“曼纳”以及权威的丧失。而在微信红包时代，“人品”这一神秘力量所包含的两大因素与“曼纳”所包含的两大因素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人品它关乎着一个人的好运和霉运，人品好就是运气好，人品不好就是运气不好，而红包的送给则代表着积累人品，而只从别人那里接收红包，而不派送红包，则代表着败人品。而这种败人品的行为会给自己招致霉运，所以大多数还生存在这个体系之内的人仍旧会遵守这种“互惠”原则。这种原则在基本维持人与人之间的“人品”对等，“互惠”使我们的感情产生联系，也让我们的感情有所付出和补偿，就好比，你包几块钱，我包几块钱的红包，原则上我们都没有损失，却使得每一个拆开红包的人感到开心。 2、普通和抢红包模式
普通红包大多是面对面，一对一的形式出现 ，“抢”红包，传统的方式是有人将一打红包洒向空中，谁先抢到或者谁先抢的多，谁就能拿到更多的“红包钱”，而在微信这种功能下抢红包的行为发生在“群”里面，“群”本应是指聚在一起的人，而“微信群”的产生，则脱离了面对面的直接对话，存在于虚拟的网络空间里，产生“抢”红包这种一对多的模式，超越了普通红包一对一的模式。大家随便包上几块钱的红包，往群里一投，领了钱的人也乐的白捡，甚至在这群中，派红包的人与领红包的人未曾谋面，几乎也没有什么关系，只不过是大家同处一“群”而已。
四、微信红包的交换在社会秩序中的功能
1、娱人娱己，却无法进入主流社会的微信红包
红包的神奇之处就在于，你发十块，我发十块，他发十块，最后大家都没有少钱，但是每个人都会因为得到红包而感到开心。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自动形成了类似于“库拉圈”这样的群体，在微信里面我们将之称为“群”，库拉圈在《礼物》这本书中是指以贝壳臂镯和贝片项圈为核心的交换，它还伴随着贸易，在本质上是一种制度化的仪式性体系。而“微信群”的产生，则为红包可以进行一对多提供了可能。但是，在微信红包的交换过程中，在群员之间，我们削弱了仪式性的隆重，而是多了娱乐性质。收红包的人不需要跪膝接礼，派红包的人也不再需要正襟危坐以接受收红包人的还礼。也正是由于它极具娱乐性，使得微信红包只局限在平辈之中，局限于无明显权威划分的群体中，例如：红包的交换常常产生于同学、朋友、兄妹姊妹之间，却很少产生于爷孙，叔侄之间，这一局限性使微信红包始终无法进入主流社会为大家所接受，这种红包交换的过程也仅仅只是局限于网络客户端这样的平台，无法进入现实生活，成为人们在节日庆典，人生礼仪等的活动中真正的“红包”，在较为正式和庄重的场合，人們还是更倾向于选择纸封红包厚厚一打，来显示送红包人得郑重与诚心。
2、维系情感交流的一种工具
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我们都忙于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外加智能手机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社交习惯，人们不再写信，奔赴千里去见朋友一面，而是通话，微信，视频，朋友圈让久未谋面的朋友好像从未远离，而微信红包的出现更是进一步让我们生活的距离缩短，人们绝不仅仅是由于节庆的缘故而交换红包，更愿意说是“感情”，当我们拿起手机，派送出去的红包，自然而然将我们与他人联结起来，甚至我们可以以节日为借口联系久未谋面的老友，削弱人与人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感，它成为一种人际交往工具。另一方面由于派送出去的红包所带来的损失常常会得到相应的红包补偿，即使在短期内无法得到补偿，这种损失也会被控制在极小的范围内，所以红包交换不仅不会影响我们与他人得信任，反而在红包交换这一行为中使彼此的信任感得到加强。
在互联网智能终端的狂轰乱炸中，所有原有的传统与习惯都在发生着变化，看书不再拖着箱子，有了可携带的轻便电子书，购物被虚拟为线上活动，社交活动也不例外，这些变化都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进程，在快速的互联网之下，或许我们可以放缓速度来试着观察这些发生在细枝末节的新旧碰撞和替换。（指导老师：海力波）
参考文献：
[1]马塞尔·莫斯.礼物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2]林升栋.礼物、关系和信任 [J].广西民族研究，2006年第4期
【关键词】：微信红包；时空；互惠原则；情感交流；娱乐
多年以企鹅形象著名的腾讯公司，当年凭借着QQ这一聊天工具，基本改变了国人工作交流的方式，面对着各种推陈出新的聊天工具的围剿，例如易信，飞信等等，腾讯也没有坐以待毙，而是在2011年推出了微信，这一出现，又改变了我们的交友方式，我们可以与陌生人在不同空间的同一时间使用“摇一摇”的功能成为朋友，拍照发朋友圈成为时尚，当一群“果粉”还在思考没有蓝牙的苹果机如何传输图片和文件时，微信早已帮我们解决了这一问题。面对着我们繁重如山的工作学习，别人却在晒旅游；当我们终于可以休息了，别人又发朋友圈新取得的证书和职称；那些当年土的掉渣的女同桌，何时一眨眼成了微信朋友圈中的“白富美”。当我们被这些微信功能轰炸的无暇放下手机时，在2014年它又推出了“微支付”的功能，成为能与“支付宝”分庭抗礼的另一网络客户端支付方式，方便，快捷，更重要的是它还有发送与领取红包的功能。在前辈们的研究中，关于红包主要考察它在民俗中的使用，婚庆红包，压岁红包，酬金红包等等；而关于微信红包的研究则主要则主要侧重于它在2015年春晚时所使用的营销手段，但是也正是通过这一行动，微信红包迈入千千万万的手机，随手一点，发个红包；还有另外一批前辈们研究的是红包与法律与规则的关系，集中体现在医患之间的红包关系，以人类学眼光来考察红包被交换时，所附着的经济行为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行为，这一点，却常常被我们忽视，在《礼物》中，莫斯首次考察了礼物在交换过程与经济，与人际的关系。
一、红包与微信红包的产生
如果在孩提时代曾参加过别人的婚礼，作为小孩的我们都曾收到过或多或少的婚庆红包，里面的五毛一块足以买几包零食或者冰棍儿，这样可以使我们高兴一天。但是我们在长大之后却时常感慨冰棍儿和零食几乎不再能够让我们开心愉悦，但是，却几乎很少思考那时的“红包”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红包”的前身是压岁钱，或叫压惊钱，随着印刷术的兴起，人们将压岁钱放入一封红纸中，这就成了红包，红色在人们眼里代表着富足、喜庆、吉祥之意，而红包则带着送红包人的美好祝愿，去到收红包人的手上，我们也在各种适时宜的场合，将红包送给自己的亲戚朋友。红包的英文翻译并不是“red ；money”而是“lucky ；money”，从侧面也可以看出人们对于红包的理解，它代表着幸运与祝福。而微信的产生，让红包交换的时空均发生了变化，而且也改变了它在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和交换行为。
二、红包交换的时空转变
1、从红包派送的空间来看
红包作为一种礼仪，常常出现在特定的场域内，岁时跪在爷爷奶奶面前的儿子儿媳，孙子孙媳，婚庆看亲的她大舅她二姑；抱着满月婴儿的哇哇叫声；但不论是发生在什么场域之下的红包，都是在面对面，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而微信红包的出现直接改变了这一发生空间，我们不需要再面对面的坐在一起，也不需要在什么特定的环境之下，只需要在微钱包里面轻轻一点，关联在微信上的银行卡就会自动划钱塞进红包当中，并且还可以使用微信摇一摇的功能，将两个完全不在一个空间内的人（人对人，人对企业）联系起来，从而完成红包的派送与接收的过程。改变了的红包交换空间，使得红包交换不再具有特定的空间神圣性，我们不需要行跪礼接红包，不需要正襟危坐着受礼，它的出现改变了红包交换的发生空间。
2、从红包派送的时间来看
岁时有压岁红包，过节有节庆红包，红包的交换常常遵循一定的时间，生日红包就得当天给，外公外婆的红包得在年初二回门的时候给，父母亲的红包得在年三十置于小孩枕头底下，大年初一的时候才能送给小孩，而微信红包的产生使得红包交换的过程不仅仅只是局限于这些时节，像教师节，劳动节，三八妇女节，中秋节，冬至，甚至圣诞节，愚人节等等，我们都可以包一封微信红包给自己的亲戚好友，甚至不需要节庆作为理由，只需自己随便找一个由头甚至不需要由头，我们都可以包红包给自己的亲戚朋友。也是因为微信红包的出现，特殊的节庆和仪礼中的红包交换，时间性变得松散，而这种时间性的松散看似弱化了红包交换的特定时间，却在实质上强化了节庆的特殊性，因为红包的交換使得每一个参与的人受到节日气氛的感染，使节日的气氛变得浓烈起来。消散了红包交换的时间性，却更加强调了节庆的情感互动。
三、作为礼物的微信红包的交换原则与形式
1、互惠原则
莫斯对这一原则有着八字解释“送取相宜，一切如意”[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马塞尔·莫斯（法）.及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94页]，正是微信红包作为礼物中，最重要的交换原则，普里查德在《礼物》一书中的英译本中说道：“如果一个人属于大家，而不属于他自己，那么他就会使个人抱负服从于共同的志趣”，人是会在集体中消失自我，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在礼物的交换过程中，人们常常会自觉遵守互惠的原则，莫斯在《礼物》中，以波利尼西亚为例讲述的“曼纳”之力，曼纳是波利尼西亚人所认为的一种非人格超自然的神秘力量，而关于这种神秘力量在微信红包的交换中是如何体现的，现代人赋予这种力量一种名称——“人品”，而人品的好坏则关系着一个人的运气，而运气又关系着人的财富，地位，境遇。而这种人品与成为红包交换制度中能够保持“互惠原则”的最重要德尔因素，而在《礼物》一书中莫斯考察了萨摩亚人的赠礼制度中包含的最重要的两大基本要素：一是财富和荣誉所赋予的“曼纳”，二是不回礼将导致的“曼纳”以及权威的丧失。而在微信红包时代，“人品”这一神秘力量所包含的两大因素与“曼纳”所包含的两大因素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人品它关乎着一个人的好运和霉运，人品好就是运气好，人品不好就是运气不好，而红包的送给则代表着积累人品，而只从别人那里接收红包，而不派送红包，则代表着败人品。而这种败人品的行为会给自己招致霉运，所以大多数还生存在这个体系之内的人仍旧会遵守这种“互惠”原则。这种原则在基本维持人与人之间的“人品”对等，“互惠”使我们的感情产生联系，也让我们的感情有所付出和补偿，就好比，你包几块钱，我包几块钱的红包，原则上我们都没有损失，却使得每一个拆开红包的人感到开心。 2、普通和抢红包模式
普通红包大多是面对面，一对一的形式出现 ，“抢”红包，传统的方式是有人将一打红包洒向空中，谁先抢到或者谁先抢的多，谁就能拿到更多的“红包钱”，而在微信这种功能下抢红包的行为发生在“群”里面，“群”本应是指聚在一起的人，而“微信群”的产生，则脱离了面对面的直接对话，存在于虚拟的网络空间里，产生“抢”红包这种一对多的模式，超越了普通红包一对一的模式。大家随便包上几块钱的红包，往群里一投，领了钱的人也乐的白捡，甚至在这群中，派红包的人与领红包的人未曾谋面，几乎也没有什么关系，只不过是大家同处一“群”而已。
四、微信红包的交换在社会秩序中的功能
1、娱人娱己，却无法进入主流社会的微信红包
红包的神奇之处就在于，你发十块，我发十块，他发十块，最后大家都没有少钱，但是每个人都会因为得到红包而感到开心。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自动形成了类似于“库拉圈”这样的群体，在微信里面我们将之称为“群”，库拉圈在《礼物》这本书中是指以贝壳臂镯和贝片项圈为核心的交换，它还伴随着贸易，在本质上是一种制度化的仪式性体系。而“微信群”的产生，则为红包可以进行一对多提供了可能。但是，在微信红包的交换过程中，在群员之间，我们削弱了仪式性的隆重，而是多了娱乐性质。收红包的人不需要跪膝接礼，派红包的人也不再需要正襟危坐以接受收红包人的还礼。也正是由于它极具娱乐性，使得微信红包只局限在平辈之中，局限于无明显权威划分的群体中，例如：红包的交换常常产生于同学、朋友、兄妹姊妹之间，却很少产生于爷孙，叔侄之间，这一局限性使微信红包始终无法进入主流社会为大家所接受，这种红包交换的过程也仅仅只是局限于网络客户端这样的平台，无法进入现实生活，成为人们在节日庆典，人生礼仪等的活动中真正的“红包”，在较为正式和庄重的场合，人們还是更倾向于选择纸封红包厚厚一打，来显示送红包人得郑重与诚心。
2、维系情感交流的一种工具
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我们都忙于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外加智能手机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社交习惯，人们不再写信，奔赴千里去见朋友一面，而是通话，微信，视频，朋友圈让久未谋面的朋友好像从未远离，而微信红包的出现更是进一步让我们生活的距离缩短，人们绝不仅仅是由于节庆的缘故而交换红包，更愿意说是“感情”，当我们拿起手机，派送出去的红包，自然而然将我们与他人联结起来，甚至我们可以以节日为借口联系久未谋面的老友，削弱人与人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感，它成为一种人际交往工具。另一方面由于派送出去的红包所带来的损失常常会得到相应的红包补偿，即使在短期内无法得到补偿，这种损失也会被控制在极小的范围内，所以红包交换不仅不会影响我们与他人得信任，反而在红包交换这一行为中使彼此的信任感得到加强。
在互联网智能终端的狂轰乱炸中，所有原有的传统与习惯都在发生着变化，看书不再拖着箱子，有了可携带的轻便电子书，购物被虚拟为线上活动，社交活动也不例外，这些变化都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进程，在快速的互联网之下，或许我们可以放缓速度来试着观察这些发生在细枝末节的新旧碰撞和替换。（指导老师：海力波）
参考文献：
[1]马塞尔·莫斯.礼物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2]林升栋.礼物、关系和信任 [J].广西民族研究，200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