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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可图的改革？
经过世纪末的最后狂奔，在许多地方，房改的大幕已经落下。但是，对更多的人来说，“房改”并不是一个已经过时的词。
让我们先来看看当初的“理论”设计。由单位（及它们背后的国家）提供住房，负责维修，仅收取少量租金的模式已让国家财力不堪重负。于是，将房子以相当大的折扣卖给员工——因为过去的工资结构中根本就没有包含住房消费这一块，同时对未来的员工提供适当的住房货币补贴，国家从此退出这个资金的泥潭。看起来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
或许正因为对具体操办的部门、单位和个人来说，这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有利可图的改革，所以它在各地的推进异常地迅速顺畅。在有足够的财力来赶末班车的某些部门，加紧建设和购置房产，并转手以低价卖给任何一个员工就成了一种正常的“反应”。年终的那一段时间，一些中心城区的许多半拉子高档楼盘都挂出了“保证确权，无碍房改”的大幅广告。这些一度滞销的楼盘在世纪末的房改中发现了机会——当然，这个机会并不是提供给所有的“单位”的。事实上，这些价值数十万的房子的确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被仁慈的“单位”以差不多1/10的价格“房改”给了员工。当房改的截止时间已到，所有拿到“房票”的人都像参加过一场盛宴一样，带着疲惫和充实的胃散场了。
房改似乎已经结束——虽然它才仅仅进行了一半。货币分房的原则、资金、期限等等进入了“惯常”的处理程序，也就是说，一个遥遥无期的流程之中。至此，改革的速度并不奇怪地慢下来了。决定前后办事效率差异的，自然是主事者在其中的利益“深度”的差异。
当规矩碰到利益
国企改革是近年一系列改革的重头戏。新华社的权威刊物《●望》说：国企3年脱困的目标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因为所说的“国企脱困”是指大中型亏损国企大部分脱困。提出目标的1997年底，这些国企的数目是6599户，两年下来，已脱困3387户，超过半数，可以说任务已完成。
当然，国企改革的目标不只是脱困那么简单。最近，朱●基在德国访问时说，国企的根本性改革，在于加快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积极探索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推进股份制改革，并要进一步健全、完善法律法规。这可看作是国企改革的基本规则。
改革是需要一些“规矩”的，而且这个规矩一向很明确，在各种讲话、报告、决定和方针里都有据可查。而一旦规矩没有了，或被歪曲、被利用了，稀奇古怪的“改革”便会出笼。作为国企股份制改革的落脚点，中国的股市就充满了这类奇怪的“改革”。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上市公司连续3年亏损，应由中国证监会终止其股票上市。而一些严重资不抵债的公司，等待它们的应是法定的破产程序。但股市是一个利益太丰厚的场所，在铁打的利益面前，纸糊的规则经不起轻轻一碰。
目前，上市公司中账面资不抵债者已达12家，连续3年亏损者已有8家（冠以PT美名，即“暂停股票上市”后仍可在市场上“特别转让”）。它们仍以各种名义在市场交易，且股价时有涨停板的壮举。其中，连续两年巨额亏损的郑州百文总资产为12.78亿元，而流动负债高达25.45亿元。在最大债权人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向法院申请破产后，一场资产管理公司与郑州市政府的艰难谈判开始展开。没人知道，这条不归路还要走多远？一条清晰明了的游戏规则被复杂的利益搅得模糊不清。
从不赚钱的行业退出？
中共十五大报告说，国企改革的一个主要原则是“退出”，除了关系国家安全和必须由国家垄断的极少数领域外，国有资本应从一般竞争性行业退出。
在掌管着大量国企的许多主管部门那里，我们看到了他们对“退出”的独特理解。即使进行股份制改造，建立所谓现代企业制度，也要用控股权尽力保持其“主管部门”的地位。
一家西部的上市公司，在1994年上市筹得数亿资金后，有了股份公司的面貌，现代企业制度的框架，和丝毫没有改变的企业治理结构——处级的董事长、总经理由当地党委组织部任命，监事会主席由工会主席兼任，具有绝对控股权的原生产总厂像往常一样安排股份公司的生产、销售。唯一的变化是：多了一些让他们犯错误的钱。四处开花的投资最后把原来的主业也拖进了深渊，公司已连续两年亏损。专家们建议：应该退出了。在股份公司谨慎谈判挑选后，一家沿海的企业入围，购买部分国有股的600万订金已送到，当地一个州长说：我们的企业，怎么能让外人控制呢？交易泡汤。
经济学家吴敬琏曾说：一部分人在旧有的国有经济里面有错综复杂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所以就采取一切手段阻碍非国有经济大发展，同时用给优惠政策、发补贴、放贷款等多种方法支持、扶持国有企业，再生产党政企不分的旧体制。
近期引人注目的是，在一些上市公司里，一些因经营不善，被迫出让部分股权以引进外来投资者的地方国资管理部门，现在也纷纷杀起了回马枪，调动一切手段，上演一幕幕董事会控制权的争夺战。
而另一些更“聪明”的管理者，則把“从竞争性行业退出”贯彻为“从亏损性行业退出”，进行一场“从麻烦中脱身的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是多年来中央呼吁推动的重要改革，其要害在于减少行政干预，降低金融风险。但是，最终让地方诸侯们动起来的不是这个重要的改革原则，而是突如其来的亚洲金融风暴。在风暴中变得千疮百孔的各地信托投资公司、城乡信用社，以及准金融性质的海外“窗口公司”，成了许多地方政府的恶梦。在向中央借入用于善后的巨款后，这些“麻烦制造者”纷纷被清除了。
对许多手握大权的部门来说，他们并不是不喜欢改革。但是，他们要的是由他们来决定时机、方向、手段和结果的改革。退出的要害不在于是不是竞争性行业，而在于是盈是亏。对盈利的领域“加强管理”，对亏损的领域自由放任。有着丰厚利润的行业，无论多么需要竞争也不会轻言开放。
以民利为重
丧失公正原则，以自身利益为指挥棒的改革会让改革走进死胡同，会让部门、地方小利损害社会、国家大利。
一个市的交通管理部门最近出台规定，说遍布全市的货运市场造成了混乱，不便管理，特决定由管理部门投资兴建几个大型货运市场，以便集中管理。理由无懈可击，但无法掩盖这个决定背后的利益冲动。业内人士说，这个被广大个体私营业者经营成熟的市场，每年的利润以亿计。经过20年的减政放权，让利予民，让市场而不是计划来配置资源后，一些政府部门有重新夺回社会资源的倾向。同时，对每一次重大的资源退出，则进行或明或暗的抵抗。从政府机构改革、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进的艰难，我们大致可见一斑。
中国入世已被看作是第二次改革开放，通常的说法是，政府和企业从此要按规则、按国际惯例办事。但是，这更多的是一种“对外”的承诺。实际上，对我们的未来更重要的是，在“对内”交往中我们的管理部门按什么规则办事？谁是这种规则的约束力量？
5月，在中国入世前景明朗后，国家计委新闻发言人郑新立表示：“入世”后中外企业将一视同仁。中国加入WTO后向外商开放的领域都会向国内企业开放。这是一个相当鼓舞人的信息。
当内外的游戏规则逐步需要一视同仁时，体制改革的艰难也更加凸现。有人说：企业入世，政府更要入世。这可看作是对改革的一种期望；又有人说：改革不要伤害任何人的利益。当这句话从一个不寻常的人的口中说出时，我们更多感受到的，是改革的无奈。□
经过世纪末的最后狂奔，在许多地方，房改的大幕已经落下。但是，对更多的人来说，“房改”并不是一个已经过时的词。
让我们先来看看当初的“理论”设计。由单位（及它们背后的国家）提供住房，负责维修，仅收取少量租金的模式已让国家财力不堪重负。于是，将房子以相当大的折扣卖给员工——因为过去的工资结构中根本就没有包含住房消费这一块，同时对未来的员工提供适当的住房货币补贴，国家从此退出这个资金的泥潭。看起来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
或许正因为对具体操办的部门、单位和个人来说，这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有利可图的改革，所以它在各地的推进异常地迅速顺畅。在有足够的财力来赶末班车的某些部门，加紧建设和购置房产，并转手以低价卖给任何一个员工就成了一种正常的“反应”。年终的那一段时间，一些中心城区的许多半拉子高档楼盘都挂出了“保证确权，无碍房改”的大幅广告。这些一度滞销的楼盘在世纪末的房改中发现了机会——当然，这个机会并不是提供给所有的“单位”的。事实上，这些价值数十万的房子的确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被仁慈的“单位”以差不多1/10的价格“房改”给了员工。当房改的截止时间已到，所有拿到“房票”的人都像参加过一场盛宴一样，带着疲惫和充实的胃散场了。
房改似乎已经结束——虽然它才仅仅进行了一半。货币分房的原则、资金、期限等等进入了“惯常”的处理程序，也就是说，一个遥遥无期的流程之中。至此，改革的速度并不奇怪地慢下来了。决定前后办事效率差异的，自然是主事者在其中的利益“深度”的差异。
当规矩碰到利益
国企改革是近年一系列改革的重头戏。新华社的权威刊物《●望》说：国企3年脱困的目标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因为所说的“国企脱困”是指大中型亏损国企大部分脱困。提出目标的1997年底，这些国企的数目是6599户，两年下来，已脱困3387户，超过半数，可以说任务已完成。
当然，国企改革的目标不只是脱困那么简单。最近，朱●基在德国访问时说，国企的根本性改革，在于加快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积极探索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推进股份制改革，并要进一步健全、完善法律法规。这可看作是国企改革的基本规则。
改革是需要一些“规矩”的，而且这个规矩一向很明确，在各种讲话、报告、决定和方针里都有据可查。而一旦规矩没有了，或被歪曲、被利用了，稀奇古怪的“改革”便会出笼。作为国企股份制改革的落脚点，中国的股市就充满了这类奇怪的“改革”。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上市公司连续3年亏损，应由中国证监会终止其股票上市。而一些严重资不抵债的公司，等待它们的应是法定的破产程序。但股市是一个利益太丰厚的场所，在铁打的利益面前，纸糊的规则经不起轻轻一碰。
目前，上市公司中账面资不抵债者已达12家，连续3年亏损者已有8家（冠以PT美名，即“暂停股票上市”后仍可在市场上“特别转让”）。它们仍以各种名义在市场交易，且股价时有涨停板的壮举。其中，连续两年巨额亏损的郑州百文总资产为12.78亿元，而流动负债高达25.45亿元。在最大债权人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向法院申请破产后，一场资产管理公司与郑州市政府的艰难谈判开始展开。没人知道，这条不归路还要走多远？一条清晰明了的游戏规则被复杂的利益搅得模糊不清。
从不赚钱的行业退出？
中共十五大报告说，国企改革的一个主要原则是“退出”，除了关系国家安全和必须由国家垄断的极少数领域外，国有资本应从一般竞争性行业退出。
在掌管着大量国企的许多主管部门那里，我们看到了他们对“退出”的独特理解。即使进行股份制改造，建立所谓现代企业制度，也要用控股权尽力保持其“主管部门”的地位。
一家西部的上市公司，在1994年上市筹得数亿资金后，有了股份公司的面貌，现代企业制度的框架，和丝毫没有改变的企业治理结构——处级的董事长、总经理由当地党委组织部任命，监事会主席由工会主席兼任，具有绝对控股权的原生产总厂像往常一样安排股份公司的生产、销售。唯一的变化是：多了一些让他们犯错误的钱。四处开花的投资最后把原来的主业也拖进了深渊，公司已连续两年亏损。专家们建议：应该退出了。在股份公司谨慎谈判挑选后，一家沿海的企业入围，购买部分国有股的600万订金已送到，当地一个州长说：我们的企业，怎么能让外人控制呢？交易泡汤。
经济学家吴敬琏曾说：一部分人在旧有的国有经济里面有错综复杂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所以就采取一切手段阻碍非国有经济大发展，同时用给优惠政策、发补贴、放贷款等多种方法支持、扶持国有企业，再生产党政企不分的旧体制。
近期引人注目的是，在一些上市公司里，一些因经营不善，被迫出让部分股权以引进外来投资者的地方国资管理部门，现在也纷纷杀起了回马枪，调动一切手段，上演一幕幕董事会控制权的争夺战。
而另一些更“聪明”的管理者，則把“从竞争性行业退出”贯彻为“从亏损性行业退出”，进行一场“从麻烦中脱身的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是多年来中央呼吁推动的重要改革，其要害在于减少行政干预，降低金融风险。但是，最终让地方诸侯们动起来的不是这个重要的改革原则，而是突如其来的亚洲金融风暴。在风暴中变得千疮百孔的各地信托投资公司、城乡信用社，以及准金融性质的海外“窗口公司”，成了许多地方政府的恶梦。在向中央借入用于善后的巨款后，这些“麻烦制造者”纷纷被清除了。
对许多手握大权的部门来说，他们并不是不喜欢改革。但是，他们要的是由他们来决定时机、方向、手段和结果的改革。退出的要害不在于是不是竞争性行业，而在于是盈是亏。对盈利的领域“加强管理”，对亏损的领域自由放任。有着丰厚利润的行业，无论多么需要竞争也不会轻言开放。
以民利为重
丧失公正原则，以自身利益为指挥棒的改革会让改革走进死胡同，会让部门、地方小利损害社会、国家大利。
一个市的交通管理部门最近出台规定，说遍布全市的货运市场造成了混乱，不便管理，特决定由管理部门投资兴建几个大型货运市场，以便集中管理。理由无懈可击，但无法掩盖这个决定背后的利益冲动。业内人士说，这个被广大个体私营业者经营成熟的市场，每年的利润以亿计。经过20年的减政放权，让利予民，让市场而不是计划来配置资源后，一些政府部门有重新夺回社会资源的倾向。同时，对每一次重大的资源退出，则进行或明或暗的抵抗。从政府机构改革、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进的艰难，我们大致可见一斑。
中国入世已被看作是第二次改革开放，通常的说法是，政府和企业从此要按规则、按国际惯例办事。但是，这更多的是一种“对外”的承诺。实际上，对我们的未来更重要的是，在“对内”交往中我们的管理部门按什么规则办事？谁是这种规则的约束力量？
5月，在中国入世前景明朗后，国家计委新闻发言人郑新立表示：“入世”后中外企业将一视同仁。中国加入WTO后向外商开放的领域都会向国内企业开放。这是一个相当鼓舞人的信息。
当内外的游戏规则逐步需要一视同仁时，体制改革的艰难也更加凸现。有人说：企业入世，政府更要入世。这可看作是对改革的一种期望；又有人说：改革不要伤害任何人的利益。当这句话从一个不寻常的人的口中说出时，我们更多感受到的，是改革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