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默地走在街上，思绪被如雨般飘落的黄叶所惊扰。满眼望去，灰蓝色的天幕下，排排光秃秃的枝蔓在秋风中兀立着、摇曳着，从它们身上，我仿佛又看见了一个远离我们12年的生命……
　　父亲1946年参加马本斋回民连，辽沈战役打响时，他已是一位身经百战的连长了。攻打热河的鏖战整整持续了两天。父亲在指挥作战时，左肩不幸中弹，霎时，鲜血染红了厚厚的军装，战士要送他下去，他坚决不肯，直到战斗结束，脱下军装，才发现子弹已射进了左肩胛骨，从此，一个二寸多长的印记永远留在了他的肩上。每次看到他的疤痕，我的眼前都会重现昔日枪林弹雨的场面。一个身材高大、眉宇间透着一股英气的年轻连长，镇定自若，带着伤痛指挥作战。那是父亲戎马生涯的真实写照，也是一位共和国军人为国立功的见证。
　　1952年，父亲从沈阳军区司令部转业到本溪煤矿，他服从组织安排，先在保卫科任科长，后到大食堂做管理员。当时粮食紧缺，很多人求他弄粮票，他都一口回绝。 “咱不能让别人背后说三道四。”这是他常说的一句口头禅。母亲常笑他傻，可他很执拗。做管理员四年，账目清楚，没有出现丝毫纰漏。因此深得领导及同事的称赞。
　　后来，为了远在山东的奶奶及全家六口人的生活，他毅然要求到井下采煤以缓解家里的经济负担。但他做梦也没想到，他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一次井下采煤时，不小心手指被铁丝刮破，粗心的父亲没有声张只偷偷用粘布缠上，谁知一个月后伤口感染，先是红肿、流脓、溃烂，痛得他彻夜难眠，那时我家租住在一个不足十三平方米的小平房，夜阑人静时，我常被一声声“哎哟、哎哟”的呻吟声惊醒，朦胧夜色中，我见父亲把缠着绷带的右手伸进棉袄里在地上来回走……
　　“你得的那个病真顽固，上哪也治不好。”妈妈不止一次地重复着这句话。父亲的病针灸、扎针、偏方都试过，奇怪的是，就是不见效。起初确诊为湿疹，后来又说是骨结核。更可怕的是两年后，蔓延到右腿，腿肚烂了一个碗口大的窟窿，医生要截肢，父亲执意不肯才保住了这条腿，从此不得不拄起了拐杖病退在家，那年他才五十岁。
　　那时姐姐下乡，我在上高中，几个弟弟妹妹都在上学，全家只靠父亲五十多元的病退金。整个春天都靠萝卜咸菜窝头度日。面对这样窘迫的状况，我向父亲提出不考大学接父亲的班来缓解家里的经济压力，父亲急了，冲着我瞪大眼睛几乎是吼道：“家里的事不用你管，你只要考上再难也供。”父亲虽然没进过学堂，但他清楚知识的重要，面对他的坚决，我没有退路，只能破釜沉舟了。
　　临近高考，老师要我们买语文复习资料，定价2.8元。我最打怵张口跟父亲要钱，为了我们，父亲硬是戒掉了喝了30多年的茶。他是用牙缝挤出的钱供我们读书啊！
　　那天早晨，我背着书包站在厨房足足有五分钟。“建平，有事吗？”父亲听到了我的脚步声。
　　“我，我……没事。”我变得结结巴巴。
　　“是不是要钱？”父亲猜出了我的心事。
　　我慌乱极了，说：“老师让买复习资料，就这次，下次就不买了。”
　　他摸索了半天递给我三元钱，我颤抖着接过父亲的钱，头也不敢回地走了……路上，我的心仿佛被什么東西噬咬着，暗暗发誓：一定要考上大学为父亲争气。
　　1982年夏天，我没有让父亲失望，实现我们家族零的突破，成为一名师范院校的大学生。
　　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全家像过节一样，姐姐妹妹都乐得一夜没有睡好。饱经沧桑的父亲，也绽开了久违的笑容。
　　一片干枯的落叶不知何时离开树枝悄然落在我的面前，我轻轻地将它拾起，慢慢地把它捧在手心，仔仔细细地端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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