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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数次去杀虎口，每一次都要盘缘好长时间，那巍峨雄壮的长城，蜿蜒于两侧山脊，像腾飞的巨龙，我总被其巨大的魅力所倾倒。
古老边關名远播
杀虎口，古称参合口，也称西口，雁北外长城最重要的关隘之一，位于山西省右玉县境内，是从内蒙古南下山西必经地段。其两侧高山对峙，地形险峻，东依塘子山，西傍大堡山，两山之间开阔的苍头河谷地，自古便是南北重要通道，至今大同至呼和浩特的公路，仍经由此地。因其特殊的历史地理位置，杀虎口闻名遐迩已有两千多年，有资料称杀虎口为万里长城第十关。
在历史上，杀虎口最开始被称为参合陉，《水经注》上曾有记载：“参合陉，北俗谓之全鹤陉，道出其中，亦谓参合口。” 从春秋到隋朝，一直使用这个名字，唐朝改名为“白狼关”，宋朝又改名叫“牙狼关”，明朝时称为“杀胡口”，到清朝将“胡”字改为“虎”字，成为沿用至今的“杀虎口”。
早在战国赵孝成元年（公元前265年） ，赵国就派重兵驻守雁门一带，著名大将李牧曾多次从参合口出击，击败匈奴进犯。汉代大将李广、卫青、霍去病也曾从这里挺进大漠，驰骋疆场。
杀胡关建于明朝，明朝为了抵御蒙古瓦剌南侵，多次从此口出兵征战，故而起了一个杀气腾腾的名字“杀胡口”。杀胡口关城是明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土筑，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砖包，城周为1公里，高11.7米。明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在杀胡口堡外另筑新堡1座，名平集堡，其规制与旧堡皆同，两堡之间筑墙相连，成犄角互援之势。
军事要塞狼烟烈
杀虎口作为军事要塞，兵家必争之地，狼烟常燃，战火不断，特别在明朝，汉蒙军队多次在此激烈交战。
公元1449年，土木之变后，明朝开始转入战略防御，历时130年大规模兴筑长城，逐步形成九边防御体系。
在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曾在这里发生一场大战，守军在左右无援的情况下，孤军奋战，坚守右玉城，长达8个月之久，使明廷重新重视起杀胡口来。
这场战争起因于“桃松寨事件”。桃松寨是俺答汗之子辛爱的妾，她与辛爱部下头目鬼混，被发现后慌忙投奔明军。当时的大同总督杨顺，为请功邀赏，欲将其送往京城。辛爱为此率部进攻杀虎口，包围右玉城。杨顺见事不妙，后悔不该收留桃松寨，他向朝廷谎奏，辛爱愿用被俘汉人交换桃松寨。皇帝同意后，杨顺放还桃松寨，但辛爱不但未退兵，反又加强兵力，猛攻右玉城。
在蒙古兵多次强攻下，右玉城军民浴血奋战，守将在作战中阵亡，在家赋闲的武将尚表，自愿担任了右玉保卫战的总指挥。他在异常困难的情况下，除打退敌方进攻之外，还多次抓住有利战机，偷袭敌营。从九月坚持到第二年四月，右玉城终未被攻克，但城内军民已绝炊断粮，牛马等牲畜也被吃光了。
在形势万分危急之时，明廷派兵部尚书杨博亲率大军来解右玉之围。蒙古兵见右玉城实难攻下，且援军将至，便解除对右玉城的包围，从杀虎口撤出。
这场战争之后，朝廷重新加固修缮了右玉城及杀虎口长城，并增加了守备兵额，大大提高了杀虎口的防御能力。
明嘉靖年间，蒙古首领俺答汗多次遣使要求开放边境贸易。傲慢自大的大明王朝，不仅没有答应，还关闭了所有贸易口岸。俺答汗被迫以武力威胁，绕过明朝的边防重镇，从古北口悄无声息地兵临北京城下，明朝被迫开放宣府、大同等地与蒙古进行交易。不久，明廷出尔反尔再次拒绝与蒙古贸易，单方关闭马市，使战火再起。
直到嘉靖死，隆庆帝登基，明廷才意识到“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开始调整严禁海外贸易的政策，外患自然得以平息。到了清朝，统治者对蒙古采取怀柔政策，将"胡"字改为"虎"字。
贸易关口繁荣地
从明中叶到民国的四百余年间，无数晋陕冀人，迫于生计，走出杀虎口，穿过草原，走向大漠，打通了一条远至俄罗斯的商贸通道。这条艰辛漫长的西行之路，成就了晋商，极大地促进了西北边疆的经济发展。
到了清朝顺治年间，随着贸易的深入持久，政府在此设置税收关卡，管辖东起山西天镇新平堡，西至陕西神木约200里的税收，规定来往商人必须从杀虎口进行运输，不得绕道其他地方私走。
为了获取更多利益，在杀虎口这样一个边关小镇上，清政府设立八大衙门，开始增收各种税费，除了口外的贡品和回口里的灵柩不收税之外，就是外嫁的女儿带自己缝制的鞋袜给关里的父母，也要缴纳税费。
清朝康熙、雍正、乾隆在历时50多年征服葛尔丹部的战争中，杀虎口一直处于大本营的地位，担当着传递情报，运送军粮军饷等国防重任。康熙皇帝更是亲率大军征讨，康熙三十五年（1697年）十二月初三，康熙皇帝西征归来，驻跸杀虎口九龙湾，从此杀虎口又贴上了帝王的标签。
晋商抓住清军西征的契机，跟随大军走向大漠，走出国门。如康熙年间费扬古部在杀虎口驻防时，在军中服杂役的王相卿、张杰和史大学等，为部队采购生活日用品，他们经常出入于边关集市，同蒙古人进行交易。当康熙率部西征时，他们以小贩身份，肩挑货物做随军贸易生意，不久他们与当地人合开了"吉盛堂"杂货店，先是专为西征大军服务，后来就发展到与驻军及当地百姓进行贸易。
《圣武记》中记载：军队驻扎的地方"字号店铺，鳞次栉比，市衢宽敞，人民杂辏……繁华富庶，甲于关外"，"贸易鳞集星萃，街市纷纷。每逢八栅尔会地，摩肩雨汗，货如雾拥"。西征不仅平息了叛乱，也为晋商打开了发展通道。晋商保障西征大军的后勤供给，繁荣驻地，也发展了自己。在此期间，杀虎口成了北方最大的贸易集散地，有作坊店铺上千家，形成了四通八达的商路驿道，成了日进斗金斗银之地。
民国时期，各大军阀统治杀虎口都设立各种税务关卡，税上加税压榨商客，商客不堪重负，便纷纷离开这里，杀虎口渐渐落寞下来。
泪洒西口湿古道
历史上"走西口"的故事就发生在杀虎口。“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苦在心头……”唱出了几代人的血泪辛酸。
黄土高原自古地瘠天寒，民生维艰。到16世纪末，中原的百姓贫困潦倒，苦不堪言，为了养家糊口，开始"走西口"谋求生路。"走西口"约从明代中期开始，其高潮出现于明末清初，前后大约经历了三百多年的历史。好多人都是边走边唱，一路乞讨走到西口外。有诗曰："苍河水，水长流，流的是眼中泪，淌的是心中血。"
明末，遭林丹汗兵祸，蒙古首领为补充丁口，不分民族破例纳丁编佐，晋陕流民纷纷前来加入蒙籍。清初，长期镇压农民起义，造成长城以内生产极大破坏，田地荒芜，屋宇残破，人丁流亡，大批晋陕甘冀的破产农民，或"携男挈女"或孤身一人，千百成群，背井离乡，冒禁私越长城，"走西口，去归化""觅食求生"，或向蒙民租地垦种，或入大漠私垦，形成"走西口"的迁徙群体，直至解放前仍延续不断，解放后才结束了"走西口"的悲惨历史。
据考，仅从清末至民国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就有1300万山西人移民内蒙，呼和浩特80%的汉人，都是走西口山西人的移民后代。
岁月风华千古事
在右玉博物馆，我们看到挖掘出的明代杀虎口旧关口，它曾经是中原通向大漠的重要关口，却只高1.74米，宽1.67米，狭小而逼仄的门洞，仅容一人一马通过，可见当年双方交易的艰难。因为明朝初期奉行禁边政策，与蒙古民族断绝任何交往，所以没必要建成高大的关口，从中也能看出，大明王朝对待草原人民的小家子气。康熙5年，苍头河一场洪水，将关口淤塞，直到2004年重修长城时才再现昔日的场景。今天我们看到的杀虎口关隘，高大宽阔，气势恢宏，蔚为壮观。
徜徉在杀虎口风景区，古道、长城、古戏台、票号遗址、街道……这些沉默的历史遗迹，尽显岁月风华，伴随塞外的风雨，让我们的思绪穿越千古，飞向未来。
古老边關名远播
杀虎口，古称参合口，也称西口，雁北外长城最重要的关隘之一，位于山西省右玉县境内，是从内蒙古南下山西必经地段。其两侧高山对峙，地形险峻，东依塘子山，西傍大堡山，两山之间开阔的苍头河谷地，自古便是南北重要通道，至今大同至呼和浩特的公路，仍经由此地。因其特殊的历史地理位置，杀虎口闻名遐迩已有两千多年，有资料称杀虎口为万里长城第十关。
在历史上，杀虎口最开始被称为参合陉，《水经注》上曾有记载：“参合陉，北俗谓之全鹤陉，道出其中，亦谓参合口。” 从春秋到隋朝，一直使用这个名字，唐朝改名为“白狼关”，宋朝又改名叫“牙狼关”，明朝时称为“杀胡口”，到清朝将“胡”字改为“虎”字，成为沿用至今的“杀虎口”。
早在战国赵孝成元年（公元前265年） ，赵国就派重兵驻守雁门一带，著名大将李牧曾多次从参合口出击，击败匈奴进犯。汉代大将李广、卫青、霍去病也曾从这里挺进大漠，驰骋疆场。
杀胡关建于明朝，明朝为了抵御蒙古瓦剌南侵，多次从此口出兵征战，故而起了一个杀气腾腾的名字“杀胡口”。杀胡口关城是明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土筑，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砖包，城周为1公里，高11.7米。明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在杀胡口堡外另筑新堡1座，名平集堡，其规制与旧堡皆同，两堡之间筑墙相连，成犄角互援之势。
军事要塞狼烟烈
杀虎口作为军事要塞，兵家必争之地，狼烟常燃，战火不断，特别在明朝，汉蒙军队多次在此激烈交战。
公元1449年，土木之变后，明朝开始转入战略防御，历时130年大规模兴筑长城，逐步形成九边防御体系。
在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曾在这里发生一场大战，守军在左右无援的情况下，孤军奋战，坚守右玉城，长达8个月之久，使明廷重新重视起杀胡口来。
这场战争起因于“桃松寨事件”。桃松寨是俺答汗之子辛爱的妾，她与辛爱部下头目鬼混，被发现后慌忙投奔明军。当时的大同总督杨顺，为请功邀赏，欲将其送往京城。辛爱为此率部进攻杀虎口，包围右玉城。杨顺见事不妙，后悔不该收留桃松寨，他向朝廷谎奏，辛爱愿用被俘汉人交换桃松寨。皇帝同意后，杨顺放还桃松寨，但辛爱不但未退兵，反又加强兵力，猛攻右玉城。
在蒙古兵多次强攻下，右玉城军民浴血奋战，守将在作战中阵亡，在家赋闲的武将尚表，自愿担任了右玉保卫战的总指挥。他在异常困难的情况下，除打退敌方进攻之外，还多次抓住有利战机，偷袭敌营。从九月坚持到第二年四月，右玉城终未被攻克，但城内军民已绝炊断粮，牛马等牲畜也被吃光了。
在形势万分危急之时，明廷派兵部尚书杨博亲率大军来解右玉之围。蒙古兵见右玉城实难攻下，且援军将至，便解除对右玉城的包围，从杀虎口撤出。
这场战争之后，朝廷重新加固修缮了右玉城及杀虎口长城，并增加了守备兵额，大大提高了杀虎口的防御能力。
明嘉靖年间，蒙古首领俺答汗多次遣使要求开放边境贸易。傲慢自大的大明王朝，不仅没有答应，还关闭了所有贸易口岸。俺答汗被迫以武力威胁，绕过明朝的边防重镇，从古北口悄无声息地兵临北京城下，明朝被迫开放宣府、大同等地与蒙古进行交易。不久，明廷出尔反尔再次拒绝与蒙古贸易，单方关闭马市，使战火再起。
直到嘉靖死，隆庆帝登基，明廷才意识到“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开始调整严禁海外贸易的政策，外患自然得以平息。到了清朝，统治者对蒙古采取怀柔政策，将"胡"字改为"虎"字。
贸易关口繁荣地
从明中叶到民国的四百余年间，无数晋陕冀人，迫于生计，走出杀虎口，穿过草原，走向大漠，打通了一条远至俄罗斯的商贸通道。这条艰辛漫长的西行之路，成就了晋商，极大地促进了西北边疆的经济发展。
到了清朝顺治年间，随着贸易的深入持久，政府在此设置税收关卡，管辖东起山西天镇新平堡，西至陕西神木约200里的税收，规定来往商人必须从杀虎口进行运输，不得绕道其他地方私走。
为了获取更多利益，在杀虎口这样一个边关小镇上，清政府设立八大衙门，开始增收各种税费，除了口外的贡品和回口里的灵柩不收税之外，就是外嫁的女儿带自己缝制的鞋袜给关里的父母，也要缴纳税费。
清朝康熙、雍正、乾隆在历时50多年征服葛尔丹部的战争中，杀虎口一直处于大本营的地位，担当着传递情报，运送军粮军饷等国防重任。康熙皇帝更是亲率大军征讨，康熙三十五年（1697年）十二月初三，康熙皇帝西征归来，驻跸杀虎口九龙湾，从此杀虎口又贴上了帝王的标签。
晋商抓住清军西征的契机，跟随大军走向大漠，走出国门。如康熙年间费扬古部在杀虎口驻防时，在军中服杂役的王相卿、张杰和史大学等，为部队采购生活日用品，他们经常出入于边关集市，同蒙古人进行交易。当康熙率部西征时，他们以小贩身份，肩挑货物做随军贸易生意，不久他们与当地人合开了"吉盛堂"杂货店，先是专为西征大军服务，后来就发展到与驻军及当地百姓进行贸易。
《圣武记》中记载：军队驻扎的地方"字号店铺，鳞次栉比，市衢宽敞，人民杂辏……繁华富庶，甲于关外"，"贸易鳞集星萃，街市纷纷。每逢八栅尔会地，摩肩雨汗，货如雾拥"。西征不仅平息了叛乱，也为晋商打开了发展通道。晋商保障西征大军的后勤供给，繁荣驻地，也发展了自己。在此期间，杀虎口成了北方最大的贸易集散地，有作坊店铺上千家，形成了四通八达的商路驿道，成了日进斗金斗银之地。
民国时期，各大军阀统治杀虎口都设立各种税务关卡，税上加税压榨商客，商客不堪重负，便纷纷离开这里，杀虎口渐渐落寞下来。
泪洒西口湿古道
历史上"走西口"的故事就发生在杀虎口。“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苦在心头……”唱出了几代人的血泪辛酸。
黄土高原自古地瘠天寒，民生维艰。到16世纪末，中原的百姓贫困潦倒，苦不堪言，为了养家糊口，开始"走西口"谋求生路。"走西口"约从明代中期开始，其高潮出现于明末清初，前后大约经历了三百多年的历史。好多人都是边走边唱，一路乞讨走到西口外。有诗曰："苍河水，水长流，流的是眼中泪，淌的是心中血。"
明末，遭林丹汗兵祸，蒙古首领为补充丁口，不分民族破例纳丁编佐，晋陕流民纷纷前来加入蒙籍。清初，长期镇压农民起义，造成长城以内生产极大破坏，田地荒芜，屋宇残破，人丁流亡，大批晋陕甘冀的破产农民，或"携男挈女"或孤身一人，千百成群，背井离乡，冒禁私越长城，"走西口，去归化""觅食求生"，或向蒙民租地垦种，或入大漠私垦，形成"走西口"的迁徙群体，直至解放前仍延续不断，解放后才结束了"走西口"的悲惨历史。
据考，仅从清末至民国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就有1300万山西人移民内蒙，呼和浩特80%的汉人，都是走西口山西人的移民后代。
岁月风华千古事
在右玉博物馆，我们看到挖掘出的明代杀虎口旧关口，它曾经是中原通向大漠的重要关口，却只高1.74米，宽1.67米，狭小而逼仄的门洞，仅容一人一马通过，可见当年双方交易的艰难。因为明朝初期奉行禁边政策，与蒙古民族断绝任何交往，所以没必要建成高大的关口，从中也能看出，大明王朝对待草原人民的小家子气。康熙5年，苍头河一场洪水，将关口淤塞，直到2004年重修长城时才再现昔日的场景。今天我们看到的杀虎口关隘，高大宽阔，气势恢宏，蔚为壮观。
徜徉在杀虎口风景区，古道、长城、古戏台、票号遗址、街道……这些沉默的历史遗迹，尽显岁月风华，伴随塞外的风雨，让我们的思绪穿越千古，飞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