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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与“旧”，是现代中国使用最广含义最混也最易引起争议的一对范畴。比如民初的各种思想论争——“林（纾）蔡（元培）之争”、“新青年派”与“学衡派”及“甲寅派”的论争、陈（独秀）杜（亚泉）“东西文化问题论战”，甚至包括“问题与主义之争”等等，从宽泛意义上，均可归于“新旧之争”，但细究起来，其“新”“旧”含义却不尽相同。要全面梳理现代中国的“新旧之争”，自非本文区区篇幅所能胜任，而更关键的问题是，现代中国的“新旧之争”并不仅仅囿于形而上的思想观念领域，而是广涉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由“新旧之争”而起的“新旧转化”，也不仅仅是上层制度的变革问题，它同时也是“整个生活世界的变化”问题①。因此，本文另辟蹊径，试图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选择一个较小的切入口，即围绕《新青年》杂志而产生的文化生活，来考察现代中国的“新旧之争”。从这个视角，我们能发现“新”与“旧”在现代中国所呈现出的更为复杂微妙的关系。
一、“新的！旧的！”
“新旧意识”在近现代中国如何发生，是一个颇复杂的问题。但毫无疑问，它与晚清的维新运动有密切关系，尤其是关于国民性的讨论。早在太平天国时，洪仁玕便提出了建立“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的理想。戊戌时，严复则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口号。随后梁启超进一步全面提出了“新民说”，“咸与维新”的观念渐入人心。至五四时，从陈独秀对“新青年”的呼吁，到鲁迅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改造国民性运动，一时臻至高潮，所谓“新旧”讨论，也不再限于民性或国民性，而衍展至社会文化各领域。波及范围之广，以致时人慨叹“国中现象变幻离奇，盖无在不由新旧之说淘演而成。吾又见夫全国之人心无所归宿，又无不缘新旧之说荧惑而致。政有新政旧政，学有新学旧学，道德有所谓新道德旧道德，甚而至於交际酬应，亦有所谓新仪式旧仪式。上自国家下及社会，无事无物不呈新旧之二象。”②这一点，从《新青年》杂志篇目即可见出。比如“新教育与旧教育之歧点”、“新文学及中国旧戏”、“中国与新旧银行团”、“女子问题：新社会问题之一”、“新剧底讨论”、“旧思想与国体问题”、“新历史” 、“新青年与新道德”、“新思潮的意义” 、“调和论与旧道德”、“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新文体”、“关于新文学的三件要事”、“法国之新政潮”，等等，几乎任何领域的问题均可从“新旧”角度予以探讨。
当然，这些讨论中的“新旧”含义不一，或指时间历史之先后，或指中西文化之别，或指语言形式之异（比如文言与白话）。而论者对“新”的关注点也颇不相同，以《新青年》为例，南社领袖柳亚子赞同《新青年》攻驳孔教，但不同意胡适的文学革命，而胡适提倡文学革命却不赞同《新青年》朝社会主义发展，至于同意讨论社会主义的人也未必愿意看到它成为共产主义的喉舌。③正因“新旧”含义有别，所以对“新旧”关系的理解也各异。有主张新旧势不两立者，有主张新主旧辅或旧主新辅者，也有主张新旧各半彼此调和者，不一而足。
在五四之前，“新”与“旧”并不是对立的。在《新民说》中，梁启超从培育“国民之精神”、“国民之资格”出发，认为“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採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也就是说他认为，一方面，“新”来自于“旧”而“旧”有待进化为“新”，“譬诸木然，非岁岁有新芽之茁，则其枯可立待。譬诸井然，非息息有新泉之涌，则其涸不移时。夫新芽新泉，岂自外来者耶？旧也而不得不谓之新。惟其日新，正所以全其旧也”；另一方面，以“拿来主义”的方式采纳外来之“新”以弥补原本之“旧”，“不可不博考各国民族所以自立之道，彙择其长者而取之，以补我之所未及”。④
到五四时代，“新”和“旧”开始势不两立。但须注意的是，“新文化派”并不否认新旧有其相对性，“新旧两个字是从时间上生发出来的。……从后者而言前者，前就是旧的；从前者而言后者，后者就是新的。……新旧两字，本非绝对，因旧立新，因新立旧”⑤。甚至某种程度上也承认新旧须转换、调和，“宇宙进化的机轴，全由两种精神运之以行，正如车有两轮，鸟有两翼，一个是新的，一个是旧的。但这两种精神活动的方向，必须是代谢的，不是固定的；是合体的，不是分立的，才能于进化有益”。⑥但是，在“新文化派”那里，新旧的相对性和调和论为何最终走向了绝对性和对立论呢？⑦
这多少与“洪宪帝制”的刺激有一定关系。以自由民主、共和立宪为目标的辛亥革命，推翻清廷的君主专制后，代之而起的却是民国的“洪宪帝制”，这个讽刺性的事实不由得促使知识分子们猛醒：在政治表象后面有更强大的思想文化逻辑在起作用。不革新后者，无从谈前者。也就是说，政治上的“新”不可能构筑在思想文化的“旧”上。所以陈独秀才说，“吾人果欲於政治上採用共和立宪制，复欲於伦理上保守纲常阶级制，以收新旧调和之效，自家冲撞，此绝不可能之事”。⑧ 但是，革新思想为什么一定要除旧布新呢？那是因为“新文化派”认为中国旧有的是以“孔教”为代表的“别尊卑、重阶级、主张人治、反对民权之思想学说”（在“新文化派”看来，“孔教”与“洪宪帝制”之媾和，更添其反动色彩），而自由、平等、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等思想文化要素，是中国“所本无”的，必须援引于外。所以，“新文化派”所理解的“新旧”，主要是“外来之新”与“自身之旧”，两者有绝对之差异，也根本无法共存：
所谓新者无他，即外来之西洋文化也；所谓旧者无他；即中国固有之文化也。如是，则首当争辨者，西洋文化与中国文化根本上是否可以相容。欲解决此问，又当先知西洋之伦理与中国之伦理是否相似。此在稍识外情者，亦必知欧美各国之家族制度、社会制度以至於国家制度，固无一焉可与中国之旧说勉强比附者也。欧美现今一切之文化，无不根据於人权平等之说。在二百年前，其为君权政治、特权社会，固无异於中国，或且加甚焉。乃自法兰西革命以还，人权之说大唱，於是对於人生之观念为之大变。人生之观念既变，於是对於国家之观念亦不得不变。人生之观念变，於是乎尊重自由，而人类之理性始得完全发展。国家之观念变，於是乎铲除专制，而宪政之精神始得圆满表见。是谓之西洋文化，而为吾中国前此所未有，故字之曰新，反乎此者则字之曰旧。二者根本相违，绝无调和折衷之余。地今日所当决定者，处此列族竞存时代，究竟新者与吾相适，抑旧者与吾相适。如以为新者适也，则旧者在所排除，如以为旧者适也，则新者在所废弃。旧者不根本打破，则新者绝对不能发生；新者不排除尽净，则旧者亦终不能保存。新旧之不能相容，更甚於水火冰炭之不能相入也。⑨ “新文化派”沿继了梁启超“採补其所本无而新之”观点，但是并不认同“外来之新”与“自身之旧”之间是改良主义的“採补”关系⑩，而认为两者之间是革命主义的“替代”关系。
政治革命既已递嬗至“思想革命”、“文化运动”，文化上的激进也就在所难免。“学生一代”的傅斯年固然宣称，“一个空瓶子，里面并没有多量的浑水，把清水注进就完了。假使是个浑水满了的瓶子，只得先把浑水倾去，清水才能钻进来”11，“先生一代”的李大钊也力主“为了解决矛盾，只有破除一切”12，而陈独秀更是大呼“这腐旧思想布满国中，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13，“全部十三经，不容于民主国家者盖十之九九，此物不遭焚禁，孔庙不毁，共和招牌，当然挂不长久……”14
“新文化派”的激进，每每为后世所诟病，但是，置于一定历史情势之下也是可以理解的。新旧关系如何，往往取决于如何理解新旧。当“新文化派”将“新旧”理解为“外来之新”与“自身之旧”时，强调非此即彼也无不可。但问题是，思想观念上的新旧可以势不两立、泾渭分明，而生活上的新旧却往往错综交织，难以分清，也就是说，在新旧问题上，思想和生活上是有些差异的15。由此，我们回过头来再审视梁启超“新民”的两条途径。如果说“採补其所本无而新之”更多在思想观念层面展开的话，那么“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则提示了一种面向生活的向度。因为“本有”正是“生活”的本质，个人永远处于生活的历史之中，无法抽身而出，基于“本有”的“新之”，也就必然是在生活层面展开的。“新文化派”在强调“外来之新”取代“自身之旧”时，偏重思想观念的作用而忽视了生活自身的逻辑，自然也就看不到自身新旧转换的事实和可能了。而这一点在“学衡派”那里却有所回应：
天理人情物象，既有不变者存，则世中事事物物，新者绝少。所谓新者，多系旧者改头换面，重出再见。常人以为新，识者不以为新也。……且夫新旧乃对待之称，昨以为新，今日则旧。旧有之物，增之损之，修之琢之，改之补之，乃成新器。举凡典章、文物、理论，学术，均就已有者层层改变，递嬗而为新，未有无因而至者。故若不知旧物，则决不能言新。16
自身的新旧转换既是一种文化可能，也是不可否认的一种文化事实，对亦新亦旧的五四这一代而言，尤其如此。李大钊曾经慨叹五四时代的生活是一种矛盾的生活。“矛盾生活，就是新旧不调和的生活：就是一个新的，一个旧的，其间相去不知几千万里的东西，偏偏凑在一处，分立对抗的生活。……中国今日生活现象矛盾的原因，全在新旧的性质相差太远，活动又相邻太近。换句话说，就是新旧之间，纵的距离太远，横的距离太近；时间的性质差的太多，空间的接触逼的太紧。同时、同地不容并存的人物、事实、思想、议沦，走来走去，竟不能不走在一路来碰头，呈出两两配映、两两对立的奇观。”17这应该是亦新亦旧的五四一代的切身之谈。学者赵园在自己导师王瑶身上也发现了这样的现象：“五四一代以至五四后的知识分子，有时社会意识极新而伦理实践极旧”。18一边是现代文化人的社会观念、文化理想，一边是传统文人的生活积习、士人情调，二者并行不悖。若细致考察五四一代人的话，便会发现从旧到新固然多数，从新到旧也为数不少，其中具体到个人早年、壮年到晚年的思想生涯问题，则维新与守旧、激进与保守之间，更可有多番变化，彼此交织，新人抑或旧人安能一概而论？
以《新青年》同人之一的钱玄同为例，为什么身为章太炎及门弟子的他，在五四时代会高喊“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甚至主张“废除汉字”？这在旁人眼里自然是殊难理解的，比如学生辈的罗家伦就如此评论：
钱玄同本来是一个研究音韵学的人，是章太炎的学生，是自己主张白话却满口说文言的人，是于新知识所得很少却是满口说新东西的人，所以大家常说他有神经病，因为他也是一个精神恍惚好说大话的人。他的哥哥钱洵，做过意大利公使的，钱玄同很怕他的哥哥，他在外面一向主张很激的人，然而见到了哥哥却一点也不激烈了。他当时主张废姓主张废汉字，因此大家更觉得这种主张可怕，而更觉得钱玄同是同疯子一样。19
如此张说，不说“妖魔化”，至少口气甚是不恭。而钱玄同本人又是如何“夫子自道”的呢？
若玄同者，於新学问、新知识，一点也没有；自从十二岁起到二十九岁，东撞西摸，以盘为日，以康瓠为周鼎，以瓦釜为黄钟，发昏作梦者整整十八年。自洪宪纪元，始如一个响霹雳震醒迷梦，始知国粹之万不可保存，粪之万不可不排泄：愿我可爱可敬的支那青年做二十世纪的文明人，做中华民国的新国民。20
由此看来，个人思想的新旧转变，往往是有其内在的生活逻辑和依据的，并不如旁人理解的那样是“神经病”、“疯子”或者人格分裂。而阅读作为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显然是构成这种“逻辑”和“依据”的要素之一。本文虽从“新旧”问题立论，但是并无意对五四时代的“新旧之争”（它涉及观念、语言、刊物、人事诸多层面）作全面梳理，而仅仅是以《新青年》的阅读为中心，力图描绘出在五四时代新旧意识是如何在阅读中产生的，以及阅读生活所呈现出的新旧复杂面来。
二、“新旧之争”
探讨民初的“新旧之争”，1919年林纾与蔡元培之间的笔仗是个很好的起点，有人甚至认为它是“民国初年新旧之争的一次象征性事件”。21事情缘于《新青年》杂志导演的“双簧戏”。1918年3月，先有《新青年》编辑之一的钱玄同化名“王敬轩”，以读者名义致函《新青年》，指责其排斥孔子、废灭纲常，尤集矢于文学革命，后有另一编辑刘半农代表《新青年》逐一批驳。双方彼此攻诿，唇舌相讥，尤其是刘半农的《答王敬轩书》，极尽刻薄挖苦之能事，连“新派”也不禁为之侧目，“旧派”自然更是按捺不住。1919年2、3月间，林纾先于上海《新申报》以小说形式诋毁《新青年》同人，继而在北京《公言报》以公开信形式致函蔡元培，攻击《新青年》与北大。蔡元培随后亦借助媒体复信批驳。林、蔡均系学界名流，两人笔战自然迅即引起舆论关注。“林蔡之争”于是被冠以“新旧之争”、“新旧思潮之冲突”、“新旧思潮之决斗”，频繁见诸报端。尽管当时刘师培为首的“正统”旧派并不认同林纾，而新文化诸人也称林氏“不配”代表旧派，但报章媒体出于耸人听闻的需要，仍在“新旧之争”名义下大肆炒作，其流风所及甚至牵连到北大校内。 先是3月6日上海的《申报》，刊登一篇名为《北京大学新旧之暗潮》的文章：
国立北京大学自蔡孑民氏任校长后，气象为之一新，尤以文科为最有声色。文科学长陈独秀氏，以新派首领自居，平昔主张新文学甚力。教员中与陈氏沆瀣一气者，有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学生闻风兴起服膺师说者，张大其辞者，亦不乏人22
接着是3月18日北京的《公言报》，登了一篇名为《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的文章：
国立北京大学自蔡孑民任校长后，气象为之一变，尤以文科为甚。文科学长陈独秀，以新派自居，平昔主张新文学甚力。教员中与陈氏沆瀣一气者，有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顾同时与之对峙者，有旧文学一派。旧派中以刘师培氏为首。其他如黄侃、马叙伦等，则与刘氏结合，互为声援者也。加以国史馆之耆老先生，如屠敬山、张相文之流，亦复而深表同情于刘、黄。……顷者刘、黄诸氏，以陈、胡等与学生结合，有种种印刷物发行也，乃亦组织一种杂志，曰《国故》。组织之名义出于学生，而主笔致之健将，教员实居其多数。盖学生中固亦分旧新两派，而各主其师说者。23
两报一南一北，而两文论调、措辞却大同小异，貌似客观揭露学界内情，实则以报道“新旧之争”之名行打压新派之实。将当时新文化重镇的北大拖下水，看来是别有用心之举。
当时即有人指出，“新旧之争”系媒体炮制出来的：“从《公言报》登了一篇《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的新闻及林琴南致蔡孑民一信，京内外各报都当此为极好资料，大家发抒意见，至再至三……各报所藉以评论的资料，只是靠一篇《公言报》的新闻和林蔡来往的几封信（林也不是旧的，蔡也不是新的，信中也没有新旧的话），都不能算做事实……今林琴南来了一封责难的信，我们看来虽然是胡闹，但在大学方面却也不能当他胡闹。所以蔡的回答罢，也是尽大学一分子的责任。奈偏偏被一般无知识的人给他一个‘新旧战争’的名词。”24 然而，对当时正苦于“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的“新派”而言，媒体的炒作却正中下怀。陈独秀趁机将报刊报道转载于《每周评论》，仅第17、19期就转载了14家报刊的27篇社论25，学界纷争迅即成为公众话题，而“新旧对峙”的局面也似乎由此坐实。
称“新旧之争”是被“制造”出来的，是但也不完全是。五四前夕的中国社会，无论是思想状况还是阅读生活，本就处于方新方旧、新旧杂陈的暗潮之中。譬如，南社领袖柳亚子对陈独秀的“倒孔”主张十分推崇，对文学革命却甚不以为然，声称“《新青年》杂志中陈独秀君巨著，宜写万本，读万遍也”，“唯近信胡适之言，倡言文学革命，则弟未敢赞同”。“只手打到孔家店”的吴虞在反“孔”方面比陈独秀更偏激，但对文学革命也持保留态度，曾为此写有一篇《论文学革命驳胡适说》，柳亚子读后“拍案叫绝”。 26至于媒体被列为“旧文学一派”的刘师培与《国故》，又是如何理解新旧对立的呢？1919年3月22日，《刘师培致公言报函》发表在《公言报》上，随后是《国故月刊致公言报函》，两函又于3月24日同时刊于《北京大学日刊》。刘师培在信中声称，“《国故》月刊由文科学员发起，虽已保存国粹为宗旨，亦非与《新潮》诸杂志互相争辩也”。《国故月刊致公言报函》则声称：“要之同人组织《国故》，其宗旨在昌明国学，而以发挥新义、刮垢磨光为急务。并非抱残守缺，姝姝奉一先生之言；亦非固步自封，驳难新说”，一再申明并非与新派为敌。这倒并非虚言，正如有人回忆，五四时的北大“学术思想在剧变，可是中文系新旧对立，只是文言白话之争。如反对军阀，要求科学与民主，中文系新旧人物，似乎没有什么歧见”。27而且新旧两派之间即便“道不同”也并非“不相与谋”，观念上之争斗往往并不碍生活上之交谊（这也再次证明观念、生活并非属一）。比如，北京大学进德会首次投票选举评议员，刘师培与蔡元培、陈独秀等四人一道入选，共同主持该会。1919年1月，北大教员组织旨在“联络感情、商兑学术”的学余俱乐部，黄侃与胡适、李大钊一并列为发起人。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在京散发传单，结果遭军警拘捕，联名写给京师警察总监要求保释陈独秀的呈文中，列名为第一位的即是刘师培。1919年11月20日，刘师培去世，身后萧条，历二日始入殓，由陈独秀出资代为料理后事。林纾于1924年10月病逝，11月，胡适、郑振铎就分别写出《林琴南先生的白话诗》、《林琴南先生》以表纪念。
“先生一代”有所“恋旧”并不奇怪，而“学生一代”在新旧之间则不免“纯任意气”了。在校园之中，“新学生”与“旧学生”的分野，不仅在伦理情感问题的看法上不同，连读书做学问的方式也迥异，青年时的冯友兰便观察到：
（一）新学生专心研究学问，旧学生专心读书。（二）新学生注意现在和未来，旧学生注意过去。（三）新学生之生活为群众的，旧学生之生活为单独的。（四）新学生注重实际，旧学生注重空谈。28
而阅读生活上的分野则尤为激烈，杨振声曾生动地描述了此种情形：
新事物的生长必然要经过与旧事物的斗争而后壮大起来的。五四运动前夕的北大，一面是新思想、新文学的苗圃，一面也是旧思想、旧文学的荒园。当时不独校内与校外有斗争，校内自身也有斗争；不独先生之间有斗争，学生之间有斗争，先生与学生之间也还是有斗争。比较表示的最幼稚而露骨的是学生之间的斗争。有人在灯窗下把鼻子贴在《文选》上看李善的小字注，同时就有人在窗外高歌拜伦的诗。在屋子的一角上，有人在摇头晃脑，抑扬顿挫地念着桐城派古文，在另一角上是几个人在讨论着娜拉走出“傀儡之家”以后，她的生活怎么办？念古文的人对讨论者表示憎恶的神色，讨论者对念古文的人投以鄙视的眼光。前面说过学生中曾出版《新潮》与《国民》，但同时也出版了与之相对立的《国故》。这三种杂志的重要编辑人都出在我们五四那年毕业班的中文系。大家除了唇舌相讥，笔锋相对外，上班时冤家相见，分为眼明，大有不能两立之势。甚至有的怀里揣着小刀子。29
所谓“同学少年多好事，一班刊物竟成三”30，五四之后，新文化运动大倡，新旧杂陈的局面演变为新旧泾渭分明、势不两立，意识形态的意味渐渐趋浓，李霁野曾回忆说： 一九一九年秋季我到阜阳第三师范学校读书，三年中在思想感情上经历了一个暴风雨的时代。我们有几个朋友如痴如狂期待着新书刊的到来，拆开封就争着从头到尾阅读。我们喜欢从文章中闻到炸药的气味，对旧的一切攻击得越厉害，读起来越痛快。我们也渐渐在同学中树了敌。一部分人对白话文深恶痛绝，新的书报不屑一顾，整天摇头摆尾哼古文。有的教师坚决支持他们，不准写白话文。31
这种渐趋紧张的思想文化氛围，最明显地体现在《新青年》对《东方杂志》的批判上。
关于五四时代新旧刊物的交锋，往往提及的是《新青年》与《学衡》、《甲寅》的论争、《新潮》与《国故》的论争，而对《新青年》与《东方杂志》之间的论战则相对忽略。在五四时代流行的“新旧”刊物划分中，所谓的“新旧”刊物阵营中均没有提及《东方杂志》。比如，“现在的出版物中，能仔细研究一个问题，不落在随便发议论的一种毛病里，只有一个《建设》。以多年研究所得的文艺思想、人道主义精切勇猛的发表出来，只有一个《新青年》。此外，以《星期评论》、《少年中国》、《解放与改造》、《每周评论》、《湘江评论》，算最有价值”32；“当时对于新文学的抵抗力不外三种，一种是林琴南派，一种是东南大学的胡先骕和他所办的《学衡杂志》，一种是北京大学内部的《国故杂志》”33；“在‘学术思想自由’的口号下，……各种刊物也纷纷出版，其中最著名的有《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国民杂志》等；也有坚持守旧的刊物，如《国故》、《学衡》”34。可以看到，在划分“新旧”刊物阵营时，对《东方杂志》都略而不谈。这种忽略，显然与《东方杂志》的性质在新旧之间有关。
《东方杂志》始创于1904年，为商务印书馆所经营，在一般都市文化人群中有相当影响。有人将其与《申报》并列，视之为“商业报刊”的代表35。其实，与《申报》不同，它有相当的文化色彩和文化主张，尤其是1911～1919年杜亚泉主持笔政期间。正因如此，陈独秀才会炮轰《东方杂志》，挑起《新青年》与《东方杂志》之间的“东西文化问题论战”。关于这次“论战”的始末，学界多有论述，这里要谈的是两刊刊风、刊旨之间的差异。就刊风而言，《新青年》一味激进，而《东方杂志》则力持“平正”；就刊物背后的文化观念而言，陈独秀主张“全盘西化”，而杜亚泉则力主“中西调和”。在五四这样狂飙突进的时代，如此分野，自然是新旧立判。虽然《东方杂志》并非“国粹派”的“纯粹守旧”，而是“新旧调和”，但是在“新派”看来，“新旧调和”与“纯粹守旧”一样不可取。这一点，从罗家伦对《东方杂志》的批评即可见出。罗家伦把《东方杂志》归为“毫无主张，毫无选择，只要是稿子就登”的“杂乱派”：
这个上下古今派的杂志，忽而工业，忽而政论，忽而农商，忽而灵学，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你说他旧吗？他又像新；你说他新吗？他实在不配。……这样毫无主张，毫无特色，毫无系统的办法，真可以说是对社会不发生一点影响，也不能尽一点灌输新智识的责任。我诚心盼望主持这个杂志的人，从速改变方针。须知人人可看，等于人人不看；无所不包，等于一无所包。36
《东方杂志》遭陈、罗炮轰后，声望暴跌、销量锐减，商务不得不撤换主编。五四之后，该刊有较大改革，发表资产阶级各种学派学说，也刊登进步文艺和政论文章，后人多以为是顺应了社会进步潮流。
《东方杂志》的被迫改版，说明五四之后“新”势力的渐趋强大。经过1919年的新旧之争后，《新青年》名声大震，印数更是高达一万五六千份。37以致承销《新青年》等新刊物的亚东图书馆的汪孟邹，在1919年4月23日致胡适的信中说道：“近来《新潮》、《新青年》、《新教育》、《每周评论》，销路均渐兴旺，可见社会心理已转移向上，亦可喜之事也。各种混账杂乱小说，销路已不如往年多矣。”也就是说，“新阅读”开始成为一种社会上弥漫开来的阅读风气和阅读潮流。
三、“潮流所趋，可以见矣”
在五四时代的阅读生活中，新旧力量之所以出现此消彼长，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新阅读”之所以能蔚然成风，这是多方面因素合力的结果。
首先，当然是五四运动的推动。五四运动是新的阅读风气形成的一个契机。湖南是《新青年》较早进入的地区之一，但到五四前夕，《新青年》在湖南仍“销行较少”。“自五四运动霹雳一声，惊破全国大梦，于是湘人亦群起研究新文化。”38《新青年》销量才大增。1919年8月长沙文化书社成立。半年之内，该社销售《新青年》2000本。39四川的情况也是如此。据吴虞称，1916年《新青年》初到成都时只卖了5份40；3个月后，销数超过30份。41但此后销数未见起色。直到五四运动爆发后，《新青年》在成都的销售才顿然改观。1919年底，吴虞在成都销售新书刊最有名的华阳书报流通处，翻阅其售报簿，内中有两处记录令他讶异：一是守经堂亦买《新青年》看；二是成都县中学一次购买《新青年》等杂志22元，而《新青年》的全年定价也才2元。以致吴虞不禁感叹：“潮流所趋，可以见矣。”42
其次，新刊物阵营的“集团作战”。由北大师生所办的《新青年》和《新潮》，其同声相气自不待言。李小峰回忆说，“白话文的运动，经《新青年》提出，《新潮》起而呼应，并与守旧派展开激烈的战斗以后，势力一天天的扩大和充实；它们的影响深入到内地，他们的主张一天天为无数的青年所信从。从当时施存统给‘新潮社’的信中，可以略见一斑。他在信中说：‘敝校近来颇有改革的气象，同学们关于新文学、新思想也极注意。大概看过《新青年》和《新潮》的人，没有一个不被感动；对于诸君极其信仰，学白话文的人也有三分之一。’”43而罗家伦则提到，新刊物阵营除了《新青年》和《新潮》外，“还有一个《每周评论》，……这个杂志，当时有很大的影响，那时候进步党讨论系的《国民公报》和研究系的《晨报》也先后在北京响应，在上海方面，则戴季陶奉中山先生的命令，办《星期评论》，同《每周评论》几乎是两个姊妹报纸。……而上海的进步党所办的《时事新报》，也闻风景从，张东荪和张君劢等还办了一个《解放与改造》，虽然谈社会问题比较多些，却也是响应文学革命的刊物，自此以后所谓新文化运动几乎布满全国了。”44 第三，北京大学的地位和影响。《新青年》的作者群是当时全国最高等学府北大的教授，在读者中自然有相当的威信。曹聚仁曾回忆说：
一九一八年秋，我从家乡到兰溪，趁公司船下杭州，一上船，便看到施存统兄（即施复亮）在对舱。施兄也是一师同学，比我低一年，也是单不庵师的入室弟子，笃信程朱理学的。……船行三日，我们接席倾谈，当然无所不谈。我看见他的枕下，摆着几本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随手拿来看了几篇，不觉有些异样的感觉。那些文字，虽是用文言体写的，内容却是崭新的。如吴虞所主张的只手打孔家店，在旧士大夫眼里，真是大胆妄为，大逆不道。我问他：“存统，我们的单老师看了，他会有怎么样的想法？”他说：“单老师，也未必会反对的！《新青年》中的写稿人，都是北京大学的教授！陈先生，他还是北大的教务长呢！”这便是五四运动的风信旗，《新青年》正是五四运动的纪程碑。45
曹聚仁和施存统的这位老师单不庵，是当时浙东的理学名家，后来果如施存统所言，他并未反对学生阅读《新青年》，足见北大招牌的确是管用的。
正因以上诸多因素，新刊物的阅读在全国一时蔚然成风。北大中文系学生罗仲言就回忆说：“我们那时青年人读《新青年》是风行一时的事。不读的人很少。有些不同意《新青年》观点的学生，出于好奇也要看看。”46诗人汪静之则回忆说：“当时青年人是否阅读《新青年》、《新潮》，看一个青年进步还是落后。”47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期间，也曾经热衷于阅读《新青年》，有时甚至到了痴迷的程度。“对李大钊、陈独秀的文章反复阅读，并摘抄某些文章中的精辟段落。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之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48从一些读者来信中，也可见出对《新青年》等新刊物的这种崇拜之情和感激之情。譬如，武昌中华大学中学部的恽代英就给《新青年》写信说：“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的里面，自从看了《新青年》渐渐醒悟过来，真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见了曙光一样。我们对于做《新青年》的诸位先生，实在是表不尽的感谢了。”49
显然，这里头有“价值判断”的成分，也有相当的“感情判断”的成分。正如前文提到过的艾芜的例子。艾芜回忆自己上中学时：
有一次，到国文教员曾海门的寝室里去，忽然看见他也在看《新青年》，不知怎的，这一发现，使我们学生对他的感情，格外亲近了好些，仿佛有什么东西，把师生间的距离缩短了。……就在祭吊我外祖母的第二天，我又遇见了一个小学教师吴实秋。他穿西装，着长统皮鞋，手里拿着手杖，打扮使人惊奇。更使我惊异的，是他坐着休息的时候，居然摸出新诗专号的《直觉》来看。我是第一次看见他，但在人丛中，他却变为我最亲近的人……另一个客人，贺印根，是在军队作文书的，一向还很熟识，但因他在吴实秋走后，痛骂写白话文的人，还说用白话写诗，简直是把中国诗糟蹋完了，我就恨他起来，看见他就把头掉开，认为他思想腐败，值不得一顾。现在想起来，童年时候那种拥护新文化爱好新文艺的心情，真可说是达到了狂热的地步，谁是该亲近的人，谁是该疏远的人，都重新划分出了界限。先前划界限，完全凭感情，他对我好我就对他好，等到读了新刊物后，却用的是思想了，而这思想却是全从新刊物上得到的。有些思想，可能是一知半解，又可能是读不懂，看错了，变成了误会，因为一个小学生的理解力是有限的，但在当时却把一律看成神圣不可侵犯，而且还要实际去做，绝不留在口上，变成空谈，终天一心一意只想做新青年。50
对“新思想”并不确切了解，却“一心一意只想做新青年”，这种不无盲目的趋新意识，显然是风气所致。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川岛身上，他曾经回忆自己北大求学时的情况：
当时北大师生所创办的杂志，象《新青年》《新潮》，是早就知名的，《每周评论》在我到北大时已被查禁，但是还有《新生活》，《少年中国》，吸引力都是很大的。……生活中所接触到多少事情，都是新鲜的，尽管有的说法，有一些事，着实叫人纳闷儿，却因为它是新鲜的，就贪婪地一古脑地吸取着。什么书刊（平良心说，就是当时《国故》杂志不爱看）都想翻翻看看，不论是中文的，外文的，只要它是新的，都想去找来看，看不懂的也要硬看。坐在屋子里看，坐在洋车上也看。51
“只要它是新的，都想去找来看，看不懂的也要硬看”，这颇能说明当时青年学生阅读的一般状态。可以说，当时流行的“新阅读”的“新”，往往不是作为确切的思想观念内容体现的，而是作为一种模糊的态度、情感、意识体现的。在新旧之间，青年读者最容易产生一种态度和情感的同一性、一种对“旧”的整体性反叛。夏衍曾经回忆自己上中学时是如何成为“新派”的：
这是一个新旧分裂和分化的时期，在当时，杭州各学校——主要是各学校的校长之间，也形成了新与旧的两个阵营，一师（浙江第一师范，引者注）、一中（浙江省立一中，引者注）是进步派，我念书的那所甲种工业（浙江甲种工业学校，引者注）则是保守派的代表。我从保守派的学校被吸引过去，是由于同学孙锦文的介绍，他看见我经常在读《新青年》之类的杂志，就介绍我去拜访沈玄庐和沈仲九。沈仲九送给我一本小册子——克鲁普得金的《告青年》，这本书对我起了很大的影响。在当时，我根本分辨不出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区别，看了这本书，只觉得社会太不合理、太黑暗了，非彻底革命不可，这样，就很自然地参加到“新派”队伍中去了。52
“觉得社会太不合理、太黑暗了，非彻底革命不可”，这种结论甚至不是基于理性的社会观念、社会思想产生的，而更多是来自于自身的经验感受，这与五四时代青年的生活是相关的。五四时曾经因“非孝”而闻名全国的施存统，给“新思潮”下过一个定义，“当时所谓新思潮含义很广，是指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思想而言。主要内容是反对封建旧礼教、旧道德，反对君主政治和军阀政治，提倡民主；反对旧教条、旧八股，反对迷信、盲从，提倡科学。同时又反对旧文学和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和白话文，提倡新文字”。53可以看到，施存统将“反对封建旧礼教、旧道德”列在了“新思潮”内容的首位，这显然并不奇怪。传统的婚姻制度、家长制度对青年来说有着最直接的影响，至于政治、科学、文学方面则尚在其次。而青年对“传统”或者说“旧”的反抗，态度是明确的，而内容则是模糊的，摒弃“传统”之后的出路在哪里往往也不清楚，有时候甚至不免为了“出走”而“出走”，为了“新”而“新”。 对这种“喜新厌旧”的极端现象，吴宓曾经有过批判：
如只见一端，何从辩正？势必以己意为之，不能言其所以然，而仅以新称。遂不免党同伐异之见。则其所谓新者，何足重哉！而况又未必新耶？……当群俗喜新之时，虽非新者，亦趋时阿好，以“新”炫人而求售。故“新”亦有真伪之辨焉。54
当“新”成为潮流、“新阅读”一跃成为风气的时候，“感情判断”往往就会凌驾于“价值判断”之上，理智也就被情感所取代了。在举世趋新、唯新是举的时代潮流下，保持个人的取向、阅读趣味也就成了别有意味的姿态。钱穆曾经这样回忆自己在五四前夕所作出的抉择：
时（指1914至1918年，钱穆在无锡县立第四高等小学任教期间，引者注）余已逐月看《新青年》杂志，新思想新潮流坌至涌来。而余已决心重温旧书，乃不为时代潮流挟卷而去。及今思之，亦余当年一大幸运也。55
很显然，“《新青年》”与“旧书”，不仅代表两种不同的读物，也是两条不同的人生道路。当“新青年”派以其“深刻的片面性”适逢其时的时候，钱氏却决心选择后者，这在那个狂飙突进、急功近利的时代似乎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但是其独立特行、不随波逐流的取向又岂能以一“旧”字简单打发呢？
四、“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
生命是变动不居的还是有其不变性？生命的新旧是对立的还是统一的？生命的新旧无疑是最切身的新旧问题。维新时代的梁启超曾说过“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故不惜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宣战”这样的话，而五四时代的罗家伦则针锋相对，认为生命有其一贯性和同一性，也就是人格，这是人类彼此认识的基础。人格须不断提升，趋向理想人格，而理想人格则永久不变。“‘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宣战’的见解，正是因为缺乏了整个的人格观念，所以陷入于可笑的矛盾”。56
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生命新旧问题上，信奉改良的梁氏所持的是革命态度，而信奉革命的罗氏所持的却是改良态度。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基本认同罗氏的观点（即生命是在统一基础上变化的），但并不认为生命必然是按“进化”或“改良”方向发展的。而梁氏的问题则是把“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也即自我（生命）的新旧彻底割裂开了，没看到其统一性的一面。下面本文从个人在阅读生活中发生新旧转变的现象具体探讨这个问题。
在五四时代，个人的阅读取向发生新旧转变是很常见的现象。比如在五四青年读者中，从阅读《东方杂志》转而阅读《新青年》，就很普遍。57当然，《东方杂志》并不算“旧派”杂志，但是从宽泛意义来说，这种阅读转向也不妨理解为是新旧转换。
在五四之前，《东方杂志》是一份受到一般都市文化人群相当欢迎的文化刊物。“新派”人物吴虞、恽代英、郑超麟与张国焘等即在读者之列。根据吴虞1911～1916年间的阅读记录，他常订阅的杂志有《东方杂志》、《法政杂志》、《进步杂志》、《小说月报》58、《国民公报》、《学艺》、《甲寅》等。其中《东方杂志》又是吴虞最常订阅者。据吴虞日记，他最早知道《新青年》并首次与陈独秀联系，是在1916年12月。59吴虞向《新青年》投稿之时，便开始订阅《新青年》。吴虞反孔非儒与批判家族制度的文章，成都当地报纸多不敢登载，而陈独秀将其刊登于《新青年》。吴虞大为感奋60。之后不久，他便开始嫌《东方杂志》“精神上之文字少也”。61到1917年7月，吴虞明确表示以后不再续订《东方杂志》、《青年进步》、《小说月报》等刊62，独钟情于《新青年》。
与吴虞相似，恽代英的阅读兴趣也有一个由《东方杂志》转向《新青年》的过程。青年恽代英十分爱看杂志。1917—1918年间，恽氏常年订阅的刊物有《东方杂志》、《妇女杂志》、《教育杂志》、《科学》、《大中华》、《教育界》、《学生界》等数种，此外还零星购买过《进步杂志》、《青年进步》、《中华教育界》、《中华学生界》、《妇女时报》、《小说海》等刊。63恽氏批评当时的青年学生多“不肯买正当杂志”，“亦多不明看杂志之利益”64，而自己大量订阅杂志，显属特例。从订单看，恽代英的阅读兴趣与吴虞颇有不同，惟有《东方杂志》是两人都经常订阅的刊物。恽代英最早接触并投稿《新青年》，与吴虞几乎同时。但与吴虞不同的是，恽代英一直到1919年3月才开始订阅《新青年》。在此之前的两年间，恽代英仅零星购买和偶尔“杂阅”过《新青年》。651919年恽代英不再订阅《妇女杂志》、《教育杂志》、《科学》等刊，只有《东方杂志》仍在续订中。
恽代英坚持不懈地订阅《东方杂志》，却迟迟不订《新青年》，有些匪夷所思。1917年9月，恽代英在日记对《新青年》有过如下一番议论：
《新青年》杂志倡改革文字之说。吾意中国文学认为一种美术，古文、骈赋、诗词乃至八股，皆有其价值。而古文诗词尤为表情之用。若就通俗言，则以上各文皆不合用也。故文学是文学，通俗文是通俗文。吾人今日言通俗文而痛诋文学，亦过甚也。66
恽代英对《新青年》印象最深的是其“改革文字之说”，而他显然不认同这一主张。次年4月，恽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仍坚持认为“新文学固便通俗，然就美的方面言，旧文学亦自有不废的价值，即八股文字亦有不废的价值，惟均不宜以之教授普通国民耳”。67不仅如此，恽代英甚至对《新青年》同人的“激进”倾向，亦整体不予认同。1919年2月10日，恽代英郑重致函陈独秀，“劝其温和”。68不过到五四前后， 恽代英对《新青年》与《东方杂志》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4月24日，恽代英在日记中写道：“阅《新青年》，甚长益心智。”696月25日，恽代英又在日记中转引好友的话说：“旧日以为《时报》与《东方杂志》最好，现在仍作此语，有耳无目，可怜哉！”9月9日，恽代英在致王光祈的信中明确表示：“我很喜欢看《新青年》和《新潮》，因为他们是传播自由、平等、博爱、互助、劳动的福音的。”70
而据郑超麟回忆，1920年春，福建的学生才开始闹“五四运动”，开始接触新思潮。1919年11月，刚从福建省立第九中学毕业的郑超麟前往法国勤工俭学。在上船以前，他“不知道五四运动有爱国以外的意义”。在船上，他第一次与“外江”学生接触，发现那些“外江”学生流行看《新青年》等“新思潮”杂志，而此前他只熟悉礼拜六杂志，对《新青年》一类杂志闻所未闻。与他同船赴法的30多名福建学生也都是到法国后，才开始阅读从国内寄来的《新青年》等杂志，在抵法半年乃至一年之后，才学会写白话文，学会谈新思潮。71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郑羡慕那些在《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等“新思潮”杂志上写文章的人，对《东方杂志》则已没有敬意。72 张国焘也回忆说，他在1916年秋入北大后，和当时的许多青年一样，以不甘落伍、力求上进的新时代青年自命，除了功课而外，还经常读《东方杂志》、《大中华》等刊物，希望从此探究出一些救国治学的新门径。后来看了《新青年》，觉得它更合乎自己的口味，更适合当时一般青年的需要，转而热烈拥护。73
据前文《东方杂志》与《新青年》的比较可以知道，从《东方杂志》到《新青年》的阅读转向，说明青年读者的阅读，在五四后呈现出激进化、反传统化的倾向。这一点在恽代英和吴虞身上体现尤为明显。尤其是恽代英，从最初的致函陈独秀 “劝其温和” 并维护“旧文学”，到完全接受以“激进”和“文学革命”闻名的《新青年》，其个人思想认识变化何其之大。
这种转变为什么会发生呢？有时候心理因素会产生一定的作用，尤其是青年人的逆反心理。比如苏雪林回忆在安徽安庆上中学期间：
陈先生（指陈独秀，引者注）所办的新青年也曾流入安庆少数知识阶级的书斋里。我母校（安庆省立初级女子师范，引者注）有一位陈慎登先生本来是我们历史教员，后来又做我们国文教师。他的国学确是渊深，但多读古书的人，思想每易为传统所囿，他崇拜孔子，迷信中国旧文化，都比一般老先生为热烈。新青年反对孔子，改革旧文学的言论是何等叫他痛苦啊！我们将卒业的半年中已听了他不少骂新青年的话，并且苦口婆心劝我们万勿为这种异端邪说所动，要好好做个圣贤之徒。当时我们并不知外面有新文化运动这回事，并且也不知陈胡为何人，感谢慎登师的反宣传，我对这问题倒注意起来了。不过当时虽零零碎碎借来了几本新青年，无非感觉其中议论新奇可喜，并不认识它的真实理由。况且我们久受慎登师尊孔思想的灌输，见了他们那打倒孔家店的举动，虽不至视为大逆不道，确也期期不以为可。又觉得他们主张白话为文是多此一举，因为古文进化到五四以前，可以让梁启超一类人拿来发表政论，可以让严复、林纾拿来翻译西洋哲学和文艺，也算纵横恣肆，运用自由了，还要改弦更张做甚？但后来看见林琴南与蔡孑民争辩的二封信，和林先生的什么荆生啦、妖梦啦，反而把我的同情逼到新的方面。琴南先生原是我的私淑国文教师，自我能读书以来，我就整个沉浸于他译著里。对他的崇拜几乎像现代青年之崇拜鲁迅一般，但比较有意义，为的现代青年不过由宣传而信仰鲁迅，而我却是读过林氏全部著作的。林蔡二函，蔡则态度平和，措词明爽，言之有物，林则思想既固陋，言语又无杂，充分表示他头脑的不清。荆生妖梦则更可以看出林先生的仗已打输，所以显出那么枪法大乱的神气来。至安福部宣传小册形容陈独秀的猪喙，胡适之的徽州英语，更容易叫人看出作者人格的卑劣，造谣伎俩之无意义，为了人类天然正义感之所激，我虽欲不倾向陈胡也不可得了。74
当然，这种新旧转变不能完全归结于心理过程，需要更细致的分辨。由于《东方杂志》并不完全算“旧派”杂志，因此阅读的新旧转换体现得还并不十分充分。而以五四前后的北大学生和北大刊物为对象考察的话，更能说明问题。前面说过，《国故》在五四时被列为“守旧”刊物的代表。但即使在“守旧”刊物的大本营，也发生了新旧倒戈的现象。《国故》的“文牍”之一的罗常培便是一例。他曾经回忆说：“第三学年是我思想转变的开始，转变的主要动因，是《新青年》杂志和《蔡元培先生给林纾的信》，对我起了很大作用……‘五四’前后，我在思想上发生了很大矛盾：学习的是旧文学，而又有对新知识的要求。”75
而最著名的例子，显然是被称为“黄门侍郎”的傅斯年的“叛师”事件。据罗家伦回忆说：
从《新青年》出来以后，学生方面，也有不少受到影响的，像傅斯年、顾颉刚等一流人，本来中国诗做得很好的，黄季刚等当年也很器重他们，但是后来都变了，所以黄季刚等因为他们倒旧派的戈，恨之刺骨。
当时我们除了读书以外实在有一种自由讨论的空气，在那时我们几个人比较读外国书的风气很盛，其中以傅斯年、汪敬熙和我三个人，尤其以喜买外国书。大学的图书馆，对于新书的设备比以前也好些，大家见面时候，便讨论着自己所读的书籍，而回去的时候便去看书或写信给日本凡善书社去定买外国书。除了早晚在宿舍里面常常争一个不平以外，还有两个地方是我们聚合的场所，一个是汉花园北大一院二层楼上国文教员休息室，如钱玄同等人，是时常在这个地方的。另外一个地方是一层楼的图书馆主任室（即李大钊的房子），这是一个另外的聚合场所。在这两个地方，无师生之别，也没有客气及礼节等一套，大家到来大家就辩，大家提出问题来大家互相问难。大约每天到了下午三时以后，这两个房间人是满的。所以当时大家称二层楼这个房子为群言堂（取群居终日言不及义语），而在房子中的多半是南方 人。一层楼那座房子，则称之为饱无堂（取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语），而在这个房子中则以北方人为主体。李大钊本人是北方人；按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是顾亭林批评北方人的；群居终日言不及义，是他批评南方人的话。这两个房子里面，当时确是充满学术自由的空气。大家都是持一种处士横议的态度。谈天的时候，也没有时间的观念。有时候从饱无堂出来，走到群言堂，或者从群言堂出来走到饱无堂，总以讨论尽兴为止。饱无堂还有一种好处，因为李大钊是图书馆主任，所以每逢图书馆的新书到时，他们可以首先看到，而这些新书遂成为讨论之资料。当时的文学革命可以说是从这两个地方讨论出来的，对于旧社会制度和旧思想的抨击也产生于这两个地方。这两个地方的人物，虽然以教授为主体，但是也有许多学生时常光临，至于天天在那里的，恐怕只有我和傅孟真（斯年）两个人，因为我们的新潮社和饱无堂只隔着两个房间。当时学生界的思想也有一个剧烈的变动。最初的北大学生看外国书的很少，到了我们的时候，看外国书的便比较多起来了。傅孟真和我两个人，是每月都要向日本凡善株式会社（代收西书的书店）报效一点款子。傅孟真是抛弃了黄季刚要传章太炎的道统给他的资格，叛了他的老师来谈文学革命。他的中国文学，很有根柢，尤其是于六朝时代的文学，他从前最喜欢读李义山的诗，后来骂李义山是妖，我说：当时你自己也高兴着李义山的时候呢？他回答说：那个时候我自己也是妖。傅孟真同房子的有顾颉刚。俞平伯、汪敬熙和我，都是他房间里的不速之客。天天要去，去了就争辩。还有一位狄君武（膺）是和傅孟真同房子的， 但是他一天到晚咿咿唔唔在做中国小品文字，以斗方名士自命。大家群起而骂他，且当面骂他为“赤犬公”（因狄字为火及犬构成），他也无可如何。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但是可见北大当时各种分子杂居一处的情形及大家有一种学术自由的空气。76 罗家伦的回忆很有趣，也有许多颇堪玩味的地方。
首先，傅、顾的新旧倒戈是因为阅读《新青年》而受其影响的缘故，前面提到的罗常培也是如此，所谓“从《新青年》出来以后，学生方面，也有不少受到影响的”。《新青年》的“文学革命”和“白话诗”显然对傅斯年触动颇大。傅的“中国文学，很有根柢，尤其是于六朝时代的文学”，“本来中国诗做得很好的”，但是浸淫越深，越易对那一派的毛病看得清楚，而身为青年也越易产生逆反心理，由此倒戈也并不奇怪。
其次，傅、顾在倒戈之前，有相当多阅读“外国书”的经验。“在那时我们几个人比较读外国书的风气很盛，其中以傅斯年、汪敬熙和我三个人，尤其以喜买外国书。”可见一个像傅斯年这样被黄侃视为衣钵传人的人，其倒向新文化阵营并不是偶然的。通过“外国书”广泛阅读，他显然早已经积累了相当的西学、新学知识，由旧转新只不过是量变到质变的结果。
再次，傅、顾等人在阅读中讨论、在讨论中阅读，达到了相砺以新的效果。“大家见面时候，便讨论着自己所读的书籍”；“因为李大钊是图书馆主任，所以每逢图书馆的新书到时，他们可以首先看到，而这些新书遂成为讨论之资料”。群读的好处是避免思想僵化，互相启发，便于创新，所以罗家伦才说“当时的文学革命可以说是从这两个地方讨论出来的”。
最后，傅斯年在自我的新旧问题上，似乎抱着梁启超的“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故不惜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宣战”的态度。所谓“他从前最喜欢读李义山的诗，后来骂李义山是妖，我说：当时你自己也高兴着李义山的时候呢？他回答说：那个时候我自己也是妖。”难道他真认为自己能从自身历史中抽身而出吗？除非他认为他曾经最喜欢的“李义山”仅仅只是个知识问题。显然，这涉及到了五四前后两代知识分子“文化（价值）关怀”与“知识（专业）关怀”问题。
其实，若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发生新旧转换（指从旧到新的转换）的，往往是五四青年，即五四后一代知识分子，而不是五四前一代以及晚清一代的知识分子。前两代人正是陈寅恪所言的“为此文化所化之人”、“经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同时也是毫无“新旧转换”的“灵活性”和“可能性”的人，因为知识逻辑可以扭曲，而积淀于身的精神逻辑和文化逻辑则无法篡改。这也无疑也提醒我们注意从一个新的角度，即文化人安身立命角度去重新思考“新旧转换”的问题。（本文系2012年度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项目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文学院）
收稿日期：2014年12月14日
基金项目： 2012年度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项目（项目编号：12YS009）
作者简介：邓金明（1975- ），男，湖北省鄂州市人，上海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
① 王汎森：《五四运动与生活世界的变化》，《二十一世纪》2009年6月号，第113期。
② 汪叔潜：《新旧问题》，《新青年》1卷1期，1915年9月15日。
③ 王汎森：《思潮与社会条件——新文化运动中的两个例子》，余英时等：《五四新论——既非文艺复兴，亦非启蒙运动》，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9年，第107页。
④ 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第6册，上海：中华书局，1989年。
⑤ 潘力山：《论新旧》，《新青年》7卷1期，1919年12月1日。
⑥ 李大钊：《新的！旧的！》，《新青年》4卷5期，1918年5月15日。
⑦ 新派中如胡适并不认为新（西）旧（中）势不两立，李大钊最初也抱此种想法。
⑧ 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9页。
⑨ 汪叔潜：《新旧问题》，《新青年》1卷1期，1915年9月15日。
⑩ 梁启超的观点，五四时在杜亚泉那里有所承继。
11 傅斯年：《破坏》，《新潮》1卷2期。
12 李大钊：《新的！旧的！》，《新青年》4卷5期，1918年5月15日。
13 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7页。
14 同上，第320页。
15 鉴于胡适将“新思潮”理解为“一种评判的态度”，当时即有人提出异议，认为胡适对“新思潮”的理解“似乎偏重思想和方法一方面，不能算文化的完全界说。思想和方法，固然在新文化里面占很重要的位置；而人生和社会方面的新倾向，也是新文化里面的一种真精神。所以我解答这问题的意思，分两方面：一、是人生的新倾向；二、是思想的新方法；合起来，才是新文化的真精神。”陈启天：《什么是新文化的真精神》，《少年中国》2卷2期，1920年8月。
16 吴宓：《论新文化运动》，《学衡》1922年第4期。
17 李大钊：《新的！旧的！》，《新青年》4卷5期，1918年5月15日。
18 赵园：《独语》，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7页。
19 罗家伦：《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亲历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57页。
20 钱玄同：《保护眼珠与换回人眼》，《新青年》5卷6期，1918年12月。
21 罗志田：《林纾的认同危机与民初的新旧之争》，《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
22 《北京大学新旧之暗潮》，《申报》，1919年3月6日。
23 《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公言报》，1919年3月18日。
24 《辟北京大学新旧思潮之说》，转引自《每周评论》第19号，1919年4月27日。
25 《特别附录：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一）、（二），《每周评论》第17、19号，1919年4月13日、27日。 26 吴虞：《吴虞日记》（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00、309页。
27 台静农：《〈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读后》，《台静农代表作》，华夏出版社，1998年，第256页。
28 冯友兰：《新学生与旧学生》，原刊《心声》创刊号（1919年），《冯友兰全集》卷13，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19～623页。
29 杨振声：《回忆五四》，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260～261页。
30 俞平伯：《五四六十年纪念往事十章》，《战地增刊》（1979年6月），转引自舒衡哲《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刘京建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27页。
31 李霁野：《五四时期一点回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820～821页。
32 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新潮》2卷1期，1919年9月。
33 罗家伦：《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亲历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63页。
34 何思源：《五四运动回忆》，《五四运动亲历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91页。
35 陈平原：《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3期，第3页。
36 罗家伦：《今日之杂志界》，《新潮》1卷4期，1919年4月1日。
37 汪原放：《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第33页。《东方杂志》的最高销量是1.5万份。
38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五四时期湖南人民革命斗争史料选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05～306页。
39 《文化书社社务报告》第2期，见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一），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第64页。
40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中华书局，1979年，第87页。
41 吴虞：《吴虞日记》（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01页。
42 同上，第551页。
43 李小峰：《新潮社的始末》，转引自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补卷）（上册），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6～7页。
44 罗家伦：《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亲历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61～62页。
45 曹聚仁：《我和我的世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112页。
46 罗仲言：《回忆“五四”前后的北大》（1979年1月，未刊稿），转引自任建树《陈独秀大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4页。
47 汪静之：《爱情诗集〈蕙的风〉由来》，王训昭编选《湖畔诗社评论资料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292页。
48 周世钊：《湘江的怒吼——五四前后毛主席在湖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418页。
49 《新青年》6卷3期，《通信》。
50 艾芜：《五四的浪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962～965页。
51 川岛：《五四回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321页。
52 夏衍：《当五四浪潮冲到浙江的时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732页。
53 施复亮（施存统）：《五四在杭州》，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754～755页。
54 吴宓：《论新文化运动》，《学衡》1922年第4期。
55 钱穆：《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93页。
56 罗家伦：《生命的意义》，《历史的先见——罗家伦文化随笔》，学林出版社，2000年。
57 以下关于《东方杂志》的相关资料，参考自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新青年》为视点》，《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
58 《小说月报》1920年才改版为新文化刊物，吴虞这里所看显然是改版前的《小说月报》。
59 吴虞：《吴虞日记》（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72～273页。
60 同上，第295页。
61 同上，第298页。
62 同上，第328页。
63 恽代英：《恽代英日记》，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31～32、445～446页。
64 同上，第263页。
65 同上，第50、128、149、287页。
66 同上，第153页。
67 同上，第439页。
68 同上，第483页。
69 恽代英：《恽代英日记》，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528页。
70 同上，第624页。
71 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5～21页。
72 郑超麟：《怀旧集》，上海：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165页。
73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上海：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39～40页。
74 苏雪林：《我的生活》，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第102～103页。
75 罗常培：《自传》，《学人自述》，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68页。
76 罗家伦：《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58～60页。
一、“新的！旧的！”
“新旧意识”在近现代中国如何发生，是一个颇复杂的问题。但毫无疑问，它与晚清的维新运动有密切关系，尤其是关于国民性的讨论。早在太平天国时，洪仁玕便提出了建立“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的理想。戊戌时，严复则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口号。随后梁启超进一步全面提出了“新民说”，“咸与维新”的观念渐入人心。至五四时，从陈独秀对“新青年”的呼吁，到鲁迅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改造国民性运动，一时臻至高潮，所谓“新旧”讨论，也不再限于民性或国民性，而衍展至社会文化各领域。波及范围之广，以致时人慨叹“国中现象变幻离奇，盖无在不由新旧之说淘演而成。吾又见夫全国之人心无所归宿，又无不缘新旧之说荧惑而致。政有新政旧政，学有新学旧学，道德有所谓新道德旧道德，甚而至於交际酬应，亦有所谓新仪式旧仪式。上自国家下及社会，无事无物不呈新旧之二象。”②这一点，从《新青年》杂志篇目即可见出。比如“新教育与旧教育之歧点”、“新文学及中国旧戏”、“中国与新旧银行团”、“女子问题：新社会问题之一”、“新剧底讨论”、“旧思想与国体问题”、“新历史” 、“新青年与新道德”、“新思潮的意义” 、“调和论与旧道德”、“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新文体”、“关于新文学的三件要事”、“法国之新政潮”，等等，几乎任何领域的问题均可从“新旧”角度予以探讨。
当然，这些讨论中的“新旧”含义不一，或指时间历史之先后，或指中西文化之别，或指语言形式之异（比如文言与白话）。而论者对“新”的关注点也颇不相同，以《新青年》为例，南社领袖柳亚子赞同《新青年》攻驳孔教，但不同意胡适的文学革命，而胡适提倡文学革命却不赞同《新青年》朝社会主义发展，至于同意讨论社会主义的人也未必愿意看到它成为共产主义的喉舌。③正因“新旧”含义有别，所以对“新旧”关系的理解也各异。有主张新旧势不两立者，有主张新主旧辅或旧主新辅者，也有主张新旧各半彼此调和者，不一而足。
在五四之前，“新”与“旧”并不是对立的。在《新民说》中，梁启超从培育“国民之精神”、“国民之资格”出发，认为“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採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也就是说他认为，一方面，“新”来自于“旧”而“旧”有待进化为“新”，“譬诸木然，非岁岁有新芽之茁，则其枯可立待。譬诸井然，非息息有新泉之涌，则其涸不移时。夫新芽新泉，岂自外来者耶？旧也而不得不谓之新。惟其日新，正所以全其旧也”；另一方面，以“拿来主义”的方式采纳外来之“新”以弥补原本之“旧”，“不可不博考各国民族所以自立之道，彙择其长者而取之，以补我之所未及”。④
到五四时代，“新”和“旧”开始势不两立。但须注意的是，“新文化派”并不否认新旧有其相对性，“新旧两个字是从时间上生发出来的。……从后者而言前者，前就是旧的；从前者而言后者，后者就是新的。……新旧两字，本非绝对，因旧立新，因新立旧”⑤。甚至某种程度上也承认新旧须转换、调和，“宇宙进化的机轴，全由两种精神运之以行，正如车有两轮，鸟有两翼，一个是新的，一个是旧的。但这两种精神活动的方向，必须是代谢的，不是固定的；是合体的，不是分立的，才能于进化有益”。⑥但是，在“新文化派”那里，新旧的相对性和调和论为何最终走向了绝对性和对立论呢？⑦
这多少与“洪宪帝制”的刺激有一定关系。以自由民主、共和立宪为目标的辛亥革命，推翻清廷的君主专制后，代之而起的却是民国的“洪宪帝制”，这个讽刺性的事实不由得促使知识分子们猛醒：在政治表象后面有更强大的思想文化逻辑在起作用。不革新后者，无从谈前者。也就是说，政治上的“新”不可能构筑在思想文化的“旧”上。所以陈独秀才说，“吾人果欲於政治上採用共和立宪制，复欲於伦理上保守纲常阶级制，以收新旧调和之效，自家冲撞，此绝不可能之事”。⑧ 但是，革新思想为什么一定要除旧布新呢？那是因为“新文化派”认为中国旧有的是以“孔教”为代表的“别尊卑、重阶级、主张人治、反对民权之思想学说”（在“新文化派”看来，“孔教”与“洪宪帝制”之媾和，更添其反动色彩），而自由、平等、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等思想文化要素，是中国“所本无”的，必须援引于外。所以，“新文化派”所理解的“新旧”，主要是“外来之新”与“自身之旧”，两者有绝对之差异，也根本无法共存：
所谓新者无他，即外来之西洋文化也；所谓旧者无他；即中国固有之文化也。如是，则首当争辨者，西洋文化与中国文化根本上是否可以相容。欲解决此问，又当先知西洋之伦理与中国之伦理是否相似。此在稍识外情者，亦必知欧美各国之家族制度、社会制度以至於国家制度，固无一焉可与中国之旧说勉强比附者也。欧美现今一切之文化，无不根据於人权平等之说。在二百年前，其为君权政治、特权社会，固无异於中国，或且加甚焉。乃自法兰西革命以还，人权之说大唱，於是对於人生之观念为之大变。人生之观念既变，於是对於国家之观念亦不得不变。人生之观念变，於是乎尊重自由，而人类之理性始得完全发展。国家之观念变，於是乎铲除专制，而宪政之精神始得圆满表见。是谓之西洋文化，而为吾中国前此所未有，故字之曰新，反乎此者则字之曰旧。二者根本相违，绝无调和折衷之余。地今日所当决定者，处此列族竞存时代，究竟新者与吾相适，抑旧者与吾相适。如以为新者适也，则旧者在所排除，如以为旧者适也，则新者在所废弃。旧者不根本打破，则新者绝对不能发生；新者不排除尽净，则旧者亦终不能保存。新旧之不能相容，更甚於水火冰炭之不能相入也。⑨ “新文化派”沿继了梁启超“採补其所本无而新之”观点，但是并不认同“外来之新”与“自身之旧”之间是改良主义的“採补”关系⑩，而认为两者之间是革命主义的“替代”关系。
政治革命既已递嬗至“思想革命”、“文化运动”，文化上的激进也就在所难免。“学生一代”的傅斯年固然宣称，“一个空瓶子，里面并没有多量的浑水，把清水注进就完了。假使是个浑水满了的瓶子，只得先把浑水倾去，清水才能钻进来”11，“先生一代”的李大钊也力主“为了解决矛盾，只有破除一切”12，而陈独秀更是大呼“这腐旧思想布满国中，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13，“全部十三经，不容于民主国家者盖十之九九，此物不遭焚禁，孔庙不毁，共和招牌，当然挂不长久……”14
“新文化派”的激进，每每为后世所诟病，但是，置于一定历史情势之下也是可以理解的。新旧关系如何，往往取决于如何理解新旧。当“新文化派”将“新旧”理解为“外来之新”与“自身之旧”时，强调非此即彼也无不可。但问题是，思想观念上的新旧可以势不两立、泾渭分明，而生活上的新旧却往往错综交织，难以分清，也就是说，在新旧问题上，思想和生活上是有些差异的15。由此，我们回过头来再审视梁启超“新民”的两条途径。如果说“採补其所本无而新之”更多在思想观念层面展开的话，那么“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则提示了一种面向生活的向度。因为“本有”正是“生活”的本质，个人永远处于生活的历史之中，无法抽身而出，基于“本有”的“新之”，也就必然是在生活层面展开的。“新文化派”在强调“外来之新”取代“自身之旧”时，偏重思想观念的作用而忽视了生活自身的逻辑，自然也就看不到自身新旧转换的事实和可能了。而这一点在“学衡派”那里却有所回应：
天理人情物象，既有不变者存，则世中事事物物，新者绝少。所谓新者，多系旧者改头换面，重出再见。常人以为新，识者不以为新也。……且夫新旧乃对待之称，昨以为新，今日则旧。旧有之物，增之损之，修之琢之，改之补之，乃成新器。举凡典章、文物、理论，学术，均就已有者层层改变，递嬗而为新，未有无因而至者。故若不知旧物，则决不能言新。16
自身的新旧转换既是一种文化可能，也是不可否认的一种文化事实，对亦新亦旧的五四这一代而言，尤其如此。李大钊曾经慨叹五四时代的生活是一种矛盾的生活。“矛盾生活，就是新旧不调和的生活：就是一个新的，一个旧的，其间相去不知几千万里的东西，偏偏凑在一处，分立对抗的生活。……中国今日生活现象矛盾的原因，全在新旧的性质相差太远，活动又相邻太近。换句话说，就是新旧之间，纵的距离太远，横的距离太近；时间的性质差的太多，空间的接触逼的太紧。同时、同地不容并存的人物、事实、思想、议沦，走来走去，竟不能不走在一路来碰头，呈出两两配映、两两对立的奇观。”17这应该是亦新亦旧的五四一代的切身之谈。学者赵园在自己导师王瑶身上也发现了这样的现象：“五四一代以至五四后的知识分子，有时社会意识极新而伦理实践极旧”。18一边是现代文化人的社会观念、文化理想，一边是传统文人的生活积习、士人情调，二者并行不悖。若细致考察五四一代人的话，便会发现从旧到新固然多数，从新到旧也为数不少，其中具体到个人早年、壮年到晚年的思想生涯问题，则维新与守旧、激进与保守之间，更可有多番变化，彼此交织，新人抑或旧人安能一概而论？
以《新青年》同人之一的钱玄同为例，为什么身为章太炎及门弟子的他，在五四时代会高喊“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甚至主张“废除汉字”？这在旁人眼里自然是殊难理解的，比如学生辈的罗家伦就如此评论：
钱玄同本来是一个研究音韵学的人，是章太炎的学生，是自己主张白话却满口说文言的人，是于新知识所得很少却是满口说新东西的人，所以大家常说他有神经病，因为他也是一个精神恍惚好说大话的人。他的哥哥钱洵，做过意大利公使的，钱玄同很怕他的哥哥，他在外面一向主张很激的人，然而见到了哥哥却一点也不激烈了。他当时主张废姓主张废汉字，因此大家更觉得这种主张可怕，而更觉得钱玄同是同疯子一样。19
如此张说，不说“妖魔化”，至少口气甚是不恭。而钱玄同本人又是如何“夫子自道”的呢？
若玄同者，於新学问、新知识，一点也没有；自从十二岁起到二十九岁，东撞西摸，以盘为日，以康瓠为周鼎，以瓦釜为黄钟，发昏作梦者整整十八年。自洪宪纪元，始如一个响霹雳震醒迷梦，始知国粹之万不可保存，粪之万不可不排泄：愿我可爱可敬的支那青年做二十世纪的文明人，做中华民国的新国民。20
由此看来，个人思想的新旧转变，往往是有其内在的生活逻辑和依据的，并不如旁人理解的那样是“神经病”、“疯子”或者人格分裂。而阅读作为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显然是构成这种“逻辑”和“依据”的要素之一。本文虽从“新旧”问题立论，但是并无意对五四时代的“新旧之争”（它涉及观念、语言、刊物、人事诸多层面）作全面梳理，而仅仅是以《新青年》的阅读为中心，力图描绘出在五四时代新旧意识是如何在阅读中产生的，以及阅读生活所呈现出的新旧复杂面来。
二、“新旧之争”
探讨民初的“新旧之争”，1919年林纾与蔡元培之间的笔仗是个很好的起点，有人甚至认为它是“民国初年新旧之争的一次象征性事件”。21事情缘于《新青年》杂志导演的“双簧戏”。1918年3月，先有《新青年》编辑之一的钱玄同化名“王敬轩”，以读者名义致函《新青年》，指责其排斥孔子、废灭纲常，尤集矢于文学革命，后有另一编辑刘半农代表《新青年》逐一批驳。双方彼此攻诿，唇舌相讥，尤其是刘半农的《答王敬轩书》，极尽刻薄挖苦之能事，连“新派”也不禁为之侧目，“旧派”自然更是按捺不住。1919年2、3月间，林纾先于上海《新申报》以小说形式诋毁《新青年》同人，继而在北京《公言报》以公开信形式致函蔡元培，攻击《新青年》与北大。蔡元培随后亦借助媒体复信批驳。林、蔡均系学界名流，两人笔战自然迅即引起舆论关注。“林蔡之争”于是被冠以“新旧之争”、“新旧思潮之冲突”、“新旧思潮之决斗”，频繁见诸报端。尽管当时刘师培为首的“正统”旧派并不认同林纾，而新文化诸人也称林氏“不配”代表旧派，但报章媒体出于耸人听闻的需要，仍在“新旧之争”名义下大肆炒作，其流风所及甚至牵连到北大校内。 先是3月6日上海的《申报》，刊登一篇名为《北京大学新旧之暗潮》的文章：
国立北京大学自蔡孑民氏任校长后，气象为之一新，尤以文科为最有声色。文科学长陈独秀氏，以新派首领自居，平昔主张新文学甚力。教员中与陈氏沆瀣一气者，有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学生闻风兴起服膺师说者，张大其辞者，亦不乏人22
接着是3月18日北京的《公言报》，登了一篇名为《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的文章：
国立北京大学自蔡孑民任校长后，气象为之一变，尤以文科为甚。文科学长陈独秀，以新派自居，平昔主张新文学甚力。教员中与陈氏沆瀣一气者，有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顾同时与之对峙者，有旧文学一派。旧派中以刘师培氏为首。其他如黄侃、马叙伦等，则与刘氏结合，互为声援者也。加以国史馆之耆老先生，如屠敬山、张相文之流，亦复而深表同情于刘、黄。……顷者刘、黄诸氏，以陈、胡等与学生结合，有种种印刷物发行也，乃亦组织一种杂志，曰《国故》。组织之名义出于学生，而主笔致之健将，教员实居其多数。盖学生中固亦分旧新两派，而各主其师说者。23
两报一南一北，而两文论调、措辞却大同小异，貌似客观揭露学界内情，实则以报道“新旧之争”之名行打压新派之实。将当时新文化重镇的北大拖下水，看来是别有用心之举。
当时即有人指出，“新旧之争”系媒体炮制出来的：“从《公言报》登了一篇《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的新闻及林琴南致蔡孑民一信，京内外各报都当此为极好资料，大家发抒意见，至再至三……各报所藉以评论的资料，只是靠一篇《公言报》的新闻和林蔡来往的几封信（林也不是旧的，蔡也不是新的，信中也没有新旧的话），都不能算做事实……今林琴南来了一封责难的信，我们看来虽然是胡闹，但在大学方面却也不能当他胡闹。所以蔡的回答罢，也是尽大学一分子的责任。奈偏偏被一般无知识的人给他一个‘新旧战争’的名词。”24 然而，对当时正苦于“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的“新派”而言，媒体的炒作却正中下怀。陈独秀趁机将报刊报道转载于《每周评论》，仅第17、19期就转载了14家报刊的27篇社论25，学界纷争迅即成为公众话题，而“新旧对峙”的局面也似乎由此坐实。
称“新旧之争”是被“制造”出来的，是但也不完全是。五四前夕的中国社会，无论是思想状况还是阅读生活，本就处于方新方旧、新旧杂陈的暗潮之中。譬如，南社领袖柳亚子对陈独秀的“倒孔”主张十分推崇，对文学革命却甚不以为然，声称“《新青年》杂志中陈独秀君巨著，宜写万本，读万遍也”，“唯近信胡适之言，倡言文学革命，则弟未敢赞同”。“只手打到孔家店”的吴虞在反“孔”方面比陈独秀更偏激，但对文学革命也持保留态度，曾为此写有一篇《论文学革命驳胡适说》，柳亚子读后“拍案叫绝”。 26至于媒体被列为“旧文学一派”的刘师培与《国故》，又是如何理解新旧对立的呢？1919年3月22日，《刘师培致公言报函》发表在《公言报》上，随后是《国故月刊致公言报函》，两函又于3月24日同时刊于《北京大学日刊》。刘师培在信中声称，“《国故》月刊由文科学员发起，虽已保存国粹为宗旨，亦非与《新潮》诸杂志互相争辩也”。《国故月刊致公言报函》则声称：“要之同人组织《国故》，其宗旨在昌明国学，而以发挥新义、刮垢磨光为急务。并非抱残守缺，姝姝奉一先生之言；亦非固步自封，驳难新说”，一再申明并非与新派为敌。这倒并非虚言，正如有人回忆，五四时的北大“学术思想在剧变，可是中文系新旧对立，只是文言白话之争。如反对军阀，要求科学与民主，中文系新旧人物，似乎没有什么歧见”。27而且新旧两派之间即便“道不同”也并非“不相与谋”，观念上之争斗往往并不碍生活上之交谊（这也再次证明观念、生活并非属一）。比如，北京大学进德会首次投票选举评议员，刘师培与蔡元培、陈独秀等四人一道入选，共同主持该会。1919年1月，北大教员组织旨在“联络感情、商兑学术”的学余俱乐部，黄侃与胡适、李大钊一并列为发起人。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在京散发传单，结果遭军警拘捕，联名写给京师警察总监要求保释陈独秀的呈文中，列名为第一位的即是刘师培。1919年11月20日，刘师培去世，身后萧条，历二日始入殓，由陈独秀出资代为料理后事。林纾于1924年10月病逝，11月，胡适、郑振铎就分别写出《林琴南先生的白话诗》、《林琴南先生》以表纪念。
“先生一代”有所“恋旧”并不奇怪，而“学生一代”在新旧之间则不免“纯任意气”了。在校园之中，“新学生”与“旧学生”的分野，不仅在伦理情感问题的看法上不同，连读书做学问的方式也迥异，青年时的冯友兰便观察到：
（一）新学生专心研究学问，旧学生专心读书。（二）新学生注意现在和未来，旧学生注意过去。（三）新学生之生活为群众的，旧学生之生活为单独的。（四）新学生注重实际，旧学生注重空谈。28
而阅读生活上的分野则尤为激烈，杨振声曾生动地描述了此种情形：
新事物的生长必然要经过与旧事物的斗争而后壮大起来的。五四运动前夕的北大，一面是新思想、新文学的苗圃，一面也是旧思想、旧文学的荒园。当时不独校内与校外有斗争，校内自身也有斗争；不独先生之间有斗争，学生之间有斗争，先生与学生之间也还是有斗争。比较表示的最幼稚而露骨的是学生之间的斗争。有人在灯窗下把鼻子贴在《文选》上看李善的小字注，同时就有人在窗外高歌拜伦的诗。在屋子的一角上，有人在摇头晃脑，抑扬顿挫地念着桐城派古文，在另一角上是几个人在讨论着娜拉走出“傀儡之家”以后，她的生活怎么办？念古文的人对讨论者表示憎恶的神色，讨论者对念古文的人投以鄙视的眼光。前面说过学生中曾出版《新潮》与《国民》，但同时也出版了与之相对立的《国故》。这三种杂志的重要编辑人都出在我们五四那年毕业班的中文系。大家除了唇舌相讥，笔锋相对外，上班时冤家相见，分为眼明，大有不能两立之势。甚至有的怀里揣着小刀子。29
所谓“同学少年多好事，一班刊物竟成三”30，五四之后，新文化运动大倡，新旧杂陈的局面演变为新旧泾渭分明、势不两立，意识形态的意味渐渐趋浓，李霁野曾回忆说： 一九一九年秋季我到阜阳第三师范学校读书，三年中在思想感情上经历了一个暴风雨的时代。我们有几个朋友如痴如狂期待着新书刊的到来，拆开封就争着从头到尾阅读。我们喜欢从文章中闻到炸药的气味，对旧的一切攻击得越厉害，读起来越痛快。我们也渐渐在同学中树了敌。一部分人对白话文深恶痛绝，新的书报不屑一顾，整天摇头摆尾哼古文。有的教师坚决支持他们，不准写白话文。31
这种渐趋紧张的思想文化氛围，最明显地体现在《新青年》对《东方杂志》的批判上。
关于五四时代新旧刊物的交锋，往往提及的是《新青年》与《学衡》、《甲寅》的论争、《新潮》与《国故》的论争，而对《新青年》与《东方杂志》之间的论战则相对忽略。在五四时代流行的“新旧”刊物划分中，所谓的“新旧”刊物阵营中均没有提及《东方杂志》。比如，“现在的出版物中，能仔细研究一个问题，不落在随便发议论的一种毛病里，只有一个《建设》。以多年研究所得的文艺思想、人道主义精切勇猛的发表出来，只有一个《新青年》。此外，以《星期评论》、《少年中国》、《解放与改造》、《每周评论》、《湘江评论》，算最有价值”32；“当时对于新文学的抵抗力不外三种，一种是林琴南派，一种是东南大学的胡先骕和他所办的《学衡杂志》，一种是北京大学内部的《国故杂志》”33；“在‘学术思想自由’的口号下，……各种刊物也纷纷出版，其中最著名的有《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国民杂志》等；也有坚持守旧的刊物，如《国故》、《学衡》”34。可以看到，在划分“新旧”刊物阵营时，对《东方杂志》都略而不谈。这种忽略，显然与《东方杂志》的性质在新旧之间有关。
《东方杂志》始创于1904年，为商务印书馆所经营，在一般都市文化人群中有相当影响。有人将其与《申报》并列，视之为“商业报刊”的代表35。其实，与《申报》不同，它有相当的文化色彩和文化主张，尤其是1911～1919年杜亚泉主持笔政期间。正因如此，陈独秀才会炮轰《东方杂志》，挑起《新青年》与《东方杂志》之间的“东西文化问题论战”。关于这次“论战”的始末，学界多有论述，这里要谈的是两刊刊风、刊旨之间的差异。就刊风而言，《新青年》一味激进，而《东方杂志》则力持“平正”；就刊物背后的文化观念而言，陈独秀主张“全盘西化”，而杜亚泉则力主“中西调和”。在五四这样狂飙突进的时代，如此分野，自然是新旧立判。虽然《东方杂志》并非“国粹派”的“纯粹守旧”，而是“新旧调和”，但是在“新派”看来，“新旧调和”与“纯粹守旧”一样不可取。这一点，从罗家伦对《东方杂志》的批评即可见出。罗家伦把《东方杂志》归为“毫无主张，毫无选择，只要是稿子就登”的“杂乱派”：
这个上下古今派的杂志，忽而工业，忽而政论，忽而农商，忽而灵学，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你说他旧吗？他又像新；你说他新吗？他实在不配。……这样毫无主张，毫无特色，毫无系统的办法，真可以说是对社会不发生一点影响，也不能尽一点灌输新智识的责任。我诚心盼望主持这个杂志的人，从速改变方针。须知人人可看，等于人人不看；无所不包，等于一无所包。36
《东方杂志》遭陈、罗炮轰后，声望暴跌、销量锐减，商务不得不撤换主编。五四之后，该刊有较大改革，发表资产阶级各种学派学说，也刊登进步文艺和政论文章，后人多以为是顺应了社会进步潮流。
《东方杂志》的被迫改版，说明五四之后“新”势力的渐趋强大。经过1919年的新旧之争后，《新青年》名声大震，印数更是高达一万五六千份。37以致承销《新青年》等新刊物的亚东图书馆的汪孟邹，在1919年4月23日致胡适的信中说道：“近来《新潮》、《新青年》、《新教育》、《每周评论》，销路均渐兴旺，可见社会心理已转移向上，亦可喜之事也。各种混账杂乱小说，销路已不如往年多矣。”也就是说，“新阅读”开始成为一种社会上弥漫开来的阅读风气和阅读潮流。
三、“潮流所趋，可以见矣”
在五四时代的阅读生活中，新旧力量之所以出现此消彼长，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新阅读”之所以能蔚然成风，这是多方面因素合力的结果。
首先，当然是五四运动的推动。五四运动是新的阅读风气形成的一个契机。湖南是《新青年》较早进入的地区之一，但到五四前夕，《新青年》在湖南仍“销行较少”。“自五四运动霹雳一声，惊破全国大梦，于是湘人亦群起研究新文化。”38《新青年》销量才大增。1919年8月长沙文化书社成立。半年之内，该社销售《新青年》2000本。39四川的情况也是如此。据吴虞称，1916年《新青年》初到成都时只卖了5份40；3个月后，销数超过30份。41但此后销数未见起色。直到五四运动爆发后，《新青年》在成都的销售才顿然改观。1919年底，吴虞在成都销售新书刊最有名的华阳书报流通处，翻阅其售报簿，内中有两处记录令他讶异：一是守经堂亦买《新青年》看；二是成都县中学一次购买《新青年》等杂志22元，而《新青年》的全年定价也才2元。以致吴虞不禁感叹：“潮流所趋，可以见矣。”42
其次，新刊物阵营的“集团作战”。由北大师生所办的《新青年》和《新潮》，其同声相气自不待言。李小峰回忆说，“白话文的运动，经《新青年》提出，《新潮》起而呼应，并与守旧派展开激烈的战斗以后，势力一天天的扩大和充实；它们的影响深入到内地，他们的主张一天天为无数的青年所信从。从当时施存统给‘新潮社’的信中，可以略见一斑。他在信中说：‘敝校近来颇有改革的气象，同学们关于新文学、新思想也极注意。大概看过《新青年》和《新潮》的人，没有一个不被感动；对于诸君极其信仰，学白话文的人也有三分之一。’”43而罗家伦则提到，新刊物阵营除了《新青年》和《新潮》外，“还有一个《每周评论》，……这个杂志，当时有很大的影响，那时候进步党讨论系的《国民公报》和研究系的《晨报》也先后在北京响应，在上海方面，则戴季陶奉中山先生的命令，办《星期评论》，同《每周评论》几乎是两个姊妹报纸。……而上海的进步党所办的《时事新报》，也闻风景从，张东荪和张君劢等还办了一个《解放与改造》，虽然谈社会问题比较多些，却也是响应文学革命的刊物，自此以后所谓新文化运动几乎布满全国了。”44 第三，北京大学的地位和影响。《新青年》的作者群是当时全国最高等学府北大的教授，在读者中自然有相当的威信。曹聚仁曾回忆说：
一九一八年秋，我从家乡到兰溪，趁公司船下杭州，一上船，便看到施存统兄（即施复亮）在对舱。施兄也是一师同学，比我低一年，也是单不庵师的入室弟子，笃信程朱理学的。……船行三日，我们接席倾谈，当然无所不谈。我看见他的枕下，摆着几本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随手拿来看了几篇，不觉有些异样的感觉。那些文字，虽是用文言体写的，内容却是崭新的。如吴虞所主张的只手打孔家店，在旧士大夫眼里，真是大胆妄为，大逆不道。我问他：“存统，我们的单老师看了，他会有怎么样的想法？”他说：“单老师，也未必会反对的！《新青年》中的写稿人，都是北京大学的教授！陈先生，他还是北大的教务长呢！”这便是五四运动的风信旗，《新青年》正是五四运动的纪程碑。45
曹聚仁和施存统的这位老师单不庵，是当时浙东的理学名家，后来果如施存统所言，他并未反对学生阅读《新青年》，足见北大招牌的确是管用的。
正因以上诸多因素，新刊物的阅读在全国一时蔚然成风。北大中文系学生罗仲言就回忆说：“我们那时青年人读《新青年》是风行一时的事。不读的人很少。有些不同意《新青年》观点的学生，出于好奇也要看看。”46诗人汪静之则回忆说：“当时青年人是否阅读《新青年》、《新潮》，看一个青年进步还是落后。”47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期间，也曾经热衷于阅读《新青年》，有时甚至到了痴迷的程度。“对李大钊、陈独秀的文章反复阅读，并摘抄某些文章中的精辟段落。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之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48从一些读者来信中，也可见出对《新青年》等新刊物的这种崇拜之情和感激之情。譬如，武昌中华大学中学部的恽代英就给《新青年》写信说：“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的里面，自从看了《新青年》渐渐醒悟过来，真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见了曙光一样。我们对于做《新青年》的诸位先生，实在是表不尽的感谢了。”49
显然，这里头有“价值判断”的成分，也有相当的“感情判断”的成分。正如前文提到过的艾芜的例子。艾芜回忆自己上中学时：
有一次，到国文教员曾海门的寝室里去，忽然看见他也在看《新青年》，不知怎的，这一发现，使我们学生对他的感情，格外亲近了好些，仿佛有什么东西，把师生间的距离缩短了。……就在祭吊我外祖母的第二天，我又遇见了一个小学教师吴实秋。他穿西装，着长统皮鞋，手里拿着手杖，打扮使人惊奇。更使我惊异的，是他坐着休息的时候，居然摸出新诗专号的《直觉》来看。我是第一次看见他，但在人丛中，他却变为我最亲近的人……另一个客人，贺印根，是在军队作文书的，一向还很熟识，但因他在吴实秋走后，痛骂写白话文的人，还说用白话写诗，简直是把中国诗糟蹋完了，我就恨他起来，看见他就把头掉开，认为他思想腐败，值不得一顾。现在想起来，童年时候那种拥护新文化爱好新文艺的心情，真可说是达到了狂热的地步，谁是该亲近的人，谁是该疏远的人，都重新划分出了界限。先前划界限，完全凭感情，他对我好我就对他好，等到读了新刊物后，却用的是思想了，而这思想却是全从新刊物上得到的。有些思想，可能是一知半解，又可能是读不懂，看错了，变成了误会，因为一个小学生的理解力是有限的，但在当时却把一律看成神圣不可侵犯，而且还要实际去做，绝不留在口上，变成空谈，终天一心一意只想做新青年。50
对“新思想”并不确切了解，却“一心一意只想做新青年”，这种不无盲目的趋新意识，显然是风气所致。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川岛身上，他曾经回忆自己北大求学时的情况：
当时北大师生所创办的杂志，象《新青年》《新潮》，是早就知名的，《每周评论》在我到北大时已被查禁，但是还有《新生活》，《少年中国》，吸引力都是很大的。……生活中所接触到多少事情，都是新鲜的，尽管有的说法，有一些事，着实叫人纳闷儿，却因为它是新鲜的，就贪婪地一古脑地吸取着。什么书刊（平良心说，就是当时《国故》杂志不爱看）都想翻翻看看，不论是中文的，外文的，只要它是新的，都想去找来看，看不懂的也要硬看。坐在屋子里看，坐在洋车上也看。51
“只要它是新的，都想去找来看，看不懂的也要硬看”，这颇能说明当时青年学生阅读的一般状态。可以说，当时流行的“新阅读”的“新”，往往不是作为确切的思想观念内容体现的，而是作为一种模糊的态度、情感、意识体现的。在新旧之间，青年读者最容易产生一种态度和情感的同一性、一种对“旧”的整体性反叛。夏衍曾经回忆自己上中学时是如何成为“新派”的：
这是一个新旧分裂和分化的时期，在当时，杭州各学校——主要是各学校的校长之间，也形成了新与旧的两个阵营，一师（浙江第一师范，引者注）、一中（浙江省立一中，引者注）是进步派，我念书的那所甲种工业（浙江甲种工业学校，引者注）则是保守派的代表。我从保守派的学校被吸引过去，是由于同学孙锦文的介绍，他看见我经常在读《新青年》之类的杂志，就介绍我去拜访沈玄庐和沈仲九。沈仲九送给我一本小册子——克鲁普得金的《告青年》，这本书对我起了很大的影响。在当时，我根本分辨不出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区别，看了这本书，只觉得社会太不合理、太黑暗了，非彻底革命不可，这样，就很自然地参加到“新派”队伍中去了。52
“觉得社会太不合理、太黑暗了，非彻底革命不可”，这种结论甚至不是基于理性的社会观念、社会思想产生的，而更多是来自于自身的经验感受，这与五四时代青年的生活是相关的。五四时曾经因“非孝”而闻名全国的施存统，给“新思潮”下过一个定义，“当时所谓新思潮含义很广，是指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思想而言。主要内容是反对封建旧礼教、旧道德，反对君主政治和军阀政治，提倡民主；反对旧教条、旧八股，反对迷信、盲从，提倡科学。同时又反对旧文学和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和白话文，提倡新文字”。53可以看到，施存统将“反对封建旧礼教、旧道德”列在了“新思潮”内容的首位，这显然并不奇怪。传统的婚姻制度、家长制度对青年来说有着最直接的影响，至于政治、科学、文学方面则尚在其次。而青年对“传统”或者说“旧”的反抗，态度是明确的，而内容则是模糊的，摒弃“传统”之后的出路在哪里往往也不清楚，有时候甚至不免为了“出走”而“出走”，为了“新”而“新”。 对这种“喜新厌旧”的极端现象，吴宓曾经有过批判：
如只见一端，何从辩正？势必以己意为之，不能言其所以然，而仅以新称。遂不免党同伐异之见。则其所谓新者，何足重哉！而况又未必新耶？……当群俗喜新之时，虽非新者，亦趋时阿好，以“新”炫人而求售。故“新”亦有真伪之辨焉。54
当“新”成为潮流、“新阅读”一跃成为风气的时候，“感情判断”往往就会凌驾于“价值判断”之上，理智也就被情感所取代了。在举世趋新、唯新是举的时代潮流下，保持个人的取向、阅读趣味也就成了别有意味的姿态。钱穆曾经这样回忆自己在五四前夕所作出的抉择：
时（指1914至1918年，钱穆在无锡县立第四高等小学任教期间，引者注）余已逐月看《新青年》杂志，新思想新潮流坌至涌来。而余已决心重温旧书，乃不为时代潮流挟卷而去。及今思之，亦余当年一大幸运也。55
很显然，“《新青年》”与“旧书”，不仅代表两种不同的读物，也是两条不同的人生道路。当“新青年”派以其“深刻的片面性”适逢其时的时候，钱氏却决心选择后者，这在那个狂飙突进、急功近利的时代似乎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但是其独立特行、不随波逐流的取向又岂能以一“旧”字简单打发呢？
四、“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
生命是变动不居的还是有其不变性？生命的新旧是对立的还是统一的？生命的新旧无疑是最切身的新旧问题。维新时代的梁启超曾说过“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故不惜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宣战”这样的话，而五四时代的罗家伦则针锋相对，认为生命有其一贯性和同一性，也就是人格，这是人类彼此认识的基础。人格须不断提升，趋向理想人格，而理想人格则永久不变。“‘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宣战’的见解，正是因为缺乏了整个的人格观念，所以陷入于可笑的矛盾”。56
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生命新旧问题上，信奉改良的梁氏所持的是革命态度，而信奉革命的罗氏所持的却是改良态度。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基本认同罗氏的观点（即生命是在统一基础上变化的），但并不认为生命必然是按“进化”或“改良”方向发展的。而梁氏的问题则是把“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也即自我（生命）的新旧彻底割裂开了，没看到其统一性的一面。下面本文从个人在阅读生活中发生新旧转变的现象具体探讨这个问题。
在五四时代，个人的阅读取向发生新旧转变是很常见的现象。比如在五四青年读者中，从阅读《东方杂志》转而阅读《新青年》，就很普遍。57当然，《东方杂志》并不算“旧派”杂志，但是从宽泛意义来说，这种阅读转向也不妨理解为是新旧转换。
在五四之前，《东方杂志》是一份受到一般都市文化人群相当欢迎的文化刊物。“新派”人物吴虞、恽代英、郑超麟与张国焘等即在读者之列。根据吴虞1911～1916年间的阅读记录，他常订阅的杂志有《东方杂志》、《法政杂志》、《进步杂志》、《小说月报》58、《国民公报》、《学艺》、《甲寅》等。其中《东方杂志》又是吴虞最常订阅者。据吴虞日记，他最早知道《新青年》并首次与陈独秀联系，是在1916年12月。59吴虞向《新青年》投稿之时，便开始订阅《新青年》。吴虞反孔非儒与批判家族制度的文章，成都当地报纸多不敢登载，而陈独秀将其刊登于《新青年》。吴虞大为感奋60。之后不久，他便开始嫌《东方杂志》“精神上之文字少也”。61到1917年7月，吴虞明确表示以后不再续订《东方杂志》、《青年进步》、《小说月报》等刊62，独钟情于《新青年》。
与吴虞相似，恽代英的阅读兴趣也有一个由《东方杂志》转向《新青年》的过程。青年恽代英十分爱看杂志。1917—1918年间，恽氏常年订阅的刊物有《东方杂志》、《妇女杂志》、《教育杂志》、《科学》、《大中华》、《教育界》、《学生界》等数种，此外还零星购买过《进步杂志》、《青年进步》、《中华教育界》、《中华学生界》、《妇女时报》、《小说海》等刊。63恽氏批评当时的青年学生多“不肯买正当杂志”，“亦多不明看杂志之利益”64，而自己大量订阅杂志，显属特例。从订单看，恽代英的阅读兴趣与吴虞颇有不同，惟有《东方杂志》是两人都经常订阅的刊物。恽代英最早接触并投稿《新青年》，与吴虞几乎同时。但与吴虞不同的是，恽代英一直到1919年3月才开始订阅《新青年》。在此之前的两年间，恽代英仅零星购买和偶尔“杂阅”过《新青年》。651919年恽代英不再订阅《妇女杂志》、《教育杂志》、《科学》等刊，只有《东方杂志》仍在续订中。
恽代英坚持不懈地订阅《东方杂志》，却迟迟不订《新青年》，有些匪夷所思。1917年9月，恽代英在日记对《新青年》有过如下一番议论：
《新青年》杂志倡改革文字之说。吾意中国文学认为一种美术，古文、骈赋、诗词乃至八股，皆有其价值。而古文诗词尤为表情之用。若就通俗言，则以上各文皆不合用也。故文学是文学，通俗文是通俗文。吾人今日言通俗文而痛诋文学，亦过甚也。66
恽代英对《新青年》印象最深的是其“改革文字之说”，而他显然不认同这一主张。次年4月，恽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仍坚持认为“新文学固便通俗，然就美的方面言，旧文学亦自有不废的价值，即八股文字亦有不废的价值，惟均不宜以之教授普通国民耳”。67不仅如此，恽代英甚至对《新青年》同人的“激进”倾向，亦整体不予认同。1919年2月10日，恽代英郑重致函陈独秀，“劝其温和”。68不过到五四前后， 恽代英对《新青年》与《东方杂志》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4月24日，恽代英在日记中写道：“阅《新青年》，甚长益心智。”696月25日，恽代英又在日记中转引好友的话说：“旧日以为《时报》与《东方杂志》最好，现在仍作此语，有耳无目，可怜哉！”9月9日，恽代英在致王光祈的信中明确表示：“我很喜欢看《新青年》和《新潮》，因为他们是传播自由、平等、博爱、互助、劳动的福音的。”70
而据郑超麟回忆，1920年春，福建的学生才开始闹“五四运动”，开始接触新思潮。1919年11月，刚从福建省立第九中学毕业的郑超麟前往法国勤工俭学。在上船以前，他“不知道五四运动有爱国以外的意义”。在船上，他第一次与“外江”学生接触，发现那些“外江”学生流行看《新青年》等“新思潮”杂志，而此前他只熟悉礼拜六杂志，对《新青年》一类杂志闻所未闻。与他同船赴法的30多名福建学生也都是到法国后，才开始阅读从国内寄来的《新青年》等杂志，在抵法半年乃至一年之后，才学会写白话文，学会谈新思潮。71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郑羡慕那些在《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等“新思潮”杂志上写文章的人，对《东方杂志》则已没有敬意。72 张国焘也回忆说，他在1916年秋入北大后，和当时的许多青年一样，以不甘落伍、力求上进的新时代青年自命，除了功课而外，还经常读《东方杂志》、《大中华》等刊物，希望从此探究出一些救国治学的新门径。后来看了《新青年》，觉得它更合乎自己的口味，更适合当时一般青年的需要，转而热烈拥护。73
据前文《东方杂志》与《新青年》的比较可以知道，从《东方杂志》到《新青年》的阅读转向，说明青年读者的阅读，在五四后呈现出激进化、反传统化的倾向。这一点在恽代英和吴虞身上体现尤为明显。尤其是恽代英，从最初的致函陈独秀 “劝其温和” 并维护“旧文学”，到完全接受以“激进”和“文学革命”闻名的《新青年》，其个人思想认识变化何其之大。
这种转变为什么会发生呢？有时候心理因素会产生一定的作用，尤其是青年人的逆反心理。比如苏雪林回忆在安徽安庆上中学期间：
陈先生（指陈独秀，引者注）所办的新青年也曾流入安庆少数知识阶级的书斋里。我母校（安庆省立初级女子师范，引者注）有一位陈慎登先生本来是我们历史教员，后来又做我们国文教师。他的国学确是渊深，但多读古书的人，思想每易为传统所囿，他崇拜孔子，迷信中国旧文化，都比一般老先生为热烈。新青年反对孔子，改革旧文学的言论是何等叫他痛苦啊！我们将卒业的半年中已听了他不少骂新青年的话，并且苦口婆心劝我们万勿为这种异端邪说所动，要好好做个圣贤之徒。当时我们并不知外面有新文化运动这回事，并且也不知陈胡为何人，感谢慎登师的反宣传，我对这问题倒注意起来了。不过当时虽零零碎碎借来了几本新青年，无非感觉其中议论新奇可喜，并不认识它的真实理由。况且我们久受慎登师尊孔思想的灌输，见了他们那打倒孔家店的举动，虽不至视为大逆不道，确也期期不以为可。又觉得他们主张白话为文是多此一举，因为古文进化到五四以前，可以让梁启超一类人拿来发表政论，可以让严复、林纾拿来翻译西洋哲学和文艺，也算纵横恣肆，运用自由了，还要改弦更张做甚？但后来看见林琴南与蔡孑民争辩的二封信，和林先生的什么荆生啦、妖梦啦，反而把我的同情逼到新的方面。琴南先生原是我的私淑国文教师，自我能读书以来，我就整个沉浸于他译著里。对他的崇拜几乎像现代青年之崇拜鲁迅一般，但比较有意义，为的现代青年不过由宣传而信仰鲁迅，而我却是读过林氏全部著作的。林蔡二函，蔡则态度平和，措词明爽，言之有物，林则思想既固陋，言语又无杂，充分表示他头脑的不清。荆生妖梦则更可以看出林先生的仗已打输，所以显出那么枪法大乱的神气来。至安福部宣传小册形容陈独秀的猪喙，胡适之的徽州英语，更容易叫人看出作者人格的卑劣，造谣伎俩之无意义，为了人类天然正义感之所激，我虽欲不倾向陈胡也不可得了。74
当然，这种新旧转变不能完全归结于心理过程，需要更细致的分辨。由于《东方杂志》并不完全算“旧派”杂志，因此阅读的新旧转换体现得还并不十分充分。而以五四前后的北大学生和北大刊物为对象考察的话，更能说明问题。前面说过，《国故》在五四时被列为“守旧”刊物的代表。但即使在“守旧”刊物的大本营，也发生了新旧倒戈的现象。《国故》的“文牍”之一的罗常培便是一例。他曾经回忆说：“第三学年是我思想转变的开始，转变的主要动因，是《新青年》杂志和《蔡元培先生给林纾的信》，对我起了很大作用……‘五四’前后，我在思想上发生了很大矛盾：学习的是旧文学，而又有对新知识的要求。”75
而最著名的例子，显然是被称为“黄门侍郎”的傅斯年的“叛师”事件。据罗家伦回忆说：
从《新青年》出来以后，学生方面，也有不少受到影响的，像傅斯年、顾颉刚等一流人，本来中国诗做得很好的，黄季刚等当年也很器重他们，但是后来都变了，所以黄季刚等因为他们倒旧派的戈，恨之刺骨。
当时我们除了读书以外实在有一种自由讨论的空气，在那时我们几个人比较读外国书的风气很盛，其中以傅斯年、汪敬熙和我三个人，尤其以喜买外国书。大学的图书馆，对于新书的设备比以前也好些，大家见面时候，便讨论着自己所读的书籍，而回去的时候便去看书或写信给日本凡善书社去定买外国书。除了早晚在宿舍里面常常争一个不平以外，还有两个地方是我们聚合的场所，一个是汉花园北大一院二层楼上国文教员休息室，如钱玄同等人，是时常在这个地方的。另外一个地方是一层楼的图书馆主任室（即李大钊的房子），这是一个另外的聚合场所。在这两个地方，无师生之别，也没有客气及礼节等一套，大家到来大家就辩，大家提出问题来大家互相问难。大约每天到了下午三时以后，这两个房间人是满的。所以当时大家称二层楼这个房子为群言堂（取群居终日言不及义语），而在房子中的多半是南方 人。一层楼那座房子，则称之为饱无堂（取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语），而在这个房子中则以北方人为主体。李大钊本人是北方人；按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是顾亭林批评北方人的；群居终日言不及义，是他批评南方人的话。这两个房子里面，当时确是充满学术自由的空气。大家都是持一种处士横议的态度。谈天的时候，也没有时间的观念。有时候从饱无堂出来，走到群言堂，或者从群言堂出来走到饱无堂，总以讨论尽兴为止。饱无堂还有一种好处，因为李大钊是图书馆主任，所以每逢图书馆的新书到时，他们可以首先看到，而这些新书遂成为讨论之资料。当时的文学革命可以说是从这两个地方讨论出来的，对于旧社会制度和旧思想的抨击也产生于这两个地方。这两个地方的人物，虽然以教授为主体，但是也有许多学生时常光临，至于天天在那里的，恐怕只有我和傅孟真（斯年）两个人，因为我们的新潮社和饱无堂只隔着两个房间。当时学生界的思想也有一个剧烈的变动。最初的北大学生看外国书的很少，到了我们的时候，看外国书的便比较多起来了。傅孟真和我两个人，是每月都要向日本凡善株式会社（代收西书的书店）报效一点款子。傅孟真是抛弃了黄季刚要传章太炎的道统给他的资格，叛了他的老师来谈文学革命。他的中国文学，很有根柢，尤其是于六朝时代的文学，他从前最喜欢读李义山的诗，后来骂李义山是妖，我说：当时你自己也高兴着李义山的时候呢？他回答说：那个时候我自己也是妖。傅孟真同房子的有顾颉刚。俞平伯、汪敬熙和我，都是他房间里的不速之客。天天要去，去了就争辩。还有一位狄君武（膺）是和傅孟真同房子的， 但是他一天到晚咿咿唔唔在做中国小品文字，以斗方名士自命。大家群起而骂他，且当面骂他为“赤犬公”（因狄字为火及犬构成），他也无可如何。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但是可见北大当时各种分子杂居一处的情形及大家有一种学术自由的空气。76 罗家伦的回忆很有趣，也有许多颇堪玩味的地方。
首先，傅、顾的新旧倒戈是因为阅读《新青年》而受其影响的缘故，前面提到的罗常培也是如此，所谓“从《新青年》出来以后，学生方面，也有不少受到影响的”。《新青年》的“文学革命”和“白话诗”显然对傅斯年触动颇大。傅的“中国文学，很有根柢，尤其是于六朝时代的文学”，“本来中国诗做得很好的”，但是浸淫越深，越易对那一派的毛病看得清楚，而身为青年也越易产生逆反心理，由此倒戈也并不奇怪。
其次，傅、顾在倒戈之前，有相当多阅读“外国书”的经验。“在那时我们几个人比较读外国书的风气很盛，其中以傅斯年、汪敬熙和我三个人，尤其以喜买外国书。”可见一个像傅斯年这样被黄侃视为衣钵传人的人，其倒向新文化阵营并不是偶然的。通过“外国书”广泛阅读，他显然早已经积累了相当的西学、新学知识，由旧转新只不过是量变到质变的结果。
再次，傅、顾等人在阅读中讨论、在讨论中阅读，达到了相砺以新的效果。“大家见面时候，便讨论着自己所读的书籍”；“因为李大钊是图书馆主任，所以每逢图书馆的新书到时，他们可以首先看到，而这些新书遂成为讨论之资料”。群读的好处是避免思想僵化，互相启发，便于创新，所以罗家伦才说“当时的文学革命可以说是从这两个地方讨论出来的”。
最后，傅斯年在自我的新旧问题上，似乎抱着梁启超的“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故不惜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宣战”的态度。所谓“他从前最喜欢读李义山的诗，后来骂李义山是妖，我说：当时你自己也高兴着李义山的时候呢？他回答说：那个时候我自己也是妖。”难道他真认为自己能从自身历史中抽身而出吗？除非他认为他曾经最喜欢的“李义山”仅仅只是个知识问题。显然，这涉及到了五四前后两代知识分子“文化（价值）关怀”与“知识（专业）关怀”问题。
其实，若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发生新旧转换（指从旧到新的转换）的，往往是五四青年，即五四后一代知识分子，而不是五四前一代以及晚清一代的知识分子。前两代人正是陈寅恪所言的“为此文化所化之人”、“经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同时也是毫无“新旧转换”的“灵活性”和“可能性”的人，因为知识逻辑可以扭曲，而积淀于身的精神逻辑和文化逻辑则无法篡改。这也无疑也提醒我们注意从一个新的角度，即文化人安身立命角度去重新思考“新旧转换”的问题。（本文系2012年度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项目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文学院）
收稿日期：2014年12月14日
基金项目： 2012年度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项目（项目编号：12YS009）
作者简介：邓金明（1975- ），男，湖北省鄂州市人，上海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
① 王汎森：《五四运动与生活世界的变化》，《二十一世纪》2009年6月号，第113期。
② 汪叔潜：《新旧问题》，《新青年》1卷1期，1915年9月15日。
③ 王汎森：《思潮与社会条件——新文化运动中的两个例子》，余英时等：《五四新论——既非文艺复兴，亦非启蒙运动》，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9年，第107页。
④ 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第6册，上海：中华书局，1989年。
⑤ 潘力山：《论新旧》，《新青年》7卷1期，1919年12月1日。
⑥ 李大钊：《新的！旧的！》，《新青年》4卷5期，1918年5月15日。
⑦ 新派中如胡适并不认为新（西）旧（中）势不两立，李大钊最初也抱此种想法。
⑧ 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9页。
⑨ 汪叔潜：《新旧问题》，《新青年》1卷1期，1915年9月15日。
⑩ 梁启超的观点，五四时在杜亚泉那里有所承继。
11 傅斯年：《破坏》，《新潮》1卷2期。
12 李大钊：《新的！旧的！》，《新青年》4卷5期，1918年5月15日。
13 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7页。
14 同上，第320页。
15 鉴于胡适将“新思潮”理解为“一种评判的态度”，当时即有人提出异议，认为胡适对“新思潮”的理解“似乎偏重思想和方法一方面，不能算文化的完全界说。思想和方法，固然在新文化里面占很重要的位置；而人生和社会方面的新倾向，也是新文化里面的一种真精神。所以我解答这问题的意思，分两方面：一、是人生的新倾向；二、是思想的新方法；合起来，才是新文化的真精神。”陈启天：《什么是新文化的真精神》，《少年中国》2卷2期，1920年8月。
16 吴宓：《论新文化运动》，《学衡》1922年第4期。
17 李大钊：《新的！旧的！》，《新青年》4卷5期，1918年5月15日。
18 赵园：《独语》，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7页。
19 罗家伦：《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亲历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57页。
20 钱玄同：《保护眼珠与换回人眼》，《新青年》5卷6期，1918年12月。
21 罗志田：《林纾的认同危机与民初的新旧之争》，《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
22 《北京大学新旧之暗潮》，《申报》，1919年3月6日。
23 《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公言报》，1919年3月18日。
24 《辟北京大学新旧思潮之说》，转引自《每周评论》第19号，1919年4月27日。
25 《特别附录：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一）、（二），《每周评论》第17、19号，1919年4月13日、27日。 26 吴虞：《吴虞日记》（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00、309页。
27 台静农：《〈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读后》，《台静农代表作》，华夏出版社，1998年，第256页。
28 冯友兰：《新学生与旧学生》，原刊《心声》创刊号（1919年），《冯友兰全集》卷13，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19～623页。
29 杨振声：《回忆五四》，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260～261页。
30 俞平伯：《五四六十年纪念往事十章》，《战地增刊》（1979年6月），转引自舒衡哲《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刘京建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27页。
31 李霁野：《五四时期一点回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820～821页。
32 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新潮》2卷1期，1919年9月。
33 罗家伦：《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亲历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63页。
34 何思源：《五四运动回忆》，《五四运动亲历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91页。
35 陈平原：《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3期，第3页。
36 罗家伦：《今日之杂志界》，《新潮》1卷4期，1919年4月1日。
37 汪原放：《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第33页。《东方杂志》的最高销量是1.5万份。
38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五四时期湖南人民革命斗争史料选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05～306页。
39 《文化书社社务报告》第2期，见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一），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第64页。
40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中华书局，1979年，第87页。
41 吴虞：《吴虞日记》（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01页。
42 同上，第551页。
43 李小峰：《新潮社的始末》，转引自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补卷）（上册），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6～7页。
44 罗家伦：《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亲历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61～62页。
45 曹聚仁：《我和我的世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112页。
46 罗仲言：《回忆“五四”前后的北大》（1979年1月，未刊稿），转引自任建树《陈独秀大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4页。
47 汪静之：《爱情诗集〈蕙的风〉由来》，王训昭编选《湖畔诗社评论资料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292页。
48 周世钊：《湘江的怒吼——五四前后毛主席在湖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418页。
49 《新青年》6卷3期，《通信》。
50 艾芜：《五四的浪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962～965页。
51 川岛：《五四回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321页。
52 夏衍：《当五四浪潮冲到浙江的时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732页。
53 施复亮（施存统）：《五四在杭州》，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754～755页。
54 吴宓：《论新文化运动》，《学衡》1922年第4期。
55 钱穆：《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93页。
56 罗家伦：《生命的意义》，《历史的先见——罗家伦文化随笔》，学林出版社，2000年。
57 以下关于《东方杂志》的相关资料，参考自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新青年》为视点》，《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
58 《小说月报》1920年才改版为新文化刊物，吴虞这里所看显然是改版前的《小说月报》。
59 吴虞：《吴虞日记》（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72～273页。
60 同上，第295页。
61 同上，第298页。
62 同上，第328页。
63 恽代英：《恽代英日记》，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31～32、445～446页。
64 同上，第263页。
65 同上，第50、128、149、287页。
66 同上，第153页。
67 同上，第439页。
68 同上，第483页。
69 恽代英：《恽代英日记》，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528页。
70 同上，第624页。
71 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5～21页。
72 郑超麟：《怀旧集》，上海：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165页。
73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上海：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39～40页。
74 苏雪林：《我的生活》，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第102～103页。
75 罗常培：《自传》，《学人自述》，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68页。
76 罗家伦：《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58～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