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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伯群与旧上海三大闻人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来往有年,其中尤与杜月笙过从甚密。上海是近代留学日本学生最大的集散地,1905年,王伯群作为贵州首批公费留学生浮槎东渡。途经上海时,只见“洋场十里,崇楼杰阁,排云而立”,便与上海结下了不解之缘。迨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就读中央大学研究院的王伯群受章太炎之邀,迅即从东京返沪投身革命,参与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创办《大共和日报》。1919年,王伯群受孙中山派遣,代表南方政府在上海参与南北和议,三年之后,在上海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1924年,在上海创办被誉为“东方哥伦比亚大学”的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王伯群在日本专攻经济学,其擅长经营投资,在上海金融界、实业界、政界和教育界拥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和人脉关系。
共同为贵州赈灾
王伯群与杜月笙相识于上世纪2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王伯群被任命为交通部长。执掌交通部时,王伯群以民族主义者的姿态收回外国邮政主权,提出“邮政为中国之邮政”,“无须各国为之代谋也”。1 他致力于南北邮政统一,在强令免去法国人铁士兰的北平邮政总办之职时,却遭到法国的反对。杜月笙斯时正担任上海法租界公董局华董,受法国使馆之托,他穿梭于交通部与法使馆之间进行调解转圜。
一来二往,王伯群与杜月笙便彼此相识。
他们由公谊而私交,相互之间的社交也就日益频繁起来。1931年6月10日,杜月笙在浦东高桥陆家堰的杜家祠堂落成典礼,王伯群委托航政司长蔡培代为前往祝贺。8天后,王伯群在上海徐园与保志宁举行结婚仪式,杜月笙前来出席道贺。1933年冬,杜月笙儿子杜维善出生时,王伯群送贺幛祝弄璋之喜。翌年秋,王伯群母亲罹病,杜月笙与黄金荣分别介绍沪上名中医前往诊治。王伯群母亲病逝出殡日,杜月笙与张啸林、王晓籁等鞠躬致祭,并亲自作出殡前导。
王伯群与杜月笙一直谨慎而谦恭地保持着相互之间的友谊。有一次,“九一八”事变不久,杭州中学生误听报纸消息说,在国难当头之际,王伯群携眷赴杭州游乐。学生于是血气冲动,愤怒捣毁了王伯群胞弟王文华在西湖孤山的墓庐慈惠堂,同时波及到杜月笙。上海小报任意杜撰,纷传此墓庐为王伯群新购自杜月笙者,还有谓系杜月笙所赠者。为正视听,王伯群紧急向各报申明自己并未去杭州,谓:“(余)于25日至29日,犹列席中央国府各种会议,岂有赴杭赏月之奇事”,“杭州报纸陷称余携眷游杭,实无此事。而杭州高中学生不问事实真相,遂往毁亡弟墓灵,殊为遗憾” 。2彼时浙江省主席张难先和教育厅长张道藩闻听此事,以事发仓卒,未及预防,特致电道歉。王伯群以为此事纯为报纸误载激成,且该学生等出于爱国热忱,电请免予置议。同时,手书一函致杜月笙,言诚信未孚,累及月笙损失,抱歉之至。
1937年,贵州旱魃为虐, 全省四乡饥馑荒象,不堪言状,受灾民众多达数百万。王伯群与何应钦、张道藩、谷正纲等乡人计划成立上海筹募黔灾义赈会。杜月笙闻讯,吩咐浦东同乡会空出福煦路的大厦展厅,且以浦东同乡会理事长之名义,协助举办义赈会成立仪式,并担任副会长。短短时间内,上海黔灾义赈会为贵州拨急赈款15万元。每当接受到捐赠,还与各会长联名在《申报》发布鸣谢广告,以扬义举。
王伯群家住上海,政务在南京。一到假期或公务所需,经常来往于沪宁之间。每当返沪,他常在自宅设宴招待杜月笙。杜也常在华格臬路的家中回请。有一次宴罢,杜月笙召集坤伶恩晓峰母女、孟小冬、刘慧琴、华慧麟等为大家清唱助兴。王伯群听罢孟、刘合唱《探母》一剧,顿觉音响遏云,至为可聽。禁不住感叹道:“不闻孟小冬曲者,几十年偶一聆之,便觉神怡。云人一度嫁梅兰芳而出,身瘦皮黄,已徐娘半老,殊可惜耳。” 3
聘杜月笙为大夏大学校董
王伯群执掌的大夏大学经过多年发展,成就斐然,至1929年学生激增至1200余人。胶州路校舍摩肩叠迹,特别是理科实验室和图书室显得狭小,王伯群深感校舍不敷,遂决定在苏州河边的中山路建设新校区,与圣约翰大学比邻而居。
王伯群筹建大夏新校区,杜月笙慨诺为银行贷款的担保人。
私立大学与公立大学不同,公立大学有政府固定的财政投入,而私立大学的财政收入除了收取学费,其他经费基本靠自筹。王伯群为维持办校,首先自拆资金,弥补办学不足。1930年为建筑教学大楼群贤堂,王伯群资助白银6.7万两(合当时币值11万元);至1933年总募捐款为38万元,他一人捐资达五成。
其次是银行贷款,这是建设新校区的主要资金来源。1929年夏,王伯群假上海银行公会主持召开大夏大学校董会,专题报告新校区建设蓝图,预计购买中山路200余亩土地和首期建筑费共为30万(后扩充到40万)。但一家银行无法提供如此巨额贷款。在王伯群擘划协调下,决定组织银团向邮政储金汇业局、四行储蓄会及新华、金城、通汇、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等联合借贷。按照规定,学校借贷,银行要有实物作抵押。王伯群于是找杜月笙商量,杜爽快地应允道:“不用担心,学校没有抵押品,由我出面担保偿还就是。”校董张竹平也同意以他所办的《时事新报》等作担保,才把这笔巨款贷办出来。1930年9月,大夏新校区焕然出现在上海的西郊,校区面积达300亩,一跃与圣约翰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同比肩,美丽的校园成为沪上时髦青年休闲的后花园。大夏社会学系1930届学生保志宁在回忆录中,对搬入新校区记忆犹新:“新校舍本部,设在群贤堂即教室,群力斋为男生宿舍,群英斋为女生宿舍。后来,又继续添建机械工程系、实验室、大礼堂、体育馆、疗养院,及中学部校舍。”“新校舍规模宏大,风景美丽,遂使大夏大学一跃而为沪上巨校之一。” 4
私人创办大学绝非一件简单之事,王伯群本着教育家与人为善、以人为德的精神,向军政首长、各方财阀和地方闻人劝善捐资,何应钦、卢作孚、杜月笙、杨虎城、韩复榘、哈同夫人罗迦陵以及南洋富商华侨都是他的募集对象,他要借他们的财力办利国利民之事业。1930年6月9日,王伯群发一函致杨志雄,托他向杜月笙为大夏大学募款。杨志雄系上海法华乡人,毕业于吴淞商船学校驾驶科。1929年春,王伯群下令组建吴淞商船学校筹委会,指定由杨志雄具体负责复校事宜。正式复校后,王伯群兼任校长,杨志雄任常务副校长,不久改任校长。有外传杨志雄、杨度和杨管北为杜月笙的“三杨”智囊团。而据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善在口述历史中忆述,不认为有这种说法,杨志雄和杨管北是上海的实业家,与杜是生意上合作伙伴,而杨度只能算作杜公馆的门客。但从王伯群的笔记所载,他与杜月笙之间沟通,多通过杨志雄转达,可见杜、杨之间绝非一般的商业关系。 为促成杜月笙捐资办学,发函一周后,王伯群从南京返沪,亲自邀请杜月笙、张啸林等来宅晚餐。宴罢,宾主一起围桌打起麻将来。杜是何等聪明之人,数日后,便遣杨志雄转送两万元大夏建筑费。1930年《大夏周报》第7卷1号以《杜月笙慨捐巨款》为题,报载曰:“本埠巨商杜月笙先生热心公益,久著声誉,上海社会事业机关,经其提倡成立资助进行者不胜枚举。杜先生鉴于本校办理完善,经费困难,慨捐巨款十万元以资补助,已交到二万元。业由王校长呈请教育部援照奖励捐资兴学褒奖条例,给予一等奖状,用扬仁风云。” 5
出于杜月笙对学校的贡献和在上海滩的影响力,王伯群诚聘他为大夏大学校董。杜月笙对大夏尽责尽力,参加校董会讨论各项建设规划,承担为大夏捐款和劝捐的责任义务。他还协助学校平息学生风潮,作为大夏职业介绍委员会委员,利用自己周边关系推荐或接收毕业生。1932年冬,杜月笙联合何应钦、虞洽卿、汪精卫、吴稚晖、荣宗敬等校董,联名向社会发布大夏大学第二期建筑募捐公告。公告谓:“大学之使命既重且巨,大学之设备千绪万端,目前之成绩,与吾人理想中之鹄的,相去尚远,同人决不以此自满。况如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大礼堂等,为大学教育所必须者……全部之预算定为53万。”“尤望海内贤豪,本爱护大夏大学之素怀,慨解义囊,共襄盛举。” 6王伯群素闻南洋著名企业家和慈善家胡文虎先生急公好义,热心公益,为大夏首期建设捐资1万元。1934年秋,王伯群在愚园路新宅盛情款待胡文虎,杜月笙和吴铁城被邀作陪。宾主尽欢后,杜月笙兴味盎然地陪同胡文虎参观大夏校园。事后,他与何应钦、吴铁城等联名致函胡文虎,劝捐图书馆建筑费,胡接函后表示酌情襄助。
1944年抗战后期,由于连年战祸,国家经济濒临崩溃。彼时大夏大学西迁贵阳已经七年,办学经费左支右绌,王伯群呕心沥血,经常奔走陪都重庆,四方求援。杜月笙仍是王伯群劝捐的对象之一。是年3月28日,王伯群在笔记中记载曰:“与王儒堂、杜月笙谈大夏经费困难,请予相助。” 5月18日,王伯群在出席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期间,专程赴范庄与杜月笙和钱新之商请为大夏大学捐款事。杜月笙说个人能力有限,那就请大家一起出出力吧。他决定以自己的名义,宴请金融、商业和实业界的友朋,广为劝募。5月27日,杜月笙请来了两桌嘉宾,王伯群只有半数为熟识。开席前,钱新之一一介绍来宾,王伯群报告大夏经济拮据,有不能维持之况。与会者对大夏均表同情,最终募集基金110万元。不久,杜月笙又派人送来5万元。这些募捐款项,解了大夏大学燃眉之急。
杜月笙出面制止小报造谣
1932年6月,经国民政府授命,王伯群以“川滇黔视察专使”身份访察西南。
南京国民政府肇建以降,地处边陲的康藏,由于交通不便,纠纷不已。国民政府曾派专员前往调解,但终无结果而返。调解破裂后,蒋介石、汪精卫对西南尤为关心,故决定派遣王伯群衔令前往视察。王伯群及其家族在西南有相当根基,他当年策划组织的护国运动,贵州独立,声震海内外,后被任命为贵州省长。他的舅舅刘显世执掌贵州近十年,与云南同声相应。胞弟王文华曾任靖国黔军总司令,率兵北伐,征战湘川,深为孙中山先生所倚重。
关于此次视察的使命,王伯群在抵达重庆发表谈话时,做了详细阐述。他说:“余此次奉令视察,其目的厥有三端:第一,宣达中央注重西南之意旨,与历年对内对外之一切设施;第二,考察三省之党务、政治、军事,及地方种种情形,与三省当局切实磋商一建设进行之具体方策,期速其成;第三,西南三省自民元以降,于革命历史极占地位,而讨袁护法诸役成绩尤著,此后拟与三省人士,晟勉发皇,辅佐中央,以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 7
王伯群此次访察,使他始料不及的,意外地牵连到一桩“永轮烟土”走私案。此则烟土案,在杜月笙等多方干预下,才宣告平息。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王伯群在与四川省主席刘文辉,以及田颂尧、邓锡侯等军长接洽后,9月7日,他由重庆乘“永年”轮东下,计划于11日过汉口,谒蒋介石报告此行经过。
9月11日这天,王伯群乘坐的“永年”号轮船抵达汉口。经汉口特税处海关搜查,在船上查获价值十余万之烟土吗啡,而其中箱面有双清之妻的署名。双清为王伯群曾经的部属,此次同赴贵州上任建设厅厅长。案情一经披露,《法律评论(北京)》《救国日报》《中央日报》等报章纷纷报道或发表社评,矛头纷纷指向王伯群。
杜月笙闻讯后,觉得事出蹊跷,凭他对王伯群的了解,不至于干出这等营生。退一万步说,假定王伯群意存贩土,凭他在政府高层的深厚关系,难道不会与专管机关事先接洽,便利通过,何至中途被抄?出于朋友关心,他托杨志雄传口信,说上海方面的报纸大致可以不登载“永年烟土”事。
王伯群性行端谨,虽位居中枢,但鉴党内派别之纷纭,素来本着自善善人之旨,不阿容,不苟附,执守个人清誉。见媒体污蔑,因劳累而致病的王伯群决定出面澄清。10月1日,他接受《申报》记者访谈,详细介绍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余于)11日扺汉口,有交通机关旧同事,及叶警备司令,或上船或在岸相迎。余遂率随从人等,携行李先令检查后登岸,讵知余登岸后,该轮上竟搜出烟土吗啡等情事,而同船之双(清)夫人,亦被重大嫌疑,殊出意外。次日谒见蒋委员长,当已呈請从严究办,不久必可水落石出也。”
此次“永年烟土”案的构陷事件,既给王伯群带来不少烦忧,也导致他名誉受损。斯时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欲充实行政院,拟王伯群复任交通部长,只因烟土案的纷扰,遂改朱家骅接任,让他失去一次复任的机会。王伯群闻之,大为愤恨曰:“永年案与余无关,知者均能谅,独子文尚多所顾虑,殊属不解”,“国家无公是非,每事无正确舆论,全凭私人之好恶为准例,政治之不良也”。910月11日,王伯群访杜月笙、张啸林、黄金荣,详谈入川访察经过及永年烟土案受冤的情形。三人闻后,极表谅解,杜、黄当场表示,愿意出面制止报纸造谣。王伯群闻后,谢之而别。
一个多月后的12月4日,《中央日报》以“永年轮案与王伯群毫无关系”为题登报致歉,在编者按说:“本报于此案初得报告时,曾为文章评论,知为前传不符,对伯群先生深表歉意。”见大报都道歉了,其他小报也就再不敢肆意造次。
这桩沸沸扬扬3个多月的“永年烟土”乌龙案,以《中央日报》的道歉落下帷幕,终还王伯群以清白。
注释:
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北伐期间南北邮政交涉史料一组》,《民国档案》,2004(9)。
2.汤涛编著:《人生事 总堪伤——海上名媛保志宁回忆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1月第1版,第43页。
3.《王伯群日记》(手稿本),1932年11月21日。
4.汤涛编著:《人生事 总堪伤——海上名媛保志宁回忆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1月第1版,第25页。
5.《杜月笙慨捐巨款》,《大夏周报》第7卷1号,1930年9月29日。
6.《本大学第二期建筑募捐缘起》,《大夏周报》第9卷第14期,1932年12月26日。
7.《王伯群谈视察任务》,《中央日报》1932年6月28日,第2版。
8.《王伯群抵沪后谈话:川省地大物博人民勤苦耐劳目前最要之图当为建设铁道》,《申报》1932年10月1日,第2版。
9.《王伯群日记》(手稿本),1932年10月15日。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馆长、政治传播与政府公关研究中心研究员)
共同为贵州赈灾
王伯群与杜月笙相识于上世纪2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王伯群被任命为交通部长。执掌交通部时,王伯群以民族主义者的姿态收回外国邮政主权,提出“邮政为中国之邮政”,“无须各国为之代谋也”。1 他致力于南北邮政统一,在强令免去法国人铁士兰的北平邮政总办之职时,却遭到法国的反对。杜月笙斯时正担任上海法租界公董局华董,受法国使馆之托,他穿梭于交通部与法使馆之间进行调解转圜。
一来二往,王伯群与杜月笙便彼此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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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由公谊而私交,相互之间的社交也就日益频繁起来。1931年6月10日,杜月笙在浦东高桥陆家堰的杜家祠堂落成典礼,王伯群委托航政司长蔡培代为前往祝贺。8天后,王伯群在上海徐园与保志宁举行结婚仪式,杜月笙前来出席道贺。1933年冬,杜月笙儿子杜维善出生时,王伯群送贺幛祝弄璋之喜。翌年秋,王伯群母亲罹病,杜月笙与黄金荣分别介绍沪上名中医前往诊治。王伯群母亲病逝出殡日,杜月笙与张啸林、王晓籁等鞠躬致祭,并亲自作出殡前导。
王伯群与杜月笙一直谨慎而谦恭地保持着相互之间的友谊。有一次,“九一八”事变不久,杭州中学生误听报纸消息说,在国难当头之际,王伯群携眷赴杭州游乐。学生于是血气冲动,愤怒捣毁了王伯群胞弟王文华在西湖孤山的墓庐慈惠堂,同时波及到杜月笙。上海小报任意杜撰,纷传此墓庐为王伯群新购自杜月笙者,还有谓系杜月笙所赠者。为正视听,王伯群紧急向各报申明自己并未去杭州,谓:“(余)于25日至29日,犹列席中央国府各种会议,岂有赴杭赏月之奇事”,“杭州报纸陷称余携眷游杭,实无此事。而杭州高中学生不问事实真相,遂往毁亡弟墓灵,殊为遗憾” 。2彼时浙江省主席张难先和教育厅长张道藩闻听此事,以事发仓卒,未及预防,特致电道歉。王伯群以为此事纯为报纸误载激成,且该学生等出于爱国热忱,电请免予置议。同时,手书一函致杜月笙,言诚信未孚,累及月笙损失,抱歉之至。
1937年,贵州旱魃为虐, 全省四乡饥馑荒象,不堪言状,受灾民众多达数百万。王伯群与何应钦、张道藩、谷正纲等乡人计划成立上海筹募黔灾义赈会。杜月笙闻讯,吩咐浦东同乡会空出福煦路的大厦展厅,且以浦东同乡会理事长之名义,协助举办义赈会成立仪式,并担任副会长。短短时间内,上海黔灾义赈会为贵州拨急赈款15万元。每当接受到捐赠,还与各会长联名在《申报》发布鸣谢广告,以扬义举。
王伯群家住上海,政务在南京。一到假期或公务所需,经常来往于沪宁之间。每当返沪,他常在自宅设宴招待杜月笙。杜也常在华格臬路的家中回请。有一次宴罢,杜月笙召集坤伶恩晓峰母女、孟小冬、刘慧琴、华慧麟等为大家清唱助兴。王伯群听罢孟、刘合唱《探母》一剧,顿觉音响遏云,至为可聽。禁不住感叹道:“不闻孟小冬曲者,几十年偶一聆之,便觉神怡。云人一度嫁梅兰芳而出,身瘦皮黄,已徐娘半老,殊可惜耳。” 3
聘杜月笙为大夏大学校董
王伯群执掌的大夏大学经过多年发展,成就斐然,至1929年学生激增至1200余人。胶州路校舍摩肩叠迹,特别是理科实验室和图书室显得狭小,王伯群深感校舍不敷,遂决定在苏州河边的中山路建设新校区,与圣约翰大学比邻而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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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伯群筹建大夏新校区,杜月笙慨诺为银行贷款的担保人。
私立大学与公立大学不同,公立大学有政府固定的财政投入,而私立大学的财政收入除了收取学费,其他经费基本靠自筹。王伯群为维持办校,首先自拆资金,弥补办学不足。1930年为建筑教学大楼群贤堂,王伯群资助白银6.7万两(合当时币值11万元);至1933年总募捐款为38万元,他一人捐资达五成。
其次是银行贷款,这是建设新校区的主要资金来源。1929年夏,王伯群假上海银行公会主持召开大夏大学校董会,专题报告新校区建设蓝图,预计购买中山路200余亩土地和首期建筑费共为30万(后扩充到40万)。但一家银行无法提供如此巨额贷款。在王伯群擘划协调下,决定组织银团向邮政储金汇业局、四行储蓄会及新华、金城、通汇、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等联合借贷。按照规定,学校借贷,银行要有实物作抵押。王伯群于是找杜月笙商量,杜爽快地应允道:“不用担心,学校没有抵押品,由我出面担保偿还就是。”校董张竹平也同意以他所办的《时事新报》等作担保,才把这笔巨款贷办出来。1930年9月,大夏新校区焕然出现在上海的西郊,校区面积达300亩,一跃与圣约翰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同比肩,美丽的校园成为沪上时髦青年休闲的后花园。大夏社会学系1930届学生保志宁在回忆录中,对搬入新校区记忆犹新:“新校舍本部,设在群贤堂即教室,群力斋为男生宿舍,群英斋为女生宿舍。后来,又继续添建机械工程系、实验室、大礼堂、体育馆、疗养院,及中学部校舍。”“新校舍规模宏大,风景美丽,遂使大夏大学一跃而为沪上巨校之一。” 4
私人创办大学绝非一件简单之事,王伯群本着教育家与人为善、以人为德的精神,向军政首长、各方财阀和地方闻人劝善捐资,何应钦、卢作孚、杜月笙、杨虎城、韩复榘、哈同夫人罗迦陵以及南洋富商华侨都是他的募集对象,他要借他们的财力办利国利民之事业。1930年6月9日,王伯群发一函致杨志雄,托他向杜月笙为大夏大学募款。杨志雄系上海法华乡人,毕业于吴淞商船学校驾驶科。1929年春,王伯群下令组建吴淞商船学校筹委会,指定由杨志雄具体负责复校事宜。正式复校后,王伯群兼任校长,杨志雄任常务副校长,不久改任校长。有外传杨志雄、杨度和杨管北为杜月笙的“三杨”智囊团。而据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善在口述历史中忆述,不认为有这种说法,杨志雄和杨管北是上海的实业家,与杜是生意上合作伙伴,而杨度只能算作杜公馆的门客。但从王伯群的笔记所载,他与杜月笙之间沟通,多通过杨志雄转达,可见杜、杨之间绝非一般的商业关系。 为促成杜月笙捐资办学,发函一周后,王伯群从南京返沪,亲自邀请杜月笙、张啸林等来宅晚餐。宴罢,宾主一起围桌打起麻将来。杜是何等聪明之人,数日后,便遣杨志雄转送两万元大夏建筑费。1930年《大夏周报》第7卷1号以《杜月笙慨捐巨款》为题,报载曰:“本埠巨商杜月笙先生热心公益,久著声誉,上海社会事业机关,经其提倡成立资助进行者不胜枚举。杜先生鉴于本校办理完善,经费困难,慨捐巨款十万元以资补助,已交到二万元。业由王校长呈请教育部援照奖励捐资兴学褒奖条例,给予一等奖状,用扬仁风云。” 5
出于杜月笙对学校的贡献和在上海滩的影响力,王伯群诚聘他为大夏大学校董。杜月笙对大夏尽责尽力,参加校董会讨论各项建设规划,承担为大夏捐款和劝捐的责任义务。他还协助学校平息学生风潮,作为大夏职业介绍委员会委员,利用自己周边关系推荐或接收毕业生。1932年冬,杜月笙联合何应钦、虞洽卿、汪精卫、吴稚晖、荣宗敬等校董,联名向社会发布大夏大学第二期建筑募捐公告。公告谓:“大学之使命既重且巨,大学之设备千绪万端,目前之成绩,与吾人理想中之鹄的,相去尚远,同人决不以此自满。况如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大礼堂等,为大学教育所必须者……全部之预算定为53万。”“尤望海内贤豪,本爱护大夏大学之素怀,慨解义囊,共襄盛举。” 6王伯群素闻南洋著名企业家和慈善家胡文虎先生急公好义,热心公益,为大夏首期建设捐资1万元。1934年秋,王伯群在愚园路新宅盛情款待胡文虎,杜月笙和吴铁城被邀作陪。宾主尽欢后,杜月笙兴味盎然地陪同胡文虎参观大夏校园。事后,他与何应钦、吴铁城等联名致函胡文虎,劝捐图书馆建筑费,胡接函后表示酌情襄助。
1944年抗战后期,由于连年战祸,国家经济濒临崩溃。彼时大夏大学西迁贵阳已经七年,办学经费左支右绌,王伯群呕心沥血,经常奔走陪都重庆,四方求援。杜月笙仍是王伯群劝捐的对象之一。是年3月28日,王伯群在笔记中记载曰:“与王儒堂、杜月笙谈大夏经费困难,请予相助。” 5月18日,王伯群在出席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期间,专程赴范庄与杜月笙和钱新之商请为大夏大学捐款事。杜月笙说个人能力有限,那就请大家一起出出力吧。他决定以自己的名义,宴请金融、商业和实业界的友朋,广为劝募。5月27日,杜月笙请来了两桌嘉宾,王伯群只有半数为熟识。开席前,钱新之一一介绍来宾,王伯群报告大夏经济拮据,有不能维持之况。与会者对大夏均表同情,最终募集基金110万元。不久,杜月笙又派人送来5万元。这些募捐款项,解了大夏大学燃眉之急。
杜月笙出面制止小报造谣
1932年6月,经国民政府授命,王伯群以“川滇黔视察专使”身份访察西南。
南京国民政府肇建以降,地处边陲的康藏,由于交通不便,纠纷不已。国民政府曾派专员前往调解,但终无结果而返。调解破裂后,蒋介石、汪精卫对西南尤为关心,故决定派遣王伯群衔令前往视察。王伯群及其家族在西南有相当根基,他当年策划组织的护国运动,贵州独立,声震海内外,后被任命为贵州省长。他的舅舅刘显世执掌贵州近十年,与云南同声相应。胞弟王文华曾任靖国黔军总司令,率兵北伐,征战湘川,深为孙中山先生所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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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次视察的使命,王伯群在抵达重庆发表谈话时,做了详细阐述。他说:“余此次奉令视察,其目的厥有三端:第一,宣达中央注重西南之意旨,与历年对内对外之一切设施;第二,考察三省之党务、政治、军事,及地方种种情形,与三省当局切实磋商一建设进行之具体方策,期速其成;第三,西南三省自民元以降,于革命历史极占地位,而讨袁护法诸役成绩尤著,此后拟与三省人士,晟勉发皇,辅佐中央,以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 7
王伯群此次访察,使他始料不及的,意外地牵连到一桩“永轮烟土”走私案。此则烟土案,在杜月笙等多方干预下,才宣告平息。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王伯群在与四川省主席刘文辉,以及田颂尧、邓锡侯等军长接洽后,9月7日,他由重庆乘“永年”轮东下,计划于11日过汉口,谒蒋介石报告此行经过。
9月11日这天,王伯群乘坐的“永年”号轮船抵达汉口。经汉口特税处海关搜查,在船上查获价值十余万之烟土吗啡,而其中箱面有双清之妻的署名。双清为王伯群曾经的部属,此次同赴贵州上任建设厅厅长。案情一经披露,《法律评论(北京)》《救国日报》《中央日报》等报章纷纷报道或发表社评,矛头纷纷指向王伯群。
杜月笙闻讯后,觉得事出蹊跷,凭他对王伯群的了解,不至于干出这等营生。退一万步说,假定王伯群意存贩土,凭他在政府高层的深厚关系,难道不会与专管机关事先接洽,便利通过,何至中途被抄?出于朋友关心,他托杨志雄传口信,说上海方面的报纸大致可以不登载“永年烟土”事。
王伯群性行端谨,虽位居中枢,但鉴党内派别之纷纭,素来本着自善善人之旨,不阿容,不苟附,执守个人清誉。见媒体污蔑,因劳累而致病的王伯群决定出面澄清。10月1日,他接受《申报》记者访谈,详细介绍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余于)11日扺汉口,有交通机关旧同事,及叶警备司令,或上船或在岸相迎。余遂率随从人等,携行李先令检查后登岸,讵知余登岸后,该轮上竟搜出烟土吗啡等情事,而同船之双(清)夫人,亦被重大嫌疑,殊出意外。次日谒见蒋委员长,当已呈請从严究办,不久必可水落石出也。”
此次“永年烟土”案的构陷事件,既给王伯群带来不少烦忧,也导致他名誉受损。斯时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欲充实行政院,拟王伯群复任交通部长,只因烟土案的纷扰,遂改朱家骅接任,让他失去一次复任的机会。王伯群闻之,大为愤恨曰:“永年案与余无关,知者均能谅,独子文尚多所顾虑,殊属不解”,“国家无公是非,每事无正确舆论,全凭私人之好恶为准例,政治之不良也”。910月11日,王伯群访杜月笙、张啸林、黄金荣,详谈入川访察经过及永年烟土案受冤的情形。三人闻后,极表谅解,杜、黄当场表示,愿意出面制止报纸造谣。王伯群闻后,谢之而别。
一个多月后的12月4日,《中央日报》以“永年轮案与王伯群毫无关系”为题登报致歉,在编者按说:“本报于此案初得报告时,曾为文章评论,知为前传不符,对伯群先生深表歉意。”见大报都道歉了,其他小报也就再不敢肆意造次。
这桩沸沸扬扬3个多月的“永年烟土”乌龙案,以《中央日报》的道歉落下帷幕,终还王伯群以清白。
注释:
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北伐期间南北邮政交涉史料一组》,《民国档案》,2004(9)。
2.汤涛编著:《人生事 总堪伤——海上名媛保志宁回忆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1月第1版,第43页。
3.《王伯群日记》(手稿本),1932年11月21日。
4.汤涛编著:《人生事 总堪伤——海上名媛保志宁回忆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1月第1版,第25页。
5.《杜月笙慨捐巨款》,《大夏周报》第7卷1号,1930年9月29日。
6.《本大学第二期建筑募捐缘起》,《大夏周报》第9卷第14期,1932年12月26日。
7.《王伯群谈视察任务》,《中央日报》1932年6月28日,第2版。
8.《王伯群抵沪后谈话:川省地大物博人民勤苦耐劳目前最要之图当为建设铁道》,《申报》1932年10月1日,第2版。
9.《王伯群日记》(手稿本),1932年10月15日。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馆长、政治传播与政府公关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