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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伯群与旧上海三大闻人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来往有年，其中尤与杜月笙过从甚密。上海是近代留学日本学生最大的集散地，1905年，王伯群作为贵州首批公费留学生浮槎东渡。途经上海时，只见“洋场十里，崇楼杰阁，排云而立”，便与上海结下了不解之缘。迨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就读中央大学研究院的王伯群受章太炎之邀，迅即从东京返沪投身革命，参与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创办《大共和日报》。1919年，王伯群受孙中山派遣，代表南方政府在上海参与南北和议，三年之后，在上海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1924年，在上海创办被誉为“东方哥伦比亚大学”的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王伯群在日本专攻经济学，其擅长经营投资，在上海金融界、实业界、政界和教育界拥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和人脉关系。
共同为贵州赈灾
王伯群与杜月笙相识于上世纪2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王伯群被任命为交通部长。执掌交通部时，王伯群以民族主义者的姿态收回外国邮政主权，提出“邮政为中国之邮政”，“无须各国为之代谋也”。1 他致力于南北邮政统一，在强令免去法国人铁士兰的北平邮政总办之职时，却遭到法国的反对。杜月笙斯时正担任上海法租界公董局华董，受法国使馆之托，他穿梭于交通部与法使馆之间进行调解转圜。
一来二往，王伯群与杜月笙便彼此相识。
他们由公谊而私交，相互之间的社交也就日益频繁起来。1931年6月10日，杜月笙在浦东高桥陆家堰的杜家祠堂落成典礼，王伯群委托航政司长蔡培代为前往祝贺。8天后，王伯群在上海徐园与保志宁举行结婚仪式，杜月笙前来出席道贺。1933年冬，杜月笙儿子杜维善出生时，王伯群送贺幛祝弄璋之喜。翌年秋，王伯群母亲罹病，杜月笙与黄金荣分别介绍沪上名中医前往诊治。王伯群母亲病逝出殡日，杜月笙与张啸林、王晓籁等鞠躬致祭，并亲自作出殡前导。
王伯群与杜月笙一直谨慎而谦恭地保持着相互之间的友谊。有一次，“九一八”事变不久，杭州中学生误听报纸消息说，在国难当头之际，王伯群携眷赴杭州游乐。学生于是血气冲动，愤怒捣毁了王伯群胞弟王文华在西湖孤山的墓庐慈惠堂，同时波及到杜月笙。上海小报任意杜撰，纷传此墓庐为王伯群新购自杜月笙者，还有谓系杜月笙所赠者。为正视听，王伯群紧急向各报申明自己并未去杭州，谓：“（余）于25日至29日，犹列席中央国府各种会议，岂有赴杭赏月之奇事”，“杭州报纸陷称余携眷游杭，实无此事。而杭州高中学生不问事实真相，遂往毁亡弟墓灵，殊为遗憾” 。2彼时浙江省主席张难先和教育厅长张道藩闻听此事，以事发仓卒，未及预防，特致电道歉。王伯群以为此事纯为报纸误载激成，且该学生等出于爱国热忱，电请免予置议。同时，手书一函致杜月笙，言诚信未孚，累及月笙损失，抱歉之至。
1937年，贵州旱魃为虐， 全省四乡饥馑荒象，不堪言状，受灾民众多达数百万。王伯群与何应钦、张道藩、谷正纲等乡人计划成立上海筹募黔灾义赈会。杜月笙闻讯，吩咐浦东同乡会空出福煦路的大厦展厅，且以浦东同乡会理事长之名义，协助举办义赈会成立仪式，并担任副会长。短短时间内，上海黔灾义赈会为贵州拨急赈款15万元。每当接受到捐赠，还与各会长联名在《申报》发布鸣谢广告，以扬义举。
王伯群家住上海，政务在南京。一到假期或公务所需，经常来往于沪宁之间。每当返沪，他常在自宅设宴招待杜月笙。杜也常在华格臬路的家中回请。有一次宴罢，杜月笙召集坤伶恩晓峰母女、孟小冬、刘慧琴、华慧麟等为大家清唱助兴。王伯群听罢孟、刘合唱《探母》一剧，顿觉音响遏云，至为可聽。禁不住感叹道：“不闻孟小冬曲者，几十年偶一聆之，便觉神怡。云人一度嫁梅兰芳而出，身瘦皮黄，已徐娘半老，殊可惜耳。” 3
聘杜月笙为大夏大学校董
王伯群执掌的大夏大学经过多年发展，成就斐然，至1929年学生激增至1200余人。胶州路校舍摩肩叠迹，特别是理科实验室和图书室显得狭小，王伯群深感校舍不敷，遂决定在苏州河边的中山路建设新校区，与圣约翰大学比邻而居。
王伯群筹建大夏新校区，杜月笙慨诺为银行贷款的担保人。
私立大学与公立大学不同，公立大学有政府固定的财政投入，而私立大学的财政收入除了收取学费，其他经费基本靠自筹。王伯群为维持办校，首先自拆资金，弥补办学不足。1930年为建筑教学大楼群贤堂，王伯群资助白银6.7万两（合当时币值11万元）；至1933年总募捐款为38万元，他一人捐资达五成。
其次是银行贷款，这是建设新校区的主要资金来源。1929年夏，王伯群假上海银行公会主持召开大夏大学校董会，专题报告新校区建设蓝图，预计购买中山路200余亩土地和首期建筑费共为30万（后扩充到40万）。但一家银行无法提供如此巨额贷款。在王伯群擘划协调下，决定组织银团向邮政储金汇业局、四行储蓄会及新华、金城、通汇、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等联合借贷。按照规定，学校借贷，银行要有实物作抵押。王伯群于是找杜月笙商量，杜爽快地应允道：“不用担心，学校没有抵押品，由我出面担保偿还就是。”校董张竹平也同意以他所办的《时事新报》等作担保，才把这笔巨款贷办出来。1930年9月，大夏新校区焕然出现在上海的西郊，校区面积达300亩，一跃与圣约翰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同比肩，美丽的校园成为沪上时髦青年休闲的后花园。大夏社会学系1930届学生保志宁在回忆录中，对搬入新校区记忆犹新：“新校舍本部，设在群贤堂即教室，群力斋为男生宿舍，群英斋为女生宿舍。后来，又继续添建机械工程系、实验室、大礼堂、体育馆、疗养院，及中学部校舍。”“新校舍规模宏大，风景美丽，遂使大夏大学一跃而为沪上巨校之一。” 4
私人创办大学绝非一件简单之事，王伯群本着教育家与人为善、以人为德的精神，向军政首长、各方财阀和地方闻人劝善捐资，何应钦、卢作孚、杜月笙、杨虎城、韩复榘、哈同夫人罗迦陵以及南洋富商华侨都是他的募集对象，他要借他们的财力办利国利民之事业。1930年6月9日，王伯群发一函致杨志雄，托他向杜月笙为大夏大学募款。杨志雄系上海法华乡人，毕业于吴淞商船学校驾驶科。1929年春，王伯群下令组建吴淞商船学校筹委会，指定由杨志雄具体负责复校事宜。正式复校后，王伯群兼任校长，杨志雄任常务副校长，不久改任校长。有外传杨志雄、杨度和杨管北为杜月笙的“三杨”智囊团。而据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善在口述历史中忆述，不认为有这种说法，杨志雄和杨管北是上海的实业家，与杜是生意上合作伙伴，而杨度只能算作杜公馆的门客。但从王伯群的笔记所载，他与杜月笙之间沟通，多通过杨志雄转达，可见杜、杨之间绝非一般的商业关系。 为促成杜月笙捐资办学，发函一周后，王伯群从南京返沪，亲自邀请杜月笙、张啸林等来宅晚餐。宴罢，宾主一起围桌打起麻将来。杜是何等聪明之人，数日后，便遣杨志雄转送两万元大夏建筑费。1930年《大夏周报》第7卷1号以《杜月笙慨捐巨款》为题，报载曰：“本埠巨商杜月笙先生热心公益，久著声誉，上海社会事业机关，经其提倡成立资助进行者不胜枚举。杜先生鉴于本校办理完善，经费困难，慨捐巨款十万元以资补助，已交到二万元。业由王校长呈请教育部援照奖励捐资兴学褒奖条例，给予一等奖状，用扬仁风云。” 5
出于杜月笙对学校的贡献和在上海滩的影响力，王伯群诚聘他为大夏大学校董。杜月笙对大夏尽责尽力，参加校董会讨论各项建设规划，承担为大夏捐款和劝捐的责任义务。他还协助学校平息学生风潮，作为大夏职业介绍委员会委员，利用自己周边关系推荐或接收毕业生。1932年冬，杜月笙联合何应钦、虞洽卿、汪精卫、吴稚晖、荣宗敬等校董，联名向社会发布大夏大学第二期建筑募捐公告。公告谓：“大学之使命既重且巨，大学之设备千绪万端，目前之成绩，与吾人理想中之鹄的，相去尚远，同人决不以此自满。况如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大礼堂等，为大学教育所必须者……全部之预算定为53万。”“尤望海内贤豪，本爱护大夏大学之素怀，慨解义囊，共襄盛举。” 6王伯群素闻南洋著名企业家和慈善家胡文虎先生急公好义，热心公益，为大夏首期建设捐资1万元。1934年秋，王伯群在愚园路新宅盛情款待胡文虎，杜月笙和吴铁城被邀作陪。宾主尽欢后，杜月笙兴味盎然地陪同胡文虎参观大夏校园。事后，他与何应钦、吴铁城等联名致函胡文虎，劝捐图书馆建筑费，胡接函后表示酌情襄助。
1944年抗战后期，由于连年战祸，国家经济濒临崩溃。彼时大夏大学西迁贵阳已经七年，办学经费左支右绌，王伯群呕心沥血，经常奔走陪都重庆，四方求援。杜月笙仍是王伯群劝捐的对象之一。是年3月28日，王伯群在笔记中记载曰：“与王儒堂、杜月笙谈大夏经费困难，请予相助。” 5月18日，王伯群在出席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期间，专程赴范庄与杜月笙和钱新之商请为大夏大学捐款事。杜月笙说个人能力有限，那就请大家一起出出力吧。他决定以自己的名义，宴请金融、商业和实业界的友朋，广为劝募。5月27日，杜月笙请来了两桌嘉宾，王伯群只有半数为熟识。开席前，钱新之一一介绍来宾，王伯群报告大夏经济拮据，有不能维持之况。与会者对大夏均表同情，最终募集基金110万元。不久，杜月笙又派人送来5万元。这些募捐款项，解了大夏大学燃眉之急。
杜月笙出面制止小报造谣
1932年6月，经国民政府授命，王伯群以“川滇黔视察专使”身份访察西南。
南京国民政府肇建以降，地处边陲的康藏，由于交通不便，纠纷不已。国民政府曾派专员前往调解，但终无结果而返。调解破裂后，蒋介石、汪精卫对西南尤为关心，故决定派遣王伯群衔令前往视察。王伯群及其家族在西南有相当根基，他当年策划组织的护国运动，贵州独立，声震海内外，后被任命为贵州省长。他的舅舅刘显世执掌贵州近十年，与云南同声相应。胞弟王文华曾任靖国黔军总司令，率兵北伐，征战湘川，深为孙中山先生所倚重。
关于此次视察的使命，王伯群在抵达重庆发表谈话时，做了详细阐述。他说：“余此次奉令视察，其目的厥有三端：第一，宣达中央注重西南之意旨，与历年对内对外之一切设施；第二，考察三省之党务、政治、军事，及地方种种情形，与三省当局切实磋商一建设进行之具体方策，期速其成；第三，西南三省自民元以降，于革命历史极占地位，而讨袁护法诸役成绩尤著，此后拟与三省人士，晟勉发皇，辅佐中央，以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 7
王伯群此次访察，使他始料不及的，意外地牵连到一桩“永轮烟土”走私案。此则烟土案，在杜月笙等多方干预下，才宣告平息。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王伯群在与四川省主席刘文辉，以及田颂尧、邓锡侯等军长接洽后，9月7日，他由重庆乘“永年”轮东下，计划于11日过汉口，谒蒋介石报告此行经过。
9月11日这天，王伯群乘坐的“永年”号轮船抵达汉口。经汉口特税处海关搜查，在船上查获价值十余万之烟土吗啡，而其中箱面有双清之妻的署名。双清为王伯群曾经的部属，此次同赴贵州上任建设厅厅长。案情一经披露，《法律评论（北京）》《救国日报》《中央日报》等报章纷纷报道或发表社评，矛头纷纷指向王伯群。
杜月笙闻讯后，觉得事出蹊跷，凭他对王伯群的了解，不至于干出这等营生。退一万步说，假定王伯群意存贩土，凭他在政府高层的深厚关系，难道不会与专管机关事先接洽，便利通过，何至中途被抄？出于朋友关心，他托杨志雄传口信，说上海方面的报纸大致可以不登载“永年烟土”事。
王伯群性行端谨，虽位居中枢，但鉴党内派别之纷纭，素来本着自善善人之旨，不阿容，不苟附，执守个人清誉。见媒体污蔑，因劳累而致病的王伯群决定出面澄清。10月1日，他接受《申报》记者访谈，详细介绍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余于）11日扺汉口，有交通机关旧同事，及叶警备司令，或上船或在岸相迎。余遂率随从人等，携行李先令检查后登岸，讵知余登岸后，该轮上竟搜出烟土吗啡等情事，而同船之双（清）夫人，亦被重大嫌疑，殊出意外。次日谒见蒋委员长，当已呈請从严究办，不久必可水落石出也。”
此次“永年烟土”案的构陷事件，既给王伯群带来不少烦忧，也导致他名誉受损。斯时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欲充实行政院，拟王伯群复任交通部长，只因烟土案的纷扰，遂改朱家骅接任，让他失去一次复任的机会。王伯群闻之，大为愤恨曰：“永年案与余无关，知者均能谅，独子文尚多所顾虑，殊属不解”，“国家无公是非，每事无正确舆论，全凭私人之好恶为准例，政治之不良也”。910月11日，王伯群访杜月笙、张啸林、黄金荣，详谈入川访察经过及永年烟土案受冤的情形。三人闻后，极表谅解，杜、黄当场表示，愿意出面制止报纸造谣。王伯群闻后，谢之而别。
一个多月后的12月4日，《中央日报》以“永年轮案与王伯群毫无关系”为题登报致歉，在编者按说：“本报于此案初得报告时，曾为文章评论，知为前传不符，对伯群先生深表歉意。”见大报都道歉了，其他小报也就再不敢肆意造次。
这桩沸沸扬扬3个多月的“永年烟土”乌龙案，以《中央日报》的道歉落下帷幕，终还王伯群以清白。
注释：
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北伐期间南北邮政交涉史料一组》，《民国档案》，2004（9）。
2.汤涛编著：《人生事 总堪伤——海上名媛保志宁回忆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1月第1版，第43页。
3.《王伯群日记》（手稿本），1932年11月21日。
4.汤涛编著：《人生事 总堪伤——海上名媛保志宁回忆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1月第1版，第25页。
5.《杜月笙慨捐巨款》，《大夏周报》第7卷1号，1930年9月29日。
6.《本大学第二期建筑募捐缘起》，《大夏周报》第9卷第14期，1932年12月26日。
7.《王伯群谈视察任务》，《中央日报》1932年6月28日，第2版。
8.《王伯群抵沪后谈话：川省地大物博人民勤苦耐劳目前最要之图当为建设铁道》，《申报》1932年10月1日，第2版。
9.《王伯群日记》（手稿本），1932年10月15日。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馆长、政治传播与政府公关研究中心研究员）
共同为贵州赈灾
王伯群与杜月笙相识于上世纪2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王伯群被任命为交通部长。执掌交通部时，王伯群以民族主义者的姿态收回外国邮政主权，提出“邮政为中国之邮政”，“无须各国为之代谋也”。1 他致力于南北邮政统一，在强令免去法国人铁士兰的北平邮政总办之职时，却遭到法国的反对。杜月笙斯时正担任上海法租界公董局华董，受法国使馆之托，他穿梭于交通部与法使馆之间进行调解转圜。
一来二往，王伯群与杜月笙便彼此相识。
他们由公谊而私交，相互之间的社交也就日益频繁起来。1931年6月10日，杜月笙在浦东高桥陆家堰的杜家祠堂落成典礼，王伯群委托航政司长蔡培代为前往祝贺。8天后，王伯群在上海徐园与保志宁举行结婚仪式，杜月笙前来出席道贺。1933年冬，杜月笙儿子杜维善出生时，王伯群送贺幛祝弄璋之喜。翌年秋，王伯群母亲罹病，杜月笙与黄金荣分别介绍沪上名中医前往诊治。王伯群母亲病逝出殡日，杜月笙与张啸林、王晓籁等鞠躬致祭，并亲自作出殡前导。
王伯群与杜月笙一直谨慎而谦恭地保持着相互之间的友谊。有一次，“九一八”事变不久，杭州中学生误听报纸消息说，在国难当头之际，王伯群携眷赴杭州游乐。学生于是血气冲动，愤怒捣毁了王伯群胞弟王文华在西湖孤山的墓庐慈惠堂，同时波及到杜月笙。上海小报任意杜撰，纷传此墓庐为王伯群新购自杜月笙者，还有谓系杜月笙所赠者。为正视听，王伯群紧急向各报申明自己并未去杭州，谓：“（余）于25日至29日，犹列席中央国府各种会议，岂有赴杭赏月之奇事”，“杭州报纸陷称余携眷游杭，实无此事。而杭州高中学生不问事实真相，遂往毁亡弟墓灵，殊为遗憾” 。2彼时浙江省主席张难先和教育厅长张道藩闻听此事，以事发仓卒，未及预防，特致电道歉。王伯群以为此事纯为报纸误载激成，且该学生等出于爱国热忱，电请免予置议。同时，手书一函致杜月笙，言诚信未孚，累及月笙损失，抱歉之至。
1937年，贵州旱魃为虐， 全省四乡饥馑荒象，不堪言状，受灾民众多达数百万。王伯群与何应钦、张道藩、谷正纲等乡人计划成立上海筹募黔灾义赈会。杜月笙闻讯，吩咐浦东同乡会空出福煦路的大厦展厅，且以浦东同乡会理事长之名义，协助举办义赈会成立仪式，并担任副会长。短短时间内，上海黔灾义赈会为贵州拨急赈款15万元。每当接受到捐赠，还与各会长联名在《申报》发布鸣谢广告，以扬义举。
王伯群家住上海，政务在南京。一到假期或公务所需，经常来往于沪宁之间。每当返沪，他常在自宅设宴招待杜月笙。杜也常在华格臬路的家中回请。有一次宴罢，杜月笙召集坤伶恩晓峰母女、孟小冬、刘慧琴、华慧麟等为大家清唱助兴。王伯群听罢孟、刘合唱《探母》一剧，顿觉音响遏云，至为可聽。禁不住感叹道：“不闻孟小冬曲者，几十年偶一聆之，便觉神怡。云人一度嫁梅兰芳而出，身瘦皮黄，已徐娘半老，殊可惜耳。” 3
聘杜月笙为大夏大学校董
王伯群执掌的大夏大学经过多年发展，成就斐然，至1929年学生激增至1200余人。胶州路校舍摩肩叠迹，特别是理科实验室和图书室显得狭小，王伯群深感校舍不敷，遂决定在苏州河边的中山路建设新校区，与圣约翰大学比邻而居。
王伯群筹建大夏新校区，杜月笙慨诺为银行贷款的担保人。
私立大学与公立大学不同，公立大学有政府固定的财政投入，而私立大学的财政收入除了收取学费，其他经费基本靠自筹。王伯群为维持办校，首先自拆资金，弥补办学不足。1930年为建筑教学大楼群贤堂，王伯群资助白银6.7万两（合当时币值11万元）；至1933年总募捐款为38万元，他一人捐资达五成。
其次是银行贷款，这是建设新校区的主要资金来源。1929年夏，王伯群假上海银行公会主持召开大夏大学校董会，专题报告新校区建设蓝图，预计购买中山路200余亩土地和首期建筑费共为30万（后扩充到40万）。但一家银行无法提供如此巨额贷款。在王伯群擘划协调下，决定组织银团向邮政储金汇业局、四行储蓄会及新华、金城、通汇、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等联合借贷。按照规定，学校借贷，银行要有实物作抵押。王伯群于是找杜月笙商量，杜爽快地应允道：“不用担心，学校没有抵押品，由我出面担保偿还就是。”校董张竹平也同意以他所办的《时事新报》等作担保，才把这笔巨款贷办出来。1930年9月，大夏新校区焕然出现在上海的西郊，校区面积达300亩，一跃与圣约翰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同比肩，美丽的校园成为沪上时髦青年休闲的后花园。大夏社会学系1930届学生保志宁在回忆录中，对搬入新校区记忆犹新：“新校舍本部，设在群贤堂即教室，群力斋为男生宿舍，群英斋为女生宿舍。后来，又继续添建机械工程系、实验室、大礼堂、体育馆、疗养院，及中学部校舍。”“新校舍规模宏大，风景美丽，遂使大夏大学一跃而为沪上巨校之一。” 4
私人创办大学绝非一件简单之事，王伯群本着教育家与人为善、以人为德的精神，向军政首长、各方财阀和地方闻人劝善捐资，何应钦、卢作孚、杜月笙、杨虎城、韩复榘、哈同夫人罗迦陵以及南洋富商华侨都是他的募集对象，他要借他们的财力办利国利民之事业。1930年6月9日，王伯群发一函致杨志雄，托他向杜月笙为大夏大学募款。杨志雄系上海法华乡人，毕业于吴淞商船学校驾驶科。1929年春，王伯群下令组建吴淞商船学校筹委会，指定由杨志雄具体负责复校事宜。正式复校后，王伯群兼任校长，杨志雄任常务副校长，不久改任校长。有外传杨志雄、杨度和杨管北为杜月笙的“三杨”智囊团。而据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善在口述历史中忆述，不认为有这种说法，杨志雄和杨管北是上海的实业家，与杜是生意上合作伙伴，而杨度只能算作杜公馆的门客。但从王伯群的笔记所载，他与杜月笙之间沟通，多通过杨志雄转达，可见杜、杨之间绝非一般的商业关系。 为促成杜月笙捐资办学，发函一周后，王伯群从南京返沪，亲自邀请杜月笙、张啸林等来宅晚餐。宴罢，宾主一起围桌打起麻将来。杜是何等聪明之人，数日后，便遣杨志雄转送两万元大夏建筑费。1930年《大夏周报》第7卷1号以《杜月笙慨捐巨款》为题，报载曰：“本埠巨商杜月笙先生热心公益，久著声誉，上海社会事业机关，经其提倡成立资助进行者不胜枚举。杜先生鉴于本校办理完善，经费困难，慨捐巨款十万元以资补助，已交到二万元。业由王校长呈请教育部援照奖励捐资兴学褒奖条例，给予一等奖状，用扬仁风云。” 5
出于杜月笙对学校的贡献和在上海滩的影响力，王伯群诚聘他为大夏大学校董。杜月笙对大夏尽责尽力，参加校董会讨论各项建设规划，承担为大夏捐款和劝捐的责任义务。他还协助学校平息学生风潮，作为大夏职业介绍委员会委员，利用自己周边关系推荐或接收毕业生。1932年冬，杜月笙联合何应钦、虞洽卿、汪精卫、吴稚晖、荣宗敬等校董，联名向社会发布大夏大学第二期建筑募捐公告。公告谓：“大学之使命既重且巨，大学之设备千绪万端，目前之成绩，与吾人理想中之鹄的，相去尚远，同人决不以此自满。况如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大礼堂等，为大学教育所必须者……全部之预算定为53万。”“尤望海内贤豪，本爱护大夏大学之素怀，慨解义囊，共襄盛举。” 6王伯群素闻南洋著名企业家和慈善家胡文虎先生急公好义，热心公益，为大夏首期建设捐资1万元。1934年秋，王伯群在愚园路新宅盛情款待胡文虎，杜月笙和吴铁城被邀作陪。宾主尽欢后，杜月笙兴味盎然地陪同胡文虎参观大夏校园。事后，他与何应钦、吴铁城等联名致函胡文虎，劝捐图书馆建筑费，胡接函后表示酌情襄助。
1944年抗战后期，由于连年战祸，国家经济濒临崩溃。彼时大夏大学西迁贵阳已经七年，办学经费左支右绌，王伯群呕心沥血，经常奔走陪都重庆，四方求援。杜月笙仍是王伯群劝捐的对象之一。是年3月28日，王伯群在笔记中记载曰：“与王儒堂、杜月笙谈大夏经费困难，请予相助。” 5月18日，王伯群在出席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期间，专程赴范庄与杜月笙和钱新之商请为大夏大学捐款事。杜月笙说个人能力有限，那就请大家一起出出力吧。他决定以自己的名义，宴请金融、商业和实业界的友朋，广为劝募。5月27日，杜月笙请来了两桌嘉宾，王伯群只有半数为熟识。开席前，钱新之一一介绍来宾，王伯群报告大夏经济拮据，有不能维持之况。与会者对大夏均表同情，最终募集基金110万元。不久，杜月笙又派人送来5万元。这些募捐款项，解了大夏大学燃眉之急。
杜月笙出面制止小报造谣
1932年6月，经国民政府授命，王伯群以“川滇黔视察专使”身份访察西南。
南京国民政府肇建以降，地处边陲的康藏，由于交通不便，纠纷不已。国民政府曾派专员前往调解，但终无结果而返。调解破裂后，蒋介石、汪精卫对西南尤为关心，故决定派遣王伯群衔令前往视察。王伯群及其家族在西南有相当根基，他当年策划组织的护国运动，贵州独立，声震海内外，后被任命为贵州省长。他的舅舅刘显世执掌贵州近十年，与云南同声相应。胞弟王文华曾任靖国黔军总司令，率兵北伐，征战湘川，深为孙中山先生所倚重。
关于此次视察的使命，王伯群在抵达重庆发表谈话时，做了详细阐述。他说：“余此次奉令视察，其目的厥有三端：第一，宣达中央注重西南之意旨，与历年对内对外之一切设施；第二，考察三省之党务、政治、军事，及地方种种情形，与三省当局切实磋商一建设进行之具体方策，期速其成；第三，西南三省自民元以降，于革命历史极占地位，而讨袁护法诸役成绩尤著，此后拟与三省人士，晟勉发皇，辅佐中央，以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 7
王伯群此次访察，使他始料不及的，意外地牵连到一桩“永轮烟土”走私案。此则烟土案，在杜月笙等多方干预下，才宣告平息。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王伯群在与四川省主席刘文辉，以及田颂尧、邓锡侯等军长接洽后，9月7日，他由重庆乘“永年”轮东下，计划于11日过汉口，谒蒋介石报告此行经过。
9月11日这天，王伯群乘坐的“永年”号轮船抵达汉口。经汉口特税处海关搜查，在船上查获价值十余万之烟土吗啡，而其中箱面有双清之妻的署名。双清为王伯群曾经的部属，此次同赴贵州上任建设厅厅长。案情一经披露，《法律评论（北京）》《救国日报》《中央日报》等报章纷纷报道或发表社评，矛头纷纷指向王伯群。
杜月笙闻讯后，觉得事出蹊跷，凭他对王伯群的了解，不至于干出这等营生。退一万步说，假定王伯群意存贩土，凭他在政府高层的深厚关系，难道不会与专管机关事先接洽，便利通过，何至中途被抄？出于朋友关心，他托杨志雄传口信，说上海方面的报纸大致可以不登载“永年烟土”事。
王伯群性行端谨，虽位居中枢，但鉴党内派别之纷纭，素来本着自善善人之旨，不阿容，不苟附，执守个人清誉。见媒体污蔑，因劳累而致病的王伯群决定出面澄清。10月1日，他接受《申报》记者访谈，详细介绍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余于）11日扺汉口，有交通机关旧同事，及叶警备司令，或上船或在岸相迎。余遂率随从人等，携行李先令检查后登岸，讵知余登岸后，该轮上竟搜出烟土吗啡等情事，而同船之双（清）夫人，亦被重大嫌疑，殊出意外。次日谒见蒋委员长，当已呈請从严究办，不久必可水落石出也。”
此次“永年烟土”案的构陷事件，既给王伯群带来不少烦忧，也导致他名誉受损。斯时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欲充实行政院，拟王伯群复任交通部长，只因烟土案的纷扰，遂改朱家骅接任，让他失去一次复任的机会。王伯群闻之，大为愤恨曰：“永年案与余无关，知者均能谅，独子文尚多所顾虑，殊属不解”，“国家无公是非，每事无正确舆论，全凭私人之好恶为准例，政治之不良也”。910月11日，王伯群访杜月笙、张啸林、黄金荣，详谈入川访察经过及永年烟土案受冤的情形。三人闻后，极表谅解，杜、黄当场表示，愿意出面制止报纸造谣。王伯群闻后，谢之而别。
一个多月后的12月4日，《中央日报》以“永年轮案与王伯群毫无关系”为题登报致歉，在编者按说：“本报于此案初得报告时，曾为文章评论，知为前传不符，对伯群先生深表歉意。”见大报都道歉了，其他小报也就再不敢肆意造次。
这桩沸沸扬扬3个多月的“永年烟土”乌龙案，以《中央日报》的道歉落下帷幕，终还王伯群以清白。
注释：
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北伐期间南北邮政交涉史料一组》，《民国档案》，2004（9）。
2.汤涛编著：《人生事 总堪伤——海上名媛保志宁回忆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1月第1版，第43页。
3.《王伯群日记》（手稿本），1932年11月21日。
4.汤涛编著：《人生事 总堪伤——海上名媛保志宁回忆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1月第1版，第25页。
5.《杜月笙慨捐巨款》，《大夏周报》第7卷1号，1930年9月29日。
6.《本大学第二期建筑募捐缘起》，《大夏周报》第9卷第14期，1932年12月26日。
7.《王伯群谈视察任务》，《中央日报》1932年6月28日，第2版。
8.《王伯群抵沪后谈话：川省地大物博人民勤苦耐劳目前最要之图当为建设铁道》，《申报》1932年10月1日，第2版。
9.《王伯群日记》（手稿本），1932年10月15日。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馆长、政治传播与政府公关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