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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双性同体”，又称“两性同体”、“雌雄同体”等，源于生物学领域。1982年，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最先在文学理论领域提出这一概念。孔志英小说《像犀牛角一样一个人走吧》中的主人公海婉具有“双性同体”的特质，本文通过对这一人物形象的分析，探寻作者对“双性和谐”理想的追求。
关键词：双性同体;《像犀牛角一样一个人走吧》;海婉;双性和谐
20世纪90年代，中产阶级女性开始在韩国社会崭露头角。长篇小说《像犀牛角一样一个人走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的。孔志英将大学时代的海婉塑造成女性知识分子形象，有着不依附于男性的独立人格;而婚后的海婉却变得被动、顺从，丈夫和孩子成了她生活的中心。在她身上，既有女性对家庭的服从与牺牲，又有男性的独立与勇敢，完全是一个“双性同体”的人物形象。
一 “双性同体”理论
“双性同体”本属于生物学名词，指同一个体身上兼具成熟的雌性性器官和雄性性器官;在体形构造及生理特征方面，表现为雌性和雄性的混合物。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对此提出了“潜意识双性化”的概念，他认为：“对人类而言，纯粹的男性或纯粹的女性无论是在心理学的意义上还是在生物学的意义都是找不到的。相反，每个人都表示出自己所属性别和特征与异性特征的混合，表现出主动性和被动性的结合。”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代表人物弗吉尼亚·伍尔芙最先将“双性同体”理论引入到文学批评领域。她在其随笔《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写道：“在我们之中每个人都有两个力量支配一切，一个男性的力量，一个女性的力量;在男人的脑子里男性胜过女性，在女人的脑子里女性胜过男性。最正常、最适宜的情况就是这两个力量结合在一起和谐地生活、精神合作的时候。”在弗吉尼亚·伍尔芙看来，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应具备一种超性别的心态，这样才能达到“双性同体”和谐的理想境界。
以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双性同体”理论看《像犀牛角一样一个人走吧》中的海婉，她的身上既表现出想要维持美满家庭的女性气质，又表现出想要施展自我抱负的男性气质，是一个典型的“双性同体”人物形象。
二 海婉的女性气质
就读于放送专业的海婉毕业后在一家不错的公司就职，带着梦想踏进了职场。但很快，她跟自己大学时代的同窗结婚了，职场生活也于此告一段落。婚后，海婉在家操持家务，抚养孩子，帮丈夫处理生活琐事。她每天都在重复着无聊的家庭劳动，从早上睁开眼睛，所要做的就是做饭、刷碗、洗衣服……原本怀揣梦想的女性知识分子如今俨然变成了一副家庭主妇的模样。
此时的海婉被动、顺从，无疑是一位永远以家庭为中心的传统女性。安于妻子与母亲角色的海婉，毫无怨言地为这个家奉献着自己的一切。虽然受到过高等教育，但当时，在韩国以男性为中心的家长制社会的影响下，海婉完完全全成为了贤妻良母，整日忙于照料丈夫和孩子的一日三餐、生活起居。男性话语权下的韩国社会，女性的主动权一直备受压制，女性在家中操持家务被看作是理所应当的事情，而海婉也并没有反抗。就这样，她最终深陷家庭的囹圄。
以弗吉尼亚·伍尔芙在文学领域中提出的“双性同体”理论来分析，海婉作为一名女性，她身体内的女性气质在此时占了上风，并支配着她的大脑。下班后，海婉的丈夫只知道坐下来看报纸，从不理会家里的事情，繁琐的家务劳动榨取着海婉的身体。然而在不断重复的家务劳动中，她仍然像传统女性那样保持着对家庭的依赖性和奉献性。
三 海婉的男性气质
一直安于妻子与母亲角色的海婉在无限反复的家务劳动中开始质疑自己的生活。海婉发现自己已经逐渐地与社会脱节了，丈夫成为她与社会之间唯一的连接点，在尝试与未婚朋友对话时自己是那么的格格不入。她不愿再继续这样的生活，极力地想从中挣脱出来。深知自己必须改变当前生活状态的海婉不顾丈夫的反对，重新开始了职场生活。
此时的海婉勇敢、坚强，从一个一味为家庭牺牲的传统女性形象中脱离了出来。她拒绝逆来顺受，并开始反抗这个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以至于后来，对当前生活倍感疲倦的海婉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离婚。在与家长制社会的抗争中，一直处于被动的她最终掌握了生活的自主权。
从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双性同体”理论来看，身为女性的海婉在环境的影响与压力下，逐步展现出自身的男性气质。过去的她整日操持家务，为了家庭的美满幸福一再地忍耐、退让;而今的她独立自主、勇敢坚强，不再过分地留恋于家庭，重新怀揣梦想踏入职场。海婉俨然变成了与父权社会奋力抗争的新女性。
每个人身上都具有某些异性的特质，人的情感和行为也总是兼有两性倾向。笔者认为，对于孔志英而言，“双性同体”的深远意义实则是通过这种方式实现“双性和谐”。《像犀牛角一样一个人走吧》中的海婉既是一位为了家庭美满可以不顾一切的传统女性，又有着勇敢坚强、对职场充满欲望的男性特质。当她身上的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相互融合时，便构成了一个和谐的整体，体现出人性的和谐之美。
参考文献：
关键词：双性同体;《像犀牛角一样一个人走吧》;海婉;双性和谐
20世纪90年代，中产阶级女性开始在韩国社会崭露头角。长篇小说《像犀牛角一样一个人走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的。孔志英将大学时代的海婉塑造成女性知识分子形象，有着不依附于男性的独立人格;而婚后的海婉却变得被动、顺从，丈夫和孩子成了她生活的中心。在她身上，既有女性对家庭的服从与牺牲，又有男性的独立与勇敢，完全是一个“双性同体”的人物形象。
一 “双性同体”理论
“双性同体”本属于生物学名词，指同一个体身上兼具成熟的雌性性器官和雄性性器官;在体形构造及生理特征方面，表现为雌性和雄性的混合物。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对此提出了“潜意识双性化”的概念，他认为：“对人类而言，纯粹的男性或纯粹的女性无论是在心理学的意义上还是在生物学的意义都是找不到的。相反，每个人都表示出自己所属性别和特征与异性特征的混合，表现出主动性和被动性的结合。”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代表人物弗吉尼亚·伍尔芙最先将“双性同体”理论引入到文学批评领域。她在其随笔《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写道：“在我们之中每个人都有两个力量支配一切，一个男性的力量，一个女性的力量;在男人的脑子里男性胜过女性，在女人的脑子里女性胜过男性。最正常、最适宜的情况就是这两个力量结合在一起和谐地生活、精神合作的时候。”在弗吉尼亚·伍尔芙看来，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应具备一种超性别的心态，这样才能达到“双性同体”和谐的理想境界。
以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双性同体”理论看《像犀牛角一样一个人走吧》中的海婉，她的身上既表现出想要维持美满家庭的女性气质，又表现出想要施展自我抱负的男性气质，是一个典型的“双性同体”人物形象。
二 海婉的女性气质
就读于放送专业的海婉毕业后在一家不错的公司就职，带着梦想踏进了职场。但很快，她跟自己大学时代的同窗结婚了，职场生活也于此告一段落。婚后，海婉在家操持家务，抚养孩子，帮丈夫处理生活琐事。她每天都在重复着无聊的家庭劳动，从早上睁开眼睛，所要做的就是做饭、刷碗、洗衣服……原本怀揣梦想的女性知识分子如今俨然变成了一副家庭主妇的模样。
此时的海婉被动、顺从，无疑是一位永远以家庭为中心的传统女性。安于妻子与母亲角色的海婉，毫无怨言地为这个家奉献着自己的一切。虽然受到过高等教育，但当时，在韩国以男性为中心的家长制社会的影响下，海婉完完全全成为了贤妻良母，整日忙于照料丈夫和孩子的一日三餐、生活起居。男性话语权下的韩国社会，女性的主动权一直备受压制，女性在家中操持家务被看作是理所应当的事情，而海婉也并没有反抗。就这样，她最终深陷家庭的囹圄。
以弗吉尼亚·伍尔芙在文学领域中提出的“双性同体”理论来分析，海婉作为一名女性，她身体内的女性气质在此时占了上风，并支配着她的大脑。下班后，海婉的丈夫只知道坐下来看报纸，从不理会家里的事情，繁琐的家务劳动榨取着海婉的身体。然而在不断重复的家务劳动中，她仍然像传统女性那样保持着对家庭的依赖性和奉献性。
三 海婉的男性气质
一直安于妻子与母亲角色的海婉在无限反复的家务劳动中开始质疑自己的生活。海婉发现自己已经逐渐地与社会脱节了，丈夫成为她与社会之间唯一的连接点，在尝试与未婚朋友对话时自己是那么的格格不入。她不愿再继续这样的生活，极力地想从中挣脱出来。深知自己必须改变当前生活状态的海婉不顾丈夫的反对，重新开始了职场生活。
此时的海婉勇敢、坚强，从一个一味为家庭牺牲的传统女性形象中脱离了出来。她拒绝逆来顺受，并开始反抗这个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以至于后来，对当前生活倍感疲倦的海婉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离婚。在与家长制社会的抗争中，一直处于被动的她最终掌握了生活的自主权。
从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双性同体”理论来看，身为女性的海婉在环境的影响与压力下，逐步展现出自身的男性气质。过去的她整日操持家务，为了家庭的美满幸福一再地忍耐、退让;而今的她独立自主、勇敢坚强，不再过分地留恋于家庭，重新怀揣梦想踏入职场。海婉俨然变成了与父权社会奋力抗争的新女性。
每个人身上都具有某些异性的特质，人的情感和行为也总是兼有两性倾向。笔者认为，对于孔志英而言，“双性同体”的深远意义实则是通过这种方式实现“双性和谐”。《像犀牛角一样一个人走吧》中的海婉既是一位为了家庭美满可以不顾一切的传统女性，又有着勇敢坚强、对职场充满欲望的男性特质。当她身上的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相互融合时，便构成了一个和谐的整体，体现出人性的和谐之美。
参考文献：
1. 冷东. “双性同体”在文学中的应用综述[J]. 广州大学学报， 2002， 1（1）： 41-47
2. 吕君芳. 走向“双性同体”——关于当代中国女性写作发展历程的一种阐释[J]. 浙江教育学院学报， 2004， （2）： 23-28
3. 郑敏， 李树. “双性同体”研究新视角[J]. 长沙大学学报， 2006， 20（4）： 67-69
4. 邱兴宇. 从来双扬看池莉《生活秀》的“双性同体”女性形象[J]. 作家， 2012， （12）： 7-8
5. 弗吉尼亞·伍尔夫. 一间自己的屋子[M]. 王还，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89. 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