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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佩华是一个比较专注写河流的作家。
数年前，我在《从自然到社会》一文中说过，“黄佩华最重要的小说主要以驮娘江和红水河为背景，河流成为他小说创作中最为生气勃勃、源远流长的元素。”当时我讨论的作品主要是《红河湾上的孤屋》（《三月三》1988年第5期）、《涉过红水》（《当代》1993年第3期）和长篇小说《生生长流》（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我称之为“红水河三部曲”，如今，黄佩华的河流小说又新增了一部长篇《河之上》，他的河流版图也因为这部长篇而有所扩大，于红水河和驮娘江之外，新增了一条河流右江。
作为一个比较专注写河流的作家，黄佩华写过驮娘江，驮娘江是郁江的源头河段，对于黄佩华来说，写驮娘江同时意味着写西林县；他写过红水河，红水河由南盘江和北盘江汇合而成，之后与柳江汇合称黔江，再与郁江汇合称浔江，继续东进称西江；黄佩华写红水河意味着写广西壮族自治区；《河之上》写的是右江，右江是郁江的下游河段，源起于百色市区，黄佩华写右江，自然意味着写百色市。
名义上看驮娘江、右江和红水河是三条河流，实际上，驮娘江是右江的上游河段，右江则是红水河的一条支流。换言之，驮娘江是右江的一部分，而右江则是红水河的一部分。
熟悉广西文化地理的人会知道，黄佩华所写的驮娘江、右江和红水河正是广西主体民族壮族最集中的聚居区，史籍常以“左右江羁縻州”代表壮族地区。由是，黄佩华笔下的人物，其民族身份大多应该是壮族。
黄佩华从小在驮娘江边长大，驮娘江是改变黄佩华家族命运的河流，因此，在黄佩华的小说中，驮娘江承载了他的家族记忆，成为他的家族河流；黄佩华的民族身份是壮族，青年时代他就离开家乡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南宁，红水河成为他民族想象的载体，堪称他小说创作的民族河流。如今，当黄佩华的小说写到右江的时候，他试图表达什么，他希望右江这条河流承载什么呢？
以往黄佩华的河流叙事大多在乡村展开，这部写右江的长篇小说《河之上》则在城市和山区之间往来。
作者较为刻意地展现了右江的自然与人文风光。比如，小说如此描写右江：
在右江边生活的人都晓得，每到雨季，江上洪水会把江面抬高数米，变得宽阔而湍急。这时候的鹅潭会因为两条河的交汇形成一个巨大的漩涡，一般小船闯进去便很难自拔，甚至有被吸进深潭的危险，水性不好的人只能望而却步。
又比如，小说如此描写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右江码头：
从澄碧河口往里走到东坪滩头的河段，紧排着十一个货运码头，码头连着码头街上的商铺商号，每天来自四面八方的马帮和挑夫成群结队，熙熙攘攘。
这条码头街是北城最古老的街道，细算起来也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临河的一面是清一色的广式骑楼建筑，长长的走廊把众多的商铺连到一起。骑楼的一楼是清一色的商铺，批发零售各种杂货，临街的部分摆卖货物，后面部分直通澄碧河边的码头。二楼一般用来堆放货物或办公，三、四楼住人。而街的另一面，则是宾馆酒楼和会馆。
这里写的是北城人文地理，小说还写到右江原住民较为深层的观念意识，比如小说一开始就写到龙尚文看到的那把利剑：
只见长蛇岭上空的天际上乌云翻腾，云象奇形怪状，从云中射出的强光像一把利剑，刺向北城的一隅，指向码头，点在右江与澄碧河交汇处的鹅潭上。
父子三人花了半个时辰才来到自家坟头。龙鲲鹏忽然发现，这个地方的视野非常开阔，右边是绵延的长蛇岭，左边是右江河谷，正前方是北城。累得满脸苍白的龙尚文来不及喘一口气，佝偻着身体用火柴点燃了一大束香，每一组三支插在几个坟头上，用一种只有他才明白的语言说了一串话语，算是给祖宗神灵打了招呼。然后他一声令下，两个儿子操起长矛和锄头开始清理坟墓四周的杂枝乱草。在龙海洋和龙鲲鹏兄弟俩看来，在这个地方这个时候，只有父亲能够和长眠于地下的祖宗说话交流，他们只能干些粗活，打些下手，父亲早就希望兄弟俩能够学习他那唱诗般的声调，用超现实的语言和祖宗沟通，日后他不能来上坟了，他们可以独自承担给祖宗扫墓祭拜神灵的重任。
20世纪右江最重要的历史记忆无疑是右江起义。
右江起义也叫百色起义，是1929年12月11日，由邓小平、贺昌、陈豪人（政治委员）、张云逸、韦拔群等在广西百色组织领导的武装起义。起义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这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一次重要起义。
右江起义对长篇小说《河之上》所讲述的三个家族命运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时的熊家是北城大户，根基在桂西北岑王老山，爷爷熊镐是桂西地方武装首领，成为右江起义的对立面，熊镐被起义部队就地枪决；龙家是右江原住民，爷爷龙兴发是熊家的一个小管家，负责看管熊家的几条大小商船，右江起义时带着儿子逃到了上游的驮娘江；梁家是北城的另一个大户，一百多年前，梁家先祖从下游广东溯江而上，落脚北城购买铺面，做了一百多年生意，与熊家有仇，爷爷梁松坚，当时的梁家三公子参加了右江起义的红七军，成为连长，后被熊镐的儿子熊大炮捉拿，秘密杀害，龙兴发父子出于对梁松坚的敬重，冒着风险，将梁松坚的遗体秘密安葬。
然而，梁家后人并不知道龙兴发这一义举。梁松坚的儿子梁太平参加抗美援朝负伤回国到了县公安局做侦查员，为寻找父亲的遗骨，他私自先后绑架了龙兴发和龙耀祖父子，由于龙兴发不认识梁太平，并且不知梁太平寻找梁松坚的遗骨是何目的，没有说出真相，结果父子俩先后被梁太平暗杀。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广西之后，城防司令熊大炮败兵成匪，躲入老家岑王老山依托复杂地形顽抗。其间，熊大炮还抢夺了正与梁家三少爷恋爱的陆家小姐。熊大炮将陆家小姐毁容后霸占了她，与陆家小姐生下一个儿子。后来熊大炮被解放军打死，他的儿子随继父姓了杨，即后来的杨宝章。
以右江的地理历史为背景，《河之上》展开了20世纪末右江边北城龙、梁、杨三家的现实生存状态。 渔民龙尚文为右江原住民，家住右江大码头对面的鹅潭，他的大儿子龙海洋警校毕业做了警察，几年后当上了江上派出所的所长，小儿子龙鲲鹏大学毕业后做了《桂西日报》的记者。在小说里，龙尚文是一个道德感很强的老渔民，小说开篇就写到他对小儿子龙鲲鹏写文章吹嘘富商杨宝章不以为然，认为嫌贫爱富是道德沦丧，报纸吹捧为富不仁的人会伤穷人的心。大儿子龙海洋为人低调实干，曾立过二等功，与梁家儿子码头派出所所长梁太平在公安系统形成了竞争关系。小儿子龙鲲鹏在为富商杨宝章写传记的过程中，深入杨宝章的老家桂西第一峰岑王老山，无意中发现杨宝章是当年土匪头子熊大炮的儿子。
梁家父亲梁太平当过兵干过公安，已经退休在家，他一心一意希望儿子梁兆武战胜对手，得到提拔，他认为提拔了梁家才有地位，才不会被人欺负，才能住高楼坐豪车，才有荣华富贵。梁兆武功于心计，善搞关系，在竞聘分局分局长的时候，他通过不正当手段击败龙海洋，如愿以偿。
杨宝章利用父亲熊大炮埋藏的金银财宝租下了原已萧条的码头街数十个商铺，对商铺门面精装修后招商转租，发了大财。接着，他通过《桂西日报》大力宣传自己，树立良好形象，政界、警界、报界广交朋友，并成立房地产公司，一心一意打造他的商业王国。
小说里，龙、梁、杨三家形成了错综复杂、纠缠不清的关系。第一代，龙兴发是熊家的管家，安葬了梁松坚，对梁家有恩；梁家和熊家同为北城大户，卷入右江起义，自有血海深仇。第二代，梁太平暗杀了龙兴发和龙耀祖父子。第三代，龙海洋和梁兆武分别娶了陆家姐妹，后又相继离婚，龙海洋还与梁兆武的前妻陆玉桃产生了恋情。龙鲲鹏和梁兆武皆爱上了杨宝章的女儿杨鸿雁，梁兆武对杨鸿雁展开了猛烈攻势，但杨鸿雁却对梁鲲鹏情有独钟。梁兆武与龙海洋在仕途上产生冲突，并趁酒醉强暴了杨鸿雁。
在一定程度上，梁、杨、龙三家折射了北城的政、商、民关系。梁家一心在政界谋求发展，杨家努力在商界大展宏图，龙家倾向恪守本分，平民意识较强。小说专门写到杨宝章的房地产公司对渔民生活造成侵害，龙尚文父子三人不约而同卷入了这个渔民与政府和富商的矛盾冲突。
黄佩华在小说的自述中说：“数年叱咤风云的熊家和梁家，同样因为一场革命彻底改变了命运。历经近百年的沧桑与荣辱沉浮，人性的染缸不仅颠倒了黑白，而且历史也发生了错位。为了金钱和私利，昔日的仇敌变成了死党，恩人变成了仇人，真相被混淆了。要正视历史和现实，必须有第三只眼睛，有见证人，有忠实捍卫者。”
如此看来，黄佩华试图写一部揭露真相的小说。
那么，真相究竟是什么？
是杨宝章作为熊大炮儿子的真实身份，还是梁太平暗害龙兴发、龙耀祖的事实？
杨宝章商业起家的第一桶金，来自其土匪父亲抢劫的金银财宝，这是否是他作为富商的原罪？
梁太平的杀人事实，是否构成梁兆武作为公安后代的政治生涯的原罪？
如果说弄清杨宝章的真实身份是梁鲲鹏作为新闻工作者所要坚持的真实原则，那么，当昔日的敌人在新的时代形成有损于平民利益的政商合谋，这是否可以理解为作者在整个右江叙事中所期望揭示的真相呢？
在作品中，有许多杨宝章为了个人利益与媒体、政界的交易。这类细节在当下文学作品中有大量描写，几乎让读者见惯不怪。然而，《河之上》给读者更深刻印象的，或许不是商人的行贿，而是商人在权力面前的谨小慎微和无可奈何。小说写到杨宝章为了沟通关系，不得不利用女儿杨鸿雁的美貌，导致杨鸿雁受到梁兆武的严重侵害。如此的政商关系，在作者笔下，写得不露声色。
回应本文开头的问题，如果说黄佩华的驮娘江小说是家族叙事，红水河小说是民族叙事，那么，从《河之上》的结构布局和情节描述，可以看出，黄佩华显然有更大的野心，小说虽然写的是20世纪最后几年的现实生活，但却承接着右江起义这个影响了中国现代历史的重大历史事件。现实阴影或许正是历史阴魂所造成。右江起义的重大性直接影响了黄佩华右江小说的性质，他显然已经从家族和壮民族的视野中走出来，更多关注国家的历史命运，其右江小说也就超越了其驮娘江小说和红水河小说的格局，从家族、民族叙事进入了家国叙事。
【注释】
黄伟林：《从自然到社会——论黄佩华小说〈红水河三部曲〉》，载《民族文学研究》2010年第1期。
载《作家》2015年第6期。
黄佩华：《河之上》，载《作家》2015年第6期。
见《捍卫历史和现实的真相》，载《作家》2015年第6期。
〔黄伟林，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桂学研究”（12&ZD164）、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13年度研究课题“广西多民族文学的共同发展”（批准号13BZW004）、广西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桂学研究团队”阶段性成果〕
数年前，我在《从自然到社会》一文中说过，“黄佩华最重要的小说主要以驮娘江和红水河为背景，河流成为他小说创作中最为生气勃勃、源远流长的元素。”当时我讨论的作品主要是《红河湾上的孤屋》（《三月三》1988年第5期）、《涉过红水》（《当代》1993年第3期）和长篇小说《生生长流》（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我称之为“红水河三部曲”，如今，黄佩华的河流小说又新增了一部长篇《河之上》，他的河流版图也因为这部长篇而有所扩大，于红水河和驮娘江之外，新增了一条河流右江。
作为一个比较专注写河流的作家，黄佩华写过驮娘江，驮娘江是郁江的源头河段，对于黄佩华来说，写驮娘江同时意味着写西林县；他写过红水河，红水河由南盘江和北盘江汇合而成，之后与柳江汇合称黔江，再与郁江汇合称浔江，继续东进称西江；黄佩华写红水河意味着写广西壮族自治区；《河之上》写的是右江，右江是郁江的下游河段，源起于百色市区，黄佩华写右江，自然意味着写百色市。
名义上看驮娘江、右江和红水河是三条河流，实际上，驮娘江是右江的上游河段，右江则是红水河的一条支流。换言之，驮娘江是右江的一部分，而右江则是红水河的一部分。
熟悉广西文化地理的人会知道，黄佩华所写的驮娘江、右江和红水河正是广西主体民族壮族最集中的聚居区，史籍常以“左右江羁縻州”代表壮族地区。由是，黄佩华笔下的人物，其民族身份大多应该是壮族。
黄佩华从小在驮娘江边长大，驮娘江是改变黄佩华家族命运的河流，因此，在黄佩华的小说中，驮娘江承载了他的家族记忆，成为他的家族河流；黄佩华的民族身份是壮族，青年时代他就离开家乡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南宁，红水河成为他民族想象的载体，堪称他小说创作的民族河流。如今，当黄佩华的小说写到右江的时候，他试图表达什么，他希望右江这条河流承载什么呢？
以往黄佩华的河流叙事大多在乡村展开，这部写右江的长篇小说《河之上》则在城市和山区之间往来。
作者较为刻意地展现了右江的自然与人文风光。比如，小说如此描写右江：
在右江边生活的人都晓得，每到雨季，江上洪水会把江面抬高数米，变得宽阔而湍急。这时候的鹅潭会因为两条河的交汇形成一个巨大的漩涡，一般小船闯进去便很难自拔，甚至有被吸进深潭的危险，水性不好的人只能望而却步。
又比如，小说如此描写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右江码头：
从澄碧河口往里走到东坪滩头的河段，紧排着十一个货运码头，码头连着码头街上的商铺商号，每天来自四面八方的马帮和挑夫成群结队，熙熙攘攘。
这条码头街是北城最古老的街道，细算起来也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临河的一面是清一色的广式骑楼建筑，长长的走廊把众多的商铺连到一起。骑楼的一楼是清一色的商铺，批发零售各种杂货，临街的部分摆卖货物，后面部分直通澄碧河边的码头。二楼一般用来堆放货物或办公，三、四楼住人。而街的另一面，则是宾馆酒楼和会馆。
这里写的是北城人文地理，小说还写到右江原住民较为深层的观念意识，比如小说一开始就写到龙尚文看到的那把利剑：
只见长蛇岭上空的天际上乌云翻腾，云象奇形怪状，从云中射出的强光像一把利剑，刺向北城的一隅，指向码头，点在右江与澄碧河交汇处的鹅潭上。
父子三人花了半个时辰才来到自家坟头。龙鲲鹏忽然发现，这个地方的视野非常开阔，右边是绵延的长蛇岭，左边是右江河谷，正前方是北城。累得满脸苍白的龙尚文来不及喘一口气，佝偻着身体用火柴点燃了一大束香，每一组三支插在几个坟头上，用一种只有他才明白的语言说了一串话语，算是给祖宗神灵打了招呼。然后他一声令下，两个儿子操起长矛和锄头开始清理坟墓四周的杂枝乱草。在龙海洋和龙鲲鹏兄弟俩看来，在这个地方这个时候，只有父亲能够和长眠于地下的祖宗说话交流，他们只能干些粗活，打些下手，父亲早就希望兄弟俩能够学习他那唱诗般的声调，用超现实的语言和祖宗沟通，日后他不能来上坟了，他们可以独自承担给祖宗扫墓祭拜神灵的重任。
20世纪右江最重要的历史记忆无疑是右江起义。
右江起义也叫百色起义，是1929年12月11日，由邓小平、贺昌、陈豪人（政治委员）、张云逸、韦拔群等在广西百色组织领导的武装起义。起义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这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一次重要起义。
右江起义对长篇小说《河之上》所讲述的三个家族命运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时的熊家是北城大户，根基在桂西北岑王老山，爷爷熊镐是桂西地方武装首领，成为右江起义的对立面，熊镐被起义部队就地枪决；龙家是右江原住民，爷爷龙兴发是熊家的一个小管家，负责看管熊家的几条大小商船，右江起义时带着儿子逃到了上游的驮娘江；梁家是北城的另一个大户，一百多年前，梁家先祖从下游广东溯江而上，落脚北城购买铺面，做了一百多年生意，与熊家有仇，爷爷梁松坚，当时的梁家三公子参加了右江起义的红七军，成为连长，后被熊镐的儿子熊大炮捉拿，秘密杀害，龙兴发父子出于对梁松坚的敬重，冒着风险，将梁松坚的遗体秘密安葬。
然而，梁家后人并不知道龙兴发这一义举。梁松坚的儿子梁太平参加抗美援朝负伤回国到了县公安局做侦查员，为寻找父亲的遗骨，他私自先后绑架了龙兴发和龙耀祖父子，由于龙兴发不认识梁太平，并且不知梁太平寻找梁松坚的遗骨是何目的，没有说出真相，结果父子俩先后被梁太平暗杀。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广西之后，城防司令熊大炮败兵成匪，躲入老家岑王老山依托复杂地形顽抗。其间，熊大炮还抢夺了正与梁家三少爷恋爱的陆家小姐。熊大炮将陆家小姐毁容后霸占了她，与陆家小姐生下一个儿子。后来熊大炮被解放军打死，他的儿子随继父姓了杨，即后来的杨宝章。
以右江的地理历史为背景，《河之上》展开了20世纪末右江边北城龙、梁、杨三家的现实生存状态。 渔民龙尚文为右江原住民，家住右江大码头对面的鹅潭，他的大儿子龙海洋警校毕业做了警察，几年后当上了江上派出所的所长，小儿子龙鲲鹏大学毕业后做了《桂西日报》的记者。在小说里，龙尚文是一个道德感很强的老渔民，小说开篇就写到他对小儿子龙鲲鹏写文章吹嘘富商杨宝章不以为然，认为嫌贫爱富是道德沦丧，报纸吹捧为富不仁的人会伤穷人的心。大儿子龙海洋为人低调实干，曾立过二等功，与梁家儿子码头派出所所长梁太平在公安系统形成了竞争关系。小儿子龙鲲鹏在为富商杨宝章写传记的过程中，深入杨宝章的老家桂西第一峰岑王老山，无意中发现杨宝章是当年土匪头子熊大炮的儿子。
梁家父亲梁太平当过兵干过公安，已经退休在家，他一心一意希望儿子梁兆武战胜对手，得到提拔，他认为提拔了梁家才有地位，才不会被人欺负，才能住高楼坐豪车，才有荣华富贵。梁兆武功于心计，善搞关系，在竞聘分局分局长的时候，他通过不正当手段击败龙海洋，如愿以偿。
杨宝章利用父亲熊大炮埋藏的金银财宝租下了原已萧条的码头街数十个商铺，对商铺门面精装修后招商转租，发了大财。接着，他通过《桂西日报》大力宣传自己，树立良好形象，政界、警界、报界广交朋友，并成立房地产公司，一心一意打造他的商业王国。
小说里，龙、梁、杨三家形成了错综复杂、纠缠不清的关系。第一代，龙兴发是熊家的管家，安葬了梁松坚，对梁家有恩；梁家和熊家同为北城大户，卷入右江起义，自有血海深仇。第二代，梁太平暗杀了龙兴发和龙耀祖父子。第三代，龙海洋和梁兆武分别娶了陆家姐妹，后又相继离婚，龙海洋还与梁兆武的前妻陆玉桃产生了恋情。龙鲲鹏和梁兆武皆爱上了杨宝章的女儿杨鸿雁，梁兆武对杨鸿雁展开了猛烈攻势，但杨鸿雁却对梁鲲鹏情有独钟。梁兆武与龙海洋在仕途上产生冲突，并趁酒醉强暴了杨鸿雁。
在一定程度上，梁、杨、龙三家折射了北城的政、商、民关系。梁家一心在政界谋求发展，杨家努力在商界大展宏图，龙家倾向恪守本分，平民意识较强。小说专门写到杨宝章的房地产公司对渔民生活造成侵害，龙尚文父子三人不约而同卷入了这个渔民与政府和富商的矛盾冲突。
黄佩华在小说的自述中说：“数年叱咤风云的熊家和梁家，同样因为一场革命彻底改变了命运。历经近百年的沧桑与荣辱沉浮，人性的染缸不仅颠倒了黑白，而且历史也发生了错位。为了金钱和私利，昔日的仇敌变成了死党，恩人变成了仇人，真相被混淆了。要正视历史和现实，必须有第三只眼睛，有见证人，有忠实捍卫者。”
如此看来，黄佩华试图写一部揭露真相的小说。
那么，真相究竟是什么？
是杨宝章作为熊大炮儿子的真实身份，还是梁太平暗害龙兴发、龙耀祖的事实？
杨宝章商业起家的第一桶金，来自其土匪父亲抢劫的金银财宝，这是否是他作为富商的原罪？
梁太平的杀人事实，是否构成梁兆武作为公安后代的政治生涯的原罪？
如果说弄清杨宝章的真实身份是梁鲲鹏作为新闻工作者所要坚持的真实原则，那么，当昔日的敌人在新的时代形成有损于平民利益的政商合谋，这是否可以理解为作者在整个右江叙事中所期望揭示的真相呢？
在作品中，有许多杨宝章为了个人利益与媒体、政界的交易。这类细节在当下文学作品中有大量描写，几乎让读者见惯不怪。然而，《河之上》给读者更深刻印象的，或许不是商人的行贿，而是商人在权力面前的谨小慎微和无可奈何。小说写到杨宝章为了沟通关系，不得不利用女儿杨鸿雁的美貌，导致杨鸿雁受到梁兆武的严重侵害。如此的政商关系，在作者笔下，写得不露声色。
回应本文开头的问题，如果说黄佩华的驮娘江小说是家族叙事，红水河小说是民族叙事，那么，从《河之上》的结构布局和情节描述，可以看出，黄佩华显然有更大的野心，小说虽然写的是20世纪最后几年的现实生活，但却承接着右江起义这个影响了中国现代历史的重大历史事件。现实阴影或许正是历史阴魂所造成。右江起义的重大性直接影响了黄佩华右江小说的性质，他显然已经从家族和壮民族的视野中走出来，更多关注国家的历史命运，其右江小说也就超越了其驮娘江小说和红水河小说的格局，从家族、民族叙事进入了家国叙事。
【注释】
黄伟林：《从自然到社会——论黄佩华小说〈红水河三部曲〉》，载《民族文学研究》2010年第1期。
载《作家》2015年第6期。
黄佩华：《河之上》，载《作家》2015年第6期。
见《捍卫历史和现实的真相》，载《作家》2015年第6期。
〔黄伟林，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桂学研究”（12&ZD164）、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13年度研究课题“广西多民族文学的共同发展”（批准号13BZW004）、广西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桂学研究团队”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