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孩子，还是不生孩子，这是一个问题。很多人对孩子既爱又愁，特别是孩子到了受教育的年龄。这时，父母的教育方式到了十字路口，父母是真正关心孩子的需求，还是在伤害孩子呢？父母是继续保持现状，还是用新的理念武装自己，选择一条不同的道路？不确定性让恐惧感随之而生以致蔓延，其原因是父母要对孩子负责，而孩子的前途又是未知的。
　　我佩服那些能早期就明确把子女培养成什么样的人的父母，但我学不了他们，也不想学他们。因此，有人问我准备把儿子培养成什么样的人时，我的回答是不知道。这对于我来说是最大的不确定性。在这个纷乱复杂、动荡不安的社会，他能安全、健康地成长，且能心存敬畏、以德立身、辨别是非，我就谢天谢地了。
　　在一次外媒看中国的活动中，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韩咏红说，我看到中国的最大变化是不确定感的增加。当年，北京城乃至全国都有明确的目标：办好奥运，把经济搞上去，感觉做好这两点中国即可晋升国际社会主流。最近这一两年，某种笃定的感觉被不确定性所取代，包括国家发展道路的不确定性，在经济放缓的过程中对前景看不清，甚至对维持政体的信心都在下滑，据说官员这方面的信心更低于寻常百姓。我想，正是大环境的不确定性，让一些人少了动力，却有了更多压力，有了避世的想法。
　　焦虑、忐忑，也许它们了无新意，可却成了今天社会的标准注解。中国是世界工厂、消费大国，说到底是个巨大的试验场，野蛮生长的同时又生机勃勃，每个人都或多或少享受到了高速发展带来的好处，又不可避免地觉得脚下的土地有点松动，担心一脚踏空。农民为土地焦虑，大学生为工作忐忑，白领因为生存压力而抑郁，官员们还有道德焦虑，没有人是轻松的。《身份的焦虑》的作者阿兰·德波顿在描述中国人所处的时代困境时说：“身份的焦虑是我们对自己在世界中地位的担忧。不管我们是一帆风顺、步步高升，还是举步维艰、江河日下，都难以摆脱这种烦恼。为何身份的问题令我们寝食难安？原因甚为简单，身份的高低决定了人情冷暖：当我们平步青云时，他人都笑颜逢迎；而一旦被扫地出门，就只落得个人走茶凉。结果是，我们每个人都唯恐失去身份地位……”
　　其实，再完美的制度、再周全的计划都解决不了不确定性，世界尚缺这颗定心丸，更多的还是要你自己担待，陷入悲观情绪与过分自我感觉良好同样有害。在喧嚣的时代里，最好最淡定的生活态度是什么？也许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中的说法可以借鉴：“他把一只眼睛睁着，一只眼睛闭着，看透了他四周所发生的事物和他自己的徒劳，而不过仅仅保留着充分的现实感去走完人生应该走的道路。因此，他并没有虚幻的憧憬，所以无所谓醒悟；他从来没有怀着过度的奢望，所以无所谓失望。他的精神就是如此得了解放。”
　　在现今的环境中，我们的课程、教材、课堂乃至教学方法、评价机制，同样毫无疑问地具有不确定性，一年一小改，几年一大变，有时教师只有招架之功，却无还手之力。而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总是怀着忐忑的心情甚至是害怕的心态，总是觉得别人在不断左右着我们未来的世界。可是，或许有可能，正是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而不是“按既定方针办”，才使得人们勇往直前，即使真的无力去改变，或许会有另一扇窗会为我们打开，或许你只是在跟你自己竞争，只是自己一直无法迈过去那个坎。
　　责任编辑：陈 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