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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卡夫卡（Franz Kafka 1883～1924）笔下塑造了不少职员形象，他们的焦虑以及困扰无不深刻反映出生活压力、工业生产及残酷战争给人类带来的身心伤害。而“物的暴力”和对人性矛盾的讽刺都暗示着当时社会中道德良知的缺失、法律制度的无用、社会机构官僚主义作风盛行的时代痼疾。同样作为职员的卡夫卡也将自己对于时代社会的预想和控诉寓于职员形象之中，使其意味无穷。
关键词：卡夫卡；职员；非职员；身份；比较
卡夫卡作为一名保险公司的职员，文学创作完全是利用业余时间（夜间），然而他却是影响世界文学进程中少有的享有盛誉的业余作家。虽然他离世近一个世纪之久，但丝毫不损其独特的文学魅力影响，“卡夫卡”（Kafka）在捷克语中译为“寒鸦”，他犹如一只孤独但独特的寒鸦在黑暗中起舞，闪闪发光。笔下的人物形象体现出现代人的精神状态，即对命运一种不可知且难把握的恐惧状态。其中职员由于特定身份的限制，则又多了一层焦虑和困惑。笔者将重点剖析卡夫卡笔下职员形象和非职员形象的区别和联系，来更好地了解卡夫卡的精神世界和创作动机。
一.职员与非职员形象
在研究卡夫卡笔下职员时，笔者对职员范围的界定并不是传统印象中坐在办公室处理文字和综合事务的文职形象，而是带有一种更为广泛的社会性质，他们的活动领域不断拓展，面向各色各样的人群，与社会的接触和人际沟通更为频繁。鉴于作者本身就是一名保险公司职员，因此卡夫卡创作的职员形象有一种更加耐人寻味的象征意义，研究其笔下的职员与非职员形象，对于研究作者思想和反映时代背景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一）职员形象
1.格里高尔的困兽之斗
《变形记》（The Metamorphosis ）中作者通过描写格里高尔·萨姆莎（Gregor Samsa ）由人变异为甲虫，从而批判了20世纪西方社会脆弱的人际关系、病态的思想心理和淡薄的伦理道德。作者展现的是一个善良、忠厚、富有责任感的小人物。尽管他对于自己职员的身份并不满意，可是作为一台赚钱养家的机器，他不得不对现实作出退让。但是当变为虫形的格里高尔无法充当生产工具，失去了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中的存在价值时，他的一切牺牲换来的是家人恶毒的咒骂和无情的打。对于家人而言，重要的不是甲虫是否是他们的家人，而是他能否为他们所用，能否给他们带来利益上的便利。那么在这样的家庭环境和社会背景的困境之下，格里高尔所作的让步注定是困兽之斗，换不来任何的改变。在变异的心面前，变异了的人不再是人，而变异了的人在变异的心里找不到归宿，只能自我放逐，悲哀流浪。
2.土地测量员K的身份认同
关于K身份的自我认证其实是一个虚缈的过程，K要认证的绝不仅仅是土地测量员的身份，而是他要依赖于《城堡》（The Castle ）的权威才能确立自我。K作为一个土地测量员，受城堡之聘，长途跋涉来到城堡所辖村庄工作，但在村子里过夜居然还要得到城堡的许可。此后K为取得在村子的居留权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往往受困于他人眼中的“自我”，致力于建造一个符合他人标准的自我形象。自己的内心没有真正的自我认同感，而需要求助于外界的力量，K的悲剧命运不言而喻。就像卡夫卡自己所说的：“目标确有一个，道路却无一条，我们谓之路者，乃踌躇也。”[1]
3.公务员雅各布成为权力牺牲品
《美国》（America）中的公务员雅各布（Jacob）身居参议员一职，是一名理性的绅士。他一直遵循着理性王国的准则，在理性的钳制下生活，应付人际关系游刃有余。官场上摸爬打滚的在职经历和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让他深深感受到权利的重要性。权利的追逐让雅各布丧失自我，沦为国家机器生产的零件，机械地工作和生活。从他对外甥卡尔（Carl）所做的一系列培训中可以看出，他希望把卡尔培养成具有美国精神的人才，但实际上卡尔只不过是他的复制品。表面上他虽然是权力在握的强者，实际上却是国家权力的牺牲品。这是当时大多数身居高位者的悲哀。
卡夫卡笔下的职员形象，不管是在社会底层挣扎的弱势群体推销员、土地测量员，还是身居高处却为权利所埋葬的雅各布，都深刻地表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对人性的戕害。制度、法律、条约、规则的约束让职员们在方圆世界中不敢越雷池半步，一旦触碰到边缘的警戒线，就意味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心理挣扎过后就是麻木地顺从遵守，甚至下意识地自我维护，其精神侵蚀力量可见一斑。
（二）非职员形象
1.格拉库斯的永世漂泊
小说《猎人格拉库斯》（ Hunter Graccuhus）中的格拉库斯以狩猎为志业，在追捕美丽羚羊时，摔下悬崖死去，然而他却为此承受几百年来的痛苦漂泊。他幸福地迎接死亡，是因为他相信按照“正常顺序”会有一只小船送他到“下一个世界” ，以便使他能够“死下去”。但意外出现了，他的小船没能驶入另一个世界，已经“死了”的他只好作为尸体留在了世上，随着小船四处漂泊。“我在这条漫无边际的露天阶梯上闲荡，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始终在运动。可是每当我使出全身的劲儿往上腾跃、上面的那大门已经向我闪亮的时候，我便在我那条旧的荒凉地搁浅，在尘世某条河流里的小舟上醒过来”[2]。伟大的猎人格拉库斯为追寻生命的价值所在，矢志不渝地奉命在黑森林狩猎，但最终却陷入追寻的悖谬，在尘世与天堂之外孤零飘荡。猎人格拉库斯所面临的是人类最难的处境——欲生不可，欲死不能。那通往天堂的悬空大阶梯葬送了他心中一切尘世欲望，天堂却遥不可及，他所能做的只是在巨大的梯子上爬来爬去，处在不停的运动中，永世漂泊。
2.饥饿艺术家的生存悲哀
在《饥饿艺术家》（The Huntry Aritist）中，经理的丑恶嘴脸和饥饿艺术家的懦弱形成了极大的讽刺效果。一个任人宰割，一个自私自利；一个执着追求，一个唯利是图。在表演期满时，经理不顾饥饿艺术家的感受就停止他的演出。为了抚慰观众，也為了打消饥饿艺术家继续表演的念头，经理出示饥饿艺术家奄奄一息的照片，以此向世人展现以及证明饥饿艺术家已经无法表演。在经理眼里，金钱和利益就是一切，饥饿艺术家的存在只是作为任人利用的靶子。对于经理的做法，饥饿艺术家感到非常痛苦。他痛苦是因为饥饿表演提前收场，而大家却把表演的结束错误地归结为饥饿艺术家的饥饿。最终饥饿艺术家意识到一切反抗都是徒劳的，他只能任经理摆布，只能附属于别人。这就是饥饿艺术家的悲哀之处，既可怜又可悲的他无法掌控自己的艺术天地，只能屈从于这个愚蠢的世界。当时代氛围和人们的审美眼光一旦发生改变，饥饿表演就不再风行时，他也不再有利用价值，那么他就会被无情地抛弃。 3.乡村医生的梦境之旅
《乡村医生》（The Country Doctor）中荒诞的情节和混乱的时间，让很多人觉得这是卡夫卡造的一个梦境。年迈的乡村医生驾着从猪圈冲出的膘马，奔波在自我审判、自我救赎但又不断怀疑着、否定着、消解着自我的道路上。他去拯救自己，却败兴而归，对神的信仰和对生命的崇拜都已经动摇，最终自己不相信自己。所以他不能解救女仆在马车夫的暴行下，他不能治疗病人的伤口，他不能解释发生在他身上不合常理的一切。小说中，作者为我们精心塑造了“病人”和“医生”这两个具有独特象征意义的人物形象。通过这两个人物生存状态的荒谬和内心世界的孤寂，表现了作者对人类现实生存状态的深沉忧患。而弥漫于小说之中的神秘的梦幻般的氛围，象征着在特定社会发展背景下，人的自我存在意识及其价值追求的丢失与心灵的痛楚。
由以上分析可知，卡夫卡在非职员的描写上，有一种强烈的虚无感。格拉库斯在尘世与天堂之间不知道该何去何从的虚无感，饥饿艺术家在被他人支配下生存而不知道何谓出路的虚无感，乡村医生在救人还是自救之间迷茫的虚无感。这种虚无感是对自身存在的茫然和怀疑，同时也伴随着自我挣扎。这其实是卡夫卡在自我存在价值方面的一个研究领域，只不过他用文学的形式表现出哲学命题的意味罢了。
作家阎连科曾高度评价《变形记》，认为它是20世纪最为异类的经典作品之一，给整个世界文学带来的启示和变化，无异于一粒种子和数年后满布各国的一片粮禾，一粒星火与几乎燎原了整个世界的一片红光。诚然，受《变形记》影响的作家不在少数，著名的长篇小说《百年孤独》的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就是受《变形记》作品的启示，完成了平生第一篇名副其实的小说《第三次无奈》。图为熊亮所绘小说《变形记》封面插画。
二.职员与非职员形象共性分析
通过对卡夫卡笔下职员与非职员的形象分析，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职员对于自我身份的不确定和非职员对于自我存在的虚无感。个体外在表现形式虽然不同，但在个体特征下隐藏的却是资本主义社会性质的共性。笔者将再深入探讨资本主义经济对于阶级底层的职员和非职员的共同影响。
（一）“物的暴力”对人的压迫
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上半叶，人在精神上难以摆脱物的力量的控制，对物质的追求已经深入文化、意识形态等无所不在的形式，由单纯的物质需求转化成意识形态上的对物质的极度追求，当人被这种意识所控制，在物质中迷失自我，这种现象就是笔者所谓的“物的暴力”对人的压迫。以《变形记》为例子，格里高尔的父母、妹妹，他的亲人就是以物质利益来衡量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维系靠的是金钱和物质。而一个家庭的成员关系的维系应该是靠血缘和亲情，但是在物质面前，人伦早已不存在了。这种物质利益衡量一切的观念在卡夫卡的文章中都可以感受到。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后只剩下了物质和利益，没有温情，没有作为一个人所应有的价值，这是荒诞的，这时人就成为了物的奴隶，丧失了人的本性。
不论是作为职员的格里高尔还是K，他们的生存都时刻受到外在环境的压迫。这些小人物勤勤恳恳工作，却得不到应有的报偿。他们对社会愤愤不平，但又无力反抗，他们只能孤独、苦闷、恐惧、自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人员分为上等阶层和下等阶层。上等阶层就是掌控经济收入的群体，如雅各布，下等阶层就是以虫形格里高尔为代表的无力赚取金钱的群体。在以利益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弱势群体是被强势群体所左右甚至是抛弃的。这是当时万千阶级底层的真实写照——“自我”都是难以确定的，因为它随时都可以变成物的奴隶。
人在高度的物化社会中失去“自我”的现象在饥饿艺术家、猎人格拉库斯和乡村医生身上也表现得同样强烈。他们失去自我的痛苦不仅代表了个体的痛苦，更代表了整个人类的痛苦，代表了人类对命运无法抗拒的无奈和无助。饥饿艺术家失去追求艺术的权力，成为经理谋利的工具；格拉库斯失去追求自由的幸福，只能游走在混沌的世界中；乡村医生失去医德的准则，无法救赎。他们身上同样体现了现代人身不由己以及对自身命运的无法把握的特征。
卡夫卡塑造的这些在资本主义经济压迫下失去自我的小人物形象，正是当时社会的一面写照。小说中借由悲观无望的情绪表达出来社会中“物”对人们的压迫，本质上其实是在控诉资本主义经济的畸形发展。
（二）人物的悖谬性
悖谬是卡夫卡一切思想的基础和核心，以《饥饿艺术家》为例子。小说最矛盾的是饥饿艺术家，最大的悖谬是灵与肉的冲突。从开始到结束，饥饿艺术家都是困惑和迷茫的，其困惑和迷茫也正是卡夫卡的困惑和迷茫。首先，饥饿艺术家的表演场所居然是在笼子里，让人怀疑饥饿艺术家究竟是人还是动物？看守人员的身份居然都是“屠夫”，这简直是对艺术的一种亵渎。屠夫是用来看守动物的，难道说饥饿艺术家是动物？这就构成了小说的第一对悖谬关系，即饥饿艺术家和看守人员之间的对峙。每个观众都是出于不同的兴趣来观看表演的，作为想看乐子的看客根本不懂艺术家的执着追求，更不用提去欣赏赞美他了。所以对他的误解始终折磨着饥饿艺术家。两者之间最大的矛盾表现为饥饿艺术家的饥饿表演不是由艺术家的艺术来衡量，也不是由艺术自身的价值来决定，而是由观众的热情和兴趣来决定的。因此第二对矛盾则表现为观众和饥饿艺术家的对峙。饥饿艺术家从始至终只能听取经理的命令并任由其安排，经理总是一切从自身的利益和金钱出发，而不懂饥饿艺术家对艺术的疯狂坚守，这就造成了饥饿艺术家无法体会艺术上的“巅峰体验”，也无法到达艺术的最高境界。这对于他而言，无疑是相当痛苦的。这构成了小说的第三对矛盾，即饥饿艺术家和经理之间的冲突。而不难看出，导致发生在饥饿艺术家身上的一连串矛盾的罪魁祸首同样是经济制度，经理唯利是图的嘴脸就是最好的写照。
同样，在格里高尔、K和格拉库斯等身上也体现着人物的悖谬性。格里高尔本是人却异化成虫；K自我身份的确定居然要经他人定夺，而非自己可以做主；雅各布沉淪权力欲望而丧失自我；格拉库斯死后无法重生有悖常理；乡村医生最终不能相信自己。人物性格和情节的发展无不体现着悖谬。作为20 世纪极具创造性的小说家，卡夫卡最热衷的美学手法就是“悖谬”。最早发现卡夫卡悖谬思维的是加缪，他认为：“基本的双重意义就是卡夫卡的秘密之所在。自然性与非自然性之间、个别性与普遍性之间、悲剧性与日常性之间、荒诞性与逻辑性之间的这种持续不断的抵消作用，贯穿着他的全部作品，并赋予它们以反响和意义。要想理解荒诞作品，必须清点一下这些悖谬手法，必须使这些矛盾粗略化”[3]。通过悖谬手法，卡夫卡加深了现代人对社会现实的“掘进程度”，发人深省。
三.职员与非职员形象特性分析
尽管卡夫卡笔下的职员和非职员形象表现出了一些共性，即被物压迫和人物的悖谬性，但是深入分析比较职员和非职员各自的形象特性，可以看出职员和非职员之间的差异，同时，笔者将深入分析造成这种差异的内在原因和外在因素。
（一）不同的身份产生的不同困扰
在研究卡夫卡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时，笔者认为有一种特殊符号始终贯穿于作品中，即身份。身份作为一种特殊的符号深深烙在每一个独立的个体身上。其中引人关注的是职员与非职员身份符号的区别所带来的不同困扰。
格里高尔和K的社会身份同是职员，这种身份对他们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造成一种模式化的影响。作为职员，外在装束的笔挺，拘谨，反映出的精神状态是时时刻刻紧张备战的忙碌感。然而当井然有序的生活状态被打破之后，他们就会对现实的生活无所适从。身份的丢失会让他们对自我的存在价值产生迷茫和困惑。
相对于职员，作为自由身份的猎人格拉库斯和饥饿艺术家的生存状态是自由、不受拘束的。他们与格里高尔和K不同，他们表现自我价值的方式往往特立独行，不受条约、制度、法则、组织等的管理约束。所以非职员身份的人本身就很享受这种身份，这种身份体现着本我的态度和意志。但是当这种身份带来的自由性被剥夺后，他们就因再也回不到现实中的角色定位而孤独徘徊。饥饿艺术家沦为和动物共囚一牢的下场，是人还是物的身份让他茫然。猎人格拉库斯找不回现世的自己，永生徘徊。自由身份被剥夺使自由群体对于自我价值的实现备受阻扰。
以上两种困扰的源头就是两类人群不同的身份。身份为职员，生活在世界已经制定好的条框当中，他们的举手投足都要按部就班，社会进程的急速变化的新形势会让他们迷惘失落。而作为自由身份的人群活在自己的一方天地中，当自我受到外在力量的控制，最后他们也变得无所适从。作为作者的卡夫卡敏锐地体验到作为不同身份的个体生命在面对自我角色定位困扰时的孤独无助与瘫痪无力，正因如此，他塑造出散发独特艺术魅力的一系列弱者形象，向读者展示了他们的生存困境——在困境中彷徨，在苦难中摸索，在未知中追寻。
（二）人物的异化性
词源的考察表明，异化的德文词是Entfremdung，它是英文Alienation的翻译，而Alienation又源于拉丁文Alienatio，有转让、疏远、脱离等意。在黑格尔的思想体系中，异化用以说明主体与客体的分裂、对立。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异化是作为社会现象与阶级一起产生，是人的生产及其产品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在异化中，人丧失能动性，人的个性不能全面发展，只能片面甚至畸形发展。
异化在卡夫卡的文学作品中重点表现为人的自我异化、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和社会的异化。人的自我异化主要是指人变成“非人”的现象，描写人在一种异己力量的重压下所产生的灾难感、恐怖感和绝望感。格里高尔在变异之前就一直处于孤独之中，对超负荷工作的厌倦，对缺少关爱的失落，对现实不满却不得不接受的无奈。主人公最终变形为甲虫虽是荒诞的，但它却反映了现实，即在讲求效率与收益的社会里，自我逐渐变异为“非人”，成为生产链条的一颗齿轮。人与人关系的异化，表现在人与人之间的是一种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小说表面上写的是社会群体对变异了的格里高尔的嫌弃，但其实揭示的却是社会群体对“异己”的无情排斥与残酷打压。《美国》中雅各布深受资本主义制度、法律、条约等国家机器的迫害。不合理、不公平的机构，贪污腐败及官僚主义作风等都使职员只能成为社会的牺牲品。总而言之，对人的异化以及社会异化现象的描写，在一定程度上是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写照。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是导致异化产生的重要原因。卡夫卡对资本主义制度导致的种种腐败和黑暗现象深刻而独到的描写具有重要的历史现实意义。
而相比之下，卡夫卡笔下的非职员形象，如饥饿艺术家和猎人格拉库斯所受到压迫就显得没有像职员异化一般 “疾风骤雨”，他们更多的是表现为对自我价值存在的迷茫和自我价值实现的困惑。他们并不像格里高尔一样失去了人性和自由，没有理性的思考，没有感性的感悟，或者像雅各布完全沦为权利的奴隶。职员们的异化时刻处于机器时代的孤独和恐惧之中，而自由职业人群都有自己的艺术追求和精神向往，可以说他们是自己精神的主人。虽然他们也时刻受到外在事物的牵制压迫，这与 “异化”还是具有根本性的区别。前者失去的是思考，后者失去的是自由，但共同的情绪是痛苦彷徨。
四.卡夫卡作为职员的创作背景
经过以上对职员和非职员的形象、共性和特性分析后，笔者认为卡夫卡不愧是现代派文学的鼻祖。其作品主题寓意深刻，象征意义很强，荒诞的表现虽然被有些人认为晦涩难解，但是创作出的职员形象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所以，我们不禁好奇到底是怎样的创作密码帮助卡夫卡构筑出奇幻的文学城堡，并且为世界文学长廊留下一个个经典的人物形象。
首先，和他作品中的职员一样，卡夫卡也面临身份焦虑的困扰。“卡夫卡的一生单纯而复杂，平常而又极易引起争论。作为犹太人，他在基督徒中不是自己人；作为不入帮会的犹太人，他在犹太人当中不是自己人；作为波西米娅人，他也不完全属于奥地利人；作为劳工工商保险公司的职员，他不完全属于资产阶级；作为资产者的儿子，他又不完全属于自然劳动者，但他又什么都是，他无所归属”[4]。联邦德国研究卡夫卡的专家巩特尔·安德尔（Gunther Ander）斯如是说。这一切都源自于他犹太人的出身。犹太身份是他始终需要面对的一个集体身份，这既让他迷恋又让他恐慌。对于卡夫卡来说，他一方面要作为说德语的犹太人在捷克民族占大多数的环境里生存， 犹太、德意志、捷克三重集体身份在他身上常常产生冲撞；另一方面他自己又在犹太教传统和德意志文化两端之间犹疑不决。所以他的个体身份总是夹杂在不同的集体身份中，无法得到确立。
其次，卡夫卡从事保险公司的文职工作为他的创作提供现实素材。现实生活让他看到资本主义的黑暗与腐朽，因此其笔下职员的性格发展和命运走向对反映资本主义社会进程给人类带来的伤害有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他对自己的职员身份也并不满意，甚至觉得它阻碍了自己对文学创作的追寻，因为白天工作的时间占据他大部分精力，所以他只能在夜间从事写作，如一只孤独飞舞的寒鸦，在夜间穿行。因此他在职员形象创作上也象征性地寓意了一种身不由己的无奈。
再次，卡夫卡的童年、家庭环境对他以后的人格形成和职业选择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其中卡夫卡的父亲对他的影响是关键性的。卡夫卡的父亲赫尔曼·卡夫卡（Hermann Kafka）极为强势，在强大的父亲面前，卡夫卡感到畏惧，完全失去了选择与反抗的意志与能力。父亲在他心中，是一种“物的压迫”：既是现实生活中具体的父亲，也是至高无上的权威，甚至是父辈所代表的传统文化等。当卡夫卡长大成人以后，在职业选择与婚姻问题上，也没能按照自己的意愿作出独立的选择。可以说，卡夫卡的父亲对他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那种恐惧感，那种不能独立自主的彷徨感、无望感，以及不被关注的悲伤感，伴随着他的一生。
不论是格里高尔对现实的恐惧亦或K对未知的迷茫都在卡夫卡身上有所体现，而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对职员的压榨卡夫卡也深有体会。卡夫卡向往对艺术和自由的追求，所以饥饿艺术家和格拉库斯也承载着卡夫卡对理想的希冀，只是这一切在資本主义压迫下已面目全非。外在世界和自我世界的不确定深深地折磨着卡夫卡脆弱的心灵，使他和他笔下的职员都成为无家可归的异乡人和漂泊者，是一只在深夜里为自己漆黑如死灰的羽毛伤感而独舞的寒鸦。因此卡夫卡作品中独特的思想内涵，既是他个人的经历、性格使然，又是特定时代的产物。
注释：
[1] 叶廷芳.卡夫卡外国文学资料研究丛书[A].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0.
[2] 张荣昌.卡夫卡小说全集· 变形记[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245.
[3] 叶廷芳.卡夫卡作品中的希望和荒诞[A].北京：中国社会科学版社，1988：89.
[4] 曾繁仁.20 世纪欧美文学热点问题[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78.
关键词：卡夫卡；职员；非职员；身份；比较
卡夫卡作为一名保险公司的职员，文学创作完全是利用业余时间（夜间），然而他却是影响世界文学进程中少有的享有盛誉的业余作家。虽然他离世近一个世纪之久，但丝毫不损其独特的文学魅力影响，“卡夫卡”（Kafka）在捷克语中译为“寒鸦”，他犹如一只孤独但独特的寒鸦在黑暗中起舞，闪闪发光。笔下的人物形象体现出现代人的精神状态，即对命运一种不可知且难把握的恐惧状态。其中职员由于特定身份的限制，则又多了一层焦虑和困惑。笔者将重点剖析卡夫卡笔下职员形象和非职员形象的区别和联系，来更好地了解卡夫卡的精神世界和创作动机。
一.职员与非职员形象
在研究卡夫卡笔下职员时，笔者对职员范围的界定并不是传统印象中坐在办公室处理文字和综合事务的文职形象，而是带有一种更为广泛的社会性质，他们的活动领域不断拓展，面向各色各样的人群，与社会的接触和人际沟通更为频繁。鉴于作者本身就是一名保险公司职员，因此卡夫卡创作的职员形象有一种更加耐人寻味的象征意义，研究其笔下的职员与非职员形象，对于研究作者思想和反映时代背景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一）职员形象
1.格里高尔的困兽之斗
《变形记》（The Metamorphosis ）中作者通过描写格里高尔·萨姆莎（Gregor Samsa ）由人变异为甲虫，从而批判了20世纪西方社会脆弱的人际关系、病态的思想心理和淡薄的伦理道德。作者展现的是一个善良、忠厚、富有责任感的小人物。尽管他对于自己职员的身份并不满意，可是作为一台赚钱养家的机器，他不得不对现实作出退让。但是当变为虫形的格里高尔无法充当生产工具，失去了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中的存在价值时，他的一切牺牲换来的是家人恶毒的咒骂和无情的打。对于家人而言，重要的不是甲虫是否是他们的家人，而是他能否为他们所用，能否给他们带来利益上的便利。那么在这样的家庭环境和社会背景的困境之下，格里高尔所作的让步注定是困兽之斗，换不来任何的改变。在变异的心面前，变异了的人不再是人，而变异了的人在变异的心里找不到归宿，只能自我放逐，悲哀流浪。
2.土地测量员K的身份认同
关于K身份的自我认证其实是一个虚缈的过程，K要认证的绝不仅仅是土地测量员的身份，而是他要依赖于《城堡》（The Castle ）的权威才能确立自我。K作为一个土地测量员，受城堡之聘，长途跋涉来到城堡所辖村庄工作，但在村子里过夜居然还要得到城堡的许可。此后K为取得在村子的居留权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往往受困于他人眼中的“自我”，致力于建造一个符合他人标准的自我形象。自己的内心没有真正的自我认同感，而需要求助于外界的力量，K的悲剧命运不言而喻。就像卡夫卡自己所说的：“目标确有一个，道路却无一条，我们谓之路者，乃踌躇也。”[1]
3.公务员雅各布成为权力牺牲品
《美国》（America）中的公务员雅各布（Jacob）身居参议员一职，是一名理性的绅士。他一直遵循着理性王国的准则，在理性的钳制下生活，应付人际关系游刃有余。官场上摸爬打滚的在职经历和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让他深深感受到权利的重要性。权利的追逐让雅各布丧失自我，沦为国家机器生产的零件，机械地工作和生活。从他对外甥卡尔（Carl）所做的一系列培训中可以看出，他希望把卡尔培养成具有美国精神的人才，但实际上卡尔只不过是他的复制品。表面上他虽然是权力在握的强者，实际上却是国家权力的牺牲品。这是当时大多数身居高位者的悲哀。
卡夫卡笔下的职员形象，不管是在社会底层挣扎的弱势群体推销员、土地测量员，还是身居高处却为权利所埋葬的雅各布，都深刻地表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对人性的戕害。制度、法律、条约、规则的约束让职员们在方圆世界中不敢越雷池半步，一旦触碰到边缘的警戒线，就意味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心理挣扎过后就是麻木地顺从遵守，甚至下意识地自我维护，其精神侵蚀力量可见一斑。
（二）非职员形象
1.格拉库斯的永世漂泊
小说《猎人格拉库斯》（ Hunter Graccuhus）中的格拉库斯以狩猎为志业，在追捕美丽羚羊时，摔下悬崖死去，然而他却为此承受几百年来的痛苦漂泊。他幸福地迎接死亡，是因为他相信按照“正常顺序”会有一只小船送他到“下一个世界” ，以便使他能够“死下去”。但意外出现了，他的小船没能驶入另一个世界，已经“死了”的他只好作为尸体留在了世上，随着小船四处漂泊。“我在这条漫无边际的露天阶梯上闲荡，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始终在运动。可是每当我使出全身的劲儿往上腾跃、上面的那大门已经向我闪亮的时候，我便在我那条旧的荒凉地搁浅，在尘世某条河流里的小舟上醒过来”[2]。伟大的猎人格拉库斯为追寻生命的价值所在，矢志不渝地奉命在黑森林狩猎，但最终却陷入追寻的悖谬，在尘世与天堂之外孤零飘荡。猎人格拉库斯所面临的是人类最难的处境——欲生不可，欲死不能。那通往天堂的悬空大阶梯葬送了他心中一切尘世欲望，天堂却遥不可及，他所能做的只是在巨大的梯子上爬来爬去，处在不停的运动中，永世漂泊。
2.饥饿艺术家的生存悲哀
在《饥饿艺术家》（The Huntry Aritist）中，经理的丑恶嘴脸和饥饿艺术家的懦弱形成了极大的讽刺效果。一个任人宰割，一个自私自利；一个执着追求，一个唯利是图。在表演期满时，经理不顾饥饿艺术家的感受就停止他的演出。为了抚慰观众，也為了打消饥饿艺术家继续表演的念头，经理出示饥饿艺术家奄奄一息的照片，以此向世人展现以及证明饥饿艺术家已经无法表演。在经理眼里，金钱和利益就是一切，饥饿艺术家的存在只是作为任人利用的靶子。对于经理的做法，饥饿艺术家感到非常痛苦。他痛苦是因为饥饿表演提前收场，而大家却把表演的结束错误地归结为饥饿艺术家的饥饿。最终饥饿艺术家意识到一切反抗都是徒劳的，他只能任经理摆布，只能附属于别人。这就是饥饿艺术家的悲哀之处，既可怜又可悲的他无法掌控自己的艺术天地，只能屈从于这个愚蠢的世界。当时代氛围和人们的审美眼光一旦发生改变，饥饿表演就不再风行时，他也不再有利用价值，那么他就会被无情地抛弃。 3.乡村医生的梦境之旅
《乡村医生》（The Country Doctor）中荒诞的情节和混乱的时间，让很多人觉得这是卡夫卡造的一个梦境。年迈的乡村医生驾着从猪圈冲出的膘马，奔波在自我审判、自我救赎但又不断怀疑着、否定着、消解着自我的道路上。他去拯救自己，却败兴而归，对神的信仰和对生命的崇拜都已经动摇，最终自己不相信自己。所以他不能解救女仆在马车夫的暴行下，他不能治疗病人的伤口，他不能解释发生在他身上不合常理的一切。小说中，作者为我们精心塑造了“病人”和“医生”这两个具有独特象征意义的人物形象。通过这两个人物生存状态的荒谬和内心世界的孤寂，表现了作者对人类现实生存状态的深沉忧患。而弥漫于小说之中的神秘的梦幻般的氛围，象征着在特定社会发展背景下，人的自我存在意识及其价值追求的丢失与心灵的痛楚。
由以上分析可知，卡夫卡在非职员的描写上，有一种强烈的虚无感。格拉库斯在尘世与天堂之间不知道该何去何从的虚无感，饥饿艺术家在被他人支配下生存而不知道何谓出路的虚无感，乡村医生在救人还是自救之间迷茫的虚无感。这种虚无感是对自身存在的茫然和怀疑，同时也伴随着自我挣扎。这其实是卡夫卡在自我存在价值方面的一个研究领域，只不过他用文学的形式表现出哲学命题的意味罢了。
作家阎连科曾高度评价《变形记》，认为它是20世纪最为异类的经典作品之一，给整个世界文学带来的启示和变化，无异于一粒种子和数年后满布各国的一片粮禾，一粒星火与几乎燎原了整个世界的一片红光。诚然，受《变形记》影响的作家不在少数，著名的长篇小说《百年孤独》的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就是受《变形记》作品的启示，完成了平生第一篇名副其实的小说《第三次无奈》。图为熊亮所绘小说《变形记》封面插画。
二.职员与非职员形象共性分析
通过对卡夫卡笔下职员与非职员的形象分析，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职员对于自我身份的不确定和非职员对于自我存在的虚无感。个体外在表现形式虽然不同，但在个体特征下隐藏的却是资本主义社会性质的共性。笔者将再深入探讨资本主义经济对于阶级底层的职员和非职员的共同影响。
（一）“物的暴力”对人的压迫
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上半叶，人在精神上难以摆脱物的力量的控制，对物质的追求已经深入文化、意识形态等无所不在的形式，由单纯的物质需求转化成意识形态上的对物质的极度追求，当人被这种意识所控制，在物质中迷失自我，这种现象就是笔者所谓的“物的暴力”对人的压迫。以《变形记》为例子，格里高尔的父母、妹妹，他的亲人就是以物质利益来衡量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维系靠的是金钱和物质。而一个家庭的成员关系的维系应该是靠血缘和亲情，但是在物质面前，人伦早已不存在了。这种物质利益衡量一切的观念在卡夫卡的文章中都可以感受到。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后只剩下了物质和利益，没有温情，没有作为一个人所应有的价值，这是荒诞的，这时人就成为了物的奴隶，丧失了人的本性。
不论是作为职员的格里高尔还是K，他们的生存都时刻受到外在环境的压迫。这些小人物勤勤恳恳工作，却得不到应有的报偿。他们对社会愤愤不平，但又无力反抗，他们只能孤独、苦闷、恐惧、自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人员分为上等阶层和下等阶层。上等阶层就是掌控经济收入的群体，如雅各布，下等阶层就是以虫形格里高尔为代表的无力赚取金钱的群体。在以利益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弱势群体是被强势群体所左右甚至是抛弃的。这是当时万千阶级底层的真实写照——“自我”都是难以确定的，因为它随时都可以变成物的奴隶。
人在高度的物化社会中失去“自我”的现象在饥饿艺术家、猎人格拉库斯和乡村医生身上也表现得同样强烈。他们失去自我的痛苦不仅代表了个体的痛苦，更代表了整个人类的痛苦，代表了人类对命运无法抗拒的无奈和无助。饥饿艺术家失去追求艺术的权力，成为经理谋利的工具；格拉库斯失去追求自由的幸福，只能游走在混沌的世界中；乡村医生失去医德的准则，无法救赎。他们身上同样体现了现代人身不由己以及对自身命运的无法把握的特征。
卡夫卡塑造的这些在资本主义经济压迫下失去自我的小人物形象，正是当时社会的一面写照。小说中借由悲观无望的情绪表达出来社会中“物”对人们的压迫，本质上其实是在控诉资本主义经济的畸形发展。
（二）人物的悖谬性
悖谬是卡夫卡一切思想的基础和核心，以《饥饿艺术家》为例子。小说最矛盾的是饥饿艺术家，最大的悖谬是灵与肉的冲突。从开始到结束，饥饿艺术家都是困惑和迷茫的，其困惑和迷茫也正是卡夫卡的困惑和迷茫。首先，饥饿艺术家的表演场所居然是在笼子里，让人怀疑饥饿艺术家究竟是人还是动物？看守人员的身份居然都是“屠夫”，这简直是对艺术的一种亵渎。屠夫是用来看守动物的，难道说饥饿艺术家是动物？这就构成了小说的第一对悖谬关系，即饥饿艺术家和看守人员之间的对峙。每个观众都是出于不同的兴趣来观看表演的，作为想看乐子的看客根本不懂艺术家的执着追求，更不用提去欣赏赞美他了。所以对他的误解始终折磨着饥饿艺术家。两者之间最大的矛盾表现为饥饿艺术家的饥饿表演不是由艺术家的艺术来衡量，也不是由艺术自身的价值来决定，而是由观众的热情和兴趣来决定的。因此第二对矛盾则表现为观众和饥饿艺术家的对峙。饥饿艺术家从始至终只能听取经理的命令并任由其安排，经理总是一切从自身的利益和金钱出发，而不懂饥饿艺术家对艺术的疯狂坚守，这就造成了饥饿艺术家无法体会艺术上的“巅峰体验”，也无法到达艺术的最高境界。这对于他而言，无疑是相当痛苦的。这构成了小说的第三对矛盾，即饥饿艺术家和经理之间的冲突。而不难看出，导致发生在饥饿艺术家身上的一连串矛盾的罪魁祸首同样是经济制度，经理唯利是图的嘴脸就是最好的写照。
同样，在格里高尔、K和格拉库斯等身上也体现着人物的悖谬性。格里高尔本是人却异化成虫；K自我身份的确定居然要经他人定夺，而非自己可以做主；雅各布沉淪权力欲望而丧失自我；格拉库斯死后无法重生有悖常理；乡村医生最终不能相信自己。人物性格和情节的发展无不体现着悖谬。作为20 世纪极具创造性的小说家，卡夫卡最热衷的美学手法就是“悖谬”。最早发现卡夫卡悖谬思维的是加缪，他认为：“基本的双重意义就是卡夫卡的秘密之所在。自然性与非自然性之间、个别性与普遍性之间、悲剧性与日常性之间、荒诞性与逻辑性之间的这种持续不断的抵消作用，贯穿着他的全部作品，并赋予它们以反响和意义。要想理解荒诞作品，必须清点一下这些悖谬手法，必须使这些矛盾粗略化”[3]。通过悖谬手法，卡夫卡加深了现代人对社会现实的“掘进程度”，发人深省。
三.职员与非职员形象特性分析
尽管卡夫卡笔下的职员和非职员形象表现出了一些共性，即被物压迫和人物的悖谬性，但是深入分析比较职员和非职员各自的形象特性，可以看出职员和非职员之间的差异，同时，笔者将深入分析造成这种差异的内在原因和外在因素。
（一）不同的身份产生的不同困扰
在研究卡夫卡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时，笔者认为有一种特殊符号始终贯穿于作品中，即身份。身份作为一种特殊的符号深深烙在每一个独立的个体身上。其中引人关注的是职员与非职员身份符号的区别所带来的不同困扰。
格里高尔和K的社会身份同是职员，这种身份对他们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造成一种模式化的影响。作为职员，外在装束的笔挺，拘谨，反映出的精神状态是时时刻刻紧张备战的忙碌感。然而当井然有序的生活状态被打破之后，他们就会对现实的生活无所适从。身份的丢失会让他们对自我的存在价值产生迷茫和困惑。
相对于职员，作为自由身份的猎人格拉库斯和饥饿艺术家的生存状态是自由、不受拘束的。他们与格里高尔和K不同，他们表现自我价值的方式往往特立独行，不受条约、制度、法则、组织等的管理约束。所以非职员身份的人本身就很享受这种身份，这种身份体现着本我的态度和意志。但是当这种身份带来的自由性被剥夺后，他们就因再也回不到现实中的角色定位而孤独徘徊。饥饿艺术家沦为和动物共囚一牢的下场，是人还是物的身份让他茫然。猎人格拉库斯找不回现世的自己，永生徘徊。自由身份被剥夺使自由群体对于自我价值的实现备受阻扰。
以上两种困扰的源头就是两类人群不同的身份。身份为职员，生活在世界已经制定好的条框当中，他们的举手投足都要按部就班，社会进程的急速变化的新形势会让他们迷惘失落。而作为自由身份的人群活在自己的一方天地中，当自我受到外在力量的控制，最后他们也变得无所适从。作为作者的卡夫卡敏锐地体验到作为不同身份的个体生命在面对自我角色定位困扰时的孤独无助与瘫痪无力，正因如此，他塑造出散发独特艺术魅力的一系列弱者形象，向读者展示了他们的生存困境——在困境中彷徨，在苦难中摸索，在未知中追寻。
（二）人物的异化性
词源的考察表明，异化的德文词是Entfremdung，它是英文Alienation的翻译，而Alienation又源于拉丁文Alienatio，有转让、疏远、脱离等意。在黑格尔的思想体系中，异化用以说明主体与客体的分裂、对立。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异化是作为社会现象与阶级一起产生，是人的生产及其产品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在异化中，人丧失能动性，人的个性不能全面发展，只能片面甚至畸形发展。
异化在卡夫卡的文学作品中重点表现为人的自我异化、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和社会的异化。人的自我异化主要是指人变成“非人”的现象，描写人在一种异己力量的重压下所产生的灾难感、恐怖感和绝望感。格里高尔在变异之前就一直处于孤独之中，对超负荷工作的厌倦，对缺少关爱的失落，对现实不满却不得不接受的无奈。主人公最终变形为甲虫虽是荒诞的，但它却反映了现实，即在讲求效率与收益的社会里，自我逐渐变异为“非人”，成为生产链条的一颗齿轮。人与人关系的异化，表现在人与人之间的是一种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小说表面上写的是社会群体对变异了的格里高尔的嫌弃，但其实揭示的却是社会群体对“异己”的无情排斥与残酷打压。《美国》中雅各布深受资本主义制度、法律、条约等国家机器的迫害。不合理、不公平的机构，贪污腐败及官僚主义作风等都使职员只能成为社会的牺牲品。总而言之，对人的异化以及社会异化现象的描写，在一定程度上是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写照。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是导致异化产生的重要原因。卡夫卡对资本主义制度导致的种种腐败和黑暗现象深刻而独到的描写具有重要的历史现实意义。
而相比之下，卡夫卡笔下的非职员形象，如饥饿艺术家和猎人格拉库斯所受到压迫就显得没有像职员异化一般 “疾风骤雨”，他们更多的是表现为对自我价值存在的迷茫和自我价值实现的困惑。他们并不像格里高尔一样失去了人性和自由，没有理性的思考，没有感性的感悟，或者像雅各布完全沦为权利的奴隶。职员们的异化时刻处于机器时代的孤独和恐惧之中，而自由职业人群都有自己的艺术追求和精神向往，可以说他们是自己精神的主人。虽然他们也时刻受到外在事物的牵制压迫，这与 “异化”还是具有根本性的区别。前者失去的是思考，后者失去的是自由，但共同的情绪是痛苦彷徨。
四.卡夫卡作为职员的创作背景
经过以上对职员和非职员的形象、共性和特性分析后，笔者认为卡夫卡不愧是现代派文学的鼻祖。其作品主题寓意深刻，象征意义很强，荒诞的表现虽然被有些人认为晦涩难解，但是创作出的职员形象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所以，我们不禁好奇到底是怎样的创作密码帮助卡夫卡构筑出奇幻的文学城堡，并且为世界文学长廊留下一个个经典的人物形象。
首先，和他作品中的职员一样，卡夫卡也面临身份焦虑的困扰。“卡夫卡的一生单纯而复杂，平常而又极易引起争论。作为犹太人，他在基督徒中不是自己人；作为不入帮会的犹太人，他在犹太人当中不是自己人；作为波西米娅人，他也不完全属于奥地利人；作为劳工工商保险公司的职员，他不完全属于资产阶级；作为资产者的儿子，他又不完全属于自然劳动者，但他又什么都是，他无所归属”[4]。联邦德国研究卡夫卡的专家巩特尔·安德尔（Gunther Ander）斯如是说。这一切都源自于他犹太人的出身。犹太身份是他始终需要面对的一个集体身份，这既让他迷恋又让他恐慌。对于卡夫卡来说，他一方面要作为说德语的犹太人在捷克民族占大多数的环境里生存， 犹太、德意志、捷克三重集体身份在他身上常常产生冲撞；另一方面他自己又在犹太教传统和德意志文化两端之间犹疑不决。所以他的个体身份总是夹杂在不同的集体身份中，无法得到确立。
其次，卡夫卡从事保险公司的文职工作为他的创作提供现实素材。现实生活让他看到资本主义的黑暗与腐朽，因此其笔下职员的性格发展和命运走向对反映资本主义社会进程给人类带来的伤害有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他对自己的职员身份也并不满意，甚至觉得它阻碍了自己对文学创作的追寻，因为白天工作的时间占据他大部分精力，所以他只能在夜间从事写作，如一只孤独飞舞的寒鸦，在夜间穿行。因此他在职员形象创作上也象征性地寓意了一种身不由己的无奈。
再次，卡夫卡的童年、家庭环境对他以后的人格形成和职业选择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其中卡夫卡的父亲对他的影响是关键性的。卡夫卡的父亲赫尔曼·卡夫卡（Hermann Kafka）极为强势，在强大的父亲面前，卡夫卡感到畏惧，完全失去了选择与反抗的意志与能力。父亲在他心中，是一种“物的压迫”：既是现实生活中具体的父亲，也是至高无上的权威，甚至是父辈所代表的传统文化等。当卡夫卡长大成人以后，在职业选择与婚姻问题上，也没能按照自己的意愿作出独立的选择。可以说，卡夫卡的父亲对他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那种恐惧感，那种不能独立自主的彷徨感、无望感，以及不被关注的悲伤感，伴随着他的一生。
不论是格里高尔对现实的恐惧亦或K对未知的迷茫都在卡夫卡身上有所体现，而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对职员的压榨卡夫卡也深有体会。卡夫卡向往对艺术和自由的追求，所以饥饿艺术家和格拉库斯也承载着卡夫卡对理想的希冀，只是这一切在資本主义压迫下已面目全非。外在世界和自我世界的不确定深深地折磨着卡夫卡脆弱的心灵，使他和他笔下的职员都成为无家可归的异乡人和漂泊者，是一只在深夜里为自己漆黑如死灰的羽毛伤感而独舞的寒鸦。因此卡夫卡作品中独特的思想内涵，既是他个人的经历、性格使然，又是特定时代的产物。
注释：
[1] 叶廷芳.卡夫卡外国文学资料研究丛书[A].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0.
[2] 张荣昌.卡夫卡小说全集· 变形记[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245.
[3] 叶廷芳.卡夫卡作品中的希望和荒诞[A].北京：中国社会科学版社，1988：89.
[4] 曾繁仁.20 世纪欧美文学热点问题[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