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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读偶记》是茅盾先生在上世纪50年代的重要文艺论著。整体来看，这部文艺论著是在以马克思文艺理论和毛泽东文艺思想为指导的前提下完成的。在这篇文论中，茅盾不仅采用“扬弃结合”的批评方法，对中外文学现象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而且也对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出现的公式化、概念化等问题做了相关论述。最后，在文论结尾，茅盾肯定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创作手法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并倡导文艺工作者采用“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两相结合的艺术创作方法。
一.《夜读偶记》文艺观点的过失之处
虽然有研究者认为，《夜读偶记》中某些观点的提出是茅盾“附和时政”的考虑，实则是“言不由衷”，但所谓的政治规训并不掩盖《夜读偶记》存在过失之处的既成事实。作为一部与时代政治保持着密切联系的文艺批评作品，《夜读偶记》中的文艺观点存在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如其中的某些观点片面而偏执，甚至太过绝对化，与实际的文学发展情况不相符合。而茅盾似乎也认识到了文章在以上方面的缺陷，因此他尽量通过文内小括号来对自己所阐述的观点进行说明，从而使之更加完善。但正如越多解释便意味着越想掩饰，茅盾在文内小括号中的观点“修饰”，反而显示了自身觀点的矛盾性，从而为读者提供了反驳的方向。具体来看，《夜读偶记》的过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艺观点自相矛盾。
在第一节“对于一个公式的初步探讨”中，茅盾对“文艺思潮发展程序”公式提出了批评，认为用“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新浪漫主义或现代派”这样一个公式来概括古往今来文艺思潮的发展“是一件愚蠢的事”。但在后面，他又说“从历史事实中探寻发展的规律，确是应当做的努力”，并且运用“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这样的“公式”来概括阶级社会的文学史（中国文学史）。 再如，在对现代派进行批评时，他认为现代派诸家是“彻头彻尾的形式主义”且“坚决不要思想内容而全力追求形式”，但在这一观点之后，茅盾又马上表示：“他们的不要思想内容的形式主义的作品，依然表示了他们对于现实的看法，对于生活的态度。”此外，茅盾认为应该反对包括“现代派抽象形式主义”和“象征派唯美形式主义”在内的“形式主义”，可另一方面，他却又说“毒草还可以肥田”，象征主义、印象主义等在技巧上的新成就可以为现实主义作家所吸收等。
第二，某些观点具有较明显的绝对化倾向。
在论述“中国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一节中，茅盾以“为谁而作”为标准，将《诗经》中的作品笼统地划分为好的和坏的。如他认为描写人民悲苦生活的作品是现实主义的，便是好的，而那些颂扬奴隶主“盛德”的因果是反现实主义的，就是坏的。而在文学语言和表现手法上，他亦认为《诗经》中表现人民生活的作品多清新活泼、音调和谐，是值得借鉴的，而那些歌功颂德类的作品则佶屈聱牙、苍白干枯，无可取之处。除此之外，茅盾对“汉赋”，魏晋时期带有“旷达”、“风流”特点的文学作品以及“六朝文学”、现代派文学的评价也有失公允。“汉赋”虽然在语言和形式上存在茅盾所说的缺点，但并非所有的作品都只起到消极的作用，比如枚乘的《七发》、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张衡的《二京赋》、赵壹的《刺世嫉邪赋》等作品就不仅丰富了我国古代文学叙事状物的手法，而且在讽谏统治者、揭露社会黑暗现实等方面也起到了不少积极的作用。而魏晋时期嵇康、阮籍等人的文章虽存在“逃避现实”的倾向，但那亦是动乱时代文人、知识分子心理的真实写照，表现了特定时代下文人对黑暗现实的愤懑与不满。如果评论者将上述作品列入“反现实主义”之列，未免太过牵强。而关于“六朝文学”，虽然其在思想内容上有所欠缺，但也非毫无价值，比如从文学审美角度看，“六朝文学”“绮丽轻巧”的语言形式，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能够给人带来愉快享受的审美体验。当然，茅盾认为现代派“只问怎样表现，不管表现什么”，其造型艺术、构图形式在实用美术上有点积极作用，表现技巧除了可以为现实主义作家所吸收之外，其他没有一点优点的看法也有待商榷。
此外，对于当时参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讨论的某些评论家的看法，茅盾也存有偏见。比如，他认为他们是“戴‘反教条主义’羊头而卖修正主义狗肉的勾当”。而就实际情况来看，那些评论家的观点虽然与主流话语不太一致，但却遵循了艺术创作的规律，其根本意图是为了找回真正的现实主义。由于国家“双百方针”的提出，当时秦兆阳、周勃、王愚、蔡田、刘绍棠等人便对现实主义进行了较为客观的重新认识。其中，秦兆阳在自己的评论文章中阐发了自己的看法，如他不仅列举了当时中国文艺界种种用政治化来曲解和缩小现实主义文学原则、用政治教条来束缚文学创作的现象，提出了“不要简单地把文学艺术当作某种概念的传声筒，而应该考虑到它首先必须是艺术的、真实的，然后它才是文学艺术”，“必须少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对文学创作进行干涉”等观点，而且认为，如果忽视现实主义文学的艺术特征，忽视作家本身的情况，单纯从主观愿望和政治概念出发，简单地用艺术去图解政治，结果必然产生“虚伪的概念化公式化”的东西等。不得不说，在“双百方针”提出后，秦兆阳、蔡田等人所阐述的评论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上世纪50年代中国文艺界存在的问题。
第三，论据与论点貌合神离，客观事实分析不够全面。
在茅盾看来，创作方法是受世界观指导的，他认为“怎样的世界观，就产生了怎样的思想方法，而怎样的思想方法，又产生了怎样的创作方法”。当然茅盾也认识到这一观点的不严密，为了使自己的论点不至于太过绝对化，于是他就世界观和创作方法又提出了几点说明：“一个作家或艺术家所采取的进步的创作方法并不一定带来了进步的政治立场”、“反动的政治立场不一定阻碍了作家或艺术家采用进步的创作方法”、“一种历史久远的创作方法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经验的积累，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艺术规律：具有相当的独立性”。显然，茅盾的论点“怎样的世界观，就产生了怎样的创作方法”看似更加完善的同时，也暴露了它的太过绝对性。而且就文艺创作的事实规律来看，世界观和创作方法在现实生活中并非一定具有所谓的统一性。因此，论点和论据的貌合神离不得不说是《夜读偶记》的一大失误。其实，世界观和作家实际创作方向的关系问题，周扬早在上世纪30年代初介绍苏联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时就已对其有过论述。周扬在文章中明确表示“决定艺术家的创作方向的，并不完全是艺术家的哲学的观点（世界观），而是形成并发展他的哲学、艺术观、艺术家的资质等，在一定时代的他的社会的（阶级的）实践” 、“虽然艺术的创造是和作家的世界观分不开的，但假如忽视了艺术的特殊性，把艺术对于政治、对于意识形态的复杂而曲折的依存关系看成直线的、单纯的，换句话说，就是把创作方法的问题直线地还原为全部世界观的问题，却是一个决定性的错误。”显然，周扬在处理作家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的关系问题上不似茅盾那样绝对化，且周扬这种阐释更加符合艺术的创作规律和实际情况。 此外，在讨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出现的公式化、概念化问题时，茅盾也只提到了作家在生活实践方面锻炼不够，缺乏对生活材料的分析、提炼和艺术概括能力，主观思想方法没有摆脱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等原因，却没有表明当时政治性文艺指导思想对文艺创作活动的限制和禁锢作用。
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阐释的积极意义
《夜读偶记》中的文艺观点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尤其是其中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论述，不仅对当时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讨论起到了很大的指导作用，而且对当代中国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首先，茅盾运用马克思阶级分析文艺理论对中国历史上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进行解读的做法，为当时马克思文艺思想的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其次，茅盾对某些文学现象和文学流派的认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比如他对西方“古典主义”、“现代派”以及“形式主义”的某些看法，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全面了解和看待历史上出现的文学现象。
再者，尽管《夜读偶记》中存在偏执的观点，但茅盾为克服片面化所作的努力却随处可见。比如在划分文学作品和作家时，为了避免简单化和教条主义，他看到了既非现实主义、也非反现实主义的作家和作品的存在，并称之为“非现实主义”。在“非现实主义”作家、作品中，他也认为既有进步的，也有反动的。再如，虽然他对各种形式主义都极为反感，但却认为现代派的某些技巧值得社会主义作家借鉴和吸收；虽然他坚持认为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怎样的创作方法，但他却没有否认作家世界观以及创作方法选择的复杂性，也没有避开对“世界观和创作方法不一致”这一质疑的回答；虽然他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应是指导中国文艺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但他也看到了其实践过程中出现的“公式化概念化”问题，并且给出了解决的办法。
最后，茅盾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阐释和提倡，对当今中国文学艺术创作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如他认为作家要坚持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为人民大众而创作；现实主义作品要体现乐观主义精神；现实主义作家要吸收那些有益的“现代派”的创作技巧；要善于刻画在典型环境中的、发展的典型性格；作家要通过加强生活实践，使自己的思想方法摆脱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从而避免创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同时他认为，作家塑造的英雄人物既是抱有伟大理想的舍己为人的英雄，同时也是现实中的人，作家要善于将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创造出来的作品要描绘理想生活，给人以美好生活的憧憬等。就国家文艺政策层面来讲，茅盾的这些理论无疑为当代作家贯彻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在文艺座谈会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造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借鉴各国人民创作的优秀文艺”、“坚持洋为中用”、“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等讲话精神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指导，对繁荣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具有重要意义。而对作家个人创作来讲，茅盾这些文艺理论虽然带有政治意识形态性的引导，但他提出的如何刻画人物、摆脱经验主义等具体创作方法确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所以，茅盾在上世紀5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阐释，对如今21世纪的中国文艺创作事业来说，仍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三.结语
作为茅盾的重要文艺论著，《夜读偶记》中的文艺观点虽然处处充满了矛盾，缺乏应有的严密性和客观性，但这不能不说是当时的政治话语环境和茅盾个人的矛盾文艺思想使然。正如有评论家所言：“解放后，文学环境与茅盾长期坚持的文艺观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但是，他遭遇的挫折有一个漫长、曲折和反复的过程。概括起来：即1949年至1955年间丧失主体意识的盲目附和；1956年到1959年，他开始用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反省社会和文艺的弊端，但很快又被迫转向‘表态’和‘批判’状态”。而《夜读偶记》正是茅盾“被迫转向‘表态’和‘批判’状态的表现。就政治话语环境来看，《夜读偶记》的直接写作原因是为了参与当时人们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讨论。截至茅盾写作《夜读偶记》之时，国内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的论争，“已经远远超出了学术的范围，而触及到了时代政治的敏感问题”。而作为新中国当时的文化部部长，茅盾意识到论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也意识到自己已经到了不得不站出来表态的地步。因此，迫于政治压力，代表官方进行表态的茅盾自然也就必须站在马克思文艺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立场。此外，就茅盾个人来讲，从他文艺思想的形成过程及1959年出版的《鼓吹集》后记可以看出，虽然作为文艺大家的他有着深厚的文艺理论素养，但无论是出于对社会主义抱有的特殊感情，还是为了明哲保身，茅盾在文艺思想上一直都在努力践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所以，《夜读偶记》中所阐述的文艺观点，既是茅盾迫于政治压力的产物，同时又是自己趋向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文艺思想使然。
为了迎合新中国政治文艺政策的考虑，在《夜读偶记》中，茅盾不得不将复杂的文艺发展情况以某一种文艺理论作为先验指导和唯一标准进行了阐释。而由于对中外古今文艺理论都有所涉猎，茅盾有着对文艺创作的规律委实有着不同于主流思想的看法。因此，为了克服观点的片面化，在《夜读偶记》中，茅盾多次对自己所提出的观点做了修饰。但是，鉴于《夜读偶记》的偏激性主导论点早已确定，因此茅盾的过多解释不仅起不到修饰观点的正面效果，反而增强了文章的矛盾性。
茅盾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指导思想的热情拥护以及当时国家政治话语对《夜读偶记》造成了双重限制，它们与文艺发展规律和茅盾个人文艺思想之间的碰撞，不仅使《夜读偶记》成为一部具有矛盾性的文艺著作，而且使茅盾个人对文艺规律的坚守成为一种弱势存在，最终被淹没在主流批评话语之下。正如茅盾在文论结尾处的申明，无论是就观点还是论述过程来看，《夜读偶记》都算不上十分成功的文艺论著。
一.《夜读偶记》文艺观点的过失之处
虽然有研究者认为，《夜读偶记》中某些观点的提出是茅盾“附和时政”的考虑，实则是“言不由衷”，但所谓的政治规训并不掩盖《夜读偶记》存在过失之处的既成事实。作为一部与时代政治保持着密切联系的文艺批评作品，《夜读偶记》中的文艺观点存在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如其中的某些观点片面而偏执，甚至太过绝对化，与实际的文学发展情况不相符合。而茅盾似乎也认识到了文章在以上方面的缺陷，因此他尽量通过文内小括号来对自己所阐述的观点进行说明，从而使之更加完善。但正如越多解释便意味着越想掩饰，茅盾在文内小括号中的观点“修饰”，反而显示了自身觀点的矛盾性，从而为读者提供了反驳的方向。具体来看，《夜读偶记》的过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艺观点自相矛盾。
在第一节“对于一个公式的初步探讨”中，茅盾对“文艺思潮发展程序”公式提出了批评，认为用“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新浪漫主义或现代派”这样一个公式来概括古往今来文艺思潮的发展“是一件愚蠢的事”。但在后面，他又说“从历史事实中探寻发展的规律，确是应当做的努力”，并且运用“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这样的“公式”来概括阶级社会的文学史（中国文学史）。 再如，在对现代派进行批评时，他认为现代派诸家是“彻头彻尾的形式主义”且“坚决不要思想内容而全力追求形式”，但在这一观点之后，茅盾又马上表示：“他们的不要思想内容的形式主义的作品，依然表示了他们对于现实的看法，对于生活的态度。”此外，茅盾认为应该反对包括“现代派抽象形式主义”和“象征派唯美形式主义”在内的“形式主义”，可另一方面，他却又说“毒草还可以肥田”，象征主义、印象主义等在技巧上的新成就可以为现实主义作家所吸收等。
第二，某些观点具有较明显的绝对化倾向。
在论述“中国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一节中，茅盾以“为谁而作”为标准，将《诗经》中的作品笼统地划分为好的和坏的。如他认为描写人民悲苦生活的作品是现实主义的，便是好的，而那些颂扬奴隶主“盛德”的因果是反现实主义的，就是坏的。而在文学语言和表现手法上，他亦认为《诗经》中表现人民生活的作品多清新活泼、音调和谐，是值得借鉴的，而那些歌功颂德类的作品则佶屈聱牙、苍白干枯，无可取之处。除此之外，茅盾对“汉赋”，魏晋时期带有“旷达”、“风流”特点的文学作品以及“六朝文学”、现代派文学的评价也有失公允。“汉赋”虽然在语言和形式上存在茅盾所说的缺点，但并非所有的作品都只起到消极的作用，比如枚乘的《七发》、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张衡的《二京赋》、赵壹的《刺世嫉邪赋》等作品就不仅丰富了我国古代文学叙事状物的手法，而且在讽谏统治者、揭露社会黑暗现实等方面也起到了不少积极的作用。而魏晋时期嵇康、阮籍等人的文章虽存在“逃避现实”的倾向，但那亦是动乱时代文人、知识分子心理的真实写照，表现了特定时代下文人对黑暗现实的愤懑与不满。如果评论者将上述作品列入“反现实主义”之列，未免太过牵强。而关于“六朝文学”，虽然其在思想内容上有所欠缺，但也非毫无价值，比如从文学审美角度看，“六朝文学”“绮丽轻巧”的语言形式，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能够给人带来愉快享受的审美体验。当然，茅盾认为现代派“只问怎样表现，不管表现什么”，其造型艺术、构图形式在实用美术上有点积极作用，表现技巧除了可以为现实主义作家所吸收之外，其他没有一点优点的看法也有待商榷。
此外，对于当时参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讨论的某些评论家的看法，茅盾也存有偏见。比如，他认为他们是“戴‘反教条主义’羊头而卖修正主义狗肉的勾当”。而就实际情况来看，那些评论家的观点虽然与主流话语不太一致，但却遵循了艺术创作的规律，其根本意图是为了找回真正的现实主义。由于国家“双百方针”的提出，当时秦兆阳、周勃、王愚、蔡田、刘绍棠等人便对现实主义进行了较为客观的重新认识。其中，秦兆阳在自己的评论文章中阐发了自己的看法，如他不仅列举了当时中国文艺界种种用政治化来曲解和缩小现实主义文学原则、用政治教条来束缚文学创作的现象，提出了“不要简单地把文学艺术当作某种概念的传声筒，而应该考虑到它首先必须是艺术的、真实的，然后它才是文学艺术”，“必须少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对文学创作进行干涉”等观点，而且认为，如果忽视现实主义文学的艺术特征，忽视作家本身的情况，单纯从主观愿望和政治概念出发，简单地用艺术去图解政治，结果必然产生“虚伪的概念化公式化”的东西等。不得不说，在“双百方针”提出后，秦兆阳、蔡田等人所阐述的评论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上世纪50年代中国文艺界存在的问题。
第三，论据与论点貌合神离，客观事实分析不够全面。
在茅盾看来，创作方法是受世界观指导的，他认为“怎样的世界观，就产生了怎样的思想方法，而怎样的思想方法，又产生了怎样的创作方法”。当然茅盾也认识到这一观点的不严密，为了使自己的论点不至于太过绝对化，于是他就世界观和创作方法又提出了几点说明：“一个作家或艺术家所采取的进步的创作方法并不一定带来了进步的政治立场”、“反动的政治立场不一定阻碍了作家或艺术家采用进步的创作方法”、“一种历史久远的创作方法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经验的积累，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艺术规律：具有相当的独立性”。显然，茅盾的论点“怎样的世界观，就产生了怎样的创作方法”看似更加完善的同时，也暴露了它的太过绝对性。而且就文艺创作的事实规律来看，世界观和创作方法在现实生活中并非一定具有所谓的统一性。因此，论点和论据的貌合神离不得不说是《夜读偶记》的一大失误。其实，世界观和作家实际创作方向的关系问题，周扬早在上世纪30年代初介绍苏联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时就已对其有过论述。周扬在文章中明确表示“决定艺术家的创作方向的，并不完全是艺术家的哲学的观点（世界观），而是形成并发展他的哲学、艺术观、艺术家的资质等，在一定时代的他的社会的（阶级的）实践” 、“虽然艺术的创造是和作家的世界观分不开的，但假如忽视了艺术的特殊性，把艺术对于政治、对于意识形态的复杂而曲折的依存关系看成直线的、单纯的，换句话说，就是把创作方法的问题直线地还原为全部世界观的问题，却是一个决定性的错误。”显然，周扬在处理作家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的关系问题上不似茅盾那样绝对化，且周扬这种阐释更加符合艺术的创作规律和实际情况。 此外，在讨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出现的公式化、概念化问题时，茅盾也只提到了作家在生活实践方面锻炼不够，缺乏对生活材料的分析、提炼和艺术概括能力，主观思想方法没有摆脱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等原因，却没有表明当时政治性文艺指导思想对文艺创作活动的限制和禁锢作用。
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阐释的积极意义
《夜读偶记》中的文艺观点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尤其是其中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论述，不仅对当时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讨论起到了很大的指导作用，而且对当代中国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首先，茅盾运用马克思阶级分析文艺理论对中国历史上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进行解读的做法，为当时马克思文艺思想的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其次，茅盾对某些文学现象和文学流派的认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比如他对西方“古典主义”、“现代派”以及“形式主义”的某些看法，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全面了解和看待历史上出现的文学现象。
再者，尽管《夜读偶记》中存在偏执的观点，但茅盾为克服片面化所作的努力却随处可见。比如在划分文学作品和作家时，为了避免简单化和教条主义，他看到了既非现实主义、也非反现实主义的作家和作品的存在，并称之为“非现实主义”。在“非现实主义”作家、作品中，他也认为既有进步的，也有反动的。再如，虽然他对各种形式主义都极为反感，但却认为现代派的某些技巧值得社会主义作家借鉴和吸收；虽然他坚持认为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怎样的创作方法，但他却没有否认作家世界观以及创作方法选择的复杂性，也没有避开对“世界观和创作方法不一致”这一质疑的回答；虽然他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应是指导中国文艺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但他也看到了其实践过程中出现的“公式化概念化”问题，并且给出了解决的办法。
最后，茅盾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阐释和提倡，对当今中国文学艺术创作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如他认为作家要坚持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为人民大众而创作；现实主义作品要体现乐观主义精神；现实主义作家要吸收那些有益的“现代派”的创作技巧；要善于刻画在典型环境中的、发展的典型性格；作家要通过加强生活实践，使自己的思想方法摆脱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从而避免创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同时他认为，作家塑造的英雄人物既是抱有伟大理想的舍己为人的英雄，同时也是现实中的人，作家要善于将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创造出来的作品要描绘理想生活，给人以美好生活的憧憬等。就国家文艺政策层面来讲，茅盾的这些理论无疑为当代作家贯彻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在文艺座谈会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造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借鉴各国人民创作的优秀文艺”、“坚持洋为中用”、“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等讲话精神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指导，对繁荣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具有重要意义。而对作家个人创作来讲，茅盾这些文艺理论虽然带有政治意识形态性的引导，但他提出的如何刻画人物、摆脱经验主义等具体创作方法确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所以，茅盾在上世紀5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阐释，对如今21世纪的中国文艺创作事业来说，仍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三.结语
作为茅盾的重要文艺论著，《夜读偶记》中的文艺观点虽然处处充满了矛盾，缺乏应有的严密性和客观性，但这不能不说是当时的政治话语环境和茅盾个人的矛盾文艺思想使然。正如有评论家所言：“解放后，文学环境与茅盾长期坚持的文艺观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但是，他遭遇的挫折有一个漫长、曲折和反复的过程。概括起来：即1949年至1955年间丧失主体意识的盲目附和；1956年到1959年，他开始用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反省社会和文艺的弊端，但很快又被迫转向‘表态’和‘批判’状态”。而《夜读偶记》正是茅盾“被迫转向‘表态’和‘批判’状态的表现。就政治话语环境来看，《夜读偶记》的直接写作原因是为了参与当时人们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讨论。截至茅盾写作《夜读偶记》之时，国内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的论争，“已经远远超出了学术的范围，而触及到了时代政治的敏感问题”。而作为新中国当时的文化部部长，茅盾意识到论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也意识到自己已经到了不得不站出来表态的地步。因此，迫于政治压力，代表官方进行表态的茅盾自然也就必须站在马克思文艺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立场。此外，就茅盾个人来讲，从他文艺思想的形成过程及1959年出版的《鼓吹集》后记可以看出，虽然作为文艺大家的他有着深厚的文艺理论素养，但无论是出于对社会主义抱有的特殊感情，还是为了明哲保身，茅盾在文艺思想上一直都在努力践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所以，《夜读偶记》中所阐述的文艺观点，既是茅盾迫于政治压力的产物，同时又是自己趋向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文艺思想使然。
为了迎合新中国政治文艺政策的考虑，在《夜读偶记》中，茅盾不得不将复杂的文艺发展情况以某一种文艺理论作为先验指导和唯一标准进行了阐释。而由于对中外古今文艺理论都有所涉猎，茅盾有着对文艺创作的规律委实有着不同于主流思想的看法。因此，为了克服观点的片面化，在《夜读偶记》中，茅盾多次对自己所提出的观点做了修饰。但是，鉴于《夜读偶记》的偏激性主导论点早已确定，因此茅盾的过多解释不仅起不到修饰观点的正面效果，反而增强了文章的矛盾性。
茅盾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指导思想的热情拥护以及当时国家政治话语对《夜读偶记》造成了双重限制，它们与文艺发展规律和茅盾个人文艺思想之间的碰撞，不仅使《夜读偶记》成为一部具有矛盾性的文艺著作，而且使茅盾个人对文艺规律的坚守成为一种弱势存在，最终被淹没在主流批评话语之下。正如茅盾在文论结尾处的申明，无论是就观点还是论述过程来看，《夜读偶记》都算不上十分成功的文艺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