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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之初，清华园里，常能看到一些穿着很不考究的教授，骑着很破的自行车，穿行在通往各个教学楼的小路上。若干年后，其中的一些教授，因为疾病缠身，不得不转换到轮椅上，即便如此，他们仍旧手不释卷，钻研学术的劲头似乎也比以往更显急迫了。他们之中，就有清华大学电机系的奠基人章名涛。
时也匆匆，逝也匆匆！一晃多半个世纪过去了，曾经特别低调地生活，但却一辈子保持着高尚的治学精神和学术原则的章名涛先生，不仅为我国电机事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也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今天，再度提起这位一代师表，除了感慨其沉着、进取的人生态度，严谨、认真的治学精神，谦虚自律、合作奉献的个人学养，以及清正、高尚的人格魅力，更感叹老一辈顶尖人才与今人的精神落差。
“青年人首先要学‘为人’，然后才是学‘为学’”，是章名涛先生留给莘莘学子的质朴的嘱咐！“为学与为人”贯穿章名涛先生的一生，更是其一生的写照。如今，虽然这一教育理念已在学界享有广泛共识，被广为传播，但是真正能按此要求认真去做的却极为有限，能做到的更是凤毛麟角。这一现象绝对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和严谨治学，清正为人的老一辈科学家相比，现在的青年人遗失了什么？我们不妨通过再次缅怀前辈章名涛先生的人生历程与精神追求来一起感悟！
崇高理想造就不竭动力
和其他老一辈卓然有成的知识分子的求学经历大体一样。五四运动期间，受爱国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时年已考入圣约翰中学的章名涛，感受着“民主与科学”的新思潮，内心激情澎湃。他对当时一些思想家的论断深信不疑：欲振兴中华，必须普及教育，培养人才。
1924年，他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报考清华大学，遗憾的是未被录取，这对年仅17岁的章名涛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但挫折没有使他灰心，他发誓说：“现在当不上清华的学生，将来一定要当上清华的教授。”同年，章名涛就远涉重洋来到法国，后又转学英国纽加索大学攻读电机工程。
当时，章名涛年龄小，个子小，又是个中国人，因此常受到歧视。上课时，他总被安排坐在最后一排，这使他常常听不清老师的讲课。但他从不自怨自艾，反而更激发起要为中国人争气的决心。在英国的5年里，他惜时如金，几乎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学习上。上课听不清，他就在课后到图书馆自学，把老师在黑板上点到的习题一个一个做完。他读书量之大，范围之广是远远超出老师要求的。除老师指定的教材、参考书外，藏书丰富的图书馆成了他课余时间的主要去处。
经过几年的刻苦钻研，他在电机理论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27年，他以全班第一的成绩获工程科学学士学位。由于成绩优异，学校特发给他可到任何工厂工作的证明。毕业以后，章名涛到英国曼彻斯特茂伟电机制造厂实习，同时在曼彻斯特工业大学夜校学习。他一边实习，一边完成了有关长输电线上行波理论的科学论文，于1929年获硕士学位。同年秋，他又到林肯Ruston Hornsby柴油机厂实习，同时准备继续深造，攻读博士学位。不幸噩耗传来，父亲病重，使他不得不匆匆回国。
回国以后，章名涛一心想用自己学得的知识报效祖国，为国家培育科技人才，但现实的无奈却让他倍感无力，贫弱落后的旧中国，并没有给他一个可以施展抱负的舞台。直到1932年秋，时任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的顾毓琇先生向其发出邀请，章名涛预感自己多年来怀揣的教育救国梦终于要落地开花了。
应顾毓琇先生之邀，章名涛到清华大学与之共同筹建电机系，并被聘为教授。自此，他埋头教学，潜心钻研，把全部精力都用到了教育事业上。1934年，他和顾毓琇等同行一起，发起成立“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成为该会的第一批会员。然而，正当他的教育与科学事业快速发展之时，抗日战争爆发了。此后，几经辗转，虽然饱含着艰辛和困苦，但是都丝毫没有动摇他对于中国教育和科技事业的赤诚之心。
1948年9月，章名涛回到阔别已久的清华园。1949年春，章名涛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参加部分高级知识分子招待会。会上聆听了周恩来总理阐明的共产党的主张。他激动万分，回到学校逢人便说：“我向来的理想便是今日共产党所指出的道路”。1953年，他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北京市委员会委员，之后，连任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56年，他参加了周恩来总理主持的制定全国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工作，并担任电工学科规划方面的负责人。
凭借一腔爱国热情和振兴中华的伟大理想，章名涛先生克服了人生中的种种磨难，以顽强的毅力和极大的热情，为我国科学和教育事业的进步贡献出全部精力，甚至在重病缠身的暮年，他仍欢欣鼓舞地迎接科学的春天。
严谨治学堪称后世师表
作为一名教授，章名涛先生治学严谨受到学界公认。为了能够多给学生传授前沿知识，尽管生活清苦，章名涛先生还是会省下自己仅有的生活费买大量的书籍和杂志，美国出版的AIEE是当时电机界很权威的杂志，他几乎每期一篇不落的进行通读。每天，他除了教书，就是读书，连节假日、星期天也不例外，终日手不释卷。他还有夜读的习惯，每晚总要读书到深夜。正因为注重平时的积累，章名涛先生在教学上一直游刃有余，即便是对那些深奥难懂的“老虎课”，也能讲得深入浅出，让学生易于接受。章名涛先生先后教过电工原理、微分方程、直流电机、交流电机、电力传输、配电工程、发电厂、电磁测量、电机设计及制造、电机电磁场等十几门颇有分量的课程，在系内享有很高的声望。
由于读书多，能及时掌握国外电机发展的最新资料，章名涛先生在清华执教时，不但能系统地讲授电机方面的学术理论和最新研究成果，还把电机制造方面的先进技术引入我国电机工程界，把他认为最先进的、具有独到见解的、“内容为他书中之鲜见者”介绍给国内同行。有一段时间，他就曾集中介绍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德国西门子公司工程师M.Liwschitz等著述的有关电机设计、绝缘、结构等方面的书籍。 此外，为了能够在教学中努力做到理论联系实际，章名涛先生除重视理论教学外，还很重视培养学生的实际能力，他认为“只知原理，不会实际操作，不能成为真正的工程师”。因此，他在讲授完电机设计课程后，总要让学生实地去设计并参加制造出能用于生产的电机。1935年他指导黄眉（现清华大学电机系教授）的毕业设计，就是自己设计、自己参加制造电机，受到校方重视。
尽管一贯以严谨的学风著称，但是章名涛先生并不因循守旧，他的科学论文都力图有新的创见，用新的方法解释电机现象，进行理论分析。1937年，他著述的《单相感应电动机之理论及“张量”分析》一文，就是当时较有创见的一篇综述，受到了同行们的重视。1940年以后，其《单相同步电机的短路电流》、《三相发电机之瞬变电流》、《感应电动机与补偿变频机串联之特性及理论》等论文，也都有新的见解。在《三相发电机之瞬变电流》一文中，他首次采用Park方程进行计算，其结果较以前常用的近似计算方法更准确，打开了用Park方程解电机瞬变电流的新路子。
晚年的章名涛先生，尽管已预感到时间不多了，但是拖着重病的身子，坐在轮椅里却仍然不忘把国外的先进研究成果介绍给我国的科学工作者。《异步电机中谐波磁场的作用》（英文版）一书于1977年首次在国外问世，章名涛和电机教研组中年教师俞鑫昌副教授一起在1979年2月将其译成中文，全书300多页，近30万字。这本书是目前世界上有关这个领域的第一本专著，此书的中译本对电机工程技术从业人员和科学研究人员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翻译过程中，他们对全书众多公式都重新作了仔细的、严格的推导，改正了书中313处错误。其中70%都是原公式在推导过程中的错误。此外，对原著中表述含混和概念错误的地方，他们也都一一作了校订，并如实地把原错处列在译者注中，以便读者对照自行作出判断，由此足见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科学作风。这本书于1982年被评为机械工业出版社优秀图书二等奖。
甘为人梯倾心人才培养
章名涛先生为人清正，忠诚无私。在整个的教育与科学事业当中，他不仅将教书育人作为毕生追求，对于发展壮大我国电机人才队伍更是呕尽心力。
作为我国电机人才队伍中一支重要的力量，青年教师的成长一直是章名涛先生关注的重点之一。而对于青年教师的帮助扶持，他也总是不遗余力，倾注了满腔的热情。曾经，一些青年教师认为多听课就能提高教学水平，看到此情况，章名涛先生心急如焚，他直言不讳地批评说：“这是吞知识，而不是钻研学问”，只听课“不能培养自己独立工作的能力”。他主张，教师首先要把教材中自己还没有把握的部分，充分利用图书馆，大量翻阅参考书和杂志，然后再到实验室去进行实验，以培养“独立进行研究和学习的能力”。
为了锻造青年教师扎实的专业功底，章名涛先生主张青年教师从基本功训练做起。1961年，清华大学电机系举办了实验基本训练讲座，有250多位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参加。在开讲前，章名涛先生亲自动员，说明了培训的目的是加强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的基本训练，掌握进行实验的基本知识和实验方法。然后请有水平、有经验的教师主讲有关电工、电子各种仪器的性能和使用方法、数据处理、误差分析、如何写实验报告以及实验中的安全等问题。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不仅参加听课，而且按照严格的要求从头到尾做好两个实验，并在下一个学期实际指导学生，然后作出总结。这些讲座和大家的经验总结，以后逐步形成了电机系各实验室的实验规范和实验室守则。直到现在，这些规范和守则仍然在电机系的实验教学中起作用。
章名涛先生在清华大学电机系担任系主任前后近20年，为电机系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刚解放时，电机系只有电力和电讯两个组，根据国家工业建设的需要，他先后安排有培养前途的青年教师多人主攻新的学科方向，由此逐步发展了一些新的学科，并建立了新的教研组，不仅使电机系的专业学科配置逐步完善以适应我国电力工业发展的需要，也使得部分青年教师得以历练，并有机会快速成长起来。
1978年以后，章名涛感到科学的春天又来临了，当时虽然他已年逾七旬，而且病魔缠身，行动不能自如，但他还是想着要把自己的全部知识贡献出来。当时，许多中年教师学习英语的热情很高，他得知后主动提出为教师讲英语口语。从1979年开始到1982年，先后有十几名中年教师在他家中学习英语，虽然英语对他来说非常熟悉，但他每次上课前都认真备课，在他认真严格的要求下，这些教师的英语口语水平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章名涛先生在清华大学电机系执教几十年，把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了我国的高等教育和电机科学事业，为培养我国各类电机科技人才，发展科学教育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哲人已逝，言犹在耳
把自己的学识留给后人，为祖国的建设发出自己最后的光和热，是章名涛晚年的最大夙愿。为此，1978年以后，他和他的学生肖如鸿一起重新整理1965年其为研究生讲课的教材《电机的电磁场》。那时他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了，每天只能坐在轮椅上工作两小时，但他还是坚持用颤抖的手一个字一个字地修改文稿。他的夫人看到他累得满头大汗，右手抖得难以写出完整的字时，心疼地劝他休息。他说：“我的时间不多了，但我要干的事情还很多，如不能把我的知识留给后人，那将是我终生的憾事。”在他们的努力下，《电机的电磁场》这本近50万字的编著终于在他生前修改完毕，交付出版社。这本书内容丰富，其中还包含了章名涛本人及其指导下的研究生的有关研究成果。即使在计算机普遍使用的今天，书中提出的电机电磁场的各种解析法、变换法、模拟法和图解法等也还具有学习和使用的重要价值。这本书于1988年由机械工业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章名涛留给后人的最后贡献，也是国内高等学校讲授电机电磁场最早的一本教科书。只可惜未及看到此书的出版，1985年1月9日，章名涛先生就与世长辞了。
然而，“哲人已逝，言犹在耳”，章名涛先生对学子的谆谆教诲与朴素的精神追求，一直都在默默地影响着更多的人。1992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1951年毕业于清华电机系）在参加电机系60周年系庆时为电机系题写了“为学与为人”五个大字，并深情回忆了当年母校电机系主任章名涛先生讲过的一段话：你们来到清华既要学会怎样为学，更要学会怎样为人。青年人首先要学‘为人’，然后才是学‘为学’。为人不好，为学再好，也可能成为害群之马。学为人，首先是当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
朱镕基的赠言充分体现了清华大学广大师生对章名涛先生的深切怀念，同时更有对现实教育的反思与期待！
时也匆匆，逝也匆匆！一晃多半个世纪过去了，曾经特别低调地生活，但却一辈子保持着高尚的治学精神和学术原则的章名涛先生，不仅为我国电机事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也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今天，再度提起这位一代师表，除了感慨其沉着、进取的人生态度，严谨、认真的治学精神，谦虚自律、合作奉献的个人学养，以及清正、高尚的人格魅力，更感叹老一辈顶尖人才与今人的精神落差。
“青年人首先要学‘为人’，然后才是学‘为学’”，是章名涛先生留给莘莘学子的质朴的嘱咐！“为学与为人”贯穿章名涛先生的一生，更是其一生的写照。如今，虽然这一教育理念已在学界享有广泛共识，被广为传播，但是真正能按此要求认真去做的却极为有限，能做到的更是凤毛麟角。这一现象绝对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和严谨治学，清正为人的老一辈科学家相比，现在的青年人遗失了什么？我们不妨通过再次缅怀前辈章名涛先生的人生历程与精神追求来一起感悟！
崇高理想造就不竭动力
和其他老一辈卓然有成的知识分子的求学经历大体一样。五四运动期间，受爱国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时年已考入圣约翰中学的章名涛，感受着“民主与科学”的新思潮，内心激情澎湃。他对当时一些思想家的论断深信不疑：欲振兴中华，必须普及教育，培养人才。
1924年，他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报考清华大学，遗憾的是未被录取，这对年仅17岁的章名涛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但挫折没有使他灰心，他发誓说：“现在当不上清华的学生，将来一定要当上清华的教授。”同年，章名涛就远涉重洋来到法国，后又转学英国纽加索大学攻读电机工程。
当时，章名涛年龄小，个子小，又是个中国人，因此常受到歧视。上课时，他总被安排坐在最后一排，这使他常常听不清老师的讲课。但他从不自怨自艾，反而更激发起要为中国人争气的决心。在英国的5年里，他惜时如金，几乎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学习上。上课听不清，他就在课后到图书馆自学，把老师在黑板上点到的习题一个一个做完。他读书量之大，范围之广是远远超出老师要求的。除老师指定的教材、参考书外，藏书丰富的图书馆成了他课余时间的主要去处。
经过几年的刻苦钻研，他在电机理论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27年，他以全班第一的成绩获工程科学学士学位。由于成绩优异，学校特发给他可到任何工厂工作的证明。毕业以后，章名涛到英国曼彻斯特茂伟电机制造厂实习，同时在曼彻斯特工业大学夜校学习。他一边实习，一边完成了有关长输电线上行波理论的科学论文，于1929年获硕士学位。同年秋，他又到林肯Ruston Hornsby柴油机厂实习，同时准备继续深造，攻读博士学位。不幸噩耗传来，父亲病重，使他不得不匆匆回国。
回国以后，章名涛一心想用自己学得的知识报效祖国，为国家培育科技人才，但现实的无奈却让他倍感无力，贫弱落后的旧中国，并没有给他一个可以施展抱负的舞台。直到1932年秋，时任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的顾毓琇先生向其发出邀请，章名涛预感自己多年来怀揣的教育救国梦终于要落地开花了。
应顾毓琇先生之邀，章名涛到清华大学与之共同筹建电机系，并被聘为教授。自此，他埋头教学，潜心钻研，把全部精力都用到了教育事业上。1934年，他和顾毓琇等同行一起，发起成立“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成为该会的第一批会员。然而，正当他的教育与科学事业快速发展之时，抗日战争爆发了。此后，几经辗转，虽然饱含着艰辛和困苦，但是都丝毫没有动摇他对于中国教育和科技事业的赤诚之心。
1948年9月，章名涛回到阔别已久的清华园。1949年春，章名涛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参加部分高级知识分子招待会。会上聆听了周恩来总理阐明的共产党的主张。他激动万分，回到学校逢人便说：“我向来的理想便是今日共产党所指出的道路”。1953年，他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北京市委员会委员，之后，连任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56年，他参加了周恩来总理主持的制定全国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工作，并担任电工学科规划方面的负责人。
凭借一腔爱国热情和振兴中华的伟大理想，章名涛先生克服了人生中的种种磨难，以顽强的毅力和极大的热情，为我国科学和教育事业的进步贡献出全部精力，甚至在重病缠身的暮年，他仍欢欣鼓舞地迎接科学的春天。
严谨治学堪称后世师表
作为一名教授，章名涛先生治学严谨受到学界公认。为了能够多给学生传授前沿知识，尽管生活清苦，章名涛先生还是会省下自己仅有的生活费买大量的书籍和杂志，美国出版的AIEE是当时电机界很权威的杂志，他几乎每期一篇不落的进行通读。每天，他除了教书，就是读书，连节假日、星期天也不例外，终日手不释卷。他还有夜读的习惯，每晚总要读书到深夜。正因为注重平时的积累，章名涛先生在教学上一直游刃有余，即便是对那些深奥难懂的“老虎课”，也能讲得深入浅出，让学生易于接受。章名涛先生先后教过电工原理、微分方程、直流电机、交流电机、电力传输、配电工程、发电厂、电磁测量、电机设计及制造、电机电磁场等十几门颇有分量的课程，在系内享有很高的声望。
由于读书多，能及时掌握国外电机发展的最新资料，章名涛先生在清华执教时，不但能系统地讲授电机方面的学术理论和最新研究成果，还把电机制造方面的先进技术引入我国电机工程界，把他认为最先进的、具有独到见解的、“内容为他书中之鲜见者”介绍给国内同行。有一段时间，他就曾集中介绍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德国西门子公司工程师M.Liwschitz等著述的有关电机设计、绝缘、结构等方面的书籍。 此外，为了能够在教学中努力做到理论联系实际，章名涛先生除重视理论教学外，还很重视培养学生的实际能力，他认为“只知原理，不会实际操作，不能成为真正的工程师”。因此，他在讲授完电机设计课程后，总要让学生实地去设计并参加制造出能用于生产的电机。1935年他指导黄眉（现清华大学电机系教授）的毕业设计，就是自己设计、自己参加制造电机，受到校方重视。
尽管一贯以严谨的学风著称，但是章名涛先生并不因循守旧，他的科学论文都力图有新的创见，用新的方法解释电机现象，进行理论分析。1937年，他著述的《单相感应电动机之理论及“张量”分析》一文，就是当时较有创见的一篇综述，受到了同行们的重视。1940年以后，其《单相同步电机的短路电流》、《三相发电机之瞬变电流》、《感应电动机与补偿变频机串联之特性及理论》等论文，也都有新的见解。在《三相发电机之瞬变电流》一文中，他首次采用Park方程进行计算，其结果较以前常用的近似计算方法更准确，打开了用Park方程解电机瞬变电流的新路子。
晚年的章名涛先生，尽管已预感到时间不多了，但是拖着重病的身子，坐在轮椅里却仍然不忘把国外的先进研究成果介绍给我国的科学工作者。《异步电机中谐波磁场的作用》（英文版）一书于1977年首次在国外问世，章名涛和电机教研组中年教师俞鑫昌副教授一起在1979年2月将其译成中文，全书300多页，近30万字。这本书是目前世界上有关这个领域的第一本专著，此书的中译本对电机工程技术从业人员和科学研究人员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翻译过程中，他们对全书众多公式都重新作了仔细的、严格的推导，改正了书中313处错误。其中70%都是原公式在推导过程中的错误。此外，对原著中表述含混和概念错误的地方，他们也都一一作了校订，并如实地把原错处列在译者注中，以便读者对照自行作出判断，由此足见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科学作风。这本书于1982年被评为机械工业出版社优秀图书二等奖。
甘为人梯倾心人才培养
章名涛先生为人清正，忠诚无私。在整个的教育与科学事业当中，他不仅将教书育人作为毕生追求，对于发展壮大我国电机人才队伍更是呕尽心力。
作为我国电机人才队伍中一支重要的力量，青年教师的成长一直是章名涛先生关注的重点之一。而对于青年教师的帮助扶持，他也总是不遗余力，倾注了满腔的热情。曾经，一些青年教师认为多听课就能提高教学水平，看到此情况，章名涛先生心急如焚，他直言不讳地批评说：“这是吞知识，而不是钻研学问”，只听课“不能培养自己独立工作的能力”。他主张，教师首先要把教材中自己还没有把握的部分，充分利用图书馆，大量翻阅参考书和杂志，然后再到实验室去进行实验，以培养“独立进行研究和学习的能力”。
为了锻造青年教师扎实的专业功底，章名涛先生主张青年教师从基本功训练做起。1961年，清华大学电机系举办了实验基本训练讲座，有250多位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参加。在开讲前，章名涛先生亲自动员，说明了培训的目的是加强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的基本训练，掌握进行实验的基本知识和实验方法。然后请有水平、有经验的教师主讲有关电工、电子各种仪器的性能和使用方法、数据处理、误差分析、如何写实验报告以及实验中的安全等问题。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不仅参加听课，而且按照严格的要求从头到尾做好两个实验，并在下一个学期实际指导学生，然后作出总结。这些讲座和大家的经验总结，以后逐步形成了电机系各实验室的实验规范和实验室守则。直到现在，这些规范和守则仍然在电机系的实验教学中起作用。
章名涛先生在清华大学电机系担任系主任前后近20年，为电机系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刚解放时，电机系只有电力和电讯两个组，根据国家工业建设的需要，他先后安排有培养前途的青年教师多人主攻新的学科方向，由此逐步发展了一些新的学科，并建立了新的教研组，不仅使电机系的专业学科配置逐步完善以适应我国电力工业发展的需要，也使得部分青年教师得以历练，并有机会快速成长起来。
1978年以后，章名涛感到科学的春天又来临了，当时虽然他已年逾七旬，而且病魔缠身，行动不能自如，但他还是想着要把自己的全部知识贡献出来。当时，许多中年教师学习英语的热情很高，他得知后主动提出为教师讲英语口语。从1979年开始到1982年，先后有十几名中年教师在他家中学习英语，虽然英语对他来说非常熟悉，但他每次上课前都认真备课，在他认真严格的要求下，这些教师的英语口语水平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章名涛先生在清华大学电机系执教几十年，把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了我国的高等教育和电机科学事业，为培养我国各类电机科技人才，发展科学教育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哲人已逝，言犹在耳
把自己的学识留给后人，为祖国的建设发出自己最后的光和热，是章名涛晚年的最大夙愿。为此，1978年以后，他和他的学生肖如鸿一起重新整理1965年其为研究生讲课的教材《电机的电磁场》。那时他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了，每天只能坐在轮椅上工作两小时，但他还是坚持用颤抖的手一个字一个字地修改文稿。他的夫人看到他累得满头大汗，右手抖得难以写出完整的字时，心疼地劝他休息。他说：“我的时间不多了，但我要干的事情还很多，如不能把我的知识留给后人，那将是我终生的憾事。”在他们的努力下，《电机的电磁场》这本近50万字的编著终于在他生前修改完毕，交付出版社。这本书内容丰富，其中还包含了章名涛本人及其指导下的研究生的有关研究成果。即使在计算机普遍使用的今天，书中提出的电机电磁场的各种解析法、变换法、模拟法和图解法等也还具有学习和使用的重要价值。这本书于1988年由机械工业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章名涛留给后人的最后贡献，也是国内高等学校讲授电机电磁场最早的一本教科书。只可惜未及看到此书的出版，1985年1月9日，章名涛先生就与世长辞了。
然而，“哲人已逝，言犹在耳”，章名涛先生对学子的谆谆教诲与朴素的精神追求，一直都在默默地影响着更多的人。1992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1951年毕业于清华电机系）在参加电机系60周年系庆时为电机系题写了“为学与为人”五个大字，并深情回忆了当年母校电机系主任章名涛先生讲过的一段话：你们来到清华既要学会怎样为学，更要学会怎样为人。青年人首先要学‘为人’，然后才是学‘为学’。为人不好，为学再好，也可能成为害群之马。学为人，首先是当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
朱镕基的赠言充分体现了清华大学广大师生对章名涛先生的深切怀念，同时更有对现实教育的反思与期待！